至德之世

至德之世是古代思想家所推崇的一種理想社會。莊子最早提出“至德之世”並予典型描述。在莊子所推崇的“至德之世”里,人們“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財有餘而不知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社會富庶,生活安樂,人們無私無欲,不慕榮利;“不拘一世之利為已利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莊子·天地》),人們友好相處,無意追求以自己的行為去適合道德規範,都具有“忘懷於物”、“清淡寡慾”、“不計生死”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人們的生活非常美好,“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同上書,《馬蹄》) 雖然仍存在君臣、官民關係,但卻“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同上書,《天地》),即帝王就象生長在一棵樹杪之枝一樣,地位雖高,卻無所作為,人民毫無利己之心,象野鹿一樣自由自在到處遊蕩。莊子指出這樣的社會“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同上)“其化均”即處理一切事情都均平而無私心,“一”即“道”,莊子要求以“道”治天下,以“道”來體現一切,衡量一切,這個“道”就是自然無為和放任。漢初陸賈接受先秦道家的無為思想,也描繪了“至德之世”。在他推崇的“至德”社會裡,雖也有君臣、上下,尊卑之分,而且“上下有差”、“尊卑相承”,但這裡的君只是虛君,“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新語·無為》),官府也空若無人。

縱然有政府法律和軍隊,但並不“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 (同上書,《至德》) 來維持統治。在“至德”社會裡,一切都順其自然,自由和諧,“老者息於室,丁壯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 (同上),人們相互關懷照顧,里巷無爭訟,社會生活寧靜得“犬不夜吠,烏不夜鳴” (同上)。陸賈認為將“至德”社會的美好理想變成現實的關鍵,在於“據土子民,治國治眾者”能否做到“閉利門”,存“道德”,行“仁義”。他認為君子應“篤於義而薄於利”,“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對於“不義而富且貴”,應該有“於我如浮雲” (同上書,《本行》) 的態度。若人君果能做到存道義,行仁義,寡慾無為,順應自然,讓人民自由生息,則“至德之世”就可以實現。陸賈的社會思想對漢初制定無為而治的政策有一定影響,並為《淮南子》所繼承發展。漢以後推崇“至德之世”的思想家仍不乏其人。魏晉時嵇康“托好老莊”(《嵇康集·憂憤詩》),也描繪了他所理想的“至德之世”。在他理想的“至德”社會裡,也實行無為而治,沒有剝削壓迫,不存在“積學明經,以代稼穡” (同上書,《難自然好學論》) 的不勞而獲者,人們在精神上也不受禮律等各種社會規範的約束,依自然之情自由自在地生活。與這種美好社會相適應,嵇康還為“至德之世”塑造了一個“至人”形象——“宏達先生” (同上書,《卜疑》),作為與魏晉之際的現實社會的對立物。後宋元之際思想家鄧牧於元滅南宋後隱居於浙江餘杭大滌山,著《伯牙琴》,書中也表達了他對古初“至德之世”的嚮往。鄧牧認為“至德之世”存在於“生民之初”的遠古時代,在“至德”社會裡,不存在階級剝削壓迫,人人自食其力,各司其職。擔任公職的“君”“吏”與普通人民一樣過著簡樸的生活,沒有任何特權,他們“飯糲粱,啜藜蕾,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階三尺,茆茨不剪,宮室未美也”(《伯牙琴·君道》);其所以成為君主和官吏,完全是因為自身才幹出眾,被大家公推出來的。鄧牧在讚美古初“至德”理想社會的同時,對他所處的時代予以激烈的批判。他痛斥秦漢以後的歷代君主和大小官吏為“奪民食”、“竭民力”的盜賊虎狼,指出被壓迫人民的反抗鬥爭都是君主、官吏的殘酷剝削所造成的:“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 壯貌鹹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欲長治久安,得乎?” (同上)“夫奪其食,不得不怒。人之亂也,由奪其食; 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 (同上書,《吏道》)鄧牧及他以前的思想家所推崇的“至德”理想社會當然只是一種空想,但鄧牧以“至德之世”與其所批判的現實剝削制度相對立,把批判矛頭直指封建朝廷的君主和官吏,的確是很可貴的。後明末黃宗羲著 《原君》、《原臣》,一定程度上受到鄧牧《君道》、《吏道》的思想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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