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德之世是古代思想家所推崇的一種理想社會。莊子最早提出“至德之世”並予典型描述。在莊子所推崇的“至德之世”里，人們“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財有餘而不知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社會富庶，生活安樂，人們無私無欲，不慕榮利;“不拘一世之利為已利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莊子·天地》)，人們友好相處，無意追求以自己的行為去適合道德規範，都具有“忘懷於物”、“清淡寡慾”、“不計生死”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人們的生活非常美好，“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 (同上書，《馬蹄》) 雖然仍存在君臣、官民關係，但卻“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同上書，《天地》)，即帝王就象生長在一棵樹杪之枝一樣，地位雖高，卻無所作為，人民毫無利己之心，象野鹿一樣自由自在到處遊蕩。莊子指出這樣的社會“天地雖大，其化均也; 萬物雖多，其治一也。”(同上)“其化均”即處理一切事情都均平而無私心，“一”即“道”，莊子要求以“道”治天下，以“道”來體現一切，衡量一切，這個“道”就是自然無為和放任。漢初陸賈接受先秦道家的無為思想，也描繪了“至德之世”。在他推崇的“至德”社會裡，雖也有君臣、上下，尊卑之分，而且“上下有差”、“尊卑相承”，但這裡的君只是虛君，“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新語·無為》)，官府也空若無人。
縱然有政府法律和軍隊，但並不“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 (同上書，《至德》) 來維持統治。在“至德”社會裡，一切都順其自然，自由和諧，“老者息於室，丁壯者耕耘于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 (同上)，人們相互關懷照顧，里巷無爭訟，社會生活寧靜得“犬不夜吠，烏不夜鳴” (同上)。陸賈認為將“至德”社會的美好理想變成現實的關鍵，在於“據土子民，治國治眾者”能否做到“閉利門”，存“道德”，行“仁義”。他認為君子應“篤於義而薄於利”，“先道而後利，近德而遠色”，對於“不義而富且貴”，應該有“於我如浮雲” (同上書，《本行》) 的態度。若人君果能做到存道義，行仁義，寡慾無為，順應自然，讓人民自由生息，則“至德之世”就可以實現。陸賈的社會思想對漢初制定無為而治的政策有一定影響，並為《淮南子》所繼承發展。漢以後推崇“至德之世”的思想家仍不乏其人。魏晉時嵇康“托好老莊”(《嵇康集·憂憤詩》)，也描繪了他所理想的“至德之世”。在他理想的“至德”社會裡，也實行無為而治，沒有剝削壓迫，不存在“積學明經，以代稼穡” (同上書，《難自然好學論》) 的不勞而獲者，人們在精神上也不受禮律等各種社會規範的約束，依自然之情自由自在地生活。與這種美好社會相適應，嵇康還為“至德之世”塑造了一個“至人”形象——“宏達先生” (同上書，《卜疑》)，作為與魏晉之際的現實社會的對立物。後宋元之際思想家鄧牧於元滅南宋後隱居於浙江餘杭大滌山，著《伯牙琴》，書中也表達了他對古初“至德之世”的嚮往。鄧牧認為“至德之世”存在於“生民之初”的遠古時代，在“至德”社會裡，不存在階級剝削壓迫，人人自食其力，各司其職。擔任公職的“君”“吏”與普通人民一樣過著簡樸的生活，沒有任何特權，他們“飯糲粱，啜藜蕾，飲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備也;土階三尺，茆茨不剪，宮室未美也”(《伯牙琴·君道》);其所以成為君主和官吏，完全是因為自身才幹出眾，被大家公推出來的。鄧牧在讚美古初“至德”理想社會的同時，對他所處的時代予以激烈的批判。他痛斥秦漢以後的歷代君主和大小官吏為“奪民食”、“竭民力”的盜賊虎狼，指出被壓迫人民的反抗鬥爭都是君主、官吏的殘酷剝削所造成的：“彼所謂君者，非有四目兩喙，鱗頭而羽臂也; 壯貌鹹與人同，則夫人固可為也。今奪人之所好，聚人之所爭……欲長治久安，得乎?” (同上)“夫奪其食，不得不怒。人之亂也，由奪其食; 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號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奪之而使亂。” (同上書，《吏道》)鄧牧及他以前的思想家所推崇的“至德”理想社會當然只是一種空想，但鄧牧以“至德之世”與其所批判的現實剝削制度相對立，把批判矛頭直指封建朝廷的君主和官吏，的確是很可貴的。後明末黃宗羲著 《原君》、《原臣》，一定程度上受到鄧牧《君道》、《吏道》的思想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