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語·至德>

《新語·至德》　漢·陸賈所著　西漢初年的思想家中，影響較大的當數陸賈、賈誼、韓嬰和董仲舒。這些思想家是不同階段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展現了思想演變進程中的時代特點。從秦的法家專政到漢武帝以後儒家經學地位的確立，思想家們的貢獻就是從根本上轉變“治”的指導思想問題。“治術”對於思想體系的基本要求是有效地進行實用操作和實現制度化，漢代中期形成的新儒學達到了這一要求。這正是思想家努力探索的結果。在這批思想家中，陸賈是最早作出這種貢獻的。　陸賈是劉邦的早期追隨者之一，並在劉邦建立漢帝國的過程中一直伴隨著他。約生於公元前240年，死於公元前170年，楚國人。史載，西漢建立不久，陸賈在漢高祖面前“時時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向使秦已並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①]高祖是個聰明人，聽得出這句話的分量，便對陸賈說：“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占成敗之國。”[②]陸賈便作了“論為治之道”的12篇文章，每奏一篇，皆得劉邦稱許。這本書即為《新語》。　陸賈的仁義學說從檢討秦朝滅亡的原因展開。陸賈認為秦朝的失敗主要在於將“法治”運用到了極端，使老百姓“無所措手足”，由生怨而反抗。在他看來，法令只能誅惡，不能勸善。要真正使百姓順服，必須用仁，去感化。在《新語》的第一篇《道基》中，陸賈開首就指出：“傳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認為治理天下的“道術”是天、地、人三者相互結合而成的。天的作用是生，地的作用是養，人則以自己的作為承天統地，成就萬物。綜觀歷史上聖賢們的作為，”所以能統物通變，治情性，顯仁義也”[③]，使百姓變得溫文而順從，靠的就是仁義道德的教化。他接著又說：“夫人者，寬博浩大，恢廓密微，附遠寧近，懷來萬邦。故聖人懷仁仗義，分明纖微，忖度天地，危而不傾，佚而不亂者，仁義之所治也。”[④]自然萬物與人不同，自然方面的天地、神靈，幽閒清淨，只要盡情發揮自己的效能，無所作為卻能自然成功。人的最大特點是有所作為，古來聖人莫不如是，而人在認識上和行為上的作為靠的就是仁義。仁義的效用是無限的，它是支配自然和陰陽的根本屬性和力量，是動物生活和情感的根源，先聖的《詩》、《書》、《禮》、《易》、《樂》、《春秋》六經乃至君臣、親屬，一切神聖的東西，無不體現仁義精神，以仁義為最高原則。　陸賈洋洋12篇的恢弘之言，就是為了論證仁義是治國之本，歷史上的聖哲明王，堯、舜、周公，他們領導下的大治，都是實行仁義德化的結果。聖人在認識上有著超凡的能力，在事業上成就非常的功業，就在於他們道德高尚，能夠“懷仁仗義”。仁義是萬世不易之則，是治理國家最好的指導原則。但陸賈並不完全否定法的作用，他主張將法用作仁義的調劑和補充，為漢天下作長久計，君主的作為應該“尚寬舒以口其身，行身中和以致疏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不賞而勸，漸漬於道德，而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⑤]威德並施，行寬舒之政，就可以達到不治之治的效果。漢初，陸賈是第一個站出來總結秦亡的經驗教訓，明確主張革秦苛法，化為仁義之治的。　受黃老學說的影響，陸賈《新語》的各篇都帶有“無為”的色彩，認為“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于謹敬”[⑥]。陸賈的“清靜無為”主張和“至德之世”理想與老莊有著較大的不同。老莊道學立足於自然，否定道德文化和教育的作用，傾注於成敗、禍福、得失的研究；陸賈思想的根本點是創造和前進，實行仁義之治。　漢朝建立之初，面臨的是殘破不堪的局面，田地荒蕪，經濟凋敝，劫後餘生的百姓對秦政的苛刻記憶猶新。因此，當務之急是收拾人心，招撫流亡，撥亂反正，恢復經濟。陸賈提出的無為方針是：“握道而治，據德而行，席仁而坐，杖義而強，虛無寂寞，通動無量。故制事因短，而動益長，以圓制規，以矩立方。”說得更詳細一點，就是：“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於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徵。犬不夜吠，雞不夜鳴。舌老甘味於堂，丁男耕耘於野；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⑦]這裡所描繪的理想社會不是不要政府和官吏，也不是不要聽訟斷獄的法律制度，而是要求統治者對人民不要作過多的干涉，讓人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不致於激發民眾對統治者的反抗。這樣，政府官吏和法律制度的強制性也就會緩和。這是十分積極的治國之策，它不是放任自流，無所作為，是主張有一個不給民眾增加煩勞而能統治廣土眾民的國君，達到真正意義上“君子之為治”的境界。　瀰漫於漢初的黃老學說，有其寬容姑息、兼收並蓄的一面，但在政治法律方面，實質上仍然嚴酷和毫不放鬆地堅持對民眾實施控制和鎮壓的“法治”，它糾正和改變的是秦朝對法治的濫用，根本立場卻與秦統治者如出一轍。漢承秦制的主旨與精髓也就在其中。作為漢初政治家的陸賈無疑會受到黃老學說的影響，這是漢初其他政治家同樣不免的。但陸賈的思想並未被黃老的無為所左右，在他的觀念中，道家的無為已被儒家的道德仁義所消化，或者說，他用儒家的道德仁義抽換和修正了黃老學說消極的一面。陸賈的無為實是有為：“故無為者，乃有為者也。”[⑧]他建議統治者應多考慮民心的向背，減輕剝削，減輕刑罰。他說：“天地之性，萬物之類，懷德者眾歸之，恃刑者民畏之。歸之則充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遠也。”[⑨]要求統治者靠“德”去爭取民心，不要用刑罰去招致怨恨。可見，陸賈的政治公式很簡單：無為就是有為，有為的表現就是施行仁義。這一套說教，在表達黃老宗旨的同時，也傳達了後來登上政治舞台的儒家學說的治國意旨．　陸賈的政治法律觀是積極的，他的人生觀也是積極進取的：陸賈批評了當時頹廢的人生觀和出世求神的舉動，也排斥那些大談陰陽災異圖讖的方士儒生，說他們“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乖先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眾人之志”[⑩]，他提出“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⑪]，以積極有作為的行動努力救世。　陸賈思想的基礎是他的進步的社會歷史觀。陸賈繼承了苟子“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⑫]的觀點，他說：“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人道易也。”[⑬]這是說自然界的變化和存在，不受人事的決定，人事只能決定社會方面(人道)的變易。“世道衰失，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以取之也。”[⑭]社會的治亂不是什麼有意志的“天”決定的，而是由統治者的政治措施直接引起的。這種認識觀顯然是唯物主義的。陸賈的歷史觀又受到韓非歷史見解的影響，分古史為“先聖”、“中聖”、“後聖”三個吋期。先聖時期從伏羲作八卦開始：神農教民稼穡，黃帝建造房屋，后稷發展農業技術，禹決江河、平水土，奚仲造車、駕馬服牛，皋陶立獄制、設賞罰。中聖指的是文武、周公時期：“設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明父子之禮，君臣之義，使強不凌弱，眾不寡暴，棄貪鄙之心，興清潔之行。”[⑮]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統地，窮事察微，原情立本。以序人倫，纂修篇章，垂諸來世。”[⑯]此處值得注意的是，陸賈沒有祟古非今的迷信思想，也反對了神意決定歷史的宗教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順應時代要求制定政治法律制度的觀念，儘管這些觀點十分不完備。　陸賈的法律觀中，還包含要求建立國家高度統一的政治局面，所謂“權行於海內，化流於諸夏”，“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而諸侯靡”，“聖人執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概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這也是戰國以來地主階級長期追求的政治理想．　[①]《史記》卷97《酈生陸賈列傳》。　[②]《史記》卷97《酈生陸賈列傳》。　[③]《新語·道基第一》。　[④]《新語·道基第一》。　[⑤]《新語·無為第四》。　[⑥]《新語·無為第四》。　[⑦]《新語·至德第八》。　[⑧]《新語·無為第四》。　[⑨]《新語·至德第八》。　[⑩]《新語·懷慮第九》。　[⑪]《新語·思務第十二》。　[⑫]《荀子》卷11《天論第十七》。　[⑬]《新語·明誡第十一》。　[⑭]《新語·明誡第十一》。　[⑮]《新語·道基第一》。　[⑯]《新語·道基第一》。　（資料來源：《史學》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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