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名族出身
葉恭綽於
清朝光緒七年十月初三日(1881年11月24日)辰時出生在
北京城內米市胡同,其祖父
葉衍蘭當時在京官拜
軍機章京。葉恭綽籍貫廣東
廣州府番禺縣,其先祖葉夢得定居浙江
餘姚,故餘姚為祖籍。到
乾隆年間,葉恭綽的六世祖葉謙亨才入廣東為官,遂遷籍於番禺。因此,葉氏屬於“捕屬”人,即由外省落籍廣東者。因為這個緣故,後來葉恭綽遇到廣東人、浙江人、北京人,均稱“老鄉”。
葉恭綽是葉照主衍蘭的第三子葉佩琮與原配俞氏所生的第二個兒子。因為二哥葉佩瑲沒有後代,所以葉佩琮於光緒十七年(1891年)遵父命把虛歲十一歲的葉恭綽
出繼給葉佩瑲。
葉氏家學淵源深厚,時人稱“番禺人文之盛,素著東南,而潘氏、葉氏尤為
名族”。葉恭綽秉承家學淵源,薰習有自,少年時即向名師授業。當列強入侵,國難頻仍,少年葉恭綽便關心時務,“醉心”新學,志在“經世”,養成“未嘗一日廢書不讀,兼好採訪詢問”,探討問題的習慣,在中外史地方面,用功尤勤。至於詩詞、文章,則屬家傳,更是不在話下。
求學時期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白宙蘭屑葉恭綽應
童子試,作《鐵路賦》,為盛櫃戀試
張百熙所賞識,以第一名錄取為
府學生。
涉足交通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任湖北
方言學堂教員併兼上海《
時報》湖北訪員。還曾在南路高等國小任教。
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葉恭綽兼兩湖師範學堂之普通中學教員。同年捐官為
通判。是冬,清廷創設
郵傳部,任職郵傳部文案處,後任路政司科長、主事、
郎中等職,曾致力於從
比利時商人手中贖回
京漢鐵路路權。
宣統元年(1909年),升任郵傳部
承政廳副廳長、廳長。
宣統二年(1910年),升任鐵路總局提調,7月派往歐洲遊學兼任考查材料事務。
宣統三年(1911年)9月,任鐵路總局代局長。
辛亥革命時,任內閣議和處參議。
民國二年(1913年),仍任交通部路政局長,7月兼代次長。9月,被授予二等文虎章。
民國三年(1914年)6月,任交通地趨民部次長兼郵政總局局長,次年(1915年)6月,因涉嫌與
津浦鐵路舞弊案有關,被停職候傳四個月。同年12月,
袁世凱宣布改次年為洪憲元年,
復辟帝制,葉恭綽任大典籌備處會辦。
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葉恭綽去職。
民國六年(1917年)7月,
張勛復辟,
皖系的
段祺瑞組織討逆軍討張,任葉恭綽為討逆軍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負責籌集軍餉。復辟亂平,葉恭綽被任命為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長兼郵政總局局長。
民國七年(1918年)10月,認為
西原借款不應牽涉交通事業,遂辭去交通次長職。是年冬赴歐美、日本考察,翌年(1919年頸墊鍵)冬回國。
民國九年(1920年)初,任勸辦實業專使,8月任
靳雲鵬內閣交通總長。
葉恭綽為北洋政府時期深諳鐵路交通事業的人才、舊“
交通系”的重要成員之一。在交通總長任內,廢除中國海軍部與日本締結的無線電信條約,另與美國非德拉公司締結新約。
民國十年(1921年)3月,交通部將原北京郵電學校、交通傳習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
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合併,組建
交通大學。葉恭綽以交通總長兼校長,至5月辭校長兼職。同年12月,葉恭綽任
梁士詒內閣交通總長。梁內閣受
奉系的
張作霖支持,因赦免被通緝的皖系軍閥政客,極力抑制直系首領
吳佩孚,並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把
膠濟鐵路改為中日合辦,遭到
直系的
吳佩孚極力反對,引發
第一次直奉戰爭。最後,奉系失敗,葉恭綽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4月去職,被迫流亡日本。居
神戶期間,閱讀了不少的日文書籍。
南下北上
民國十二年(1923年)5月,葉恭綽前往廣州,
孫中山任其為大元帥府財政部長,又兼理
廣東財政廳廳長,未幾辭兼職。同年7月,因建設部長
林森未到任,由葉恭綽任建設部代部長,並為統一廣東財政委員。後任廣東國民政府鐵道部長。11月,受孫中山委派前往東北,與張作霖洽商討伐直系事宜。12月,任廣州大本營財政委員會委員。
民國十三年(1924年)4月,葉恭綽兼廣州政府鹽務督辦。8月,任中央銀行董事。9月,去財政部部長職。10月,去鹽務督辦兼職。同月,直系
曹錕垮台。11月,任北京段祺瑞臨時執政府交通總長。
民國十四年(1925年)9月,兼關稅會議特別委員會委員。11月,去交通總長職,閒居乘烏民於天津。
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張作霖為對抗北伐而組織的
安國軍政府成立,葉恭綽任財政討論會副會長,後任全國第一次美術展覽會評審員。
專心文藝
民國十七年(1928年),安國軍在與
北伐軍作戰中連連失利,張作霖在
皇姑屯事件中被日軍炸斃後,安國軍政府解體。
民國二十年(1931年)12月,
孫科任
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任命葉恭綽為鐵道部部長,翌年(1932年)1月去職。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任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國學館館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0月,倡建
上海市博物館。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2月,被聘為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委員會委員,並主筆撰寫《中國書畫學之概述》;又被選為
中國紅十字會監事。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在
香港發起組織中國文化協進會,並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葉恭綽發起編印《廣東文獻叢編》。
民國三十年(1941年),輯刊《廣東叢書》。12月下旬,香港淪陷,他移居
九龍。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10月,在日方監視下遷居上海,以詩畫自娛,閉門謝客,拒受偽職。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編輯刊印
梁鼎芬的《節庵遺詩續編》。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
抗日戰爭勝利,葉恭綽由上海到達廣州。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葉恭綽移居香港。
晚年時期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國成立後,葉恭綽於1950年由香港經廣州到達北京。
1953年,作為
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之一,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同年10月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54年任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參與制定《常用字分類簡化表》等;兼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北京中國畫院院長等職。曾任第二屆
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任中央國語普及工作委員會委員,參與制定《
漢語拼音方案》。
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停止全國政協常委職務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職務。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68年8月6日,葉恭綽病逝,終年87歲。
1979年,改正了1958年將他劃為右派的錯誤。1980年3月中國政協為他舉行
追悼會,平反昭雪。遵其遺囑,骨灰葬於南京中山陵東側
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在孫中山奉安
中山陵之前,由葉恭綽捐款修建,以志他對中山先生知遇之情)。
主要影響
教育
民國七年(1918年)至民國八年(1919年),葉恭綽先後遊歷了日本和歐美各國,考察了這些國家的文化教育及政治經濟狀況,認為“瞻彼外國
大學之功用,誠有足令人興奮者”。他認識到學校的任務一方面是培養人才,一方面要“精研學術”,“盡力致用”。只有把這兩方面緊密結合起來,才是“工業學府之天職”。他反對學非所用,主張學以致用。他認為“中國理論中之教育與職業不合,以後欲圖發展,非職業與教育充分相聯不生效力”,“中國教育往往與實用不符,前此學生於進取之途不無稍誤。今此種觀念雖已銷滅,但教授之法仍有不合於世界潮流及實際套用者”。
葉恭綽是一位
交通救國論者,但他對教育卻十分重視。葉恭綽認為“吾國欲生存發達,必有賴於下列諸條件,即統一完成,行政完整,軍備緊縮,教育普及,實業發達是也”,並進而指出“國家實力之展拓,以交通之發達為基,而一切事業之設施,尤以人才之適用為先著,是交通與教育二者,倚伏相同,關係至密”。“近年以來,我國交通事業迄無發展,深求其故,實由專門人才缺乏,不敷套用。而專門人才之所以缺乏,則實由現有各學校學制之不能統一。學制不能統一,即教授不能適應,而所造就之人才,仍不能適如實際上之需要”。他認為“似此情形,自非妥籌良策,改弦更張,不足以資整理而圖進步”。
因此,民國九年(1920年)8月,葉恭綽首次出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後,即以“交通要政,亟需專材”為由,著手改組部屬學校。交通部當時有部屬學校四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
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葉恭綽提出“以南洋為中堅”合併成一所學校,首次定名為
交通大學。唐山工業學校改為
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改為交通大學北京學校,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改為
交通大學上海學校(簡稱交大滬校)。
籌備改組初步規劃後,葉恭綽委派交通部次長
徐世章“籌辦交通大學事宜”,
沈琪、
陸夢熊、
凌鴻勛、
關賡麟等十四人幫同籌辦,並於民國十年(1921年)初組成交通大學籌備處開始辦公。2月,葉恭綽將呈報批准的交大籌備處所擬《交通大學大綱》予以公布,共14章38節。該大綱對定名、校址、經費、學制、學程、董事會、校長、主任和教職員之任用、校長和主任之責權、評議會、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事務處等分章逐節作了規定。《交通大學大綱》第6章還規定董事會董事的資格,交大籌備處據此推舉葉恭綽與
嚴修、
唐文治、陸夢熊、關賡麟、凌鴻勛等十七人為董事,組成交通大學董事會。董事會負責規定教育方針、核定學科與規章、籌劃經費、監督財政、推舉校長等,這既是學校領導體制上第一次實行董事會制,校長由董事會選舉產生,又是葉恭綽的“久遠之圖,宜免受政潮之影響”。3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董事會議上,選舉葉恭綽為校長。
葉恭綽長校之初,主張針對交通事業的需要,設定學科,培養人才。他為此精心籌備,曾與美國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暨法國巴黎大學均有接洽,擬雙方合作,改進中國之工程教育,並由雙方各出巨款,以為實行之準備。後來,這些打算及措施,均因政潮的影響及大學的重新改組而未能實行。
葉恭綽在辦學實踐中深深認識到:“我國實業之不發達,由於處境使然者半,由於自身缺乏能力者亦半。而實業學校之不能盡學術上之貢獻,為充分之援助,亦不無多少之關係。”“歐美各國實業之振興,多由國立及私立之研究局、試驗所及各學會之協助,故能新理層出,利用日宏,其重視研究之精神,幾引為工業學府之天職。環顧我國,瞠乎其後,則比較完善之大學,詎能放棄責任,自封故步。”所以在大學組成之初,他就有創設研究院的打算,把研究學術,服務於社會,看成是學校的重要任務之一。葉恭綽的這種培養人才與研究學術相結合的辦學思想,正是當時國外教育發展新趨向在國內教育界的反映,也是中國高等教育急需提高質量的內在要求。
葉恭綽長校期間,倡導交通救國,為交大的改組並校和排除各種困難,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並對學校辦學思想的轉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他教研結合的辦學思想指導下,學校對學科和課程設定作了調整和充實,仿照國外教育對學校學科及其內容進行了仔細厘定。設有經濟部、理工部、專門部及特別班,另設預科,為大學各科之預備。為了培養專門人才,在每一學科中,分設門類是這一時期學科設定的特點。他還加強理化基礎,提高課程程度。增加設計類課程,加大設計能力的培養訓練。課程設定愈趨完善,使學生負擔異常沉重,學生四年要專習四十餘門課程。同時因為科目過於繁雜,課程間的銜接與配合難以合理,影響了教學計畫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隨著葉恭綽教研結合辦學思想的初步確定,教學制度也開始相應發生了變化,教學環節與教學管理日趨完善,“求實學、務實業”的傳統進一步得到發展,形成了嚴格的教學管理及樸實的學風。在教學上以工程教育見長,保留、繼承和發展了本校的特色。這些為
上海交通大學在20世紀30年代發展成為近代理工科大學初步奠定了基礎。這段時期科學研究活動開始興起,師生共同開展學術研究,有的進行實驗測試,藉以輔助實業;有的編寫各類專著;有的撰文推廣科學技術;學術交流及學術演講活動也蓬勃開展,為中國高等學校進行科研工作開創了一個先例。
交通
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清廷創設郵傳部,調充文案處文案,從此之後,葉恭綽便與中國新興的交通建設事業結下了數十年的因緣。截至清亡,葉恭綽已經歷升為該部鐵路總局局長。民國建立,改設交通部,葉恭綽任路政司司長,繼任交通部次長、署交通總長、交通總長。從而成為北洋政府時代“
交通系”之主要骨幹。葉恭綽在北洋政壇浮沉期間,頗有一些事情值得稱述。
早在民國初年,葉恭綽為籌劃設立全國鐵路總公司,深切感到交通事業亟需蓄艾儲才,遂於民國六年創設各路
扶輪學校,兩年後更創立交通大學三校,民國九年設立各路
職工學校,廣延專門人才。同時,陸續選派優秀學生赴國外留學,從此奠定了近代中國交通教育的基礎。
至於收回鐵路路權,葉恭綽更是功不可沒。清末民初,全國各大
鐵路幹線多由外資所建成,當時收贖各路及借款締約,葉恭綽幾乎無役不從,侃侃折衝,焦唇殫慮。而歷年鐵路外交中的失策,葉恭綽補苴罅漏,為國家挽回了不少利權。尤其是民國九年乘機收回
中東鐵路主權一役,決勝運籌,充分展現了葉氏機警果決的辦事能力。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當即電令正在日本避禍的葉恭綽回國赴粵往助,委以財政部長之要職,不久兼署建設部長、兼任稅務督辦。雖然時間只有一年餘,葉恭綽就奉孫中山之命北返,以聯絡
張作霖、
段祺瑞,而消失於南方政壇,但因其曾任北洋政府要員,此舉便足令不明真相的時人咋舌。其實,孫中山在民國初年任全國鐵路督辦時,已對葉恭綽的“交通救國論”及其工作能力深所賞識,知道他與北洋政客並非一路,方才有此一舉,並不僅僅是因為兩人乃廣東同鄉之故。
文物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淪陷,他準備避難香港。臨行前,秘密將珍藏的7箱文物暫存在
公共租界英商美藝公司倉庫,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國29年,他的姨太太潘氏為侵吞財產,大興訟事,並向日本憲兵隊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訊息。葉恭綽聞訊,急電侄子
葉公超去上海主持訟事,並諄諄囑託:毛公鼎不得變賣,不得典押,決不能流出國土。毛公鼎終於沒被日軍掠去。後來此鼎為發國難財的商人所得,抗戰勝利後交“上海敵偽物資管理委員會”處理。上海市政府聘葉恭綽為毛公鼎保管委員會委員,並從軍統局領回撥交南京
中央博物院保存。
葉恭綽還將大批珍貴古籍和文物捐獻給圖書館、博物館。民國32年將地理類藏書等906種3245冊捐贈
上海合眾圖書館;珍藏的文物或捐贈,或出售,盡歸北京、上海、廣州、蘇州、成都等有關文化機構收藏。如《
鴨頭丸帖》歸
上海博物館,《楝亭夜話圖》歸
吉林省博物館。新中國成立後,他及家人曾於1960、1962和1971年先後三次將所藏書畫、
織繡、銘刻類文物20件捐獻故宮博物院。
藝術
葉恭綽除早年致力於交通事業外,生平於藝術、書畫、詩詞、文物鑑藏無不精通。他致力藝術運動五十餘年,至老不倦,是
中國現代書畫大師,20世紀著名文人、收藏家,重要的美術活動家和組織者。
書工楷、行、草,主張以出土
竹木簡及漢魏六朝石刻、寫經為宗。他用筆運腕,獨有心得,筆法雄強樸厚,妍媚動人,自成一家。人稱其書有褚之俊逸、顏之雄渾、趙之潤秀,譽為當代高手。
畫則竹梅松蘭,尤善畫竹,多取元人神韻,秀勁雋上,直抒胸臆。畫就輒題詩詞。全國性美術展覽及書、畫團體無不參加。
為弘揚傳統文化,他刻印了很多典籍,尤篤於師友風義,近代文壇名流如
文廷式、
羅癭公、潘蘭史、
曾習經等人的遺作,均系經他整理出版的。他的詩詞亦達到很高水平。
宗教
民國初年(1912年),
歐陽竟無繼楊仁山居士遺志,主持金陸刻經處,校勘刻印佛經。一九一八年,開始籌設“支那內學院”,苦於經費無著。到了一九二一年,始得葉恭綽聯絡
熊希齡、
梁啓超、
蔡元培等發起組織院董會,並由葉恭綽等聯名呈請北京政府,請予以撥款補助。葉恭綽並與
熊希齡、梁啓超等以彼等在北京政界之影響力,經北京的財政部與教育部會商,
咨文江蘇省政府,由江蘇財政廳撥出基金十萬元,補助內學院成立,並每月由國稅項下撥款一千元,作為經常費。由於有了這項經費來源,
支那內學院始向內務部、教育部備案,於一九二二年正式成立,開學授課。後來並開辦法相大學特科,使內學院成為佛學研究重鎮,追本溯原,葉恭綽等支持維護之功,實不可沒。
一九一八年初春,葉恭綽與在京佛教居士蒯若木、
蔣維喬、
江味農、
徐蔚如等發起講經會,推徐蔚如南下
寧波觀宗寺,迎
諦閒法師入京講經。諦閒三月進京,在
江西會館講《
圓覺經》,七月講經圓滿,葉恭綽以北方佛法不振,希望請諦閒留在北京辦一佛學院,培育弘法人才。諦閒以觀宗寺工程未了而辭謝,葉恭綽與蒯若木居士各致贈香儀一千
銀元,其他居士亦各有饋贈。諦閒以此款,把觀宗寺附設的佛學研究社改組為“觀宗學社”,自任主講,擴大招生名額,培育人才。後來,
觀宗學社人材蔚出,如
倓虛、
常惺、仁山、
寶靜、戒塵、妙真諸師,都畢業於觀宗學社,而弘法於中國各地。
一九三一年夏,葉恭綽與一位陳飛青居士,同在青島避暑,鑒於青島是一個國際性的都市,各種教會都有,唯獨沒有
佛教寺院。適有他的同鄉陳研卿、梁少廷二居士,想在青島成立一處念佛會,找到葉恭綽,希望他出面向地方政府要一塊土地。於是葉恭綽
約集諸位善信及青島地方上有力量的人士,在
交通大樓開籌備會,倡議修佛寺,他並當場首捐一萬元,在場人士也附和認捐。後來,葉恭綽在外埠又捐了一筆錢,並請青島市長鬍若愚撥了一塊公地,修佛寺的事就成了定居。葉恭綽並推薦早年曾隨從諦閒到北京的
倓虛法師,到青島負責佛寺的興建,這就是青島
湛山寺的起因。
一九三〇年,
朱子橋在西北放賑,於西安城內的
臥龍寺和開元寺,發現了宋版的《磧砂藏》,葉恭綽在上海,與滬上居士發起影印。其間克服種種阻礙,終於一九三五年,影印出宋版
藏經五百部,在版本文獻史上有極大的貢獻。葉恭綽一向重視
佛教經典文物的保存,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在北京即發起影印日本的《卍字續藏》。一九三二年,由於查訪西安發現的《磧砂藏》的
缺冊,在山西
趙城縣的
廣勝寺中,又發現金代的藏經,葉恭綽即與時在北平的周叔迦居士等共同發起,將金藏中有關
法相唯識的典籍六十四種,選出來影印,名之曰《
宋藏遺珍》。
葉恭綽在上海時,於上海
赫德路佛教淨業社的社址“
覺園”內,成立“
法寶圖書館”,專供佛教學者研究佛學,這亦是他重視佛學研究的功德。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葉恭綽由上海回到廣州居住。一九四八年,以時局動盪不安,遷居香港。他已年近七十,閉戶隱居,不見外客。在
青島住持
湛山寺的
倓虛老法師也到了香港,在國內時局的劇變下,許多
青年學僧也逃到香港避難,以人地生疏,食宿無著,有的被誘入基督教在
道風山設立的“宗教研究院”。倓虛有鑒於此,找到葉恭綽商酌,決定成立一所僧校以收容之。僧校成立,定名為“
華南佛學院”,葉恭綽與
王學仁、黃杰雲、樓望纘、林楞真諸居士擔任護法董事,支持佛學院的經費。
一九五〇年,葉恭綽經穗北上,任中國“政務院文化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三年六月,他也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大會,當選為佛協理事。
歷史評價
茅以升:“葉先生在教育、美術、文學、建築各方面,都有超人的造詣和獨特的創造。同時,偉大的人格更感化了不少的青年。”
啟功:“天骨開張,盈寸之字,有尋丈之勢。謂非出於異稟,不可得也。”
軼事典故
葉恭綽性格正直豪爽,胸懷寬厚博大。他原為前清重臣,又出任北洋政府之交通總長,後來竟追隨孫中山,主政重要部門,這在民國政治史上可算是不多見的奇事,這主要在於他服膺孫中山的
三民主義。當孫中山去世以後,葉恭綽撰寫輓聯道:“人道先生未死;我唯知己難忘。”後在中山陵旁修建了一座“
仰止亭”,以表達他對孫中山“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
早在20世紀20年代,葉恭綽的書畫藝術就已享譽海內,當時年輕一輩如
徐志摩等,都曾以索得他的字畫為快。他也能作得一手好詩詞。對於葉恭綽的名望,毛澤東早有所聞。葉恭綽知道毛澤東喜愛舊體詩詞,1952年初,曾寫信並附
薩鎮冰的一首詩給他,不久又寄了自己所作的詞二首。同年5月,他又與
柳亞子、
李濟深和
章士釗聯名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保全並修葺
北京城內明代名將
袁崇煥的祠和墓。毛澤東接信後,立刻把此信轉給當時的北京市市長
彭真,並在信上批示道:“請彭真同志查明處理。我意如無大礙,袁崇煥祠墓應予保存。”然後,過了約十天,毛澤東又給葉恭綽寫了一封回信,說明此事已轉告彭真,叫他們以後有關此事的問題,可與彭真直接聯繫,全信如下:
譽虎先生:
數月前接讀惠書,並附薩鎮冰先生所作詩一首,不久又接讀大作二首,均極感謝。薩先生現已作古,其所作詩已成紀念品,茲付還,請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來信,說明末愛國領袖人物袁崇煥先生祠廟事,已告彭真市長,如無大礙,應予保存。此事嗣後請與彭市長接洽為荷。順致敬意
毛澤東
五月二十五日
雖然到了最後,袁崇煥的祠、墓還是未能得到保護。但是,毛澤東卻讀到了薩鎮凍的詩與葉恭綽的詞。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70歲生日時,葉恭綽又有幸與毛澤東會面交談。當時毛澤東只辦了兩桌酒飯,除了自己的親屬之外,外人只請了四個,他們是:葉恭綽、章士釗、
程潛和
王季范。葉恭綽當時已是82歲高齡,依然興致勃勃地赴了宴。
人際關係
關係 | 姓名及生卒年 | 簡介 |
---|
| | 宋徽宗時曾任 龍圖閣直學士,南渡之後隱居於浙江湖州,其後人又遷居餘姚。 |
| | |
| | |
| | 字蓮裳,號夢禪居士。清中葉的著名詞家,著有《花影吹笙詞》《小仙遊詞》《斜月杏花屋詩》。 |
| | 字南雪,號蘭台。鹹豐六年(1856年)進士,官至雲南司郎中、軍機章京。晚年致仕回粵,主講於廣州 越華書院。與沈世良、汪琮並稱晚清廣東三大詞家,在金石、書法、繪畫方面亦有很高修養。有《秋夢庵詞》《海雲閣詩》傳世。 |
| | |
| | 安徽徽州府婺源縣(今屬江西)人,刑部湖廣司廣西司主事俞政之女。葉佩琮的原配。 |
| | 葉衍蘭次子。字雲坡,號仲鸞。光緒十四年(1888年)舉人,曾參與整治黃河,後在江西任知府。 |
| | |
| | |
| | |
註:葉佩鹼的妾室簡氏和江氏先後生育了六個孩子,除葉恭徽外,葉恭綽還有五位庶妹。 |
(表格參考資料)
主要作品
葉恭綽著作甚豐,主要有《遐庵詩》、《遐庵詞》、《
遐庵談藝錄》、《遐庵匯稿》、《序跋一輯》、《交通救國論》、《歷代藏經考略》、《梁代陵墓考》、《矩園餘墨》、《葉恭綽書畫選集》、《葉恭綽畫集》、《太平洋會議前後中國外交內幕及其與梁士詒之關係》(葉恭綽口述,俞誠之筆錄)等。另編有《
全清詞鈔》《五代十國文》《
廣篋中詞》《
清代學者像傳合集》《廣東叢書》等。
宣統元年(1909年),升任郵傳部
承政廳副廳長、廳長。
宣統二年(1910年),升任鐵路總局提調,7月派往歐洲遊學兼任考查材料事務。
宣統三年(1911年)9月,任鐵路總局代局長。
辛亥革命時,任內閣議和處參議。
民國二年(1913年),仍任交通部路政局長,7月兼代次長。9月,被授予二等文虎章。
民國三年(1914年)6月,任交通部次長兼郵政總局局長,次年(1915年)6月,因涉嫌與
津浦鐵路舞弊案有關,被停職候傳四個月。同年12月,
袁世凱宣布改次年為洪憲元年,
復辟帝制,葉恭綽任大典籌備處會辦。
民國五年(1916年),袁世凱復辟帝制失敗,葉恭綽去職。
民國六年(1917年)7月,
張勛復辟,
皖系的
段祺瑞組織討逆軍討張,任葉恭綽為討逆軍總司令部交通處處長,負責籌集軍餉。復辟亂平,葉恭綽被任命為北京政府交通部次長兼郵政總局局長。
民國七年(1918年)10月,認為
西原借款不應牽涉交通事業,遂辭去交通次長職。是年冬赴歐美、日本考察,翌年(1919年)冬回國。
民國九年(1920年)初,任勸辦實業專使,8月任
靳雲鵬內閣交通總長。
葉恭綽為北洋政府時期深諳鐵路交通事業的人才、舊“
交通系”的重要成員之一。在交通總長任內,廢除中國海軍部與日本締結的無線電信條約,另與美國非德拉公司締結新約。
民國十年(1921年)3月,交通部將原北京郵電學校、交通傳習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
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合併,組建
交通大學。葉恭綽以交通總長兼校長,至5月辭校長兼職。同年12月,葉恭綽任
梁士詒內閣交通總長。梁內閣受
奉系的
張作霖支持,因赦免被通緝的皖系軍閥政客,極力抑制直系首領
吳佩孚,並接受日本政府要求把
膠濟鐵路改為中日合辦,遭到
直系的
吳佩孚極力反對,引發
第一次直奉戰爭。最後,奉系失敗,葉恭綽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4月去職,被迫流亡日本。居
神戶期間,閱讀了不少的日文書籍。
南下北上
民國十二年(1923年)5月,葉恭綽前往廣州,
孫中山任其為大元帥府財政部長,又兼理
廣東財政廳廳長,未幾辭兼職。同年7月,因建設部長
林森未到任,由葉恭綽任建設部代部長,並為統一廣東財政委員。後任廣東國民政府鐵道部長。11月,受孫中山委派前往東北,與張作霖洽商討伐直系事宜。12月,任廣州大本營財政委員會委員。
民國十三年(1924年)4月,葉恭綽兼廣州政府鹽務督辦。8月,任中央銀行董事。9月,去財政部部長職。10月,去鹽務督辦兼職。同月,直系
曹錕垮台。11月,任北京段祺瑞臨時執政府交通總長。
民國十四年(1925年)9月,兼關稅會議特別委員會委員。11月,去交通總長職,閒居於天津。
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張作霖為對抗北伐而組織的
安國軍政府成立,葉恭綽任財政討論會副會長,後任全國第一次美術展覽會評審員。
專心文藝
民國十七年(1928年),安國軍在與
北伐軍作戰中連連失利,張作霖在
皇姑屯事件中被日軍炸斃後,安國軍政府解體。
民國二十年(1931年)12月,
孫科任
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長,任命葉恭綽為鐵道部部長,翌年(1932年)1月去職。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任中山文化教育館常務理事兼總幹事、國學館館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10月,倡建
上海市博物館。
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2月,被聘為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委員會委員,並主筆撰寫《中國書畫學之概述》;又被選為
中國紅十字會監事。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在
香港發起組織中國文化協進會,並主辦廣東文物展覽會。
民國二十九年(1940年),葉恭綽發起編印《廣東文獻叢編》。
民國三十年(1941年),輯刊《廣東叢書》。12月下旬,香港淪陷,他移居
九龍。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10月,在日方監視下遷居上海,以詩畫自娛,閉門謝客,拒受偽職。
民國三十三年(1944年),編輯刊印
梁鼎芬的《節庵遺詩續編》。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
抗日戰爭勝利,葉恭綽由上海到達廣州。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葉恭綽移居香港。
晚年時期
1949年10月1日
新中國成立後,葉恭綽於1950年由香港經廣州到達北京。
1953年,作為
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之一,任中國佛教協會理事。同年10月被選為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54年任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常務委員,參與制定《常用字分類簡化表》等;兼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北京中國畫院院長等職。曾任第二屆
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1956年,任中央國語普及工作委員會委員,參與制定《
漢語拼音方案》。
1958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停止全國政協常委職務和解聘代理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職務。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68年8月6日,葉恭綽病逝,終年87歲。
1979年,改正了1958年將他劃為右派的錯誤。1980年3月中國政協為他舉行
追悼會,平反昭雪。遵其遺囑,骨灰葬於南京中山陵東側
仰止亭旁(仰止亭是在孫中山奉安
中山陵之前,由葉恭綽捐款修建,以志他對中山先生知遇之情)。
主要影響
教育
民國七年(1918年)至民國八年(1919年),葉恭綽先後遊歷了日本和歐美各國,考察了這些國家的文化教育及政治經濟狀況,認為“瞻彼外國
大學之功用,誠有足令人興奮者”。他認識到學校的任務一方面是培養人才,一方面要“精研學術”,“盡力致用”。只有把這兩方面緊密結合起來,才是“工業學府之天職”。他反對學非所用,主張學以致用。他認為“中國理論中之教育與職業不合,以後欲圖發展,非職業與教育充分相聯不生效力”,“中國教育往往與實用不符,前此學生於進取之途不無稍誤。今此種觀念雖已銷滅,但教授之法仍有不合於世界潮流及實際套用者”。
葉恭綽是一位
交通救國論者,但他對教育卻十分重視。葉恭綽認為“吾國欲生存發達,必有賴於下列諸條件,即統一完成,行政完整,軍備緊縮,教育普及,實業發達是也”,並進而指出“國家實力之展拓,以交通之發達為基,而一切事業之設施,尤以人才之適用為先著,是交通與教育二者,倚伏相同,關係至密”。“近年以來,我國交通事業迄無發展,深求其故,實由專門人才缺乏,不敷套用。而專門人才之所以缺乏,則實由現有各學校學制之不能統一。學制不能統一,即教授不能適應,而所造就之人才,仍不能適如實際上之需要”。他認為“似此情形,自非妥籌良策,改弦更張,不足以資整理而圖進步”。
因此,民國九年(1920年)8月,葉恭綽首次出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後,即以“交通要政,亟需專材”為由,著手改組部屬學校。交通部當時有部屬學校四所:上海工業專門學校、
唐山工業專門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葉恭綽提出“以南洋為中堅”合併成一所學校,首次定名為
交通大學。唐山工業學校改為
交通大學唐山學校,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和北京郵電學校改為交通大學北京學校,上海工業專門學校改為
交通大學上海學校(簡稱交大滬校)。
籌備改組初步規劃後,葉恭綽委派交通部次長
徐世章“籌辦交通大學事宜”,
沈琪、
陸夢熊、
凌鴻勛、
關賡麟等十四人幫同籌辦,並於民國十年(1921年)初組成交通大學籌備處開始辦公。2月,葉恭綽將呈報批准的交大籌備處所擬《交通大學大綱》予以公布,共14章38節。該大綱對定名、校址、經費、學制、學程、董事會、校長、主任和教職員之任用、校長和主任之責權、評議會、行政會議、教務會議、事務處等分章逐節作了規定。《交通大學大綱》第6章還規定董事會董事的資格,交大籌備處據此推舉葉恭綽與
嚴修、
唐文治、陸夢熊、關賡麟、凌鴻勛等十七人為董事,組成交通大學董事會。董事會負責規定教育方針、核定學科與規章、籌劃經費、監督財政、推舉校長等,這既是學校領導體制上第一次實行董事會制,校長由董事會選舉產生,又是葉恭綽的“久遠之圖,宜免受政潮之影響”。3月9日,在北京召開的第一次董事會議上,選舉葉恭綽為校長。
葉恭綽長校之初,主張針對交通事業的需要,設定學科,培養人才。他為此精心籌備,曾與美國哈佛大學及麻省理工學院暨法國巴黎大學均有接洽,擬雙方合作,改進中國之工程教育,並由雙方各出巨款,以為實行之準備。後來,這些打算及措施,均因政潮的影響及大學的重新改組而未能實行。
葉恭綽在辦學實踐中深深認識到:“我國實業之不發達,由於處境使然者半,由於自身缺乏能力者亦半。而實業學校之不能盡學術上之貢獻,為充分之援助,亦不無多少之關係。”“歐美各國實業之振興,多由國立及私立之研究局、試驗所及各學會之協助,故能新理層出,利用日宏,其重視研究之精神,幾引為工業學府之天職。環顧我國,瞠乎其後,則比較完善之大學,詎能放棄責任,自封故步。”所以在大學組成之初,他就有創設研究院的打算,把研究學術,服務於社會,看成是學校的重要任務之一。葉恭綽的這種培養人才與研究學術相結合的辦學思想,正是當時國外教育發展新趨向在國內教育界的反映,也是中國高等教育急需提高質量的內在要求。
葉恭綽長校期間,倡導交通救國,為交大的改組並校和排除各種困難,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並對學校辦學思想的轉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他教研結合的辦學思想指導下,學校對學科和課程設定作了調整和充實,仿照國外教育對學校學科及其內容進行了仔細厘定。設有經濟部、理工部、專門部及特別班,另設預科,為大學各科之預備。為了培養專門人才,在每一學科中,分設門類是這一時期學科設定的特點。他還加強理化基礎,提高課程程度。增加設計類課程,加大設計能力的培養訓練。課程設定愈趨完善,使學生負擔異常沉重,學生四年要專習四十餘門課程。同時因為科目過於繁雜,課程間的銜接與配合難以合理,影響了教學計畫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隨著葉恭綽教研結合辦學思想的初步確定,教學制度也開始相應發生了變化,教學環節與教學管理日趨完善,“求實學、務實業”的傳統進一步得到發展,形成了嚴格的教學管理及樸實的學風。在教學上以工程教育見長,保留、繼承和發展了本校的特色。這些為
上海交通大學在20世紀30年代發展成為近代理工科大學初步奠定了基礎。這段時期科學研究活動開始興起,師生共同開展學術研究,有的進行實驗測試,藉以輔助實業;有的編寫各類專著;有的撰文推廣科學技術;學術交流及學術演講活動也蓬勃開展,為中國高等學校進行科研工作開創了一個先例。
交通
光緒三十三年(1906年),清廷創設郵傳部,調充文案處文案,從此之後,葉恭綽便與中國新興的交通建設事業結下了數十年的因緣。截至清亡,葉恭綽已經歷升為該部鐵路總局局長。民國建立,改設交通部,葉恭綽任路政司司長,繼任交通部次長、署交通總長、交通總長。從而成為北洋政府時代“
交通系”之主要骨幹。葉恭綽在北洋政壇浮沉期間,頗有一些事情值得稱述。
早在民國初年,葉恭綽為籌劃設立全國鐵路總公司,深切感到交通事業亟需蓄艾儲才,遂於民國六年創設各路
扶輪學校,兩年後更創立交通大學三校,民國九年設立各路
職工學校,廣延專門人才。同時,陸續選派優秀學生赴國外留學,從此奠定了近代中國交通教育的基礎。
至於收回鐵路路權,葉恭綽更是功不可沒。清末民初,全國各大
鐵路幹線多由外資所建成,當時收贖各路及借款締約,葉恭綽幾乎無役不從,侃侃折衝,焦唇殫慮。而歷年鐵路外交中的失策,葉恭綽補苴罅漏,為國家挽回了不少利權。尤其是民國九年乘機收回
中東鐵路主權一役,決勝運籌,充分展現了葉氏機警果決的辦事能力。
1923年,孫中山在廣州成立海陸軍大元帥大本營,當即電令正在日本避禍的葉恭綽回國赴粵往助,委以財政部長之要職,不久兼署建設部長、兼任稅務督辦。雖然時間只有一年餘,葉恭綽就奉孫中山之命北返,以聯絡
張作霖、
段祺瑞,而消失於南方政壇,但因其曾任北洋政府要員,此舉便足令不明真相的時人咋舌。其實,孫中山在民國初年任全國鐵路督辦時,已對葉恭綽的“交通救國論”及其工作能力深所賞識,知道他與北洋政客並非一路,方才有此一舉,並不僅僅是因為兩人乃廣東同鄉之故。
文物
抗日戰爭爆發後,上海淪陷,他準備避難香港。臨行前,秘密將珍藏的7箱文物暫存在
公共租界英商美藝公司倉庫,其中一箱就是毛公鼎。民國29年,他的姨太太潘氏為侵吞財產,大興訟事,並向日本憲兵隊透露了毛公鼎藏在上海的訊息。葉恭綽聞訊,急電侄子
葉公超去上海主持訟事,並諄諄囑託:毛公鼎不得變賣,不得典押,決不能流出國土。毛公鼎終於沒被日軍掠去。後來此鼎為發國難財的商人所得,抗戰勝利後交“上海敵偽物資管理委員會”處理。上海市政府聘葉恭綽為毛公鼎保管委員會委員,並從軍統局領回撥交南京
中央博物院保存。
葉恭綽還將大批珍貴古籍和文物捐獻給圖書館、博物館。民國32年將地理類藏書等906種3245冊捐贈
上海合眾圖書館;珍藏的文物或捐贈,或出售,盡歸北京、上海、廣州、蘇州、成都等有關文化機構收藏。如《
鴨頭丸帖》歸
上海博物館,《楝亭夜話圖》歸
吉林省博物館。新中國成立後,他及家人曾於1960、1962和1971年先後三次將所藏書畫、
織繡、銘刻類文物20件捐獻故宮博物院。
藝術
葉恭綽除早年致力於交通事業外,生平於藝術、書畫、詩詞、文物鑑藏無不精通。他致力藝術運動五十餘年,至老不倦,是
中國現代書畫大師,20世紀著名文人、收藏家,重要的美術活動家和組織者。
書工楷、行、草,主張以出土
竹木簡及漢魏六朝石刻、寫經為宗。他用筆運腕,獨有心得,筆法雄強樸厚,妍媚動人,自成一家。人稱其書有褚之俊逸、顏之雄渾、趙之潤秀,譽為當代高手。
畫則竹梅松蘭,尤善畫竹,多取元人神韻,秀勁雋上,直抒胸臆。畫就輒題詩詞。全國性美術展覽及書、畫團體無不參加。
為弘揚傳統文化,他刻印了很多典籍,尤篤於師友風義,近代文壇名流如
文廷式、
羅癭公、潘蘭史、
曾習經等人的遺作,均系經他整理出版的。他的詩詞亦達到很高水平。
宗教
民國初年(1912年),
歐陽竟無繼楊仁山居士遺志,主持金陸刻經處,校勘刻印佛經。一九一八年,開始籌設“支那內學院”,苦於經費無著。到了一九二一年,始得葉恭綽聯絡
熊希齡、
梁啓超、
蔡元培等發起組織院董會,並由葉恭綽等聯名呈請北京政府,請予以撥款補助。葉恭綽並與
熊希齡、梁啓超等以彼等在北京政界之影響力,經北京的財政部與教育部會商,
咨文江蘇省政府,由江蘇財政廳撥出基金十萬元,補助內學院成立,並每月由國稅項下撥款一千元,作為經常費。由於有了這項經費來源,
支那內學院始向內務部、教育部備案,於一九二二年正式成立,開學授課。後來並開辦法相大學特科,使內學院成為佛學研究重鎮,追本溯原,葉恭綽等支持維護之功,實不可沒。
一九一八年初春,葉恭綽與在京佛教居士蒯若木、
蔣維喬、
江味農、
徐蔚如等發起講經會,推徐蔚如南下
寧波觀宗寺,迎
諦閒法師入京講經。諦閒三月進京,在
江西會館講《
圓覺經》,七月講經圓滿,葉恭綽以北方佛法不振,希望請諦閒留在北京辦一佛學院,培育弘法人才。諦閒以觀宗寺工程未了而辭謝,葉恭綽與蒯若木居士各致贈香儀一千
銀元,其他居士亦各有饋贈。諦閒以此款,把觀宗寺附設的佛學研究社改組為“觀宗學社”,自任主講,擴大招生名額,培育人才。後來,
觀宗學社人材蔚出,如
倓虛、
常惺、仁山、
寶靜、戒塵、妙真諸師,都畢業於觀宗學社,而弘法於中國各地。
一九三一年夏,葉恭綽與一位陳飛青居士,同在青島避暑,鑒於青島是一個國際性的都市,各種教會都有,唯獨沒有
佛教寺院。適有他的同鄉陳研卿、梁少廷二居士,想在青島成立一處念佛會,找到葉恭綽,希望他出面向地方政府要一塊土地。於是葉恭綽
約集諸位善信及青島地方上有力量的人士,在
交通大樓開籌備會,倡議修佛寺,他並當場首捐一萬元,在場人士也附和認捐。後來,葉恭綽在外埠又捐了一筆錢,並請青島市長鬍若愚撥了一塊公地,修佛寺的事就成了定居。葉恭綽並推薦早年曾隨從諦閒到北京的
倓虛法師,到青島負責佛寺的興建,這就是青島
湛山寺的起因。
一九三〇年,
朱子橋在西北放賑,於西安城內的
臥龍寺和開元寺,發現了宋版的《磧砂藏》,葉恭綽在上海,與滬上居士發起影印。其間克服種種阻礙,終於一九三五年,影印出宋版
藏經五百部,在版本文獻史上有極大的貢獻。葉恭綽一向重視
佛教經典文物的保存,早在一九二三年,他在北京即發起影印日本的《卍字續藏》。一九三二年,由於查訪西安發現的《磧砂藏》的
缺冊,在山西
趙城縣的
廣勝寺中,又發現金代的藏經,葉恭綽即與時在北平的周叔迦居士等共同發起,將金藏中有關
法相唯識的典籍六十四種,選出來影印,名之曰《
宋藏遺珍》。
葉恭綽在上海時,於上海
赫德路佛教淨業社的社址“
覺園”內,成立“
法寶圖書館”,專供佛教學者研究佛學,這亦是他重視佛學研究的功德。
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葉恭綽由上海回到廣州居住。一九四八年,以時局動盪不安,遷居香港。他已年近七十,閉戶隱居,不見外客。在
青島住持
湛山寺的
倓虛老法師也到了香港,在國內時局的劇變下,許多
青年學僧也逃到香港避難,以人地生疏,食宿無著,有的被誘入基督教在
道風山設立的“宗教研究院”。倓虛有鑒於此,找到葉恭綽商酌,決定成立一所僧校以收容之。僧校成立,定名為“
華南佛學院”,葉恭綽與
王學仁、黃杰雲、樓望纘、林楞真諸居士擔任護法董事,支持佛學院的經費。
一九五〇年,葉恭綽經穗北上,任中國“政務院文化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三年六月,他也參加了“中國佛教協會”的成立大會,當選為佛協理事。
歷史評價
茅以升:“葉先生在教育、美術、文學、建築各方面,都有超人的造詣和獨特的創造。同時,偉大的人格更感化了不少的青年。”
啟功:“天骨開張,盈寸之字,有尋丈之勢。謂非出於異稟,不可得也。”
軼事典故
葉恭綽性格正直豪爽,胸懷寬厚博大。他原為前清重臣,又出任北洋政府之交通總長,後來竟追隨孫中山,主政重要部門,這在民國政治史上可算是不多見的奇事,這主要在於他服膺孫中山的
三民主義。當孫中山去世以後,葉恭綽撰寫輓聯道:“人道先生未死;我唯知己難忘。”後在中山陵旁修建了一座“
仰止亭”,以表達他對孫中山“高山仰止”的敬仰之情。
早在20世紀20年代,葉恭綽的書畫藝術就已享譽海內,當時年輕一輩如
徐志摩等,都曾以索得他的字畫為快。他也能作得一手好詩詞。對於葉恭綽的名望,毛澤東早有所聞。葉恭綽知道毛澤東喜愛舊體詩詞,1952年初,曾寫信並附
薩鎮冰的一首詩給他,不久又寄了自己所作的詞二首。同年5月,他又與
柳亞子、
李濟深和
章士釗聯名寫信給毛澤東,要求保全並修葺
北京城內明代名將
袁崇煥的祠和墓。毛澤東接信後,立刻把此信轉給當時的北京市市長
彭真,並在信上批示道:“請彭真同志查明處理。我意如無大礙,袁崇煥祠墓應予保存。”然後,過了約十天,毛澤東又給葉恭綽寫了一封回信,說明此事已轉告彭真,叫他們以後有關此事的問題,可與彭真直接聯繫,全信如下:
譽虎先生:
數月前接讀惠書,並附薩鎮冰先生所作詩一首,不久又接讀大作二首,均極感謝。薩先生現已作古,其所作詩已成紀念品,茲付還,請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來信,說明末愛國領袖人物袁崇煥先生祠廟事,已告彭真市長,如無大礙,應予保存。此事嗣後請與彭市長接洽為荷。順致敬意
毛澤東
五月二十五日
雖然到了最後,袁崇煥的祠、墓還是未能得到保護。但是,毛澤東卻讀到了薩鎮凍的詩與葉恭綽的詞。
1962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70歲生日時,葉恭綽又有幸與毛澤東會面交談。當時毛澤東只辦了兩桌酒飯,除了自己的親屬之外,外人只請了四個,他們是:葉恭綽、章士釗、
程潛和
王季范。葉恭綽當時已是82歲高齡,依然興致勃勃地赴了宴。
人際關係
關係 | 姓名及生卒年 | 簡介 |
---|
| | 宋徽宗時曾任 龍圖閣直學士,南渡之後隱居於浙江湖州,其後人又遷居餘姚。 |
| | |
| | |
| | 字蓮裳,號夢禪居士。清中葉的著名詞家,著有《花影吹笙詞》《小仙遊詞》《斜月杏花屋詩》。 |
| | 字南雪,號蘭台。鹹豐六年(1856年)進士,官至雲南司郎中、軍機章京。晚年致仕回粵,主講於廣州 越華書院。與沈世良、汪琮並稱晚清廣東三大詞家,在金石、書法、繪畫方面亦有很高修養。有《秋夢庵詞》《海雲閣詩》傳世。 |
| | |
| | 安徽徽州府婺源縣(今屬江西)人,刑部湖廣司廣西司主事俞政之女。葉佩琮的原配。 |
| | 葉衍蘭次子。字雲坡,號仲鸞。光緒十四年(1888年)舉人,曾參與整治黃河,後在江西任知府。 |
| | |
| | |
| | |
註:葉佩鹼的妾室簡氏和江氏先後生育了六個孩子,除葉恭徽外,葉恭綽還有五位庶妹。 |
(表格參考資料)
主要作品
葉恭綽著作甚豐,主要有《遐庵詩》、《遐庵詞》、《
遐庵談藝錄》、《遐庵匯稿》、《序跋一輯》、《交通救國論》、《歷代藏經考略》、《梁代陵墓考》、《矩園餘墨》、《葉恭綽書畫選集》、《葉恭綽畫集》、《太平洋會議前後中國外交內幕及其與梁士詒之關係》(葉恭綽口述,俞誠之筆錄)等。另編有《
全清詞鈔》《五代十國文》《
廣篋中詞》《
清代學者像傳合集》《廣東叢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