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古代中央官制
- 起源時間：中國奴隸社會
- 發展：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秦，漢等）
歷史中央官制,奴隸社會,秦漢中央官制,唐宋中央官制,明朝中央官制,
歷史中央官制
奴隸社會
夏代時已有輔佐夏王的六卿。司空為六卿之首，后稷掌農業，司徒主教化，大理主刑獄，共工管營建百工，虞人掌山澤畜牧。此外，夏王朝已初步建立了掌管軍事、農事和賦稅徵收的機關。商代建立起以商王為中心的中央機構。輔佐商王的主要大臣為尹。其下有主管力役的司徒、主管工程的司空和主管刑獄的司寇。商代“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神權在政治生活中占重要作用，故掌祭祀、占卜和紀事的宗教事務官在當時最為顯要。西周中央機構有較大的發展。輔弼周王的為三公：太師、太傅、太保。三公下有“三事大夫”：掌地方民事行政的為常伯，又稱牧；掌官吏選任的為常任,又稱任人；掌政務的為準人,又稱準夫。政府行政事務官分為兩大系統：卿士寮和太史寮。卿士寮下有三個事務官:司徒、司馬和司空,分別掌管農事、役徒徵發和營建。太史寮是掌管曆法、祭祀、占卜和文化教育的行政部門。西周宗教事務官與商代相比，其地位有所下降。
春秋、戰國是社會變動時期，隨著封建化進程的推進，各諸侯國政府機構發生了重要變化。春秋時各國相繼出現了輔佐國君、處理政務的主要執政官。秦稱上卿、亞卿和大庶長,楚稱令尹,齊、晉、魯、鄭諸國稱相。儘管各國名稱各異，但其地位和職掌都相當於後來的“相”。中央機構日益完善。齊、魯、鄭、楚等國繼承西周官制，仍以司徒、司馬、司空及司寇為政府主要行政長官。其他重要事務官有：掌農田稅收的司田,掌財務的職計,掌山澤、田獵的虞人等。隨著諸侯國間交往增多，各國設行人，以主外交。史官太史的地位重要，其職責為“記大事，書盟首”。戰國初,隨著各國變法運動的進展,建立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體，成為此時中央官制的重要特徵。“百官之長”的相、丞相，已成為各國普遍設定的官職。由於歷史和傳統的原因，各國官制仍不劃一。齊國變化較大，相以下設五官：大田、大行、大諫、大理和大司馬。楚國自成一系，令尹是中央最高行政長官，上柱國、大司馬和大將軍是政府高級軍事長官。秦國沿三晉，又取東方諸國之長，形成一套獨特的官制，並為漢代所繼承，成為封建社會前期中央官制的基本框架。
秦漢中央官制
秦、漢建立了以皇帝為中心的三公九卿制。三公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掌行政、監察和軍事。九卿為中央政府各部門的主要行政長官：奉常為九卿之首，掌宗廟禮儀及文化教育；郎中令掌宮殿門戶守衛，為宿衛侍從長官；衛尉為宮門警衛之官；太僕掌皇帝車馬，兼掌全國馬政；廷尉為中央最高司法長官；典客掌民族事務及朝聘;宗正專管皇室親屬事務;治粟內史職責為徵收鹽鐵錢穀租稅和國家財政收支；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和官府手工業製造，以供應皇室。九卿之外，尚有掌京師治安的中尉，掌宮室、宗廟、陵寢等土木營建的將作少府及掌宣達皇后旨意與管理宮中事務的大長秋。秦漢九卿除衛尉、廷尉和治粟內史諸卿主要掌政府行政事務外，其餘諸卿職能主要為皇帝及皇室內廷服務。國事與君主家事不分,政務與宮廷事務混雜,是秦漢中央官制的特點之一。
漢武帝為加強皇權，削弱丞相權力,建立中朝制,即選用一批地位較低的內廷人員參與朝政。其中原屬少府，為皇帝掌管文書的尚書以及一些內廷人員，地位有較大提高。朝廷政務往往先與尚書、侍中、大將軍等近侍內廷“中朝”人員商議，然後告之以丞相為首的“外朝”官員。外朝官實際作用被削奪，地位下降，中朝官員受到重用。中朝制的建立既是皇權與相權矛盾的產物，也是內廷近臣權力膨脹的結果。漢成帝時，大司馬（武帝時由太尉改稱）、大司空（成帝時由御史大夫改稱）和丞相（哀帝時改稱大司徒）三公權力進一步削弱。尚書權力擴大，尚書令為主管，設五曹。東漢時尚書權力進一步擴大,尚書機構稱台，有令、僕射各1人，尚書6人，分掌三公、吏、民、客、二千石及中都官等六曹，分割或取代了九卿部分職權。東漢至魏晉，中央政務逐步由三公向三省轉移，行政事務漸由九卿向六部過渡。
魏晉中央官制
九品中正制，世家門閥弟子繼承，或推薦
唐宋中央官制
隋、唐時期專制集權中央政體趨於完備，建立起以皇帝為中心的三省六部制。“唐初，始合三省，中書主出命，門下主封駁，尚書主奉行”。三省長官具有宰相之職,形成三省分工明確,又相互牽制的機制。這是行政制度的重要變化。尚書省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中樞，下轄六部二十四司。尚書取聯合辦公制。都堂居省內中心，為政務活動中樞。尚書省長官左右僕射、左右丞，俱在此辦公，下設左右司，分掌六部。六部由六曹演變而來，以吏部為首，掌官吏選授、勛封及考課之政，下轄吏部、司封、司勛、考功四司；戶部掌人口、土地、錢穀及賦稅之政，下轄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四司；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下轄禮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兵部掌武選、地圖、車馬、甲械之政，下轄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司；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隸及按復讞禁之政，下轄刑部、都官、比部、司部四司;工部掌山澤、屯田、營建與工匠之政,下轄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隋、唐形成的尚書六部，無論從名稱、職掌許可權，還是組織建制，較之秦漢九卿都是一大進步。六部之外又有九寺五監，它由秦漢九卿演變而來。自魏晉六曹取代九卿部分職權後,九卿名稱雖存,但職責有了很大變化。南北朝改稱寺，正副長官稱卿、少卿。九寺中的太常寺僅掌祭祀、禮儀，科舉考試歸禮部；原掌宮殿守衛的光祿寺（由郎中令演變而來），專掌酒禮膳饈之事；衛尉寺專管武器和儀仗帳幕,不掌警衛;太僕寺掌一般馬政，不管皇帝車馬；廷尉改稱大理寺，掌審訊刑獄，司法行政歸刑部；鴻臚寺掌贊助禮儀，外族朝聘歸禮部；司農寺管倉儲之事，賦稅財政歸戶部；宗正寺職責未變；太府寺為新設，掌金帛府藏。五監為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和都水監，分掌學校教育以及國家和宮廷手工業製造，宮殿、城廊、官衙的修建等。九寺五監形式上獨立，實際上是與六部配合的辦事機構。
宋朝的中央機構在神宗元豐前後有很大的不同。元豐以前，雖仍有三省六部，但形同虛設。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真宰相之任，參知政事為副相，總揆行政；又設樞密院掌軍事，轉運使司、鐵鹽使司、度支使司等三司掌財政，這樣形成行政、軍事、財政三權分立的局面，宰相的權力大大削弱。六部的權力也被不斷增設的機構所侵奪。如吏部，權歸審官東院、流內銓、審官西院、三班院；戶部，權歸三司；禮部，權歸禮儀院；兵部，權歸樞密院；刑部，權歸審刑院，糾察在京刑獄司；工部，權歸三司修造案等。九寺五監中部分寺、監權力的轉移也有類似的情形。神宗元豐五年(1082)，實行中央官制改革，罷去三司及一切叢雜機構，基本恢復到唐代三省六部的格局。與唐代不同的是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事、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為宰相之任（後改稱左右丞相）；此外，樞密院職任得以保留。元朝中央行政制度變唐、宋的三省制為一省制──中書省，以中書省為最高政務機關，六部為其所屬。
明朝中央官制
明朝政府的中央官制，在洪武初年，仍沿襲漢唐舊制。後來隨著明太祖統治力量的逐步加強，才定出自己的一套新制度。據《明太祖實錄》卷239載，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六月，太祖御奉天殿，敕諭文武群臣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我朝罷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事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後嗣君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這套制度既不是復古也不完全是創新。然而，經過時間的演變，明中期的制度，與初期卻大有差別。
明清中央官制明清時期中國封建君主專制集權發展到極端。明初朱元璋對中央官製作了較大的調整。首先廢秦漢以來的宰相制為諮詢顧問並辦理日常公務的內閣制。監察方面改漢以來的御史台為都察院；軍事上改大都督府為五軍都督府。提高六部地位，直接向皇帝負責，並建立龐大的宦官機構及其控制下的廠衛特務組織。其中尤以廢丞相設內閣為政府體制調整的主要內容。內閣由翰林院學士組成，分首輔、次輔和群輔。其職責主要為“票擬”，即代擬詔書，批答奏摺。永樂以後，內閣學士漸參與政事，不僅諮詢顧問，且掌實權。內閣遂由明初的皇帝顧問秘書，變為全國行政中樞。
由滿洲貴族建立的清王朝，初由八旗旗主和議政王大臣會議共同議政。雍正年間，西北用兵頻繁，為及時商議軍務，設軍需房，後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始為臨時機構，後不僅取代議政王大臣會議，且權力擴大，成為由皇帝直接控制下處理全國軍政事務的中樞輔政部門。其特點為：辦事效率高、速度快和保密。清六部職權縮小，已不是行政管理中樞，不能對下直接發布政令。清代寺監僅存大理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和鴻臚寺。宗人府的地位則在六部之上。五監僅存國子監，其餘四監先後並歸工部。鴉片戰爭後，清廷為適應外國列強的侵略和維護封建政權的需要，進行官制改革和機構調整（見清末政治制度改革）。
三公三孤
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今黃髮危齒，尚令典煩劇，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治理，共寧邦家。其勛階爵祿並如故。
廢中書設內閣
明代初年，在中央設立中書省，有左右丞相總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事務。隨後，朱元璋又對中央統治機構進行了改革。當時中書省大權掌握在左丞相胡惟庸等人手中。他們作威作福，獨斷專橫，“生殺黜陟”，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執行。《明史·太祖紀》載，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朱元璋曾“命奏事毋關白（告知）中書省”。這顯然是裁抑中書省權力的一個措施。但胡惟庸等人卻不知收斂，反而變本加厲，組織黨羽，在外招集軍馬，並派人勾結倭寇，又向蒙古貴族殘餘勢力稱臣，請兵為外應，陰謀武裝政變。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殺掉了胡惟庸等人，並廢除中書省及丞相制，分中書省及丞相權力歸屬六部，相對提高六部職權和地位，由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負責，《明太祖實錄》卷129載：
洪武十三年春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誅，上諭文武百官曰：“朕自臨御以來，十有三年矣，中間圖任大臣，期於輔弼，以臻至治。故立中書省以總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統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紀綱。豈意奸臣竊持國柄，枉法誣賢，操不軌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結於眾舌，朋比逞於群邪，蠹害政治，謀危社稷……賴神發其奸，皆就殄滅。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 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置“四輔官”，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通紀》載：九月丙午，置四輔官，以耆儒王本、杜佑、襲斆為春官，杜斆、趙民望、吳源為夏官，秋、冬官缺，以本等攝之，位列都督之次。敕以協贊政事，均調四時。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
不久廢去四輔官，並於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仿宋代制度，設內閣於殿廷，以大學士擔任顧問兼秘書的職務。《昭代典則》說：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丙午，初置大學士，以禮部尚書劉仲質為華蓋殿大學士，檢討吳伯宗為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為文淵閣大學士，典籍吳沈為東閣大學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召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等為之，以輔導太子。
本來，內閣既非官署官，也非職官名。開始只是簡任文臣入直文淵閣，參與機務。這些人原官的品秩低，不兼部務，也無官屬，不能直接指揮行政，與東漢的尚書、唐代的翰林學士性質略同。久而久之，這些人逐漸升遷，並有了正式的辦事處所，大學士本身品秩只有五品，但其所遷任的官往往以至尚書、侍郎，或有加銜至於“三公”者。這樣，內閣的地位才逐漸提高。明成祖以後，大學士開始參預機務。《詞林典故》說：
永樂初，命編修等官，於文淵閣參預機務，謂之內閣，漸升大學士諸職。仁宗或加師、保及尚書、侍郎、卿，仍兼學士、大學士銜。自後因之，稱內閣大學士。凡大學士加三師，則為一品；加尚書，二品；侍郎，三品；若未加升而只系大學士者，則仍正五品。
仁宗以後，閣臣之權加重，至世宗嘉靖年間（公元1522-1566年），改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大學士的班次列在六部尚書之上。這時，內閣就類似於唐代的中書門下省了。唐代中書門下省官員互稱閣老，明代大學士一般也稱閣老。內閣大學士雖然表面位尊而權重，但是獨立發揮其權力的機會卻甚少，因其內受制於宦官，外則用人之權集中於吏、兵兩部。《明史·職官志》說：
至世宗中葉，夏言、嚴嵩迭用事，遂赫然為真宰相，壓制六卿矣。然內閣之擬票，不得不取決於內監之批紅，而相權轉歸之寺人。於是朝廷之紀綱，賢士大夫之進退，悉顛倒於其手。 才由此可見，若以明代的內閣大學士具有宰相的權力，那是不恰當的。
六部
六部尚書、侍郎都是堂官，由皇帝直接領導，其中吏部尤為重要，因為官吏的除授都必須經過吏部。明朝的首任吏部尚書為滕毅，樊魯璞、汪河分任左、右侍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吏部分三個屬部，即總部，司勛部，考功部；十三年（公元1380年），增司封。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總部為選部。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改定文選、驗封、稽勛、考功四個清吏司。每司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一人。
首任戶部尚書為楊思義。劉誠、杭琪分任左、右侍郎。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戶部分設五科，即一科、二科、三科、四科、總科。每科設郎中、員外郎各2人，主事5人。十三年（公元1380年），分四個屬部，即總部、度支部、金部、倉部。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總部為民部，次年，又分四部為河南、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十二部，每部仍分民、度、金、倉四科。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改十二部為十二清吏司，各設郎中1人，員外郎1人，主事2人。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改北平司為北京司。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廢北京司，設雲南、貴州、交阯三個清吏司，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罷交阯司，定為十三司。戶部十三司，自明孝宗弘治以來，以公署不大，只留郎中1人治事。員外郎、主事只能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實際都只掛名。郎中一人無法管事，只好委任基層吏胥，以致弊端百出。至神宗萬曆時，王國光任戶部尚書，始令每司吏員盡入署治事，司中職業才得修舉。戶部另有一些直轄機構，如寶鈔提舉司、印鈔局、廣盈庫、軍儲倉等。
禮部首任尚書為錢用壬、侍郎為世家寶。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分四屬部，即總部、祠部、膳部、主客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定每屬部設郎中、員外郎、主事各1人。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總部為儀部。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改為儀制、祠祭、精膳、主客四個清吏司，另轄鑄印局，局設大使1人，副使2人。
兵部的首任尚書為陳亮，侍郎為朱珍。洪武六年，分三個屬部，即總部、駕部、職方部。洪武十三年再增庫部，二十二年改總部為司馬部。二十九年改為武選、職方、車駕、武庫四司。每司設郎中、員外郎各1人，主事2人。另轄會同館，大通關等機構，各設大使和副使。
刑部的首任尚書為周楨，侍郎為盛元輔，張仁。明太祖即位初期，用法太嚴，周楨任尚書時，始定律令，使吏士有法循守。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刑部分為四個屬部，即總部、比部、都官部、司門部。八年（公元1375年），增設四科，分屬於四部。部設郎中、員外郎各1人。總部、比部主事各4人，都官，司門主事各2人。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改總部為憲部，二十三年，分四部為河南、北平、山東、山西、陝西、浙江、江西、湖廣、廣東、廣西、四川，福建十二部。二十九年（公元1396年）改為十二清吏司，設郎中、員外郎各1人，主事2人，永樂十八年（公元1420年）除北平司，增置雲南、貴州、交阯三司。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革交阯司，遂定為十三個清吏司。
永樂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成祖遷都北京，改南京為留都。南京除了沒有皇帝之外，其他各種官僚機構的設定完全和北京一樣。南京所設立之六部稱“南六部”，雖同有一套職官，但多安置閒散退休或被排斥的官員，其職權遠不如北京六部。所以，南京各官自成一種勢力，與北京明爭暗鬥，兩京官員迭為消長，操縱朝局。這是明代的一種奇特現象。
都察院
明代初年，沿元舊制，設御史台，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五月罷御史台。十五年改置都察院。這個機構為明代所創設的，與前代御史台之制不甚相同。都察院設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僉都御史及浙江、江西、福建、四川、陝西、雲南、河南、廣西、廣東、山西、山東、湖廣、貴州等十三道監察御史共110人。都御史為台長，與六部平行，合稱七卿。都御史之職，據《明史·職官志二》說：
都御史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構黨，作威福亂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貪冒壞官紀者，劾。凡學術不正，上書陳言變亂成憲，希進用者，劾。遇期覲，考察，同吏部司賢否陟黜。大獄重囚會鞫於外朝，偕刑部、大理讞平之。其奉敕內地，拊循外地，各專其敕行事。可見明代都御史的權力很大，凡官吏之考察黜陟則會同吏部、重大刑獄則會同刑部與大理院。其他各官署則分屬十三道監察御史稽察。監察御史充任的職務，遠比前代繁重。據《明史·職官志二》所載： 在內兩京刷卷，巡視京營、監臨鄉、會試及武舉，巡視光祿，巡視倉場，巡視內庫、皇城、五城、輪值登聞鼓。在外巡按（北直隸二人，南直隸三人，宣大一人，遼東一人，甘肅一人，十三省各一人），清軍，提督學校（兩京各一人，萬曆末南京增設一人）。巡鹽（兩淮一人，兩浙一人，長蘆一人，河東一人），茶馬（陝西）、巡漕、巡關、儹運、印馬、屯田。師行則監軍紀功，各以其事專監察。而巡按則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吊刷案卷，有故出入者理辯之。
御史權重如此，所以選授也極慎重，自永樂八年（公元1410年）以後，規定御史必從進士及監生中有學識並通達治體者選任。《明會要·職官五》引《三編》載：
永樂七年（公元1409年），召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至，問其出身，皆由進士及監生，惟洪秉等四人由吏。帝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為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學識通達治體者。”黜秉等為序班。詔：“自今勿復用吏。”明年冬，申諭吏部，著為令。
御史之權既重，然處事若有差失，懲辦也極嚴厲。據《世法錄》記載，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五月，御史雷勵誤把良民判為徒罪。明太祖查獲其事，責之曰：“朝廷能使頑惡懾伏，良善得所者在法耳。少有偏重，民無所守。爾為御史，執法不平，何以激濁揚清，伸理冤枉？徒罪尚可改正，若死罪論決，可以再生乎？”並命法司論雷勵之罪，以示警戒。就連書寫失誤，也被認為不稱職而一例治罪。據《夢余錄》記載，宣德間，御史謝瑤在薦舉文牘上誤書被薦者姓氏，奏書上呈後，又自陳改正。宣宗謂吏部曰：“古人奏牘皆存敬慎，石慶書‘馬’字缺點，懼及死。今薦賢不知其姓，豈能知其才？輕率如此，豈稱御史之職？”便把謝瑤貶為交阯大蠻縣知縣。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宣宗又特諭都察院：“朝廷設風憲，所以重耳目之寄，嚴紀綱之任。近年以來，未盡得人，妄逞威福，是非倒置，風紀廢弛，令吏部：今後，初仕者不許銓除風憲。凡監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舉，務要開具實行，移咨吏部，審察不謬，然後奏除。其後有犯贓及不稱職，舉者同罪”。可見有明一代，對御史官的選授和督察是甚為嚴格的。
通政使司
元代有四方獻言詳定司，後又置通政院，其職掌不相同。明代於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三月，置察言司，以王文卿、原本兩人為司令，掌受四方章奏，旋罷。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七月，置通政司，設通政使1人，正三品；左、右通政各1人，正四品；謄黃右通政1人，正四品；左、右通議各1人，正五品。其屬官有經歷司經歷1人，正七品；知事1人，正八品。《明史·職官志二》載：
通政使掌受內外章疏、敷奏、封駁之事。凡四方陳情建言，申訴冤滯，或告不法等事，於底簿內謄寫訴告緣由，狀奏聞。凡天下臣民實封入遞，即於公廳啟視，節寫副本，然後奏聞。即五軍、六部、都察院等衙門，有事關機密重大者，其入奏仍用本司印信。凡諸司公文，勘合辨驗允當，編號注寫，公文用“日照之記”，勘合用“驗正之記”關防之。凡在外之題本、奏本，在京之奏本，並受之，於早朝匯而進之。有逕自封進者則參駁。午朝則引奏臣民之言事者，有機密則不時入奏。有違誤則籍而匯請。凡抄發，照駁諸司公移及勘合，訟牒，勾提件數，給繇人員，月終類奏，歲終通奏。凡議大政、大獄及會推文、武大臣，必參預。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以曾秉正為首任通政使，劉仁為左通政使。上任之時明太祖曉諭說：“政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忌避，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隱蔽，當引見者毋留難”。可見明太祖對這個機構是相當重視的。
通政使司是明代創設的，其職能似乎有類於南北朝的通事舍人、唐代的知匭使、宋代的閤門使及通進銀台司等機構之合併。在理論上是君主和臣下之間的一個聯繫機關，任何官署上奏事件都必須經由其手，所以居七卿之下的最高位次，有資格參預“廷推”。據《夢餘錄》記載，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雲“奏事使”。持此牌可以直入內府，守衛官不得阻攔，這給通政使奏事提供了方便，下情能及時上達。通政司出納王命，為朝廷之喉舌，其封奏皆自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倖免者。天順（公元1457-1464年）以後，其作用雖稍減弱，但也為權奸所警戒。據《明史·嚴嵩傳》載，嘉靖中，趙文華與嚴嵩結為父子，嚴嵩念“己過惡多，得私人在通政，劾疏至，可豫為計”。故以文華為通政使，及明中、晚期，通政司實際已被奸黨所控制，通達下情之意，蕩然無存了。清代君主直接受理奏章，通政使即變成閒曹，而其品秩卻依然如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