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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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中文讀音
biàn fǎ
釋義
語出：《商君書·更法》：“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 （明）劉基《半山寺》詩之二：“奸邪變法事多端，氣燄興妖膽自寒。”嚴復《救亡決論》：“天下理之最明而勢所必至者，如今日 中國 不變法則必亡是已。”
英語翻譯
1. [History] political reform
2. to initiate political reform; to revise the law
經典事例
李悝變法
主詞條：李悝變法
魏國的“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其“俗剛強，多豪傑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宗法制度下的經濟基礎在於宗法貴族對於土地所有權的掌有，“鹽鐵之饒”是井田制度破壞後的經濟活動，在土地私有出現後，才能有“侵奪”和“分”，所以“多豪傑侵奪”和“好分生”，則表示了魏國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恩禮”是貴族社會的倫理規範，“薄恩禮”正是宗法制度薄弱的現象。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戰國初年“當魏之方明立辟，從憲令（行）之時，有攻者必賞，有罪者必誅，強匡天下，威行四鄰”。
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他禮賢下士。用人唯賢，先後起用魏成子、翟璜、李悝為相，樂羊為將，吳起為西河郡守，受他尊重的還有卜子夏、田子方、段乾木等人。戰國時期的招賢養士之風，可以說是由魏文侯開始的。他的用士參政的作法，標誌著過去“任人唯親”的世卿制度被“任人唯賢”的官僚制度所代替。
魏之所以能“強匡天下，威行四鄰”，乃是因為李悝“務盡地力”和“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的結果。
李悝的“務盡地力”有兩項措施：一是重新劃分土地，正式承認土地私有，發展農業生產，從而鞏固地主階級政權的經濟基礎。他指出：在百里見方的範圍內有九萬頃土地，“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還有“六百萬畝”。如果農民“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斗）；不勤，則損亦如之”。一進一出，就要相差“粟百八十萬石”。土地私有，刺激了生產積極性，造成了兼併。所以《史記·平淮書》中說：“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並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土地私有的出現，也造成了貧富不均的情形。這主要是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商人對糧食操縱的必然結果。商人操縱糧食的方法是賤價向農民買入，高價賣給人民，因而造成“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由於農傷，所以農夫“常困”而“有不勸耕之心”。
李悝
李悝因此，李悝又實行了一種“平糴法”，就是“上熟，其收自四（四倍，收六百石），餘四百石；中熟自三（三倍，收四百五十石），餘三百石；下熟，自倍（收三百石），余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漢書·食貨志上》）。這個政策，除了鼓勵生產和保障農民利益外，其所具有的政治意義就是經濟上的國君集權。前雲的“仁義”和“推讓”是宗法制度的道德觀念，而李悝經濟政策的實施，就大大地打擊了宗法的道德觀念，所以司馬遷云：“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
李悝的《法經》，今雖不傳，但從《晉書·刑法志》中可以得知其內容分為《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和《具法》六篇。李悝“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因而把懲罰“盜”“賊”作為封建統治的首要任務，把《盜法》、《賊法》列為《法經》之首。李悝認為“盜賊須劾捕，故著《囚》（原誤作“網”）、《捕》二篇。”《雜法》包括懲罰“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六種違法行為的條文，規定了對於淫亂、賭博、盜竊官府印信、貪污賄賂以及僭越逾制和議論政府法令等的懲治辦法。《具法》是“以其律具其加減”，就是根據不同情況，對於犯法者加重或減刑的規定。李悝的《法經》內容中雖然也有針對統治階級內部的條文，但其主要部分在於鎮壓和防止農民的反抗鬥爭，是一部加強地主階級專政的法典。這部《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以上均見《晉書·刑法志》）；“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謂九章之律”；“魏因漢律，為一十八篇”，“晉命賈充等，增損漢魏律，為二十篇”；“宋、齊、梁及後魏，因而不改，愛至北齊……隋因北齊……唐因於隋，相承不改”（《唐律疏義·名例》）。由此可見，李悝的《法經》不但為後世法家提供了法典依據，而且又對後來的中國有深遠的影響。
此外，李悝又主張要禁“技巧之民”，他說：“雕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飢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他還主張“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實行“食有勞而祿有功”，所謂“淫民”，就是沒落的公族封君之後。這樣一來，也就廢除了舊的世卿世祿制，改為按功勞大小而分別授予職位和爵位，有利於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
在軍事上，李悝起用吳起，嚴格挑選兵士，“以武卒奮（師古曰：“奮，興起。”）”。這種“武卒”，乃是“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個，置戈其上，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我們知道，春秋時代，本無常備兵，至吳起設定後，需“中試”，並且有一定的待遇為“復其戶，利其田宅”，就使當時的戰鬥力有了提高，魏國在戰國初年也就成了一個最為富強的國家。
吳起變法
主詞條：吳起變法
吳起，衛國左氏（山東定陶西）人，“曾學於曾子，事魯君”。他是當時著名兵家，有兵書傳後。《韓非子·五蠹》說：“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便是其證。魯是儒家思想最盛的國家，吳起因受讒去魯。由魯至魏，時魏君文侯，吳起曾為魏國將兵，大敗秦師，後任西河守，抵禦秦、韓，甚為得力。他“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因此大得軍心。魏文侯死，武侯立，在“世變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的情況下，吳起又由魏入楚。在楚，吳起被任為“宛守”，防禦魏、韓。
吳起吳起為了整頓楚國官場歪風，還提出了“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和“破橫散從（縱），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的主張，要求大家能夠為“公”而忘“私”，“行義”而不計毀譽，一心為地主政權效力。
吳起的改革造成了深遠的影響。這時的楚國，在諸侯中逐漸強盛起來，“南平百越，北並陳、蔡、郤三晉，西伐秦”，成了南方的一個強國。吳起在變法過程中，曾遭到舊貴族的反對，貴人“皆甚苦之”，甚至連改變“兩版垣（用夾板填土築牆）”的簡陋建築方法，也被“見惡（怨）”《呂氏春秋·義賞》）。所以，進行改革僅一年，悼王死，舊貴族便攻殺吳起於悼王喪所。楚肅王即位後，按照楚國法律，“麗兵於王屍者，盡加重罪，逮三族”，結果“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舊貴族的勢力遭到了很大的削弱。
鄒忌改革
主詞條：鄒忌改革
公元前357年齊威王即位，雖然已離田和正式列為齊侯三十年，但是齊國仍處於內優外患的境地。鄒忌為相後，對於國君，“請謹毋離前”，“請謹事左右”；對於人民，“請謹自附於萬民”；對於臣下，“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請謹修法律而督奸吏”，執行了順從國君行事，選擇“君子”擔任官吏而防止“小人”混雜，修訂法律而監督清除奸吏的法家政策。
鄒忌推薦人才給齊威王，威王把他們都視為“寶”。齊威王二十四年，齊威王與魏惠王一起在郊外打獵時，魏惠王誇耀自己有“徑寸之珠”十枚，可“照車前後各十二乘”，所以是“寶”。但是，齊威王則說他的“寶”與魏惠王的寶不同，是幾個得力的大臣，他們是“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的檀子，“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的朌子，“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的黔夫，“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的種首，他們“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這都是鄒忌推行法家“謹擇君子”政策的結果。
齊威王時，為了整頓吏治，曾經獎勵了治下“田野群，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的即墨大夫，懲辦了治下“田野不辟，民貧苦”，卻賄賂國王左右使譽言日聞的阿大夫和欺騙國君的官吏，使齊國“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這又是鄒忌推行法家“謹修法律而督奸吏”政策的具體實施。同時，又由於鄒忌的進說，齊威王獎勵群臣吏民進諫：“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據載，“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還有人進諫，一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這段記載，難免有其誇大之處，但其提倡臣下進諫的作法，對於地主階級的政治改革是有好處的。
鄒忌
鄒忌齊威王時又用軍事家孫臏改革軍事，鼓勵人們習武，規定在戰爭中“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加強了軍事力量。由於齊威王進行了改革變法，實行君主集權和法治，齊國也逐漸強大起來。公元前353年，首敗魏國於桂陵，公元前343年，又大敗魏國於馬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
申不害變法
主詞條：申不害變法
關於申不害生平事跡記載不多，司馬遷把他放在《老子韓非列傳》中，只有六十九個字的敘述。申不害原是京（今河南滎陽南）人，出身比較微賤，韓昭侯時為韓相，十五年而卒。他是個講究“術”的法家，其理論“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可能是從黃老學派發展起來的。司馬遷說，申不害“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而《漢書·藝文志》著錄《申子》六篇，已亡佚。我們所能看到的只有別人引用的零章斷句，比較完整的有魏徵《群書治要》卷三十六所引的《大體篇》②。
申不害言“術”也講“法”，如云：“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主張“明法正義”，“任法而不任智”（《太平御覽》卷638引《申子》）。《韓非子·定法》中又說：“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生“法”者固然是韓昭侯，但相昭侯生“法”者，卻不能不說是申不害。只是“申不害不檀其法”，使得“故新（指法）相反，前後（指令）相悖（《韓非子·定法》）而已。申不害所說的“法”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法治的意思；所謂“術”，則是一種用以貫徹執行“法”的手段和方式。他在韓國曾努力把“法”的思想付諸實施，作為他治理韓國的準則，把“術”用到韓國推行政治改革，貫徹法治的實踐中去。
申不害認為：君主治國，務要集權，主張“明君使其巨並進輻湊”，不允許“一臣專君，群臣皆蔽”，要防止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聽，奪之政而專其令”，以致“弒君而取國”。因此，他主張要做到“君設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詳；君操其柄，臣事其常”（《申子·大體》）。
申不害在主張君主“設其本”、“治其要”、“操其柄”時，特彆強調“術”。他所說的“術”，就是韓非所說的“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群臣之能也”（《韓非子·定法》），主要是指任用、監督和考核臣下的方法。申不害主張“為人臣（君）者，操契以責其名”《申子·大體》），即君主委任官吏，要考察他們是否名副其實。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循名而責實”呢，在他看來，就是要靠“術”這個手段，也就是韓非所說的“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韓非子·難三》）。申不害主張要“去聽”、“去視”、“去智”（《呂氏春秋·任數》），就是裝著不聽、不著、不知，實際上卻可以聽到一切、看到一切、知道一切，這就可以作到“獨視”、“獨聽”、和“獨斷”。所以申不害說：“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下主”（《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為了更好地駕馭臣下，考核臣下，申不害還主張國君要“無為，而治就是要“藏於無事”，“示天下無為”（《申子·大體》）。他要國君平時不要讓臣下看出自己的欲望和弱點，使臣下猜不透國君的企圖，臣下也就不可能投國君之所好而弄虛做假，從而臣下就只好去盡力做好份內事，不能越職亂來。申不害所說的“治不逾官，雖知弗言”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臣下篡奪國君的大權。申不害講究的統治之“術”，雖然使國君可以用來駕馭臣下，但是大臣也可以用來爭權奪利，所以“申不害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奸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均見《韓非子·定法》）。司馬遷說：“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但是申不害的變法效果，遠不如魏、齊、秦等國，無怪乎韓國在三晉中，以至於戰國七雄中，始終處於弱下的地位。
商鞅變法
主詞條：商鞅變法
秦是一個文化比較落後的西方部落，曾“破西戎，有其地”，周幽王時，為犬戎所敗。平王東遷，秦國“救周有功，賜受、豐之地，列為諸侯”。其民“好稼穡、務本業”，“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其地“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可見，秦是一個受封歷史較短，沒有多大宗法勢力的農戰之國。公元前362年，秦獻公死，秦孝公即位。他憤於“諸侯卑秦，醜莫大焉”，遂下令“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衛鞅就在此時自衛入秦。
商鞅舌戰群臣（一）“令民為什伍”，實行連坐告奸之法，“使宗法的父子關係轉向一種純粹政治上的君臣關係。（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拆散家長制的大家庭，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使生產組織從家庭公社轉變為個體小生產，發展私有制。（三）為了削弱公族武力，使之集中於公室，以有“軍功”者，來取代“有親”者，廢除了以血緣為根據的“封建親戚”的原則和禁止反映氏族殘餘之“血親復仇”的私鬥。（四）為了重建社會階級，又規定“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五）為了推行變法，又斷然採取了“燔詩書而明法令”（《韓非子·和氏》）的措施。同時，又下令禁止私門請託，禁止遊宦之民。
商鞅的第一次變法，主要是為了加強對人民的統治，發展農業生產，削弱貴族特權，以行國君集權。這就引起了舊貴族的反抗，一時國都之內“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史記·商君列傳》），當時太子也違反了法令，商鞅嚴懲太子的師傅以做眾，從此無人敢公開反對。公元前352年，衛鞅因功由大庶長升為大良造，相當於中原各國相國兼將軍的官職。
公元前350年，商鞅又下第二次變法令。這是前次變法的繼續，著重於新制度的建設，其政策有：
（一）“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徹底革除殘留的戎狄舊習，加強封建統治。（二）“平斗桶權衡丈尺”（《史記·商君列傳》），由中央統一度量衡，結束春秋以來“公量”、“私量”的不同，便利了賦稅的徵收和商業的經營。（三）“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四）“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五）為了爭取中原，圖謀向東發展勢力，“築冀闕宮廷於鹹陽，秦自雍徙都之。”同時，為要仿效中原各國都城的規模，又“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
商鞅的第二次變法，從經濟上和政治上進一步剝奪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強化了秦國的統治力量。公元前340年，商鞅大破魏軍，生擒魏將公子昂，迫使魏國交還部分過去被掠奪的西河地。由於這個大功，商鞅受封於、商（今陝西商縣東南）十五邑。
秦國虎符
秦國虎符劉裕改革
劉裕從他掌權時起，到他代晉做了皇帝，曾對當時積弊已久的政治、經濟狀況有所整頓。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整頓吏治棗他當時罷掉或處死的官吏有許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親信、功臣中有“驕縱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嚴厲懲罰，甚之處死。
二、重用寒人棗東晉時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權一直掌握在王、謝、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選拔官吏，主要依據門第，所謂“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選出的官吏多是無才無識之輩。劉裕掌權後，下令改變這種狀況，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時的精神選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劉穆之、檀道濟、王鎮惡、趙倫之等。
宋武帝劉裕
宋武帝劉裕三、繼續實行“土斷”，抑制兼併棗劉裕於義熙九年（413年）再次實行“土斷”政策。義熙土斷，是第四次土斷。也是比較徹底的一次，它打擊了東晉豪強士族勢力，對維護東晉政府的兵役來源和租賦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劉裕亦於義熙九年（413年）將臨沂、湖熟原屬皇后所有，用來資助其化妝品開銷的田地分配給窮人。如此削奪了世族以及皇室的私產，用來資濟人民。即位為帝後更派大使巡行四方，舉善旌賢，訪問民間疾苦。
四、整頓賦役制度棗劉裕下令嚴禁地方官吏濫征租稅、徭役，規定租稅、徭役，都以現存戶口為準。凡是州、郡、縣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占據屯田、園地的，一律廢除。凡宮府需要的物資，“與民和市”，照價給錢，不得徵調。還減輕雜稅、徭役等。
五、加強中央集權，劉裕在建立南朝宋後亦削弱強藩，集權中央，於是限制了荊州州府置將和官吏數額，前者不可多於二千人，後者亦不可多於一萬人；另其他州府置將及官吏數亦不分別不得多於五百人及五千人。為防止權臣擁兵，他特別下詔命不得再別置軍府，宰相領揚州刺史的話可置一千兵。而凡大臣外任要職要需軍隊防衛，或要出兵討伐，一律配以朝廷軍隊，事情完結後軍隊都需交回朝廷。另劉裕為防外戚亂政，下令有幼主的話都委事宰相，不需太后臨朝。
六、輕徭薄賦，劉裕即位後，免去了一些苛捐雜稅，“蠲租布二年”，使百姓能多少減輕一些負擔。對於那些原來因戰爭需要被徵發的奴隸也一律放還。東晉末年，置官濫亂，給人民帶來沉重負擔，劉裕也能及時制止，規定“荊州府置將不得過二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
八、振興教育，劉裕雖然是行伍出身，卻能注重學校教育。他認為東晉末年以來，“戎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訓誘之風，將墜於地”。於是下詔要選備儒官，弘振國學。劉裕振興學校教育固然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的需要，但它在另一方面卻帶來了全社會注重學校教育，改善社會風氣的結果。
孝文帝改革
主詞條：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三、頒均田令。北魏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又頒行均田令，均給天下民田”，均田農民向政府交納租調等。
四、整頓吏治。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北魏政府頒布詔書，“始班俸祿”，“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一書中所說：“洛陽之漢化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時之代北六鎮保守胡化亦愈固，即反抗洛陽之漢化腐化力因隨之而益強”。孝文帝以一己之喜好，不顧鮮卑民族的族情和北魏人民的福澤利益，強行推動改革，終使北魏亡國滅種。
王安石變法
主詞條：王安石變法
北宋變法名相王安石（1021－1086），早年曾在揚州、鄞縣（今浙江寧波）、舒州（今安徽潛山）、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後來任江寧知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宰相，在嘉祐三年（1058）上萬言《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在宋神宗熙寧年間的8年內，圍繞富國強兵這一目標，變法立制，開始了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王安石變法”。其座右銘：“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非常有名。他被革命導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於富國強兵，藉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併、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遊手好閒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於人而不決定於天。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並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鬥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王安石
王安石
宋神宗張居正改革
主詞條：張居正改革
張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湖北 江陵人。是徐階的門生，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張居正得到大太監馮保的支持，取代了高拱，在明神宗萬曆年間，連續10年擔任內閣首輔（宰相）。挽救明朝統治的危機，他從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進行整頓，尤重於經濟的改革，企圖扭轉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
在內政方面，他首先整頓吏治，加強中央集權制。張居正創製了“考成法”，嚴格考察各級官吏貫徹朝廷詔旨情況，要求定期向內閣報告地方政事，提高內閣實權，罷免因循守舊、反對變革的頑固派官吏，選用並提拔支持變法的新生力量，為推行新法做了組織準備。並且整頓了郵傳和銓政，他的為政方針是：“尊主權，課吏職，行賞罰，一號令”和“強公室，杜私門。”
張居正
張居正在軍事上，為了防禦女真入寇邊關，張居正派戚繼光守薊門，李成梁鎮遼東，又在東起山海關，西至居庸關的長城上加修了“敵台”3000餘座。他還與韃靼俺達汗之間進行茶馬互市貿易，採取和平政策。從此，北方的邊防更加鞏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韃靼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使北方暫免於戰爭破壞，農業生產有所發展。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又以俺達汗為中介，代表明朝與西藏黃教首領達賴三世（索南堅錯）建立了通好和封貢關係。在廣東地方，先後任殷正茂和凌雲翼為兩廣軍備提督，先後領兵剿滅了廣東惠州府的藍一清、賴元爵，潮州府的林道乾、林鳳、諸良寶，瓊州府的李茂等叛亂分子，嶺表悉定。這對安定各地人民的生活和保障生產正常進行，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水利方面，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推薦、起用先前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治理黃河、淮河，併兼治運河。潘季馴在治河中貫串了“築堤束沙，以水攻沙”的原則，很快取得了預期的效果。萬曆七年二月，河工告成，河、淮分流。計費不足50萬兩，為工部節省資金24萬兩。徐州、淮安之間800餘里的長堤平等蜿蜒，河水安流其間。因而，“田廬皆盡已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黃河得到治理，漕船也可直達北京，“河上萬艘得捷於灌輸入大司農矣”。
在經濟上，整頓賦役制度、扭轉財政危機，這是張居正改革的重點。他認為賦稅的不均和欠額是土地隱沒不實的結果，所以要解決財政困難的問題，首要前提就是勘核各類土地，遂於萬曆八年十一月，下令清查全國土地。在清查土地的基礎上，張居正推行了一條鞭法，改善了國家的財政狀況。張居正的全面改革，旨在解決明朝兩百餘年發展中所積留下來的各種問題，以鞏固明朝政權。 改革不免觸動了相當數量的官僚、縉紳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很自然地遭遇到了保守派的強烈對抗。再者，歷史積弊太深、太頑，已是積重難返。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積勞成疾，迅即病死，反對派立即群起攻訐。張居正成了改革的犧牲品，家產被抄沒，家屬或死於非命。此後，某些改革的成果雖然保留下來，而大部分已經廢殆，就像一道光亮在明朝走向沉暮的歷程中一現而逝，並不能遏止衰落的步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