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戊戌政變
- 外文名：The 1898 coup
- 發生時間：1898年（清光緒二十四年）
- 政變結果：持續了百餘日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 詞性：名詞
- 涉及主要人物：慈禧太后、光緒帝、康有為、梁啓超
歷史背景,推行新政,政變過程,相關論文,一、戊戌七月的朝局與慈禧訓政的關係,二、楊崇伊上書的意義,三、康有為聯絡袁世凱的活動,戊戌政變記,基本介紹,具體內容,歷經書禁,
歷史背景
清德宗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是農曆甲午年，在這一年，經過明治維新和軍備擴充後的日本， 實力大增。再次燃起了侵略中國的野心。日本一貫奉行著豐臣秀吉的大陸政策，即先取朝鮮，進而進軍中國。在16世紀，豐臣秀吉統治日本時期，曾經有一個夢想，那就是要將朝鮮和中國納入日本版圖，他想要“泛舟西湖，終老杭州”。所以在他的晚年，一直對朝鮮作戰，直至他去世。明朝萬曆皇帝派兵前往朝鮮幫助朝鮮抵抗日本軍隊，最終，日軍未能得逞。但以後凡是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統治者都始終奉行這一政策。
由於日本進行了明治維新，國家實力迅速增強，同時他們的侵略野心也逐漸燃起了。到了1894年時，朝鮮是中國的附屬國，清政府在朝鮮也有駐兵。1894年9月15日，平壤戰役爆發，清軍與來犯日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但因為清軍最高統帥葉志超的貪生怕死，最終朝鮮被日本占領。此外，黃海大戰、遼東之戰、威海之戰等都以清政府的敗績而終，整個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日本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城下之盟。清政府沒有辦法，只好派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去日本馬關與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商談媾和事宜，最終，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推行新政
《馬關條約》的簽訂，使舉國震驚。許多有識之士在聲討“賣國賊”李鴻章的同時，也開始深刻地考慮中國的下一步該怎么走，才能避免亡國的悲劇。以康有為為首的改良派公車上書，請求光緒帝變法維新。光緒帝從1885年中法戰爭的失敗和最近的甲午之敗中認識到，清朝現有的制度已經腐朽不堪，再不變法恐怕真的有亡國滅族的危險，於是他在徵求了慈禧的意見後，決定實行變法。
政變過程
1898年9月初，直隸總督榮祿調兵聚集天津、長辛店。光緒帝想開懋勤殿並設顧問官，命譚嗣同擬旨，決定自己在9月13日這一天親自去頤和園請示慈禧。可到了13日這一天，眾臣都在等待皇帝的詔書，而詔書卻遲遲沒有下達，這更說明慈禧與光緒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9月14日，光緒帝召見楊銳，並賜予他衣帶詔，內容是“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康有為與譚嗣同等見到密詔後抱頭痛哭，可是光緒帝只是個傀儡皇帝，手中權力有限，所以康有為這些人干著急沒有辦法。
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當時朝中的所有將領之中，只有袁世凱曾長期駐兵朝鮮，知道國內外的形式，也主張變法，於是，譚嗣同以及其懇切的言辭密奏光緒，要拉攏袁世凱，給他一些恩惠，這樣一旦情況有變，袁世凱可能會是勤王保駕之臣。9月16日，光緒帝召見袁世凱，加封他侍郎之職，命其專辦練兵事務。17日再次召見了他。
9月18日這天夜裡，譚嗣同親自去袁世凱所居住的法華寺見他。一見面，譚嗣同開門見山地問：“以將看，皇上是怎樣的人？”袁世凱說：“皇上是曠代聖主”。譚嗣同又問：“天津閱兵的陰謀將軍可知道？”袁說：“是的，略有耳聞”。於是譚嗣同拿出了光緒皇帝的衣帶密詔給袁世凱看，並說：“現在可以救皇上的，只有你一人，你若想救皇上，那再好不過；如果你不打算救皇上，乾脆立刻就去頤和園告發我，讓禧太后砍我的頭！那樣的話，你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富貴！”說到這裡時，他還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脖子，以示自己的決心。袁世凱聽了，假惺惺地裝出一幅很生氣地樣子，提高了嗓門說：“足下把我袁某當成是什麼人啊！皇上不光是你一個人的皇上，而是我們共同的主子，我和足下都受到皇上莫大的恩德，要救皇上的，不只足下一個人！足下如果有什麼教誨，我願洗耳恭聽！”譚嗣同說：“榮祿的陰謀，都在這天津閱兵一行上，將軍與董、聶二人所統領的三支軍隊都要受榮祿的節制，他們就想要依仗兵力來行廢立之事。儘管這樣，董、聶二人根本不值一提，當今天下能算是厲害的只有將軍你，若那些奸賊真的發動變亂，將軍你以一支人馬力敵董、聶兩支軍隊，輔保皇上，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你指揮的軍隊若能成功，這可是不世之功啊！”袁世凱說：“倘若皇上能在閱兵之時跑入我的軍營，下達剷除逆賊的號令，那么我一定能像足下一乾正人君子一樣，就算豁出命來，也要保得皇上周全！”譚嗣同試探地問：“那榮祿對將軍你可是不薄啊，將軍會怎樣對待榮祿呢？”袁世凱笑而不答。袁世凱手下的一個幕僚對譚嗣同說：“榮祿老賊並非真心對我家大帥好。以前曾有大臣向皇上進言要給我家大帥增兵，可榮祿卻說：‘不能讓漢人掌握太大的兵權。’他的那些施恩於我家大帥的舉動，只是想籠絡住我家大帥而已。就像前年胡景桂參劾我們大帥的這件事，那姓胡的原本就是榮祿的手下。榮祿先讓他彈劾我們大帥，然後再查辦他給我們大帥昭雪，就是想向我家大帥施恩。他把胡景桂外放寧夏知府，可沒過多久，那姓胡的就升任遼寧夏道台，這就是榮祿老賊最陰險的地方，我們大帥難道會不知道嗎？”譚嗣同又說：“我們不能小看榮祿，他可是個能成就一番霸業的梟雄似的人物，要對付他只怕不那么容易。”袁世凱怒目而視：“只要皇上在我的軍營里，殺榮祿就像宰條狗一樣容易！”於是譚嗣同就把救光緒的計畫詳詳細細地和袁世凱說了一遍。袁世凱又說：“現在軍營里的槍枝彈藥都攥在榮祿老賊的手裡，而且軍營里各級將官有很多以前都是榮祿的手下，現在可是千鈞一髮的關頭。既然我們已經訂好了計策，我就得立刻趕回軍營去，把重要崗位的將官都換成自己人，另外，還得多儲藏一些槍枝彈藥才行。”於是又叮嚀了一番，譚嗣同才離開法華寺。到了20日，袁世凱再次受到皇帝召見，並且似乎也拿到了皇帝的密詔。
袁世凱趕回天津，連夜去見榮祿告密，把事情的始末全部都對榮祿講了。榮祿當即下令封鎖進京的重要道路，沒有他的命令不允許任何軍隊不準擅自進北京。榮祿還坐上專列連夜進京向慈禧太后告發。這天深夜，當慈禧知道這件事後，先是大驚失色，她做夢也不會想到，平日一貫唯唯諾諾的光緒皇帝膽敢這樣做。但是，作為一個經歷了幾十年宮廷鬥爭冰刀雪劍的慈禧太后，立刻採取了行動。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回到紫禁城，將光緒帝痛罵一番之後，把他囚禁在瀛台，自己重掌大權。與此同時，她下令關閉北京各城門，封鎖交通，出動3000軍士在全城搜捕維新派人士。梁啓超逃到日本使館，見到伊藤博文，請他照會上海領事館，搭救康有為。22到24日的三天時間裡，譚嗣同還策劃組織要救出光緒帝，可最後沒有成功。
光緒
光緒9月24日，梁啓超見到譚嗣同，勸他和自己一起去日本，譚嗣同不同意，梁啓超再三勸說，譚嗣同也不應允。譚嗣同對梁啓超說：“各國的變法，無不是經過流血犧牲而成功的，而在中國從沒聽說過有為變法維新而流血的，這大概就是我們失敗的原因吧。如果是這樣，我譚嗣同願意做為變法維新而流血犧牲的第一人！”第二天，譚嗣同被逮捕，在獄中，他在牆壁上題詩一首“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後面原句是“手擲歐刀仰天笑，留將功罪後人論”是梁啓超改的，借用的是一位叫苗沛霖的《秋宵獨坐》最後兩句“我自橫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誤窮經”)。”
9月28日，慈禧太后下詔，將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6人押赴菜市口開刀問斬，命軍機大臣剛毅監斬。這6人即後人所說的”戊戌六君子”。這天，觀斬的百姓達萬人之多，譚嗣同面不改色，從容就義，這一年他年僅33歲。清朝政府隨即又罷免數十名支持維新派的官員，除京師大學堂外，全部新政均被廢除，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相關論文
戊戌政變宣告了百日維新的結束，導致晚清政局發生重大轉折，是近代史上劃時代的歷史事件。一百多年來，學界的研究已有較大推進，特別是清宮檔案的大量使用，使得人們對政變發生的原委有了更準確的了解。（註：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利用清宮檔案研究戊戌政變的著作主要包括黃彰健：《戊戌變法史研究》（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54，1970年）；孔祥吉：《康有為變法奏議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1988年）；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三聯書店，2004年）。相關論文有房德鄰：《戊戌政變史實考辨》，收入胡繩武主編的《戊戌維新運動史論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克光：《戊戌變法史實考實》（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戊戌政變時間新證》（載《歷史教學》1987年第3期）等。） 當然，由於與政變相關的直接證據相當有限，而已披露的材料記載往往彼此矛盾，加之學者的解讀視角又各自有別，使得我們今天對政變內幕及有關細節的認識仍然存在相當的分歧。本文即是對戊戌政變有關問題的繼續思考和探討，不當之處，懇請學界同仁指正。
德宗
德宗一、戊戌七月的朝局與慈禧訓政的關係
儘管仍然存在一些分歧，總體上說，學術界已經認同戊戌八月初六日慈禧訓政並非偶發事件，與袁世凱告密沒有直接關係。（註：有關袁世凱與戊戌政變的關係，近年學術界的討論十分熱烈。相關論文可參見駱寶善：《袁世凱自首真相辨析》，《學術研究》1994年第2期； 趙立人：《袁世凱與戊戌政變關係辨析》，《廣東社會科學》1996年第2期； 戴逸：《戊戌年袁世凱告密真相及袁和維新派的關係》，《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駱寶善：《再論戊戌政變不起於袁世凱告密——兼與趙立人先生商榷》，《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房德鄰：《戊戌政變真相》，《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郭衛東：《再論戊戌政變中袁世凱的“告密”問題》，《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劉路生：《戊戌政變袁世凱初四告密說不能成立——兼與郭衛東先生商榷》，《清史研究》2005年第2期。等等。關於八月初六慈禧訓政與袁世凱告密沒有關係， 黃彰健先生早在上世紀70年代已經指出，其他學者在後續的研究中進一步證實了這種判斷。） 理由很簡單，在七月二十九日袁世凱應詔來京之前，以推動慈禧太后出來“訓政”為形式的政變已經進入了秘密策劃階段，此後制約和影響局勢發展的力量，既不是光緒皇帝和康梁等新黨人物，也不是擁有一定兵權的袁世凱，而是一直有能力控制全局的慈禧及其親信。
慈禧“訓政”雖然也可以稱得上是一次宮廷政變，但與中國古代歷史上諸如“玄武門之變”等充滿玄機、血腥和骨肉相殘的政變相比，卻顯得相當平和。畢竟，慈禧、光緒母子之間的衝突和矛盾遠沒有到兵戎相見的地步；況且母慈子孝的傳統倫理仍然制約著權力鬥爭的形式。從實際情況看，即使雙方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孱懦的光緒皇帝也絲毫沒有與當政幾十年的太后分庭抗禮的膽略和力量，這也正是慈禧能夠輕易用“訓政”的形式，便將皇帝控制住的原因所在。因此，這次政變，如果也算作是一次非正常的權力移交的話，充其量也只是“和平政變”。（註：至於政變後抓捕新黨、殺戮六君子的血腥活動，則是因袁世凱告密後出現的後果，應與政變本身無關。） 只有這樣理解，才能解釋慈禧太后在今人看來極為關鍵的時刻，仍悠然自得，表現出一種勝算在握的姿態。（註：對此，茅海建教授的最新研究十分詳盡地證實了這一點，參見《戊戌變法史事考》，第84—101頁。）
一般而言，慈禧訓政的緣由與戊戌年七月光緒帝與朝臣之間矛盾激化，導致罷黜禮部六堂官、超擢軍機四卿等政治事件直接相關。光緒帝令編練新軍的袁世凱入京陛見、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來華訪問也是催發訓政的因素。對此，學界的研究已經相當充分，史料的發掘也很深入，茲不贅敘。這裡所欲強調的是，在研究慈禧訓政的理由時，光緒帝與廷臣之間關係的惡化，應是導致訓政發生的主要因素。以往論者常常是從包括軍機大臣在內的廷臣阻撓新政的角度解釋問題。其實，由於受到康有為的影響，年輕的皇帝求治心切，從與自己相處甚久的廷臣身上，更多看到的是他們“守舊”的一面，君臣之間產生嫌隙。新政開始之時，光緒帝便認為“盈廷皆守舊”。據戊戌六月初九日張元濟致汪康年函稱：
弟四月廿八召見，約半鐘之久。今上有心變法，但力似未足，詢詞約數十語，舊黨之阻撓、八股試帖之無用、部議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學（講求西學人太少，言之三次），上皆言之，可見其胸有成竹矣。近來舉動，毫無步驟，絕非善象。（註：張樹年、張人鳳編：《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652頁。）
信札說明光緒帝對大臣不明新學頗有成見。聯繫到四月二十七日才將翁同龢開缺的情況，則光緒帝是否將自己的師傅也視為不明新學的“舊黨”，恐怕也不是不可討論的問題。與此同時，光緒帝又賞講西學的李鴻章、張蔭桓“寶星”，以示褒獎。獎懲之間，已見態度之不同。
這一時期比較常見的現象是，每天被召見的樞臣動輒遭到誚責。戊戌年春間因德國親王覲見事及代呈西學書籍事，軍機大臣翁同龢等人屢屢受到責斥，這些在翁日記中多有反映。戊戌五月李符曾致張之洞密函也說：“自康召對，樞臣進見多被誚責，從前奏對，不過一二刻，近日率至五刻，諸大臣深嫉苦之，然以上遇厚，弗敢較也。”（註：轉引自孔祥吉：《百日維新密札考釋》，收入《戊戌維新史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0頁。） 由於君臣之間日益缺乏信任，嫌忌叢生，對政事的處理隨之出現問題。據載，“凡遇新政詔下，樞臣俱模稜不奉，或言不懂，或言未辦過；禮邸推病未痊，恭邸薨逝，剛相每痛哭列祖列宗，其次更不敢出頭，皇上之孤立，可見一斑也。”（註：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336頁。） 醉心新政的光緒帝終日與他認為“守舊”的廷臣為伍，其焦躁煩悶的心態可想而知。此外，據鄺兆江先生利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軍機處光緒二十四年《上諭檔》和《現月檔》抄存的部分上諭原件，研究了光緒帝朱筆刪改諭稿的情況，從中也反映出其對軍機大臣等廷臣不滿的心態。（註：參見鄺兆江：《〈上諭檔〉戊戌史料舉隅》， 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下冊，中華書局，1988年，第1109—1122頁。）
戊戌政變
戊戌政變新披露的材料表明，當時的李鴻章不僅對樞臣有所批評，其實對光緒帝聽信康梁，推出新政措施，也不以為然。李氏在五月廿八日致其子經方的信函中說：
六月二十九日又致函李經方云：
學堂之事，上意甚為注重，聞每日與樞廷討論者多學堂、工商等事，惜瘦駑庸懦輩不足贊襄，致康有為輩竊東西洋皮毛，言聽計從。近來詔書皆康黨條陳，藉以敷衍耳目，究之無一事能實做者。（註：陳秉仁整理：《李鴻章致李經方書札》，收入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8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03—104頁。）
李鴻章認為，當政諸臣“因循衰憊”，才力“不足襄贊”，光緒帝身邊沒有可依賴的大臣，只好聽信於康梁，致使“無一事能實做者”。如果不考慮乙未後李鴻章受到冷遇的失意心態，他對事態的分析和對當權者的批評還是比較客觀的。
既然光緒帝與包括樞臣在內的廷臣關係日益格格不入，引發禮部六堂官事件也不奇怪了。六月底，禮部主事王照應詔言事，請求堂官代遞，遭到拒絕，七月十九日光緒帝憤怒之下，將懷塔布、許應騤等禮部六位堂官“即行革職”，同時又稱讚王照“不畏強御，勇猛可嘉，著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勵。”（註：《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24，中華書局，1987年影印本，下同。）
這次事件從一個側面確實反映了趨新與守舊之爭，對此，以往論者多予以了正面評價。但是，從當時國家行政體制運作的層面看，光緒帝此舉顯然含有相當的非理性因素。一道諭旨將六位堂官同時罷黜，這在有清一代也是絕無僅有的事例，拋開政見偏見和各類評價的影響，單純從政務運作的層面考慮，即欠妥當。此舉雖有殺一儆百之意，但負面效果很大。從現有的材料看，當時除許應騤與康有為、宋伯魯、楊深秀有過直接的衝突，可以納入新舊衝突的範圍，其他五位堂官與當時其他部院大臣比，思想到底有多么舊，也都很難證明。僅僅因為對屬員的奏摺有不同看法而沒有及時代遞，便丟官罷職，不免懲罰過重。
百日維新後期，對士林震動較大的新政舉措是裁撤冗署。七月十四日，光緒帝頒布諭旨，宣布將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衙門裁撤；同時裁去廣東、湖北、雲南三省巡撫，巡撫事歸同城之總督兼管，河東河道總督裁併河南巡撫兼管；此外，還涉及地方冗吏的裁減問題。（註：《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24。） 裁撤京師的閒散衙門在京城士人中引起極大反響。
陳夔龍後來分析說：“戊戌政變，首在裁官。京師閒散衙門被裁者，不下十餘處，連帶關係，因之失職失業者將及萬人。朝野震駭，頗有民不聊生之戚。”（註：陳夔龍：《夢蕉亭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76頁。） 見到裁撤冗署的上諭後，葉昌熾的友人“勸不必以一官為戀，別為生計”，葉氏在日記中寫道：“然寸鐵不持，安能白戰？家無長物，惟破書爛帖耳。”（註：《緣督廬日記鈔》，《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529—530頁。） 裁撤衙署導致數千人的生計突然沒有了著落，特別是沒有考慮到平日在這些閒曹冷署苦熬的官員下一步的升遷出路，當時士林輿論產生的怨氣和牴觸是不可想像的，這種負面效應對那些開始支持新政的官員來說，產生思想上的動搖也是在所難免的。
總之，戊戌七月以後，光緒帝在推行新政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非理性傾向，不僅在士林中引起驚恐，更引起許多廷臣的牴觸和恐懼。因此，在罷黜禮部六堂官事件發生後，利益受到侵害和威脅的官員很快集結起來。維護自身利益的隱衷與糾正新政偏頗的現實責任感，使這股勢力日益變得引人注目。這些被目為“守舊”的官員，打著維護祖宗之法的旗號，挑戰皇帝的權威，並最終策劃出太后“訓政”的形式來中止新政。
二、楊崇伊上書的意義
策劃太后訓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隸總督榮祿與慶親王奕劻，參加者包括懷塔布、立山等親貴大臣，以及部分台諫官員。這部分人，在這個特定時期被稱為後黨是毫不為過的，因為他們的現實政治目標就是請慈禧太后出面“訓政”，來達到制止皇帝偏離軌道的新政。由於直接材料的缺乏，準確揭示這些人暗中活動的內幕仍有困難。但時人的記載，大體仍可以讓我們了解事情的基本脈絡：
（七月二十二日）天津有人見自京乘火車來督署者數人，勢甚耀赫，僕從雄麗，有言內中即有懷公塔布、立公山也。蓋自榮相蒞任以來，親友往還不絕於道，人亦不復措意。京中有言立豫甫曾於七月奉太后密諭，潛赴天津，與榮相有要商也。
（七月三十日）早車有榮相密派候補道張翼進京謁慶邸，呈密信並稟要事。據有見此信者言，有四五十頁八行書之多。（註：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341—343頁。）
梁啓超也稱，禮部六堂官被罷黜後，“懷塔布、立山等，率內務府人員數十人環跪於西後前，痛哭而訴皇上之無道，又相率往天津就謀於榮祿，而廢立之議即定於此時矣。”（註：梁啓超：《戊戌政變記》，《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272頁。） 懷塔布、立山均為內務府大臣，為太后的親信， 他們在溝通榮祿與慈禧意見和制定計策方面起了主要作用。但是，真正出面奔走聯絡、打頭陣的則是一些言官，其中中堅人物是御史楊崇伊。
楊崇伊，字莘伯，江蘇常熟人，光緒六年庚辰科進士，由庶常授編修。光緒二十一年考授御史，到任後不久便上疏彈劾京師強學會，後又糾彈內閣侍讀學士文廷式，使其革職，是甲午後極為活躍的言官之一。葉昌熾日記八月初九日記：“聞首發難者乃係敝同鄉楊侍御也。此君沉深陰鷙，聖門諸賢，嘐嘐然志大而才疏，本非其敵。”葉氏評論多少可以代表當時京城士人對楊的看法。初十日友人來訪，葉氏又記：“各證所聞，莘伯發難無疑義，並聞先商之王、廖兩樞臣，皆不敢發。復赴津，與榮中堂定策，其折由慶邸遞入，系請皇太后訓政並劾新進諸君植黨營私莠言亂政也。”（註：《緣督廬日記鈔》，《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1冊，第531—532頁。） 可與上述日記相印證的是戊戌九月二十三日蔡金台致李盛鐸的信函。函云：
津門握晤，藉慰闊衷。頃展惠書，知前寄一緘已邀青及。……執事抱負不凡，留心兵事，思欲及時自效，足見關懷大局，報國情殷。鄙人謬肩重任，亟思得賢自助，無如執事現官侍御，非疆臣所應奏調，格於成例，未便上陳。將來倘有機會可乘，必為設法以展長才。（註：《榮祿函稿底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未刊。 轉引自蔡樂蘇等編《戊戌變法文獻資料系日》，上海書店出版社，1998年，第861頁。）
分析該信，可知楊崇伊曾有赴津投效榮祿之意，並希望榮祿能出面保奏，終因封疆大吏不能奏調御史的成例而未能成功；但是，榮祿答應如有機遇，一定會設法令其展露“長才”。後來的情況說明，楊崇伊在推動太后訓政的密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表現出了為榮祿讚賞的才幹。政變後楊崇伊在給盛宣懷的信中說：
康逆潛蓄異謀，託辭變法，乃弟便服私入椒途，剪髮改裝，見諸奏牘，同心謀逆，立有契約，無人不知，憚於發難。弟知其舉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聖，乃罪人斯得而謗口頗騰，一身之私，在所不顧。幸而聖慈聖孝略無猜嫌，雖聖躬服康逆丸藥後，日就瘦瘠，而精神尚可支持。近來專聽中醫，較七八月間有日新之象。執事聞之，當亦忻然。弟近有請免株連之疏，慈聖召對，反覆陳說始得允從。（註：王爾敏、陳善偉編：《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盛宣懷珍藏書牘初編》，第9冊，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3944—3945頁。）
此信應寫於戊戌九月，是目前我們見到的楊氏本人關於政變的一篇文字。雖信中所言康廣仁便服私入宮禁及康有為向皇帝私進丸藥皆系道聽途說之言，但楊氏本人對自己不顧“一身之私”，獨沖入告的事實並不諱言，且有引以為豪的感覺。
需要強調的是，儘管研究者對楊崇伊上疏所起的關鍵作用都有充分的認識，但大多認為慈禧因接到楊的上疏才決定訓政，這恐是表面看法。立山、懷塔布、楊崇伊先後往天津與榮祿密謀，慈禧是知情的，採取“訓政”的辦法，也是她授意和認可的。楊崇伊的奏摺總計只有500多字，如果說慈禧在沒有任何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僅僅因見到這數百字的條陳，便作出訓政的決定，恐怕也過於簡單。因此，楊崇伊的上疏，形式意義遠遠大於內容本身。與其說它是慈禧訓政的導火線，不如說它是後黨決定開始行動發出的信號。
茅海建教授利用檔案材料，精確地考證出慈禧決定離開頤和園是八月初三戌時（晚上八點半至九點鐘之間）。（註：茅海建：《戊戌變法史事考》，第87頁。） 筆者以為，這是她收到楊氏奏摺後作出的決定。而此前，她已獲得的訊息是八月初五光緒帝將在西苑接見伊藤博文，而且在禮部六堂官事件發生後，她對皇帝是否會再一次做出越格的事情——聘請伊藤為顧問官，實在沒有充分的把握，只有親自回宮坐鎮，才能讓她放心。可以斷定，慈禧不僅決定初四日回宮，同時也認為宣布訓政的時機已經成熟，初五日伊藤覲見光緒帝的外事活動一經結束，初六日慈禧便宣布訓政，並下密令逮捕康有為、康廣仁兄弟。可以斷論，訓政上諭與逮捕康有為兄弟的密旨也不會是初六日才起草的，訓政的理由與康有為的罪名很早就已經是慈禧及後黨人物關注的問題了。總之，政變是在充分準備後發生的。
三、康有為聯絡袁世凱的活動
戊戌政變後，康有為避居日本，因謀圍頤和園之事受到輿論指責。康氏曾作《復依田百川君書》進行辯解：“四月二十三日，定國是詔才下，四月二十七日，西後逐翁常熟，召見二品以上大臣，命榮祿出督直隸，統率袁、董、聶三軍，定九月閱兵於天津，以為廢立計，蓋八月六日廢立之變，已於四月二十七日定之矣。”所以，在四月二十八日被召見後，康氏便“思間居畫策”，“漸選將才以得兵權”，使“皇上既有兵力以行大權，則西後無能為”。（註：《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530—531頁。） 照康所說，在他被召見以後，便開始為皇帝策劃掌握兵力的問題。在自編年譜中，康有為又說：
先是慮九月天津閱兵即行廢立，夙夜慮此，友朋多勸吾避居日本以待變，吾不忍也。以將帥之中，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知人與董、聶一武夫迥異。擁兵權，可救上者，只此一人。而袁與榮祿密，慮其為榮祿用，不肯從也，先於六月令徐仁祿毅甫游其幕，與之狎，以觀其情……毅甫歸告，知袁為我所動，決策薦之。（註：《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第159—160頁。）
康有為以聯袁作為應對後黨九月天津閱兵行“廢立”的辦法，這種解釋並不符合實際。已有的研究表明，所謂的戊戌九月天津閱兵將行廢立之說，是在朝廷公布康梁圍園弒後的“逆謀”後，他們為敷衍輿論而釋放的煙霧彈，其真實目的不過是在圍園密謀敗露後，為了取得輿論同情和道義上的支持，變被動為主動而製造的政治輿論。康梁所要表達的核心意思無非是，他們之所以要聯袁圍園，根本上是為了粉碎慈禧、榮祿的“廢立”陰謀。這種說法曾經很有影響，但完全是經過巧妙附會的政治言說，並無事實依據。（註：吳心伯：《戊戌年天津閱兵“兵變”說考辨》，《學術月刊》1988年第10期，第73頁。楊天石：《天津“廢弒密謀”有無其事》，《中華讀書報》1998年7月15日。）
康有為還把聯絡袁世凱與袁氏主張變法的立場聯繫起來，而且提到“共辦強學會”的歷史淵源，這些事後的解釋到底有多少可信之處，依然可以探討。乙未年京師強學會活動中，康、梁師弟固然是要角，但從汪康年師友書札中反映的情況看，強學會實際上系由李鴻藻及翁同龢一系的門人所控制，至少康有為是被排擠在核心之外的。（註：關於該問題，湯志鈞、汪叔子的相關著述中曾有涉及， 但似乎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因此，單純從康、袁皆參加過強學會活動，強調二人的淵源關係，並解釋康在戊戌年七月去拉攏袁世凱的政治動機，恐怕不能說明問題。很明顯，在戊戌年百日維新前期，袁世凱似乎一直是邊緣化的人物，他再次走入康有為的視野已是戊戌六月，這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從已有材料看，康與袁發生聯繫，似與徐致靖父子有關。
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的相關記載值得注意。陳氏云：
戊戌四月，文勤（王文韶）內召，文忠（榮祿）出領北洋，袁君夙蒙恩遇，尚能恪守節制。維時新政流行，黨人用事，朝廷破格用人，一經廷臣保薦，即邀特簡。袁熱中賦性，豈能鬱郁久居。其至友某太史入京，轉託某學士密保，冀可升一階，不意竟超擢以侍郎候補，舉朝驚駭。某學士以承篚菲薄，至索巨款補酬，輦轂之下，傳為笑話。（註：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第65頁。）
這裡所說的“某太史”，即徐世昌，“某學士”即內閣侍讀學士徐致靖。這裡提到了徐氏保袁緣由的另一種解釋，即功利心極重的袁世凱希望得到徐的保薦在仕途上有所登進。戊戌四月後的徐致靖深得皇帝信任，請明定國是與舉薦康有為等新黨人物均由他所為，袁世凱托徐保薦自有其道理所在。如此說來，徐仁錄前往小站，應該是商討保薦袁世凱之事的。陳夔龍稱徐致靖在事後還向袁世凱“索巨款補酬”，大約有其事，因為另有材料透露，徐氏在戊戌年舉薦人才時確曾得到過對方豐厚的回報。（註：據張蔭桓政變後回憶，徐致靖戊戌四月保薦康有為、梁啓超的奏摺，康氏曾酬之“四千金”，參見王慶保、曹景郕：《驛舍探幽錄》，《戊戌變法》叢刊，第1冊，第492頁。） 陳夔龍是榮祿的心腹，他的這番解釋應該可靠。
陳夔龍的記載，提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即到底是袁氏先通過徐世昌向徐致靖請託，還是徐氏主動尋找袁世凱，哪方為主動，這一點十分重要。筆者以為，徐世昌與徐致靖、徐仁鑄、徐仁錄父子叔侄交誼密切，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徐世昌日記記載了戊戌六月徐仁錄往小站見袁世凱的情況。據記載，六月八日徐世昌至天津，九日與徐仁錄晤面“聚談半日”。六月十二日回到小站，“到慰廷寓久談。徐藝郛（仁錄）同來，留宿營中。”此後徐又連續與仁錄“暢談”，六月十五日晨起，“藝郛冒雨行”，（註：轉引自前引戴逸先生論文，第86頁。） 在小站逗留了四天。
從六月十五日至七月下旬，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袁世凱與徐致靖才達成默契。只是，在此期間，又多了康有為的介入。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署禮部右侍郎徐致靖上疏保薦袁世凱，疏云：“袁世凱昔使高麗，近統兵旅，謀勇智略，久著於時。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則權輕，呼應不靈，兵力不增，皆為此故。”因此建議光緒帝“特予召對，加以恩意，並予破格之擢，俾增新練之兵，或畀以疆寄，或改授京堂，使之獨當一面，永鎮疆畿。”（註：《署禮部右侍郎徐致靖折》，《戊戌變法檔案史料》，第164頁。） 現在已知，此疏系康有為代擬，康介入薦袁之事，與此奏摺有關。許多學者認為，康有為在奏摺中以御外侮為掩飾，實際目的是要讓袁“獨當一面”，脫離榮祿的控制，獨立聽從皇帝調遣，以備緊急之用。康本人在政變後也毫不隱諱此意。不過，光緒皇帝確對康的這層“深意”並無體會。
徐致靖折上的當天，光緒帝發出上諭：“電寄榮祿，著傳袁世凱即行來京陛見。”（註：《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25。） 同日，袁世凱奉到來京陛見的電旨，並於“是日下午謁見中堂（榮祿）”。（註：《廉訪蒙召》，《國聞報》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401頁。） 可見，袁世凱的入京覲見與普通的官員召見並無區別。 八月初一日光緒皇帝召見袁世凱後，發布上諭：“現在練兵緊要，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著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著隨著具奏。當此時局艱難，修明武備突為第一要務，袁世凱惟當勉益加勉，切實講求訓練，俾成勁旅，用副朝廷整飭戎行之至意。”（註：《德宗景皇帝實錄》卷426。） 毫無疑問，光緒帝採納了徐致靖的建議。無論康有為怎樣說明自己草擬的奏疏中隱含深意，實際上皇帝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在處理政務，顯然，袁世凱是被光緒帝作為“英勇通達之人”來看待的，與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王照乃至康有為一樣，他是被作為新政人才而“超擢”的，這其中根本沒有藉此控制軍權的含義。
筆者認為，康有為代徐致靖擬折保舉袁世凱，從聯絡同道、廣結人才的角度解釋，應有其事；袁對於康、徐合作舉薦自己的內幕也完全知情，甚至有信函致康表答謝意。（註：畢永年：《詭謀直記》，《近代史資料》總63號，第2頁。） 但是，如果說從一開始康氏便欲依靠袁世凱有所圖謀，應非實情。據王照說，遲至七月，康有為還在鼓動新黨上折，開懋勤殿，努力為梁啓超、康廣仁謀取位置，（註：王照：《關於戊戌政變之新史料》，《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 冊，第332頁。） 似乎還沒有對形勢作出嚴重的估計。康有為想到利用袁世凱圍頤和園應在八月初三見到皇帝“聯位且不可保”的密詔後才提上議程的事情，是在緊急情況下偶然的決定。在言及林旭對於拉袁圍園計畫的態度時，梁啓超曾說：“時袁世凱方在京，謀出密詔示之，激其義憤，而君（林旭）不謂然，作一小詩代簡致之譚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報主恩。願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輕言。’”（註：梁啓超：《林旭傳》，《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第57頁。） 林旭反對將密詔給袁看，並利用袁來圍園，這說明聯絡軍隊來發動政變是密詔傳出之後才有的事情。也就是說，所有關於如何救皇上、以及聯絡何人救皇上的爭論，都是在八月初三這一天內發生的，而且只在康黨的小圈子裡進行的。將這種計畫的時間提前至戊戌年六月恐與史實不符。
王照後來回憶說：“在袁氏奉詔來京之十日前，南海托徐子靜及譚復生、徐瑩甫分兩次勸余往聶功亭（士成）處，先征同意，然後召其入覲，且許聶以直隸總督，余始終堅辭，並有王小航不作范睢語……世人或議世凱負心，殊不知即召聶召董，亦無不敗。後乃知往小站征袁同意者，為子靜之侄義甫，到小站未見得見袁之面，僅由其營務處某太史傳話，所徵得者模稜語耳。”（註：王照：《方家園雜詠二十首並紀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4冊，第359—360頁。） 在研究康有為聯絡袁世凱問題時，論者多引證王照在政變後不同歷史時期的說法加以論述和分析，（註：除上述所引王照的記述外，還有其為《禮部代遞奏稿》所寫的按語， 情節大體相同，詳見《戊戌變法》資料叢刊，第2冊，第356—357頁。） 對此，筆者認為，這裡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王照曾參與過政變前康黨的不少密謀，見到過光緒帝的密詔，但與康梁流亡日本不久，便分道揚鑣了。脫離了康梁控制的王照，很快向日本一些要人和革命黨人披露了不少康黨造假的內幕，同時，他又大量宣傳本人是如何在彌合帝後關係以及反對拉攏袁世凱搞軍事冒險方面有先見之明，這其中難免有誇大其詞以抬高自己的地方，加之事後回憶，個別細節難免有誤。筆者以為，上述拉攏聶士成之事，或許有之，但是否出於聯絡軍事力量的目的，還有疑問，至少，康黨此時還不可能明白無誤地向袁或聶告訴他們的意圖。
總之，康有為決定勸說袁世凱兵圍頤和園是緊急情況下鋌而走險的臨時決策，此前他與袁世凱的聯繫並不密切，甚至與袁未謀一面。所謂戊戌六月便開始聯袁策動保衛光緒帝的計畫是政變後康氏應對時事的說法，與實情不符。
戊戌政變記
基本介紹
文章專集。晚清梁啓超所撰。作於光緒二十四年，共五篇。
梁啓超生平傳略見前文。作為戊戌變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啓超，由於親自參與了維新變法，親眼目睹了戊戌政變的前後始末，所以，在此書中，他詳細地論述了戊戌政變的發起與終結，分析了戊戌政變的原因。
具體內容
第一篇：《改革實情》
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的慘敗，尤其是《馬關條約》的簽訂，給平靜、苟安的中國社會沉重一擊。誠如梁啓超在此篇開頭所言：“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甲午戰敗引起全國極大的震動。人民大眾、士大夫知識分子，以及在朝官員、封疆大吏都捲入為國家、為民族而憂慮、而憤慨、而抗爭的熱潮之中。嚴重的民族危機使全國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社會各階層的愛國人士都用自己所能採取的方式表達愛國的熱忱。然而，既不能再戰、和又受屈辱的形勢已呈現在人們面前，人們十分憤慨，痛定思痛，把譴責的目標集中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感受到維新改革的必要。在這種形勢下，康有為發動了公車上書，掀起了維新變法的政治運動。
“公車上書”之後，資產階級維新派從兩個方面開展活動：一方面是立學會、辦報紙、興學堂，另一方面是上書皇帝，即“上書求變法於上”，“開會振士氣於下”。維新派倡導立學會、辦報紙、興學堂的活動方式是直接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搬來的，是在興民權、開民智的思想指導下，衝破封建朝廷的禁令，爭取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等民主權利的主要內容。維新派在大力開展立學會、辦報紙的民眾活動的同時，以更多的精力上書皇帝。他們認為“變之自上者順而易”，把變法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以為只要皇帝贊成變法，下一紙詔書，全國實行起來，事情就可以解決。為些，康有為七次上書光緒皇帝，屢次受到封建頑固派的阻撓，第六次上書終於上達，這份上書對光緒帝痛下決心頒布“詔定國是”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對百日維新的新政措施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康有為的歷次上書終於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贊同，光緒皇帝決定實行變法改革。1898年，維新改革的新政時期開始。
第二篇：《廢立始末記》
正當維新運動進入高峰，維新派推動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上諭，開始新政改革之際，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也開始行動起來。就在《明定國是》上諭頒布的第四天，慈禧太后逼迫光緒皇帝連發三道上諭，除罷黜同和外，還有兩項重要的措施。其一、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職，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謝恩。這道上諭暴露了慈禧太后企圖再度“臨朝訓政”的野心。按成例，凡已歸政的太上皇、皇太后有賞於大臣，應由皇帝代奏謝恩，表示尊崇。現在慈禧太后突然命二品以上大臣謝恩陛見，顯然是她企圖操縱用人大權，既籠絡上層官僚，又防止光緒皇帝任命維新派為高級官員，扼制維新派進入樞密權力中心。其二，任命其親信榮祿為直隸總督，統領北洋三軍。這是守舊派部署政變的關鍵步驟。榮祿本是朝廷京官，時任兵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在軍機大臣同和被罷免之後，西太后有意將軍機大臣的職位授與榮祿。榮祿卻自求北洋大臣職，“意在攬握兵權”。慈禧太后通過榮祿把京畿地區的軍事力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光緒
光緒在新政時期，慈禧太后和守舊派積極策劃廢光緒皇帝。內務府總管大臣立山等率屬僚數十人一起跪在慈禧太后面前，控告光緒。守舊派又運動手握重兵的榮祿策劃政變。榮祿本人也以密謀政變為己任，曾揚言：“欲廢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聽其顛倒改革，使天下共憤，然後一舉而擒之。”在他離京上任時，曾親自再三懇請慈禧太后訓政，與慈禧太后多次密商，政變的陰謀在守舊派的最上層集團中有所醞釀。待慈禧太后為守舊派抓住軍政實權後，他們便認為穩操勝券，“西後與榮祿等既布此天羅地網，視皇上已同釜底遊魂，任其跳躍，料其不能逃脫。”
榮祿這時對守舊諸人求助的答覆是：“如俟其亂鬧數日，使天下共憤，罪惡貫盈，不亦可手？”此外，滿洲權貴、內務府諸臣率先奔赴頤和園，跪清慈禧太后臨朝“訓政”。御史楊崇伊擬請太后訓政的奏摺得到榮祿、慶親王奕?諸權貴的贊同。訓政雖未立即實現，但政變的醞釀已接近成熟。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在北京發動政變，當天宣布訓政，由她重新掌握政權。關於這次“訓政”，梁啓超認為，此次乃廢立而非訓政。
在書中，梁啓超說：“或問曰：‘今次之政變，不過垂簾訓政而已，廢立之說，雖道路紛傳，然未見諸實事。今子乃指之為廢立，得無失實乎？’答之曰：‘君之所以為君者何在乎？為其有君天下之權耳。既篡君權，豈得復謂之有君？夫歷代史傳載母后亂政之事，垂以為誡者，既不一而足矣。然歷代母后垂簾，皆因嗣君幼沖，暫時臨攝，若夫已有長君，而猶多專政者，則惟唐之武后而已，率乃易唐為周，幾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類也。’”慈禧“訓政”之後，維新變法遂告失敗。
第三篇：《政變前記》
維新改革是一場嚴酷的政治鬥爭，其鋒芒所指，直接朝向封建專制制度及其腐朽勢力，因此，專制制度的衛道士及盤踞要津的官僚必然進行抵制和攻擊。維新派的革新進取精神和驚世駭俗的舉動也為因循守舊的世俗所不容而遭致非議。維新派抓住光緒，開明官員更擁戴光緒為首領。於是，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勢力便極力削弱光緒的力量，凡表示支持光緒的均遭貶斥。吏部侍郎汪鳴鑾反對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受到光緒幾次召見，為慈禧太后所猜忌，被革職。戶部侍郎長麟反對撤簾歸政的慈禧太后操縱政權，掣肘光緒，也被革職。珍妃的親兄、時任禮部侍郎的志銳在甲午戰爭中支持光緒主戰，彈劾李鴻章妥協避戰、因循玩誤、被慈禧太后貶往新疆烏里雅蘇台。
翁同龢的門生、受到光緒皇帝厚遇的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廷式，由於力主變法，與康有為在北京發起成立強學會，常集合開明官員、維新人士議論時政，被慈禧太后逼光緒下令將他革職，驅逐回籍。翁門弟子張謇懾於慈禧太后的淫威，引退回籍，轉而經營工商業。百日維新伊始，翁同龢為光緒皇帝起草“明定國是”上諭，為慈禧太后所忌恨，終於於“明定國是”後的第四天被“開除回籍”。至此，光緒的親信大臣基本上被革斥殆盡，慈禧太后逐步地將光緒的羽翼全部剪除。
第四篇：《政變正記》
1898年八、九月間，守舊派企圖政變的跡象逐漸顯露，維新派不能不籌劃對策。康有為想爭取袁世凱。以借用其武力保衛新政。袁世凱為人陰險狡詐。他投機加入強學會，表示擁護維新變法，但他又是榮祿的親信將領之一。在榮祿的北洋三軍里，他統率的乃是清軍中的勁旅。憑靠這支軍隊，袁世凱成為軍隊的實力派。維新派被袁世凱的表面現象所迷惑，想依靠他來保護新政。康有為向光緒推薦袁世凱，還寫了一道密折交譚嗣同遞上，請求光緒“結袁以備不測”，意思是要聯絡袁世凱，依靠其武力。以防備事變，指出這是解救當前危局的唯一辦法。
光緒採納康有為的建議，連續兩天召見袁世凱，授予侍郎侯補，專辦練兵事宜，並囑袁世凱：“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意為不受榮祿節制。新舊兩派勢力的鬥爭已發展到劍拔弩張的地步。在時局緊迫之際，光緒皇帝特地密詔給楊銳，稱：“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願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爾等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維新派又聽說頑固派策劃趁十月天津閱兵時發動政變，廢黜光緒，於是決定孤注一擲，讓譚嗣同說服袁世凱，叫袁世凱舉兵勤王，殺榮祿，派兵包圍頤和園。他們把皇上的命運，他們自己的命運、連同整個新政的命運全都寄托在袁世凱身上。但袁世凱陰謀騙過維新派諸人，於9月20日向光緒請訓回到天津後，便向榮祿告密。然而，榮祿尚未來得及報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已在北京發動了政變。這就是戊戌政變。
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失敗了。梁啓超在此書第三篇《政變前記》中分析了政變的原因。他認為，“政變之總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太后與皇上積不相能，久蓄廢立之志。其二由頑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太后與皇上長期格格不入，矛盾甚多，這是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改革受到了頑固派的百般阻撓。新政的改革由於衝擊到一部分守舊人物的既得利益，因此守舊派拚死反對，改革每前進一步都要受到重重阻力。反對新政最力的是樞臣大吏和督撫大員，他們本來是執掌舊政權的權貴，舊制度使他們有權有勢，舊的統治秩序、舊的政策法令是他們謀取私利的手段，一旦變革就會使他們失去一切。因此他們極力反對新政。
百日維新的新政詔書連篇頒發，然而，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只有李端■一人講新政，地方督撫中只有湖南巡撫陳寶箴推行新法比較得力。除此以外，各部堂官和各省督撫都觀望、延宕、抵制，公開反對，拒不奉詔，形成“明詔但言其始，則彼必不競其終”的局面。維新派企圖通過光緒打擊、抑制守舊官僚的囂張氣焰，扶持推行新政的督撫。然而，守舊大臣既然有握有實權的慈禧作後盾，那么，嚴懲、嚴斥的詔令又哪能嚇退這些人呢？新舊勢力的鬥爭在進行了幾個回合之後，就進入了決戰階段，戊戌政變便是它的最後結局。
改革遇到的另一種阻力是守舊派的敷衍因循。晚清的封建守舊派是一個沒落的政治集團，他們推行因循守舊的政策。這種人對於改革、對於新事物必然反對，處處掣肘新政。在改革時期，他們必然成為新政的一大障礙。
梁啓超在《政變前記》中指出，“中國之言改革，三十年於茲矣，然而不見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舊與布新兩者之用力相等，然後可有效也。苟不務除舊而言布新，其勢必將舊政之積弊，悉移而納於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但除舊必有損於一部分官僚的利益，如裁減閒散衙門、裁減冗員的改革，使一批守舊官僚面臨失去權勢的可能，因此引起的震動也非同小可。這項改革引起了軒然大波，一些守舊官僚見詔書頒發，與維新派更是勢不兩立。他們採用種種手法破壞這項改革，或者造謠惑眾，或者上書恫嚇。極力阻撓新政。
改革還受到千百年來形成的習慣勢力的阻撓。受舊的習慣勢力約束的人們，他們往往容易受頑固派的驅使和煽動，成為被頑固派所利用的、人數龐大的力量。由此可見，反對維新改革的人群龐雜，勢力相當強大，“而改革黨人慾奮螳臂而與之爭，譬猶孤身之入重圍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敵，而欲其無敗<血刃>也得乎？”維新派勢單力孤，他們沒有軍政實權，沒有廣大人民民眾作後盾，只有一個傀儡皇帝，而這個皇帝連自己的地位也朝夕難保。這就決定了在新舊勢力的交戰中維新派必然失敗。
光緒皇帝
光緒皇帝第五篇：《殉難六烈士傳》
維新變法在戊戌政變後宣告失敗。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訓政”。清政府到處搜捕維新派。有不少官員被革職發配，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等六人被殺害，史稱“戊戌六君子”。梁啓超在此篇中對以上六人表示沉痛的惋惜，對於清政府這種殘害志士的暴行進行了指責：“究之諸人所犯何罪，則犯罪者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觀者更無論也。”後來這一篇單獨成書，又名《戊戌六君子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