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致靖

徐致靖

徐致靖(1844年—1917年),江蘇宜興人,清末維新派領袖。德宗光緒間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灣,徐致靖以外患日迫,亟思變法圖存。1898年上疏光緒皇帝明定國是,以一定心,而維時局。主張破除資格並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黃遵憲、張元濟等人。認為苟欲變法,必廣求湛深實學、博通時務之人而用之,而後舊習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請廢八股,改試策論,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練重兵,以備邊患。百日維新期間,擢為禮部侍郎,戊戌變法後,被革職監禁。1900年出獄,定居杭州,1917年因病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徐致靖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蘇宜興
  • 出生日期:1844年
  • 逝世日期:1917年
人物簡介,生平經歷,大難不死的戊戌第七君子,刀下何以僅存,不悔的《密保人才折》,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凱折,晚清亂政下的死亡滋味,

人物簡介

徐致靖(1844年—1917年),江蘇宜興人,清末維新派領袖。德宗光緒間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至內閣學士、署理禮部侍郎。1897年(德宗光緒二十二年)德國侵占膠州灣,他以外患日迫,亟思“變法圖存”。次年上疏清光緒帝明定國是,“以一定心,而維時局。”主張破除資格並向光緒帝推薦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黃遵憲張元濟等人。認為“苟欲變法,必廣求湛深實學、博通時務之人而用之,而後舊習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請“廢八股,改試策論,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練重兵,以備邊患。”“百日維新”期間,擢為禮部侍郎,“戊戌變法”後,被革職監禁。1900年出獄,定居杭州,自號“僅叟”,後清亡民國立,即剪辮,並要求子侄孫輩剪辮子,說康有為等人的復辟行為是逆歷史潮流而動。徐致靖生平勤奮好學,為人正直,“廉靜寡慾”。著有《上虞縣誌》、《奏議》、《僅叟詩文》若干卷,所著《論語解》未能完稿,皆藏於家。
其子徐仁鑄亦是變法維新志士,為清末四才子之一。

生平經歷

大難不死的戊戌第七君子

當年慈禧發動戊戌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逮捕維新派官員。徐致靖也進了監獄。慈禧親筆批文立即斬決的頭一個人就是徐致靖。李鴻章與徐致靖的父親是同科進士,又是密友,私交很深。李鴻章就想方設法救徐。他知道自己出面救徐致靖不妥,只好求慈禧的紅人榮祿幫忙。礙於面子,榮祿只好向慈禧說情。不料慈禧大怒,責怪榮祿為帝黨開脫。榮祿馬上跪地申訴說徐致靖只是個書呆子,根本不懂得新政,只是在維新派里唱崑曲、玩圍棋而已,而且在宣布維新後的3個月內,皇帝一次也沒有召見過他。
慈禧立即派太監查詢。因宮廷規定,皇帝召見任何人都要有記載,一查便知。太監核查後回報說:3個月內皇帝確實沒有召見過徐致靖。這下慈禧稍有轉色,再加之榮祿是她最寵信之人,慈禧就改判徐致靖為“監候”(即死緩)。
而事實上,光緒沒有召見徐致靖的原因是因為他雙耳重聽,別人跟他說話不提高聲音就聽不清楚。而光緒左右時有慈禧耳目,所以為保密起見不太召見。
徐致靖大難不死,“戊戌七君子”變為“六君子”。徐致靖出獄後,一直居住在杭州,改名徐僅叟,意思是“六君子”被害,刀下僅存的老朽。
因為菜市口刑場幸免於難,所以,徐致靖和張蔭桓在歷史上的聲名遠不如當時就被害的“六君子”那樣光芒萬丈,但歷史不應該忘記他們。

刀下何以僅存

“戊戌七君子”怎么成了“戊戌六君子”?徐致靖何以能不死?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9月24日,九門提督署到徐府抓人時,正值徐致靖外出,一回家,他就自行到刑部投案,並無驚慌失措。
他的官職比“四京卿”要高,又保舉了康、梁、譚等人,還上過許多變法改制的奏摺。入獄之後,他自以為必死,9月28日,他得知要處決一批犯人,穿好官服等候上路,幾個子侄也準備帶上棺材在菜市口等候。因為侄兒徐仁録去路上迎接從長沙北來的徐仁鑄,徐仁鏡呆了,不能說話,只有侄兒徐仁銓一人趕到菜市口:
看見人山人海,紛紛談說:差使(按為當時口語,即處決人犯的官卒)出來,頭一輛車一定是徐致靖。霎時間,聽炮聲,遠望順治門洞裡,湧出一支人馬,街上人喊道:差使來了。又聽見有人喊道:很奇怪,怎么頭一個斬犯是譚大人呢?(許姬傳著《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35頁。本文未標明出處的引文均來自此書)
只見第一輛囚車上是譚嗣同,第二輛是楊深秀,第三輛是楊銳,第四輛是林旭,第五輛是劉光第,最後一輛是康廣仁
徐仁銓目睹大刀王五收了譚嗣同的屍。人散了,也沒見伯父被綁出來,只好把棺材先暫存在原來的店中。回了家,見仁鏡還瞪著眼呆立在門口,趕緊把他拉進家,告訴他今天沒有事。
這一史無前例的驚天大案刑部不敢審,奏請派大臣會審,結果突然下旨處斬,越過了當時所有的法律程式,刑部官員都很驚訝,連《大清律例》都不顧就要殺人。
徐致靖由“斬立決”改為“斬監候”,原來是李鴻章“重託榮祿”,才保住性命。徐、李兩家淵源很深,外人不知。他倖免在獄,讀書養性,並沒有後悔自己捲入維新運動,對前去探監的侄婿言謇博說:“我們主張變法改制,效法明治維新,可謂對症下藥,雖然沒有成功,但我相信,將來還要走此路,這是大勢所趨,少數人阻撓不住的。”獄中,《祭六君子文》《續正氣歌》的腹稿都打好了,等他到杭州住下,才默寫出來。在獄兩年,精通中醫的他常為犯人治病,救活了不少人。八國聯軍進京,全部犯人釋放,他不願走,“我是大清國的犯官,判我絞監候,現在外國人開監放囚犯,我不能聽他們的命令”。一直等到監獄的一伙食都停了,他才肯出來,並請刑部尚書貴恆代奏請命,兩個月後,得到西安來的赦旨,才經天津航海南下,在杭州姚園寺巷定居。這個房子是徐仁鑄在戊戌事敗母親病故,扶柩南歸後的定居之所。這年8月等到父親出獄南下時,他已患肺病去世,“徐徐云爾”,父子終於未能見面。當時有人集一聯:“不孝男徐仁鑄,罪孽深重,不自殞滅,禍延顯考;昧死臣譚嗣同,末學新進,罔知忌諱,乾冒宸嚴。”
徐致靖晚年常說:“我應該跟六君子一起走,留下我有什麼意思?”
在他外孫許姬傳的回憶錄出版前,他何以不死長期都是個謎。戊戌事發,他被捕當天,李鴻章在院子裡轉圈子,最後決定找榮祿幫忙:“年侄徐子靜,是個書呆子,好唱崑曲,並不懂新政,你給講個人情。”榮祿表示為難,因為徐是要犯。李再三重託“保住他的性命”。第二天,榮祿面見慈禧太后,看到判罪名單,第一名就是徐,“斬立決”,下面是譚嗣同等六人。榮祿進言:“太后英明,這些人都是罪有應得,不過徐致靖聽說是個書呆子,整天在家裡唱崑曲,吹笛子,他並不懂新政,恐怕是上當受騙。”慈禧太后面帶怒容說:“徐致靖不是好東西,他離間我母子,你為什麼袒護他?”榮祿忙跪下說:“奴才不敢,不過據奴才知道,徐致靖升了禮部侍郎後,皇上沒有召見。”太監奉命去查檔,果然,光緒帝三個月內都沒有召見過徐,她這才辭色緩和下來,對榮祿說:“看你的面子,叫他老死獄底吧。”動筆把“斬立決”改為“斬監候”。榮祿為表示自己費了大力才保住徐的性命,所以對李鴻章說得很詳細。是李的後人親口告訴徐的後人的。光緒帝為什麼三個月沒有召見過徐?其實是因為徐“耳朵重聽”,身為皇帝,還不得不防隔牆有耳。這一點張元濟應召時就感覺到了。
原來,李鴻章與徐致靖的父親徐偉侯1847年同時在考棚應考,李得了瘧疾,文章未完成,徐去隔壁探病,李嘆息“今科無望,完了”。徐問:“你做了幾篇?”李說只謄清一篇,還有兩篇是草稿,來不及修改就病了,拿筆哆嗦,無力完篇。徐說給我,我代你整理抄寫,遞進去試試。結果李一舉中了進士。日後李鴻章位極人臣,徐總是當個知縣,但兩家的淵源非同尋常,不為外人所知。至於榮祿為什麼會買李鴻章的賬,在當時波詭雲譎的複雜時局中,他也離不開懂洋務、會辦外交的李鴻章支持、幫助。我前面提及他對陳寶箴也曾力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出任直隸總督,奉旨推薦人才,開列過一個31人的名單,其中就有陳三立黃遵憲這樣的維新派,還有袁世凱

不悔的《密保人才折》

徐家傑(偉侯)與李鴻章同榜中進士,一直在山東等地做知縣,晚年任北京金台書院山長,但因為受了洋務派影響,“主張開鐵路、種牛痘,和李提摩太是朋友,向他打聽英國何以能夠富強的道理。他教育子弟,著重研究中國歷史,還主張研究外國歷史”。徐致靖從小受父親教誨,“治經學、史學之外,留心洋務及經世之學”。1895年,父親病故,他回宜興住了27個月,“看到外來侵略頻繁,政府官吏貪賄成風,非常氣憤,常說要出幾個張江陵居正)、海剛峰(瑞),才能扭轉風氣,不打算再做官”。急公好義、有鄉望的叔叔徐憩泉勸他,身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可以專摺奏事,“當國家危急之秋,應該有所建樹,豈可倦勤”。 年輕的光緒帝在甲午戰後勵精圖治,試圖有所作為,朝野內外志士主張變法維新、挽救危亡的呼聲日益高漲。1898年6月8日,徐致靖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正四品)身份上《守舊開新請明示從違折》,提出“外侮方深,國是未定,開新守舊,兩無依據,請乾斷特申,以一眾心而維持時局”。(原件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這是百日維新前夕軍機處上呈慈禧太后的重要折片,史稱“請定國是疏”。
三天后,即1898年6月11日,光緒帝頒布《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自強。在此後的103中,徐致靖至少還上過7個重要的摺子,對變法進程有或大或小甚至關鍵的影響:6月22日的請廢除八股折,7月7日的《請酌定各項考試策論文體折》,8月14的《請開編書局折》,9月5日的《請酌置散卿折》,9月11日的保袁世凱折,9月14日保舉人才折等。有人考證他的這些重要摺子幾乎都是康有為代草的,其實這一點並不重要。其中最有名的當然是他6月13日上的《密保人才折》,薦舉了工部主事康有為、湖南鹽法長寶道兼署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刑部主事張元濟、廣東舉人梁啓超共五人,建議光緒帝將他們“或置諸左右,以資顧問;或進諸政府,籌措新政”。
光緒帝當天下旨,預備三天后召見康有為、張元濟。據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日記,光緒帝5月26日曾向他索要康有為“所進書”,他回答自己與康不往來,光緒問為何?他回答“此人居心叵測”。問他以前為何不說,他說最近看了康的《孔子改制考》才知。其實,6月15日,康、張還和已被開缺翁同龢一起吃晚飯。16日,康有為第一次見到了光緒帝。同時,光緒帝下旨召黃遵憲譚嗣同進京,安排梁啓超在各國總理衙門。康、譚等能直接參與新政,徐致靖功不可沒。也正是這一摺子導致他入獄幾乎喪命,“一門三翰林”統統革職。 政變發生後,徐仁鑄請求代父坐牢,具折陳情:
臣父一生忠厚篤實,與康有為素不相知。臣去歲入湘以來,與康有為之門人梁啓超晤談,盛稱其師之品行才學。臣一時昏聵,慕其虛名,謬謂可以為國宣力,當於家信內附具節略,稟懇臣父保薦。臣父溺於舐犢之愛,不及博訪,遂以上陳。茲康有為獲罪,臣父以牽連逮問,推原其故,皆臣妄聽輕舉之所致也。
徐仁鑄為父開脫,要代父入獄,其情可嘉,他說的既有事實,又非全是事實。當時,他對出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的梁啓超十分器重,認為梁的《幼學通議》“切實曉暢,實為蒙養之要”。徐仁鑄與陳三立黃遵憲譚嗣同在湖南共同協助陳寶箴推行新政。徐仁鑄的幕僚周善培回憶說他與譚嗣同、梁任公黃公度“最為投契”。推薦康有為是因為譚嗣同在他面前稱道。湖南新政因受保守勢力的反對,阻力很大,他有“改變方針向中樞發展”的想法,他寄給父親康、黃、譚、梁的簡歷,由此推動了這份《密保人才折》。胡思敬的《戊戌履霜錄》中說,徐仁鑄“密疏梁、譚及康有為、黃遵憲”,“求父致靖薦達於朝”。但,徐致靖與康有為並非“素不相知”,而是早有所知。
研究戊戌變法史的專家湯志鈞認為,徐致靖的“請定國是疏”很可能就是康有為草擬、經徐致靖修潤的,除康有為自編年譜外,梁啓超的《致夏曾佑書》也說到此事。1898年康有為在北京發起保國會,徐仁鏡、徐仁錄都參加了,參與其事的李盛鐸也曾向徐致靖稱道康的才識。徐致靖的保舉人才折上去後,康有為住到徐家附近,一天三次到徐家談維新變法的計畫。當時他聽康大談《春秋》《公羊》,“非常投契”。康有為自編年譜中說:
吾以開會,由金頂廟遷至上斜街,與徐宅相望,日夕過從。徐君老而好學,乃至請吾說《春秋》,側座聽之,近古所無也。
徐仁鏡對外甥許姬傳說:“康主張君主立憲,效法日本明治維新,與你外祖的意見相同,所以很談得來。”
9月4日,由於禮部主事王照上書言事受阻,引發光緒帝罷免六堂官,王照賞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第二天,徐致靖升禮部右侍郎(二品)。譚嗣同等四人賞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這是百日維新的最高峰,也是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此舉對舊大臣、慈禧太后的刺激加速了戊戌變法的失敗。
危機日迫之時,康有為、譚嗣同除了推動徐致靖上書光緒帝,保舉在小站練兵袁世凱,還建議光緒開懋勤殿,起用顧問官十人,請王照和徐致靖等具折保舉,徐保的人以康有為為首,王保的人以康廣仁為首。9月12日宋伯魯上《擬開懋勤殿以議制度折》,9月13日,宋伯魯上《選通才以備顧問折》,9月14日,徐上《遵保康有為等折》、王照上《遵保康廣仁等折》,摺子都是康有為起草的。當天,光緒在百日維新期間第十二次去頤和園請安,請示開懋勤殿議新政,被慈禧太后嚴厲駁回,這是變革啟動以來前所未有的。(姜鳴《天公不語對枯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172頁)這才有了光緒帝向軍機四章京等問計的那份密詔,其中並未提及康有為的名字。
新政風雨飄搖,慈禧太后光緒帝的矛盾開始激化。9月17日,光緒明發上諭命康有為迅速出京,去上海辦報,不得遲延。(早在7月31日,光緒帝就命康到上海辦《時務報》,康曾具折謝恩,卻遲遲不願離變法旋渦的中心北京。)當天,康到徐家吃飯,大家都勸他南行,癖好崑曲的徐致靖還唱了《長生殿·彈詞》一折,蒼涼動人,康說有“變徵之音”。很多年後,徐和少年外孫敘述往事,還有“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感慨,“雖然知道新政已敗,大禍將臨,卻都慷慨激昂,沒有畏縮之態。但談到光緒帝處境,則相對流涕,一籌莫展”。
1914年春天,徐致靖和康有為劫後餘生,終於在杭州重逢,此時離戊戌年已近16個年頭。他外孫許姬傳看到的康有為是一個頭帶方頂緞帽、紅結子、身穿藍寧綢袍子、方面大耳黑須的中年人。兩人眼光一對,康自稱小侄,搶先幾步,跪倒在地,徐也跪下,兩人抱頭痛哭。康說杭州當道朱瑞袁世凱的人,怕隔牆有耳,建議筆談。康從戊戌年得到英國軍艦保護安全抵達香港說起,再談海外的流亡歲月。徐談的是六君子被殺,刑場情況,並寫道:“在獄中得年侄喬茂萱的照顧,可以讀書養性,曾作《祭六君子文》《續正氣歌》等,是腹稿,下次來時,抄給你看。”說到出獄抵杭州,仁鑄已逝時,康寫道:“研甫年兄是我黨通達時務的傑出人才,與譚復生可稱雙傑,如他在京,當不致如此慘敗。”康說,戊戌年海外誤傳年伯被害,曾遙為祭奠。庚子年,聽說年伯獲釋,曾托人帶銀奉贈,並有幾首懷念詩,回上海後,當抄寄。徐寫道:“錢未收到,詩頗思一觀。”
接下來,兩人談到光緒帝之死,在談到辛亥革命時,兩人漸有分歧,康留戀清室,徐則認為滿人多昏庸貪賄,不亡何待。
一刀尺白紙,兩人手談了80多張。臨睡前,康把紙全燒了,還怕燒不透,用銅尺檢查全是黑灰才罷。是夜,康有為與少年許姬傳同睡。以後,康從上海來信,用的是日本手卷式的信紙,每封信就像一個手卷,書和文都很精彩,平均每個月有四五封。有便人來,康還托人帶些廣東的鹽魚、香腸、鮮荔枝等土產。有一次,康派人送來四首詩,其中有徐還在獄中時寫的:“愁雲慘霧何時解,正氣歌成壯更悲。”有徐獲釋“喜而淚下”時寫的:“冤獄兩年悲黨錮,維新元老紀新猷。”另兩首中有句:“黑劫飛灰歷幾年,當時同補女媧天。”“萬年青史紀維新,功罪如何說黨人。”徐要外孫送到店裡去裝裱,並一直掛在外孫的書房裡。
1916年夏天,袁世凱死後,浙江督軍呂公望、警務處長夏超康有為到西湖避暑,住在劉莊,康邀徐同住。第二天在酒席上,康對呂、夏說徐老是度曲名家,今天大家可以一飽耳福。徐唱了《罵曹》,康欣賞唱腔,並琢磨徐文長原著的詞意,不斷地叫好。那天,徐興致特別高,說:“坐在小划子(西湖的小船)里唱曲,更為清越好聽。”於是大家分別上船,在湖心蕩漾唱曲,盛夏之時,西湖遊船很多,聞聲紛紛靠攏,直到11點,才曲終人散,盡興而歸。康帶了女兒和女婿,徐帶了兩個外孫,在劉莊住了一個月,這是他晚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天旋地轉滄桑變,世異時移流水悠。”徐作了一首七古長詩《七月既望夜宴劉莊酒後狂歌為南海壽》送給康有為,傾訴19年來的政變風雲,壯懷激烈和流亡入獄之苦,其中有“賊臣賣主終賣國,甘心湛沉吾神州”之句,這個“賊臣”就是他曾密保、後半生耿耿於懷的袁世凱
劉莊的夏天讓康有為生出了住在杭州的念頭,1917年他買下西湖丁家山一帶三十多畝地,耗銀四五萬兩,歷時四年,在1921年建成了“一天園”,杭州人習慣叫“康莊”。正是在這裡,年過花甲的康有為娶19歲的農家女張阿翠為六姨太,成為茶樓酒肆的談資。他自題“康莊”聯曰:
割據湖山少許,操鳥獸草木之權,是亦為政;
遊戲世界無量,極泉石煙雲之勝,聊樂我魂。
附近的山崖上題詞,現在看到的“蕉石鳴琴”等都是他的手筆。1927年康在青島去世後,“康莊”逐漸衰敗。
徐致靖上摺子保舉譚嗣同,譚因病遲遲未能進京,徐去電催促,到農曆七月才姍姍來遲,從那時起,譚幾乎天天到徐家,或商量變法的事,或聽崑曲,常請徐唱《長生殿》的《酒樓》一折,康有為則喜歡聽《單刀赴會》中的“大江東去浪千疊”。
變法事敗,康有為出走,譚嗣同和梁啓超、徐仁錄乘一輛騾車到了日本使館,譚與日本參贊筆談:“梁啓超君應避死,留為大用,托君重義,使之不死”,自己則“義不應避死”。
“與譚最投契”的徐仁錄說,“譚瀏陽侃侃而談,神態堅定”,“他是一位言必信、行必果、重然諾、明大義的豪傑,聯袁乃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被捕前一天,譚嗣同去看林旭,林問:“你走不走?”譚回答:“我不走。”林說:“我亦不走。”譚到徐家,徐致靖留他吃飯、喝酒,譚說:“變法維新失敗了,任公我已托日本使館掩護他到津,由海道赴日,賊黨追捕康先生甚急,吉凶未卜。”徐問:“你作何打算?”他用筷子敲了一下頭,“小侄已經預備好這個了。變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國就從譚某開始。”
徐後來告訴外孫許姬傳:“譚先生在臨危時,談笑自如,慷慨激昂,真豪傑之士。”並自責:“我對不住譚瀏陽,如不保他內調,不致被害。”
垂老之年,徐致靖向外孫許姬傳解釋譚嗣同的絕命詩時,還禁不住“流下了眼淚”。
因為他的保薦,1898年8月11日,黃遵憲以三品京堂候補出使日本(此前曾任駐日使館參贊)。光緒帝被幽禁,黃在上海被捕,因日本的抗議兩天后獲釋,從此隱居著書寫詩,留下了《日該國志》《人境廬詩草》等。對他當年的舉薦,黃始終難以忘懷。《人境廬詩草》中有十四首《己亥懷人詩》,第一首是陳寶箴,第二首即是徐致靖:
紛紜國是定維新,一疏驚人泣鬼神。尋遍東林南北部,一家鉤黨古無人。
第十一首是寫徐仁鑄,前兩句為:
臣罪當誅父罪微,呼天呼父血沾衣。
說的是徐仁鑄上書願代父入獄的事。
在徐致靖保薦的5人中,與梁啓超關係最遠。光緒帝也沒有召見過梁,他後來解釋其中的原因是由於梁“粵音太重”。徐仁鑄與梁啓超關係則要密切得多,請梁到時務學堂就是在他任湖南學政時。
許姬傳回憶,進入民國,繼康有為到杭州之後,梁啓超也來了,身穿黑緞團花馬褂,藍緞團花袍子,頭戴美式呢帽,手拿文明棍,坐的是四人抬的綠呢大轎,還有四個警察保護。那天外公也不在家,等外公一進門,梁就下跪。他們的談話從徐仁鑄說起,當梁問及他有沒有回故鄉宜興,看看親友,他的聲音提高了,很激動地說:“戊戌變法我們失敗了,無面目見江東父老。”梁說:“年伯何必如此,我們都是為國家,不能以成敗論。”語氣中有點窘。梁啓超臨走前,拿出一把扇子,請他寫字留作紀念。送走了梁,他還自言自語:“梁卓如前呼後擁,跑到這裡來擺架子,剛才我一句話說得他臉都漲紅了。”第二天他作了一首七律寫在扇子上,後面還有跋:“任公年世兄自京來杭,別十餘年矣,不勝滄桑之感,因賦俚句,留作紀念。”
1915年梁啓超有一次杭州行,在劉莊停留了10日,當地官僚殷勤招待,熱情甚至超過了廣東故鄉。6月11日,他在杭州給女兒梁令嫻寫信,說自己在西湖邊不忍離開,甚至想在西湖邊買十多畝地,種茶、種烏桕,躬耕自得,做個“千戶侯”。當時袁世凱稱帝在即,他還要揮動如椽大筆去寫《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等雄文,躬耕西湖的夢終究做不成,沒能像他的老師康有為那樣在西湖“割據湖山少許”。

悔之晚矣的密保袁世凱折

1898年9月,百日維新朝夕不保之際,康有為譚嗣同等曾想依賴小站練兵、手握新建陸軍,對新政表示支持的武人袁世凱,先讓康門弟子徐仁錄去小站看操(因為其哥哥仁鑄與袁是盟兄弟)。由仁鑄推薦在袁幕府的言敦源回憶,徐仁錄到天津後,袁盛宴招待,看操時就坐在袁的身邊,“詞鋒甚利,口若懸河”。仁錄回京後,盛讚袁的治軍才能,康、譚主張由徐致靖上密折保袁,這就是9月11日上的《密保練兵大員疏》:
臣竊見督辦新建陸軍直隸按察使袁世凱,家世將門,深嫻軍旅,於泰西各國兵制及中國現在應行內治外交諸政策,無不深觀有得,動中機宜。臣聞新建陸軍之練洋操也,精選將弁,嚴定餉額,賞罰至公,號令嚴肅,一舉足則萬足齊舉,一舉槍則萬槍同聲。……
這才有光緒帝兩次召見袁,賞侍郎候補的事。調袁進京,招慈禧太后之忌,一也。袁不可靠,二也。徐致靖談起此事,“非常悔恨,似乎是終身遺憾”。當時,徐仁鏡曾勸他們慎重,“交淺言深,是一種輕舉妄動。因為袁是榮祿的部下,雖小站所練新軍,博得稱譽,但人數不過七千。袁是個看風使舵的人,他曾贊成辦新政,那是趨時。”徐仁錄後來也承認,“欲倚靠袁之兵力救光緒、誅榮祿,乃譚瀏陽、康南海與我合謀,誠為孤注一擲”。可惜徐仁鑄當時遠在湖南,他如果在京,也許會力阻,畢竟他“深知袁之為人”,他是青年翰林中熟悉時務的後起之秀,受到李鴻章的欣賞,也是翁同龢的得意門生,他被革職後曾說:“保袁最為失策,此人居心叵測,如不保袁則維新變法雖失敗,六君子或不致全部被害,一著錯,滿盤輸。”他說林旭有見識,林有詩:“本初健者莫輕言”,對袁是有警覺的。
1916年6月7日一早,遠在杭州的徐致靖得知袁世凱的死訊,臉上露出了戊戌以來18年從未有過的笑容,前來姚園寺巷報信的人絡繹不絕,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鬧氣氛,他說:“我垂暮之年居然趕上這一天。”他預備酒菜,對親友說出了自己從未說過的心裡話:
戊戌政變,屈指算來,已經十九年了。維新派在中國積弱的局面中,想要變法圖強,可是沒有清楚當時的局勢,操之過急,以致曇花一現,終於失敗。我們覺得光緒帝在甲午戰敗後,有變法圖強的意思,想依靠他實行君主立憲。而慈禧是一個陰狠毒辣的暴君,光緒四歲登基,是她的傀儡,後來表面上歸政,實際大權還在她手裡,在這種惡劣環境中,我們的想法是太天真了。至於想借用袁世凱的兵力保護光緒,扭轉垂危的局面,則是病急亂投醫的舉動。我是密折保袁世凱的人,徒然給他一個出賣維新,扶搖直上的機會。
他還說,“戊戌變法,因袁世凱告密,而慈禧再垂簾,囚光緒,捕殺維新黨人,成為千古奇冤。”(《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114—115頁)好在打倒袁世凱家天下蔡鍔,是當年徐仁鑄辦的長沙時務學堂學生,梁啓超的得意門人,戊戌黨人不僅參與了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且報仇雪恨,終於吐出了多年鬱積於胸的怨氣。他希望中國從此能上下一心,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共和政體。
1917年,他得知康有為參與張勛復辟,憤怒地寫了一封長信力勸康離京。原信未保存下來,他外孫記憶的要點有:“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但我們變法維新的主張是對的。我們對清政府的腐敗貪污,表示不滿,所以要除舊布新,這一點也是站得住腳的。”“我們對光緒皇帝有知遇之感,是因為他能夠聽我們的條陳,進行變法,而不是因為他是清朝皇帝,所以捧他。”“我們主張君主立憲,並不贊成專制,宣統我們毫無所知,豈可跟著別人胡鬧。”(《許姬傳七十年見聞錄》,119頁)他聽說康即將出任弼德院副院長,院長是袁的死黨徐世昌,“你做他的姨太太,我替你難受。”復辟雖然12天就完蛋了,他卻為此痛心不已,認為康有為此舉有損維新派聲譽,心中憤懣,經此刺激,第二年春天,他在杭州一病不起,以75歲而終。病中他還在打聽康有為的下落,為這位曾共患難的老友而惋惜。
開弔之日,康有為寄來輓聯,沉痛親切。多年後康女同壁對他外孫說,她父親一生最敬重徐致靖,“有知己之感”,還告訴他一件事,當年慈禧太后派兵艦飛鷹號追重慶輪,追捕康有為,中途油不夠,開回天津,艦長以辦事不力被監禁。後來才知是這位艦長劉冠雄(做過民國海軍總長)故意放走康有為的。當時有識之士贊成變法,對康有為抱有同情。
史學界一直有一種說法,戊戌政變的發生起源於袁世凱的“告密”。也有史家根據袁世凱的《戊戌日記》,認為“政變與袁世凱告密無關”,袁乃至榮祿都是想保全光緒帝的。這一日記直到袁死後10年(1926年)才公布於世,其可靠性受到質疑。袁的告密也許從時間上晚於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但無疑告密擴大了政變的殘酷性。無論從畢永年日記《詭謀直記》,還是徐家後人許姬傳的《戊戌變法側記》來看,袁都難逃告密的嫌疑。前者是當事人當時的記錄,後者是當事人的口述回憶,可以相互參證。

晚清亂政下的死亡滋味

徐致靖進了刑部的大牢,隨著時局的發展,死罪雖免,卻依舊命懸一線。因為朝政向後轉,保守派猖獗,還是要殺人。在牢里,徐致靖開始家人還能探視,後來連探視都不允許了。
在裡面,徐致靖也明白,時刻準備著,什麼時候被拖出去砍頭,一身朝服,總是穿在身上。這邊鬧起了義和團,北京城大亂。英國使館顧不上中國人了,遠在新疆的張蔭桓,被補了一刀。在牢里的徐致靖,一時半會兒,居然還沒事。因為當家的載漪剛毅徐桐們,正在忙著肅清政敵,這個死老虎,可以暫時擱一擱。
他們最想殺的人,當然是光緒,但這事得等西太后把皇帝廢了再說,接下來要殺的,是李鴻章,但李鴻章已經遠颺廣州,鞭長莫及。慶親王奕劻也可恨,但此人滑頭得緊,抓不住把柄,而且深得西太后的信任。張蔭桓已經假西太后的手給殺了,徐致靖關在大牢里,什麼時候要殺,一句話的事兒。剩下的朝臣,但凡有出頭對他們所為表示異議的,一個不留。
許景澄袁昶徐用儀聯元都掉了腦袋。連一向受老太婆寵信的戶部尚書立山,居然因為在義和團的問題上跟載漪拌了幾句嘴,也被關進了大牢(也有傳說,是因為立山在跟另一個支持義和團的莊王載勛,爭一個妓女,結果被載漪和載勛聯手黑了)。一口氣沒上來,差點背過氣去。還虧了在牢里的徐致靖懂點醫術,給他救過來了。可是過了幾天,立山這個做了多年內務府大臣,把西太后伺候得特別舒服的公子哥,還是被殺了。這種時候,西太后和一堆保守派大臣,基本上半瘋了,就是要跟西方決裂,人擋殺人,佛擋殺佛,殺紅眼了。
原本,關在牢里的徐致靖,肯定是要殺的。但八國聯軍打來得太快,西太后走得過於匆忙,只來得及把珍妃丟到井裡,已經來不及派人去刑部大牢了。聯軍進城,京城的官員衙役做鳥獸散。大牢里的囚犯,一鬨而散,跑得一個不剩。但是徐致靖不肯走,說他是朝廷的欽犯,不能就這么被外國人給放了。幸虧牢里有主事的,是他的學生,提前通知了徐致靖的家人,把老爺子給強接了出去。
等到事情過去,西太后逃難回來。再一次要變法了,徐致靖這事兒,也就稀里糊塗了了。一紙赦令,老爺子回到老家,依舊唱崑曲。自號僅叟,意思是,大難之中,僅剩下的人。此前差不多兩年功夫,天天都命懸一線,嘗夠了死亡的滋味,居然活過來了,真是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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