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幼年時從師學習，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17歲中舉。後從師於康有為，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宣傳家。維新變法前，與康有為一起聯合各省舉人發動“公車上書”運動，此後先後領導北京和上海的強學會，又與黃遵憲一起辦《時務報》，任長沙時務學堂的主講，並著《變法通議》為變法做宣傳。
戊戌變法失敗後，與康有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漸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學革命運動的理論倡導者。逃亡日本後，梁啓超在《飲冰室合集》《夏威夷遊記》中繼續推廣“詩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種詩中運用新名詞以表新意的做法。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後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並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在北京協和醫院溘然長逝，終年56歲。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早年時期,勵志改良,宣傳變法,維新時期,鼓吹立憲,民初政星,密謀反袁,晚期生涯,政治主張,改良思想,復歸傳統,賦稅思想,學術貢獻,新史學,目錄學,圖書館學,文學,人物評價,總體評價,名人評價,個人作品,親屬成員,先祖,父母,婚戀,子女,軼事典故,斥責志摩,錯割右腰,兩遭掌摑,天涯知己,神奇小妾,慷慨應問,推託演講,後世紀念,藝術形象,
人物生平
早年時期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啓超出生於廣東新會茶坑村，祖父梁維清，父親梁寶瑛，都曾以士紳參預鄉政，在當地有一定的勢力和影響。梁啓超自四歲起居家就讀，跟祖父識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啟蒙教育中，梁啓超不僅學到了不少傳統的文史知識，而且還聽到了許多悲壯激昂的愛國故事。祖父經常給他講述“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朗誦激動人心的詩歌篇章。這種帶有愛國情感和思想傾向的課外教育，對梁啓超有著重要影響。歷代傑出人物憂國憂民的風範、捨生忘死的品格和頑強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地紮下了根。
梁啓超
梁啓超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識分子的出路越來越狹窄，只有通過科舉，由學入仕，才被視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機會很少。這就迫使許許多多的青年學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讀四書五經，作八股時文，希冀沿著科舉的階梯步步攀登，獲取功名利祿。梁啓超在少年時代，也是沿著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光緒八年（1882年），梁啓超年僅10歲，就去廣州應童子試，結果不中。兩年之後，再到廣州應試，中秀才，補博士弟子。少年登第，這對梁家來說，確實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親期望兒子能學優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對他管教十分嚴格。而這時候的梁啓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整天都在潛心鑽研八股文。
光緒十一年（1885年），梁啓超進廣州學海堂讀書。學海堂為前兩廣總督阮元所辦，“是省城專治經學之所”。梁啓超在這裡學習漢學。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漢學家注重考據，旁徵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學方法和學術成果，使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相形之下，格式、內容都有嚴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氣和枯燥無味了。在學海堂學習時期，梁啓超逐漸萌發了“棄帖括之志”。
勵志改良
光緒十六年（1890年）春，梁啓超赴京師參加會試，不中。回來路過上海時，看到了上海製造局翻譯的一些西書以及介紹世界地理情況的《瀛環志略》。這些書籍，開闊了梁啓超的視野，從此他便對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年秋，梁啓超與陳千秋結交，並通過陳千秋認識了康有為。曾以布衣上書、力倡變法的康有為在當時名聲很大。梁啓超對他的獨到見解和大膽舉動十分欽佩，以至“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與康有為結識，是梁啓超一生髮展的重要轉折，從此以後，他退出學海堂，拋棄舊學，投入康門，並且接受了康有為的改革主張和變法理論，逐漸走上了改良維新的道路。
光緒十七年（1891年），梁啓超、陳千秋等人請康有為在廣州長興學裡萬木草堂講學。康有為強調“逆乎常緯”，獨辟新路。其講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與傳統規矩不同。“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對列強壓迫、世界大勢、漢唐政治、兩宋的政治都講。每講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並引歐、美事例以作比較證明”。學生除聽講外，“主要是靠自己讀書，寫筆記。當時入草堂，第一部書就是讀《公羊傳》，同時讀一部《春秋繁露》。除讀中國古書外，還要讀很多西洋的書”。此外，學生每人還有一本功課簿，“凡讀書有疑問或心得即寫在功課簿上，每半個月呈繳一次”，再由康有為一一批答。這種新穎生動的教學方法和與時代要求、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教學內容，使習慣於讀經誦詩、死記硬背的梁啓超感到新奇而興奮。他勤奮學習，幾乎是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了康有為的思想學說。在此期間，他還協助康有為編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樣的重要著作，成為康有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從學海堂到萬木草堂，是梁啓超由書齋向社會跨出的重要一步。在萬木草堂的學習生涯中，梁啓超不僅了解了天下大勢和民族危難，立志為改良救國、振興中華而奮鬥，而且由於廣泛涉獵中西書籍，大大地開拓了知識面，這為他今後在思想輿論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宣傳變法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啓超和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正值清廷與日本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訊息傳出，群情憤慨。梁啓超受康有為之命，“鼓動各省，並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四月初八日，康有為、梁啓超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邀集1000餘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從而揭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梁啓超作為康有為的重要助手，不僅協助組織會議，聯絡人士，而且還撰文謄錄，起草奏書，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不久改為《中外紀聞》），梁啓超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在鼓動輿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報開兩月，輿論漸明”，那些士大夫“初則駭之，繼亦漸知新法之益”。梁啓超在辦報過程中也得到了鍛鍊，顯示了才華。他那高度的熱情和出眾的能力，受到了人們的重視。短短的幾個月時間，梁啓超就從一個人微言輕的普通士子，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了。
光緒二十二年（1896），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籌辦《時務報》，梁啓超應邀前往主持筆政。在主編《時務報》時期，他以新穎犀利的議論和通俗流暢的文字，寫出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理論。他指出：中國要強盛，必須進行變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啓超在這些文章中，還大力介紹西學，明確提出要改革中國羸弱落後的面貌，就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制度。他還根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學說和議會制度，竭力宣揚民權論，痛駁“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的封建說教，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把歷代帝王斥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呼籲要“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並且強調，這是維新變法中最為根本的問題。他滿懷信心地說：“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而勃興。中國苟自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於文明耳。”
梁啓超參與編輯的《時務報》
梁啓超參與編輯的《時務報》梁啓超擅長用淺顯流暢的文字來闡述重大的時事問題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帶感情，有很強的鼓動性。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大膽抨擊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力宣揚，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連嚴復這樣著名的學者也評價“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由於梁啓超的參加，《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幾個月間銷量即達一萬餘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梁啓超的名聲也隨之日重。
維新時期
變法理論的宣傳，有力地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開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對維新運動人物的不滿和嫉恨。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授意汪康年進行干預，力圖控制《時務報》，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啓超難與其爭，遂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離滬赴湘，就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由辦報改而教學，條件和環境都不同了，但梁啓超並沒有放棄宣傳工作。在講學過程中，他大力闡述康有為的改制理論，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特別是在批答學生札記時，梁啓超往往借題發揮，鋒芒直指封建專制制度。他甚至大膽宣布，“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這些激昂的言辭，對於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錮的青年學子來說，猶如是出征的戰鼓，激勵他們投身到改造社會、拯救民族的歷史洪流中去。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面臨著非常險惡的局勢。清廷的腐敗和無能，通過這次戰爭暴露無遺。帝國主義各國趁火打劫，力圖擴大自己在華的勢力範圍。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國出兵侵占膠州灣，康有為趕到北京，積極組織救亡活動。梁啓超由於在湖南受到反維新勢力的攻擊，也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上海，隨即辭去《時務報》主筆之職，於三月初來到北京，跟隨康有為奔走呼號，決心為挽救民族危亡而儘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說，呼籲要使全國民眾“鹹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於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梁啓超反覆強調，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隨著維新運動的高漲，梁啓超的作用和名聲也越來越大。在“百日維新”期間，有關新政的奏摺、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筆。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啓超，“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賞六品銜，並讓梁啓超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梁啓超與光緒帝和康有為
梁啓超與光緒帝和康有為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梁啓超逃出北京，東渡日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時，他一度與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為去加拿大組織保皇會的機會，與孫中山等革命人士往來密切，並試圖聯合立會，後因康有為得知此事，嚴厲反對，聯合立會才告作罷。但是，梁啓超與革命派畢竟不是同路人，他繼續追隨康有為，堅持改良立場。為了控制、利用輿論，擴大保皇派的影響，梁啓超十分重視宣傳工作，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橫濱創辦《清議報》，鼓吹“斥後保皇”，為改良活動搖旗吶喊。他竭力宣揚“光緒聖德”，說什麼“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聖，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聖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
鼓吹立憲
光緒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啓超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改良主張。與以前不同的是，梁啓超迫於形勢，已不得不放棄“保皇”口號，而代之以“新民”之說。他指出：“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由於康、梁等人頑固堅持改良立場，仇視和抵制民主革命，並且通過自己所控制的輿論工具，攻擊革命。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改良派作了堅決的鬥爭。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後，雙方的論戰達到了高潮。在這場激烈的論戰中，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鼓吹“開明專制”論。仍然強調中國國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他攻擊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統治是一種“復仇主義”，污衊同盟會提出的“平均地權”是為了“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類悉為我用”。
《辛丑條約》簽訂後，中國社會面臨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愈趨尖銳。清朝統治階級為了平息不斷高漲的反清浪潮，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博得帝國主義歡心，以達到維持統治的目的，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開始推行清末新政；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又表示要仿行憲政，並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國後，密奏實行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三大好處，主張先宣布立憲，“至於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光緒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同時又強調，由於“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所以不能“操切從事”，而要“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實際上清廷根本沒有打算實行立憲，只不過是妄圖用“立憲”的招牌繼續維持封建專制統治。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康有為宣布將保皇會改組為中華帝國憲政會。九月，梁啓超也與蔣智由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他在《政聞社宣言書》中寫道：“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制，申言之，則不外求立憲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擁護清廷“仿行憲政”的立場。梁啓超甚至還明確宣稱：“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於皇室，絕無乾犯尊嚴之心；其對於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
民初政星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凱組成“責任內閣”，任梁啓超為法部次官。對此，梁啓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來，自己和袁世凱是當時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兩個關鍵人物，只要能夠聯合起來，那么社會就會出現轉機。所謂“項城坐鎮於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於中立，由中立而趨於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梁啓超自視甚高，他認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現，才便於控制輿論，影響國民。“若就此虛位，所能補於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復發言之餘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權力的法碼，似乎倒向了袁世凱一邊。為了博得袁世凱的信任，梁啓超對這位新的當權者大加吹捧。
梁啓超
梁啓超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梁啓超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活，從日本回國。由於他聲望很高，名聲在外，所以回國以後受到許多人的熱烈歡迎。他也決心利用這個機會做出一番事業來。主張實行議會政治的宋教仁組建了國民黨，以期擴大力量，控制內閣。為了與國民黨對抗，梁啓超也積極活動合併政黨，他先是組建了民主黨，民國二年（1913年）五月又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為進步黨，成為民初唯一能與國民黨對抗的大黨。與此同時，梁啓超還辦報撰文，鼓吹集權，竭力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服務。特別是在“二次革命”爆發之後，梁啓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輿論工具，肆意詆毀革命黨人，反對革命運動。他在《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一文中，以先覺者的口吻說道：“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塗轍，據國家正當之機關，以時訊息其許可權，使自專者無所得逞。”他把革命鬥爭說成是“暴民政治”，攻擊革命黨人是“亂暴派”，聲稱“暴民政治之禍，更甚於洪水猛獸”，並公開表示他要以“亂暴派”“為第一敵，先注全力以與抗”。梁啓超及其領導的進步黨，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搖旗吶喊，因而得到袁世凱的賞識。民國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凱任命進步黨的熊希齡為內閣總理，九月內閣組成，號稱“第一流人才內閣”，梁啓超擔任司法總長。
密謀反袁
民國三年（1914年）一月，袁世凱在當上大總統後僅三個月，就下令取消國會。二月，熊希齡內閣倒台。儘管袁世凱改任梁啓超為幣制局總裁，但這個沒有多少實權的職位，實在難以引起梁啓超的興趣。十二月，他辭去幣制局總裁之職，攜家遷往天津。以後，袁世凱又任命梁啓超為政治顧問，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啓超都推辭未就。在此期間，梁啓超與袁世凱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他既不滿於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又對他寄於希望。對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和企圖帝制自為的行徑，梁啓超是反對的。
由“二十一條”引起的政治風潮剛剛開始消歇，袁世凱就加快了恢復帝制的步伐，公開打出了復辟帝制的旗幟。只是到這時候，梁啓超才對袁世凱完全失望。面對全國已經蓬勃開展起來的反袁鬥爭，梁啓超恐為“牛後”，終於發出了討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啓超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和武力威脅，毅然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正告袁世凱之流不要“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與此同時，梁啓超又與蔡鍔密謀，積極策劃武力討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鍔在雲南組成討袁“護國軍”，梁啓超於民國四年（1915年）底從天津來到上海。他與蔡鍔等人函電往來，幫助護國軍擬定計畫，起草文告；又與廣西都督陸榮廷秘密聯絡，促其獨立。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梁啓超應陸榮廷的邀請，繞經香港、越南趕到廣西，直接參加護國運動。五月六日，軍務院在廣東肇慶成立，梁啓超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在職期間，軍務院的布告、文電大都由梁啓超親自執筆。
護國運動以後，梁啓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軍閥的內部紛爭之中了。民國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死。之後，北洋派系的另一個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主持國務院事務，成為新的實力人物。梁啓超很快成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給南方各都督司令的電文中說：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否則“大局將不可問”，要他們協力予以援助。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召集國會復會，並表示要懲辦帝制禍首之後，梁啓超便活動撤銷軍務院，以避免與北方對峙而發生衝突。在梁啓超的一再催促下，軍務院於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輕而易舉地“統一”了中國。
晚期生涯
民國六年（1917年）三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發生尖銳衝突，梁啓超不顧全國多數人的反對，支持段祺瑞對德宣戰。當參戰案被國會否決後，梁啓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議員辭職，以向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在兩派互相傾軋的鬥爭中，段祺瑞及梁啓超運用各種手腕，先藉助張勛“辮子軍”趕走黎元洪，然後又反過來討伐張勛復辟清室的罪行，最後，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為資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權。梁啓超和研究系，也因擁段有功而成為新內閣的重要成員，梁啓超還掛上了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的頭銜。這時候的梁啓超，可以說是志滿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卻再一次錯估了局勢，委身投靠腐敗透頂的北洋軍閥，是不可能有什麼作為的。梁啓超在任職期間，極力為段祺瑞擴充軍備、鞏固統治效勞，並代表北京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兩筆以損害民族利益為代價的借款。這些軍閥及其同夥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遭到輿論界的嚴厲譴責。七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權。梁啓超是憲法研究會的領袖人物，他憑藉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地位，全力為段祺瑞張目。
梁啓超
梁啓超政治主張
改良思想
梁啓超一生致力於中國社會的改造，為了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竭力吶喊，四處奔走，付出了幾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張卻又因時而異，不斷變化，前後矛盾，以致難以令人信服。在維新運動期間，梁啓超隨康有為亦步亦趨，無論辦報或教學，都注意並且用力闡述康有為的改良思想和變法理論。他以公羊三世說和西方進化論為依據，鼓吹變法，講求維新，宣傳西方科學文化，充分顯露了年輕愛國志士的朝氣和銳氣。戊戌變法的失敗，使梁啓超一度認識到要救中國，必須進行一次“破壞”：“歷觀近世各國之興，未有不先以破壞時代者。此一定之階級，無可逃避者也。有所顧戀，有所愛惜，終不能成。”但是這種居於改良和革命之間的搖擺，在梁啓超的身上並沒有持續多久，他仍然和康有為一道，鼓吹改良，主張“斥後保皇”。
梁啓超
梁啓超當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論戰展開之後，梁啓超又改變舊說，轉而提倡實行“開明專制”，試圖與“革命”理論相對抗。使梁啓超難堪的是，正當他還在口乾舌焦地鼓吹開明專制，反對實行憲制的時候，清廷卻正式宣布要“預備仿行憲政”了。以後，梁啓超又高唱憲政，在立憲運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隨著武昌起義的爆發，統治中國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經行將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權，共和之制勢在必行，梁啓超再一次改變了以前的政治主張，提出了“虛君共和”的口號。直到民國之後，這種多變的特徵，在梁啓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時有反映，從擁袁到反袁，從護國到擁段。一變再變，終於技窮。
復歸傳統
民國七年（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梁啓超與蔣百里、張君勱等人前往歐洲。經過一年多的實地考察，使他了解到了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的許多嚴重社會問題。他所崇仰的西方社會，他所宣揚的西方文明，原來也充滿了弊端和罪惡。梁啓超認識到：“自從機器發明、工業革命以還，生計組織起一大變動，從新生出個富族階級來。科學愈昌，工廠愈多，社會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物價一日一日騰貴，生活一日一日困難。”“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著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他由此認為西洋文明已經破產，拯救世界還要依靠東方“固有文明”，主張極力發揚傳統文化。梁啓超從一個舊世界的批判者，成為一個舊傳統的提倡者，這種變化，不僅反映了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失望，以及對新文化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忌恨與反對，而且也有力地說明，在近代中國，找不到出路的改良主義者，在時代浪潮的衝擊和對社會現實的迷惘中，只能迴轉身來向中國傳統文化復歸，甚至把倒退看做是出路。
賦稅思想
梁啓超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啓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學術貢獻
新史學
梁啓超是近代資產階級史學的奠基人，是20世紀前期創建我國近代史學理論的代表人物。他前期發表的《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對中國幾千年來的封建史學進行了較為系統和猛烈的批判，並且大呼“史學革命”。繼此，他又撰寫了一系列論著，構建其資產階級的新史學理論體系，如《中國歷史研究法》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等，集中反映了梁啓超的史學觀及其突出貢獻，並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接連發表震動一時的《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猛烈抨擊封建史學，倡導“史學革命”，較系統地闡述了有關史學功用、歷史哲學、治史態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資產階級史學主張。
目錄學
梁啓超一生於目錄學貢獻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學書目表》在分類、著錄上有創新，類分學、政、教，實有“西學”、“政學”兩類，這個分類體系，突破了被訂為“永制”的四部分類體系，為近代西方圖書分類法的輸入和我國新分類法的產生開闢了道路。該目著錄西學書籍400種，西政書籍168種，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成書。其他目錄學著作有《西書提要》、《東籍月旦》、《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讀書分月課程》、《東原著書纂校書目考》、《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佛經目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漢書·藝文志渚子略考釋》等10餘種。
《西學書目表》
《西學書目表》圖書館學
梁啓超對圖書館學有獨到見識。他認為應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以現代西方的圖書館學理論施之於中國傳統目錄學的改造，即是目錄學的科學化。積極倡導圖書館事業，民國十一年（1922年），發起建立“松坡圖書館”，出任館長。民國十四年（1925年）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任董事部部長，並發表《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會演說辭》，提出了他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方向的見解。後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館長。欲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相當於中國圖書古今總志，“作古今典冊總匯之簿錄”，惜未完成而逝。其藏書頗豐，“海棠書屋”、“飲冰室”有書44470餘冊，2830餘種，還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筆記等。梁廷燦等人編有《飲冰室藏書目初編》，著錄古籍13000餘種。民國十八年（1929年）全部移交給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特辟“梁啓超紀念室”以志紀念。
文學
梁啓超積極參與、鼓動的“詩界革命”和“小說革命”，也不僅僅是文學史上關於文學體裁和作品風格的爭論，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明確指出：“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可見其在文學領域所進行的“革命”，是與他的政治改良相輔相成的。
梁啓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啓超寫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啓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人物評價
總體評價
梁啓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梁啓超一生勤奮，著述宏富，在將近36年的政治活動又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每年平均寫作達39萬字之多，各種著述達1400多萬字。
名人評價
- 黃遵憲：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 吳其昌：文體的改革，是梁啓超最偉大的功績，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
-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設立專章分析梁啓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啓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在對梁啓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
- 郭沫若：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著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 蕭公權：“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回響。梁啓超以“善變”聞名於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後，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個人作品
主要作品有《少年中國說：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敬業與樂業》、《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新民說》、《飲冰室主人自說》、《中國文化史》、《飲冰室主人全集》、《李鴻章傳》、《王安石傳》、《飲冰室合集》、《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
親屬成員
先祖
父母
梁啓超的父親名蓮澗，也是一位秀才，在鄉里教書；梁啓超的母親為趙氏。
婚戀
- 李惠仙
光緒十五年（1889年），梁啓超17歲。他參加了這一年的廣東鄉試，秋闈折桂，榜列八名，成了舉人。主考官李端棻，愛其年少才高，將堂妹李惠仙許配與他。惠仙比梁啓超長4歲。兩年後，二人完婚。次年夏天，梁啓超偕夫人李氏南歸故里。
梁啓超與李惠仙一家
梁啓超與李惠仙一家梁家世代務農，家境並不寬裕，李惠仙並沒有嫌棄梁家的貧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華。李惠仙仍極盡孝道，日夜操勞侍奉，深得梁家喜愛，在鄉里也博得了賢妻良母的美名。“百日維新”失敗後，慈禧命令兩廣總督捉拿梁啓超的家人，梁家避居澳門，逃過了一場滅門之災。梁啓超隻身亡命東瀛，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個梁家的支柱。
民國十三年（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症溘然而逝。梁啓超寫下了一篇情文並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今我失君，隻影彷徨。
子女
梁啓超共有9個子女：詩詞研究專家梁思順（令嫻）、我國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梁思忠、著名圖書館學家梁思莊、著名經濟學家梁思達、梁思懿、梁思寧、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軼事典故
斥責志摩
民國十四年（1925年）陰曆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啓超出席證婚。梁啓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啓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樑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錯割右腰
民國十五年（1926年）3月8日，梁啓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啓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譁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啓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啓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兩遭掌摑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三月，梁啓超南下上海，與黃遵憲、汪康年等籌辦《時務報》（旬刊）。次年，激進的章太炎就從杭州寄去了十六元錢要求加入康有為在上海創辦的強學會，在上海期間，他認識了很多維新界的人，如譚嗣同，唐才常，並有幸結識了康門的首席大弟子也就是後來跟他鬧得不可開交的梁啓超。擅長筆墨的章太炎曾在梁啓超主持的維新派報紙《時務報》中擔任編輯。但是不久因章太炎發表了多篇反清朝的文章，梁啓超秉承師意拒不發表，章對此不悅，後因對孔教存有不同看法而發衝突，因康有為自視甚高，將孔子比做素王，而自名長素，也就是長於孔子，他門下的弟子多自名超回、秩賜、勝參等，自稱水平超過顏回、曾參，章太炎看不過去，一日飲酒數杯對眾人稱，“所謂長素奈何以衣冠拜索虜”，此言一出梁啓超率數人至章處問罪，梁啓超學生先動手欲打章太炎的朋友，並非梁啓超被章太炎掌摑。
梁啓超
梁啓超維新變法失敗之後，梁啓超追隨康有為逃日本避難，恰孫中山也在日，中山以康梁亦為清朝壓迫，經此慘禍當能自省，乃請人約見。但康有為等人卻堅持以“大清子民”為念，要死保光緒帝，將孫中山看作是亂黨，拒絕合作，但隨著孫中山的反滿主張在日本華人中影響日益壯大，康為拉攏孫中山的部下派梁啓超等人前去協商合作，但梁等人竟要求孫中山放棄原來主張加入他們所謂的勤王運動，梁將孫中山、陳少白等人誆騙到他們的活動之處，忽然擺出香案祭出所謂光緒的衣帶詔要孫中山等人叩拜，孫當然拒絕，梁卻指使眾人不讓他們走，陳少白大怒，一把抓住梁啓超的衣領輪起左臂就是一記耳光，打得梁踉蹌幾步幾乎摔倒，接著一腳踢翻香案扯碎衣帶，曰“我乃堂堂炎黃子孫，豈做奴才拜此小丑，爾輩甘為滿洲奴者，可鄙！”嚇得康黨眾人皆退。
天涯知己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底，梁啓超應康有為之請，赴美國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僑商設家宴招待梁啓超，引來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糾葛。梁啓超進入何家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還有一年輕女子。她是僑商的女兒，叫何蕙珍，芳齡二十，從小接受西方教育，16歲便任學校教師，於今已有4年，英文極好，因有西洋人參加宴會，由她做梁啓超的翻譯。多年來，除了妻子李氏外，他還沒有與一個女子這樣接近過。席將罷，何小姐又將她在報上替梁啓超辯護的文章原稿拿來給他看，並說：“這是我代先生筆戰起草的英文中譯稿，請先生惠存並予指教。”接過何小姐的手稿，梁啓超吃了一驚，他多日的疑惑頓時冰釋。這期間，他陸續寫了24首情詩，以記述對何蕙珍的讚美、思念和無奈之情，其中有一首這樣寫道：“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識荊說項尋常事，第一知己總讓卿。”
梁啓超不願把這件事繞開自己的結髮妻子。他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家書中，把檀島奇遇說與李惠仙知。李惠仙讀了梁啓超的信，給梁啓超寫了一封回信。梁啓超最終以理智鎖住情感，結束了這場苦戀。後來，在梁啓超任民國司法總長時，何蕙珍又從檀島來北京，欲與之結秦晉之好。但梁啓超只在總長的客廳裏招待何蕙珍，她只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後，何蕙珍也從檀島趕來，但梁啓超仍然婉辭。梁啓超的這一做法，對何蕙珍來說似乎有點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也責備梁啓超“連一頓飯也不留她吃”。
神奇小妾
據《革命逸史》所記，李惠仙與梁啓超結婚時，還帶來了兩名丫環，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聽使喚，不久便被梁家趕出了家門。而王桂荃則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家中事務甚至財政都由她掌管。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她成為梁啓超的側室。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來喜”。只是在民國十三年（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產時，梁啓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稱。但是，梁啓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蕙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梁思成後來回憶他小時候的一件事時說，有一次他考試成績不好，李蕙仙氣急了，用綁了鐵絲的雞毛撣子抽他。王桂荃嚇壞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摟到懷裏，用身子護著他。當時李惠仙還在火頭上，收不住手，雞毛撣子一下下地抽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過後，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溫和、很樸素的話教育他，讓他好好讀書。在複雜的政治激流中，梁啓超的思想經歷了巨大的轉變，他頭腦中描繪的政治藍圖也由君主立憲制完全轉變為民主共和制。1968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文革”後，梁家的子女們，在梁啓超與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樑之材的平凡母親。
慷慨應問
梁啓超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有一年他到廣州拜見兩廣總督張之洞。梁啓超銳意改良，對張之洞寄予極大的期望。張之洞拿著投刺（拜貼），見落款為“愚弟梁啓超頓首”，大不高興，於是出聯刁難：“披一品衣，抱九仙骨，狂生無禮稱愚弟。”這上聯高傲無禮，且拒人於千里之外。梁啓超則氣度不凡，坦然對出下聯，請來人回送張之洞。聯文是：“行千里路，讀萬卷書，俠士有志傲王侯。”對答不卑不亢，有理有據，文字高雅硬朗，氣勢懾人。張之洞一看，馬上出衙迎接，大有相見恨晚之意。
後來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一次梁啓超到江夏拜訪他。張之洞再次出聯：“四水江第一，四時夏第二，先生居江夏，誰是第一，誰是第二？”上聯既包含四水（指古代江、河、淮、濟四水），長江排首位，又總括四季春、夏、秋、冬，夏排第二。接著提出了“誰是第一，誰是第二？”這樣難以回答的問題。梁啓超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即對出下聯：“三教儒在先，三才人在後，小子本儒人，何敢在先，何敢在後。”張之洞吟讀再三，不禁嘆息說：“此書生真乃天下奇才也！”
推託演講
梁啓超提倡趣味主義的人生觀，他認為“凡屬趣味，我一概都承認它是好的”，但趣味的標準不在道德觀念，而必須是“以趣味始，以趣味終”，“勞作、遊戲、藝術、學問”都符合趣味主義的條件，賭錢、吃酒、做官之類則非。1919年，梁啓超從歐洲回國，有一次幾個知識界的朋友約他某天去講演，他說：“你們約定的時間我恰好有四人功課。”有來客不解，聽他解釋後方知，原來就是約了麻局。
梁實秋在清華念書時，就曾聽說過梁啓超的一句名言：“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此指麻將），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麻將對梁啓超的誘惑力、吸引力之大，可以想見。而坊間也有梁啓超曾發明3人與5人麻將的玩法，以及他能快速解牌的傳說。他的很多社論文章都是在麻將桌上口授而成。
後世紀念
北京梁啓超故居
梁啓超故居北溝沿胡同屬東城區北新橋地區，在東直門南小街迤西。胡同自北向南溝通大菊胡同和東四十四條，長300多米。明代，稱“學房胡同”；清乾隆時稱“官學胡同”，宣統時稱“北溝沿”，因胡同臨近水溝而得名；1949年稱“北溝沿胡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都胡同”，後復稱“北溝沿胡同”。現胡同西側與新太倉二巷相通，東側有兩條支巷通往小菊胡同。1986年6月梁啓超故居被列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天津梁啓超故居
位於天津河北區民族路44號，飲冰室位於河北路46號。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啓超購買周國賢舊意租界西馬路空地所建。民族路寓所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於1914年。主樓為水泥外牆，塑有花飾，異型紅色瓦頂，石砌高台階，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書齋“飲冰室”為淺灰色兩層洋樓，建於1924年。首層為其書房，二樓做臥室和會客。梁啓超後期著述均於此完成。“飲冰室”系義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專為其設計，造型別致典雅。
新會梁啓超故居
位於新會茶坑村故居坐落在美麗蒼鬱的鳳山下，是梁啓超出生和少年時期生活、學習的地方。建於清光緒年間，是一幢古色古香的青磚土瓦平房，由故居、怡堂書室、迴廊等建築組成，建築面積有400多平方米。故居有一正廳、一便廳、一飯廳、二耳房，兩廳前各有一天井；怡堂書室是梁啓超曾祖父所建，是梁啓超少年讀書、接受儒家傳統思想的地方，長女梁思順也出生於此。
新會故居
新會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