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公權

蕭公權（1897年11月29日－1981年11月4日），原名篤平，自號跡園，筆名君衡，江西泰和人。1920年，自清華畢業，後赴美留學，就讀於密蘇里大學新聞專業和康奈爾大學哲學系。1926年取得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先後在南開大學、東北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任教。抗戰爆發後，遷成都，任教於四川大學、成都燕京大學、光華大學，抗戰勝利後繼續在光華大學及四川大學任教。1948年，當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底赴美出任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教授，1968年循例退休。1981年11月4日，逝世於美國西雅圖寓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蕭公權
• 外文名：Hsiao Kung—chuan 
• 別名：原名篤平，自號跡園，筆名君衡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江西省泰和縣
• 出生日期：1897年11月29日
• 逝世日期：1981年11月4日
• 職業：中國現代政治學家
• 畢業院校：密蘇里大學、康奈爾大學
• 代表作品：《中國政治思想史》

人物生平

人物簡介

蕭公權，字恭甫，號跡園，江西省泰和人。

蕭公權（1897-1981）

幼年就讀於私塾。1915年入上海中國基督教青年會中學學習。1918年考入清華學校高等科。五四運動中曾參與創辦《民鐘日報》。

1920年赴美留學，先後就讀於密蘇里大學、康奈爾大學，主修政治哲學，1926年獲康奈爾大學博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至1948年，歷任或兼任南方、國民、南開、東北、燕京、清華、北京、四川、光華、華西等大學教授，講授中外政治思想史等課程。他是“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

1948年秋赴台，任台灣大學教授。1949年9月離台赴美，任華盛頓大學遠東和蘇聯研究所客座教授，1968年退休，1981年辭世。

蕭公權先生才為世出，生於憂患，學於域外，執鞭中土，終老異鄉，乃近百年來文化變局中立定腳根，深入西方學術領城，然後心平氣和地在中西新舊各種學問之間，加以折衷調和、錘鑄涵融，自成一家之言的中國人文學者，在中國政治學與憲政研究領域留下巨大的足跡與影響。

蕭公權畢生從事政治學研究，尤其是政治思想史的教學和研究，為政治學在中國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其全部著作由汪榮祖教授編為9卷本《蕭公權全集》。

學生時代

蕭公權一生任教於國內外大學，裁成弟子甚多，在人文學術研究上也獲得了世界學壇一致的推崇。他的一生可以很明確地劃分為兩個時期：

從光緒二十八年（1902）到民國十五年（1926）是蕭公權的學生時代。在這二十四年中，他從家鄉私塾舊式教育開始，直到青年會中學、清華學校、美國密蘇里大學，以至康乃爾大學哲學系完成博士學位。

在蕭公權學思歷程中，清華人文教育對他影響深遠。這一段時間在中西新舊學問之間的涵詠培育，奠定了他畢生治學的紮實基礎，也是他教育事業的內在能源。

教授時代

從1926到1968是蕭公權的教學時代。在這四十二年之中，先後或同時任教於國內十二所大學：國民、南方、南開、東北、燕京、清華、北京、四川、光華、華西、政治、台灣等大學，以及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

人物著作

蕭公權先生的著述有：博士論文《政治多元論》，經愷德林教授(George E．G．Catlin)介紹，由倫敦著名出版社出版，並列為“國際心理學哲學及科學方法叢書”之一；《憲政與民主》為其自1932年移講清華大學起，1948年去國前為止，撰寫了一系列分別發表於國內的著名報章與雜誌上的政論文字，凡二十二篇；《中國政治思想史》，被教育部審定為“部定大學用書”；《中國鄉村》（英文），獲美國學術團體協會“人文學術獎”；《問學諫往錄》，回憶錄；《康有為變法與大同思想研究》（英文）。其著述經其弟子汪榮祖先生輯成《蕭公權全集》，計九冊。

《中國政治思想史》是蕭先生的代表作，傳播廣泛，常被用作大學的教材和主要參考書。

全書從先秦年間講述到民國初年，按政治思想的歷史背景，共分三部分：1）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2）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3）近代國家之政治思想。

蕭先生遊走于于中西文化之間，以西方文化為參照系，對中國傳統政治文化進行了全面深入獨到的研究，對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既見異同，又論優劣，條分縷析，脈絡清楚，既是思想史作品，又是政治分析論述，全書娓娓道來，頗見功力，已成為中國政治思想學界的經典，是在學術領域梳理和批評中國傳統政治思想的系統性奠基著作。

縱觀中國政治，蕭公權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漢至清末，以君道為中心，“專制政體理論之精確完備，世未有逾中國者。”（見蕭著下冊，第九四七頁）按蕭公權的看法，這二千餘年，中國政治體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襲而少創造”。

對於部分國人津津樂道的中國固有“民本”思想，蕭先生以他所受的嚴謹的學術訓練，指出了它與民主的區別。公權先生說："孟子民貴之說，與近代之民權有別，未可混同。簡言之，民權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之三觀念。故人民不只為政治之目的，國家之主體，必須具有自動參預國政之權利。以此衡量，則孟子貴民，不過由民享以達於民有，民治之原則與制度皆為其所未聞。"（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表面上看，民主只是比民本多一"民治"而已，似乎民本與民主很接近。其實，細較之下，兩者完全不同。從政治的角度而言，"民治"的權利居於核心地位。所謂"民治"，就是由民眾自己管理自己的公共事物。

蕭先生並不局限於學院高牆內研究政治思想，他也積極投入現實的政治論爭，並用自己堅實的學養用平易的語言為民主自由背書：蕭公權通過有說服力的分析，不贊成當年國府所劃定的中國政治發展須經的“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而主張立即實施憲政。

蕭公權特別清楚地論述了：憲政本身就是訓政的過程。不能在憲政之外求訓政：“我再確切的聲明，我對於張（佛泉）胡（適）兩先生隨時可以開始憲政的意見是同情的。我認為除實行憲政外，別無其他訓練憲政能力的方法。我們不能再蹈襲前人“訓政論”的錯誤。然而我們也不要輕視了我國人民的弱點。我們雖不可於實行憲政之外求訓政，卻必須於實行憲政之中努力“養成民治氣質”，知識階級應時時注意提高自己“參加政治的資格，以為一般後進民眾的先趨和榜樣”。（《憲政的條件》）“什麼是民主？我們簡單的答覆是：人民有說話的機會，有聽到一切言論和訊息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自由選舉生活途徑的機會，有用和平方式選舉政府和政策的機會，——而且這些機會，不待將來，此時此地，便可得著，便可利用——這就是腳踏實地的起碼民主。假使這種起碼的民主尚且辦不到，卻明唱玄虛的高調，暗用武斷的方法，那決不是民主，而是民主的蟊賊。”（《說民主》）

從早年起，蕭公權就對政治多元論下有很大功夫，並也卓有建樹。他指出該理論把有關個人自由（individual freedom）的憲法保障這一古老的觀念置於更廣泛、積極而堅實的基礎之上，這是一元論者應該吸收的重要政治理念。雖然蕭討論的政治多元論後後來的政治學者達爾（Robert A. Dahl）不同。但在筆者看來，蕭氏的更古典的略帶張力的政治多元論述，更具有理論力量。

蕭寫作《政治多元論》固然與當時美國學術與政治熱點相關，當時政治多元論恰好是美國政治理論界的重要話題，同時對於這位生於清末民初，曾熱心閱讀《民報》，並親身參與五四運動的沉思型青年，用政治多元論來對比觀照中國的現實政治，顯然是富於挑戰性的課題。

這種政治多元性對於緩解在美國憲法基地上的政治一元論，提供了理論和實踐的契機，對蕭公權本人思想中的某種黑格爾色彩，是一種平衡。

學術思想

蕭公權先生既是二十世紀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同時又是一位穩健的“老派”人物，他不贊成“打倒孔家店”，主張把孔子的思想與專制帝王所利用的“孔教”區別對待；他認為傳統蒙學雖有戕害人性的一面，卻也未始不是一種基本功的有效訓練；他認為“新文化”對舊式家庭的攻擊過於偏頗，因為“新家庭不儘是天堂，舊家庭也不純是地獄”。當代台灣學者林谷芳嘗言：“知識分子的一個角色就是拉車與剎車。社會太保守，你要把它往前拉。太冒進，就要幫它剎車。”蕭先生在那個急遽變化的時代所承擔的，主要是一個剎車者的角色。

從外部觀察，蕭公權的學術世界，呈現以下幾個特徵：一、中西文化的折衷；二、舊學與新知的貫通；三、情感與理智的交融。這三大特徵與蕭氏所處的歷史背景有密切關係。而蕭氏思想的內部特徵，則有三個突出的方面：對道德優先性的肯定、基要主義（Fundamentalism）的取向，以及對民族文化生命的關懷。這三個方面都與近代中國人文學術的發展息息相關，而蕭氏的歷史地位，也由此益為彰顯。

從學術立場來看，蕭氏畢生關切的問題，正是中國歷史的變與常，他正是站在這一個基本關切點之上，來從事對中西文化的折衷與融會。在這種舊學與新知的融會，以及中西文化的折衷之中，蕭氏在近代中國人文學術史上，樹立了一個“治道征前史，多方論折中。人如秋水淡，詩與夕陽紅”的典範與人格，永為後世所緬懷追念。

蕭公權的學術生涯雖然是研究、傳播和發展在西方成長起來的政治思想，但他也賦有很深的國學修養，這不僅表現在他嘔心瀝血的著作《中國政治思想史》等有關中國政治源流的開創性研究，同時也表現在他的中國格律詩的造詣中。他寫了大量詩作，常與吳宓唱和。僅在在成都的幾年，他就寫了九百多首詩。

抗戰年間在成都的燕京大學，有所謂“四大名旦”：陳寅恪，蕭公權，吳宓，李方桂。這幾位教授學貫中西，博古通今，吟詩作賦，酬唱應和，是為一時佳話。這種人文景觀，幾成絕響，很難復現於後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