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歷史,運動,特點,評價,
簡介
白話文古代的正統文體是文言文。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語為基礎，視秦漢經典著作為範式，並隨封建主流意識形態的不斷強化而形成的一種書面文體。古代在東漢以前，使用竹簡、絲帛等作為文書載體，必然要求文字簡潔。 東漢改進了造紙術，使用紙得到了普及，加上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後，這些都為白話文體的出現奠定了物質基礎。
白話文是指“漢語書面語”的一種。它是唐宋以來在口語的基礎上形成的，起初只用於通俗文學作品，如唐代的變文，宋、元、明、清的話本、小說等，及宋元以後的部分學術著作和官方文書。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才在全社會上普遍套用的。
在古代，文言文形式規範，並且用詞用字較為統一。而由於方言的差異，白話文在各地差別較大，因此交流呈現出地域差異的特性。
漢語主要白話文主要有四種，他們分別是官話白話文（京白）、吳語白話文（蘇白，如右圖）、粵語白話文（廣白）以及韻白（明代官話——中州韻白話文）。除了以下四種，還有很多白話。未能識別屬於何種方言大類的，統稱為“土白”。我們生活中所常說的白話文，是指官話白話文。
吳語白話文（上海話）
吳語白話文（上海話）歷史
清末開始的文體改革可以分為“新文體”、“白話文”和“大眾語”三個階段。清末的“新文體”是夾用口語的“通俗文言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象小腳放大的“語錄體”。三十年代的“大眾語”提倡徹底的口語化，文體改革趨於成熟。
言文脫節、格式束縛，早在唐宋時代就有人出來反對。唐代韓愈(768-824)提倡散文，反對駢體，史稱“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駢體起源於漢魏，成熟於南北朝，講究對仗和聲律，四字六字相間，稱“四六文”。韓愈反對這種注重形式、束縛思想的文體，提倡接近口語、表意自由的文言散文，使文體恢復到未受駢體束縛以前的時代，所以稱為“古文運動”。“古文”其名，“革新”其實。
宋代的“語錄”是又一種早期的白話文學。起初，禪宗佛徒輯錄師傅言談，用口語體。後來，宋代理學家程顥、程頤的門人，也用口語體記錄老師的言論。 “語錄體”是一種白話文，具有小腳不敢放得太大的“半大腳”風味。
宋元間又有“話本”。這是說書人講說故事的底本。“話”是故事，“本”是底本，分為小說和講史兩類。前者多為白話短篇，後者是淺近文言的長篇。
裘廷梁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文章中提出“崇白話、廢文言”。他說：白話有“八益”，其中“省日力(時間)、免枉讀(誤解)、便幼學、煉心力(思想)、便貧民”等項是先進思想。陳榮袞是提倡報紙改用白話的第一人。王照制訂官話字母，拼寫“北人俗話”，不拼寫文言。這時候，各地出版了多種白話的小型報刊。白話原來是一種民間文學，被認為“不登大雅之堂”，不是正式文體，不是文學正宗，沒有法定地位。
五四前後，革新思潮澎湃，提出了“文學革命”的口號。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舊文學不是指舊時期的文學，而是指舊性質的文學，它的特點是文體是文言的，內容是陳腐的，思想是封建的。新文學不是指新時期的文學，而是指新性質的文學，它的特點是文體是白話的，內容是新穎的，思想是革命的。
白話文學史
白話文學史運動
胡適稱“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漸白話化的歷史。敦煌的新史料給我添了無數的佐證。”為確立“白話文”正宗的書面語地位，他極力尋找“歷史的依據”。因此，在他那裡“白話文”是極為寬泛的概念，它指與“官方文學”、“廟堂文學”相對的歌謠、語錄、彈唱等形式的“民間文學”、“平民文學”，“一千八百年前的時候，就有人用白話作書；一千年前，就有許多詩人用白話做詩做詞了……”一言蔽之，在胡適看來，每個朝代都有“白話文”的存在，“中國文學史就是一部白話史”。周作人則認為“現在的用白話的主張也只是從明末諸人的主張內生出來的。”
首屆“公安派文學”討論中，許多學者認為“公安派推崇白話文學可視為‘五四‘新文學之前驅’”一般地，我們認為從北宋到清末是“白話文”潛伏、蓄勢、發展的重要階段，其作品有宋元的話本、明代的話本和擬話本、明清的小說如《水滸傳》、《金瓶梅》等等。“白話文”作為一個“口號”與“術語”的出現與晚清白話文運動有緊密聯繫。“新詩派”的先行者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梁啓超、夏曾佑、譚嗣同等力主“詩界革命”；南社主將柳亞子主持《自治白話報》，文章以白話文為主。這期間“有裘廷梁等呼籲提倡白話文”。1887年出現了近代最早的白話報——《申報》的副刊。“根據現今能找到的資料，清末最後約十年間，出現過140份白話報和雜誌。”
胡適
胡適晚清白話文運動開啟了“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先聲，但其性質是不同於“五四”的白話文運動。它仍屬古代白話文的範疇。白話文學，只是因為想要變法，要使一般國民都認些字，看報紙，對國家政治都可明了一點，所以認為用白話文寫文章可得到較大的效力。”“現代白話文是‘話怎么說就怎么寫’。“白話文”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語體範疇，是不同於用“白話”寫文章的文學現象，其最終取代文言文成為主要的書面表達方式，是“五四”的白話文運動。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提出“八不主義”，倡導“活文學”，是整個白話文運動的濫觴。同年12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文學革命論》，提出“三大主義”與之呼應。隨後，胡適又有《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等文章，提出“作詩如作文”，“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等主張。這期間李大釗、魯迅、周作人、劉半農、錢玄同等都紛紛撰文闡明自己對“文學革命”的觀點。
胡適作為白話文運動的首倡者，他深諳思想內容與文體形式的關係，“我也知道有白話文算不得新文學，我也知道新文學必須有新思想和新精神。”但限於傳統觀念的漫長歷史及客觀條件的複雜，他強調白話文與文言間對立、分裂的一面，不遺餘力地倡導“白話文”之工具性。“‘白話文學工具’是我們幾個青年學生在美洲討一年多的新發明。”⑿較之胡適的激進、偏執、決絕的姿態，周作人略為冷靜，他在強調文字改革的同時，更重視思想的改革與轉換，否則雖用了白話“思想仍然荒謬，仍然有害”，“古文與白話沒有嚴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難分。”劉半農也認為文言、白話“各有所長，各有不相及之處”。“1920年1月，依當時的教育部頒令，凡國民學校年級國文課教育也統一運用語體文(白話)。”
這標誌“五四”白話文運動的初步勝利，但是“白話文”內部也面臨著嚴重問題：美學意蘊的缺乏；思想內容與文字表達的脫離。對此胡適早就有所意識，“若今後之文人不能為五四造一可傳世之白話文學……決無以服古文家之心也”。就此而言，白話小說《狂人日記》、詩集《嘗試集》、周作人“美文”系列、“冰心體”小說無不具有開創或奠基的意義。新文學第一個十年，白話書面語創作在各種體裁一一展開，並在實踐中接受了檢驗。其中爭論最大的是白話詩歌（新詩）。胡適的創作打破了傳統詩歌的格律，卻帶來了“非詩化”的傾向；郭沫若《女神》則能較重視詩歌本身的規律（尤其是意象）；新月派創作是前二者的反撥，使詩歌走向“規範化”，並在“新”、“舊”的聯繫中，確立了白話詩的現代美學原則。
在中國的教材中，以“四個反對”和“四個提倡”概括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
提倡民主，反對專制、獨裁。
提倡科學，反對愚昧、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
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
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張：
一曰：需言之有物
二曰：不模仿古人
三曰：需講求文法
四曰：不做無病之呻吟
五曰：務去爛調套語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講對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新青年派還有其他一些主張，包括廢除孔學、廢除漢字等偏激的主張。這和人文理性學術派學衡、文化與科學派國風等的主張或結論形成對比。
特點
白話文，淺顯通俗，在語言上，生動、潑辣、粗獷、生活氣息濃厚，富有表現力。綜觀“五四”白話文運動，它廣泛吸收了西方的辭彙資源、語法結構，在語言、文字、思想等多層面展開，這場運動不只是“語言內部的自足變革”，它同整個思維觀念的革新及國家現代化運動緊密聯繫。“白話”與“文言”的較量，很大層面上也是兩種不同價值體系與社會意識形態的撞擊。
白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