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三大主義
- 提出者：陳獨秀
- 提出時間：1916年9月1日
- 套用學科：文學
釋義,來源及背景,
釋義
三大主義：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來源及背景
陳獨秀於1915年6月中旬從日本返回上海，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誼里21號樓一樓一底磚木結構的樓房，和闊別一年、患病咯血的妻子高君曼團聚在一起。20日，老朋友亞東圖書館經理汪孟鄒為陳獨秀等設宴洗塵。
9月15日，由陳獨秀主撰的《青年雜誌》出版。陳獨秀在二次革命失敗後，苦苦的沉思、求索，所獲結論是：救中國、建共和，首先得進行思想革命，這是他辦雜誌的原因。
1916年9月1日，陳獨秀將雜誌名稱改為《新青年》。陳獨秀在自己辦的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文章《敬告青年》，便擂響了思想解放運動的戰鼓。他“涕泣陳辭”，寄希望於活潑之青年，呼喚青年“自覺其新鮮活潑之價值與責任”，號召青年“奮其智慧型，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他提出6項標準，即：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像的。
陳獨秀6項標準的主線是科學與民主。所謂科學，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和哲學，重在提倡科學精神，尊重科學規律。所謂民主，它的對立面便是封建專制，科學與民主是檢驗一切政治、法律、倫理、學術以及社會風俗、人們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準繩，凡違反科學與民主，哪怕是“祖宗之所遺留，聖賢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會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1916年秋冬，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積極發動了文學革命。這場革命的主將是陳獨秀，急先鋒便是留美學生胡適。
胡適名洪騂，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早年肄業於上海中國公學，接觸新學，信奉進化論。1910年赴美國，先後就讀於康乃爾大學和哥侖比亞大學，從學於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獲博士學位。
陳、胡兩人並不相識，但不謀而合，都在思考中國文學的改革問題，因此一經書信來往，便成了好朋友。
陳獨秀同胡適建立聯繫，是通過老朋友汪孟鄒的幫助。汪與胡是同鄉，1915年10月6日，汪孟鄒寫信並寄《青年雜誌》一冊給胡適，告訴他這個雜誌是皖人陳獨秀主編，並向他約稿。12月13日，汪再次寫信給胡適，重申陳獨秀約稿之懇切。1916年2月3日，胡適寫信給比他大12歲的陳獨秀說：“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可言也。”
胡適認為，國語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而白話則是一種活語言，白話不但不鄙俗，而且甚優美適用。文學不當為少數人之私產，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國人為大能事。陳獨秀對胡適的意見，表示“甚佩、甚佩”，請他在課餘之暇，為《新青年》多譯那些短篇名著，以為改良文學之先導。兩人遠隔重洋，一個在東半球，一個在西半球，文學改革的事業把他們聯結在一起。
1916年10月1日，《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給陳獨秀的信。胡適在這封信中提出了文學改革的8條意見。陳獨秀雖然表示贊同，但覺得這些主張立意不高，態度不夠堅決。因此他在給胡適的回信中表示：“文學改革為吾國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戲言，更非空言”，盼他切實作一改良文學論文，寄登《新青年》。
胡適接信後，對8條意見略加修改和闡述，命題為《文學改良芻議》寄給陳獨秀，陳獨秀立即把它發表在《新青年》上。胡適從此便成為全國文學改革的著名人物了。
1917年1月，陳獨秀進京，到北大擔任文科學長。他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是個偶爾的機會，去年11月26日，陳獨秀為了募集資金，使群益書社與亞東圖書館合併為公司，共同發展文化出版事業，同汪孟鄒同車赴京，下榻在西河沿中西旅館。他在琉璃廠偶然遇到了北京大學主唐詩的教授沈尹默，由於昔日陳獨秀曾譏議沈尹默的字“其俗入骨”，促使沈尹默立志書法，終於成為一代書法泰斗，由此兩人得以相識。沈教授便向蔡元培推薦陳獨秀入北大任職。
蔡元培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求才若渴，到校後做的第一件大事是聘請有真才實學的人協助一同治理北大。蔡元培和陳獨秀都曾在1905年間在上海加入愛國協社，從事反清活動。此後雖多年不相聞問，但蔡元培很佩服他的毅力與責任心，對他有一種不忘的印象。現在又看到陳獨秀主編的10餘本《新青年》，決意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月薪為300元，允許他將《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並立即去旅館拜訪陳獨秀。
陳獨秀白天四處活動，晚間看戲，睡得晚，起得遲。蔡元培差不多天天都來看他，有時來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陳，只要拿個凳子給他坐在房門口等候。蔡是二甲進士出身的翰林，曾任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而陳只是個秀才，蔡禮賢下士風度誠然令人敬佩。陳獨秀起初不想受聘，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當他看到蔡是那樣的誠懇待他，又答應把《新青年》搬到北大辦，便答應回滬稍稍整理即來北京。
陳獨秀在攜眷去北京之前，對原岳王會友人岳相如說：“我從沒在大學教過書，又沒有什麼學位頭銜，能否勝任，不得而知，我試乾3個月，如勝任即繼續幹下去，如不勝任即返滬。”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宣布“本校文科學長夏錫祺已辭職，茲奉令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
陳獨秀為文科學長的訊息傳出後，全校震動。青年學生無不熱烈歡迎，奔走相告，而教師中的遺老遺少則竊竊私議，嘖有煩言，說陳先生只會寫幾篇策論式的時文，並無真才實學，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夠，更不要說出任文科學長了。蔡元培對於這些攻擊，態度鮮明，駁斥有力。他說：仲甫先生精通訓詁音韻學，學有專長，過去連章太炎先生也把他視為畏友。熟悉陳獨秀的人也站出來講話，說他在文字學考據方面有素養，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教授甚至說仲甫先生講文字學，不在章太炎先生之下。
北京大學是全國的最高學府，文科學長相當於後來的文學院院長，這為陳獨秀開展新文化運動提供了極為有利的社會地位。陳獨秀就職後，住在東池子箭桿胡同9號，那是一座普通的小四合院，陳獨秀租居了三間北房，中間用雕花木隔扇分開，兩邊作臥室，中間會客。
同年7月，胡適畢業回國，陳獨秀立即推薦他到北大任教，經蔡元培同意，9月10日即到北大任教授，講授英文學、英文修辭學和中國古代哲學。
不久，陳獨秀的好友李大釗也來到北京大學。
李大釗在1916年5月從日本回國後，暫留居上海。他經常到陳獨秀那裡，策劃新文化運動。8月，李大釗應湯化龍的邀請，前往北京主編《晨鐘報》。湯化龍原是李大釗的校長，又資助他東渡留學，但湯與袁世凱勾結，支持袁世凱同五國銀行團簽訂“善後借款”，為世人所不齒，後來才轉變了態度，躋身討袁護國行列，做了一些好事。李大釗接到湯化龍邀請他去京創辦報紙之時，不願從命，經同學白堅武一再勸說，才決定利用報紙，為再造青春中華大造輿論，出任主編之職。
《晨鐘報》是憲法研究會的喉舌，社址位於丞相胡同，緊挨著南宋末年抗金民族英雄文天祥祠廟的一個大院裡。李大釗經過緊張籌備，創刊號終於出版了，李大釗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晨鐘之使命》，公開申明《晨鐘報》的宗旨是：喚醒民眾覺醒，激勵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奮進……，索我理想之中華、青春之中華。
李大釗在《晨鐘報》上發表了許多文章，他號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銳敏之直覺，活潑之生命，以創造環境，征服歷史”。
《晨鐘報》剛剛出版22天便刺痛了北洋政府的當權者，湯化龍對此不滿，說李大釗把《晨鐘報》辦成了一份過激黨人的報紙，要求李大釗改弦更張。
李大釗不肯違背信仰，決定辭職，在《晨鐘報》上發表了辭職聲明，便揚長而去。從此之後，他被《憲法公言》聘為撰稿人，繼續著文，抨擊黑暗的時弊。
1917年元月，章士釗在北京創辦《甲寅日刊》，他到李大釗寓所，請他出任編輯。李大釗且喜且憂，喜的是他又有了一個陣地，很想立即去供職；憂的是老友章士釗做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使他猶豫不決。於是他便問章士釗：
“行嚴先生，《甲寅日刊》是否可以抨擊腐敗的時政？向甚囂塵上的孔家店投槍？”
章士釗答道：“批判孔丘，防止復辟，我贊成；對於政府的黑暗之處，閣僚們的私下爭鬥，我也是深惡痛絕。”
經過一番交談，李大釗終於表示：“好！我即日就走馬上任！”
李大釗以孔子與憲法的關係為題，針對復古思潮展開了批判。章士釗怕李大釗激進的文章惹麻煩，建議他改寫國際問題的論文。李大釗便寫國際述評，向讀者介紹俄國革命，並指出：“平心論之，俄國此次革命之成功，未始不受中國曆次革命之影響。今吾更將依俄國革命成功之影響，以厚我共和政治之勢力。”李大釗的文章，暗示中國先進分子向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學習。
北洋政府要緝拿宣傳革命的李大釗，章士釗立即掩護李大釗逃離北京。
李大釗倉皇出京，南來上海，寄住友人家中。舊地重遊，萬端思緒一齊湧上心頭，便作詩一首：
英雄淘盡大江流，
歌舞依然上畫樓。
一代聲華空醉夢，
十年潦倒剩窮愁。
竹簾半卷江天雨，
蕉扇初迎海外秋。
憶別江山無語句，
只應共泛五湖舟。
李大釗在上海繼續研究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和俄國革命的經驗。
1917年底，李大釗接到章士釗的來信。章士釗已就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兼邏輯學教授。他約李大釗北上，代替他繼任圖書館主任一職，並聲稱得到了蔡元培校長的認可。李大釗喜出望外，即日北上。
李大釗在北大即任圖書館館長，後兼經濟學、史學教授。
北大校長蔡元培提出“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教育方針，堅決反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素信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並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餘地。他請提倡新文化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請介紹愛因斯坦相對論學說的夏元瑮作理科學長。胡適、李大釗、李四光、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魯迅等新派人物也先後來到北大任教。
蔡元培萃集各路人才，陳獨秀是佼佼者。蔡的治校方針是“教授治校”，有關校務大事，由校評議會討論決定，評議會相當於後來的校務委員會，由校長、學長、主任教員等自行互選組成，任期1年。陳獨秀被選為評議員，此外他還擔任北大入學試驗委員會副會長（會長是蔡元培）、北大附設國史館編輯處纂輯股主任和《北大日刊》編輯等職。
陳獨秀上任後，他不開課，專心致力於北大文科改革。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是為文科延聘名教授，於是，提倡新文化運動的知名人士，大多薈萃於北大文科。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
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專門論述教育方針的文章，指責中國教育的弊端，闡明他的教育主張是自動的、啟發的、實用的、全身的；而不是他動的、灌輸的、虛文的、單獨的腦部教育。他認為高等教育的宗旨不同於一般教育，應當以研究學理為主。
陳獨秀對北大文科教學的改革主要做了4件大事：
1．擴充文科，增設德、法、俄語新系，並在哲學、中文、英文系設立研究所。
2．允許學生自由選修各課，廢除一切課程全部必修的規定。學校四門大開，誰願意來聽課都可以。
（3）整頓課堂紀律，制定考試制度。陳獨秀為執行課堂紀律，曾將經常缺課的黎元洪的侄子誤認為是許德珩，給予記大過一次，後一經發現錯誤，即收回成命，並對許進行勸慰。
4．採購圖書，廣設閱覽室，為學生提供學習條件。
陳獨秀在改革文科的同時，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他為了約束自己，加入了北大的進德會，作甲種會員。蔡元培在北大發起組織進德會，會員分為3種：甲種會員不嫖不賭不娶妾；乙種會員除前3戒外、加不做官吏，不作議員2戒；丙種會員除以上5戒外，加不吸菸、不飲酒、不食肉3戒。陳獨秀性格豪放，私生活也比較隨便，有時涉足於花柳場中。這在當時雖不足為奇，但於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陳加入進德會後，被選為進德會評議員。
北大的改革、貫徹思想自由的原則，衝破了封建頑固派所設定的種種思想文化的禁區，向青年學生展現了廣闊的學術自由的新天地。它提高了教學質量，開闊了學生的眼界，擴大了他們的知識領域，對學生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氣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學，一變而為新鮮活潑、民主自由的園地。
科學與民主的思潮在北大盛行。它激盪著青年知識分子的心扉，沖開了長期被封建主義封鎖著的思想閘門，青年學生迅速地行動起來，結社團，舉行集會，積極干預國家大事。李大釗又於1918年冬組織起秘密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使科學社會主義思想在北大傳播。
原由陳獨秀1人主編的《新青年》，於1918年1月改為同人刊物，成立了編委會。編委會7人：陳獨秀、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並規定編委輪流編輯，每人一期，周而復始。《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編委聚會地點常常在陳獨秀的寓所，陳獨秀的家無形中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
《新青年》編委會是一個相當強壯的陣營。編委大多是一些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其中錢玄同又是老同盟會員；魯迅（周樹人）曾參加光復會，並擔任南京臨時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員、僉事等職。他在教育部任職，公餘時研究古碑，自然遇不到什麼問題和主義。時遇錢玄同組稿，便於《新青年》發生了關係。受《新青年》的啟示和鼓舞，便在《新青年》上發表小說、隨感錄、政論、新詩和譯文等。
陳獨秀對魯迅很敬重，說他“做的小說，我實在五體投地的佩服”，很盼望他為《新青年》創作小說，並一回一回的催。1918年5月，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在《新青年》上發表，他借狂人之口憤怒控訴數千年的舊禮教是吃人的禮教，這是篇討伐封建禮教的戰鬥檄文。
《新青年》的影響迅速擴大，創刊時發行不過1000份，到1917年猛增到1．6萬份，而且每期出版後，在北大即銷售一空。
但是，《新青年》是個月刊，出版周期長，且有時不能按期出版，內容多是學術性的大塊文章，很難對現實的政治鬥爭發揮及時的指導作用。為了創辦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與現實更直接的刊物，陳獨秀、李大釗議創《每周評論》。
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李大釗和張申府、高一涵、高承元、胡適等在北大文科學長室開會，討論創辦《每周評論》問題，會上公推陳獨秀負書記及編輯之責，編輯所設在北大新樓文科學長辦公室內。
12月22日，《每周評論》創刊，它的內容有：國外大事述評、國內大事述評、社論、文藝時評、隨感錄、新文藝、國內勞動狀況、通信、評論之評論、讀者言論、新刊批評和選論等12個專欄。《每周評論》完全是個針砭時政的戰鬥性刊物，與《新青年》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協同作戰。
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在《新青年》和《每周評論》上公開亮出文學革命的大旗，又把文學革命與政治革命聯繫起來，明確地提出“三大主義”的革命口號，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封建國粹派由恐懼慌亂，變為瘋狂的咒罵和反對，以林紓為代表的“桐城派”、以劉師培為代表的“文選派”最為猖獗。於是，錢玄同託名王敬軒在《新青年》上發表一篇反對文學革命、為封建文學辯護的《給新青年編者的一封信》，劉半農以記者名義寫了一篇《復王敬軒書》。通過這齣“雙簧戲”對復古思想、以及對文學革命的各種非議，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抨擊，取得了極大的成功。
1919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本志罪案之答辯書》，對3年來所作的宣傳，做了總結，從根本上反擊了頑固派的進攻。林紓終於按捺不住，跳了出來，進行瘋狂的反撲，於是，同頑固派短兵相接的戰鬥，便在《每周評論》上進行。
新舊鬥爭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場了。安福國會議員張元奇赴教育部要求取締《新青年》、《每周評論》等刊物，否則國會將提出彈劾教育總長案，彈劾蔡元培，而尤集矢於陳獨秀。
陳獨秀面對守舊派的誣衊和軍閥政府的威脅，毫不畏懼，特輯了全國14家報紙上的27篇支持新派的文章，以《特別附錄：對於新舊思潮之輿論》為標題，刊登在《每周評論》上。這14家大報的言論，不僅是對林紓進行了有力的斥責，更重要的是對《新青年》創刊以來，提倡科學民主、文學革命所取得的成績作了一次大檢閱。
林紓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勢，用誣衊詆毀的手段，破壞和遏止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而結果卻適得其反。輿論界看透了這位昏庸老朽王婆罵街蠻不講理的惡劣手法，愈來愈支持以陳獨秀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視的是站在林紓背後的北洋軍閥政府的勢力。
陳獨秀為了減輕北洋政府對蔡元培的壓力，特於《新青年》上發表《編輯部啟事》，正式聲明：《新青年》編輯部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學校做教員，但這個雜誌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
頑固派早就想把陳獨秀等驅逐出北大。京中盛傳陳獨秀等被驅逐出北大，陳獨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這也就是他們歷來失敗的根源。”至於“造謠嚇人，那更是卑劣無恥了！”
上海《申報》登出北大教員陳獨秀、錢玄同、胡適等4人被驅逐北大的訊息。這些謠言一經刊出，讀者信以為真，於是輿論譁然，北京、上海各報紛紛發表評論，立即爆發了一場新舊思潮的激戰。
北大學長、教授會、主任會原擬定這年暑期後實行文理科合併，不設學長，設一教務長統轄教務，現在迫不及待地提前於4月8日實施了，推舉馬寅初任教育長。為封建惡勢力最痛恨的文科學長陳獨秀就這樣被排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