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景澄

許景澄

許景澄(1845年—1900年),世稱許公。原名癸身,字竹筠,生於浙江嘉興,同治年間進士。1880年開始外交生涯,他曾被清政府任命為駐法、德、奧、荷4國公使。1890年改任駐俄、德、奧、荷4國公使。許景澄曾寫《外國師船表》,疏清朝廷,建議加強海防。1892年,沙俄出兵侵占中國新疆帕米爾地區,他曾作為中方談判代表,據理駁斥沙俄侵略行徑,俄軍拒不撤退。1898年,許景澄代表清政府與沙俄議定,在邊界未劃定前雙方軍隊維持現狀。

1897年,許景澄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兼工部左侍郎,併兼任中東鐵路公司督辦。中東鐵路由沙俄興建,公司設在哈爾濱。許景澄往來於彼得堡、哈爾濱之間,為簽訂協定奔波。1898年8月28日,許景澄參加了中東鐵路開工典禮。

1900年,爆發了義和團運動,當時清政府利用義和團力量,並派出官兵同時攻打外國使館,對外宣戰。許景澄極力反對。他上書慈禧太后說:“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慈禧太后大為震怒,許景澄被慈禧定為“任意妄奏,語多離間”的罪名,於同年7月28日在北京處死,時年55歲。著有有《許文肅公遺稿》、《許文肅公外集》、《出使函稿》。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許景澄
  • 別名:癸身、竹筠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浙江嘉興
  • 出生日期:1845年
  • 逝世日期:1900年年7月28日
  • 職業:政治家、外交家
  • 主要成就:協助李鴻章創辦中國近現代海軍
    主持中俄帕米爾交涉
    成功抵制了義大利侵占浙江的圖謀
  • 代表作品:《外國師船表》、《帕米爾圖說》、 《西北邊界地名考證》
  • 官職:駐外公使、總理衙門大臣等
  • 諡號:文肅
人物生平,步入仕途,外交歲月,力抗沙俄,三門灣事件,庚子五忠,死後昭雪,後世紀念,歷史評價,史書記載,

人物生平

步入仕途

許景澄出生於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少年時從同里趙銘學習詞章,工駢文詩畫,尤重研習經世之學。
1868年(同治七年),中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許景澄從政之時,正值洋務運動興起,學習西方,實現近代化以自強求富,成為當時的進步潮流。由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以及對外交往的頻繁,從70年代起我國開始派遣外使節。許景澄成為當時“外交強國”主張的積極支持者,並自己將名字賦以許國強。他受到總理大臣文祥的器重,多次作為使才推薦。
1875年(光緒元年),許景澄出任四川、順天等鄉試考官。

外交歲月

1880年(光緒六年),召命其出使日本,因父喪丁憂,未能成行。守喪結束後,補授侍講。
中法戰爭爆發後,許景澄上書言事,得朝廷採納。
1884年(光緒十年),許景澄出使、意、荷、奧五國。
1885年(光緒六十一年),又兼任駐比利時公使。出使期間,主持勘驗接收在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建造的“定遠、鎮遠”等戰艦,並曾在德國等處親赴造船廠調查,撰成《外國師船表》,呈選朝廷,供建設海軍參考,建議清政府加強海防
1887(光緒十三年),因母去世丁憂回國。
1890年(光緒十六年),再任出使、德、奧、荷四國大臣,遷為內閣學士

力抗沙俄

1891年(光緒十七年)6月,俄軍以“遊獵”為名,進入帕米爾中國界區,9月,許景澄到俄國外交部抗議,嚴厲指出俄方違約越界的事實。在事實面前,俄國副外交大臣基斯敬被迫承認“此番俄武員帶兵竟到中國界內,是其錯處”,並撤出軍隊。1891年(光緒十八年)夏,俄軍更其囂張,竟然侵占薩雷闊勒以西兩萬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雙方軍隊沿嶺對峙。
許景澄半身像許景澄半身像
在談判中俄方更欲占領整個帕米爾地區。許景澄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則堅持喀約所議界線,毫不退讓,相持三年, “專恃辯論,競有筆舌兩窮之勢”。最後由於晚清國勢衰弱,於1894年(光緒二十年)接受俄方提出的維持現狀、兩不進兵的建議。為此許景澄代表中國政府正式照會俄國外交部,指出這“並不意味著放棄中國對於目前中國軍隊所占領以外的帕米爾領土的權利”。鑒於帕米爾地區地理記載不詳,許景澄還細心地著述《帕米爾說》及《帕米爾圖敘例》,這些都成為以後中俄交涉的依據。上述照會被收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
同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結果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割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列島,並引發帝國主義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許景澄身在俄國,關心中國局勢的發展。他認為“國際強弱,自昔恆有,唯人心不可死。”為挽救國家危亡,他上疏皇帝,提出改革兵制的主張。為了減輕馬關條約給中國造成的損失,他積極邀請俄國聯合法、德脅迫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此即著名的“三國還遼事件”。許景澄在給表弟的信中稱:“去年俄國約法德二邦脅勸日本歸還遼地,皆兄所商量接洽。”
甲午戰後,國力衰竭,清政府決定結一強援而立,因而“聯俄拒日”的外交方針由此而生。然而許景澄對沙俄的兇惡本性早有認識,並預見三國還遼以後,“俄人懷自便之謀,德人挾責報之意,從此事更多矣。”不出所料俄德充當了瓜分中國的先鋒,先是俄國打著共同御日的旗號,向中國提出將西伯利亞大鐵路通過吉林、黑龍江的“借地築路”計畫,後來德國強租膠州灣,俄又進一步租借旅順、大連,把東北作為勢力範圍。這些要求雖均受到許景澄的抵制,但由於上峰李鴻章的同意,而違心簽約。他深深痛惜於早年“外交救國”理想的破滅,於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請病假離職回國。“使俄至是事,八閱春秋,公鬢髮蒼然白矣。時事日非,一身將老,每一念之,悽然泣下。”

三門灣事件

主詞條:三門灣事件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中旬,許景澄回到久別的故土嘉興,原想好好在家休息養老,不料朝廷又立即將他召至北京,並委以重任。先後任總理衙門大臣,吏部左侍郎,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管學大臣,督辦全國鐵路。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義大利窺伺浙江省,向中國提出租借三門灣,欲將浙江變成它的勢力範圍,義大利派軍艦6艘來華恫嚇,並遞哀的美敦書,以示決絕。此事由於受到許景澄的嚴詞駁斥。後經時任北洋水師統領葉祖珪、部下“海天”艦管帶劉冠雄等將相關時局軍力報告陳於朝廷,終將意哀的美敦書退回。義大利見中國態度強硬,未敢再動。這是列強瓜分中國以來,清政府第一次拒絕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提出的這類要求。

庚子五忠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義和團運動爆發,1900年(光緒二十六年)春向京畿地區集中。這時慈禧決定廢除光緒,獨攬朝綱,但遭到各國公使反對,於是打算利用義和團盲目排外的傾向,達到報復洋人的目的。許景澄挺身直言,他尤其反對圍攻外國使館,殺外國公使,認為解救危局的唯一辦法是“似宜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還。”在6月16日慈禧主持的第一次御前會議上,端王載漪正式提出“請攻使館”的動議。許景澄即獨自一人站出來反對,他認為“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他以後在與袁昶聯名上《請速謀保護使館,維護大局疏》,明確無誤地表明進攻使館的嚴重性,認為春秋大義,不斬來使,圍攻使館,殺害公使,不合國際公法,絕不可採用激怒各國的做法。結果以一國而敵各國,是關係國家存亡之大事。
許景澄-書法許景澄-書法
6月17日慈禧太后在第二次御前會議上,強行決定對外宣戰。這時光緒皇帝心急如焚,走下御座,上前拉著許景澄的手說道:“許景澄,你是出過洋的,在總理衙門辦事多年,外間情勢,你當知道,這能戰與否,你須明白告我。”許含淚陳奏:“鬧教堂傷害教士的交涉,過去辦過。至於殺使臣,燒使館,即使國際上亦罕見此種成案,不得不格外審慎。”這些都成為以後他被殺罪名的根據:勾結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他知道自己必死無疑,對身邊的人留言道:“各國聯軍行將入都,事不堪問矣,日後和約之苛不待言,君等當預籌之。”他深深為國家前途擔憂,“數日之內,鬢髮盡白”。7月28日,被以“勾結洋人,莠言亂政,語多離間”等罪名,與袁昶同時被殺於北京,和之後被殺的立山聯元徐用儀被稱作是“庚子被禍五大臣”。
相傳許景澄被判時,猶以京師大學堂經費為念,取來存於俄國銀行的四十萬兩辦學經費銀子的存摺,交給當局,囑咐防止外國人賴帳,然後就刑。

死後昭雪

1901年(光緒二十七年)2月13日,光緒為許景澄等五人平反,官復原職。同年,許景澄靈柩護送南下,沿途出現萬眾瞻仰的動人局面。到江蘇上海時,“江督以下官吏,及士大夫識與不識,皆往助執紼,祭奠成市,哀(車免)盈途,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者。”宣統元年(1909年)追謚為文肅。同年朝廷準浙人請建“浙江三忠祠” (許、袁、徐)於杭州西湖
1909年(宣統元年),追諡文肅。

後世紀念

1922年,中東鐵路公司召開會議,籌備1923年6月紀念中東鐵路建路25周年時,撥款3萬盧布,修建許公紀念碑和許公路。1923年6月,坐落在山街(今一曼街)小公園的許公紀念碑落成,同時命名景陽街南段為許公路,以紀念許景澄的功績。
許公路許公路
1924年12月,在南崗區郵政街143號(鐵路局大樓後門對過)創建許公紀念實業中學。1925年10月1日,該學校更名為“許公儲材學校”,翌年11月1日收歸東省特別區教育管理局管轄,改稱“東省特別區許公職業學校”。趙尚志曾在這所學校(現為哈鐵的教育中心)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南崗通往道外的跨線橋命名為許公橋。在山街(東北烈士館)附近修建了一座許公紀念碑,供後人憑弔,周圍綠草茵茵,名之曰許公花園。
許公紀念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拆掉,蕩然無存。

歷史評價

《清史稿》:清代優禮廷臣,罕有誅罰。拳禍既起,忠諫大臣駢首就戮,豈獨非帝意哉?觀用儀諸人所論事勢利害,昭昭如此,乃終不能回當軸之聽,何其昧焉?世傳大節,並號“五忠”,不數日而遂昭雪,允哉!
嚴復:善戰不敗,善敗不亡,疏論廷諍動關至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鑒精忠。
蔡東藩:許侍郎、袁京卿二人,名臣也,以忠諫而致禍,同罹慘刑。丹心未泯,碧血長埋。誰為為之,以至於此?
陳旭麓:許景澄、袁昶頗能了解國內外情勢,在後黨淫威劫持下的當時,不計個人安危,勇敢地站出來講話,倒是有點責任感和愛國心的。他們的被殺,是個冤案。30年來的近代史著作,對他或者避而不談,或者仍貶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認真嚴肅態度。

史書記載

《清史稿· 列傳二百五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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