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江淮平原
- 外文名：Jianghuai plains
- 位於：中國江蘇省、安徽省
- 海拔：一般在10米以下
- 年均溫：15.5～16.5℃
平原地貌,歷史變遷,先秦時期,秦漢時期,三國時期,南北朝,隋唐時期,
平原地貌
流水侵蝕切割，多岡、沖相間地貌。濱江和江心發育有面積很大的江心洲和灘地。處在北亞熱帶區域，水、熱資源豐富。年均溫15.5～16.5℃，無霜期多在230～240天之間。作物一般一年兩熟，也可一年三熟。作物主要以水稻、冬小麥為主。年均降水量1100～1500毫米。產水稻、棉花等，也適宜柑橘等亞熱帶果木栽培和油桐等經濟林木生長。礦產資源有煤、鐵、銅、硫鐵礦、金、銀等。常患內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開闢蘇北灌溉總渠，修建運河堤閘和江都水利樞紐等工程，是重要農業區。
歷史變遷
江淮平原是指蘇、皖二省淮水以南和長江以北的地域。淮河源出河南伏牛山，流經安徽、江蘇入海。淮水以北，蘇、魯間沂、沭諸水所在，已列入黃淮平原章作了討論。淮水下游在江蘇境內的出海口，歷史上曾有過重大變遷。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冬，宋開封尹、東京留守杜充決開黃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1]，黃河由是奪淮入海。往後，淮水且大量地經長江入海，淮河水流極為紊亂。不過，在南宋以前，淮水長期是獨流入海。《漢書》卷28上《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縣，“《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浦（今漣水縣）入海”。《水經注》卷30淮水，“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太平寰宇記》卷工24楚州淮陰縣，“淮水，在縣西二百步”。水南曰“陰”，是人所習知。由此可證，自西漢經北朝以至唐、宋之際，淮河長期是由楚州淮陰入海。因此，本書討論漢唐間的淮南地域，以獨流入海的淮水為界標，淮水以南和長江以北的大地，地形相當平坦，因稱為江淮平原。淮南以南的平原大地，以種植水稻為主，與淮北平原以旱作為主有別。
先秦時期
秦漢以前，江淮地區早已有人生活棲息其間。《後漢書．東夷傳》云：“秦並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為民戶。”東夷、淮夷以外，《史記》卷31《吳太伯世家》記西周初，吳君受封，“其一吳，在夷蠻”．吳君生活在夷蠻中，實亦夷蠻。壽夢立，始稱王，開始與中原有交往。《吳越春秋》卷工《吳太伯傳》稱：“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同書卷2《吳王壽夢傳》，記他與“魯成公（前590—前573年）會於鐘離（濠州），深問周公禮樂”。至是，吳已比較注意儒學，並與楚國爭雄。 那時，吳國領域跨有江淮間與大江南北。吳王闔閭居東南之地，險阻濕潤，地域遼闊。雖然西破強楚，北威齊、晉，但其國內仍是“田疇不墾”，也沒有城郭、倉庫，經濟相當落後。有關吳國的經濟概況，擬與吳越平原一道集中討論。 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吳王闔閭之前，《吳越春秋》卷3《王僚使公子光傳》記吳王僚出席公子光酒宴時，“被堂鐵之甲三重”[1]。漢代堂邑（今六合北）產鐵，是否在春秋時期就已有了呢?當然，鐵劍並不等於是鐵農具。江淮以至吳越地區在先秦時尚未見有關鐵犁、鐵農具的記事。《史記》卷31及《吳越春秋》卷3，都記載吳王僚時，“伍子胥退而耕於野”。他是如何具體耕作，實情今不可曉。
楚遷都壽春，大概和春秋時已在淮南興建人工陂池，有利農田灌溉，發揮了巨大經濟效益密切相關聯。
楚是先秦時的南方大國。以江漢為據點，北上攻滅杞、陳、許、蔡等，東向與吳、越交爭，占地寬廣，江淮大地也在它控制之下。1957年，在安徽壽縣出土楚懷王六年（前323年）所賜銅節，揭示了當時楚國水上通航和在其境內徵收關稅的盛況[2]。《史記》卷129《貨殖傳》所稱“三楚”中之東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夫吳自闔閭、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遊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說明江淮平原即在東楚之內。春申君黃歇是楚國宰相，《史記》卷78《春申君傳》記楚敗於秦，“楚於是去陳（河南淮陽），徙壽春（安徽壽縣）。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東晉伏滔《正淮篇》云：“淮南者，三代揚州之分也。當春秋時，吳、楚、陳、蔡之與地，戰國之末，楚全有之，而考烈王都焉。”[3]說明戰國時的楚國已獨自據有淮南。《漢書》卷28下稱：“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淮南已是皮革、木料、魚類的集散地。
西漢人說：“叔孫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楚）莊王（前6工3—前591年）知其可以為令尹也。”東漢人高誘註：“雩婁，今廬江是也。”兩漢地誌均記廬江郡有雩婁縣。可見很早以前，已有人用期思水灌溉淮南田野。唐人樊詢說：“昔叔敖芍陂，能張楚國。”[1]直接指明水利對楚國強雄，具有密切關係。
關於“期思”，《荀子》卷3《非相》記：“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太平寰宇記》卷127《淮南道。光州固始縣》引《太康地誌》云：“孫叔敖本期思城人，為楚令尹。期思城在縣西北七十里。期思，楚之下邑。”同書卷l29《淮南道．壽州安豐縣》云：“芍陂，在縣東一百步。……又《輿地誌》、崔富《月令》云：孫叔敖作期思陂，即此。故漢王景為廬江太守重修起之．……楚相孫叔敖廟，在縣東北二里。崔寔云：孫叔敖作期思陂，以功冠歷代，遂於壇上立廟。”《水經注》卷32肥水，記：“芍陂，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敷所造。”謹按光州、壽州實非一地，期思與芍陂也大有參差，二者本非一事，詳情在此難以深究。如上所述，漢、晉人士似是已視期思陂即是芍陂．
然而，《漢書。地理志》記廬江郡灊縣（霍山縣東北），“沘水（渒水）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後漢書》卷76《王景傳》記建初八年（83年），“遷廬江太守，……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給”。李賢註：“陂在今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1]經過王景重修的芍陂以及六七百年前孫叔敖所建水利工程，很可能是面貌全非。《王景傳》雲，在他任廬江郡守前，“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經過他修建荒廢的芍陂後，教民犁耕，才導致墾地成倍增加。由此推測，直至東漢前期，淮南民尚不知以牛犁耕作，種植業顯然比中原大地落後。春秋時，初修芍陂，自是創舉。如果當時是利用水流種稻，自應屬於火耕水耨之列。東漢王景在淮南廬江地區推行鐵犁牛耕，墾地大量增多，極大地促進和發展了當地的稻穀生產。1959年，安徽省興修水利，在壽縣南發現漢代閘壩工程遺址，是混合草土築成，並在那裡發現了鐵鋸、鐵鋤、鐵斧、鐵魚叉等物，人們推測很可能是漢代王景所築芍陂的遺存[2]。《王景傳》還載他在廬江“訓令蠶織，為作法制，……”認真推廣蠶桑絲織業，有助於推動地方農業經濟的日趨繁榮。
秦漢時期
九江郡始置於秦，位於廬江郡東北淮河中游南岸。西漢轄十五縣，置有陂官、湖官，負責水利事宜。《漢書》卷29《溝洫志》云：“九江引淮……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顯示九江郡民引淮水溉田已有一定數量。不過，該郡開發程度不能過高估計。東漢光武帝時，九江郡守宋均面對“郡多虎暴，屢為民患”。他對所屬諸縣說：“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3]平原存在如此眾多虎、豹，足見所在開發尚淺。《風俗通義》卷5《十返篇》記汝南范滂（范孟博）葬母后，難以為生，“因將人客於九江，田種畜牧，多所收穫，以解債”。正好是九江郡內荒地多，墾田和畜牧大可發展作實證。《後漢書》卷42記劉秀子延，明帝時，“徙為阜陵王，食二縣”。章和元年（87年），章帝行幸九江，在壽春會見劉延夫妻，“形體非故”，“以阜陵（全椒縣）下濕，徙都壽春，加賜錢千萬，布萬匹”。下濕原因是低洼地排水不暢，導致生產不佳；濕熱也不宜於健康。《後漢書》的順、沖、質、靈諸帝紀以及滕撫、陽球等列傳，備記九江、廬江郡民多次武裝反叛，如質帝本初元年（l46年）二月詔：“九江、廣陵二郡，數罹寇害，殘夷最盛。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屍原野。……其調比郡見谷，出稟窮弱。”社會矛盾激烈的基本原因，在於糧食嚴重缺乏。
江淮平原城市景觀
江淮平原城市景觀淮水下流今江蘇境內淮南地域，漢初功臣韓信由楚王貶為淮陰侯，封地即在江淮。漢封陳嬰於堂邑（六合縣），封項伯於射陽（寶應縣），封地都在淮南。同姓諸侯吳王劉濞，高帝十二年（前195年）始封。“王三郡（丹陽、豫章、會稽）五十三縣。”他利用章郡銅山，招納亡命盜鑄，又煮海水為鹽，以此用費充足。孝景帝前三年（前154年）正月，起兵廣陵（揚州），西渡淮，自稱：“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那時淮陰人枚乘任吳王濞郎中，他曾對比漢、吳情況，勸誡吳王說：“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並具體指出，漢朝長安政府的珍奇寶物，“不如（吳）東山之府”；漢代倉廩，“不如（吳）海陵（泰州市）之倉”；漢朝園苑，“不如（吳）長洲之苑”[1]。可證七國之亂首犯劉濞以廣陵為據點，擁有魚鹽之利，府藏珍奇，苑中禽獸，海陵倉糧，都是不比長安漢政府差。海陵的倉糧必是來自大江南北。南朝鮑照撰《蕪城賦》云：“當昔全盛之時，車掛輯，人駕肩，歌吹拂天，孳貨鹽田，鏟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2]顯示吳王濞時，廣陵正處於極盛，漢以後荒毀．《續漢書．郡國志三》記廣陵郡東陽縣（盱眙縣東）“有長洲澤，吳王濞太倉在此”．又記射陽縣多麋，注引《博物記》云：“千千為群，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人隨此峻種稻，不耕而獲，其收百倍。”可知漢代今盱眙一帶地勢低洼，野草滋生，麋鹿（犴）為吃食草根，踐踏其泥很爛，當地居民利用此污泥種稻，收穫頗多。清楚地反映出淮南農作尚處於初拓階段。王充《論衡》卷4《書虛篇》云：“舜葬於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田，……鳥田象耕，報佑舜禹，非其實也。蒼梧多象之地，會稽眾鳥所居，……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海陵糜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海陵都邪。”漢朝人對當代海陵麋田的解說是多么清楚透徹明白啊！《漢書．地理志》記堂邑縣（六合北）、鹽瀆縣（鹽城縣）均設有鐵官。至遲自西漢後期以來，淮南江北地區已有不少鐵制工具供應。漢武帝兒子劉胥為廣陵王，恃勢奪取淮安縣東南射陽湖畔草田為已有。宣帝採納其守相“勝之奏奪王射陂（按，射陂在今蘇北射陽縣境)草田，以賦貧民”的建議，揭示官、民對耕地的爭奪。儀征漢墓所出竹簡《先令券書》記墓主朱浚生前有桑田二處，稻田、陂田各一處”[1]。表明西漢後期江北淮南地已較注意陂塘水利。
漢元帝時，何武任揚州刺史五年，他廣泛了解和通曉屬縣工作狀況，“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大受吏民敬重。光武帝時，揚州牧樊嘩，“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視事十餘年”，備受歡迎。章帝時，馬稜任廣陵郡守，“時谷貴民飢，奏罷鹽官以利百姓，賑貧羸，薄賦稅，興復陂湖，灌田二萬餘頃。吏民刻石頌之”。注引《東觀記》云：“稜在廣陵，興復陂湖，增歲租十餘萬斛。”[2]以廣陵郡為中心的淮南農田水利，在兩漢之際顯著發展起來，比較一二百年前劉濞在淮南追求鹽、銅之利，尚不關心陂塘農田水利，已是大不一樣了。隨著水利發展。糧食生產迅速走上新台階。
漢末，世荒民飢，徐州牧陶謙使東陽縣（盱眙東）長陳登為典農校尉，“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這位下邳人很注意本土田地差異，大力發展水利，導致了稻穀豐收。他對劉備說，“徐州殷富，戶口百萬”。那時，包括淮南地區在內的徐州，生產有了較大發展。《太平寰宇記》卷123，載江都縣“愛敬陂，在縣西十五里。魏陳登為廣陵太守，初開此陂，百姓愛而敬之，因此為名，亦號陳登塘”。登為廣陵郡守是曹操在許昌任命的，他在淮南工作多年，很注意鑿溉，《先賢行狀》說是，“甚得江淮間歡心”[1]。
廣陵地區在西漢時已出產桑蠶。漢景帝子劉建為江都王，《漢書》卷53記建“遣人通越繇王閩侯，遺以錦帛、奇珍”。閩越王也以本地土特產回贈，“數通使往來，約有急相助”。通過物品交換，以錦帛作禮物，換取外援。盱眙北境泗洪縣曹莊發現一批漢畫象石，紡織圖的織工前有一突起橫木，畫有空心梭子[2]，實為漢人紡織絲絹的勞動形象。
淮南地區生產在發展，剝削也在加重，受害民眾被迫武裝反叛。《後漢書》卷56記順帝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乾石，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張綱出任廣陵郡守，只帶隨行十餘人去張嬰營壘。對他們說：“前後二乾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過失在官府。他為此下令：“散遣部眾，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非常清晰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真相。他任民所居，安心生產，化解了矛盾。《太平寰宇記》卷123揚州廣陵縣，記“張綱溝在縣東三十里，……綱為廣陵太守，濟惠於百姓，勸課農桑，於東陵村開此溝引湖水溉田，以此立名”。《太平御覽》卷75《地部．溝》引《揚子圖經》記事相同，但地點是在六合縣東三十里。由此可知，張綱在淮南採取的措施，很有利於推動淮南生產的發展。
《後漢書》卷75《袁術傳》，記建安二年（197年），術稱帝壽春。被曹操擊敗，走淮南，“眾情離叛，加天旱歲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士兵們只能以蒲贏煳口。《三國志》卷32《劉備傳》注引《英雄記》云：“劉備軍在廣陵，飢餓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漢末江淮地區的困境，既是戰爭破壞結果，也是所在生產尚不夠發展的具體反映。
三國時期
《太平御覽》卷169《州郡部》引《壽春記》日：“三國時，江淮為戰爭之地，其間數百里，無復人居。晉平吳，其民乃還本土，復立為淮南郡。”《三國志》卷51《孫歆傳》記孫權稱帝時，“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幾百里內竟無人居住，遑論生產建樹。建安四年（199年）六月，割據淮南的袁術身死，孫策乘機進據廬江。此後，孫權逐漸占有江東，“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1]。相當長時期內，只能對曹魏外示和好。魏、吳雙方在江淮的占領區內，各自著手生產與戰備雙重任務。
建安中，曹操“恐江濱郡縣為（孫）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2]。大批淮南民眾南徙，就曹魏而言，自是重大損失。為力挽狂瀾，建安十九年（214年），任命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安慶北），“大開稻田”。孫吳大將呂蒙說：“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如是數歲，（曹）操態見矣，宜早除之。”北軍南屯及皖，兵威已及於長江北岸孫吳占領區。《太平寰宇記》卷125，記淮南道舒州懷寧縣西二十里，有“吳塘陂，皖水所注，此塘即朱光所開”。稻田需要充沛水源，吳塘陂即前引《劉馥傳》所云吳塘竭，是淮南重要水利工事之一。孫吳君臣嚴重關切北軍在皖屯田的危害，孫權親自領兵征皖，俘獲敵將朱光。
孫吳力圖據有淮南，青龍二年（234年），孫權自領兵十萬至合肥，“三年春，權遣兵數幹家佃於江北。至八月，（曹魏前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滿）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吏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1]。農曆八月，稻穀將熟，那是孫吳在江北推行軍屯的成果。顯而易見，出於戰略需要，魏、吳雙方都在淮南推行屯墾，藉以解決軍糧供應。同時又都是千方百計毀壞對方的屯田。曹魏推行的兩淮屯田，已在黃淮平原區敘及，此不複述。概括地說，在如此戰火紛繁的年代，江淮間的田作都不甚興旺。
司馬氏取代曹魏後，江淮間成為晉、吳對峙局面。晉初，王渾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潛山），圖為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並破諸別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頃，船六百餘艘”[2]。清楚地展示了孫吳在江北推行軍屯的生動畫面，既有先年收穫的存糧，又有正在成長的稻苗。《世說新語》卷上之上《言語篇》記滿奮對晉武帝說：“臣猶吳牛，見月而喘。”梁劉孝標註云：“今之水牛，唯生江淮間，故謂之吳牛也。南土多暑，而此牛畏熱，見月而疑是日，所以見月則喘。”如前所述，東漢中期，牛耕已傳入兩淮，魏晉間的淮南水田大概是使用水牛耕作。
創始於先秦並在漢代重修的芍陂是淮南最有名的水利工程。自三國魏、吳開始，芍陂便長期成為南北爭奪的焦點。
南北朝
南朝齊、梁時，北方拓跋魏的實力日益強大，不斷派兵南下，南朝政府為了抗禦，並充實糧儲，對芍陂水利仍很注意。《南齊書》卷25，記建元二年（480年），齊高帝“敕（垣）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耶?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修治芍陂田”。但修治效果不明。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大軍北伐，“是冬，始修芍陂”，由豫州刺史裴邃主持，同樣不明其修治效果。邃侄裴之橫“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2]，表明官僚貴族們是在分割侵吞芍陂水利，以遂其私慾。
《水經注》卷32記“肥水出九江成德縣，……北入芍陂”。注云：“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為湖，謂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許里，……陂有五門，吐納川流，西北為香門陂，陂水北逕孫叔敖祠下，謂之芍陂瀆。”謹案酈道元撰《水經注》時，芍陂等淮南地尚非北朝所有。關於芍陂的正名、面積和陂門等等重要內容，必是采自南朝很確鑿的資料。水流經白芍亭，東積而成湖，陂周長一百二十多里，陂內設有五個水門。它很可能是在天然湖泊基礎上將湖周築堤而形成的大型陂塘。芍陂修建遂使壽春附近成為著名糧食產區。
南宋初，薛季宣《浪語集》卷24《與鄭景望書》云：“古人多於川澤之地立塘以遏水溉田，……安豐有芍陂，即孫叔敖所作期思陂。漢王景、魏劉馥、鄧艾、齊垣崇祖皆修復之。首受渒水，西度六安，北界騶虞石，東自濠州之南，橫石水皆入焉，灌田萬頃。”這位溫州學者所提鄧艾修芍陂事，正史未見有明確記述。但鄧艾在曹魏正始時，興辦兩淮屯田很有名。《晉書》卷26記艾在淮南屯田，“遂北臨淮水，自鐘離（鳳陽）而南，橫石（壽縣西北）以西，盡沘水（淖水，今稱沙河）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線。自壽春至京師（洛陽），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兩淮田兵五萬，淮南占居三萬，他們且田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壽春附近為種植業要區，是以稻作為重，他所修治諸陂自應包括芍陂在內。
芍陂經過魏、晉時一再整修，《晉書》卷92《伏滔傳》記滔在東晉後期撰《正淮篇》，縱論壽陽地位的重要，“龍泉之陂（芍陂），良疇萬頃”，突出顯示芍陂在淮南農作中所占重要地位．《南齊書》卷14《州郡志》，記豫州治壽春，“有陂田之饒”，農田發展是與芍陂灌溉密切相關的。不過芍陂水利，只是淮南廣大地區的某一局部而已。
曹魏兩淮屯田取得了巨大成果，杜預在晉初疏稱，“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污，高地皆多磽堉，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他沒有具體指明“東南”是何處?疏文明確說，“東南以水田為業”。又說，“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謹案《晉書》卷27記晉鹹寧四年（278年）“七月，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由此推知，杜預是在當年秋冬上疏，所稱“東南”應是包括黃淮平原南側諸低洼郡縣和江淮平原的淮南不少地方。疏文強烈要求廢陂排水，特別指明，“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他上疏時，孫吳尚未亡國，上距鄧艾兩淮屯田不過二三十年，竟出現了“陂竭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等等困弊。他建議決陂泄水，春種五穀，可部分解除民困。朝廷採納了他的意見，包括淮南在內不少陂竭被決毀，水田改為陸田，從事旱作。
西晉八王之亂引致京城洛陽倉廩空虛，尚書倉部令史廬江（今霍丘西）人陳敏提出建議說：“南方米谷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以此任命他為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1]。自杜預疏罷東南諸陂，至此亦不過二十年，說南方米谷積數十年，顯系誇大。合肥、廣陵皆在淮南，當地頗有不少存糧，當是事實。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319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等五郡蝗蟲食秋麥”[2]，五郡地處淮南、江北間，反映江淮徐揚地區是廣泛種麥。值得注意的是，淮南為東晉南朝僑置州郡的重點地區之一。如徐州、南兗州曾治廣陵，劉宋且僑置徐州於鐘離（鳳陽）。《宋書》卷35《州郡志》云：“晉永嘉大亂，幽、冀、青、並、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並、揚七州郡邑。”“宋世分揚州為南徐，徐州為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由此不難明白，廣陵地區的僑寓人數眾多，北人習於麵食，對淮南地區推廣種麥自有幫助。曾經擔任南兗州刺史、廣陵相的謝玄便以廣陵為基地籌組北府兵而馳名於世。
東晉穆帝時，華北後趙主石虎死，國內大亂。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受命督晉軍北伐。永和五年（350年）出鎮壽春，他以淮南太守陳逵等“開江西嘐田千餘頃，以為軍儲”[1]。開嘐田乃是墾殖淮南荒地。嘐：《說文》十三下《田部》：“嘐，燒穜也。《漢律》曰：昭田、茠草。”《玉篇》卷2：“疁，不耕燒種也。”可是，《顏氏家訓》卷4《涉務》談到農作：“耕種之，茠鋤之，刈獲之。”即是說，襪草，未必一定是燒種。唐人何超《晉書音義》卷下：“疁，《說文》，燒種也。案通溝溉田亦為疁。”他已是明顯對傳統解釋提出了異議，對疁田別有新解。《通鑑》卷99稱：“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為此疏斥其罪，浩被貶，兩年後（356年）亡故。故吏顧悅之為之訟冤，說浩“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荊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台仆”。冤案沉清，追復殷浩本官。是知浩在壽陽“開疁田”，是進行屯田。拓荒除草，開渠灌溉，都使用鐵農具；並不是幾十年前應詹所說，“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的古老原始燒荒播種，而是在淮南發展水田農業的新措施。
東晉時壽陽所處重要地位，有如伏滔《正淮論》所言：“彼壽陽者，南引荊、汝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過七日，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保淮肥之固。”[2]加以芍陂水利，因而很受各方面重視，所受戰爭損害亦大。《宋書》卷51，記宋文帝時，劉義欣為豫州刺史鎮壽陽，“於時土境荒毀，人民凋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也正在此時，沈亮奏稱：“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3]壽春所在緣淮地域，並不像劉義欣所說那么“土瘠民疏，荐饑相襲”。芍陂西有窮陂。《水經注》卷30記淮水支流窮水（安風水）“流結為陂，謂之窮陂，塘堰雖淪，猶用不輟。陂水四分，農事用康”。地點就是在今霍邱縣附近。至南北朝時，人們還在很好利用窮陂水流灌溉。在兩淮，夏秋糧食作物已是盛行輪作。
不過，就總體而言，南朝時淮南諸地實多荒廢。南齊初，左僕射王儉上奏：“江西連線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為阻。”隨後，南豫州別駕殷彌奏稱：“潁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廬江（舒城）屬南豫，濱帶長江，民黎租帛，從流送州，實為便利。郡領灑（霍山)、舒（舒城）及始新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為益不少。”既是土曠民稀，租輸自然大減。齊明帝時，尚書令徐孝嗣表請建立屯田，他說：“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聚糧待敵，每苦不周。……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鹹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確之異。……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田器、耕牛，台詳所給。……”[1]孝嗣建議所設屯田因故未能兌現。淮南農田荒廢，陂塘失修，當地適宜水田和旱作，廣泛實施牛耕等等，依然歷歷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年），《梁書》卷28記夏侯夔任豫州刺史，“豫州（壽春）積歲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乾余頃，歲收谷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顧之”。他在州七年，威望布於遠近。足見成事在人，注意水利，便可使稻產大為增加。
另外，上引南豫州別駕殷彌奏疏，說廬江郡始新左縣竹產豐富。左郡、左縣乃是南朝政府在蠻、俚人聚居地所用行政建制。淮南原是豫州蠻的重要居住地之一。《宋書》卷97《蠻傳》稱：蠻人“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分布地域很廣。《南齊書》卷14記淮南設有南陳左郡、南陳左縣、太湖左縣、呂亭左縣等等。蠻民通常“酋豪世襲”，多居深險。所在林木茂密，開發程度較低。陳文帝天嘉二年（561年）十月，“霍州西山蠻率部落內屬”。陳宣帝太建十年（578年）十二月，“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寇樅陽（安徽樅陽縣），刺史魯廣達討平之”[1]，淮南蠻民的歸順或反叛，顯示他們在政治上的活躍與生產上的不穩定。
東魏、北齊為了抗衡宇文周，大力開拓淮南．《通鑑》卷16l記太清二年（548年）八月，齊高澄派“辛術帥諸將略江淮之北，凡獲二十三州”。明年歲末，“東魏盡有淮南之地”。高歡病故時，東魏河南大行台侯景反叛，被東魏擊敗於渦陽（蒙城）。齊天保元年（550年），侯景征江西租稅，藉以投靠建康政府，北齊淮南經略使辛術率軍渡淮邀擊，燒其稻穀百萬石”[2]。侯景在很短期內，於淮南徵收稻穀百萬石以上，反映淮南的稻穀生產比漢代是有了重大進展。
淮水下游的淮南地區，六朝時也有不少農作。《太平寰宇記》卷124楚州淮陰縣，“白水塘，在縣南九十五里。故老雲，鄧艾子吳時（?）修此塘，置屯四十九所，灌田以充軍儲”。又記楚州寶應縣西八十五里，有白水陂，“鄧艾所立，與盱眙縣破釜塘相連，開八水門，立屯溉田萬二千頃。大業末，破釜塘壞，水北入淮，白水塘因亦涸竭，今時雨調適，猶得灌田”。關於淮陰與寶應的白水塘記事，雖很難肯定無誤，但在淮水下游低洼地修建陂塘以利農作，必已有久遠歷史。
東晉元帝在建鄴稱帝，《晉書》卷26，記太興元年（318年）詔稱“徐、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嘆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東晉徐、揚二州，雖包括長江以南的不少地方，但首要是江淮平原，官府大力提倡在這一地區推廣種麥。其後，么宋書》卷5記文帝元嘉廿一年（444年）七月詔：“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並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佇，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
宋文帝時，徐州治彭城，包括了淮南鐘離、馬頭（當塗）在內；豫州包括淮南歷陽、廬江、晉熙等地。說諸地水田雖多，民間卻慣於旱作，詔令修理舊有陂塘，努力墾耕，並依據土地所宜，分別栽桑樹和麻紵，顯示南朝政府是努力在淮南比較全面地發展種植業。
北齊占領淮南後，《隋書》卷24記乾明中（560年），“尚書左丞蘇珍芝議修石鱉等屯，歲收數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糧廩充足”。說明北齊在石鱉屯田收穫相當可觀。南朝陳宣帝派吳明徹領大軍攻齊，進駐壽陽，江淮間諸地幾乎全部光復。《陳書》卷5記太建六年（574年）四月詔：“仍出陽平倉谷，拯其懸磬，並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鱉等屯，適意修墾。”說明盱眙、石鱉等地，自晉、宋以至南朝末年，長期是歷代重要屯作墾殖區。
長江以北廣陵地區，《南齊書》卷14《州郡志》云：“南兗州鎮廣陵，漢故王國”，後因戰爭破壞衰頹。兩晉之際，大批受苦難的流民來到廣陵地區，難以為生，只好投靠權勢，充當佃客，“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東晉政府為此正式規定給客制度，想把自發的投靠轉為法定的佃客制，“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淮南佃客人數，朝廷仍未能有效控制。郡所屬“海陵縣（今泰州市）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淮南太守毛璩率千人往討，“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2]。數萬逃亡者在荒野菰封中隱慝生活，
漁獵而外，必有一些人在近處從事粗放耕種。《南齊書》卷28記劉善明在宋明帝時任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可知在沿海地區種樹，帶來不小經濟效益。劉宋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始以廣陵為州治所。“土甚平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泰州市）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謹按海陵觀濤，據漢人枚乘《七發》所述，早在西漢時，已是如此。可以概見當時江海的位置，也說明廣陵諸地開發不暢。南齊永明元年（483年），南兗州刺史柳世隆奏稱，尚書省規定土斷和並省僑郡縣條格，流寓者本無定居，“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舛止，與先不異，……謂應同省”[1]。可知淮南、江北諸地僑郡縣和原有郡縣大多荒閒，民戶少，生產不旺。《太平寰宇記》卷123揚州江都縣：“按阮升之《南兗州記》云：齊高宗建武五年（498年），遏艾陵湖水，立裘塘屯，移（故齊寧）縣於萬歲村，中興元年（501年），廢縣。”遏湖立屯，是為了進行開拓，引湖水以溉屯田。其後果不明，大概沒有多少成就。
青州原治黃淮平原，其地為北朝占領。《南齊書》卷6記建武二年（495年）三月，“停青州麥租”。所稱青州，乃是在今江北六合。《州郡志》記“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史稱南齊初，擬置青州齊郡於建鄴，“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劉）懷慰為輔國將軍，齊郡太守。……至郡，修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2]。清楚顯示江北地域在宋、齊之際已盛產麥、稻．此後且有新的發展。《陳書》卷9記南譙州秦郡（六合）人吳明徹出身官僚家庭，幼孤，“勤力耕種”。侯景叛亂，攻陷建鄴時，民生困窮，“明徹有粟、麥三乾余斛”，計口分予鄰里貧者，這一舊官僚家中的存糧，曲折反映當地旱作農業興旺。《太平廣記》卷16《張老條》記梁天監中，揚州曹掾韋恕居六合縣，招同縣園叟張老為女壻。張老“負穢鎪地，鬻蔬不輟”。受到指責後，張老使妻騎驢戴笠，和他一塊走了。數年後，韋恕令其男往訪，“遇一崑崙奴，駕黃牛耕田”。這一則出自唐人李復言所撰《續玄怪錄》的傳奇故事，反映南朝時江北地區以牛耕地，不能遽爾否定其為子虛烏有也。
另外，淮南、江北地勢低洼，六朝時尚未很好開拓利用，不少人尚以漁獵為業。《太平寰宇記》卷124楚州鹽城縣，引阮升之《南兗州記》曰：“上有南兗州鹽亭一百廿三所，縣人以漁、鹽為業，略不耕種。擅利巨海，能致饒沃。”此乃因地制宜，捕魚、製鹽，勝於田作。北齊占有淮南後，初許十年優復，齊武成帝時，徵稅煩雜，在揚州，“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同樣反映出淮南一些民眾長期是以漁、獵為生。
總之，六朝時期兵亂頻仍，江淮間農業生產大受影響。但和秦、漢時期相比，生產廣度大為拓寬，芍陂、石鱉形成新的重要種植據點。淮南濱海一帶，地勢低洼，鹽鹼土重，居民長期以魚鹽為生，直至六朝末年，尚未能根本改觀。
隋唐時期
隋唐全國大一統。隋開皇八年（588年）十月，於壽春置淮南行台，楊廣任尚書令，籌組大軍滅陳。陳亡以後，隋在江淮平原分置淮南、鐘離、廬江、同安、歷陽、江都六郡。隋末，全國出現近十年社會大動亂，江淮間同樣破損嚴重。唐統一全國後，江淮平原屬淮南道，統轄壽、濠、廬、和、滁、舒、楚、揚八州。唐末混亂，經歷秦彥、畢師鐸、孫儒、楊行密等人六七年交爭，“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通鑑》卷259，記景福元年（892年）八月，廬州合肥人揚行密任淮南節度，“招撫流散”，“保據江淮之間”，建立吳國。其後，養子徐知誥（李昪）奪權，建國南唐，最終亡於趙宋。
隋末，江淮地區受煬帝暴政摧殘和多年社會動亂影響，戶口大減。唐武德六年（623年)三月詔：“江淮之間，爰及嶺外，塗路懸阻，土曠人稀，流寓者多，尤宜存恤。”[1]按《隋書．地理志》記揚州上述六郡，大業時為二十五萬六乾四百六十九戶，《舊唐書．地理志》記上述淮南八州，貞觀中為五萬七千三百五十戶，只有隋代盛世戶22%，確證江淮土曠人稀，相當嚴重。高宗時戰敗高麗，《新唐書》卷220記“總章二年（669年），徙高麗民三萬於江淮、山南”，徙民自是為了補充江淮戶口。
另一方面，唐初以來，江淮糧食已有不少北運。《冊府元龜》卷498記武德二年（619年）“八月，揚州都督李靖運江淮之米以實洛陽”。《舊唐書》卷5記永隆二年（681年）八月，“河南、河北大水，許遭水處往江淮以南就食”。在江淮，糧食外運和吸引饑民就食，都需要以農產品豐富為前提。《唐會要》卷27，記長安四年（704年）洛陽都尉楊齊哲上書云：“神都（洛陽）帑藏儲粟，積年充實，淮海漕運，日久流衍。”《文苑英華》卷605宋之問《為東都僧等請留駕表》稱：“東都有河朔之饒，食江淮之利，九年之儲已積，四方之賦攸均。”《通鑑》卷209記景龍三年（709年）關中飢，“運山東、江淮谷輸京師”。淮海、江淮所產糧食年復一年地運輸給京師，自是所在生產有了重大發展的反映。
壽州東南的廬州，是隋代廬江郡所治，廬江縣有曹魏時修建的七門堰．《隋書》卷64，記廬江境內有巢湖，水產甚豐。襄安人（巢縣）陳棱“祖碩，以漁釣自給”。《雲笈七籤》卷112記元和時，巢縣人“秦萬家富，開米、面、采、帛之肆，常用長尺大斗以買，短尺小斗以賣”，反映當地糧食、桑蠶業都比較發展。貞元時，廬州（合肥）刺史羅垧面對“村略闊而土田塉，人產寒薄，井賦尤重”，“豪家廣占田而不耕，人稀而病於吏眾，藝桑鮮而布帛疏濫”。他提倡栽桑，減吏，“命有不耕之田，有能興耒耜者聽耕之。所耕之田，因為之主，墾田滋多，歲以大穰[2]。在職七年，廬州生產面貌有較大改觀，大受淮南節度使杜佑獎賞。《樊川文集》卷18《盧搏除廢州刺史制》記唐宣宗言：“廬江五城，環地千里，口眾賦重，豈可輕授。”可知直至唐末，廬州仍保持經濟繁榮的基本格局。
長江北岸舒州，是隋代同安郡地。《太平寰宇記》卷125記舒州懷寧縣，“吳陂堰在縣西廿里。呂蒙鑿石通水，注稻田三百頃。開皇十八年（598年），刺史梁慈更廣溝渠，又加稻田百餘頃。自貞元二年（786年），洪水涌潰，疇阜成洲，古之良田，半為沙鹵”。據此可知，水堰始建於三國孫吳時，至隋唐時，續有進展，藉助水力發展稻田種植。中唐後因山洪衝擊，溝渠水利破壞嚴重。唐代宗時，刺史獨孤及發現舒州三萬三千戶，只有三千五百戶交稅，他改行新的口賦，使納稅面增加，負擔相對合理，激勵大眾努力發展生產。不久，外地旱災，舒州竟能吸引不少流民安居，很可反映當地生產較好。《新唐書．地理志》記舒州“地多猛虎、毒蛇”。憲宗時，縣令大力焚毀草木，民免虎、蛇患苦。《冊府元龜》卷147《恤下》記開元四年（716年）正月詔：“江淮南諸州大蟲殺人，村野百姓頗廢生業，……泗州漣水縣令李全確……作法遮捕，掃除略盡。……宜令全確馳驛往淮南大蟲為害州，指授其教，與州縣長官同除其害。緣官路兩邊去道各十步，草木常令芟伐，使行人往來得以防備”。泗州位於淮北，唐代盛世，沿淮南北虎患嚴重。草木茂盛，淮南尤為突出，顯示淮南荒地的開發尚是很不理想。
和州（和縣）位於長江北岸，是春秋時楚地。北齊占領淮南後，始置和州。隋大業時，改稱歷陽郡。郡屬烏江縣有韋游溝，是玄宗開元中，縣丞韋尹開鑿。德宗貞元中，縣令游重彥增修，溉田五百頃，是縣級重要水利工程。《全唐詩》卷363劉禹錫《歷陽書事七十韻》記他自長慶四年（824年）八月，由夔州至歷陽。那裡，“場黃堆晚稻，籬碧見冬菁，……湖魚香勝肉，官酒重於餳”。晚秋稻穀黃熟，湖魚肥大味鮮，自是魚米之鄉豐盛特色。《太平廣記》卷339引《廣異記》載歷陽羅元則奪同縣張明通十畝田，導致張明通失業，表明歷陽土地兼併盛行，並非世外桃源。
淮水下游地區，唐置楚、揚二州。自唐初以至十國吳、唐之世，官府很注意在楚州推行屯田。《新唐書》卷41記楚州寶應縣西南有白水塘、羨塘（白水塘北）。“證聖中，開置屯田”。白水塘陂，前代已開置屯田，唐武則天時又置屯田。穆宗長慶中，再興白水塘屯田．但屯田具體成效，均未見於史文。《通典》卷2記“上元中（760—761年），於楚州古謝陽湖置洪澤屯”，地點是在鹽城縣西，據說是“厥田沃壤，大獲其利”。
直至五代時仍造福於民。之前，薛珏為楚州營田使，曾廢罷田官幾百人，去煩政簡，貞元三年（787年）三月，敕令停罷楚州營田使”[1]。《文苑英華》卷616劉禹錫《論楚州營田表》稱：楚州屯田耗費大，收成少，“刈獲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缺，嘗假於供司”；因此須做重大改革，“取其田畜，授彼黎蒸，仍俾薄租，誠為至當”。將耕地與牲口分給百姓，並按土地質量，酌情分等收稅。謹案本文是劉禹錫代淮南節度使杜佑所作，佑在淮南工作十多年（791—803年），對楚州存在已久的屯田，應有相當了解。這一主張廢棄楚州屯田的奏文，似乎未經朝廷核准。《金石續編》卷11《楚州使院石柱題名》刊列大和三年至會昌三年（829—843年）十五年內，有十一位營田判官題名，至少顯示在唐文宗、武宗時，楚州營田是依舊存在。《文苑英華》卷812鄭吉大中十四年（860年）四月作《楚州修城南門記》云：“楚最東為名郡，疆土綿遠，帶甲四千人，征賦二萬計，屯田五千頃，凡兵、賦、食三者相通也。”可證唐宣宗時，楚州仍有屯田。唐僖宗時，崔致遠《桂苑筆耕集》卷13記“山陽（淮安）沃壤，淮畔奧區，地占三巡，田逾萬頃”，以李昭望充補楚州營田。是知唐末楚州營田尚有萬頃田地，若按盛唐制度，隸州鎮諸軍屯田，每五十頃為一屯計算，實有一二百屯，未可小視。楚州屯營田的收入不是很多，在低洼鹽鹼地由官府集中經營農作，乃是改造鹼地為稻田的良好實驗。
“淮海唯揚”，揚州廣陵郡是大都督府。貞觀中，李襲譽為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引雷陂水，又築句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1]。雷陂或稱雷塘，唐初已發揮其積極效益。德宗貞元中，淮南節度使杜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為田，積米至五十萬斛”。據權德輿說：“瀕海棄地，茭芻填淤。”這些淤泥堆積、茭芻叢生的廢地，通過開鑿新渠水流的灌洗，使沿海鹽滷地逐漸改變成良田，“多黍、多稌，……連營三十二，積穀五十萬”[2]。杜佑在揚州開設營壘三十所，上述存糧，理應是屯田收入。
唐亡以後，在江淮立國的南唐政府仍注意在淮南推行屯田。陸游《南唐書》卷2記元宗保大十一年（953年），“築白水塘，以溉屯田”。敕令“州縣陂塘堙廢者皆修復之。於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尤甚”。楚州白水塘，前已介紹，相傳為曹魏鄧艾創修，至是可謂歷史久遠。《通鑑》卷291，記南唐“楚州刺史田敬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 （同平章事）馮延已以為便。（尚書員外郎）李德明因請大辟曠土為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眾，民愁怨無訴”[1]。南唐推廣屯田是以淮南為重點，以徐鍇為屯田郎中原，高郵人喬匡舜、袁州人劉彥貞、廬陵人陳喬等人分任屯田員外郎，但屯田的實效甚微。那時，中原的後周大軍正在日益南逼，陸游《南唐書》卷2記保大十四年（956年），“詔省淮南屯田之害民者”。由於屯田經營不善，嚴重害民。周軍南下時，唐民爭相以牛酒迎接慰勞。可是，周軍將帥竟以征服者自居，胡作非為，大失民心。屯田勞動者“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屢敗周軍。馬令《南唐書》卷4記保大十四年（956年）三月，“諸郡屯田，相率起義，……處處保聚，號曰甲軍，周師苦之”[2]。南唐在淮南屯田，生產上的建樹甚少，勞動者為保護自己切身利益，為此作出了很有價值的貢獻。
江都有愛敬陂，別稱陳登塘，是漢魏之際廣陵郡守陳登所開。唐貞元四年（788年），淮南節度使杜亞在江都西引陂水通漕，《新唐書》卷53記修陳登塘通漕事甚詳。同時，陂水還“溉夾陂田”。梁肅《通愛敬陂水門記》云：“其夾堤之田，旱嘆得其溉，霖潦得其歸，化磽薄為膏腴者不知幾千萬畝。”[3]貞元四年（788年），疏浚填淤的官河以利通航，同時也給夾堤的眾多農田灌溉帶來良好效益。
元和中，淮南節度使李吉甫在高郵縣，“築堤為塘，溉田數乾頃”，憲宗大為嘉獎。元和六年（811年）拜相敕稱：“淮海大都，……歲屬艱食，人多愁聲”；吉甫“矗以長塘，瀦其天澤，變舄鹵為稻粱之壤，致蒸黎有衣食之源”[4]。水利給當地農作豐收提供了良好的保證。
江淮地區早在春秋時，已有桑蠶。《史記》卷31記吳楚二國邊民曾在淮南因“爭桑”導致戰爭，爭桑當與養蠶攸關。漢代有了桑蠶記錄。南朝時，壽春等地所產絲綿絹布已有名。《唐六典》卷3記淮南道賦物，也包括絲、麻二大類。在貢物中，揚州細紵’廬州交梭、熟絲布，楚州孔雀布，和州紵綀，滁州麻、貲布，舒州白紵布，壽州葛布[1]，也是絹、布（紵、葛）二大類。盛唐時的絹布質量評估，《唐六典》卷20記舒州火麻，廬、和貲布，均名列全國第二等，揚州佇，楚、廬、壽州火麻，楚、滁州貲，並居全國第三等，廬州紵為第四等，壽州絹居全國第五等。由此約略概見，江淮平原所產桑蠶、麻布在全國所處地位已是相當重要。
江淮地區是唐代著名的產茶區。《封氏聞見記》卷6《飲茶》記“茶自江淮來，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頗多”。《唐國史補》卷下，“壽州霍山之黃芽”是名茶。《太平廣記》卷24《劉清真》記天寶中，劉清真與其徒二十餘人在壽州作茶出賣。《舊唐書》卷139記蘇州嘉興人陸贄自關中歸鄉，路經淮南，壽州刺史張鎰以新茶相贈。《新唐書》卷214記元和時，彰義（蔡州）節度使吳少陽“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商賈”。《文苑英華》卷916記大中時，“壽陽歲數飢，有盜賊，……貨茶盜，斗變難制”。《全唐詩》卷480，記春二月，李紳至壽州，吏人告知，“霍山多虎，每歲採茶為患。……每歲採茶及樵蘇，常遭啖食，人不堪命”。由此看來，淮南產茶以壽州霍山為重點，每年吸引不少茶商，自此源源輸出大批茶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