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江淮地區,地理區劃,歷史沿革,江淮方言,淮語分布區,江蘇省,安徽省,江西省,江淮歷史名人,古近代名人,當代名人,
江淮地區
位於中國長江下游北部一帶至淮河 。
地理區劃
1、全國一級氣象地理劃分說明：
地理區劃圖
地理區劃圖淮河至長江邊所含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蘇四省部分地區。
2、全國二級氣象地理劃分說明：
東西向基本以安徽和江蘇交界線分為東部和西部。
歷史沿革
宋代時，設淮南西路、淮南東路。元朝時，兩淮屬河南江北行省。
淮南西路於南宋建立，位於今安徽中部、河南南部、湖北東部，包括現在的合肥、巢湖、安慶、六安、淮南、蚌埠、信陽。本地方言主要為江淮官話、中原官話和贛語。其中蚌埠大部和淮南大部屬於中原官話，安慶屬縣（除桐城）屬於贛語懷岳片，其餘皆屬江淮官話洪巢片淮西小片。
淮南東路於南宋建立，位於今江蘇中部地區，包括揚州、泰州、南通、淮安、鹽城、連雲港。 本區方言分為江淮官話、中原官話和吳語，其中除啟東、海門、靖江為吳語，連雲港北部縣份為中原官話外，其餘皆屬於江淮官話洪巢片和泰如片。揚州、淮安、鹽城為江淮官話洪巢片淮揚小片，連雲港屬於江淮官話洪巢片海泗小片，泰州、南通一帶則屬於江淮官話泰如片。
江淮方言
江淮方言，又稱下江官話、淮語等，曾經是明朝及清朝前期中國的官方語言 (1368—1752)。為吳語區北方化的產物。 我國自古地分南北，江淮居其中，江淮之間，氣候物產、語言風土，其特點也都居南北之中。語云：“桔逾淮而北為枳”，應是地理環境使然。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云：“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巨異。或失在浮清，或滯於重滯。”揚雄《方言》記載顯示，早在漢代本省境內偏西地區，西接淮河南北是一個方言區。這個方言區居南北之中，受南北方言和其他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影響，逐步發展演變成為江淮方言區，橫亘江蘇、安徽中部、全省遂成為三個方言區。
從商周兩代開始，黃河流域的華夏族向東向南兩個方向發展，現今江蘇方言的分布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經過長期演變形成的。華夏族向南發展，從關中、中原出發首先到達江漢流域，《詩經》國風中《周南》有《漢廣》，《召南》有《江有記》，都是江漢地區的詩，可以稱為“楚風”，說明殷周之際這裏已被視為諸侯國之列，語言文化已經華夏化了。周初周公旦曾率軍東證，戰勝東夷，但是南面今江蘇安徽境內的徐夷、淮夷仍很頑強，曾多次與周互有攻伐：戰爭使敵對雙方進行了語言文化的交流。到春秋時期，徐夷、淮夷才被吳國征服，今江蘇全境幾為吳國所有。這時吳國與中原諸國關係密切。東周以來楚國向東擴張，吳楚連年戰爭，雖然楚國失敗，但是由中原入楚的先進文化反倒因戰爭更多更快的傳入吳國，加速其華夏化的進程。這時吳國與中原內地的往來也頗為頻繁，公子季札訪問魯、齊、鄭、衛、晉諸國，表現了很高的華夏語言文化修養。晉國助吳攻楚，還派去戰車隊，教以戰法。齊國軍事家孫武訓練吳軍，齊景公還把小女兒嫁給吳王闔閭的長子。孔子有一位大弟子言偃（子游〕是吳人，曾在魯國任武城宰。此外，楚人伍子胥奔吳，過江時漁父唱歌示意，語言可通。還有文種、范蠡也是楚人，他們到越國做官，出謀劃策，語言上也沒問題。所以這些都表明吳越倆國語言與其他華夏諸國古時可以互相溝通。戰國時期，楚國中心逐步東移，最後都城遷到壽春（今安徽壽縣〕，楚語對東方特別是江淮間的語言影響更大了。
兩漢時期，江淮方言情況可以通過西漢揚雄《方言》的記載來了解。上文說過，當時省境偏西部西接淮河南北為江淮方言區，其他是吳方言區。這是因為《方言》記載辭彙的流行區域，總是江淮並舉，其中多次與楚國中心地區的郢相聯繫。表明楚是一個大方言區，並且隨著勢力向東擴張，楚語也向東發展，此後逐步擴大到長江下游以北地區，吳方言區則多吳越並舉，吳揚並舉。吳是包括江北的，如揚州、儀征、六合等地皆為吳之範圍。揚州地域廣大，與江淮荊楚陳青徐都有並舉，可見當時在下江江東廣大地區已形成一種大體相近的華夏語方言區，即後來的吳方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全國處於分裂狀態，戰爭頻仍，加之北方遊牧民族南侵，中原士民為避亂紛紛南遷，江淮和江南地區受到中原漢語的衝擊，尤以長江兩岸為重，江淮間是主要戰場，作為戰爭手段，軍事家往往採取遷民或屯墾的措施。江南鎮江以上則是南來難民的主要停留地區。聚居甚眾。所有這些情況都是最能引起語言變化的因素。自此以後，江淮之間逐步演變為江淮方言，甚至擴大到南京鎮江一帶。後來宋朝南渡，歷史重演，北人再度南遷，江淮之間為要衝，戰爭和人口變動促使語言發展，致使江淮方言與吳方言拉開距離，遂成本省三種方言鼎立的局面。
在江淮語言史上，通語和方言的消長，隨著帝王都邑的轉移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曾有兩次大變動，六朝時期的建康話和明代的南京話都曾上升為全國性的通語。
四世紀初，東晉政權在建康建立，北方大批南逃的人渡江集結於建康，並進而成為都城的主人。這些從以舊都洛陽為中心南來的人帶來洛陽話，他們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居於主導地位，這種外來語逐步成為建康的官話，士民在公共場合須說洛陽話。本來建康的土話是吳方言，自從中原來的洛陽話入主以後，經過長期的融合，建康土語逐步被吸收，到南北朝時已基本演變為中原通語。南北朝時的語言學者顏之推云：“自茲（按指三國魏）厥後，音韻鋒出，各有風土，遞相非笑，指馬之喻，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榷而量之，獨金陵與洛下耳。”（《顏氏家訓·音辭》）金陵話與洛陽話相提並論，其實金陵話來自洛陽話，當時南北兩大都邑的話是基本相同的，都是高於方言的通語，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行全國的共同語。建康方言自來被稱為南方官話，是在東晉南朝時期奠定基礎的。但是當時南來的人以過江為安，所以大量集中在沿江南岸。江北地區，特別沿江北岸揚州、泰州、如皋一帶，吳語並沒有很快蛻變，直到隋煬帝游江都時，還“好為吳語”。“帝自曉占候卜相，好為吳語。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後曰：‘外問大有人圖依（按胡三省注云：吳人率自稱為依），然儂不失為長城公，卿不失為沈後（胡註：長城公，陳叔寶，叔寶後沈氏），且共樂飲耳’”。（《資治通鑑》卷185）正如王導在建康時好為吳語，可知隋末揚州尚有吳語的存在。
明代初期建都南京，南京又成為帝王都邑，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南京話也就因之取得官話的地位，也就是全國性的通語。官吏、商人和知識份子必須學會官話，才能較好地到外地進行語言交際，這是勢所必然的。加之明初官修《洪武正韻》，頒行全國，作為讀音用韻的標準，在當時享有很高的權威。此書的語言基礎當是以南京話為主體，走“參校方俗，考核古今，為之折衷”的老路子，這就加強了南京話作為通語的地位。此外，南京在地理上和語言系統上都接近中原話，比觀《洪武正韻》和《中原音韻》的異同可知，中原漢語自古為全國通語，這是南京話可以作為全國通語的重要條件。這時的中原話和北京話都已失去四聲中的入聲調。我們知道四聲是漢語的重要特徵，北方官話大區的再分區就是以入聲調的分派為分水嶺的。方言缺少一個聲調，傳統上被認為是個缺陷，不宜作為正統的全民共同語，只能算是一種方言。南京話擁有作為通語的重要條件：帝王都邑；接近中原官話；保全漢語傳統的四聲。明末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如利瑪竇、金尼閣等，他們看到中國的方言分歧，同時也發現有官話的存在，學會官話對於在各地傳教最為方便，據研究，他們認為當時南京話就是官話。利瑪竇和金尼閣都在南京學過漢語，並分別著《西字奇蹟》和《西儒耳目資》，用他們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拼寫漢字，採用漢語傳統的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五個聲調，是符合當時南京話的，直到清末鴉片戰爭前後，傳教士還認為南京話是漢語的代表。雖然明清以來，北京是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官話的語音以北京話為標準，成為國語的前身。但是，就漢語的傳統和歷史地理的地位而言，南京話始終有其重要地位。
淮語分布區
江蘇省
泰州市：市區、興化、姜堰、泰興、靖江市（西南部除外），約438.5萬。
南通市：市區、如皋市、如東縣、海安縣，約430萬。
總計約3812.5萬。
安徽省
淮南市：市區、壽縣，約139萬。
安慶市：市區、桐城市。
淮揚
淮揚蕪湖市：市區 ，約75萬。
銅陵市：市區（不含義安區）、樅陽縣，約87萬。
宣城市：市區，約112萬。
總計約2701萬。
江西省
九江市：市區、九江（北部）縣市，約142萬。
註：以上人口數據中，江蘇、九江均以2008年為準，安徽有部分為2001年數據。
江淮歷史名人
古近代名人
老子、孔子、孟子、莊子、王詡（鬼谷子）、韓非子、管仲、鮑叔牙、甘羅、伍子胥、展獲（柳下惠）、諸葛亮、曹操、華佗、項羽、秦少游、吳三桂、朱元璋、汪廣洋、米芾、吳敬梓、劉邦、管仲、孫叔敖、黃歇、張若虛、鑒真、英布、范增、張良、左慈、周瑜、魯肅、大喬、小喬、包拯、史可法、陸秀夫、曹寅、鄭燮（鄭板橋）、施耐庵、劉福通、張士誠、黃賓虹、梅蘭芳、韓信、陳琳、王念孫、王引之父子、步 騭、陳 登、李之儀、梁紅玉、謝朓、吳承恩、方苞、劉大魁、姚鼐、姚瑩、阮元、關天培、左寶貴、汪廷珍、李鴻章、詹天佑、劉銘傳、衛立煌、戚繼光、楊行密、段祺瑞、張樹聲、聶士成、王亞樵、楊寶森、董寅初、張英、張廷玉、陳獨秀、趙朴初、章伯鈞 、黃鎮、鄧稼先、程長庚、張恨水、張謇、周恩來、許世友、李公朴、余英時、朱自清、朱光潛、鄧石如、孫立人、戴安瀾、李克農、海子、嚴鳳英、張治中、馮玉祥、丁汝昌、崔白、郭子興、王明、洪學智、梅堯臣、胡雪岩、程長庚、胡宗憲、胡適、梅文鼎、王稼祥、姚依林、陶行知、汪道涵、姚鼐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