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文化
先秦
從考古資料來看,吳越文化的淵源可以推溯到
舊石器時期。1985年春吳縣三山島發現的一處舊石器時代文化遺址,是長江下游首次發現的舊石器地點,為研究吳越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資料。
到新石器時代早期,吳越文化區內相繼產生了
河姆渡文化、
馬家浜文化和南京
北陰陽營文化三支自成系統的原始文化,其豐富多彩的文化內涵充分表明長江下游的吳越地區也是古代漢文明的主要發源地之一。先秦時期,吳越屬
百越部落中一支。但並不符合“民族”擁有“共同祖先所連結起來的共同體”的定義,其後裔族群的祖先不同,有大禹(漢族)、雄王(京族)、布洛陀(壯族)、袍隆扣(黎族)等等;周代的的“夷夏之辨”僅僅是“教化之內”和“教化之外”的區別,並不是什麼依據血緣、體質、語言的差別而固定不變的“民族”差別。所以雖然現代人稱越人為“族”,但並非民族概念。吳越就具體國別來說,它指先秦在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姬姓句吳、姒姓于越此二個諸侯國。
先民文化
斷髮文身:吳越文化有其鮮明的標誌形式,如舟揖、農耕、印紋硬陶、土墩墓以及好勇尚武、淫祀和
斷髮文身,尤其是斷髮文身,因事關文化的標誌和象徵,先秦典籍多有記載。《
史記. 吳太伯世家》曰:
太伯、
仲雍二人乃奔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左傳》哀公七年說:仲雍在吳,“斷髮文身,裸以為飾“。《
穀梁傳》哀公十三年說:“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
戰國策·趙策》中記有:“黑齒雕題,鰻冠林縫,大吳之國也。”《史記·越世家》:“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後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漢書·地理志》也有相同記載,但卻對斷髮文身之俗增加了功能解釋。《淮南子·泰族訓》對文身的解說是“劑肌膚,饞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為之以求榮也。”另外,《說苑》、《墨子》、《韓非子》、《禮記》等書中都有類似習俗的記載,可見斷髮文身是吳越人群的鮮明標誌。在大港北山頂3處土墩墓發掘出土文物百餘件,發現反映
勾吳“斷髮文身”習俗的實物形象。
乾欄式建築:沿自巢居,是用竹木材料建成分上下兩層的房子,上層用來住人,這類“
乾欄式建築”主要流行於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濕熱多雨的地區,是一種底部栽以豎立的木樁使得居住面高離地面的木構建築,上層住人,納涼、防潮、可避毒蟲禽獸,下層或圈養牲畜。在江浙地區
新石器時代馬家浜文化和
良渚文化許多遺址都有發現,如浙江的錢山漾、桐鄉羅家角、江蘇丹陽香草河、吳興梅堰等遺址都有此類房子出土。
龍舟競渡:據考古發現,早在7000年前,吳越先民已用獨木刳成木舟,並加上木槳劃舟。《淮南子·齊俗訓》中有“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的記載。中國古代南方水網地區人們常以舟代步,以舟為生產工具和交通工具。人們在捕捉魚蝦的勞作中,攀比漁獲的多寡,休閒時又相約划船競速,寓娛樂於勞動、生產及閒暇中,這是遠古時競渡的雛形。
稻作:根據近代考古學的證據,水稻就是南方的古越人最先馴化。蘇州
草鞋山遺址發現的6000年前馬家浜文化水稻田,是中國發現最早有灌溉系統的古稻田。其出土的炭化稻,連同
常州圩墩、
高郵龍虬莊、
崑山少卿山、
溧陽神墩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炭化稻,為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栽培稻起源的研究提供了實物依據。
陝西岐山周部落首領
古公亶父的兒子
泰伯和
仲雍為讓父王實現滅商的願望,把王位繼承權主動讓給弟弟
季歷,帶著親族來到蘇南地區的無錫、常熟一帶,建立
勾吳王國。泰伯、仲雍“
斷髮文身”,接受當地習俗,主動融入當地社會,並把中原先進的農耕技術帶到當地,於是上百小部落,自願歸附於泰伯。“
泰伯奔吳”,無疑是一次中原文化與東南文化的融合與交流,對長江下游地區的開發有著重大的意義。
進入夏商時代,作為
良渚文化後繼者的
馬橋文化最終與
湖熟文化融為一統,使整個吳越文化區的文化面貌趨於一致。春秋戰國時期。吳越文化隨著吳、越兩國的強大,相繼稱霸於中原,遂著稱於世。青銅冶煉、
造船、航海、紡織、稻作農業、漁業等物質文化,都在當時居先進行列。
在夏代,于越部落曾在今江浙一帶建立強大的越國,傳說夏代少康的庶子無餘,在錢塘江以南一帯建立“越國”,“以奉守禹之祀”,轄有今浙江全省及安徽南部、江西東部地區,傳至春秋中葉的越王
夫譚已歷近1500多年。後越王勾踐於西元前473年撃滅吳國,北上與當時中原諸國會盟,雄視
江淮地區,號稱“霸王”。西元前306年,楚懷王興兵伐越,大敗越國,盡取越國
江東之地。自此,越人流散到南方一帶,分化成眾多的支系,到漢朝初年形成了東甌及閩越兩個王國。
秦後
秦漢時期,吳越文化先後融入楚文化和中原文化之中。當然,其成就也與春秋戰國時期不可同日而語。這種現象直至東漢末年才有所改變,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三說:“江、浙、閩、楚,文教日興,迄於南海之浜、滇雲之壤,理學節義文章事功之選,肩踵相望,天所佑也,漢肇之也。”
魏晉南北朝時期,吳越地區在北方動亂不定之時保持著相對穩定的局面,故文化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也有了長足的進步,並成為
南朝的文化重心,其水平已達到或超過了同時期的
中原文化。
隋唐時期,隨著大運河的開通和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吳越文化的地位也日顯重要,到唐中葉以後已成為全國最重要的文化區。錢穆先生說:“唐中葉以前,中國經濟文化之支撐點偏倚在北方(
黃河流域);唐中葉以後,中國經濟文化支撐點偏倚在南方(
長江流域)。此大轉變,以安史之亂為關捩 。
五代、兩宋時期,吳越文化得到了全面的發展。葉適說:“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眾,當今天下之半”。而北宋,更有“國家根本,仰給東南”及“兩浙之富,國用所恃”之說。
元明清時期,也是吳越文化的盛期,其水平在全國首屈一指,時有“東南財賦地,江浙人文藪”之稱。近代中國文化仍以吳越文化為最盛。梁啓超在《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中說:“浙江與江南——江蘇、安徽同為近代文化中心點。”“實近代人文淵藪,無論何派之學術藝術,殆皆以茲域為光焰發射之中樞焉。”
相關名詞
吳越民系:吳越是一個古老的東方部落,擁有輝煌的國家歷史(春秋時期先後稱霸的
吳國,
越國;三國時期雄踞東南的
東吳;五代時期最後降宋的
吳越國以及
南唐前身
吳國)和輝煌的文化經濟。
春秋時期吳越雖為兩個敵對的國家,但其實又是同部落,同文化,同語言的兄弟國家。漢·
趙曄《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載“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
吳越之地歷史上各個時期(明朝之前)都是同屬於一個行政單位的,故而合稱。唐朝前期同屬
江南道,後期同屬浙江東、西二道;
宋朝同屬
兩浙路。
吳越二字是最初是並列結構。兩千餘年前,江蘇南部是吳,浙江中北部是越。然而漸漸地,吳越一詞成為偏正結構,以用於區分其他的
越人地區。
起源考證
在先秦古籍中,對於東南地區的漢族先民部落,常統稱之為“越”。但據《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張守節“正義”引
賀循《會稽記》:“
少康,其少子號曰
于越,越國之稱始此。”
有專家根據《史記·越王句踐世家》的記述認為,在夏代,于越部落曾在今江浙一帶建立強大的越國。傳說夏代少康的庶子無餘,在錢塘江以南一帯建立“越國”,“以奉守禹之祀”,轄有今浙江全省及安徽南部、江西東部地區,傳至春秋中葉的越王
夫譚已歷近1500多年。後越王勾踐於西元前473年撃滅吳國,北上與當時中原諸國會盟,雄視
江淮地區,號稱“霸王”。有專家認為,西元前306年,楚懷王興兵伐越,大敗越國,盡取越國
江東之地。自此,越人流散到南方一帶,分化成眾多的支系,自此,越人流散到南方一帶,分化成眾多的支系,到漢朝初年形成了東甌及閩越兩個王國。
內在關係
吳與越的關係
今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浙江等地春秋時為
吳國、
越國兩國,由於關係密切,又同語言(
吳語),同習俗,同民系,所以合稱為吳越。
《
呂氏春秋》記載:
吳王夫差欲北伐齊國,伍子胥以為不可,曰:“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得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越與我亦然”。
清
方文《宋遺民詠·龔聖予開》:“往來吳越間,傷心舊宗社”。
民系概念是近代發明的,雖吳國和越國曾經是劍拔弩張的兩個敵對政權,但由民系的釋義不難看出:雖吳與越是不同的國家,但兩地住民操同一言語,行相同習俗,故,古吳國和古越國的住民,屬同一民系。
狹義江南代稱
吳越之地在先秦古籍當中不叫江南,叫江東。先秦的江南明確指的是以楚國為背景的長江以南,在今湖南、湖北南部一帶,所謂楚江南。而
長江,在今安徽南部境內,向東北方向斜流,幾乎呈現南北流向,故江之東為江東。中原人看今湖南一帶是江南,而看今
江浙一帶是江東。乃至漢末三國時,吳人仍然稱自己為
江東人、江東子弟,不稱自己為江南人。
然而時過境遷,先秦時代的“江南”如今被稱為“
江湘”、“
江漢”,而先秦的“江東”則被稱為“江南”。這個“江南”不單單是地域上的長江之南,還必須有鮮明的文化特徵。長江與
錢塘江(浙江)組成的“江浙”則是
小江南、狹義江南,或可直接代表“江南”一詞。當江東改稱江南,文化經濟意義上的“江南”越來越明確地“轉指”傳統的吳、
三吳、吳越地區。
文化發展
吳越文化,是無法分開的。在過去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吳越民系本屬一家人,幾千年來,彼此生活在同一區域之內,沒有地理上的隔閡,大家使用同一語言文字,生活習慣彼此相同,而且同屬漢族的分支
民系,血統相同,當然難分彼此了。惟一例外,就是在政治上經常會分分合合,只是如此而已。當然,由於幾千年來的政治紛爭,每每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動(如西晉滅亡,北部世族與難民之南下;北宋滅亡,也有類似情形),這時候,會帶來其他地域的“民系文化”,如”
中原文化”,”
齊魯文化”等等,互動融會的結果,令“江南文化”的文化內涵將更為豐富。
第一期——春秋末期的吳越時代。據史書所載,
吳國於西元前12世紀的商朝末年由泰伯立國,但在其後數百年間,史書並無吳國活動的紀錄。直到西元前6世紀後。吳國才有確切年代可尋。到了西元前514至496年吳王闔閭時代,吳國得到楚臣伍子胥及齊國孫武子的輔佐,大敗楚齊,成為南方一霸。日後還揮軍北上,稱霸中原。
至於
越國的歷史,也是在西元前6世紀才有較多詳盡的紀錄。當時的
楚國,採用“聯越制吳”政策,使吳越相互攻伐。當時,名震一時的吳王闔閭,在一次伐越之戰中受傷而死,臨終之際,囑其子夫差報仇。夫差不辱父命,日後果然征服了越王勾踐,然後揮軍北上,爭霸中原。接下來,是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志切復仇”,經過”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最後消滅吳國。逼得夫差自殺。越王勾踐隨之亦稱霸中原。這一段動人的歷史,史書有十分精彩的記述。在吳越歷史舞台上的,有一連串名垂千古的英雄與美人,包括闔閭、夫差、伍子胥、孫武子、勾踐、文種、范蠡與
西施等等。這段歷史,在兩於多年後的今天,依然家喻戶曉。
至於在文化方面,這一時期出現的最具代表性的經典著作,便是《孫子兵法》。孫武子是齊人,由伍子胥推薦給吳王闔閭。伍子胥與孫武子輔佐闔閭與夫差父子兩代人,百戰百勝,稱霸中原,使吳國國勢達於巔峰狀態。後來伍子胥被夫差冤殺,孫武子也不知去向,史書並無明確交待。在名將折損之後,吳國也於公元前473年為越王勾踐所滅。《孫子兵法》完成於兩千五百年前,是一部全球公認的兵學聖典,這算不算是吳越文化的一部分?孫武本人是齊人,也就是今天的山東人。不過《
孫子兵法》卻是在吳越兩國進行實驗的,也許可以說是一種“文化”!此外.還有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言行.在後世產生了強烈影響,這個人便是越王勾踐的宰相范蠡。沒有范蠡的輔佐,勾踐可能報不了夫差之仇。但在滅吳之後,
范蠡卻飄然遠隱,浮海至山東經營生意去了。他定居于山東的陶,後世稱他為陶朱公。范蠡臨走時寫信給另一位大臣文種,認為勾踐這個人,“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富貴”,勸文種一起引退。文種不退,日後果然被勾踐所殺。范蠡當時創造了一種對後世影響極大的良好模式,那就是“功成身退”。唐朝大詩人李白說:“吾觀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多隕身”,他所舉的例子,就是伍子胥、屈原、李斯、陸機、陸雲兄弟等的不幸遭遇。直到近代,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在平定太平天國之後,便解甲歸農,樹立了“功成身退”的又一典範?論籍貫,范蠡是河南人。
第二期——三國時期。當時的
東吳,真是人才輩出,無論在政治上與軍事上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現,顯示出極高的文化水平。當時的著名人物,如孫權、周瑜、魯肅、諸葛瑾、呂蒙、陸遜、陸抗、陸機韻祖孫三代,再加上丞相張昭、顧雍等等,都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人物。其中特別要指出的幾位是:名將陸遜、陸杭父子在軍事上的成就,陸機、陸杭兄弟在文學上的成就,以及丞相顧雍在政治上的卓越表現,對後世都有深遠影響。這些人,並非都是吳越本地人.可謂是一種江南文化雛形。
第三期——東晉時代,自
晉元帝在江左建立東晉政權.他身邊的大臣,如王導等等,都是北方世族。不過,以南方的吳越為主要基地,力抗北方異族.完整地保留與發揚了中國傳統文化,這是相當了不起的成就。例如,當時,“高臥東山”的名士謝安,就住在紹興旁邊的上虞。一位退隱於山林的名士,一旦出山,卻能打一場轟轟烈烈的淝水之戰,保住了東南半壁江山,真令人敬佩。又如書聖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在書法上的成就,可謂冠絕古今。至於謝靈運家族在詩詞上酌成就,在中國文學史上,都占有相當的地位,連李白都深致其敬慕之情。可見王、謝子弟不僅會打淝水之戰,還有文採風流的一面。他們的祖籍都不在吳越,不過,卻成長或出生於吳越,他們的輝煌成就,也許可說是典型的“江南文化”。所謂“魏晉風流”,即江南文化在中國歷史上曾大放異彩
第四期——五代殘唐的吳越時期。如前所述,在唐末由錢繆建立的越國,一直保持自己的國號,直至錢繆時代,和平歸順宋太祖,子孫得以永享福澤,以喜劇收場。
第五期——南宋時期。如果從北宋算起,那么,有一位出身蘇州的歷史名人范文正公(范仲淹),絕對不能被忽略。范仲淹不僅是一位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同時也是一位大文學家。試讀他的《岳陽樓記》,他的文學才華,真足以使你靈魂震動。尤其是他所作的《
漁家傲》(塞下秋來風景異),足以讓他在中國文學史上成為不朽人物。
南宋的
陸游,又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他是紹興人,是江南文化的代表者。陸游的名作:“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陸游的另一首詩,更能表達出他自西蜀返鄉的複雜心情。他長期居蜀,後來忽奉詔返京。“京”在何處?在他的故鄉臨安(杭州)。這時他倒有點不安了,一方面,他捨不得離開久居的成都,再則他久別故鄉,真是“少小離家老大回”,恐怕回去認不得幾位親友了。且看這首《
南鄉子》: 歸夢寄吳槽,水驛江程去路長。想見芳洲初系纜,斜陽,煙樹參差認武昌。愁須點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鄉交舊少,淒涼,卻恐他鄉勝故鄉!這首詞,對心理的刻畫,細緻入微,“全詞意境幽美,景色如畫,委婉清麗,含淒無限”。在今日.住在台灣的“外省第二代”,不少人也有此感觸。
南宋另一位大詩人
林逋(林和靖先生),杭州人。長期隱居在西湖孤山,與大自然為伍,不問世事。“妻梅子鶴”,傳為千古美談。他的詞,婉約清麗,風格淡遠,真可謂“文如其人”。他的那首《長相思》詞,將送行婦女的無限幽怨,融人大啟然景色之中,真是何等風致。這是“江南文化”中最為動人的一面。
第六期——近代與現代。如前所述,無論在近代的政治革命與思想文化的革新方面,南方都是火車頭,帶動中國人民前進,創造了一個使全球震驚的新時代,而江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幾乎是關鍵性的,這隻要看上海、蘇州、杭州在這一百多年的變化就夠了。
國維與魯迅。
王國維是浙江海寧人,
魯迅是浙江紹興人,都出自吳越。王國維不僅是史學大師,同時又是文學批評的大師。他對甲骨文的研究,成績相當傑出。他在文學批評方面,雖然只有一本薄薄的《人間詞話》,卻是不朽的名作。魯迅是一位無畏的戰士,要為喚起中國沉睡的靈魂大聲“吶喊”,決不退縮。
江南文化,構成中國歷史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有人能從中國古代浩瀚的典籍之中如
二十四史去整理出屬於吳越部分的資料來,內容一定非常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