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編選最早的詩文總集,它選錄了先秦至
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間、100多個作者、700餘篇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
蕭統(501—531)主持編選的,故稱《昭明文選》。共60卷,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等類別。《文選》所選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錄存者”的原則沒有收入當時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則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為原則,沒有收入經、史、子書。
蕭統,是個很淵博的學者。著作多散佚,後人輯有《
昭明太子集》。其主持的《昭明文選》,主要收錄詩文辭賦,除了少數贊、論、序、述被認為是文學作品外,一般不收經、史、子等學術著作。選的標準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即情義與辭采內外並茂,偏於一面則不收。蕭統有意識地把文學作品同學術著作、疏奏套用之文區別開來,反映了當時對文學的特徵和範圍的認識日趨明確。後世注本主要有兩種:一是唐顯慶年間
李善注本,改分原書30卷為60卷;一是唐開元六年(718)
呂延祚進表呈上的五臣(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注本。近代以來有《四部叢刊》本、《
四部備要》本及中華書局以胡刻本斷句,於1977年出版的影印本。
作品目錄
序
卷一
賦甲
【京都上京都】
【為賈謐作贈陸機(四言)】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
【贈河陽(五言)】
【贈侍御史王元貺(五言)】
26.卷二十五
【贈答三】
【答兄機(五言)】
【答張士然(五言)】
四言
【答魏子悌(五言)】
27.卷二十六
【贈答四】
【答顏延年(五言)】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五言)】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五言)】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赴洛道中作二首(五言)】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五言)】
28.卷二十七
【行旅下】
【北使洛】
【還至梁城作(五言)】
【旦發魚浦潭(五言)】
【軍戎】
四言
【樂府三首】
【樂府二首】
【樂府四首(五言)】
29.卷二十八
【樂府下】
【樂府十七首】
【從軍行(五言)】
【城窟行(五言)】
【樂府】
【樂府八首】
【升天行】
【輓歌詩(五言)】
【輓歌詩三首(五言)】
並序七言
30.卷二十九
【雜詩上】
【與蘇武三首(五言)】
【四愁詩四首(並序)】
四言
【情詩一首(五言)】
四言
【雜詩(五言)】
【雜詩(五言)】
【情詩二首(五言)】
【雜詩一首(五言)】
【雜詩一首(五言)】
【雜詩一首(五言)】
【雜詩一首(五言)】
【雜詩一首(五言)】
【雜詩十首(五言)】
31.卷三十
雜詩下
【詠貧士詩(五言)】
【讀山海經詩(五言)】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瀨脩竹茂林詩(五言)】
【玩月城西門解中(五言)】
【始出尚書省(五言)】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五言)】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七言
五言並序
【平原侯植】
32.卷三十一
雜擬下
【效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五言)】
【效古一首(五言)】
【和琅邪王依古(五言)】
【學劉公幹體(五言)】
【代君子有所思(五言)】
【效古一首(五言)】
33.卷三十二
騷上
34.卷三十三
騷下
35.卷三十四
【七上】
【七啟八首(並序)】
36.卷三十五
【七命八首】
詔
【賢良詔】
37.卷三十六
令
教
文
38.卷三十七
表上
【陳情事表】
39.卷三十八
表下
40.卷三十九
上書
【上書秦始皇】
54.卷五十三
論三
辯亡論上下二首
【辯亡論下】
55.卷五十四
論四
56.卷五十五
論五
演連珠五十首
57.卷五十六
箴
女史箴
銘
【封燕然山銘】
【座右銘】
【劍閣銘】
【石闕銘一首】
【新刻漏銘(並序)】
誄上
【王仲宣誄(並序)】
【楊荊州誄(並序)】
【楊仲武誄(並序)】
58.卷五十七
誄下
【夏侯常侍誄(並序)】
【陽給事誄(並序)】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59.卷五十八
哀下
碑文上
【郭有道碑文(並序)】
60.卷五十九
碑文下
61.卷六十
行狀
弔文
祭文
【祭古冢文(並序)】
時代背景
玄學的政治地位依然很高, 玄學館、 儒學館、 文學館、 史學館劉宋時期先後成立, 後來玄學作為一種學科, 玄學之名也被正式提出。由此可見, 玄學在南朝的地位並未消減, 而且和儒學史學以及文學並立; 從設立的時間看, 宋初 “四學”中, 最早設立的是玄學館; 從四館的主管人員來看, 從元嘉十三年, 國子學成立後, 其第一任祭酒就是玄學的首領何尚之,而繼任的也是南朝著名的玄學兼文學家顏延之。而顏延之也說: “黜鄭貴王, 意在貴玄, 事在敗儒。 ” 另外, 在南朝許多文人既是玄學家又是文學家, 這也為玄學的文學化提供了主觀條件。
《文選》 的編纂者與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關於 《文選》 的編纂者問題, 學界基本認為是昭明太子
蕭統及其當時的文壇領袖劉孝綽等一批文壇名流。他們的文風代表著南朝的文學主張、 審美標準等等方面, 而玄學的文學化又是南朝文人極力追求的一個方面, 他們在收集整理作品是必然重點選擇那些符合他們的文學主張以及 《文選》 的選文標準的作品。另外, 其中的編纂者有的把自己的作品也收錄在 《文選》 之中, 因此 《文選》 所選作品就更加具有了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文選》 所收南朝作家與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文選》 共收錄南朝作家共 25 位, 其中包括南朝的一些大的文學團體, 元嘉三大家以及竟陵八友中的六位, 還有當時其他幾位文壇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家, 其文學成就也相當高,謝莊、 劉孝標、 江淹、 徐敬業、 王僧達、 王微、 王仲寶、 王簡棲、劉鑠、 虞子陽等。從南朝四書以及 《南史》 中不難發現, 這些作家的文學造詣相當深厚,並且都與竟陵八友有密切往來,因此, 這些作家的作品皆能反映南朝的文學氣象來, 這也正是 《文選》 收錄的原因所在。
從 《文選》 所選其中的作家來看, 它儘量避開玄言詩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南朝正努力擺脫玄言詩的弊端, 同時這也為玄學向文學化轉向提供了契機。
《文選》 南朝作品的文體與玄學文學化傾向:
駱鴻凱在其 《文選學》 中說: “文體莫備於六朝, 亦莫嚴於六朝。蕭氏選文, 別裁偽體, 妙簡雅裁, 凡分體三十有八, 可謂明備。 ” 可見, 到了南朝, 文人們逐漸對 “文體” 的概念有了進一步認識, 意識到了文體與文學的關係, 因此, 《文選》 編纂者在收錄作品時, 必然注重對不同文體作品的篩選。
《文選》 所收錄的文體有三十九或三十八類之說, 其中詩、賦又各分若干小類。其所南朝收作品總計 175 篇, 涵蓋的文體賦、 述德、 公宴、 祖餞、 詠史、 遊覽、 詠懷、 哀傷、 贈答、 行旅、郊廟、 樂府、 雜歌、 雜詩、 令、 文、 表、 上書、 啟、 彈事、 戕、 書、 序、論、 誄、 哀、 行狀、 墓誌、 碑文、 祭文共 30 類, 基本上涵蓋了 《文選》 文體的 39 或 38 類。其中雜詩有分雜擬。僅從文體數量上我們不難看出南朝作家對文體的認識, 同時也可以看出玄學的文學化的範圍在南朝擴大了, 擴展到多種文體上來。雖然, 並不是 《文選》 所收的文體都具有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因為 《文選》 所選的詩歌部分數量最多, 其所涉及的文體也最多。就文體的總體上來看, 因此, 這一傾向還是相當明顯的。
《文選》 所收南朝作品與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南朝作為我國詩歌、 駢文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 也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轉型期, 這一時期詩歌在聲律、 用典、 內容的表達等方面有了進展,並創製了大量的新的詩體像山水詩、宮體詩、 擬詠懷詩、 詠史詩等等。駢文的繁榮程度在南朝僅次於詩歌, 使用的範圍上卻超過了詩歌, 駢文的成熟也順應了文學發展的總體趨勢, 而 《文選》 也緊跟這種趨勢, 收錄了大量的詩歌以及駢文。因此, 《文選》 所收作品內容也具有玄學的文學化傾向。南朝玄學文學化的一種重要的表現方式就是用典。作家在選典的時候往往注重套用莊老的典籍, 不論在詩歌還是駢文中都能找到例證。像謝靈運 《九日從宋公戲馬台集送孔令詩》 “在宥天下理, 吹萬群方悅。 ” 莊子曰: “聞在宥天下, 不聞在治天下也。 ” 謝混的 《游西池》 : “無為牽所思,南榮誡其多。” 等。
由此可以看出, 南朝作家對莊老典籍的引用, 已經擺脫了在玄言詩只擺玄理的缺陷, 使玄學的內容更加具有文學化的意象。
綜上所述, 通過對 《文選》 以上四個方面的分析, 南朝文學家為了使玄學適應文學的發展, 在逐步地實現其向文學化過渡, 其作品亦呈現出玄學的文學化傾向, 同時, 這一傾向作為玄學發展演進的一個階段, 也為唐代重玄的出現作了鋪墊。
文學影響
《文選》30卷,共收錄作家130家,上起子夏(《文選》所署《毛詩序》的作者)、
屈原,下迄當時,唯不錄生人。書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陸倕卒於普通七年(526),而蕭統卒於中大通三年(531),所以《文選》的編成當在普通七年以後的幾年間。全書收錄作品514題。編排的標準是“凡次文之體,各以匯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文選序》)。
從分類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致劃分為賦、詩、雜文 3大類,又分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38小類。賦、詩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內容把賦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把詩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這樣的分類體現了蕭統對古代文學發展、尤其是對文體分類及源流的理論觀點,反映了文體辨析在當時已經進入了非常細緻的階段。但由於分類過於碎雜,因而也遭到後世一些學者如
章學誠、
俞樾等人的批評。
《文選》的選錄標準,以詞人才子的名篇為主,以“文為本”(《文選序》)。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謀夫之話,辯士之端”,“記事之史,系年之書”,這幾類即後來習稱為經、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選。但是史傳中的贊論序述部分卻可以收錄,因為“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選錄標準。這一標準的著重點顯然不在思想內容而在於講究辭藻華美、聲律和諧以及對偶、用事切當這樣的藝術形式,但它為中國文學劃定了範疇,是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對文學的獨立發展有促進作用。
蕭統的文學思想中存在矛盾。他是當時
文壇上政治地位最高的人物,
六朝的綺靡文風在他身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然而他對文學創作的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的關係,卻持重折中,內容要求典雅,形式可以華麗,認為藝術的發展必然是“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文選序》)。他指出:“夫文典則累野,麗亦傷浮”,要求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東王書》),同時還推崇
陶淵明“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陶淵明集序》)。所以《文選》所選的作品,其實並沒有過分忽視內容。除了選錄陶淵明的8首詩以外,還選錄了《古詩十九首》和
鮑照的作品18篇。同時,對那些質木無文的玄言詩和放蕩、空虛的艷體詩和詠物詩則摒而不取。至於入選的作品是否值得選錄,應該選錄的又是否有所遺漏,後代的學者曾經有過許多不同的意見,見仁見智,眾說不一。總的來說,這部詩文總集僅僅用30卷的篇幅,就大體上包羅了先秦至梁代初葉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種文體發展的輪廓,為後人研究這七、八百年的文學史保存了重要的資料。
從選錄的技術角度來說,《文選》也存在缺陷。書中入選了一些偽作,例如
李陵《答蘇武書》和蘇、李的贈答詩,南朝宋人
顏延之已經懷疑,劉知幾、
蘇軾決其為贗品,至近代而成定論;
孔安國《尚書序》同樣也出於晉人的偽造。同時,書中還有不少誤標序文以及誤標題目的情況,前者如漢武帝《秋風辭》、
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等,題下註明“並序”,實則序文顯系史傳文字;後者如
劉峻《重答劉秣陵詔書》並非答書的原文,
陸機、
陸雲各有《為顧彥先贈婦二首》、李善在注釋中就已指出顧彥先應是全彥先,而且除了 1首以外,其他3首均為擬婦答夫的語氣。此外,還有割裂前人文字、篇章次序安排失當等等,也是這個選本的不足之處。
由於《文選》本身所具有的優點,比起同類型的其他詩文總集來,其影響遠為深廣。唐代以詩賦取士,唐代文學又和六朝文學具有密切的繼承關係,因而《文選》就成為人們學習詩賦的一種最適當的範本,甚至與經傳並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詩賦取士,《文選》仍然是士人的必讀書,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
諺語(
陸游《老學菴筆記》)。
王安石當國,以新經學取士,此後《文選》才不再成為士人的課本。然而作為一部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精粹選本,其歷史價值和資料價值則依然不廢。
歷代注本
隋、唐以來,學者文人對《文選》從各種角度作了研究,據不完全統計,今天還可以見到的專著即有90 種左右,其他散見的有關考據、訓沽、評論更難數計。研治《 文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以致從唐初開始就有了“文選學”這一名稱。
首先對《昭明文選》作注釋的是《昭明文選》問世六、七十年後的《文選音義》,這是隋代蕭統的侄子蕭該對《文選》語詞作的音義解釋。稍後,在隋、唐之際有
曹憲,“文選學”的名稱就見於《 舊唐書· 曹憲傳》。這兩位學者的著作都題為《文選音義》,也都已亡佚。許淹、李善、公孫羅等都曾是曹憲的學生,他們都曾批註《文選》。現存最早的、影響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顯慶(656-661)年間李善的《文選注》。李善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號稱“書麓”。他注釋《文選》,用力至勤,引書近1700 種,前後數易其稿。高宗顯慶三年(658) ,書成進呈.他的注釋偏重於說明語源和典故,體例謹嚴,引證賅博,但對文義的疏通則比較忽略。凡作品有舊注而又可取者,即取舊注入書,例如《二京賦》取薛綜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對舊注的補正,則加“善曰”以志區別。李善注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而且在於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經亡佚,後世學者往往以它作為考證、輯佚的淵蔽。《新唐書· 藝文志》 載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選辨惑》 10 卷,已佚。
至今流傳的另一種唐人注本是唐玄宗開元(713-741)年間的《
五臣注文選》。所謂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呂延祚所組織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5 人。據呂延祚在開元六年(718)的進書表中說,李善的注釋只知引用過去的載籍,而沒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釋清楚,因此在他的組織主持下,由呂延濟等重新作注。呂延祚雖高自標榜,而五臣的學力不逮李善,書中荒陋錯誤之處極多,以致受到了後代許多研究者的指責。《四庫全書總目》在概括敘述了前人的批評以後指出:“然其疏通文義,亦間有可采。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此外尚有唐寫本《文選集注》 殘卷23 卷,撰人姓名無考,書中引據,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陸善經注、《文選鈔》 、《 文選音訣》 ,今皆不存。
李善注和五臣注問世以後,宋代就有人把兩者合併刊刻,稱“六臣注”。公元1094年(北宋哲宗元祐九年)舊曆二月的秀州州學本是第一個五臣與李善合併注本,其後的六家注本(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後)如廣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後,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後)如贛州本、建州本,又據六家注本重刻,只不過是將五臣與李善的前後次序調換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對後來很有影響。
宋代時“文選學”已漸趨衰微,有關的專著大都是摘錄排比辭語典故,如《文選雙字類要》 、《 文選類林》。一些比較認真的研究成果,則散見於筆記、詩話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較有參考價值的是
劉履的《選詩補註》。明代文選學成就無多,
張鳳翼《 文選纂注》雜采前人眾說,稍有可取。
清代樸學大興,學者在專攻經、史、子部之外,發其餘力於《文選》,不論校勘、音韻、訓詁、考訂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績。較為重要的研究專著,如: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卷、
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卷。分門別類,就《文選》的各種問題加以論述;胡克家《文選考異》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為底本,據宋吳郡袁氏、茶陵陳氏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
張雲璈《選學膠言》20卷、梁章鉅《文選旁證》46卷、
朱珔《文選集釋》14卷、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從
音韻、
訓詁、
考訂等不同方面對李注作補正發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為精博;
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
於光華《文選集評》15卷,重在文義的評論,雖不脫
八股文積習,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參考的見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 8卷和駱鴻凱的《文選學》。
清嘉慶年間,
胡克家據尤袤刻本,又據宋代吳郡袁氏﹑茶陵陳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寫成《考異》十卷。以後的傳本多以胡本為底本,如1977年中華書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等。
今天所見《文選》版本,除上述唐寫本《文選集注》外,尚有唐寫本《文選》白文、《文選》李善注、《文選音》,均敦煌殘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為北宋明道本,已殘。傳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華書局影印淳熙八年(1181)尤袤刻李善注本。此外尚有日本足利學校藏明州六家注本,200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據日本影本影印發行。通行本為清代
胡克家翻刻尤本,中華書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縮印,並附《文選考異》於卷末。
《昭明文選》歷代註疏本列舉如下:
隋代蕭該《文選音》
唐代曹憲《文選音義》
宋代秀州州學本《文選》60卷
宋代廣都裴氏刻六家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明州刊本六家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贛州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建州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吳郡袁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茶陵陳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尤袤刻李善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劉頒《文選類林》
宋代高似孫《文選句圖》
元代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
明代王象乾《文選刪注》
明代陳與郊《文選章句》
明代劉履《文選補註》
明代凌迪知《文選錦字》
明代胡煥文《文選粹語》
清代杭世駿《文選課虛》
清代石韞玉《文選編珠》
清代胥斌《文選集腋》
清代洪若皋《文選越裁》
清代吳湛《選詩定論》
清代董正揚《文選集律》
清代梁章巨《文選旁證》46卷
清代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卷
清代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卷
清代張雲璈《選學膠言》20卷
清代朱珔《文選集釋》14卷
清代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
清代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
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
清代陳景雲《文選舉正》6卷
清代於光華《文選集評》15卷
清代胡克家《文選考異》10卷
名篇佳句
短歌行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燕,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
何枝可依?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古詩十九首(之一)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
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胡馬依北風,越烏巢南枝。相去日己遠,衣帶日己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佳句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曹操《步出夏門行·龜雖壽》)
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陶淵明《歸去來並序》)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謝靈運《登池上樓》)
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江淹《別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