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戰國官制
- 背景：由於農民的反抗鬥爭
- 制度舉例：郡縣徵兵制和常備兵制
- 記載：史記·魏世家
初步形成,機構建立,長官設定,兵制推行,
初步形成
春秋後期，中原各國由於經濟發展，某些卿大夫逐漸強大起來，許多力量較小的卿大夫陸續被強大的卿大夫所兼併；原來的國君由於宗族內訌、連年戰爭和“國人”（即國都中的士和工、商）的叛變，更由於農民的反抗鬥爭，逐漸衰弱了。而某些卿大夫由於所推行的政策比較符合於歷史發展的要求，就逐漸代替了原有國君的地位，因而出現了“三家分晉”和“田氏取齊”的局面，逐漸形成了魏、趙、韓、齊、楚、秦、燕七雄稱霸的局面。七雄中小則方圓千里，大則方圓數千里。七雄之外，還有宋、衛、中山等數個小國並存，也都擁地數百里。春秋戰國之際，戰爭愈演愈烈，規模越來越大。春秋時期的戰役，一般交戰兵力不過千人；而戰國時期的戰爭，往往是上十萬，甚至幾十萬人參與。
為了應付大規模而頻繁的戰爭，各國不但需要一支可以直接調遣的龐大常備軍，而且還需要一套完善的國家行政機構，以便有條不紊地分配調動全國人力、物力。於是，官便有了文武之分，各國開始建立起以君王為首的君王集權制度，而各個諸侯王為了更牢固的掌控政權紛紛確立起這一制度。《尉繚子·原官》云：“官分文武、君之二術。”就是指在中央設定由國君直接任免的輔相和將軍，並由他們負責統帥文武百官。在地方置郡縣，由國君親自任免長官，鎮守國土和治理民眾。這是戰國以來，新的職官制產生和發展的趨勢。只有這樣，國君才能將全國的行政、軍事、財政、司法等大權，有效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一切政令才能直達各部門、各地方。戰國時代這套官僚制度之所以能夠鞏固地建立起來，據楊寬在《戰國史》一書的分析，主要是由於推行了以下四種制度：
首先是戰國時代各國對官吏的任用，一般都採用俸祿制度。當時各國俸祿計算的單位是不同的，如衛國是用“盆”來計算，有“千盆”，“五百盆”等等級（見《墨子·貴義篇》）。齊魏等國用“鐘”來計算，例如魏文侯時魏成子官為相國，有“食祿千鐘”（見《史記·魏世家》）。秦、燕等國用“石”、“斗”來計算，秦國有五十石、一百石以至五百石、六百石以上俸祿的官，大體上以五十石為一級（據《韓非子·定法篇》、《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十二年），最小的官吏也還有“斗食”的（據《戰國策·秦策三》、《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十一年）。燕國也有三百石以上俸祿的官（據《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戰國策·燕策一》）。
第三，這時已建立了公文用璽（即官印）和發兵用符（即虎符）的制度。春秋後期已有用璽來封的文書，即所謂“璽書”，到戰國時，無論下達命令或來往公文，都必須用璽來封泥（即在封簡牘時蓋上璽印的方塊泥記，其作用和後來的火漆印差不多），作為憑信，否則便不能生效。公元前238年，秦國長信君嫪毐作亂，想徵發縣卒和衛卒，就是偽造了國王的御璽和太后的璽來行文徵發的（《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九年）。這時國防軍隊的調發，已必須有存在國王處的右半爿虎符來拼合，作為憑信，否則便不能調發。所以魏國信陵君魏無忌救趙時，想要奪取將軍晉鄙所帶領的軍隊前往救趙，非先竊取存在魏王處的半個虎符和偽造命令，是不能奪得晉鄙所帶軍隊的指揮權。秦國曾明確規定：“甲兵之符”，右半歸王掌握，左半歸將領掌握。凡用兵五十人以上的，必須有存在國王處的半個虎符來拼合，才敢行動。但是，如果突然遇到外敵侵略，邊塞有烽火，雖沒有國王的右半個虎符拼合，也可行動。由於這種嚴密制度的推行，大權就集中到國君手中了。
《呂氏春秋·執一篇》也記載了吳起告訴商文說：“今日釋璽辭官，其主安輕？”《戰國策·秦策三》也說：“應侯因謝病歸相印。”這些記載都證明了戰國時代凡官必有璽。一般的璽是銅製的，而丞相的璽則是黃金制的。《史記·范雎蔡澤列傳》記載蔡澤對御者說：“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腰），揖讓於人主之前。”就說明丞相是金印紫綬的。
第四，在行政管理上已創立了年終考核制度。《荀子·王霸篇》說：“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這就是《周禮·太宰》所說的“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這種考核制度，有個專有名詞，叫“上計”。《淮南子·人間篇》說魏文侯時，“解扁為東封上計而入三倍”，按規定，當時中央重要官吏和地方首長，都必須把一年賦稅的收入預算數字寫在木“券”上，送到國君那裡。國君把券剖為兩半，由國君執右券，臣下執左券。這樣，國君可以操右券來責成臣下。到了年終，臣下必須到國君那裡去報核，這個報核就是所謂“上計”。上計時由國君親自考核，或由丞相協助考核。如果考核成績不佳，便可當場收璽免官。高級官吏對下級官吏的考核，也是採取同樣的辦法。《韓非子·外儲說右下》，有一則故事記載較為詳細：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奸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之計……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之計……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為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當是斗石）之計。
機構建立
相是官僚組織的“百官之長”，中原六國中央均有設定。在出土的眾多兵器中，有的器物上有“相邦義戈”、“相邦呂不韋戈”等字樣，那是秦相張儀、呂不韋督制的兵器，據《睡虎地秦墓竹簡·工律）說：“公甲兵各以其官名刻之。”這意思是說公家督造的兵器要刻上督造者的官名。可見戰國時期相的法定名稱叫相邦，“相”有輔佐之意，作為一種官稱，春秋時代就已經有了，那時只是一種地位不高的禮賓官。“邦”就是國，相邦就是輔佐國君辦理軍政大事的官員，就是國君下面的大總管。漢人避劉邦諱，改相邦為相國。先秦的古書如《莊子·盜跖》稱宰相，《戰國策·趙策三》則稱丞相，指的都是同一官職。“宰”作為官名，甲骨文就已出現了，春秋時代某些國家，已有總領百官的冢宰、太宰，也有助卿、大夫總管一家一邑事務的家宰和邑宰。這些冢宰、太宰或相，還是某些強大的卿大夫的世襲官職。作為一國最高行政長官的相，其設定當萌芽於春秋齊景公時，景公曾設左右相。相的職權，據《荀子·王霸篇》云：
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飭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
戰國最早設相是魏，繼後是韓、趙。秦國受三晉的影響，置相比較晚，秦孝公時，商鞅由魏入秦，始為左庶長，後升大良造，並未稱相，但是他的地位相當於三晉的相邦，所以史稱“商鞅相秦”。最早記載的秦相是秦惠文君十年（前328年），以張儀為相，秦武王二年（前309年），初置丞相，並分左、右。樗里疾、甘茂就是秦最早的左右丞相。此後也有隻設丞相，不分左右的。丞相之稱，趙國也曾用過，《戰國策·趙策三》載：建信君說：“秦使人來仕、仆官之丞相。”趙國除稱丞相外，還有稱假相、假相國和守相。如《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載：“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戰國策·秦策五》載：“文信侯出走，與司空馬之趙，趙以為守相。”所謂假就是兼理的意思，守是指試用或代行官職。假相，應為兼任相職，守相則是試用性質的相，戰國時代的宋、衛、中山、東周等小國也都設有相。
戰國時期的相職一般多由文人充任，相之外又設擅長兵法的人統兵打仗，鎮守邊邑，稱為將或將軍。從《秦簡》看，“將”是簡稱，法定官名應叫“將軍”。將軍原是春秋時晉國“六卿”的稱號。不過晉六卿是合軍政於一身，不單是統兵官的專稱。原來春秋時的卿大夫不僅有統治的權力，而且有宗族和“私屬”的軍隊親自統率著。到戰國時，由於統治範圍的擴大，官僚機構的龐大複雜，常備兵的建立和徵兵制度的推行，以及戰爭規模的擴大和戰爭方式的改變，在官僚機構中不得不文武分家，產生文官的首長——相，以及武官的統領——將。作為最高軍事長官的將，其職位僅次於相。例如魏國，在魏文侯時，曾先後以魏成子、翟璜、李悝為相，而另有樂羊、吳起、翟角為將。又如齊國，齊威王曾先後以鄒忌、田嬰為相，而另有田忌、申縛為將。燕國的樂毅，趙國的廉頗，魏國的吳起，齊國的田忌都是戰國時代赫赫有名的將軍。
秦國在初設相位時，文武尚未嚴格分家，為相的張儀、樗里疾、甘茂等還是統軍作戰的將軍。後來，丞相專事文職，而大良造專為武職，例如白起屢建戰功，封為列侯，官職還是大良造。秦設將軍的官職，是在秦昭王時，秦昭王初立時以魏冉為將軍，保衛首都鹹陽，從此秦才有將軍，但是，秦國的將軍不是固定專職的，往往是在出征時由國君臨時委任的。
原來春秋時代晉國的上、中、下三軍還設有尉，因為中軍地位最尊，中軍的尉又稱元尉，元是大的意思。戰國時代各國仍有中尉的官名。《史記·趙世家》載：“趙烈侯使荀欣為中尉，選練舉賢，任官使能。”這和《禮記·月令》所說太尉的職責“贊桀（傑）俊，遂賢良，舉長大”是相同的。後來趙國在將軍之下又設有國尉、都尉。秦國在昭王時，也在大良造下增設國尉一級。例如白起，初為左庶長，繼升為左更，再升為國尉，最後升為大良造。在秦國設丞相以後，大良造便成了高於國尉的武官。後來秦國不設大良造，國尉便成為中央最高的軍事長官。秦國在統一全國後以太尉掌管全國軍事，便是沿襲國尉這個職官而來的。
國君宴會群臣，御史也常陪同在旁。《史記·滑稽列傳》云：
（齊）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
司寇，掌管司法的官職，戰國時代各國均有設定，但名稱不一。三晉沿用司寇之名，趙國的李牧曾任此職。秦國雖然也有這個名稱，但根據《秦律·司空》的記載，它卻是一種刑徒。秦國掌司法的官稱為廷尉。廷尉的取名，可能與東周王期的“討奸之官”尉氏有關，是一種殿中的執法官。齊國中央政府掌司法的官稱為士師，《孟子·公孫丑下》云：
孟子謂蚔（音蛙）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又云：
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
戰國時期各國的中央官主要由上述幾個官稱分別掌握由中央到地方的軍、政、法各部門的權力。
戰國時，秦國的爵位比較特殊，商鞅曾分為二十級。第一級公士，第二級上造，第三級簪裊，第四級不更，是相當於士的，第五級大夫，第六級官大夫，第七級公大夫，第八級公乘，第九級五大夫，是相當於大夫的，第十級左庶長，第十一級右庶長，第十二級左更，第十三級中更，第十四級右更，第十五級少上造，第十六級大上造，第十七級駟車庶長，第十八級大庶長，是相當於卿的，第十九級關內侯，第二十級徹侯，是相當於諸侯的。級高位尊。同時，秦的官和爵是不分的，大概第十六級大上造（或稱為大良造）以下，既是爵位名稱又是官職名稱。秦國還有所謂客卿，凡是別國人士入秦，得到卿的爵位的就通稱為客卿。
長官設定
春秋初期，秦、晉、楚等大國往往把新兼併的地方，建設為縣。到春秋中期，楚國新設的縣已逐漸多起來，有所謂九縣（九指多數）。春秋後期，晉國又把縣制推行到內地。在卿大夫的領地里也分別設縣。最初縣都設在邊地，是帶有國防作用的。縣與卿大夫的封邑是不同的，縣內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組織和軍事組織，特別是有徵賦制度，其中包括徵發軍實和軍役，以加強國防力量。如《左傳·成公七年》載：楚圍宋之役，“子重請取申、呂（二侯爵國各五個都邑合為一縣，地與西周公爵國十個都邑想當，所以設縣公）以為賞田”，申公巫臣說：“不可，此申、呂所以為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楚王聽了申公巫臣的話才沒有答應子重的請求。戰國初期，秦國還不斷在東部邊疆設縣，公元前456年開始在頻陽（今陝西富平縣東北）設縣。公元前398年在陝（今河南陝縣）設縣，公元前374年又在櫟陽（今陝西臨潼縣東北）設縣。這些地方置縣的目的，是為了防衛外敵，保護邊疆，這是很清楚的。
郡是春秋末年才開始設定的，最初出現在晉國，是在內地推行縣制以後設立的（晉國秦國的縣遠比楚國要小，只相當於西周滿滿四個都邑的大男爵國）。郡本來設在新取得的邊地，因為邊地荒陋，地廣人稀，其面積雖然較縣為大，但是地位要比縣為低（晉國的縣域邊長50公里，西周的都域邊長25公里，有可能《左傳》是手抄時把都誤寫為郡，杜預時已經沒有都的概念，所以註解時也把都誤讀為郡），
《左傳·哀公二年》云：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垢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都]……。”
杜預注引《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都]。”
可證春秋時縣大於郡。
都的長官仍舊稱為大夫，平陸是齊的五都之一。 《孟子·公孫丑下》云：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縣尉，分管縣內軍務，有權發一縣役卒，監督役卒服役和督造文書等，其屬官有尉官吏（或稱尉史）、士吏等。
縣司馬，《秦律》規定，若馬匹不好使用，司馬要受處罰。可見這個官與一縣的馬政有關，或許是專司一縣馬匹的徵調和使用。其屬官有司馬令史和司馬令史掾。
在縣之下有鄉、里、聚（村落）等組織。鄉的組織在春秋時代已出現，據《國語·齊語》、《左傳·宣公十一年》（前598年），襄公九年（前564年），及三十一年（前542年）載，齊、宋、鄭、楚等國已經有鄉的設定。鄉以下里的組織在春秋戰國間也已出現。《墨子·尚同》里所提到的行政系統是天下、國、鄉、里。《呂氏春秋·懷寵篇》里所提到的行政系統有國、邑、鄉、里。邑有大有小，大邑相當於縣，小邑是隸屬於鄉、里。所謂聚，就是民眾聚居的地方，實際上是相當於一個村落。據《史記·商君列傳》載，商鞅在秦變法時，曾合併鄉、邑、聚為縣。鄉中的小官吏有三老，掌一鄉之教化；嗇夫，掌一鄉獄訟和稅收；游徼，掌鄉中捕盜。里有里正，或稱里典。秦國充任里典的多是鄉間豪強有勇力之人，即所謂“率敖”。里中的居民統稱里人，以家為單位，按什伍編組，並設有伍老。編入伍的居民統稱伍人，也叫四鄰。編入伍的各家男丁稱士伍。
此外，戰國時代還有“亭”的設定。《韓非子·內儲說上》記載魏吳起為河東守時，秦在其邊境設亭，起攻亭，一朝而拔之。
由上述可知，戰國時期各國地主政權的統治機構，從國到郡、從郡到縣、從縣到鄉，已有系統地分布到各個角落，控制著整個國家和社會，形成一個非常完善的官僚體制。
戰國時期，各國還有一些地方性的專職官吏，如在關津要道、貿易中心設定關吏、津吏、市者、市掾；在重要河道水利處設定河丞等。
兵制推行
春秋時代，各國的軍事組織是封建割據的。各國卿大夫有其獨立的軍事組織，有宗族部隊和“私屬”部隊。這些部隊都是憑著封建從屬關係組織起來的。各國軍隊主要成分除“國人”外，還強迫徵發所隸屬的農民服役。中原各國的國君，由於宗族的內訌和對外戰爭，由於“國人”的叛離和農民的反抗鬥爭，因而權力逐漸削弱了。而某些卿大夫卻在逐漸強大，國的軍事組織不可避免地為卿大夫所分割而瓦解。如《左傳·襄公十一年》載：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晉國到平公時，公室勢力也已削弱，《左傳·昭公三年》載：
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也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
舊的軍事組織在瓦解分裂，而新的軍事組織——郡縣的軍事組織卻在不斷的生長和發展。縣原來就有一套征賦制度。所謂賦，包括軍備和軍役在內。
蘇秦為趙合從說齊宣王曰：“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以二十一萬矣。
韓國的大縣宜陽，城方百里，也有“材士十萬”，整個魏國如果“悉起其百縣勝兵”，也不下三十萬。這時期各國在戰爭時徵兵，大都以郡為單位。
戰國時服兵役的年齡，大概從十五歲到六十歲。《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記載長平之役說：
我典主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
這時各國的常備兵大多是考選出來的，有特殊的待遇。例如魏國考選武卒時，“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箙）矢五十個，置戈其上，冠佩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通過這幾種嚴格地考核，中試的就可以免除全戶徭賦和田宅的租稅。當時各國出兵時，往往以常備兵帶領新徵發來的士兵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