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蕭統著詩文總集)

《昭明文選》是又稱《文選》，是中國現存的最早一部詩文總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組織文人共同編選。蕭統死後謚"昭明"，所以他主編的這部文選稱作《昭明文選》。

《昭明文選》從時間上看，它收錄了自先秦至齊梁幾百年間的七百餘篇作品；從分類上看，它對賦、詩、騷等37類文體進行了編排，而經、史、子等思想學術類文章都沒有被收入。由此可見，編者已初步意識到文學與其他類型文章在藝術形式上的區別，並通過此次編選，首次為“文學”與“非文學”之間劃定了界限和範疇，對文學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起到了開創性作用，也是文學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

《昭明文選》對後世影響深遠，據唐代的史料記載可以推知，《文選》的地位幾已可與儒家經典並列。由於唐代科舉重視《文選》，唐代士子將《文選》作為必讀書，如李白、杜甫、韓愈等的創作也都深受《文選》沾溉。《文選》至宋代，宋人對《文選》的精熟程度更甚。後世流傳的《文選》諸刻本幾乎都出自宋代，可見一斑。明清時，對《昭明文選》的續、廣之書盛行，評點頻出，刻本日繁。《文選》一書及其所代表的文學風格終成古代文學的典範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昭明文選》
• 別名：《文選》
• 作者： (梁)蕭統
• 出版社： 黃山書社
• ISBN：9787546114903 
• 主編：蕭統
• 卷數：60卷
• 地區：中國
• 四部分類：集部\文集

內容簡介

《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編選最早的詩文總集，它選錄了先葛甩兆秦至南朝梁代八九百年間、100多個作者、700餘篇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因是梁代昭明太子蕭統（501年—531年）主持編肯習達項選的，故稱《昭明文選》。作品共60卷，分為賦、詩、騷、七、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箋、奏記、書、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等類別。《文選》所選作家上起先秦，下至梁初（以“不錄存者”的原則沒有收入當時尚健在的作家），作品則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為原則，沒有收入經、史、子書。

最新版

由於《昭明文選》選材嚴謹、注重詞藻，所選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過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視為文學的教科書，是士子們必讀的一部書。《昭明文選》的誕生是文學發展的必然。自從有了《昭明文選》，這才使中國自先秦來文史不分現象有了明確的分界。《昭明文選》繼往開來，對古今文體做了全面的闡述、辨析和整理，它是中國第一部按體區分、規模宏大的騙臭文學總集。

作品目錄

編纂背景

時代背景

梁武帝與《昭明文選》、的編纂南朝梁代文學呈現出十分明顯的階段性，這與作為政治家、文學家、學問家的梁武帝不無關係。梁代中後期出現的兩部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文學總集《昭明文選》和《玉台新詠》的編纂，其實都是梁武帝文化政策、文學趣味、生活好尚的某種折射。

成書過程

蕭統是《文選》的編纂者，這在《梁書》《南史》及《隋志》中都有明確的記載，蕭統的《文選序》也有清楚的表述。由於是書規模宏大，選文精審，後人每疑其非出自一人之手，進而推測東宮眾學士中有人參與，並實指以文才深受太子信愛的劉孝綽以及王筠等最有可能。

據《梁書·劉潛傳》，劉孝綽兩個胞弟劉潛(孝儀)和孝威在安北晉安王蕭綱的掾屬任上丁母憂，時間也始於中大通元年。這也就是說，劉孝綽在為太子仆後不久即丁母憂。昭明於中大通三年(531)四月病逝，其時劉孝綽兄弟正在服喪期間。如果《文選》的成書定在中大通元年至二年，這正是劉孝綽服喪期間，因而根本不可能參與其事的。從現存的各種史料推斷，《文選》的編纂，只能是出於蕭統之手。

《文選》編纂的過程和成書的時間，史無明確的記載，考察這個問題，也只能依據其時選文的通例和蕭統逝世前幾年的經歷，做出大致的判斷。依據“不錄存者”的舊例，其成書的時間，當在普通七年(526)後，因為梁代人選的作家共十人，其中最後去世的陸佳，即逝於此年。而普通七年，又是蕭統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是年十一月，其母丁貴嬪重病並逝世，統性至孝，侍疾和服喪三年，幾至毀形。又，據《南史》本傳記載，統因為母尋求墓地及墓側埋鵝等事，使“末年多忌”的梁武帝大為震怒，父與子矛盾激化，“(武)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由此而迄終，大約是四年多時間，太子都處於悲痛和驚恐之中，應是無心顧及選文之事了。那么《文選》的最後定稿，當在普通七年(526)，準確地說，就在此年十一月母病之前。如果說蕭統是在及冠年(天監十四年正月)就開始纂文，及其成書，前後歷時約為十二年。而其文集前十卷的編纂，據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言：“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應是普通三年(522)。所謂“謹為一帙十卷，第目如左……如其後錄，以俟賢臣”。初編應是十卷，時年二十二歲。至於後十卷的編纂以及全集合為二十卷，應是在他逝世後編成，這從繼位太子蕭綱所作的《昭明太子集序》可證。至於《詩苑英華》的編撰，從蕭統的《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看，應與其初編文集十卷大體同時，即在普通三年前。湘東王蕭繹對東宮的信息應是很靈通的，而且是很準確的，其所求之書，一定已經編成。而況蕭統在答書中已明言，“其書已傳”、“汝既須之，皆遣送也”。蕭繹的求書信和蕭統的答函，都應在普通三年後不久。這樣看來，蕭統的三部選本，《詩苑英華》成書最早，《正序》可能次之，《文選》則是殿後。

作品特點

編輯宗旨

作為對上一個時代文學成就的總結，《文選》總結前賢的編輯宗旨與當時的文學批評潮流是相一致的。毫無疑問，蕭統對前代文學有著極高的評價，而對當時的浮糜文風頗有微詞，這與其“經世致用”的文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因此，蕭統編纂《文選》也是為後人提供學習的範本。另外，《文選》收錄有大量的套用文體，如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等，也體現出了這一目的。

文學觀念

不難發現蕭統的文學觀念，首先，他持文學發展的觀點，認為“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即從事物發展的規律看待文學發展，文學是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而每個時代都有優秀的文學作品，而編纂活動就是要把每個時代的文學主流編入。雖然他評價揚雄的漢賦“勸百而風一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即認為他的作品沒有起到勸誡君王的作用，但是他仍然收錄了漢賦，因為漢賦是漢代文學形式的主要代表。這正是堅持文學發展觀點論的結果，所以在《文選》中收錄的文章有著時間的跨度和每個朝代文學特色的代表作品，也並不會因為自己的喜好而刪去其作品，做到了全面且有時代代表性。其次，文學審美的自覺。文的自覺強調抒發個人性情，強調區別於詩言志的傳統，逐漸出現詩緣情的理論主張，也出現了眾多文學創作。山水詩的出現便是明證。《文選》中謝靈運的詩歌大都借景物抒發個人情感，“莊老告退，山水方滋”，那些充滿玄言神秘的玄言詩歌，被直抒性情的山水詩代替，成為文學自覺的絕佳註腳。這種山水詩與溫柔敦厚的儒家教化詩歌相對應，擴充了文學的題材。其次，文學審美的自覺還體現在對形式美的追求上。蕭統在《文選序》中指出“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而與篇什雜而集之。”蕭統認為史贊、史論、史序等文章入選原因在於因為這些作品有“綜輯辭采”“錯比文化”的特點。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蕭統對於文章中的文采追求和形式的重視。這我們不難理解，在永明體和宮體詩的創作繁盛時期，文學形式美的追求不言而喻。

選文標準

對於《文選》的選文標準，在學術史上說法甚多，大致有“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說、“沈約”說、“文質彬彬”說。第一種觀點源於《文選序》，認為沉思和翰藻是指文學創作方面要多用心思，但後被其他學者理解為僅針對史論的創作，並不能夠代表所有作品。而沈約說則是從按照沈約的評價視角來看選文標準，也並未得到許多人的認同。而第三種觀點則是從文章的整體風格來概括，即以儒家“文質彬彬”的審美風格來評說其選文標準，但是我們總能找到不符合“文質彬彬”審美趣味的文學作品的存在，例如《文選》中大量地存錄了許多漢大賦，說明漢大賦在蕭統眼中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從漢大賦講究形式華美語言雕琢的情況來看，顯然與“文質彬彬”中強調內容與形式統一的主張相互矛盾。

誄文

《昭明文選》選錄的八篇誄文，都抒發了作者對誄主的真摯感情，表明了蕭統對誄文“哀情”成分的重視。

這八篇誄文中，《王仲宣誄》是曹植為摯友王粲而作，《楊荊州誄》、《楊仲武誄》、《夏侯常侍誄》的誄主分別是潘岳的岳父、妻侄和好友。《陶徵士誄》是顏延之為好友陶淵明而作。上五篇作者與誄主之間都有深厚的情感。至於《馬汧督誄》的誄主馬汧督雖與作者無直接聯繫，但馬汧督作為一位悲劇英雄，他的精神品格無疑引起了潘岳的強烈共鳴。《陽給事誄》和《宋孝武宣貴妃誄》兩篇雖不是私誄，但誄主陽瓚、殷淑儀都富含悲劇色彩，作者對其都傾注了深切的同情。

“雜擬” 類詩歌

在《昭明文選》 “雜擬” 類詩歌中，西晉陸機的《擬古詩十二首》和張載的《擬四愁詩一首》被列在首位。模擬創作首先要從原作體式出發，追求形似。如陸機和張載對原詩只進行了字句的替換和增減。《文選》中選錄的是張載《擬四愁詩》的第四首。《四愁詩》為張衡詩作，原詩四章，描寫的是思美人最後求而不得。其原詩每章所處方位不同，美人贈予詩人的禮物也不同。組詩按照思念、打算追尋、流淚、傷感的順序來敘述，四首詩都運用了比興、迴環的手法，結構、形式一致，具體填充內容不同。

能夠被蕭統選入《文選》 “雜擬” 類中的詩歌，都是極具藝術價值的典範之作。擬作者們不同，所模擬的原詩風格各異，卻能夠做到情韻兼通。

賦

從整體上來說，賦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作者主要關注社會表現自我情緒內向情話進行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抒情的賦作增多，其中表現了作者對於人生美好的嚮往或者是反應現實中的苦難，以及感慨仕途的挫折，或者是讚美山水田園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第二個方面主要突出抒情於詠物相結合，通過描寫自然環境或者是具體的物體，以達到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效果，來反應當時的社會現實，寄託了作者的人生追求。第三個方面是主要圍繞當時的政治內容，包括宮殿以及京都、狩獵祭祀等進行題材創作。賦的創作比較模式化，而在魏晉之後則出現了以飛禽走獸、鳥類花草、山河等題材，是賦的題材進步，擴展並豐富了賦的內涵，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不足之處

從分類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致劃分為賦、詩、雜文 3大類，又分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38小類。賦、詩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內容把賦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把詩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這樣的分類體現了蕭統對古代文學發展、尤其是對文體分類及源流的理論觀點，反映了文體辨析在當時已經進入了非常細緻的階段。但由於分類過於碎雜，因而也遭到後世一些學者如章學誠、俞樾等人的批評。

分類方法

從《文選序》中的論述和《文選》的細目可以看出它在文體分類方法上的幾個特點：

第一，把選擇的作品按照各自的體裁類型分門別類地彙編在一起。這些體裁的來源和劃分標準是多種多樣的，都以獨立的身份共處在一個體裁系統之中。從細目看，全書編排了39種體裁。這些體裁的來源和劃分標準是多種多樣的。有的以表現手法成為體名，如賦、論、頌等；有的以文章的載體成為體名，如碑、策等；有的以文章的功用成為體名，如哀、誄、吊、祭文等；如此種種，不一而論。這些文體都以獨立的身份共同平面排列在一個體裁系統之中。把《文選》與《文心雕龍》作一比較看出，《文心雕龍》是把內容和特徵相近的文體放在其中的一個類別層次上的，如“頌讚”、“銘箴”、“哀弔”等等。而《文選》的編排卻沒有類屬層次，讓不同層次的文體排列在同一個平面上，用現代的科學分類方法觀之，似乎缺乏科學性，但是，在中國古代也許更有實用性。它凸現了每一種文體的特徵，便於研習者揣摩學習，儘快掌握寫作要領。因此，我們看待古人的一些文體分類方法不能簡單地用現代理論去看待它，要歷史地看待它的價值。

第二，詩賦體是《文選》中的重點體裁，由於收錄的作品較多，且風格差異較大，因此又以作品的內容和題材做了進一步的區分。詩賦體是《文選》中的重點體裁，這一點，蕭統自己在《文選序》中已說得很清楚。在這篇序中，他論到各種文體時，首先從《毛詩序》的“詩有六義”談起，接著就以較多的篇幅論述了“賦”和“詩”兩種文體的起源和發展；次之則略論了“騷”、“頌”兩體，再次簡介了“箴”、“戒”、“論”、“銘”、“誄”、“贊”等文體，最後則用一兩句話講到了各種詔令、表奏、書檄、弔祭、碑誌等等套用文字。這就可以看出他對後面那些文體的重視程度，顯然遠不如賦和詩。《文選》一書的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以我們現在所常見的李善注本或“六臣”注本而論，全書分為六十卷，其中“賦”和“詩”二類共占三十一卷，已超過了全書的半數。如果再加上“騷”、“七”、“對問”、“設論”、“辭”以及“弔文”中的賈誼《吊屈原文》實即《吊屈原賦》，其中除漢武帝《秋風辭》可以歸入“詩”外，其他的都可以算“賦”。這樣詩賦兩類已經占了全書的一大半。據統計，《文選》所選詩歌有四百四十多首。其他文體相比就很少，其中像“對問”、“箴”、“墓誌”、“行狀”四體僅各收一篇；如果據“五臣”注本，則還有“移”和“難”二體，也只有一篇作品。由於詩賦兩類收錄的作品較多，且風格差異較大，因此又以作品的內容和題材做了進一步的區分。第一類“賦”下分為15個子類，第二類“詩”下分為23個子類。分類的標準基本上以文中所寫的內容和題材為依據，如“賦”下有京都賦、畋獵賦、紀行賦等等。“詩”下有公宴詩、詠史詩、遊覽詩等等。當然在“詩”中的分類不完全是以內容題材來分，還有以形式方面的其他分類標準，如樂府、雜歌、雜詩、雜擬等。

第三，在同一文體中收錄的作品古今都有，那么就按照時代的先後順序編排。這種“古今有序”的編排中也反映出了文體的發展變化。以賦為例，先秦時期有屈原、宋玉之賦。入選的屈原賦有《離騷》《九歌》6首、《九章》1首、《卜居》《漁父》10首，宋玉賦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九辯》5首、《招魂》（一說屈原作）、《對楚王問》11首。不過屈原之賦，《文選》歸入“騷”體，宋玉之《九辯》、《招魂》亦列入“騷”體。

後世影響

歷史影響

《昭明文選》在唐時期就被廣泛的閱讀與傳頌，從而形成一門獨具特色的文選學，而對其的研究與分析卻從來沒有停止過。清代有關於此文集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無論是校勘、箋證、評點、注釋哪個層面，皆對其有所研究發現。而在這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對於“選學”的關注度有所弱化。直至發展到近幾年，雙百方針的實行使得學術業飛速發展，對於“紅學”“龍學”的研究也重新被給予高度重視，而“選學”的研究相對較弱，其中重要體現即有關於其注本譯本寥寥無幾，且沒有形成相對統一的標準。

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詩賦取士，《文選》仍然是士人的必讀書，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

唐朝時期，唐人將《昭明文選》作為學習範本，不僅在讀、頌、抄等基礎學習層面花費大量精力，而且在注釋層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各位學者與在通過注釋過程來達到對各類文章加深理解的同時也推動了《文選》的進一步發展。

到宋朝時期，人們在研讀《昭明文選》的過程中主要通過參考前人注釋的基礎上進行深層次學習，而此時《昭明文選》已經成為人人必讀的書目。

文學發展

從文學發展的層面看，《文選》對於文體辨析的分類過程極大的豐富與促進了文學作品的種類與文學的繁榮發展，與此同時也為後世提供了文體參考層面的範本，可以使後世在掌握漢魏六朝的中國文學的基礎上清晰看出其發展軌跡。

文學地位

1.區分文史的理論基礎

文集《昭明文選》將經典之作進行了全方位的收錄，而其精分的分類方法也使文史兩者之間有了一個明確的界限，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清晰的界定了文學與非文學的劃分標準，所以其在文學分類層面的價值是十分重大的。

2.沿襲寫作風格與文體

《昭明文選》收錄了大量經典之作也就意味著其中富含的寫作手法與表現形式也十分豐富，這在一方面體現了其對後世所給予的積極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傳達了處於那個時期的作家積極創新、勇於探索的精神。對與現代學者創造精神的形成有著一定的激勵作用。

3.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

總得來說《昭明文選》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原因之一在於其是現存最早也就是第一部這一類詩文集，其對後世的影響也經歷了更加漫長的時間考驗。而其仍然能一直留存下來也就證明了其在褒貶評價中用強大的資料源為無數人帶來了一場關於文學的羅列與展示，在先秦至梁的這段時間裡，它幫助一代又一代人推陳出新，極大更多人勇於開創，為後世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文化財富。

文獻價值

《昭明文選》對後世的影響還體現在其所發揮的強大的文獻價值層面，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的高度發展使越來越多的作家在文體創作與分類層面能夠採用更多的風格與題材，使文學創作的展現形式更加豐富。

基於這一時期文學風格的大量湧現使得後期作家在創作的過程中能夠積極借鑑前人的題材形式，從而使寫作環節更加順利。

東亞影響

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文選》傳入古代朝鮮半島後，引起了朝鮮文臣們的高度重視，他們大力推薦《文選》，一度欲將《文選》引入李朝的科舉考試科目。《文選》對李朝時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文選》在日本的流傳，從古代以來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有人指出，成文於推古天皇十二年(604)的《十七條憲法》，在其文辭的表現中就可以看到《文選》的影響。不過，據日本正史的記載，《文選》的最初出現，是在奈良時代(710~ 784)。在《續日本紀》寶龜九年(778)十二月庚寅條關於來日之袁晉卿的記載中，有“學得文選、爾雅音，為大學音博士”文，是為最早。進入平安時代(794·1191)，學習《文選》之風日益盛行。

作品評價

《舊唐書·儒林傳》載：“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曹）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記載：“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文選》爛、秀才半。”

張溥《昭明太子集題辭》言:“後人見其《選》，即可見其志。”

魯迅《集外集·選本》講:“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博覽群籍，采其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集，一法也，如《文選》是。”

歷代注本

詳細介紹

隋、唐以來，學者文人對《文選》從各種角度作了研究，據不完全統計，還可以見到的專著即有90 種左右，其他散見的有關考據、訓沽、評論更難數計。研治《文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以致從唐初開始就有了“文選學”這一名稱。

首先對《昭明文選》作注釋的是《昭明文選》問世六、七十年後的《文選音義》，這是隋代蕭統的侄子蕭該對《文選》語詞作的音義解釋。稍後，在隋、唐之際有曹憲，“文選學”的名稱就見於《 舊唐書· 曹憲傳》。這兩位學者的著作都題為《文選音義》，也都已亡佚。許淹、李善、公孫羅等都曾是曹憲的學生，他們都曾批註《文選》。現存最早的、影響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顯慶（656年-661年）年間李善的《文選注》。李善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號稱“書麓”。他注釋《文選》，用力至勤，引書近1700 種，前後數易其稿。

高宗顯慶三年（658年） ，書成進呈．他的注釋偏重於說明語源和典故，體例謹嚴，引證賅博，但對文義的疏通則比較忽略。凡作品有舊注而又可取者，即取舊注入書，例如《二京賦》取薛綜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對舊注的補正，則加“善曰”以志區別。李善注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而且在於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經亡佚，後世學者往往以它作為考證、輯佚的淵蔽。《新唐書· 藝文志》 載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選辨惑》 10 卷，已佚。

流傳的另一種唐人注本是唐玄宗開元（713年-741年）年間的《五臣注文選》。所謂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呂延祚所組織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5 人。據呂延祚在開元六年(718年）的進書表中說，李善的注釋只知引用過去的載籍，而沒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釋清楚，因此在他的組織主持下，由呂延濟等重新作注。呂延祚雖高自標榜，而五臣的學力不逮李善，書中荒陋錯誤之處極多，以致受到了後代許多研究者的指責。《四庫全書總目》在概括敘述了前人的批評以後指出：“然其疏通文義，亦間有可采。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此外尚有唐寫本《文選集注》 殘卷23 卷，撰人姓名無考，書中引據，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陸善經注、《文選鈔》 、《 文選音訣》 ，今皆不存。

李善注和五臣注問世以後，宋代就有人把兩者合併刊刻，稱“六臣注”。公元1094年（北宋哲宗元祐九年）舊曆二月的秀州州學本是第一個五臣與李善合併注本，其後的六家注本（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後）如廣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後，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後）如贛州本、建州本，又據六家注本重刻，只不過是將五臣與李善的前後次序調換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對後來很有影響。

宋代時“文選學”已漸趨衰微，有關的專著大都是摘錄排比辭語典故，如《文選雙字類要》 、《 文選類林》。一些比較認真的研究成果，則散見於筆記、詩話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較有參考價值的是劉履的《選詩補註》。明代文選學成就無多，張鳳翼《 文選纂注》雜采前人眾說，稍有可取。

清代樸學大興，學者在專攻經、史、子部之外，發其餘力於《文選》，不論校勘、音韻、訓詁、考訂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績。較為重要的研究專著,如：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卷、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卷。分門別類，就《文選》的各種問題加以論述；胡克家《文選考異》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為底本,據宋吳郡袁氏、茶陵陳氏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張雲璈《選學膠言》20卷、梁章鉅《文選旁證》46卷、朱珔《文選集釋》14卷、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從音韻、訓詁、考訂等不同方面對李注作補正發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為精博；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於光華《文選集評》15卷,重在文義的評論，雖不脫八股文積習，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參考的見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 8卷和駱鴻凱的《文選學》。

清嘉慶年間，胡克家據尤袤刻本，又據宋代吳郡袁氏﹑茶陵陳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寫成《考異》十卷。之後的傳本多以胡本為底本，如1977年中華書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等。

除上述唐寫本《文選集注》外，尚有唐寫本《文選》白文、《文選》李善注、《文選音》，均敦煌殘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為北宋明道本，已殘。傳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華書局影印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尤袤刻李善注本。此外尚有日本足利學校藏明州六家注本，200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據日本影本影印發行。通行本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華書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縮印，並附《文選考異》於卷末。

注本羅列

《昭明文選》歷代註疏本列舉如下：

隋代蕭該《文選音》

唐代曹憲《文選音義》

宋代秀州州學本《文選》60卷

宋代廣都裴氏刻六家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明州刊本六家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贛州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建州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吳郡袁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茶陵陳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尤袤刻李善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劉頒《文選類林》

宋代高似孫《文選句圖》

元代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

明代王象乾《文選刪注》

明代陳與郊《文選章句》

明代劉履《文選補註》

明代凌迪知《文選錦字》

明代胡煥文《文選粹語》

清代杭世駿《文選課虛》

清代石韞玉《文選編珠》

清代胥斌《文選集腋》

清代洪若皋《文選越裁》

清代吳湛《選詩定論》

清代董正揚《文選集律》

清代梁章巨《文選旁證》46卷

清代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卷

清代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卷

清代張雲璈《選學膠言》20卷

清代朱珔《文選集釋》14卷

清代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

清代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

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

清代陳景雲《文選舉正》6卷

清代於光華《文選集評》15卷

清代胡克家《文選考異》10卷

寫本

所謂寫本指時代較早的手寫《文選》本子。今所見《文選》寫本主要有敦煌文獻《文選》寫本殘卷和日本所藏古寫本。

1.敦煌文獻《文選》寫本。此寫本殘卷現分別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法藏文獻)、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英藏文獻)、俄羅斯聖彼得堡亞洲研究中心(俄藏文獻)及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

法藏文獻堪稱敦煌文獻最精華部分，羅振玉曾依據法國人伯希和影印的法藏文獻《文選》印成《鳴沙石室古籍叢殘》。1986年，台灣黃永武博士編成《敦煌寶藏》，所載《文選》寫本除羅氏所收之外還有伯2493號陸世衡《演連珠》、伯2543號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伯2554號謝靈運《會吟行》、鮑明遠樂府八首、伯2645號李蕭遠《運命論》、伯2658號揚子云《劇秦美新》及班孟堅《典引》、伯3345號王仲寶《褚淵碑文》、伯5036號陸佐公《石闕銘》並《序》等。其中，永隆本《西京賦》與《答客難》、《解嘲》為李注，《恩幸傳論》、《史述贊》、《光武紀贊》及《王文憲集序》為白文無注。

英藏文獻《文選》寫卷有斯9504號江文通《恨賦》、斯3663號成公子安《嘯賦》、斯5736號顏延年《陽給事誄》、斯6150號楊德祖《答臨淄侯箋》等。

《俄藏敦煌文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於1993年至1998年出版，其中《文選》篇目有ф242號起自束廣微《補亡詩》迄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дx01502號左思《吳都賦》、дx01551號張景陽《七命》以及дx02900號任彥升《王文憲集序》、дx01551號李注卷第二十五。

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藏有Ⅲ520號《文選》寫本，背面為佛教繪畫，作為藝術品收藏於該館。據數據顯示，此件沒有確切來源記錄。按照1902至1914年德國四次新疆探險隊的概略指稱，泛稱“吐魯番”文獻。

2.日本所藏古寫本。此寫本主要指原為日本金澤文庫所藏的《文選集注》。原書一百二十卷，以李注為底本，集李注、《音決》、《抄》、五臣注、陸善經注，研究價值很高。現存二十四卷，1918年、1942年分別印行過由羅振玉及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影印本。

抄本

所謂抄本指產生時代偏後，依據某種底本再行傳抄的本子。此類本子主要集中在日本。據阿部隆一《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略目錄》介紹，日本現存《文選》古抄本有白文抄、五臣注、李注、集注等二十七種，其中有許多私人收藏。斯波六郎博士《文選諸版本研究》介紹了三種，分別是唐抄李注本《文選》殘卷兩種、舊抄《文選集注》殘卷，傅剛博士《文選版本研究》介紹了五種，分別是古抄《文選》殘卷二十一卷、古抄《文選》卷七、九條家書、觀智院本《文選》卷第二十六、三條家本《五臣注文選》卷第二十。

刻本

《文選》刻本系統有四，即李注系統、五臣注系統、六家注系統、六臣注系統。

1.李注本。《宋會要輯》記載：“景德四年八月，詔三館秘閣直館校理，分校《文章英華》、李善《文選》，摹印頒行。……李注《文選》校勘畢，先令刻板，又命復勘。未幾，宮城火，二書皆盡。至天聖中，監三館書籍劉崇超上言：李善注《文選》授引該贍，典故分明，欲集國子監官校定淨本，送三館雕印。從之，天聖七年(公元1029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講黃鑒、公孫覺校對焉。”據張月雲先生《宋刊文選李善單注本考》，此本應為現存李注最早刻本，即國子監本，又稱天聖明道本，殘卷藏於北京圖書館、台灣故宮博物院。其後便是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尤袤刊刻於池陽郡齋(今江西貴池)的尤刻本，《中國版刻圖錄》稱為“李注惟一善本”。後世各版單注本皆以尤本為祖本。因該系統複雜，本文用斯波六郎博士《文選諸版本研究》中“宋以後流傳各版本系統表”說明：

以上刻本又尤以胡刻本影響最大。

2.五臣注本。五臣注本最早刻於五代，宋以後五臣注受到批判而鮮有刊刻。據傅剛博士考證，現存五臣注宋刻本有藏於台灣中央圖書館陳八郎刻本和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鐘家刻本。後者僅存二十九、三十兩卷，分別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

3.六家注本。此本注釋五臣在前李善在後，這個順序的本子稱為六家注，以別於六臣注。資料顯示，北宋哲宗元佑九年(公元1094年)秀州州學本是第一個五臣與李善合併注本，其後廣都裴氏刻本和明州本都從它而出，國內僅存殘卷，藏於故宮博物院。朝鮮曾以此為底本刊出，今藏於韓國奎章閣，稱奎章閣本。而日本慶長活字本又依明州本，寬永本則為慶長活字本的重刊。丁覲本則據明袁氏仿宋刊本，張守本直接因襲丁氏本。

4.六臣注本。約成書於紹興、淳熙年間的贛州州學本據秀州本重刻，將秀州本以五臣為先改為以李善為先，這個順序的本子稱為六臣注。除贛州州學本外，建州本、茶陵本皆屬此類。涵芬樓所藏宋本是《四部叢刊》原本和陳仁子本，即茶陵本，皆依贛州本所刻。陳氏本在明代重刻。其後的洪楩本和崔孔昕本皆出自陳氏本。明萬卷堂本因襲洪氏本，明徐成位本、潘氏本出自崔氏本。而吳勉學本、蔣先庚本，則依據潘氏本。日本今存有依吳氏本的慶安本及直接承襲慶安本的寬文本。

《文選》編纂的過程和成書的時間，史無明確的記載，考察這個問題，也只能依據其時選文的通例和蕭統逝世前幾年的經歷，做出大致的判斷。依據“不錄存者”的舊例，其成書的時間，當在普通七年(526)後，因為梁代人選的作家共十人，其中最後去世的陸佳，即逝於此年。而普通七年，又是蕭統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折。是年十一月，其母丁貴嬪重病並逝世，統性至孝，侍疾和服喪三年，幾至毀形。又，據《南史》本傳記載，統因為母尋求墓地及墓側埋鵝等事，使“末年多忌”的梁武帝大為震怒，父與子矛盾激化，“(武)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由此而迄終，大約是四年多時間，太子都處於悲痛和驚恐之中，應是無心顧及選文之事了。那么《文選》的最後定稿，當在普通七年(526)，準確地說，就在此年十一月母病之前。如果說蕭統是在及冠年(天監十四年正月)就開始纂文，及其成書，前後歷時約為十二年。而其文集前十卷的編纂，據劉孝綽《昭明太子集序》言：“粵我大梁之二十一載，盛德備乎東朝。”應是普通三年(522)。所謂“謹為一帙十卷，第目如左……如其後錄，以俟賢臣”。初編應是十卷，時年二十二歲。至於後十卷的編纂以及全集合為二十卷，應是在他逝世後編成，這從繼位太子蕭綱所作的《昭明太子集序》可證。至於《詩苑英華》的編撰，從蕭統的《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看，應與其初編文集十卷大體同時，即在普通三年前。湘東王蕭繹對東宮的信息應是很靈通的，而且是很準確的，其所求之書，一定已經編成。而況蕭統在答書中已明言，“其書已傳”、“汝既須之，皆遣送也”。蕭繹的求書信和蕭統的答函，都應在普通三年後不久。這樣看來，蕭統的三部選本，《詩苑英華》成書最早，《正序》可能次之，《文選》則是殿後。

作品特點

編輯宗旨

作為對上一個時代文學成就的總結，《文選》總結前賢的編輯宗旨與當時的文學批評潮流是相一致的。毫無疑問，蕭統對前代文學有著極高的評價，而對當時的浮糜文風頗有微詞，這與其“經世致用”的文學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因此，蕭統編纂《文選》也是為後人提供學習的範本。另外，《文選》收錄有大量的套用文體，如詔、冊、令、教、文、表、上書、啟、彈事等，也體現出了這一目的。

文學觀念

不難發現蕭統的文學觀念，首先，他持文學發展的觀點，認為“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難可詳悉”，即從事物發展的規律看待文學發展，文學是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而每個時代都有優秀的文學作品，而編纂活動就是要把每個時代的文學主流編入。雖然他評價揚雄的漢賦“勸百而風一者，卒無諷諫，何必搖其筆端”，即認為他的作品沒有起到勸誡君王的作用，但是他仍然收錄了漢賦，因為漢賦是漢代文學形式的主要代表。這正是堅持文學發展觀點論的結果，所以在《文選》中收錄的文章有著時間的跨度和每個朝代文學特色的代表作品，也並不會因為自己的喜好而刪去其作品，做到了全面且有時代代表性。其次，文學審美的自覺。文的自覺強調抒發個人性情，強調區別於詩言志的傳統，逐漸出現詩緣情的理論主張，也出現了眾多文學創作。山水詩的出現便是明證。《文選》中謝靈運的詩歌大都借景物抒發個人情感，“莊老告退，山水方滋”，那些充滿玄言神秘的玄言詩歌，被直抒性情的山水詩代替，成為文學自覺的絕佳註腳。這種山水詩與溫柔敦厚的儒家教化詩歌相對應，擴充了文學的題材。其次，文學審美的自覺還體現在對形式美的追求上。蕭統在《文選序》中指出“若其贊論之綜輯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而與篇什雜而集之。”蕭統認為史贊、史論、史序等文章入選原因在於因為這些作品有“綜輯辭采”“錯比文化”的特點。從這點我們可以看出蕭統對於文章中的文采追求和形式的重視。這我們不難理解，在永明體和宮體詩的創作繁盛時期，文學形式美的追求不言而喻。

選文標準

對於《文選》的選文標準，在學術史上說法甚多，大致有“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說、“沈約”說、“文質彬彬”說。第一種觀點源於《文選序》，認為沉思和翰藻是指文學創作方面要多用心思，但後被其他學者理解為僅針對史論的創作，並不能夠代表所有作品。而沈約說則是從按照沈約的評價視角來看選文標準，也並未得到許多人的認同。而第三種觀點則是從文章的整體風格來概括，即以儒家“文質彬彬”的審美風格來評說其選文標準，但是我們總能找到不符合“文質彬彬”審美趣味的文學作品的存在，例如《文選》中大量地存錄了許多漢大賦，說明漢大賦在蕭統眼中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從漢大賦講究形式華美語言雕琢的情況來看，顯然與“文質彬彬”中強調內容與形式統一的主張相互矛盾。

誄文

《昭明文選》選錄的八篇誄文，都抒發了作者對誄主的真摯感情，表明了蕭統對誄文“哀情”成分的重視。

這八篇誄文中，《王仲宣誄》是曹植為摯友王粲而作，《楊荊州誄》、《楊仲武誄》、《夏侯常侍誄》的誄主分別是潘岳的岳父、妻侄和好友。《陶徵士誄》是顏延之為好友陶淵明而作。上五篇作者與誄主之間都有深厚的情感。至於《馬汧督誄》的誄主馬汧督雖與作者無直接聯繫，但馬汧督作為一位悲劇英雄，他的精神品格無疑引起了潘岳的強烈共鳴。《陽給事誄》和《宋孝武宣貴妃誄》兩篇雖不是私誄，但誄主陽瓚、殷淑儀都富含悲劇色彩，作者對其都傾注了深切的同情。

“雜擬” 類詩歌

在《昭明文選》 “雜擬” 類詩歌中，西晉陸機的《擬古詩十二首》和張載的《擬四愁詩一首》被列在首位。模擬創作首先要從原作體式出發，追求形似。如陸機和張載對原詩只進行了字句的替換和增減。《文選》中選錄的是張載《擬四愁詩》的第四首。《四愁詩》為張衡詩作，原詩四章，描寫的是思美人最後求而不得。其原詩每章所處方位不同，美人贈予詩人的禮物也不同。組詩按照思念、打算追尋、流淚、傷感的順序來敘述，四首詩都運用了比興、迴環的手法，結構、形式一致，具體填充內容不同。

能夠被蕭統選入《文選》 “雜擬” 類中的詩歌，都是極具藝術價值的典範之作。擬作者們不同，所模擬的原詩風格各異，卻能夠做到情韻兼通。

賦

從整體上來說，賦的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作者主要關注社會表現自我情緒內向情話進行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抒情的賦作增多，其中表現了作者對於人生美好的嚮往或者是反應現實中的苦難，以及感慨仕途的挫折，或者是讚美山水田園來表達自己內心的情感。第二個方面主要突出抒情於詠物相結合，通過描寫自然環境或者是具體的物體，以達到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效果，來反應當時的社會現實，寄託了作者的人生追求。第三個方面是主要圍繞當時的政治內容，包括宮殿以及京都、狩獵祭祀等進行題材創作。賦的創作比較模式化，而在魏晉之後則出現了以飛禽走獸、鳥類花草、山河等題材，是賦的題材進步，擴展並豐富了賦的內涵，對後世產生了重要影響。

不足之處

從分類的實際情況來看，大致劃分為賦、詩、雜文 3大類，又分列賦、詩、騷、七、詔、冊、令、教等38小類。賦、詩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內容把賦分為京都、郊祀、耕籍等15門，把詩分為補亡、述德、勸勵等23門，這樣的分類體現了蕭統對古代文學發展、尤其是對文體分類及源流的理論觀點，反映了文體辨析在當時已經進入了非常細緻的階段。但由於分類過於碎雜，因而也遭到後世一些學者如章學誠、俞樾等人的批評。

分類方法

從《文選序》中的論述和《文選》的細目可以看出它在文體分類方法上的幾個特點：

第一，把選擇的作品按照各自的體裁類型分門別類地彙編在一起。這些體裁的來源和劃分標準是多種多樣的，都以獨立的身份共處在一個體裁系統之中。從細目看，全書編排了39種體裁。這些體裁的來源和劃分標準是多種多樣的。有的以表現手法成為體名，如賦、論、頌等；有的以文章的載體成為體名，如碑、策等；有的以文章的功用成為體名，如哀、誄、吊、祭文等；如此種種，不一而論。這些文體都以獨立的身份共同平面排列在一個體裁系統之中。把《文選》與《文心雕龍》作一比較看出，《文心雕龍》是把內容和特徵相近的文體放在其中的一個類別層次上的，如“頌讚”、“銘箴”、“哀弔”等等。而《文選》的編排卻沒有類屬層次，讓不同層次的文體排列在同一個平面上，用現代的科學分類方法觀之，似乎缺乏科學性，但是，在中國古代也許更有實用性。它凸現了每一種文體的特徵，便於研習者揣摩學習，儘快掌握寫作要領。因此，我們看待古人的一些文體分類方法不能簡單地用現代理論去看待它，要歷史地看待它的價值。

第二，詩賦體是《文選》中的重點體裁，由於收錄的作品較多，且風格差異較大，因此又以作品的內容和題材做了進一步的區分。詩賦體是《文選》中的重點體裁，這一點，蕭統自己在《文選序》中已說得很清楚。在這篇序中，他論到各種文體時，首先從《毛詩序》的“詩有六義”談起，接著就以較多的篇幅論述了“賦”和“詩”兩種文體的起源和發展；次之則略論了“騷”、“頌”兩體，再次簡介了“箴”、“戒”、“論”、“銘”、“誄”、“贊”等文體，最後則用一兩句話講到了各種詔令、表奏、書檄、弔祭、碑誌等等套用文字。這就可以看出他對後面那些文體的重視程度，顯然遠不如賦和詩。《文選》一書的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以我們現在所常見的李善注本或“六臣”注本而論，全書分為六十卷，其中“賦”和“詩”二類共占三十一卷，已超過了全書的半數。如果再加上“騷”、“七”、“對問”、“設論”、“辭”以及“弔文”中的賈誼《吊屈原文》實即《吊屈原賦》，其中除漢武帝《秋風辭》可以歸入“詩”外，其他的都可以算“賦”。這樣詩賦兩類已經占了全書的一大半。據統計，《文選》所選詩歌有四百四十多首。其他文體相比就很少，其中像“對問”、“箴”、“墓誌”、“行狀”四體僅各收一篇；如果據“五臣”注本，則還有“移”和“難”二體，也只有一篇作品。由於詩賦兩類收錄的作品較多，且風格差異較大，因此又以作品的內容和題材做了進一步的區分。第一類“賦”下分為15個子類，第二類“詩”下分為23個子類。分類的標準基本上以文中所寫的內容和題材為依據，如“賦”下有京都賦、畋獵賦、紀行賦等等。“詩”下有公宴詩、詠史詩、遊覽詩等等。當然在“詩”中的分類不完全是以內容題材來分，還有以形式方面的其他分類標準，如樂府、雜歌、雜詩、雜擬等。

第三，在同一文體中收錄的作品古今都有，那么就按照時代的先後順序編排。這種“古今有序”的編排中也反映出了文體的發展變化。以賦為例，先秦時期有屈原、宋玉之賦。入選的屈原賦有《離騷》《九歌》6首、《九章》1首、《卜居》《漁父》10首，宋玉賦有《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登徒子好色賦》《九辯》5首、《招魂》（一說屈原作）、《對楚王問》11首。不過屈原之賦，《文選》歸入“騷”體，宋玉之《九辯》、《招魂》亦列入“騷”體。

後世影響

歷史影響

《昭明文選》在唐時期就被廣泛的閱讀與傳頌，從而形成一門獨具特色的文選學，而對其的研究與分析卻從來沒有停止過。清代有關於此文集的研究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無論是校勘、箋證、評點、注釋哪個層面，皆對其有所研究發現。而在這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對於“選學”的關注度有所弱化。直至發展到近幾年，雙百方針的實行使得學術業飛速發展，對於“紅學”“龍學”的研究也重新被給予高度重視，而“選學”的研究相對較弱，其中重要體現即有關於其注本譯本寥寥無幾，且沒有形成相對統一的標準。

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詩賦取士，《文選》仍然是士人的必讀書，甚至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

唐朝時期，唐人將《昭明文選》作為學習範本，不僅在讀、頌、抄等基礎學習層面花費大量精力，而且在注釋層面的研究也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關注。各位學者與在通過注釋過程來達到對各類文章加深理解的同時也推動了《文選》的進一步發展。

到宋朝時期，人們在研讀《昭明文選》的過程中主要通過參考前人注釋的基礎上進行深層次學習，而此時《昭明文選》已經成為人人必讀的書目。

文學發展

從文學發展的層面看，《文選》對於文體辨析的分類過程極大的豐富與促進了文學作品的種類與文學的繁榮發展，與此同時也為後世提供了文體參考層面的範本，可以使後世在掌握漢魏六朝的中國文學的基礎上清晰看出其發展軌跡。

文學地位

1.區分文史的理論基礎

文集《昭明文選》將經典之作進行了全方位的收錄，而其精分的分類方法也使文史兩者之間有了一個明確的界限，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清晰的界定了文學與非文學的劃分標準，所以其在文學分類層面的價值是十分重大的。

2.沿襲寫作風格與文體

《昭明文選》收錄了大量經典之作也就意味著其中富含的寫作手法與表現形式也十分豐富，這在一方面體現了其對後世所給予的積極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傳達了處於那個時期的作家積極創新、勇於探索的精神。對與現代學者創造精神的形成有著一定的激勵作用。

3.現存最早的詩文總集

總得來說《昭明文選》擁有巨大影響力的原因之一在於其是現存最早也就是第一部這一類詩文集，其對後世的影響也經歷了更加漫長的時間考驗。而其仍然能一直留存下來也就證明了其在褒貶評價中用強大的資料源為無數人帶來了一場關於文學的羅列與展示，在先秦至梁的這段時間裡，它幫助一代又一代人推陳出新，極大更多人勇於開創，為後世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文化財富。

文獻價值

《昭明文選》對後世的影響還體現在其所發揮的強大的文獻價值層面，尤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的高度發展使越來越多的作家在文體創作與分類層面能夠採用更多的風格與題材，使文學創作的展現形式更加豐富。

基於這一時期文學風格的大量湧現使得後期作家在創作的過程中能夠積極借鑑前人的題材形式，從而使寫作環節更加順利。

東亞影響

昭明太子蕭統主編的《文選》傳入古代朝鮮半島後，引起了朝鮮文臣們的高度重視，他們大力推薦《文選》，一度欲將《文選》引入李朝的科舉考試科目。《文選》對李朝時期的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文選》在日本的流傳，從古代以來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有人指出，成文於推古天皇十二年(604)的《十七條憲法》，在其文辭的表現中就可以看到《文選》的影響。不過，據日本正史的記載，《文選》的最初出現，是在奈良時代(710~ 784)。在《續日本紀》寶龜九年(778)十二月庚寅條關於來日之袁晉卿的記載中，有“學得文選、爾雅音，為大學音博士”文，是為最早。進入平安時代(794·1191)，學習《文選》之風日益盛行。

作品評價

《舊唐書·儒林傳》載：“初江淮間為《文選》學者，本之於（曹）憲。又有許淹、李善、公孫羅，復相繼以《文選》教授，由是其學大興於代。”

陸游在《老學庵筆記》中記載：“國初尚《文選》，當時文人專意此書，故草必稱‘王孫’，梅必稱‘驛使’，月必稱‘望舒’，山水必稱‘清暉’。至慶曆後，惡其陳腐，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時，士子至為之語：《文選》爛、秀才半。”

張溥《昭明太子集題辭》言:“後人見其《選》，即可見其志。”

魯迅《集外集·選本》講:“選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見，博覽群籍，采其合於自己意見的為一集，一法也，如《文選》是。”

歷代注本

詳細介紹

隋、唐以來，學者文人對《文選》從各種角度作了研究，據不完全統計，還可以見到的專著即有90 種左右，其他散見的有關考據、訓沽、評論更難數計。研治《文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以致從唐初開始就有了“文選學”這一名稱。

首先對《昭明文選》作注釋的是《昭明文選》問世六、七十年後的《文選音義》，這是隋代蕭統的侄子蕭該對《文選》語詞作的音義解釋。稍後，在隋、唐之際有曹憲，“文選學”的名稱就見於《 舊唐書· 曹憲傳》。這兩位學者的著作都題為《文選音義》，也都已亡佚。許淹、李善、公孫羅等都曾是曹憲的學生，他們都曾批註《文選》。現存最早的、影響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顯慶（656年-661年）年間李善的《文選注》。李善是一位淵博的學者，號稱“書麓”。他注釋《文選》，用力至勤，引書近1700 種，前後數易其稿。

高宗顯慶三年（658年） ，書成進呈．他的注釋偏重於說明語源和典故，體例謹嚴，引證賅博，但對文義的疏通則比較忽略。凡作品有舊注而又可取者，即取舊注入書，例如《二京賦》取薛綜注，屈原的作品用王逸注等等。他自己對舊注的補正，則加“善曰”以志區別。李善注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代表了當時的研究水平，而且在於他所引用的大量古籍已經亡佚，後世學者往往以它作為考證、輯佚的淵蔽。《新唐書· 藝文志》 載有他的另一部著作《文選辨惑》 10 卷，已佚。

流傳的另一種唐人注本是唐玄宗開元（713年-741年）年間的《五臣注文選》。所謂五臣，即由工部侍郎呂延祚所組織的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5 人。據呂延祚在開元六年(718年）的進書表中說，李善的注釋只知引用過去的載籍，而沒有把作品的旨趣注釋清楚，因此在他的組織主持下，由呂延濟等重新作注。呂延祚雖高自標榜，而五臣的學力不逮李善，書中荒陋錯誤之處極多，以致受到了後代許多研究者的指責。《四庫全書總目》在概括敘述了前人的批評以後指出：“然其疏通文義，亦間有可采。唐人著述，傳世已稀，固不必竟廢之也。”此外尚有唐寫本《文選集注》 殘卷23 卷，撰人姓名無考，書中引據，除李善、五臣注而外，尚有陸善經注、《文選鈔》 、《 文選音訣》 ，今皆不存。

李善注和五臣注問世以後，宋代就有人把兩者合併刊刻，稱“六臣注”。公元1094年（北宋哲宗元祐九年）舊曆二月的秀州州學本是第一個五臣與李善合併注本，其後的六家注本（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後）如廣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後，六臣注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後）如贛州本、建州本，又據六家注本重刻，只不過是將五臣與李善的前後次序調換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尤袤刻本）對後來很有影響。

宋代時“文選學”已漸趨衰微，有關的專著大都是摘錄排比辭語典故，如《文選雙字類要》 、《 文選類林》。一些比較認真的研究成果，則散見於筆記、詩話中。元代的著作不多，較有參考價值的是劉履的《選詩補註》。明代文選學成就無多，張鳳翼《 文選纂注》雜采前人眾說，稍有可取。

清代樸學大興，學者在專攻經、史、子部之外，發其餘力於《文選》，不論校勘、音韻、訓詁、考訂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績。較為重要的研究專著,如：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卷、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卷。分門別類，就《文選》的各種問題加以論述；胡克家《文選考異》10卷，以宋淳熙尤袤刻李善注本為底本,據宋吳郡袁氏、茶陵陳氏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張雲璈《選學膠言》20卷、梁章鉅《文選旁證》46卷、朱珔《文選集釋》14卷、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從音韻、訓詁、考訂等不同方面對李注作補正發明，尤以梁、胡二氏的著作更為精博；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於光華《文選集評》15卷,重在文義的評論，雖不脫八股文積習，但亦不乏一些可供參考的見解。降及近代，有高步瀛《文選李注義疏》 8卷和駱鴻凱的《文選學》。

清嘉慶年間，胡克家據尤袤刻本，又據宋代吳郡袁氏﹑茶陵陳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寫成《考異》十卷。之後的傳本多以胡本為底本，如1977年中華書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等。

除上述唐寫本《文選集注》外，尚有唐寫本《文選》白文、《文選》李善注、《文選音》，均敦煌殘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鳴沙石室古籍叢殘》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編》，影印行世。刻本最早的為北宋明道本，已殘。傳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華書局影印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尤袤刻李善注本。此外尚有日本足利學校藏明州六家注本，200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據日本影本影印發行。通行本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華書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縮印，並附《文選考異》於卷末。

注本羅列

《昭明文選》歷代註疏本列舉如下：

隋代蕭該《文選音》

唐代曹憲《文選音義》

宋代秀州州學本《文選》60卷

宋代廣都裴氏刻六家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明州刊本六家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贛州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建州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吳郡袁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茶陵陳氏刻六臣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尤袤刻李善注刊本《文選》60卷

宋代劉頒《文選類林》

宋代高似孫《文選句圖》

元代方回《文選顏鮑謝詩評》

明代王象乾《文選刪注》

明代陳與郊《文選章句》

明代劉履《文選補註》

明代凌迪知《文選錦字》

明代胡煥文《文選粹語》

清代杭世駿《文選課虛》

清代石韞玉《文選編珠》

清代胥斌《文選集腋》

清代洪若皋《文選越裁》

清代吳湛《選詩定論》

清代董正揚《文選集律》

清代梁章巨《文選旁證》46卷

清代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卷

清代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卷

清代張雲璈《選學膠言》20卷

清代朱珔《文選集釋》14卷

清代胡紹瑛《文選箋證》30卷

清代許巽行《文選筆記》8卷

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5卷

清代陳景雲《文選舉正》6卷

清代於光華《文選集評》15卷

清代胡克家《文選考異》10卷

寫本

所謂寫本指時代較早的手寫《文選》本子。今所見《文選》寫本主要有敦煌文獻《文選》寫本殘卷和日本所藏古寫本。

1.敦煌文獻《文選》寫本。此寫本殘卷現分別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法藏文獻)、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英藏文獻)、俄羅斯聖彼得堡亞洲研究中心(俄藏文獻)及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

法藏文獻堪稱敦煌文獻最精華部分，羅振玉曾依據法國人伯希和影印的法藏文獻《文選》印成《鳴沙石室古籍叢殘》。1986年，台灣黃永武博士編成《敦煌寶藏》，所載《文選》寫本除羅氏所收之外還有伯2493號陸世衡《演連珠》、伯2543號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伯2554號謝靈運《會吟行》、鮑明遠樂府八首、伯2645號李蕭遠《運命論》、伯2658號揚子云《劇秦美新》及班孟堅《典引》、伯3345號王仲寶《褚淵碑文》、伯5036號陸佐公《石闕銘》並《序》等。其中，永隆本《西京賦》與《答客難》、《解嘲》為李注，《恩幸傳論》、《史述贊》、《光武紀贊》及《王文憲集序》為白文無注。

英藏文獻《文選》寫卷有斯9504號江文通《恨賦》、斯3663號成公子安《嘯賦》、斯5736號顏延年《陽給事誄》、斯6150號楊德祖《答臨淄侯箋》等。

《俄藏敦煌文獻》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與俄羅斯科學出版社東方文學部於1993年至1998年出版，其中《文選》篇目有ф242號起自束廣微《補亡詩》迄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дx01502號左思《吳都賦》、дx01551號張景陽《七命》以及дx02900號任彥升《王文憲集序》、дx01551號李注卷第二十五。

德國柏林印度藝術博物館藏有Ⅲ520號《文選》寫本，背面為佛教繪畫，作為藝術品收藏於該館。據數據顯示，此件沒有確切來源記錄。按照1902至1914年德國四次新疆探險隊的概略指稱，泛稱“吐魯番”文獻。

2.日本所藏古寫本。此寫本主要指原為日本金澤文庫所藏的《文選集注》。原書一百二十卷，以李注為底本，集李注、《音決》、《抄》、五臣注、陸善經注，研究價值很高。現存二十四卷，1918年、1942年分別印行過由羅振玉及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的影印本。

抄本

所謂抄本指產生時代偏後，依據某種底本再行傳抄的本子。此類本子主要集中在日本。據阿部隆一《本邦現存漢籍古寫本類所在略目錄》介紹，日本現存《文選》古抄本有白文抄、五臣注、李注、集注等二十七種，其中有許多私人收藏。斯波六郎博士《文選諸版本研究》介紹了三種，分別是唐抄李注本《文選》殘卷兩種、舊抄《文選集注》殘卷，傅剛博士《文選版本研究》介紹了五種，分別是古抄《文選》殘卷二十一卷、古抄《文選》卷七、九條家書、觀智院本《文選》卷第二十六、三條家本《五臣注文選》卷第二十。

刻本

《文選》刻本系統有四，即李注系統、五臣注系統、六家注系統、六臣注系統。

1.李注本。《宋會要輯》記載：“景德四年八月，詔三館秘閣直館校理，分校《文章英華》、李善《文選》，摹印頒行。……李注《文選》校勘畢，先令刻板，又命復勘。未幾，宮城火，二書皆盡。至天聖中，監三館書籍劉崇超上言：李善注《文選》授引該贍，典故分明，欲集國子監官校定淨本，送三館雕印。從之，天聖七年(公元1029年)十一月板成，又命直講黃鑒、公孫覺校對焉。”據張月雲先生《宋刊文選李善單注本考》，此本應為現存李注最早刻本，即國子監本，又稱天聖明道本，殘卷藏於北京圖書館、台灣故宮博物院。其後便是南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尤袤刊刻於池陽郡齋(今江西貴池)的尤刻本，《中國版刻圖錄》稱為“李注惟一善本”。後世各版單注本皆以尤本為祖本。因該系統複雜，本文用斯波六郎博士《文選諸版本研究》中“宋以後流傳各版本系統表”說明：

以上刻本又尤以胡刻本影響最大。

2.五臣注本。五臣注本最早刻於五代，宋以後五臣注受到批判而鮮有刊刻。據傅剛博士考證，現存五臣注宋刻本有藏於台灣中央圖書館陳八郎刻本和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鐘家刻本。後者僅存二十九、三十兩卷，分別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

3.六家注本。此本注釋五臣在前李善在後，這個順序的本子稱為六家注，以別於六臣注。資料顯示，北宋哲宗元佑九年(公元1094年)秀州州學本是第一個五臣與李善合併注本，其後廣都裴氏刻本和明州本都從它而出，國內僅存殘卷，藏於故宮博物院。朝鮮曾以此為底本刊出，今藏於韓國奎章閣，稱奎章閣本。而日本慶長活字本又依明州本，寬永本則為慶長活字本的重刊。丁覲本則據明袁氏仿宋刊本，張守本直接因襲丁氏本。

4.六臣注本。約成書於紹興、淳熙年間的贛州州學本據秀州本重刻，將秀州本以五臣為先改為以李善為先，這個順序的本子稱為六臣注。除贛州州學本外，建州本、茶陵本皆屬此類。涵芬樓所藏宋本是《四部叢刊》原本和陳仁子本，即茶陵本，皆依贛州本所刻。陳氏本在明代重刻。其後的洪楩本和崔孔昕本皆出自陳氏本。明萬卷堂本因襲洪氏本，明徐成位本、潘氏本出自崔氏本。而吳勉學本、蔣先庚本，則依據潘氏本。日本今存有依吳氏本的慶安本及直接承襲慶安本的寬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