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公元前2220年－公元前2113年），偃姓（一說為嬴姓），皋氏，名繇，字庭堅。上古時期華夏部落首領，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聖”（堯、舜、禹、皋陶）之一，後世尊為“中國司法始祖”。
歷經唐虞夏三個時代，長期擔任掌管刑法的“士師（理官）”一職，以正直聞名天下。相傳架構了中國最早的司法制度體系（五刑、五教），採用獨角獸獬豸治獄，堅持公平公正；強調“法治”與“德政”的結合，促進社會和諧，天下大治，形成“皋陶文化”，成為後世儒家和法家思想產生的重要精神淵藪之一。
公元前2113年，帝禹二年去世，時年106歲，葬於六（lù）地。大禹念及功德，封其後裔於英、六一帶（今安徽省六安市），尊為六安國（蓼國）和偃國始祖以及二十四氏（皋李徐趙、伯益嬴秦、江黃馬舒、裴甄谷利、費廉阮駱、英莒梁寥）的鼻祖。天寶二年（743年），追封“大唐德明皇帝”。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主要成就,史籍記載,人物影響,制典,執法,文化,德政,作耜,軼事典故,皋陶造獄,獬豸決獄,皋陶作刑,人物評價,相關爭議,身世,姓名,故鄉,後代,後世紀念,影視形象,
人物生平
皋陶（gāo yáo），也作咎繇，出生地一般有兩個說法，一說為少昊之墟（今山東曲阜市）人，另一說為山西洪洞縣皋陶村人。與之對應的，皋陶的姓氏有兩個說法，一說為偃姓，一說為嬴姓。在堯朝時作士官，享年106歲逝世。後代擔任理官，後代改為李氏（古代以業為氏，始於商朝，最早文獻載戰國時齊稱獄官為“李”，“大理”最早出現於漢朝）。
皋陶像
約公元前2113年，皋陶卒，葬之於六（lù），據傳其封地為皋城（今安徽六安市），最新考古發現皋陶後代封國為蓼國。唐朝皇帝認為，皋陶為李氏始祖。唐玄宗天寶二年（公元743年），嚷船和追封“德明皇帝”，即“大唐德明皇帝”，簡稱“唐德明帝”生於山東曲阜，可能葬於皋城（今安徽六安市）。
主要成就
皋陶與高辛氏的契、后稷共同輔佐大舜，成為中國先秦史中一位深遠影響的人物。其創刑、造獄，倡導“明刑弼教，以化萬民”的思想為四千多年來中國各個時期制定、完善、充實各項法律制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歷史上被人們喻為“聖臣”。
在堯和舜時期任士師、大理官，負責氏族政權的刑罰、監獄、法治，即司法長官。皋陶被聘任為掌握刑法的官後，協助執政司禹處理領導事務。禹即位，被禹選為繼承人。想腳院但皋陶在帝禹之前先死了，未能繼位。皋陶是與堯、舜、大禹齊名的“上古四聖”之一，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
皋陶“明於五刑，以弼五教”，主張五刑處於輔助地位，對於有過激行為或者犯有罪行的人要先曉之以理，不聽教化，再繩之以法。“五教”是：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在教育人們懂得並恪守最基本的幾種關係，使人們彼此親睦，互相謙讓，知道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以實現一個沒有犯罪行為的和諧社會，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所以，舜盛讚皋陶：“汝作土，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五刑，民協於中，時乃功，懋哉！”
皋陶半身像
皋陶法律思想具有如下幾個特點：一是德法結合，即道德與法律結合、德治與法治結合，“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就說明了這個道理；二是民本思想，即強調重民、愛民、惠民，關注民生，聽取民意，“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等即說明此理；三是司法公正，公平公正是皋陶司法的終極目標，獬豸斷獄的故事實質上是神化了皋陶鐵面無私、秉公執法、斷案如神的司法活動；四是天人合一，皋陶所言“天秩有禮”“天阿整命有德”“天討有罪”等是告誡人們要遵循天道，自然之理。
皋陶幫助禹當上了中原華夏的大領袖。禹繼帝位後，為了尊重禪讓制度，推舉皋陶當繼承人，並讓他全權處理政務。禹繼位後，江淮諸國對禹有不滿情緒，他多次巡視江淮，宣講禹功績：“身執耒鍤，以為民先”，不畏艱險，吃苦耐勞，公而忘私，一心為民排除水患，使民安居樂業。終使淮夷畏威懷德，一致擁戴禹。皋陶為開創華夏盛世立下赫赫功勳。但是，皋陶在帝禹二年就逝世了，享年106歲。皋陶死後，大禹又把繼承人定為皋陶之後——伯益。
皋陶死後，葬於六安，即今安徽省六安市，這裡古有皋陶墓，世人稱之為公琴。
史籍記載
人物影響
制典
傳說我國的第一部《獄典》就由皋陶製定，他把《獄典》刻在樹皮上，呈給舜，帝試企芝舜看後覺得很好，就讓皋陶實施。《獄典》歸納了殺害同伴就得服法而不在於用刑。
東漢《論衡·是應》有記載，漢代衙門裡供奉皋陶像、飾獬豸圖，後被傳神話為“獄神”。
皋陶也是古六安國始祖，還是徐國國君的祖先，而且是古代東夷部落的首領之一。蓼國國君也有可能是皋陶的後裔。洪洞縣甘亭鎮士師村又名皋陶村，以皋陶的官稱和名字同時命名村子，這種形式很少見。“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帝王世紀》）“繇，封之於皋，卒崩於皋。”（《欽定四科全書》）故六安古稱皋城。皋陶墓收錄於《中國名勝大辭典》。皋陶封地英、六，位於今六安、英山、金寨、霍山一帶。皋陶後裔聚集於封地和舒城、潛山、廬江、巢縣、霍邱、懷遠、靈璧、泗縣、鳳台、亳縣，廣布於全國各地，江蘇省鹽城市現有皋姓2000多戶。
皋陶英靈歸宿之地的皋城子孫們，已把古皋城建設成現代化的城市，並重修了皋陶墓。我們祈盼皋陶陵園早日建成，高大的皋陶石雕像聳入青天，屹立在“天河”岸祖紋欠戲邊，成為體現新皋城文化品位的標誌性文化設施，向世人展現皖西皋陶文化的一道亮麗彩虹！
皋陶所創製的法律，極有邏輯，比如“五典奔霸煉整五惇”“五刑五用”“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等；且言簡意賅，比如“昏、墨、賊，殺”等。所謂良法，不僅要有好的內容，更要有好的邏輯；立法過程中，要注重內在邏輯，強調其概括性，使得法律疏而不失，簡便易行。這正是皋陶在法律上的成功之道。皋陶所言立意高遠，皋陶所行正大光明，言行高度統一，所以民才信服。
執法
皋陶曾經被舜任命為掌管刑法的“士”，以正直聞名天下。被奉為中國司法鼻祖。舜在任命禹擔任司空，治水的時候，禹萬分辭讓，推薦稷、契和皋陶擔任這一職位。但是舜還是把這一職位交給了禹。舜對皋陶說：“皋陶，蠻夷侵擾華夏，壞人為非作歹，你就擔任司法官（士），處刑要讓人信服，流放罪分為不同等級，而遠近不同。只有公正明允，才能取得民眾的信任。”
傳說皋陶還使用一種叫獬豸的獨角獸來決獄。獬豸類似羊，但只有一隻角。據說它很有靈性，有分辨曲直、確認罪犯的本領。皋陶判決有疑時，便將這種神異的動物放出來，如果那人有罪，獬郢就會頂觸，無罪則否。史書上說皋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無冤獄，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懼，紛紛逃離，至使天下太平。舜帝極為欣賞皋陶的成績，他的後代被封於六、英等國。
文化
堯舜禹時期的重大政治措施大多是皋陶謀劃的。皋陶從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部活動中所體現的光輝思想和偉大業績，形成了中國上古時期的文化體系，即皋陶文化。皋陶文化主導著華夏民族文化的發展，推動了社會文明的進步，奠定起國家產生的基礎。
皋陶文化的內容主要是：興“五教”。五教即“父義、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定“五禮”。五禮即“吉、凶、賓、軍、嘉”。吉禮即祭祀之禮，凶禮乃喪禮，賓禮系部落與部落聯盟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以及與聯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間的聘享之禮，軍禮為組織氏族、約束大眾成軍之禮，嘉禮為“飲食、男女”之禮。創“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撲”。甲兵，即對外來侵犯和內部叛亂的討伐；斧鉞，系軍內之刑，屬軍法；刀鋸，系死刑和重肉刑；鑽笮，是輕肉刑；鞭撲，是對輕罪所施薄刑。皋陶在習慣法的基礎上整合為“五刑”，無疑是一大進步，創我國刑法之始。立“九德”。九德即寬而栗（秉性寬弘而有原則）、柔而立（性情溫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質樸而能尊賢）、亂而敬（有才而能敬事）、擾而毅（謙和而有主見）、直而溫（正直而不傲慢）、簡而廉（具大略而能務實）、剛而塞（果敢而不魯莽）、強而義（剛強而不任性違理）。皋陶製訂的“九德”，內涵包括人的秉賦、氣質、品德、才幹等許多方面，是所知的我國歷史上最早考察、選拔公職人員的標準。親“九族”。九族即部落聯盟核心的親屬部落。部落聯盟是一個鬆散組織，聯盟沒有可靠力量作後盾是維持不下去的，所以親“九族”亦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一項重要的政治策略。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安邦之道。
歷代史籍記載：“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獄而法律存”、“《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皋陶說：“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此可見，皋陶刑法是中國最早系統和制度化的刑法，是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刑法開端。夏朝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呂刑”，都是從皋陶之刑發展而來。皋陶的“五刑”早於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皋陶被尊為中國的“司法始祖”。皋陶的法治思想為後世的法制起了典範作用。
他執法嚴謹，對過失犯罪者儘量寬恕，對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從嚴懲處，對罪疑者從輕處罰，在殺人的問題上更加謹慎，不傷無辜。他執法公正，“決獄明白”，“聽獄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無虐刑”，“天下無冤獄”。他注重教化，“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主張以“法治”輔助“德治”，希望最終實現社會上沒有犯罪行為的大治局面。
德政
從《史記》的《五帝本紀》《夏本紀》對皋陶言行的記載中，可以看出皋陶講道德、勇於擔當、公正無私的政治形象；其次，從《尚書·皋陶謨》中，還可看出皋陶以人為本、謙抑、正直無私、民本的形象；而從《荀子》《淮南子》《牟子理惑論》等，又可以見到皋陶鐵面無私，不怒自威的理性法官形象；再從《後漢書》《提牢備考》亦可見皋陶作為獄神而存在；最後，在《左傳》三處涉及皋陶的故事中，又可發現人們對皋陶的無上崇敬和懷念，主要是因為他以德服人，制律簡明扼要，執法公平。
皋陶的首要政治主張是實行德政。皋陶認為實行德政的關鍵在於提高人的品德修養。強調君主、群臣的修身應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提出為官者要具備三、六、九德。以三德要求於卿大夫，以六德要求於諸侯，以九德要求於天子。以道德處理政務，大臣們就會同德同心，就能使功成業就謀略實現。只有“知人善任”，舉用德才兼備、勤政廉政的人，才能治理好國家，才能施恩惠於民。
民心之安，取決於君、臣之德。“皋陶邁種德，德，乃降。”皋陶墓東5華里處的“種德寺”， 就是後人為紀念皋陶教化民眾播撒仁德種子而興建的古遺址。“好生之德，治於民心”。由於皋陶賣力推行德政，身體力行，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生，所以民眾賓服他，歸附他，懷念他。從而開創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大好形勢。唐代著名詩人皮日修在《咎繇碑》文中評價皋陶：“德齊於舜、禹，道超乎稷、啟。”“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皋陶總攬朝政，謀劃了一系列的有關社會制度、習俗、文化等全方位的革新方案：興“五教”，定“五禮”，設“五服”，創“五刑”，親“九族”，立“九德”。這些重大舉措全都付諸實施，建立了社會正常秩序，加強了部落、部族間的聯繫和融洽，為國家的產生打下了基礎。
作耜
皋陶作耒耜，為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巨大貢獻。晚年輔佐大禹治水，皋陶“勞苦功高”。《史記·殷本紀》引《湯浩》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皋陶佐禹治水，“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利用法律手段確保治水工程的勝利完成。乃於懷遠塗山舉行了治服水患的慶功盛典：“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淮夷的先民們不僅在農業方面先進於中原地區，而且在手工業中的制陶，生產工具的製造和金屬冶煉技術等方面也處於領先地位。由於皋陶高明的謀劃和鼎力輔佐，使堯舜禹時代出現了繁榮盛世，邁進了“早期國家階段”。
軼事典故
皋陶造獄
皋陶主張“罰弗其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罰疑唯輕，功疑唯重”。這段話的意思是，一個人犯了罪，不應該株連他的後嗣子孫；如果賞功，就應該世代不遺。對於過失犯罪的，即使嚴重一點也應該從寬處理；對於故意犯罪，他們也要從嚴追究；對於犯罪事實有不清楚的，處斷一定要從輕；對有功於國的人，雖事實有可疑處也應該從優賞賜。這段話真是精闢入里，這一閃耀著樸素的辯證法光輝的刑獄思想，對於法律工作者來講，也是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的。
據說皋陶非常善理獄訟，當了士師後，遇上疑難的案子，就讓神獸獬豸（獨角獸）以角觸不直者，獨角獸頂了誰，誰就輸了官司。在皋陶的輔佐下，帝舜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出現了一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因此舜決定把帝位傳給皋陶，不料皋陶由於操勞過度，不幸過早地死去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在《離騷》中盛讚皋陶的功績：“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摯是伊尹，湯的賢相，咎繇即是皋陶。詩意是，成湯和夏禹都能和幫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人相敬相合，伊尹和皋陶也能和他們的君主和衷共濟。《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記載著大文豪孟軻的熱情歌頌：“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詩仙李白也賦詩謳歌：“何不令皋陶擁彗清八極，直上清天掃浮雲。”希望皋陶復出，掃盡天下一切罪惡和不平。
由於皋陶治獄功績很大，影響深遠，自古以來的監獄，都把他奉為獄神，建廟造像，不論獄吏還是犯人，都要向他頂禮膜拜。《泊宅篇》中就記載著：“今州縣獄皆立皋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然。”
獬豸決獄
傳說皋陶使用一種叫獬豸的獨角獸來決獄。這種獬豸有點像山羊，但它只有一隻角。據說它有分辨曲直、確認罪犯的本領。皋陶判決有疑時，便將這種神異的動物放出來，如果那人有罪，獬豸就會頂觸，無罪則否。史書上說皋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無冤獄。
這一傳說無法考證真假，但獬豸作為中國傳統法律的象徵受到歷朝的推崇。史載春秋戰國時期，獬豸冠在楚國成為時尚，秦代執法御史也戴著這種帽子。到了東漢時期，皋陶像與獬豸圖成了衙門中不可缺少飾品，而獬豸冠則被冠以法冠之名，執法官也因此被稱為獬豸，這種習尚一直延續下來。清朝時，監察御使和按察使等監察司法官員都一律戴獬豸冠，穿前後皆繡有獬豸圖樣的補服。所以一直以來，獨角獸都被當作歷代王朝刑法和監察機構的標識。
皋陶作刑
“皋陶作刑”就是指在虞舜時期，將黃帝以來（即父系社會建立以來）的原始刑法做了一次較為系統的修訂，並在原來“象刑”的基礎上，制訂了劓、刵、椓、黥、大辟等幾種刑罰，為以後的奴隸制五刑奠定了基礎。此外，還以流刑作為五刑的“宥刑”，鞭刑作為官刑，撲刑作為教刑，金刑作為贖刑。
人物評價
皋陶是上古時期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聖”之一，史學界公認的“司法鼻祖”。皋陶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是留給後人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皋陶思想是儒家學術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其主體“法治”和“德治”與今天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著歷史淵源關係。
皋陶的主要功績：制定刑法和教育，幫助堯舜禹推行“五刑”、“五教”。用獨角獸獬豸治獄，堅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會和諧，天下大治。雖然史學家評價皋陶時莫衷一是，但作為“中國法律鼻祖”的認識，卻是出奇的一致。
皋陶，與堯、舜、禹同為“上古四聖”，是舜帝執政時期的士師，相當於國家司法長官。皋陶又是上古時期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學界和司法界公認為“司法鼻祖”，他的“法治”、“德治”思想，與今天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著歷史淵源關係，皋陶文化中的司法活動與法律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律文化有著重要影響。皋陶還被後人神話為獄神，他輔佐帝舜理政、治水和發展生產，並為融合夷夏和後來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巨大貢獻。
禹成功治理洪水，世人便把他敬為神人，尊為“大禹”、“神禹”，將他與天地相齊名，所謂天大、地大、禹大。當時人們甚至把整箇中國叫“禹域”，意為大禹治的國度，從而把治理江河、戰勝洪災的所有美好願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大禹幾乎成為無所不能的天神。
《詩經》讚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相關爭議
身世
實際上，大業與皋陶並不是同一個人：史書中僅僅是說“皋陶之子孫被封於英、六”，並未說其子為伯益；歷史上的伯益、伯夷也不是同一個人。事實上，益和伯益是一個人。在五帝本紀中對大禹有伯禹的記載。故伯益就是益，將二者強行區分是不對的。
唐林寶《元和姓纂》中關於李氏起源有皋陶身世記載：帝顓頊高陽之裔。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莘（《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作女華），女莘生咎繇（按：即皋陶），為堯理官，子孫因姓李氏云云。裔孫理徵得罪於紂。其子利貞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因變姓李氏。利貞十一代老君，名耳，字伯陽，居苦縣賴鄉曲仁里。曾孫曇，生二子：崇、璣。崇子孫居隴西，璣子孫居趙郡。（羅振玉云：“案《世系表》作‘耳裔孫洪，洪曾孫曇，曇四子：崇、辨、照、璣’，與此不合”）。崇五代孫仲翔，生伯考。伯考生尚。尚生李廣也。廣以後生唐高祖李淵。
宋鄭樵《通志·氏族略》中亦有相關記載：李，嬴姓。高陽氏，產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按：皋陶又作咎陶、咎繇、嬴繇），字庭堅，為堯大理，因官命族為李氏。夏、商之季有理徵，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於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真，逃於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真十一代孫老君，名耳，字伯陽，以其聃耳，故又號為老聃，居苦縣賴鄉曲仁里。或言聃六世祖碩宗，周康王賜食采於苦縣。聃曾孫曇，生崇、璣。崇子孫居隴西，璣子孫居趙郡。
崇五代孫仲翔，生伯考。伯考生尚。尚生廣。又徐氏、邴氏、安氏、杜氏、胡氏、弘氏、郭氏、麻氏、鮮于氏、張氏、阿布氏、阿跌氏、舍利氏、董氏、羅氏、朱邪氏，並以為功，從唐國姓為李氏。【鄭樵按：李氏涼武昭王有國二十年（按：李暠，351年生，卒於417年，字玄盛，小字長生，漢族，隴西成紀人，是李昶的遺腹子，十六國時期西涼的建立者），高祖有天下三百年，支庶既蕃，子孫必眾。然譜牒之議紛紛，不知何始，以理官為氏，以食木子又為李氏，此何理也？以官為氏者，容有此理，以食木子為氏，而取李同音者，無是理也，今不得其始，姑從理說，寘在官列。】【鄭樵又按：唐家有天下，必欲世系詳明。然自“成紀”令之後（按：成紀令李尚，據《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的說法，是西漢初年隴西、河東二郡太守李伯考之子，生李廣。曾任隴西成紀令。西漢初年有三位李尚見於史書，一個是李廣之父，曾任隴西成紀令。一位李尚在漢成帝時，曾任南郡太守。還有一位參與了《淮南子》的編纂，是淮南王劉安門下的“淮南八公”之一。這三位李尚所處的年代相近，無法確定是三個人還是一個人），信以傳信；自“成紀”令之前，疑以傳疑。蓋譜牒之家，信疑相半。“尚”為“成紀”令，因居之，其後遂為隴西成紀人，故言李者稱隴西。】【鄭樵又按：自明皇以後凡十四代，諸王不出閤，不分房，子孫闕而不見。唐之初也，自高祖至睿宗，子孫皆使之治官臨民，然後立功立事，故有可著者，而其後亦盛大。且以天族龍種之慧而使之出人間，親世事，知稼穡之艱難，是故功臣文士輩出，雖經武后中宗之變，而唐祚不衰。自明皇之後，皇子皇孫皆因納於富貴嗜欲之閫，遂令文章事業之姿，變為奇技淫巧之作。枝葉披離，則本根無所芘，所以唐自明皇之後，一日不振於一日。以此觀之，則周家享國長久也。宜哉。】
姓名
皋陶別名庭堅考證：
《左傳·文公·文公十八年》載：“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說明皋陶為堯舜時期的士臣。
《左傳·文公·文公五年》載：“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杜預曰：“蓼與六皆咎繇後。”
杜註：“庭堅，即皋陶字。”《史記正義》解：“皋陶，字庭堅。”
據考證，皋陶、庭堅並非一人，也不同姓，且唐堯之時，人並無字，皋陶亦然，杜注與正義皆誤。
其中蓼國為皋陶後代之封國，已被考古所驗證。但皋陶與庭堅應為兩人，庭堅不是皋陶的字號。另據《史記·五帝本紀》清華簡《厚父》篇有“啟惟後，帝亦弗恐啟之經德少，命咎繇下，為之卿士”。則皋陶應當在啟的時代任過官職。皋陶與伯益應當同時各自為政，亦說明皋陶非是伯益之父大業。
故鄉
傳說，皋陶出生於山西洪洞縣皋陶村。皋陶作為“中國司法始祖”在任大理（司業）時創“五刑”、立“九教”，天下無虐刑、無冤獄，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懼。舜帝極為欣賞皋陶的成績，把他封在皋城，在今安徽六安市。就此，皋陶成為古代六安國始祖，故今六安（皋城）稱為皋陶的故鄉。
後代
實際上，大業與皋陶並不是同一個人：史書中僅僅是說“皋陶之子孫被封於英、六”，並未說其子為伯益；益和皋陶處於同一時期。歷史上的伯益、伯夷也不是同一個人。伯益應該是大業之子。事實上，益和伯益是一個人。在五帝本紀中對大禹有伯禹的記載。故伯益就是益，將二者強行區分是不對的。
古籍記載，伯益（伯翳）能馴鳥獸，事虞，食於嬴（山東省萊蕪市）；次仲甄，事夏，封六（安徽省六安市）；次封偃，（山東曲阜西）偃後俱食於楚。伯益封於少昊之墟，成為諸嬴之祖，後世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嬴政乃伯益之後，伯益原是舜的畜馬官，因養馬有功被賜於“嬴”姓。周孝王時，伯益之後又營養牲口被封“秦邑”，號稱“秦嬴”。伯益後裔造父。
周繆王時造文取驥之乘匹獻繆王，王使造父御，攻徐偃王，破之。仍賜造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趙城（山西洪洞縣趙城鎮），古造父之邑，趙姓始祖。次子，事夏，後封於六安。故而英、六等姓為皋陶少子後；嬴姓和舒、徐、阮、江、黃、梁、趙、蕭、費、莒等氏均為伯益後裔。
後來禹又舉薦伯益為繼承人。禹根據皋陶之後大業的品德和功勞而舉他為繼承人，並授政於他。但大業未繼位即去世，禹便舉薦伯益為繼承人，也授政於伯益，又封伯益與帝舜之女所生的兒子玄仲領江地（意思是凡有江水流經的地域皆為玄仲封地），還把費、英、六、偃等一帶封給皋陶其他後裔；玄仲的江國和費、英、六、徐等方國形成龐大的嬴姓方國群，直到春秋時還大部分存在，後多為楚國所滅，秦楚因此成為世仇，在秦始皇統一六國前，楚國成為被秦國攻略最多的國家。唐玄宗以李氏始祖為皋陶，於天寶二年（公元743年）追封其為“德明皇帝”。
後代有皋陶氏、皋氏、陶氏、阮氏等，皋陶亦是這些姓氏的得姓始祖。今六安城東有皋陶墓，夏、商、西周到春秋戰國時的秦國、趙國、江國、黃國、徐國、費國、偃國、英國、六安國、蕭國、阮國、梁國、莒國等嬴姓諸侯國的貴族都是其祖伯益的後人。
後世紀念
皋陶的墓冢遺存至今，在今安徽省六安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皖西大道北側。據《呂氏春秋通詮·審分覽·君守》載：“今六安城東有皋陶墓”。皋陶墓位於六安城東7.5公里、六安至合肥公路北側15米處，東北35米處為皋陶祠舊址。
皋陶墓
皋陶被孔子列為上古“四聖”之一，《史記·索隱》載：“六安國六安，咎後偃姓所封國”，故六安有皋城之稱。皋陶墓為圓形土冢，周長97米，高6.2米，墓頂平面直徑4米，上有黃連木一棵，形同華蓋，墓前有清同治年（1869年）安徽布政使吳坤修手書“古皋陶墓”碑刻一塊，碑高1.82米，寬0.92米。1981年公布為六安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年被上海辭書出版社收入《中國名勝大辭典》。
影視形象
皋陶幫助禹當上了中原華夏的大領袖。禹繼帝位後，為了尊重禪讓制度，推舉皋陶當繼承人，並讓他全權處理政務。禹繼位後，江淮諸國對禹有不滿情緒，他多次巡視江淮，宣講禹功績：“身執耒鍤，以為民先”，不畏艱險，吃苦耐勞，公而忘私，一心為民排除水患，使民安居樂業。終使淮夷畏威懷德，一致擁戴禹。皋陶為開創華夏盛世立下赫赫功勳。但是，皋陶在帝禹二年就逝世了，享年106歲。皋陶死後，大禹又把繼承人定為皋陶之後——伯益。
皋陶死後，葬於六安，即今安徽省六安市，這裡古有皋陶墓，世人稱之為公琴。
史籍記載
人物影響
制典
傳說我國的第一部《獄典》就由皋陶製定，他把《獄典》刻在樹皮上，呈給舜，帝舜看後覺得很好，就讓皋陶實施。《獄典》歸納了殺害同伴就得服法而不在於用刑。
東漢《論衡·是應》有記載，漢代衙門裡供奉皋陶像、飾獬豸圖，後被傳神話為“獄神”。
皋陶也是古六安國始祖，還是徐國國君的祖先，而且是古代東夷部落的首領之一。蓼國國君也有可能是皋陶的後裔。洪洞縣甘亭鎮士師村又名皋陶村，以皋陶的官稱和名字同時命名村子，這種形式很少見。“皋陶卒，葬之於六。禹封其少子於六，以奉其祀。”（《帝王世紀》）“繇，封之於皋，卒崩於皋。”（《欽定四科全書》）故六安古稱皋城。皋陶墓收錄於《中國名勝大辭典》。皋陶封地英、六，位於今六安、英山、金寨、霍山一帶。皋陶後裔聚集於封地和舒城、潛山、廬江、巢縣、霍邱、懷遠、靈璧、泗縣、鳳台、亳縣，廣布於全國各地，江蘇省鹽城市現有皋姓2000多戶。
皋陶英靈歸宿之地的皋城子孫們，已把古皋城建設成現代化的城市，並重修了皋陶墓。我們祈盼皋陶陵園早日建成，高大的皋陶石雕像聳入青天，屹立在“天河”岸邊，成為體現新皋城文化品位的標誌性文化設施，向世人展現皖西皋陶文化的一道亮麗彩虹！
皋陶所創製的法律，極有邏輯，比如“五典五惇”“五刑五用”“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等；且言簡意賅，比如“昏、墨、賊，殺”等。所謂良法，不僅要有好的內容，更要有好的邏輯；立法過程中，要注重內在邏輯，強調其概括性，使得法律疏而不失，簡便易行。這正是皋陶在法律上的成功之道。皋陶所言立意高遠，皋陶所行正大光明，言行高度統一，所以民才信服。
執法
文化
堯舜禹時期的重大政治措施大多是皋陶謀劃的。皋陶從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全部活動中所體現的光輝思想和偉大業績，形成了中國上古時期的文化體系，即皋陶文化。皋陶文化主導著華夏民族文化的發展，推動了社會文明的進步，奠定起國家產生的基礎。
皋陶文化的內容主要是：興“五教”。五教即“父義、母慈、兄友、弟共（恭）、子孝”。定“五禮”。五禮即“吉、凶、賓、軍、嘉”。吉禮即祭祀之禮，凶禮乃喪禮，賓禮系部落與部落聯盟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以及與聯盟之外的友好部落之間的聘享之禮，軍禮為組織氏族、約束大眾成軍之禮，嘉禮為“飲食、男女”之禮。創“五刑”。五刑即“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撲”。甲兵，即對外來侵犯和內部叛亂的討伐；斧鉞，系軍內之刑，屬軍法；刀鋸，系死刑和重肉刑；鑽笮，是輕肉刑；鞭撲，是對輕罪所施薄刑。皋陶在習慣法的基礎上整合為“五刑”，無疑是一大進步，創我國刑法之始。立“九德”。九德即寬而栗（秉性寬弘而有原則）、柔而立（性情溫良而能立事）、愿而恭（質樸而能尊賢）、亂而敬（有才而能敬事）、擾而毅（謙和而有主見）、直而溫（正直而不傲慢）、簡而廉（具大略而能務實）、剛而塞（果敢而不魯莽）、強而義（剛強而不任性違理）。皋陶製訂的“九德”，內涵包括人的秉賦、氣質、品德、才幹等許多方面，是所知的我國歷史上最早考察、選拔公職人員的標準。親“九族”。九族即部落聯盟核心的親屬部落。部落聯盟是一個鬆散組織，聯盟沒有可靠力量作後盾是維持不下去的，所以親“九族”亦是當時歷史條件下一項重要的政治策略。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法治”與“德治”相結合的治國安邦之道。
歷代史籍記載：“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獄而法律存”、“《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皋陶說：“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由此可見，皋陶刑法是中國最早系統和制度化的刑法，是我國真正意義上的刑法開端。夏朝的“禹刑”，商代的“湯刑”和西周的“九刑”或“呂刑”，都是從皋陶之刑發展而來。皋陶的“五刑”早於古巴比倫的《漢穆拉比法典》三四百年，因此皋陶被尊為中國的“司法始祖”。皋陶的法治思想為後世的法制起了典範作用。
他執法嚴謹，對過失犯罪者儘量寬恕，對故意犯罪或累犯不改者從嚴懲處，對罪疑者從輕處罰，在殺人的問題上更加謹慎，不傷無辜。他執法公正，“決獄明白”，“聽獄制中”，“五刑五用”，乃至“天下無虐刑”，“天下無冤獄”。他注重教化，“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主張以“法治”輔助“德治”，希望最終實現社會上沒有犯罪行為的大治局面。
德政
皋陶的首要政治主張是實行德政。皋陶認為實行德政的關鍵在於提高人的品德修養。強調君主、群臣的修身應由上而下，由己及人。提出為官者要具備三、六、九德。以三德要求於卿大夫，以六德要求於諸侯，以九德要求於天子。以道德處理政務，大臣們就會同德同心，就能使功成業就謀略實現。只有“知人善任”，舉用德才兼備、勤政廉政的人，才能治理好國家，才能施恩惠於民。
民心之安，取決於君、臣之德。“皋陶邁種德，德，乃降。”皋陶墓東5華里處的“種德寺”， 就是後人為紀念皋陶教化民眾播撒仁德種子而興建的古遺址。“好生之德，治於民心”。由於皋陶賣力推行德政，身體力行，使得天下太平，百姓安生，所以民眾賓服他，歸附他，懷念他。從而開創了“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的大好形勢。唐代著名詩人皮日修在《咎繇碑》文中評價皋陶：“德齊於舜、禹，道超乎稷、啟。”“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皋陶總攬朝政，謀劃了一系列的有關社會制度、習俗、文化等全方位的革新方案：興“五教”，定“五禮”，設“五服”，創“五刑”，親“九族”，立“九德”。這些重大舉措全都付諸實施，建立了社會正常秩序，加強了部落、部族間的聯繫和融洽，為國家的產生打下了基礎。
作耜
皋陶作耒耜，為發展農業生產作出了巨大貢獻。晚年輔佐大禹治水，皋陶“勞苦功高”。《史記·殷本紀》引《湯浩》曰：“古禹、皋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皋陶佐禹治水，“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利用法律手段確保治水工程的勝利完成。乃於懷遠塗山舉行了治服水患的慶功盛典：“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淮夷的先民們不僅在農業方面先進於中原地區，而且在手工業中的制陶，生產工具的製造和金屬冶煉技術等方面也處於領先地位。由於皋陶高明的謀劃和鼎力輔佐，使堯舜禹時代出現了繁榮盛世，邁進了“早期國家階段”。
軼事典故
皋陶造獄
皋陶主張“罰弗其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罰疑唯輕，功疑唯重”。這段話的意思是，一個人犯了罪，不應該株連他的後嗣子孫；如果賞功，就應該世代不遺。對於過失犯罪的，即使嚴重一點也應該從寬處理；對於故意犯罪，他們也要從嚴追究；對於犯罪事實有不清楚的，處斷一定要從輕；對有功於國的人，雖事實有可疑處也應該從優賞賜。這段話真是精闢入里，這一閃耀著樸素的辯證法光輝的刑獄思想，對於法律工作者來講，也是有較高的參考價值的。
據說皋陶非常善理獄訟，當了士師後，遇上疑難的案子，就讓神獸獬豸（獨角獸）以角觸不直者，獨角獸頂了誰，誰就輸了官司。在皋陶的輔佐下，帝舜把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條，出現了一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太平盛世。因此舜決定把帝位傳給皋陶，不料皋陶由於操勞過度，不幸過早地死去了。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在《離騷》中盛讚皋陶的功績：“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摯是伊尹，湯的賢相，咎繇即是皋陶。詩意是，成湯和夏禹都能和幫助自己治理天下的人相敬相合，伊尹和皋陶也能和他們的君主和衷共濟。《孟子·滕文公上》中，也記載著大文豪孟軻的熱情歌頌：“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詩仙李白也賦詩謳歌：“何不令皋陶擁彗清八極，直上清天掃浮雲。”希望皋陶復出，掃盡天下一切罪惡和不平。
由於皋陶治獄功績很大，影響深遠，自古以來的監獄，都把他奉為獄神，建廟造像，不論獄吏還是犯人，都要向他頂禮膜拜。《泊宅篇》中就記載著：“今州縣獄皆立皋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然。”
獬豸決獄
傳說皋陶使用一種叫獬豸的獨角獸來決獄。這種獬豸有點像山羊，但它只有一隻角。據說它有分辨曲直、確認罪犯的本領。皋陶判決有疑時，便將這種神異的動物放出來，如果那人有罪，獬豸就會頂觸，無罪則否。史書上說皋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無冤獄。
這一傳說無法考證真假，但獬豸作為中國傳統法律的象徵受到歷朝的推崇。史載春秋戰國時期，獬豸冠在楚國成為時尚，秦代執法御史也戴著這種帽子。到了東漢時期，皋陶像與獬豸圖成了衙門中不可缺少飾品，而獬豸冠則被冠以法冠之名，執法官也因此被稱為獬豸，這種習尚一直延續下來。清朝時，監察御使和按察使等監察司法官員都一律戴獬豸冠，穿前後皆繡有獬豸圖樣的補服。所以一直以來，獨角獸都被當作歷代王朝刑法和監察機構的標識。
皋陶作刑
“皋陶作刑”就是指在虞舜時期，將黃帝以來（即父系社會建立以來）的原始刑法做了一次較為系統的修訂，並在原來“象刑”的基礎上，制訂了劓、刵、椓、黥、大辟等幾種刑罰，為以後的奴隸制五刑奠定了基礎。此外，還以流刑作為五刑的“宥刑”，鞭刑作為官刑，撲刑作為教刑，金刑作為贖刑。
人物評價
皋陶是上古時期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上古四聖”之一，史學界公認的“司法鼻祖”。皋陶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瑰寶，是留給後人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皋陶思想是儒家學術思想的重要源頭之一，其主體“法治”和“德治”與今天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著歷史淵源關係。
皋陶的主要功績：制定刑法和教育，幫助堯舜禹推行“五刑”、“五教”。用獨角獸獬豸治獄，堅持公正；刑教兼施，要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使社會和諧，天下大治。雖然史學家評價皋陶時莫衷一是，但作為“中國法律鼻祖”的認識，卻是出奇的一致。
皋陶，與堯、舜、禹同為“上古四聖”，是舜帝執政時期的士師，相當於國家司法長官。皋陶又是上古時期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被史學界和司法界公認為“司法鼻祖”，他的“法治”、“德治”思想，與今天的“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有著歷史淵源關係，皋陶文化中的司法活動與法律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律文化有著重要影響。皋陶還被後人神話為獄神，他輔佐帝舜理政、治水和發展生產，並為融合夷夏和後來中華民族的形成作出巨大貢獻。
禹成功治理洪水，世人便把他敬為神人，尊為“大禹”、“神禹”，將他與天地相齊名，所謂天大、地大、禹大。當時人們甚至把整箇中國叫“禹域”，意為大禹治的國度，從而把治理江河、戰勝洪災的所有美好願望，都寄托在大禹身上。“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大禹幾乎成為無所不能的天神。
《詩經》讚美道：“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
相關爭議
身世
實際上，大業與皋陶並不是同一個人：史書中僅僅是說“皋陶之子孫被封於英、六”，並未說其子為伯益；歷史上的伯益、伯夷也不是同一個人。事實上，益和伯益是一個人。在五帝本紀中對大禹有伯禹的記載。故伯益就是益，將二者強行區分是不對的。
唐林寶《元和姓纂》中關於李氏起源有皋陶身世記載：帝顓頊高陽之裔。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莘（《新唐書·宗室世系表》作女華），女莘生咎繇（按：即皋陶），為堯理官，子孫因姓李氏云云。裔孫理徵得罪於紂。其子利貞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因變姓李氏。利貞十一代老君，名耳，字伯陽，居苦縣賴鄉曲仁里。曾孫曇，生二子：崇、璣。崇子孫居隴西，璣子孫居趙郡。（羅振玉云：“案《世系表》作‘耳裔孫洪，洪曾孫曇，曇四子：崇、辨、照、璣’，與此不合”）。崇五代孫仲翔，生伯考。伯考生尚。尚生李廣也。廣以後生唐高祖李淵。
宋鄭樵《通志·氏族略》中亦有相關記載：李，嬴姓。高陽氏，產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按：皋陶又作咎陶、咎繇、嬴繇），字庭堅，為堯大理，因官命族為李氏。夏、商之季有理徵，為翼隸“中吳伯”。以直道不容，得罪於紂，其妻“契和氏”攜子利真，逃於伊侯之墟。食木子而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真十一代孫老君，名耳，字伯陽，以其聃耳，故又號為老聃，居苦縣賴鄉曲仁里。或言聃六世祖碩宗，周康王賜食采於苦縣。聃曾孫曇，生崇、璣。崇子孫居隴西，璣子孫居趙郡。
崇五代孫仲翔，生伯考。伯考生尚。尚生廣。又徐氏、邴氏、安氏、杜氏、胡氏、弘氏、郭氏、麻氏、鮮于氏、張氏、阿布氏、阿跌氏、舍利氏、董氏、羅氏、朱邪氏，並以為功，從唐國姓為李氏。【鄭樵按：李氏涼武昭王有國二十年（按：李暠，351年生，卒於417年，字玄盛，小字長生，漢族，隴西成紀人，是李昶的遺腹子，十六國時期西涼的建立者），高祖有天下三百年，支庶既蕃，子孫必眾。然譜牒之議紛紛，不知何始，以理官為氏，以食木子又為李氏，此何理也？以官為氏者，容有此理，以食木子為氏，而取李同音者，無是理也，今不得其始，姑從理說，寘在官列。】【鄭樵又按：唐家有天下，必欲世系詳明。然自“成紀”令之後（按：成紀令李尚，據《新唐書·宗室世系表》的說法，是西漢初年隴西、河東二郡太守李伯考之子，生李廣。曾任隴西成紀令。西漢初年有三位李尚見於史書，一個是李廣之父，曾任隴西成紀令。一位李尚在漢成帝時，曾任南郡太守。還有一位參與了《淮南子》的編纂，是淮南王劉安門下的“淮南八公”之一。這三位李尚所處的年代相近，無法確定是三個人還是一個人），信以傳信；自“成紀”令之前，疑以傳疑。蓋譜牒之家，信疑相半。“尚”為“成紀”令，因居之，其後遂為隴西成紀人，故言李者稱隴西。】【鄭樵又按：自明皇以後凡十四代，諸王不出閤，不分房，子孫闕而不見。唐之初也，自高祖至睿宗，子孫皆使之治官臨民，然後立功立事，故有可著者，而其後亦盛大。且以天族龍種之慧而使之出人間，親世事，知稼穡之艱難，是故功臣文士輩出，雖經武后中宗之變，而唐祚不衰。自明皇之後，皇子皇孫皆因納於富貴嗜欲之閫，遂令文章事業之姿，變為奇技淫巧之作。枝葉披離，則本根無所芘，所以唐自明皇之後，一日不振於一日。以此觀之，則周家享國長久也。宜哉。】
姓名
皋陶別名庭堅考證：
《左傳·文公·文公十八年》載：“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說明皋陶為堯舜時期的士臣。
《左傳·文公·文公五年》載：“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杜預曰：“蓼與六皆咎繇後。”
杜註：“庭堅，即皋陶字。”《史記正義》解：“皋陶，字庭堅。”
據考證，皋陶、庭堅並非一人，也不同姓，且唐堯之時，人並無字，皋陶亦然，杜注與正義皆誤。
其中蓼國為皋陶後代之封國，已被考古所驗證。但皋陶與庭堅應為兩人，庭堅不是皋陶的字號。另據《史記·五帝本紀》清華簡《厚父》篇有“啟惟後，帝亦弗恐啟之經德少，命咎繇下，為之卿士”。則皋陶應當在啟的時代任過官職。皋陶與伯益應當同時各自為政，亦說明皋陶非是伯益之父大業。
故鄉
傳說，皋陶出生於山西洪洞縣皋陶村。皋陶作為“中國司法始祖”在任大理（司業）時創“五刑”、立“九教”，天下無虐刑、無冤獄，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懼。舜帝極為欣賞皋陶的成績，把他封在皋城，在今安徽六安市。就此，皋陶成為古代六安國始祖，故今六安（皋城）稱為皋陶的故鄉。
後代
實際上，大業與皋陶並不是同一個人：史書中僅僅是說“皋陶之子孫被封於英、六”，並未說其子為伯益；益和皋陶處於同一時期。歷史上的伯益、伯夷也不是同一個人。伯益應該是大業之子。事實上，益和伯益是一個人。在五帝本紀中對大禹有伯禹的記載。故伯益就是益，將二者強行區分是不對的。
古籍記載，伯益（伯翳）能馴鳥獸，事虞，食於嬴（山東省萊蕪市）；次仲甄，事夏，封六（安徽省六安市）；次封偃，（山東曲阜西）偃後俱食於楚。伯益封於少昊之墟，成為諸嬴之祖，後世威震四海的秦始皇嬴政乃伯益之後，伯益原是舜的畜馬官，因養馬有功被賜於“嬴”姓。周孝王時，伯益之後又營養牲口被封“秦邑”，號稱“秦嬴”。伯益後裔造父。
後代有皋陶氏、皋氏、陶氏、阮氏等，皋陶亦是這些姓氏的得姓始祖。今六安城東有皋陶墓，夏、商、西周到春秋戰國時的秦國、趙國、江國、黃國、徐國、費國、偃國、英國、六安國、蕭國、阮國、梁國、莒國等嬴姓諸侯國的貴族都是其祖伯益的後人。
後世紀念
皋陶的墓冢遺存至今，在今安徽省六安市經濟技術開發區皖西大道北側。據《呂氏春秋通詮·審分覽·君守》載：“今六安城東有皋陶墓”。皋陶墓位於六安城東7.5公里、六安至合肥公路北側15米處，東北35米處為皋陶祠舊址。
皋陶墓
皋陶被孔子列為上古“四聖”之一，《史記·索隱》載：“六安國六安，咎後偃姓所封國”，故六安有皋城之稱。皋陶墓為圓形土冢，周長97米，高6.2米，墓頂平面直徑4米，上有黃連木一棵，形同華蓋，墓前有清同治年（1869年）安徽布政使吳坤修手書“古皋陶墓”碑刻一塊，碑高1.82米，寬0.92米。1981年公布為六安縣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同年被上海辭書出版社收入《中國名勝大辭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