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1724年1月19日－1777年7月1日），字東原，又字慎修，號杲溪，休寧隆阜（今安徽黃山屯溪區）人，清代哲學家、思想家、考據學家、經學家。
戴震早年跟隨同郡學者江永學習，後居家撰寫多部著作。乾隆十九年（1754年），避難入京。入秦蕙田幕編撰《五禮通考》，名揚京城。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中舉人，後屢次參加會試落第。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被聘修《汾州府志》。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修《汾陽縣誌》。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被召為《四庫全書》纂修官。乾隆四十年（1775年），因學術成就顯著，特命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逝世於北京，享年五十五歲。
戴震治學廣博，在天文、數學、歷史、地理、音韻、文字、訓詁等方面均有成就，在將推動考據學發展同時拓荒近現代科學領域，是“乾嘉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皖學的集大成者。又進而以唯物主義理性觀闡明義理，抨擊理學家“去人慾，存天理”之說。其《孟子字義疏證》極力批判程朱理學，對之後的學術思潮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進步倫理思想對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梁啓超、章太炎等具有啟蒙的指導作用。著作有《毛鄭詩考正》《孟子字義疏證》《聲韻考》《戴氏水經注》《考工圖記》《勾股割圓記》等。後人將其著作編輯成《戴氏遺書》。
（概述圖來源：戴震像取自《清代學者像傳》第二集，葉公綽輯，楊鵬秋摹繪）
基本介紹
- 別名：戴東原
- 字：字東原，又字慎修
- 號：號杲溪
- 所處時代：清朝
- 民族族群：漢族
- 出生地：徽州府休寧隆阜
- 出生日期：1724年1月19日(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 逝世日期：1777年7月1日(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 主要成就：乾嘉時期考據學集大成者
近代批判理學先驅 - 主要作品：《孟子字義疏證》等
- 本名：戴震
人物生平,早年求學,名師授業,名揚京師,科舉不順,著學以終,主要影響,經學,哲學,史學,易學,文學,考據學,聲韻學,訓詁學,校勘學,文字學,史地學,自然科學,軼事典故,戴震難師,考官識珠,有所發明,歷史評價,正面評價,負面評價,人際關係,主要作品,後世紀念,紀念館,公園,墓址,會議,史料索引,人物爭議,
人物生平
早年求學
戴震自幼聰敏，過目成誦，十歲的時候每日讀書數千言不休，十七歲時他學習《說文解字》，盡得其目。
名師授業
乾隆七年（1742年），戴弁為滿足兒子求知渴望，曾攜戴震前往江寧拜見同族人戴瀚。戴瀚是位時文作者，不是戴震心目中的老師。不久後，戴震結識音韻學家江永。當時歙縣商人汪梧鳳創辦不速園，廣置圖書，招攬學者，戴震與同縣人鄭牧、歙縣人汪肇龍、程晉芳、金榜等人與江永都在其中誦讀。江永精通三禮，旁通天文，地理，算學及聲韻等，只有戴震能夠全部掌握他的學問。
在這以後，戴震學術大進，尤其是在籌算、名物、訓詁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前所未有的理論。在此幾年後，戴震先後寫成《籌算》（1744年作）、《考工記圖注》（1746年作）、《勾股割圜記》（1755年作）等文，都屬自然科學著作。他還著有《六書論》，《爾雅文字考》（1747年作），以及《屈原賦注》（1752年作）、《詩補傳》（1748年作）等。
名揚京師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王安國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揚州兩淮鹽運使盧見曾署中認識惠棟。惠棟是吳派大師，戴震是皖派大師，兩人的結識具有學術意義。與惠棟相見後，戴震開始重視吳派的治學思路和學術成就，拓展了自己的學術視野。
科舉不順
戴震塑像
乾隆三十年（1765年），戴震會試落選後，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縣境），曾作《鳳儀書院碑記》，又提出通經致用的理論。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會試落選，往山西布政使朱珪處，被聘修《汾州府志》。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戴震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陽縣誌》。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戴震自汾陽入京，會試又不中，往浙東主講金華書院。同年作《孟子字義疏證》的初稿《緒言》。
著學以終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秋，四庫全書館正總裁于敏中聽從總纂官紀昀、刑部尚書裘日修的意見，向乾隆帝推薦戴震。於是乾隆帝特地傳旨令戴震入京為四庫館纂修官。同年，戴震第六次會試又不第。由於其聲望，戴震得以於次年參加殿試，賜同進士出身，為翰林院庶吉士。
戴震在四庫全書館纂修期間，主要負責天文地理算學書籍以及語言文字類書籍的校勘。他利用藏書條件，精心研究、全力以赴。他從《永樂大典》輯出《儀禮識誤》三卷，把《儀禮集釋》釐訂為三十卷。《九章算術》《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等散見《永樂大典》各部，經戴震輯出列入四庫全書，各加案語，寫成提要。戴震在校勘《水經注》時，歸納出三種原則，訂正經、注。該校本獲乾隆帝褒揚。
主要影響
經學
- 《七經小記》
戴震的《七經小記》是其研究經學學術集大成之作。以《孟子字義疏證》來治經，可見著述《七經小記》的最終大旨為變經學為新時代的哲學或稱新理學。戴震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改造和創新，完整地體現在《七經小記》中。
《七經小記》的目的既然是為治經而作，首先在於固基礎，通門徑。治經入門，要懂得“分其大類，各究原委，從語言文字、天文歷算諸自然科學入手”，循此治經之要訣而形成的《七經小記》的內部構成，有專講語言文字的《訓詁篇》，有講述天文歷算等自然科學的《原象篇》，有應是本之於禮經總論，貫通《周禮》《儀禮》《禮記》《大戴禮記》的禮學著作《學禮篇》，有地理學著作《水地篇》，有探求人類情性的《原善篇》等。從內部構成看，《七經小記》是經學方法論的教科書，或稱“經學學”。如稱其為“經學概論”，則言之大輕而其內容實深。總之，講述經學人門和登堂入室的方法、方法論，是該書的基本性質和最終目標。戴震由此成為歷代經學進入總結階段的發起者。
《七經小記》雖然以經書為對象，但深刻地體現了顧炎武“理學即經學”的進步學術思想，圍繞講論古經，在一系列重要領域內作出了獨特、完整的建樹，形成了獨立的門類科學思想和哲學世界觀學識。例如語言文字學、自然科學、文獻學、史地學、哲學等的專門學問及其門類科學思想。《七經小記》雖然沒有全部成功，但戴震有關治經的思想在別處卻得到闡發。例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的經部提要有的出於戴震手筆，但尚需加以鑑定。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曾說戴震在四庫館校書時負責過經部，亦撰有提要。
- 詩經學
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詩類中列出清代純漢學的著作有：《毛鄭詩考正》四卷（戴震撰）、《詩本音十卷》（顧炎武撰）、《詩音表》（錢坫撰），充分說明了戴震《毛鄭詩考正》之漢學特色。身處乾品派興起的吋代，戴震深受漢學影響。其說詩沿襲漢學觀點甚多。漢儒以美刺解詩，“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就受此思想的薰染，因此以美刺（“美”即歌頌，“刺”即諷刺）言詩的說詩方式始終貫穿於戴震的說詩。不過，對於宋儒之說戴震也能積極地吸取，雖然戴震時代興起低譬宋學之洪流，但戴震說詩時不僅不廢宋學，而且採用宋說也較多，如歐陽修、蘇轍、王質、呂祖謙、朱熹、輔廣、嚴集、王應麟等人之說。可見，戴震說詩時漢、宋兼采，無門戶之見。
戴震治詩時雖主要引用《毛詩》《毛詩箋》之說，但戴震對此二者揚抑相參，故其雖重視《毛詩》《毛詩箋》，但又並非主毛或主鄭。與《毛詩補傳》相較，戴震在後期作品《杲溪詩經補註》 中對朱熹有明顯重視，而其中晚期對朱熹的態度呈現出多面性，對朱熹的義理之學，棄之不理；對義理外的經學，則較為重視，故戴震反對朱熹具有選擇性，由此可知戴震實事求是的解經思想。
在《詩經》理論問題上，六義問題尤其是賦、比、興問題應該是重頭戲。戴震在《六詩》以及《毛詩目錄》等中對此問題均作過相同的論述，此處戴震對賦、比、興作了仔細論述，提出:“賦者，指明而敷陳之也”，“比者，託事比擬，不必明言而意自見也”，“興者，假物引端也”。可見戴震並沒有像鄭玄那樣，把此三者與政治教化聯繫起來。正由於此，戴震提出說詩者不要苛意去作劃分，應讓讀者自己去咀嚼，其“此三者在經中，不解自明；解之，反滯於一偏矣”等數語說明了此點。由於朱熹在絕大多數詩篇中都對賦、比、興作了瑣碎的劃分，故戴震在對朱熹的這種做法作了批評，因為這樣做，只能使經義支離破碎。因此，由可見，戴震對鄭玄之說幾為置若罔聞，而對朱熹既作了發展又有所指摘。對《詩經》中其他一些理論問題的闡述，戴震對漢、宋詩學也作了不同程度的繼承與批判。
哲學
整個乾嘉時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學思想未被重視，或者說被他的考據學成績所掩蓋。然而也有少數例外，有些學者當時即見到戴學中哲學與社會政治思想的重要意義。
- 宇宙論
戴震的哲學從一開始在天道觀的兩個路向上進行了抉擇。他以“氣化流行”釋道，堅持“氣一元論”是其天道觀的基本觀點。並指出作為宇宙本體的“道”既包括物質性的“氣”，也包括氣的運動規律——“理”。他認為氣是“道之實體”，理是氣在運動中的“不易之則”。這確切地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道、理、氣三者之間的關係問題，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給唯心主義以可乘之機的漏洞。他還堅決反對程朱“理氣別為一物”的觀點，曾從形而上本體論的高度，以氣化學說對“道”進行新的論釋，嚴格區分了“道”與理、氣、太極、形而下”諸範疇之間的關係，並提出了“分理”這個嶄新而富于思辨的哲學範疇，從而建構了一個簡明而完整的唯物主義天道觀，結束了中國古代哲學“理氣”範疇的爭論。
在天道觀上，戴震繼承了張載的氣本論思想，恢復和發展了張載以“氣化”為道的傳統，認為氣化或陰陽五行之氣即為道或道之實體。他提出了“道，猶行也，氣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謂之道”的觀點。這反映出戴震一方面堅持“以氣言道”的傳統路徑，另一方面他以“氣化流行”的動態方式重新架構了天道的本質，與宋明理學在本體論上劃清了界限。為了更好的描述“氣”這種本原存在，戴震提出了“陰陽五行，道之實體也。”這樣，陰陽五行之氣不僅具有物理學意義的實在性，而且也是哲學意義上的物質概念。
在宇宙生成論方面，戴震運用了“氣化流行”的概念描述天道和宇宙，強調氣的意義。他說陰陽五行的運行是通過氣不斷的組合而進行的。宇宙之生成就是由於氣運動分化為陰陽兩種相反屬性的物質，再相互作用而成水、火、木、金、土五種元素，以不同結構、成分錯綜結合而產生萬物。一方面，天道是陰陽五行的實體和氣化流行的過程的統一。避免了中國古代哲學不是陷入唯心主義空洞的本體，就是陷入了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無法脫離具體事物的怪圈；另一方面天道的運動過程是永恆連續的。
在宇宙本體論上，戴震認為理在世界之中，即理在氣中，即氣一元論正是對理本論架構下理氣二元論（理事形而上的，是生物之本；氣是形而下的，是生物之具）的極大衝擊。在他看來，程朱從開始就將含義弄錯了，所謂形上與形下指氣生成物之前為形上，以後為形下。這樣氣就統領了形上和下的整個過程。不存在像朱熹所謂高於氣的世界，沒有總攝一切的“理”。戴震將一切本原歸於“氣”，這樣，以“氣”代“理”成為世界的本體理論就建立起來了。
從理論方法上看，戴震最大的特點是“破立”雙修，即從“破”和“立”兩個方面來建構自己的新哲學體系。他一方面從本體論出發，對程朱“理本論”及其“理欲之辨”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又把中國哲學史上固有的陰陽五行說與氣化理論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建構了“陰陽五行，道之實體”和“氣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一體化的天道觀理論。
- 性善學說
戴震哲學思想集中表現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中。《孟子字義疏證》則以《原善》三卷為理論基礎。《原善》中所謂“善”，在戴震看來，既是自然的規律，也是社會的法則，又是人的道德。作為人的道德，具體來說，指仁義禮智。
在戴震理論中，仁義禮智都是人性，也都是人的道德，是和自然界的條理、秩序相對應的。這就是戴震的性善說。戴震的性善說與孟子的性善說，在表象上相同，而本質上有所不同。戴震的仁義禮智等道德觀念或善性，是從實際生活中產生的，而孟子的“仁義禮智根於心”是認為人的道德與生俱生，是在出生時人心中就具有的。這區別是樸素唯物主義與主觀唯心主義的區別。
- 仁智學說
在戴震的仁、智學說中，宇宙間物質（陰、陽二氣）有規律的不斷運動、變化、發展的狀態叫做仁。人類生活正常進行和不斷進行的狀態也叫做仁。仁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動和發展的總規律。他說：一陰一陽，蓋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陰一陽，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條理乎！以是見天地之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條理者。
仁，不但是一切事物運動發展的準則，也是人的道德的最高準則。他說：“至貴者仁。”又說：“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無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而與天下共遂其生，仁也”。關於智，戴震認為是人的一種知覺和認識能力。雖然人與物（指其他生物）都有感覺能力，但人能從自然現象中掌握必然規律，其他物則不能。所以人有智而物只有“覺”，這是由於人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動物。
- 天理學說
戴震對舊的天理觀的批判，主要從三個方面展開的：一是揭示舊的天理觀在理論上的缺失；二是從舊的天理觀的實踐危害性入手，進一步批判舊的天理觀的理論危害性，要求人們揚棄這一理論，選擇新理論作為生活的指導；三是要求以常識理性代替理學家所構想的高調倫理，要求倫理理性回到日常理性之中，並表現出要將倫理與法律分開的朦朧意識。他明確地指出：“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以理論的語言批判了舊理觀念的殺人本質，以非常尖銳的語言批評了當時社會在這種虛假的意識形態之“理”的主宰下所造成的普遍性荒謬，這種意識形態之“理”的普遍性荒謬就在於運用各種倫理規範置人於死地。
戴震和宋明以來所有進步思想家一樣，認為人慾的正確處理，就是天理，他駁斥宋儒說：“性之欲不可無節也。節而不過，則為依乎天理，非以天理為正，以人慾為邪也。”他對天理下的定義是：天理者，節其欲而不窮人慾也。這是在天理人慾問題上非常明確透徹的進步理論，反對了宋儒的“存天理滅人慾”，主張人的正常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了“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礎”。所以戴震的結論是：凡以為“理宅於心”，“不出於欲則出於理”者，未有不以意見為理而禍天下者也。這一封建社會的弊病，自明清以來為害愈烈，而戴震系統全面地從理論上加以分析，成為他哲學思想的中心，是他在思想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貢獻。
史學
- 歷史觀
在歷史發展問題上，戴震並不著重探討歷史的盛衰過程，而著重探討歷史創造者——人的基本生存要求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尤其重視對人慾、人情的研究，並由此生髮開去，論述了統治者的為治之道。這種歷史觀的形成，既有學術發展的內在邏輯，那就是自晚明發展起來的張揚人之個性、以自然人性論為出發點的、重視人之“私利”的新的情理觀發展的結果，同時還適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需求，那就是隨著江南地區資本主義萌芽，人的生存與發展的權利日益被人所重視。
戴震認為，歷史的發展就是要合乎人性之自然，他認為“欲”“情”“知”三者都寓於自然人性之中。歷史的發展就是要順應“自然”之人性而走向“必然”之歷程。人們在進行歷史創造活動時，要能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否則只能阻礙歷史的進步。戴震還尊重人的基本生存權利，尊重人們在歷史發展中的自主創造力，故而他不以天理和人慾界定君子與小人，而是以能否“遂人之欲”界定仁與不仁。在戴震看來，人人都有生存的權利，逞己之欲而扼殺人之欲，是不仁道的，這是對統治者窮奢極欲但又盤剝百姓的現實的揭露和批判。
總之，戴震從自然人性論出發，詳盡地論證了人性、人倫日用等關於歷史發展的重要問題，表達了自己重人的歷史觀，不免帶有濃重倫理道德色彩。戴震肯定人性、人情，強調人的生存和發展的權利，發現並確立了作為生命的人的存在和人的價值，是一種具有啟蒙色彩的歷史觀念。
- 史學觀
在史學觀上，戴震強調治史要重視經國濟世，務求切於民用，同時又極為重視考證，他的史學見解，正是求實而又致用的結合。他重民利民的史學經濟思想，大致有以下特點：一是注重文獻考訂，鉤取史料，辨別真偽。二是繼承《史記》的傳統，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刻畫人物力求真實生動，例如為《汾州府志》寫的《於清端傳》。三是很注重老百姓對歷史人物的評述，系史於民。例如為《滄州府志》寫《王廉士（王敏）傳》。四是為平民百姓立傳，如《戴童子壙銘》。五是從史實出史論，作者隨時發表自己的史評見解。
- 治史方法
在治史方法上，戴震始終堅持考證與闡發思想的統一。他在治學中常用的因經求道與即事言理、比較分析與歸納類別、廣參互證與“思之貫通”等方法，說明他既能運用考據的手段，又能超越這一手段，不滿足於斷章零句的解決，而能貫通群經，善於發明義理，構建自身的思想體系。
易學
戴震認為，《周易》是儒家言性與天道之書，而性與天道即是禮樂制度建立之根源。《易》之言高遠深遽，然其所承載的性與天道之學能使人明曉國家治亂之原，社會制度的因循與變革之宜，其於治世有大用，因此孔子“不得不言”。可是宋儒對夫子之性命天道之學肆意附會，使其不可得聞於巧，因此，本著以經治世的期許和傳承孔孟之道的責任與使命，戴震展開了他的義理之學，在批判程朱理學的基礎上，逐步建構起自身的哲學體系。程朱所論性理之學，多是以對《易傳》之太極、陰陽、道器等問題的闡釋為基礎。因此，戴震即回歸於《易傳》之中，援引《易傳》諸言，並將《易》道與《論語》《孟子》諸經義理相貫通，開展出了不同於宋儒的論釋，為孔孟之道正名。戴震對於宋儒性理之學的批判，即是對《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解讀為開端的，他以道為生生不已之氣化流行，以善為天地人物共有之常，以性為分於陰陽之“血氣也知”，在對《周易》陰陽之謂道及繼善成性的創造性理解之基礎上，建立了自身將道一善一性相融通的天人之學。
從思想內容上講，戴震對《易傳》生生之道的理解為其哲學理論的建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宇宙論視野，其哲學思想，正是以氣化流行的生生之道為最終根據，並由此展開的。《繫辭》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戴震以陰陽五行之氣化流行解釋《易傳》之生生，認為形上之道即體現於氣化流行的過程中，氣化之生生本身即內在地含有其條理，以此將理包含於道中。氣化流行之道體現於人物的生息分合之中，因此理最終即落實在人物的性情之內。戴震依照生生之道論的邏輯理路開展出理在性中，理在情中的人性論，而對程朱以理為獨立於人性的抽象本體之性即理的思想加以尖刻批判。《繫辭》篇中的生生思想不僅影響到《法象論》和《原善》的話語，對戴震整個義理大廈的建構方式，也至關重要。＂
戴震由對《易》之生生思想的解讀而形成道論並心以道論為基礎開展出自身的人性論，可見，其易學思想作為哲學中的核屯、靈魂，對其哲學思想內容的豐富和擴充起到了重要作用。從邏輯建構上講，戴震正是順延《易傳》“一陰一陽的運行變化稱之為道，人從天道變化中得到了善”的基本思想結構，形成了自身融通道一善一性的天人一體之學。他將《易》定性為儒家之性與天道的學問，在吸取《易傳》推天道以明人事之邏輯理路的基礎上，對其天人會通的思想進行創造性闡釋，以構建起自身凸顯人性內在價值的天人之學。戴震以道為陰陽之氣化流行，以含具仁義禮智之善為天地之常和人性之則，性為原於天道而具有成善之必然性的欲望、情感與明覺。他將善融於性中，而以性本於道，並提出在品物之性中即可見道，以此批判宋儒將天理人性分為兩體再合二為一的設定。質言之，戴震哲學之邏輯框架，正是在《周易》會通天人的邏輯理路之上建構而成的。
文學
戴震作文以《史記》為標準，不作一句空文，純樸高古，吐辭為經，熔義理、考核而自鑄偉辭，其文章思想內容和形式已遠遠超出那些迂腐無用、膚淺刻板的八股時文，這正是其文章特別之處。戴震反對煩瑣膚淺、無病呻吟的無用之文，故作文深刻、簡要，而以“分析條理”（章太炎語）為特色。於此也可窺其作文風格之大要。又如《旅酬下為上》一文更是詞約簡奧，遒穆精深，風格蒼古。
戴震為文選材精當，寫過不少序文、跋文、碑文和銘文。戴震不僅寫議論文旨趣鮮明，而且寫記敘文乃至說明文也賦予鮮明的旨趣。前文提到過的的《黃君武臣擴志銘》鮮明地體現了他對尊師愛友品性的頌揚和提倡。象《匠人溝恤之法考》這樣的說明文也表達了自己關於君王應重視農政水利事業的思想。戴震不以嬌艷虛浮之詞為文，是一以貫之的，即使是頌讚類文章也如此，如《沂川王君祠碑》。它精確簡潔地記載了王彥孔“教民引渠”使“近村田疇，無憂陽旱”的經過，先寫其見，繼寫其想，再寫其言，又寫其行，後寫其圖，把一個“念民生聚”、獻策興利、不圖私益的謀士仁人形象，活脫脫地展現在讀者面前。不用頌詞和贊語，就令讀者與之共感同情。
考據學
清代考據學對群經諸子進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獻上有很大成績。戴震的考據學是清代考據學極盛時的典型代表，對於所研究的古經已達到“在語言之間深刻追求，達到了所存的精微”的程度。
戴震考據學的遠邁前代，近啟後人，在方法上即是從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入手，則義理自見，道在其中。其治學基礎即為“由博而約，學貴精審”，戴震早歲即博通《說文》等，主張只有博涉專精，綜貫會通才能達到厚積薄發，“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這也是其考據學吸收其訓詁、天文、數學等諸學成就的基礎；“探索隱，注重歸納”，於此成就顯著者，如戴震《水經注》通例之歸納，善於發疑解惑，以歸納義例之法，曲證旁通，條貫脈絡，以明微言大義，戴震所言，“說經貴知其文理”。“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則是其考據學能夠跳出局限，取得突破性成就的重要階梯。
戴震集大成的考據學的原則則有以下幾點：其一，循序漸進，取得理解。其在治學的廣度與深度上本著由淺入深、“增益”其智、通經致用的原則，凡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取《爾雅》《方言》及漢儒傳、注、箋之存於今者，參伍考究。其二，實事求是對待資料。他經過深湛學習，認為“《說文》九千餘字固未能一一合於古，即《爾雅》亦多不足據”。並舉例一再說明。這些都是在博學的基礎上卓越的見解與科學的態度。其三，掌握原則，不輕信盲從。認為：沿襲古人衣缽，膠固不化者，徒守先儒而信之篤，未志乎聞道。而鑿空臆說，另起爐灶者，又先入為主，各持異解，不求依據而惑以終身。戴震說：“六書的道理在漢人時也有所修改，何況魏朝。”說明對待資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從。由於以上原則，戴震治學要求嚴格，曾提出“學貴專精不貴博”。
聲韻學
戴震在音韻學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地位，他在古音研究方面提出了重要的理論觀點，並且在實踐中加以運用，解決了諸多疑難。“音韻的流變關乎時代和地域”；“不可以今音亂古音，亦不可使古音沒今音”；“音之流變有古今，而聲類大限無古今”等，皆從歷史比較觀點出發，深究音變之規律，通覽時空之變化，得其音理之實，啟導後學。
其成就有三：韻類分部系統把入聲列而不附，也即入聲獨立，認為入聲不僅是調類，提高入聲在韻部系統中的地位，加重入聲在韻類中的分量，形成陰、陽、入三分的鼎立格局，體現上古漢語韻類結構特點和語音的近似狀況；進一步獨立祭部，形成四聲一貫的完整聲韻體系；把古代音的韻尾分成二十五部，並提出陽聲韻與陰聲韻共同配合於入聲韻部的理論。並稱之為“兩兩相配，以入聲為相配之樞紐”。在這基礎上，戴震又創立了陰、陽入通轉的學說。
戴震撰《聲韻考四卷》
戴震的音韻學研究方法是全面的、系統的。在古韻部的分類及《廣韻》的厘定方面注重古音、方音的實際情況，運用轉語之法處理考據上，諸多疑難問題，都具有開創性的新思路和突破性的新進展。在古音韻部研究方法上，歸納與演繹並用，考古與審音並重，既有推理，又有實證，不僅在音韻理論研究上卓有建樹，而且能在考據實踐中實際操作，使自己的古音研究有學有用，別開生面而獨具特色。看問題站得高，故見解深，視野闊，成就大。
訓詁學
戴震追溯訓詁之始，明《爾雅》《說文》為解讀六經工具，對訓詁產生原因闡述最明。語言是歷史發展的範疇，古今語言的隔閡必須由訓詁來完成。那么，訓詁的證據以時代相同的材料最為可靠，對於古代的文本也只有利用古代的解釋語言才能明白，因此他指出“今古懸隔”使得“士生千載”後，求道於天算、水地、名物、制度者，多不知其本來，甚至曲解成誤，而正確的訓詁應當是以古證古，以經證經，助之以“古籍之存者”，本之以六書、音聲，綜核條貫，才能得其真義。
戴震訓釋古文，信而有徵，或以形索義，或因聲求義，或徵引漢魏古注參互校證，絕不迷信前人舊說，而以考證得實為要。他以貫通的思想、縝密的方法，指出訓詁應以音義互求為根本，由古音以通古義，博稽經史而通世變，謹守約用，觸類發明。例如在歸納《詩經》用字規律時，他對“道”、“行”、“路”三字在把握字形尋求字義的同時，又從其他語言材料中找出紮實的旁證，既指明道路之本義，又辨析“字意旁通”的引申義，即行走、行為等今天的常用義。針對當時對漢儒傳注株守篤信的學術傾向，提出“志乎聞道”的為學宗旨，主張寓義理於考證，在對儒家經典的訓詁中去求義理。
戴震由國小而入經學，用文字訓詁來解讀經義，其“以聲求義，以義正音”的訓詁理論體系的建立，以及對後學者的廣泛影響，使清代訓詁學得以全面發展。其訓詁學主張，對於清代訓詁學的發展影響深遠。以形索義、因聲求義、比較參證、語法修辭等方法的綜合運用，使當時的訓詁學能真正做到推原文字根柢，歸納古書條例，總結聲訓規律，破除疑難和謬誤，以求經義本真。
校勘學
戴震的校勘法端緒既開，啟導途轍，他的許多校勘實例，成為此學科中的典型例證。如《辨尚書考工記鍰鋝二字》識別“鍰”、“鋝”二字，戴震從數學考據入手，從字形、字音與文獻中的衡制內容上綜合辨析，別其是非。他的識斷與計算，精確有據，孫詒讓《周禮正義》、林尹《周禮今注》等皆取以為證。又如《毛鄭詩考正》“民雖靡膴”下，戴註：腜與謀皆明紐之韻，膴，曉紐魚韻，從聲韻而言，以“腜”較“膴”為正。左思《魏都賦》“腜腜坰野，奕奕菑畝”下，李善注引《大雅·綿》亦作“周原腜腜，堇荼如飴”，與傳本作“膴膴”異。《詩經》校注本也多取戴說，如金啟華《詩經全譯》、程俊英《詩經譯註》皆以“腜”字為正。戴震以漢唐證據難宋明，不以宋明證據難漢唐，參稽眾說，務取持平，實得益於他的博通淹貫。
文字學
戴震的文字學研究不是單純的文字形體研究，而是語文學的研究，即綜合文字形、音、義，並且在訓詁中考訂深研，是活的研究法。他指出文字是語言的載體，必須貫通形、音、義，才能尋根窮變。戴震既注重文字在具體文獻資料中的本原之義，又能用發展的觀點來看待語言的變化，意識到今古文字的差異性和語言內部的統一性，提出“以經考字，以字考經”的理論方法，明確了以文字考證為津梁、通經致道為目的，批駁“宋儒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秉承漢儒實事求是的風格，將文字學的研究向縱深推進，最終納入到通經致用的正確軌道。戴震在總結前人的經驗教訓基礎上，批判地吸收了傳統的六書理論，從自己的學術實踐和理論體系出發，提出文字的使用規範，運用古文字成果為考經證史服務，建立起新穎的文字學理論構架，開闢了解決問題的新途徑。
戴震在研究中認識到使用文字的實際情況異常複雜，對前人“六書”中的情況有清醒認識，以音義互求的全新觀點來看待古六書理論，以解釋字型有限與用字無限的矛盾關係。《答江慎修論國小書》就是從文字特點和運用的角度，在前人基礎上提出了“四體二用”學說。戴震認為古人依據事與形，構造出指事字和象形字，而聲與字又以可“通”之意與可“調”之聲，博衍出諧聲字與會意字，此為造字四法。而轉注與假借是形體之外的用字法，只可“造意”，不能“造形”。戴震將“體”與“用”的概念具體到“六書”中，也是哲學體用論與文字使用法的結合。“四體”有限，而“二用”無限，靜態的文字形體與動態的語言運用在此得以有機統一。戴震將社會和自然科學互相貫通，在認識論上能高瞻遠矚地看待事物，在方法上能抓住事物的本質和條理，注重自然與簡易法則，體現出自然觀與認識論的一致性。“四體二用”說的提出，為清代以後的語言文字學開創了一個全新局面。
史地學
戴震治學最根本的指導思想即史地學必須以大地為對象，也就是段玉裁所說的“以山川為主”，把對象的研究置於科學的基礎上。在“山川為主”中戴震又更深層地處理山和水的關係，即以水領山的。這一指導思想使戴震的水地研究除了為解經服務外，還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和門類科學。例如《水地記》的二十四條目的確立及條目間的關係，完全貫徹了“以山川為主”的思想，同時也努力貫徹“以水領山”，無水源可尋時則敘述其山脈走向。《水地記》在戴震的學術譜系裡是作為獨立的史地學而存在的。《水地記》成為學人研治相關內容的依據，如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陘”字下即引據戴說。《水地記》也是清代史地學史上以水為主的奠基之作。
“史地相通”則是戴震研究地理的主要原則，他以治史的考證嚴謹態度運用於輿地之學。其史論則滲透在修志、撰譜牒、校《水經注》的實踐中。至於戴震重史實考訂，更是歷史學的基本功。在《水地記》中，戴震以相應的歷史事實傅之于山川，寫山川實際上是寫歷史事實。寫陰山時通篇從趙武靈王一直寫到唐代天寶年間，援引大量史實有力地論證了陰山為軍事要道。這一精神和顧炎武言山川重視歷史的態度某種共同之處。在《汾陽縣誌例言》中，戴震指出地方志用於說明地理位置、地名沿革等問題時，尤須重於歷史地理的研究，如地史沿革有誤，整部地方志也會失去價值。在戴震看來，也只有從俗並考其地理沿革以求實，才能使史志發揮“雅”的作用。而這些又服從於修志以“利民”這個總要求。
自然科學
戴震在自然科學方面對西學的融會貫通，是他學術中另一突出貢獻。其在自然科學方面有不少深入研究和新見。
戴震著《考工記圖》
- 算學
戴震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幾部古代算經，經其校訂，使中國古代的數學成就得到了進一步的闡發。在算學方面的貢獻除輯佚古算書外，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舉要》《塹堵測量》《環中黍尺》三書，作《勾股割圜記》三篇。其中，《勾股割圓記》是戴震最完整、篇幅最長的數學著作，以特有的方式系統推演了平面三角形和球面三角形的勾股原理，大大發展了自《周髀》以來的勾股弦求法，戴震的傳統勾股學達到了同時代的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函式學的水平。
- 天文學
軼事典故
戴震難師
戴震自幼聰敏，過目成誦，十歲日讀書數千言不休。一次，老師講授《大學章句》到“右經一章”以下，戴震問：“這怎么知道是孔子的話而曾子轉述的？又怎么知道是曾子的意思，學生記的？”老師回答說：“這是朱文公（朱熹）的解說。”戴震接著問：“朱文公什麼時候人？”他說：“宋朝人。”“孔子、曾子是何時的人？”他說：“周朝人。”“周朝、宋朝相隔多久了？”他說：“幾乎二千年了。”“那么朱文公怎么知道這樣？”老師無言以對，說：“這不是一般孩子了。”
考官識珠
戴震年輕時便不甚研究時文，沒有對科舉的追求。二十九歲時，族人慫恿他參加考試，題為“鄉人儺”三個字，戴震旁徵博引，考證詳細說明。考官雖然欣賞他的文章，但因為不知道戴震用典的出處，甚至懷疑他是抄襲的。發榜時，考官親自對質戴震，戴震一一列舉經典，如數家珍。考官大為讚賞，把官服送給他說：“努力吧！你將來的成就，應當勝我十倍。”
有所發明
乾隆十七年（1752年），休寧境內大旱，一斗米值一千錢，戴震想到休寧地處偏僻山鄉，單靠吸水灌田，所需勞力多而對舒緩旱災沒有作用，於是變通古法，製造自轉車和螺旋車，以利於農田。螺旋車外圍用木廓，中軸嵌入螺紋板，斜放在水邊，用水力或者人力轉動，水沿著螺紋而上，用力少而功倍，與西方式吸水機相吻合。至於自轉車，車輪在河邊，利用流動的水的力量來運水，水上升高可以到達約二三丈的地方，絲毫不需人畜的辛勞，灌溉能日夜不息。其製法詳細在戴震所撰的《螺旋車記》、《從轉運車記》里。到民國年間，休寧縣西北鄉，在河旁邊河岸的土地，多用自轉運車，解決了乾旱的危害，各地方模仿的很多。戴震為了研究天計算的使用，還曾經遵循古法製造渾天儀。
歷史評價
正面評價
- 清代
洪榜：①先生行己嚴介，不苟然，必絜以情理，不為矯激之行。先生接物待人以誠，謀人之事，如恐其不遂，揚人之善，如恐其不聞。其教誨人，終日矻矻，不以為倦也。先生之言，平正通達，近而易知，博極群書，而不少馳騁，有所請，各如其量以答之。凡見先生者，未嘗不有所得也。先生之學，雖未設施於時，既沒，其言立，所謂不朽者與！②蓋先生之為學，自其早歲稽古綜核，博聞群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益窺於性與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入人心最深者，辭而辟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截然不可以相亂。（《戴先生行狀》）③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閒，必自戴氏始也。（轉自《國朝漢學師承記》）
錢大昕：①平生無他嗜好，惟專於讀書，雖詞義鉤難曉者，一再讀之，輒已渙然冰解，旁觀皆驚為㝛悟，要由精誠所致。其學長於考辯，每立一義，初若創穫，及參互考之，果不可易。②講貫禮經制度名物及推步天象，皆洞徹其原本。既乃研精漢儒傳注及《方言》、《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過騁其辯，以排擊前賢。（《戴先生震傳》）
王昶：東原之學苞羅旁蒐於漢魏唐宋諸家，靡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理道。本朝之治經者眾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群言，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為首。（《戴東原先生墓志銘》）
凌廷堪：①先生所著書，文辭淵奧，兼多微見，其端留以俟學者之自悟，非造其境者，亦無由知其是非也。②先生則謂義理不可舍經而空憑胸臆，必求之於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也。故其為學，先求之於古六書九數，繼乃求之於典章制度；以古人之義，釋古人之書，不以己見參之，不以後世之意度之；既通其辭，始求其心，然後古聖賢之心不為異學曲說所汨亂。蓋孟荀以還所未有也。（《戴東原先生事略狀》）
任兆麟：君於學靡所不通，為世儒宗。制義抑其末也，顧識趣體格並臻極至。言性諸篇，與所著《原善》相表里，蒙嘗憾近世考古家，於時藝多不屑為，或為之不工，工矣又不盡傳。東原數藝俾長留天壤間，詎不幸與！（《戴東原制義序》）
汪灼：①先生名成於徵聘，而學之成原於兩館余家。當是時，室人無北門之嘆，又得通博藝林，先嚴力助之也。先生目直視，光炯炯射四座。學宗漢鄭君康成，六經、秦漢之書無不讀，隨讀研究，析疑義，明制度，豈非考之約，而覽之博與？②先生與東方日俱起，所讀之書五色燦然，終朝握管，考核禮經，為古文辭，不作一行草字。夜則起視星斗，占人事得失。所著《勾股割圜記》，集《天官書》、梅氏、利瑪竇之大成，尤精《水經》、律呂、音韻。（《四先生合傳》）
洪亮吉：乾隆之初，海宇乂平已百餘年，鴻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征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於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於惠君則讀其書，於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邵學士家傳》）
汪中：①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為攻古文者，閻氏（閻若璩）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國朝六儒頌》）②迨乾隆初紀，老師略盡，而處士江慎修崛起於婺源，休寧戴東原繼之，經籍之道復明，始此兩人……戴君游京師，當世推為儒宗。後數歲，天子修四庫之書，征領局事。是時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於學矣，蓋自二人始也。（《大清故貢生汪君墓志銘序》）
章學誠：①凡戴君所學，深通訓沽，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為戴君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之所未發，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章氏遺書》）②戴東原訓詁解經，得古人之大體，眾所推尊。其《原善》諸篇，雖先夫子亦所不取，其實精微醇邃，實有古人未發之旨。③近三四十年，淺者勤學而暗於識，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不可救藥者也。有如戴東原氏，非古今無其偶者，而乾隆年間，未嘗有其學識。（《又與朱少白書》）
焦循：①循讀東原戴氏之書，最心服其《孟子字義疏證》。說者分別漢學、宋學以義理歸之宋。宋之義理誠詳於漢；然訓故明，乃能識羲、文、周、孔之義理，戴氏得其全旨。（《寄朱休承學士書》）②生平所得，尤在《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所以發明理道情性之訓，分析聖賢老釋之界，至精極妙。（《國史儒林文苑傳議》）
段玉裁：①蓋先生合義理、考核、文章為一事，知無所蔽，行無少私，浩氣同盛於孟子，精義上駕乎康成、程朱，修辭俯視乎韓歐焉。其他文字，皆厚積薄發，純樸高古，如造化之生物，官骸畢具，枝葉並茂。（《戴先生年譜·附著述輯要》）②先生之治經，凡故訓、音聲、算數、天文、地理、制數、名物、人事之善惡是非，以及陰陽氣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實。蓋由考核以通乎性與天道，既通乎性與天道矣，而考核益精，文章益成。用則施政利民，舍則垂世立教無弊。淺者乃求先生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之間，惑矣。③先生以古學唱三十年來，薄海承學之士至於束髮受書之童子，無不知有東原先生，蓋其興起者盛矣！稱先生者，皆謂考核超於前古。（《戴東原集序》）
包世臣：近世學者宗亭林，雖吉士（戴震）不敢先也，然亭林傳書時有躇駁。至乾隆、嘉慶之交，學問門徑豁然開通，吉士揭之，嘉定詹事錢大昕昌之，而吉士弟子金壇段玉裁、高郵王念孫又為推波助瀾，則一畫一聲、長短疾徐之間，意義頓殊，雖不無憑臆之談，而體例明備，橫通縱達，較吉士若或過之，摧枯朽者易為力也。
李汝珍：彼時大儒，祖居新安。其書闡發孔孟大旨，殫盡心力，折衷舊解，言近旨遠，文簡義明。一經誦習，聖賢之道，莫不燦然在目。漢、晉以來，註解各家奠此為善，實有功於聖門，有益於後學；即偶有一二註解錯誤，亦不能以蚊睫一毛，掩其日月之光。總而言之，尊崇孔子之教，突出孟子之力；闡發孔孟之學，卻是新安之功。（《鏡花緣》）
戴清泉：族祖東原公，本考據學、算數學、製造學經世實用之旨，發為哲學家言。其所論著，遠足以補漢宋儒者之偏弊，近足以導歐美文化之先河，是固海內學人所公認者也。公之生迄今二百年矣，人往風微，崇拜熱忱，久而彌摯。（《戴東原先生軼事》）
皮錫瑞：雍、乾以後，古書漸出，經義大明。惠、戴諸儒，為漢學大宗，已盡棄宋詮，獨標漢幟矣。戴震著《毛鄭詩考正》、《考工記圖》、《孟子字義疏證》、《儀禮正誤》、《爾雅文字考》，兼通曆算聲韻，其學本出江永，稱永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經學歷史》）
支偉成：先生生平著述，以《孟子字義疏證》《原善》二書為最精深。本漢學之性理，易宋學之空言，詮明理欲之真。謂理在事情，不在意見。所言多發明公理，排斥專制，與近日哲儒所言平等共和之說相合。其治經力求新理，獨有心得類如此。（《清代樸學大師列傳》）
- 民國
梁啓超：①其全盛運動之代表人物，則惠棟、戴震也，吾名之曰正統派。惠、戴齊名，而惠尊聞好博，戴深刻斷制。惠僅“述者”，而戴則“作者”也。②當時巨子，共推惠棟、戴震，而戴學之精深，實過於惠。戴學所以異於惠學者，惠僅淹博，而戴則識斷且精審也。③戴震蓋確有見於此，其志願確欲為中國文化轉一新方向。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論尊卑順逆一段，實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雖辭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④苟無戴震，則清學能否卓然自樹立，蓋未可知也。（《清代學術概論》）⑤戴氏治學，精銳無前，最能發明原則，以我馭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⑤中國之有文典，自馬氏始；推其所自出，則亦食戴學之賜也。當是時，東原實總館事，彼之學既足以睥睨一世，而復祭酒於首善之區，以是戴氏學掩襲天下。清之漢學家，不復與宋爭席。惟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以與新安、姚江爭，則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此其言頗有近於泰西近世所謂樂利主義者，不可謂非哲學派中一支流。雖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節之猶俱不既，而豈復勞戴氏之教猱升木為也。二百年來學者，記誦日博，而廉恥日喪，戴氏其與有罪矣。（《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劉師培：①近代以來鴻儒輩出，鄞縣萬氏、蕭山毛氏，漸知宋學之非，或立說著書以與宋儒相詰難，毛西河專與宋儒為難，皆即忠恕也。已開戴氏解理字之先，焦氏絜矩說亦本之。而集其成者實惟東原戴先生。（《東原學案序》）②戴氏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為歸。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以辨物正名為基，以同條共貫為緯。論歷算則淹貫中西，論音韻則精窮聲紐，論地輿則考訂山川，鹹為前人所未發。而研求古籍，復能提要鉤玄，心知其意。凡古學之湮沒者，必發揮光大，使絕學復明。凡古義之鉤棘者，必反覆研尋，使疑文冰釋。凡俗學之誤民者，必排擊防閒，使巵言日絕。且辨章名物，以類相求，則近于歸納；會通古說，匡違補缺，則異於拘墟；辨名析詞，以參為驗，則殊於模稜；實事求是，以適用為歸，則異於迂闊。而說經之書，簡直明顯，尤近漢儒。（《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考據學不同論》）③治經之要，識字為基，正名辨物，大道乃窺。探賾索隱，廣業甄微，功邁鄭、朱，亦儒亦師。提要鉤玄，鄭、朱以還，（戴氏）一人而已。（《戴震傳》）④東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詮明理欲，競勝宋儒，近世經師莫之或先矣。
章太炎：①銓次諸儒學術所原，不過惠、戴二宗。惠氏溫故，故其徒敦守舊貫，多不仕進；戴氏知新，而隱有所痛於時政，則《孟子字義疏證》所為作也。（《與吳檢齋論清代學術書》）②其成學箸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異也。震生休寧，受學婺源江永。治國小、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③震始入四庫館，諸儒皆震竦之，顧斂衽為弟子。天下視文士漸輕，文士與經儒始交惡。而震為《孟子字義疏證》，以明材性，學者自是薄程朱。（《馗書》）④震自幼為賈販，轉運千里，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為臣民訴上天，明死於法可救，死於理不可救。（《釋戴》）
蔡元培：陽明以後，惟戴東原，咨嗟於宋學流弊生心害政，而發揮孟子之說以糾之。不愧為一思想家。其他若黃黎洲，若俞理初，則於實踐倫理一方面，亦有取埋蘊已久之古義而發明之者。（《中國倫理學史》）
黃侃：戴氏之於國小，可謂能集其成。其《轉語序》一書，實可攀古括今，後戴氏之學人無能出其範圍者。至東原戴氏，國小一事遂確立楷模。
胡樸安：二百年來，確有治學之方法，立有清一代考據學之基礎，衣被學者，至今日猶享受之而未盡，則休寧戴東原先生其人也。（《戴東原先生全集序》）
錢寶琮：震於學問之事頗知其中甘苦。其勸戒後進論學書札，類皆至理名言，堪為學者圭臬。
梁漱溟：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一個人簡直沒有站在自己立場說話機會，多少感情要求被壓抑，被抹殺。五四運動以來，所以遭受“吃人禮教”等詛咒者，事非一端，而其實要不外此，戴東原責宋儒理學“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其言絕痛。（《中國文化要義》）
張舜徽：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識大之賢，學有自得。降至乾嘉，學尚專精，名家輩出，若戴震之治經、段玉裁之治《說文》，皆自得之學也。
蕭一山：①清代學者之最大貢獻，校勘訓詁而已，戴氏提倡之功實居多也。使清代而無戴震，充其量由惠派學者之發展，不過漢學復興耳，其何與於經學之進步哉。②戴震繼起，由好古進而為精核，由信古進而為創造，提倡考據之精神，建立治學之方法。其弟子繼之，益精核無倫，而清代考證之精神乃確立矣。故論乾嘉學派者雖不能不推惠棟有創始之功，若言夫真正建設，則應以戴震為大宗。（《清代通史》）
白壽彝：戴震是清代考據學的一位中堅人物和巨擘，這是同時代以及後人公認的。戴震對《詩》、《書》、《易》、《禮》、《春秋》都有研究，他的考據學成就表現在訓詁、聲韻，古代車服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等各方面。至於作為考據學大師，同時具有進步的人民性的思想，則更為同時代的學者所不及。（《中國通史》）
- 當代
侯外廬：①戴震不僅是一位漢學家，而且是有他的思想體系的哲學家，這是沒有人懷疑的。但是，戴震哲學的歷史地位，是不能作為清代哲學的建設去評價的，僅能說是清初學說運動狹隘化以後的一種復興的先導。②戴震所謂“人等於我”的社會哲學思想，和他借用商業資本活動中的術語如“權衡輕重”的方法……正是這位漢學家最有特色的地方。嚴格地說，在這一點上，他復活了十七世紀清初大儒的人文主義的統緒，啟道了十九世紀的一線曙光。他的歷史價值就在這裡。（《中國思想通史》）
周輔成：戴震，是中國哲學史上有最鮮明色彩的唯物主義的啟蒙思想家，也是和反動勢力作鬥爭的戰士之一。（《戴震——十八世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
孫叔平：戴震以考據學為陣地，以唯物主義為武器，對官方的程朱理學，特別是程朱的理欲之辯，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戴震的思想比較明顯地反映了市民階層的利益。他是我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最後的重要代表。（《中國哲學史稿》）
張岱年：①程、朱學派中有理（“理具於心”）的學說曾經發生很大的影響，許多著名的唯物主義者（如羅欽順與王夫之）不能夠擺脫這個學說的束縛。戴震明確地反駁了這個學說，這是他的獨到的貢獻。王夫之的唯物主義學說充滿了反抗外族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戴震的唯物主義學說蘊含著反抗專制暴政的實質。他們都是同情人民的進步思想家。（《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②為清代學術之主潮的仍是考據學。於考據學有很宏偉的貢獻，同時在哲學上有重要建樹的人是戴震（字東原）。戴氏的哲學理論，與顏、李走同一方向，論證稍縝密。他也是主唯氣的（即一種唯物論），反對程、朱的理在氣先之說，更反對陸、王的主觀唯心說。認為理實外在於事物，人必有精密的觀察分析方能知之。其人生思想則是主情的，反對宋、明以來的理欲之辯，而認為理在於欲之諧和。王、顏、戴之學在圓融精密上都不及朱、王，但確實走了一個新的方向，較合於現代思潮。③性一元論之大成者是戴震。戴東原的性論，分析較細，論證較詳，在中國過去人性論中，實是最縝密的。（《中國哲學大綱》）
蒙培元：戴震是一位著名的學者，又是一位很有戰鬥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是繼王夫之之後，對朱熹理學的又一次批判性的總結，在他的哲學思想里，具有更加鮮明的啟蒙主義特點。他可以說是一位真正的啟蒙主義思想家，也是理學演變的最後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雖不及王夫之那樣“博大”，但也很“精深”。他比王夫之晚將近一個世紀，由於歷史的發展，使他有可能深入的批判和揭露理學唯心論。從這個意義上講，戴震完成了王夫之沒有完成的任務，正式宣告了理學時代的終結。（《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 》）
蕭萐父：戴震作為考據學的“集大成者”，是中國18世紀具有科學的知性精神的學者傑出代表。他鮮明地提出了“學者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近代命題，以科學的精神去破除中世紀蒙昧主義所造成的種種假象；他提出了“分理”的範疇，引導人們去詳細周密地研究具體事物，“尋其腠理而析之”以獲得對個別或特殊的事物的性質的認識，從而突破了把宇宙作為總體來把握的朦朧而抽象的思辨哲學的局限”。
許蘇民：①戴震是18世紀中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②戴震全面批判程朱理學，建立了一個從本體論到認識論到倫理學的嚴整的思想體系。他所使用的建立哲學體系的方法。是西方近代啟蒙學者笛卡兒、斯賓諾莎所使用的幾何學的公理演繹方法。近代學者驚嘆，像這樣有嚴密的邏輯結構的思想體系在中國哲學史上是從未有過的，其思想也不像中國思想，甚至還有人說戴震的學說“純屬西洋思想”。
任繼愈：戴震在當時也以考據學家聞名於世，他對古文字、音韻有深入研究。對天文、地理、歷算等自然科學也有精湛造詣。戴震不同於一般考據學家，他能夠衝破當時反動思潮的控制，提出唯物主義哲學思想，成為反對封建腐朽的程朱理學的戰士。（《中國哲學史》）
游國恩：乾嘉時期，考據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雖然他們在整理古代學術文化方面有較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冥心追古，脫離現實，淹沒於煩瑣考證之中，歸根到底是為封建統治者粉飾承平。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對政治比較關心，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里，表現了他的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提出了"通情"、"致用"兩種主張，以反對程朱理學的觀點。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響不大，仍是以訓詁大師聞名於世。（《中國文學史》第八編 清初至清中葉的文學1644-1839）
吳根友：戴震，這個出身在以商業聞名的徽州地區的小商人家庭，且曾從事過商賈之業的思想家，便被歷史偶然選中為繼續從事“推故而別致其新”任務的優秀選民，從而成世紀新思想的為一面旗幟。以他為例，他的思想雖不及李贄對晚明思想界、文藝界產生了那么巨大的社會震撼力，然而從其理論成就和對宋儒思想批判的深度這兩個方面來說，都遠遠地超過了李贄。他繼承了明清之交的大思想家追求理欲統一、情理統一、公私統一的價值理想，在情與理、欲與理的辯證關係及其理論自身的自恰性兩個方面，都超過了上兩個世紀的思想成就。（《中國現代價值觀的初生歷程》）
王茂：戴震因揭出“以理殺人”，而震撼天下後世。對理學的批判，至此已達到頂巔。就這個意義說，可以說戴震終結了理學。“五四”時期對“教吃人”的譴責，實為“以理殺人”的延伸。戴震所見，其實與呂坤、王夫之基本一致。不過戴震超出於呂、王者，在於他揭出了“以理殺人”的哲學根源和封建等級制的社會根源，理論上具有更大的深刻性。（《清代哲學》）
余英時：①然東原斥程朱即所以發揮程朱，實齋（章學誠）宗陸王即所以叛離陸王，取徑雖異，旨則歸一，則兩家之貌異緩和疼不能掩其心同。②戴震一生治學，力戒鑿空，不存漢、宋時代之見，這一點在早期作品《經考》中屢屢可見。有“比月書日食”“周正朔”等數條可證戴震不盲從漢儒，在方法論上極其嚴謹，以科學客觀的方法整理古經。③東原一方面以考證為當世所共推，另一方面則以義理獨見賞於章實齋，一身而兼擅考據與義理，在乾嘉學術史上為僅有之例。（《論戴震與章學誠》）
（美）艾爾曼：戴震社會批判學說的驚人影響為西方漢學界長期忽略，他以《孟子》為批評武器，建立哲學體系，與朱子正統學說相抗衡，這具有重要政治意義。戴震儘管必須小心謹慎，仍然自由地發表了《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向清代正統學說提出挑戰，該書是在清代文字獄空前嚴酷的乾隆朝完成的，當時，他已是著名考據學者。（《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
徐道彬：戴氏少為稗販，勤苦治生，宿志求學，故而淵博精審，著述宏富，堪稱乾嘉學術第一人，因其卓越成就和深遠影響，後世對其研究幾乎及身而至。清代考據學能夠承接兩漢經學、宋明理學而卓然蔚成一代學術之盛，戴震實為首功。（《戴震考據學研究》）
負面評價
- 清代
江藩：東原之學，以肆經為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錢大昕）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實狂妄也。
王鳴盛：餘二人道不同不相為謀，戴氏為人信心自是，眼空千古，殆如韓昌黎所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必謂鄭康成注不如己說精也，是古之狂者、妄者，其學於世所稱十三經註疏者檢閱尚未周，而輕於立解。（《蛾術編》）
程晉芳：①近代一二儒家（指戴氏），又以為程朱之學，禪學也。聖人之教人也，順乎情而已。宋儒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術；其理愈高，其論愈嚴，而其不近入情愈甚；雖日攻二氏，而實則身陷其中而不覺。為斯說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禍仁義又在釋老上矣！（《正學論》其二）②匡張孔馬迫於時勢而詭隨，馬融蔡邕迫於威力而喪節。亦可以不得已諒之乎？今士大夫一語及講學，則譁然應之曰，人以躬行為尚耳。奚講之有，其言誠是。及退而察其所行，則無一事可質之人者，此又何說耶？（《正學論》其三）
劉開：顧炎武尊康成而不及宋儒，閻若璩論程朱而不敢譏議，朱彝尊則微詞竊詆以揚其波，毛奇齡則肆言力攻以煽其焰，及戴震東原氏出，以浪雅之識負宏通之譽，又承天下厭故喜新之後。於是考緒諸經， 精國小、明度數，證前代之遺制，力亦勤矣。然其學則博，其言則偏，以躬行為不足尚，以程朱為不足法。而司風化者又羽翼之士，於是乎外行而內文，先利而後義，能博而不能通，學則不切於身，用則無關於國，風氣之患及乎朝野，中乎人心，則東原成之也。
翁方綱：近日休寧戴震一生畢力於名物象數之學，博且勤矣，實亦考訂之一端。乃其人不甘以考訂為事。乃欲談性道以立異於程朱。（《駁戴震作》）
姚鼐：①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綿莊、戴東原率皆身滅嗣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再復簡齋書》）②戴東原言考證豈不佳，而欲言義理以奪洛閩之席，可謂愚妄不自量甚矣！
章學誠：①戴君學問，深見古人大體，不愧一代巨懦，而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②抑知戴氏之言，因人因地因時，各有變化，權欺術御，何必言之由中.....戴氏筆之於書，唯辟宋儒踐履之言謬爾.....至騰之於川，則醜詈程、朱，低侮董、韓。自許孟於後之一人，可謂無忌憚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面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
方東樹：①戴氏非能有老莊元解，不過欲堅與程朱立異，故其說惟取莊周言‘尋其腠理，而析之節者有間’等語，解“理”字為腠理，以辟程朱無欲為理之說，則亦仍不出訓詁國小伎倆。②程朱所嚴辦理欲，指人主及學人心術邪正言之，乃最吃緊本務，與民情同然好惡之欲泅別。今移此混彼，妄援立說，謂當通遂其欲，不當繩之以理，言理則為以意見殺人，此亘古未有之異端邪說。（《漢學商兌》）
- 民國
王國維：東原學問才力固自橫絕一世，然自視過高，騖名亦甚。其一生心力專注於聲音、訓詁、名物、象數，而於六經大義所得頗淺，晚年欲奪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義疏證》等書……此等學問上可忌、可恥之事，東原胥為之不顧，則皆由氣矜之一念誤之。（《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
孟森：欺世盜名之徒，終有大敗決裂之日，亦可謂天網恢恢矣。……在江慎修先生，必不願戴為其弟子，正當以其不認為幸。其有挾欺人之素志，自然首書為為其藉手見長之地。為此之故歹欺盡一世，上自帝王，下至百餘年承學之士 。戴之冒大典以竊全趙為無恥。
余嘉錫：戴氏雖經學極精，而其為人專己自信。觀其作《孟子字義疏證》，以詆朱子；及其著《屈原賦注》，只是取朱子《楚辭集注》改頭換面，略加竄點，以為己作。於人人習見昔賢之名著，尚不唯公然攘取，況區區趙一清，以同時之人，聲譽遠出其下者乎？（《四庫提要辨證》）
- 家族成員
輩分 | 關係 | 姓名 | 簡介 |
|---|---|---|---|
家世 | 二十六世祖 | ||
二十四世祖 | 戴奢 | 隱士，人稱“孝隱先生”。與四兒子戴睿始遷隆阜。 | |
祖父 | 戴寧仁 | 贈文林郎。 | |
父親 | 戴弁 | 布商，曾主持撰修族譜。以子貴，贈文林郎。 | |
—— | 妻 | 朱氏 | 贈孺人。 |
子輩 | 兒子 | 戴中立 | 貢生。曾邀洪榜撰寫戴震墓志銘，以收集戴震著述為業。 |
嗣子 | 戴中孚 | 為戴震之兄戴霖之子。 | |
孫輩 | 四世孫 | 戴琴泉 | 民國時期實業家、教育家。曾主持戴震兩百周年誕辰大會。 |
五世孫 | 戴龍蓀 | 南京農業大學教授。 |
參考資料：
後世紀念
紀念館
主詞條：戴震紀念館
戴震紀念館原位於安徽省黃山市屯溪區隆阜正街118號。民國十三年（1924年），戴氏後裔建此屋為“隆阜私立戴氏東原圖書館”。1983年，正式命名為“戴震紀念館”。占地108平方米，為磚木結構。後於2003年移址至屯溪老街立新巷1號，占地427平方米，共兩層。門楣上嵌“戴震紀念館”，由張愷帆書。館內設有休息室、瞻仰廳、藏書樓、閱覽室等。
戴震紀念館
瞻仰廳中間展覽櫃中，存放有戴震手稿、乾隆手諭（影印件）等文物。廳兩廂是藏書室。藏有《四庫全書》和多種版本著作，還有上萬冊經、史、子、集等類書籍。廳堂正面懸掛端木蕻良撰的“蓋代大師”漆匾，左右有戴逸撰寫楹聯。紀念館為屯溪區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7年被評為安徽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12年獲“全國優秀人文社會科學普及基地”稱號。
公園
主詞條：戴震公園
墓址
主詞條：戴震墓
戴震墓位於安徽省黃山市休寧縣商山鄉東北幾山頭。墓地面積40平方米，土冢。墓向朝北，地面封土堆高1.5米，墓前有其子嗣所立的青石碑一塊，上有“隆阜戴氏，皇清特賜進士出身，敕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先考東原府君，先姚朱氏孺人合墓”字樣。碑文系段玉裁（戴震得意門生）的女婿龔麗正所書。墓前有紅砂岩砌成的約20平方米的享堂，堂口寬1.2米。
戴震墓
1961年列為安徽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休寧縣人民委員會曾予修繕並立有碑記。
會議
1986年5月7日-10日，戴震學術討論會在屯溪市舉行。會議對戴震的哲學思想，學術成就以及產生它的歷史背景和它地位，進行了交流和探討。成果匯集為《戴震學術思想論稿》。
2014年10月18日-20日，由黃山學院主辦，黃山市戴震研究會、黃山市屯溪區戴震紀念館承辦的“戴震誕辰290周年紀念暨2014戴震學術研討會”在屯溪召開，各地戴學專家學者、各地戴氏宗親約二百二十多人參加大會。大會主要圍繞戴震思想精神、治學方法、生平交遊以及戴學研究存在的問題等展開討論，成果匯集為《2014戴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史料索引
- 《清史稿·列傳二百六十八·儒林二》
人物爭議
- 《水經注》抄襲之議
戴震弟子段玉裁致信趙本整理者梁玉繩，稱與其弟梁履繩根據戴本校勘趙本。趙一清同鄉孫灃鼎則針鋒相對。道光年間，魏源在《趙校水經注後》指出趙本原本和刊行本並無二致，戴震在四庫分館校勘，便借閱覽各省進獻遺書的便利事先預竊。張穆在看到《水經注》永樂大典本和全祖望本後，指出不僅戴震抄趙，趙一清也涉嫌抄襲全祖望。光緒年間，王先謙認為前人聚訟一詞，存而不論；以楊守敬為代表的地理學派雖潛心治學，但也認為戴震抄襲鐵案無疑。
民國十三年（1924年），為紀念戴震兩百周年誕辰，《國學季刊》特出《東原專號》。3月，王國維發表了《聚珍本戴校水經注跋》稱戴震托引用《永樂大典本》之名，實則剽竊趙、全二家。把兩家學說全都說成是從《大典》本中找到的。還推斷趙本和全本戴震修直隸《河渠書》時在直隸總督衙門都能看到。余嘉錫則認為戴震想要襲趙非常容易，並將戴震視作心胸狹隘之人。梁啓超試圖平息論戰，認為戴趙兩人是“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其雷同純屬巧合。且三家門下出於各自尊仰的先輩，流於論戰而疏於論學甚是無謂之舉。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永樂大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5月7日，海遺氏一篇《介紹永樂大典水經注》再次提出戴書襲趙。次年，鄭德坤在《燕京學報》上證明戴震確見趙書，並間接見到全書，其剽竊全、趙，偽托大典本的罪名可以判決。孟森在《益世報》上指出戴震以《大典》作為後盾，為了毀滅證據竟刪改冒托《大典》。他還認為戴震得知《大典》中有全部《水經注》，適又因抄襲趙書，擔心敗露。便將大典本中訛謬改正，以符己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