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人物貢獻,人物故居,主要著作,人物事跡,參考文獻,
人物生平
在母親李汝諼的教授下，他8歲就開始學《周易》辨卦，12歲讀完四書五經，並開始學習試帖詩，有《水仙花賦》、《鳳仙花詩一百首》等。1897年起開始研究《晏子春秋》。
1902年劉師培中舉，次年在上海結識章太炎，並改名光漢，歸途經過上海，結識了章太炎，撰寫《攘書》等，參入反清宣傳。1904年春，劉師培參加開封會試。臨行前，作《留別揚州人士書》，呼籲創辦新式學堂、鼓勵出洋留學。落第回鄉後回揚州，創辦師範學會和協助揚州鄉人出洋留學社，發表《論留學生之非叛逆》，支持學生運動；又作《黃帝紀年論》，提出以黃帝紀年取代封建帝王紀年。同年秋，劉師培受王無生（字郁仁）的影響，到上海與章太炎、蔡元培、謝無量等一起參加反清革命，參與《俄事警聞》、《警鐘日報》和《國粹學報》的編輯工作，積極為《中國白話報》撰稿，用通俗的語言，向民眾宣傳普及革命主張，作《中國民族志》。當年《警鐘日報》遭清政府查封，至浙江平湖避難。
1905年，劉師培參與編輯的《警鐘日報》，為之撰稿，先後刊發《周末學術史序》、《南北學術不同論》、《論文雜記》等著作，為近代學科意義上中國史學、文學、學術史研究之先驅。又受章太炎啟發，撰寫《國小發微》，引用西方社會學學理，重新闡釋清儒文字音韻之學。由於公開辱罵德國人遭通緝，化名金少甫，逃亡嘉興，協助敖嘉熊處理同盟會溫台處會館事務。
1906年春，劉師培至蕪湖，與陳獨秀在安徽公學組織岳王會和黃氏學校，宣傳革命，同時編輯出版了《中國文學教科書》、《倫理學教科書》、《經學教科書》和江蘇、安徽、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等。
1907年春節，應章太炎等邀請，劉師培夫婦東渡日本，結識孫中山、黃興、陶成章等革命黨人，參加同盟會東京本部的工作，與章太炎等參與民起亞洲和親會，先後發表了《普告漢人》、《悲佃篇》、《辨滿人非中國之臣民》等。
同年6月，受日本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劉師培夫婦發起成立“女子復權會”和“社會主義講習會”，創辦《天義報》和《衡報》，宣傳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提倡廢除等級制度，實現人權平等，實行無政府主義，鼓吹女權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組織翻譯《共產黨宣言》和苦魯鮑特金《麵包掠奪》、《總同盟罷工》等，在同盟會之外另立旗幟。因為留日期間費用巨大，迫於經濟壓力，加上日本警方監視日嚴，《衡報》因經費困難被迫停辦。
因為留日期間費用巨大，迫於經濟壓力，加上章太炎擬赴印度學佛，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被端方收買，作《上端方書》，獻“弭亂之策十條”，背叛革命，充當端方暗探。於是組織齊民社，舉辦世界語講習所，並與章太炎關係破裂。加上日本警方監視日嚴，《衡報》因經費困難被迫停辦，於1908年11月全家回國。
1909年，劉師培夫婦在上海充當端方暗探，因出賣張恭，姻弟汪公權被王金髮擊斃。於是劉師培公開入幕，為端方考訂金石，兼任兩江師範學堂教習。又拜徐紹楨為師，研究天文曆法。端方調任直隸總督，劉師培隨任直隸督轅文案、學部諮議官等職。1911年隨端方南下四川，鎮壓保路運動，在資州被革命軍拘捕。辛亥革命勝利後，章太炎發表保劉宣言，稱他為方孝孺式的讀書種子。蔡元培亦發表赦劉通信，讚揚他學問淵懿，通古知今。於是孫中山致電資州分府，令其釋放劉師培。後任成都國學院副院長，兼四川國學學校課，講授《左傳》、《說文解字》等，與謝無量、廖季平（廖平）、吳虞等共同發起成立四川國學會。作《廢舊曆論》等。
1913年6月與南下尋夫的何震沿江北上山西，二人均任友人南桂馨的家庭教師。後由南氏介紹，劉師培投靠閻錫山，任高等顧問。又由閻錫山推薦給袁世凱，任教育部編審，參政院參政，上大夫。
1915年8月，與楊度等發起成立籌安會，作《君政復古論》、《聯邦駁議》，為袁世凱稱帝鼓吹。洪憲帝制失敗後，流落天津。
1917年，應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先後開設“六朝文學”、“文選學”等課程，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傳世，為近現代中國文學史研究首屈一指之巨著。1919年1月，與黃侃等成立“國故月刊社”， 成為國粹派，在北大主導發起《國故學刊》。
1919年11月20日因肺結核病逝於北京，年僅36歲。
人物貢獻
劉師培作為經學大師，在繼承《左氏》家學的同時，善於把近代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和成果，吸收到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來，開拓了傳統文化研究的新境界，成果很多。他運用進化論思想研究古代社會生活的《論國小與社會學之關係》、《讀書隨筆》、《國學發微》、《國小發微補》等，具有開創意義；關於《左傳》的研究成果，有《春秋左氏傳古例詮征》、《春秋左氏傳例略》、《春秋左氏傳答問》、《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讀左札記》等。他研究《周禮》所著的《周禮古注集疏》、《禮經舊說考略》、《逸禮考》以及《古書疑義舉例補》、《論文札記》等，都有較高的學術地位。
在日本時，他與章太炎（字枚叔）齊名，當時有“二叔”的說法。他在北京大學時編的《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魯迅先生在1928年時說：“我看過的已刊的書（指中國文學史一類），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太多。”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的著名演講中，魯迅推薦說：“研究那時的文學，現在較為容易了，因為已經有人做過工作……輯錄這時代文學講座有劉師培的《中國中古文學史》……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同時聲明：“我今天所講，倘若劉先生的書里已詳的，我就略一點；反之，劉先生所略的，我就詳一點。”
劉師培對清初湯斌等人的偽道學也有清醒的認識，使這些以道學之名博取顯宦名位的伎倆曝露於陽光之下：清初湯斌、陸隴其“以偽行宋學”，而“配享仲尼”，從此“偽學之風昌”，把理學稱為“偽學”，還預備專門立有“學案”；魏象樞、李光地等人，“鬻道於虜，炫寵弋榮”；閻若璩、胡渭、毛奇齡，“以博學自鳴”，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入仕“以貪黷名”、“嗜利若渴”。
世界語者
人物故居
劉師培故居，建造於清中期的江蘇揚州“青溪舊屋”，是清代嘉慶至鹹豐年間著名經學家劉文淇故居，也是其曾孫、中國近代著名國學大師劉師培故居。劉氏家族是自清嘉慶至民國時期數代相傳的書香世家,其學術影響貫通中外。位於東圈門老街中段14號，門口有“清溪舊屋劉宅”的木牌。現有後人居住，不開放參觀。
主要著作
《中國民約精義》
《黃帝紀年論》
《漢宋學術異同論》
《中古文學史》
人物事跡
風雲人物
清末民初，劉師培是個風雲人物，既在政治舞台上不斷有令人矚目的表演，從革命黨人、無政府主義者到清廷幕僚、籌安會“六君子”之一，又在學術舞台上連創佳績，甚至與章太炎齊名，並稱“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劉師培字申叔）。這樣一位橫跨政、學兩界的聲名顯赫之人，其生命里程的最後三年（1917至1919年）是在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度過的。此時的北大，正處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劉師培在校本以講學育人為主，且取得垂範後世的成就，但在這一時代大潮的裹挾之下，也無法完全置身事外。考察劉師培在北京大學的這番經歷，顯然有益於完善北大校史，亦有助於在細節上深化對以北大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研究。
北大文科學長
1917年初，蔡元培出長北京大學，隨即援引陳獨秀任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就職不久，即向蔡元培推薦因擁袁稱帝失敗而避居天津的劉師培來北大任教。據與晚年陳獨秀來往密切的臺靜農說：“關於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據我聽到的，還是陳獨秀先生的意思。當袁世凱垮台後，獨秀去看他，借住在廟裡，身體羸弱，情形甚是狼狽。問他願不願教書，他表示教書可以，不過目前身體太壞，需要短期休養。於是獨秀跟蔡先生說，蔡先生也就同意了。”實際上，蔡元培與陳獨秀皆是劉師培的舊友。1903年，劉師培在上海分別與兩人相識，而且也是他在和蔡元培編輯《警鐘日報》時，首先向蔡提及陳獨秀（註：“有一種在蕪湖發行之白話報，發起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陳獨秀字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見《蔡元培自述》，轉引自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譜》上冊，從而使蔡對陳留下深刻印象。此後雖因劉師培政治立場的變化導致他與蔡、陳的關係有所疏遠，但蔡、陳二人始終是關注他的動向並在關鍵時刻施以援手的（註：如在1912年初，當劉師培因隨端方去四川鎮壓保路運動而被革命後建立的新政權四川軍政府資州軍政分府拘留時，身為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先是在不知其音信的情形下與章太炎聯名在《大共和日報》上刊登《求劉申叔通信》，稱：“劉申叔學問淵深，通知今古，前為宵人所誤，陷入范籠。今者，民國維新，所望國學深湛之士提倡素風，任持絕學。而申叔訊息杳然，死生難測。如身在地方，尚望先一通信於國粹學報館，以慰同人眷念。”在得知劉師培下落後，蔡元培又以教育部名義致電四川，要求將劉護送來部，“以崇碩學”。（載《臨時政府公報》第1號）同時，身為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也與人共同致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希望對劉師培能“矜全曲為寬宥”，“延讀書種子之傳，俾光漢（劉師培曾用名劉光漢）得以課生著書贖罪”。（載《臨時政府公報》第2號）可見他們都視劉師培為飽學之士，人才難得，不忍見其獲罪。），尤其是陳獨秀。所以這次陳向蔡薦舉劉師培，蔡欣然接受，亦是順理成章之事，何況劉以國學大師著稱，蔡又以“兼容並包”為辦校宗旨。
中國文學門教授
劉師培進入北大後，出任中國文學門（1919年改為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指導教師，並為國史編纂處纂輯員，月薪280元。（註：《北京大學文科一覽》（民國七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藏。）他所擔任的課程有：1917至1918學年，“中國文學”（一年級、二年級每周各三小時）、“中國古代文學史”（二年級每周三小時）；1918至1919學年，“中古文學史”（二年級每周二小時）、“文（中國文學）”（三年級每周六小時）；（註：《北京大學文科一覽》（民國七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藏。）1919至1920學年（註：劉師培於1919年11月20日去世，故該學年僅完成小部分教學任務。），“文學史”（二年級每周二小時）、“文（中國文學）”（三年級每周四小時）。此時的中國文學門，人才薈萃，與劉師培共同執教的有黃侃、黃節、吳梅、錢玄同、周作人、朱希祖等，俱為一時之選。聽講的學生有羅常培、楊振聲、俞平伯、傅斯年、許德珩、鄭天挺、羅庸、楊亮功、夏承棟、張煦等，大都在後來卓有成就。關於劉師培的教學情形，楊亮功曾有回憶：“劉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學史，他所講的是漢魏六朝文學源流與變遷。他編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但上課時總是兩手空空，不攜帶片紙隻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講下去。聲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經驗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寫字，不得已時偶爾寫一兩個字，多是殘缺不全。”“劉先生教我們於漢魏六朝文學中每人任選擇一兩家作專題研究。他認為研究任何一家文學必須了解其師承所自、時代背景及其個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兩家。有一時期我專致力於魏晉六朝文學，這也是受了劉先生的影響。劉先生在北大授課時肺病已到第三期，身體虛弱，走起路來搖搖欲倒，真是弱不禁風。他在颳風下雨的時候，照例是請假。”(P661)馮友蘭也回顧道：“當時覺得他的水平確實高，像個老教授的樣子，雖然他當時還是中年。他上課既不帶書，也不帶卡片，隨便談起來，就頭頭是道。援引資料，都是隨口背誦。當時學生都很佩服。”蔡元培亦說：“君（指劉師培）是時病瘵已深，不能高聲講演，然所編講義，元元本本，甚為學生所歡迎。”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學門先後分別成立了研究所，劉師培與其他教授一樣，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國文門的指導教師。他所指導的研究科目起初為“文”和“文學史”，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星期四分別與“文學史”、“文”兩個方向的研究員（註：按研究所規則規定，凡本校畢業生都可以志願入所研究，本校高年級學生及與本校畢業生有同等程度的學者，經研究主任或校長認可後亦皆可入所研究，這些人均稱為研究員。）會面1小時，研討該主題下的具體問題。後來具體日期稍有調整，但仍是每月分別指導一次。從1918學年起，劉師培所擔任的研究科目調整為經學、史傳、中世文學史、諸子四科，國文教員中，他擔任的科目最多，次為黃侃，擔任自漢至隋文、文選、文心雕龍三科，余者僅擔任一科，如朱希祖：晉以前詩史；錢玄同：文字學（形體、音韻）；吳梅：中國曲史；劉半農：中國謠諺史；周作人：唐以前小說史。（註：《北京大學文科一覽》（民國七年度），北京大學檔案館藏。）由此可以看出，身為國學大師的劉師培，因具有廣博的知識素養和造就（其所擔任的四科已橫跨經、史、子、集四部），能予所指導之研究者以貫通的學術訓練，這在當時已形成多專家而乏通人之格局的教授隊伍里至為難得。不過，由於身體欠佳，後來他已很難定期指導，只能時而與諸研究員開會研討。
國史編纂處纂輯員
在擔當中國文學門教授、文科研究所導師的同時，劉師培還被聘為國史編纂處纂輯員。袁世凱當政時，曾聘湖南名士王闓運主持成立了國史館，王死後，機構徒有虛名。1917年6月26日，教育部決定將國史館併入北京大學，改為國史編纂處，以蔡元培校長兼任處長。國史編纂處分纂輯與徵集二股，纂輯股纂輯民國史及歷代通史，徵集股掌徵集一切史料。不久，蔡元培便聘劉師培、屠寄、錢恂、張相文、葉瀚、沈兼士、周作人等為纂輯股纂輯員。1918年2月28日，教育部批准了國史編纂處報送的國史編纂略例，該略例規定：“通史部先編長編及辭典”，“長編分為政治史、文明史兩種。政治史長編分為年表、大事記及志三類。……文明史分為經濟、風俗、宗教、科學、哲學、文學、美術等類”。“長編寫定後，始由專門史學家編為通史。”各纂輯員按此規定有所分工，劉師培負責通史部政治史長編之“志”和文明史長編之“風俗”。他為這項工作付出了很大心力，在事務員與書記的協助下，很快就編出大量稿本。在1918年6月20日召開的國史編纂處會議上，他所提交的編纂報告為：“一、文明史風俗類，預定長編六冊（三代一冊、秦漢一冊、三國南北朝一冊、唐五代一冊、宋遼金元一冊、明清一冊），已編纂長編三冊（三代一冊經傳已采畢，子書采輯過半；三國南北朝一冊正史采畢，余尚未采）。二、政治史志（三國南北朝），預定長編十二冊，已編長編四冊（歷律一冊缺周隋，兵一冊采至齊梁，輿服一冊采至齊梁，職官一冊晉以下未采，凡已見正史各志均未采）。”在1919年3月上報的《國史編纂報告》中，又有《纂輯員劉師培報告書》，內容為：“（一）政治史長編冊數三十六冊：歷律志長編三冊、兵志長編七冊、禮志長編十三冊、刑法志長編五冊、樂志長編四冊、輿服志長編四冊；（二）文明史長編冊數二十七冊：三代風俗史長編六冊、秦漢風俗史長編九冊、三國風俗史長編二冊、六朝風俗史長編十冊。”這一工作實為編纂完善的中國政治史和專門史（文明史實即各類專史）打下了良好基礎，而且對劉師培而言，他早年（1905、1906年）所編《中國歷史教科書》既已采專史合編形式，其專史分類與國史編纂處此次的分類大致相符，所以他做起這項工作來駕輕就熟，成效顯著。遺憾的是，當五四運動發生，蔡元培離京出走之際，徐樹錚乘機向國務院提出以消北大國史編纂處，收回直屬國務院，仍稱國史館，致使這項工作被迫中斷，所取得的成績完全付之流水了。
不問世事
除教學和研究活動外，平日裡劉師培是不大在校園中露面的，他自己說，因“抱疾歲余，閉關謝客，於校中教員素鮮接洽”。周作人也回憶道，與劉師培“同在國文系裡任課，可是一直沒有見過面；總計只有一次，即是上面所說的文科教授會裡，遠遠的望見他，那時大約他的肺病已經很是嚴重，所以身體瘦弱，簡單的說了幾句話，聲音也很低微，完全是個病夫模樣，其後也就沒有再見到他了”（註：周作人：《周作人文選：自傳·知堂回想錄》第430、431頁。按周作人之回憶個別細節有誤，他並非在北大僅見過一次劉師培，查《北京大學日刊》，兩人至少在國史編纂處會議上見過面，如1917年12月5日的會議，兩人同時出席。不過說劉師培深居簡出，總體上是對的。）。不過儘管如此，劉師培也並非不問世事，有些校內事務還是參與的。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發起成立北京大學進德會，徵求會員，劉師培很快便加入其中，並在6月1日與蔡元培、陳獨秀、章士釗、沈尹默、傅斯年、羅家倫等一同當選為該會評議員。同年4月30日，《國立北京大學廿周年紀念冊》編竣發行，劉師培在其上發表《題詞》，以所擅長的華麗駢文表示對北大建校二十載的祝賀。另外，應李泰fēn@①之請，還曾在經學上指教於他。
中國文學建樹
在北大的三年里，劉師培學術上所做影響最為深遠和取得成就最大的事情，是有關“中國文學”、“文學史”課程的講授與《中國古文學史講義》的出版，它使《文選》派在文派之爭中獲得勝利，並在文學史的教學與研究方面奠定垂之後世的“典範”。
北大之有“文學史”課程，是從1903年開始的。這年頒布的《秦定大學堂章程》，規定京師大學堂之“中國文學門”需開設“西國文學史”、“歷代文章流別”等課程，並提醒教員“歷代文章流別”一課，可仿日本的《中國文學史》“自行編纂講授”。此前講授“詞章”，以吟誦、品味、模擬、創作為主，著眼於訓練技能；如今改為“文學史”，則是一種知識傳授，並不要求配合寫作練習，“此舉更接近日本及歐美漢學家的研究思路”。1904年，國文科教員林傳甲刊印了他的講義《中國文學史》，是為第一部借鑑和運用西方文學史著述體例而撰之中國文學史。
1906年起，桐城派古文家的勢力開始在京師大學堂文科居於優勢。這年，對桐城文章情有獨鐘的古文家兼翻譯家林紓進入大學堂任教（註：目林紓為桐城派已為一般論者所認同，“實際上林紓從未認為自己屬於桐城派，當時桐城派的幾位主要人物也從未將他列入門牆”。見王楓：《林紓非桐城派說》，《學人》第9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第605～620頁。所以這裡是將林紓作為桐城派的同盟者來看待。），不久桐城派的馬其昶、姚永概、姚永朴等先後進入任教，姚永概還曾一度擔任文科教務長，桐城派就此穩居上風。他們的課堂講授和有關講義非從文學史入手，而是回到了傳統文論的老路上去，與當時增加“文學史”課程的要求不符。1913年何yù@④時任北大校長後，謀求對學校加以整頓，結果是林紓與姚永概因校園裡的人事糾紛及文派之爭，一併去職。第二年，胡仁源出長北大，夏錫祺被任命為文科學長，開始引進章太炎一系的學者，章的弟子馬裕藻、沈兼士、錢玄同、黃侃等陸續進入北大任教。黃侃在北大講授《文心雕龍》，其後匯集講義而成《文心雕龍札記》一書，頗得時譽，成為代表《文選》派的文論名著。與此同時，姚永朴仍在北大講授桐城派的理論，著《文學研究法》，亦頗得時譽。雙方在文學觀念上針鋒相對，但桐城派自林紓、姚永概離去後已是元氣大傷，《文選》派則有章門弟子作後盾而士氣正旺，所以後者漸占上風。
黃侃雖是章太炎的弟子，但在文學理論方面更多受到劉師培的影響。兩人年歲相若，結識甚早，一直保持著朋友的關係。同在北大任教時，黃侃自覺經學不及劉師培，竟拜劉為師。劉師培的學說，是《文選》派的後勁，儘管他1917年方任教北大，但他的文學主張十年前就已獨樹一幟。作為揚州後學，他繼承並發展了鄉先賢阮元的文學思想，強調“駢文一體，實為文體之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為駢體，以昌黎諸輩為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辯，而文之製作亦不復睹矣。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為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為文，以子史為文；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真源失矣”[17](P1646)。可見他對桐城派甚為不滿，故加以指斥。（註：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等文中，劉師培亦多有指斥桐城之言，如“枵腹之徒，多托於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於義法，未能神明變化。故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見《劉申叔遺書》第1648頁。）對於劉師培的文學觀念，章太炎並不完全贊同，黃侃則折衷師說，推陳出新，但見解上更靠近劉師培。黃、劉二人1917年在北大攜手共講“中國文學”課（註：在當時的中國文學門中，一年級“中國文學”課每周六小時，黃侃、劉師培各授三小時；二年級“中國文學”課每周七小時，黃侃四小時，劉師培三小時。見《文科本科現行課程》，《北京大學日刊》1917年11月29日。），使《文選》派一舉占領北大講壇。而姚永朴也恰在這一年離開北大，象徵著桐城文派的退出講台。
從此，北大由崇尚唐宋古文，轉為提倡魏晉六朝文。當然，“其後白話盛行，兩派之爭，泯於無形”[18](P243)。但《文選》派所推崇的魏晉風度、六朝文章，經章太炎及魯迅、周作人兄弟的努力轉化，卻成為現代中國最值得重視的傳統文學資源。
對於“文學史”，劉師培並不陌生。早在1905年，他就以《文章原始》、《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等文縱論文章之起源、發展歷程和不同地域的文學發展歷史，且引澀江保的《羅馬文學史》證明文學變遷之理，“昔羅馬文學之興也，韻文完備，乃有散文；史詩既工，乃生戲曲。而中土文學之秩序適與相符，乃事物進化之公例，亦文體必經之階級也”。隨後他又編出《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註：該書名為“文學”教科書，實為“國小”教科書，劉師培在書前序例中說：“文學基於國小……編輯國文教科書，首明國小，以為析字之基，庶古代六書之教普及於國民，此則區區保存國學之意也。”“此編為《中國文學教科書》第一冊，計三十六課，以詮明國小為宗旨。”見《劉申叔遺書》第2117頁。）、《中國歷史教科書》、《經學教科書》等概述學科演變歷程的“講義”式著作，從而熟知此類著作的編寫“義法”。所以一當進入北京大學，講授文學史，編寫教科書，在他那裡是駕輕就熟。自然，他在北大講授文學史，還有一重意義，那就是摒棄了桐城派以傳統文論代文學史的套路，恢復了當年林傳甲編《中國文學史》時的初衷——以“文學史”作為知識傳授的主要途徑。而且從此以後，“文學史”的講授格局基本被固定下來，形成較穩定的理路與方法，一直延續至今。當然這不是劉師培一個人努力的結果，當時與他同開各類文學史課程的朱希祖（亦為章門弟子）、吳梅、周作人等亦功不可沒。
講授內容
劉師培在北大時的講義和有關講授內容主要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文心雕龍講錄二種》等。《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1917年即由北京大學出版部出版，並在此後多次再版；《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和《文心雕龍講錄二種》均為羅常培筆錄，前者於1945年由獨立出版社印行，後者以“左庵文論”為總題分載於《國文月刊》第9、10、36期。這其中《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最為著名，差不多成了經典之作。魯迅曾讚譽道，中國文學史一類“我看過已刊的書，無一冊好。只有劉申叔的《中古文學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錯字多”。《中古文學史》“輯錄關於這時代的文學評論”，“對於我們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能使我們看出這時代的文學的確有點異彩”。魯迅的看法可說是代表了當時不少專家的共識，並非過譽。
前已言及，對於編纂文學史，劉師培並不陌生，是有自己的一定之規的。在研究方法上，他特別注意考察文學的變遷。這與他的文學史觀念分不開，即“文學史者，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在《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里，他以兩課的篇幅（第三課《論漢魏之際文學變遷》和第四課《魏晉文學之變遷》）專門談文學變遷，把文學變遷放在一定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促使變遷的各種內外部因素，以及變遷中的各個流派。從文學史的研究實踐看，這種方法是非常可取的，以至於惠及後學，成為“典範”。在《講義》出版後通過的北大中國文學門教授會課程說明里，亦主張講授文學史的目的在於“使學者知各代文學之變遷及其派別”，這顯然是與劉師培的文學史觀念相一致的，甚至可以說，是劉氏的研究實踐促使文學史課教學思想的走向成熟。在著述體例上，《講義》採用的是先臚列古籍中之記述、而後案論之的方式，所以其中徵引的文學史料和評論資料是極為詳盡的，而作者個人的學術見解則簡明扼要，僅提綱挈領地出現。這種做法，也反映了劉師培的文學史研究觀念。在《sōu@②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一文中，他提出應該仿照晉人摯虞，編《文章志》和《文章流別》，前者以作家為綱，後者以文體為綱，“以為全國文學史課本，兼為通史文學傳之資。惟斯事體大，必以sōu@②集材料為主”。蒐集《文章志》材料的方法為：“就現存之書分別採擇也”，“就既亡各書鉤沉摭逸也”，“古代論詩評文各書必宜詳錄也”，“文集存佚及現存篇目必宜詳考也”。不僅如此，他還認為“論各家文章之得失應以當時人之批評為準。可見《講義》獨特的著述體例，是劉師培上述構想的具體施行和自覺實踐，何況作為樸學家，這樣做也體現其一貫的學術追求。
《講義》的意義
有了豐富詳實的資料作基礎，加之劉師培文論方面的修養與見解，《講義》一書在內容上便也不同凡響。首先，他在整體上把握住了各個時代文學的主要特色，展現出其絢麗奪目、異彩紛呈的風貌。在論漢魏之際時，認為“建安文學，革易前型”，它清峻、通tuō@⑤、騁詞、華靡；關於兩晉文學，以往論者有“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的看法，劉師培則不然，認為兩晉文學實淵源於建安文學，“一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簡約，文質兼備，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名法家言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遠源，則孔融、王粲實開其基。一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壯麗，@⑥采聘辭，雖闡發道家之緒，實與縱橫家言為近者也。此派之文……溯其遠源，則阮yǔ@⑦、陳琳已開其始”。)對被歷代古文家攻擊尤甚的南朝文學，劉師培也給予較為客觀的評價，說“南朝之文，當晉宋之際，蓋多隱秀之詞，嗣則漸趨縟麗。齊梁以降，雖多侈艷之作，然文詞雅懿，文體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時詩什，蓋又由數典而趨琢句，然清麗秀逸，亦自可觀。……至當時文格所以上變晉宋而下啟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聲律說之發明，二曰文筆之區別”。其次，既倡“文筆論”，又不為其所拘，以開闊的視野看待中古文學。前已言及，劉師培在文學觀念上受阮元影響較大，故重文、筆之別。阮元等駢文家，出於從古文家尤其桐城派手中奪取文學正宗地位的目的，大倡文筆之分，即“偶語韻詞謂之文，凡非偶語韻詞概謂之筆”。以此視唐宋古文為筆，不能稱文，六朝駢文才是正宗的文。劉師培服膺此說，故在《講義》里多方申明（第二課《文學辨體》和第五課中一節《文筆之區別》專申此義）。平心而論，重倡“文筆論”，對於重新認定六朝文學的價值及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起了作用的。不過，若拘泥於文筆之分來研究六朝文學，則會影響對這一時期文學整體的把握。可貴的是，劉師培非眼界狹窄之輩，他不為先賢成說所囿，在《講義》中不把研究對象局限於純“文”學，而是以大文學觀的視野，對六朝各類文章皆有所評述，尤重學術性文章的文學價值。如議論晉人之文，便說，在表疏、議禮之文方面，昭明《文選》“惟錄張悛、桓溫諸表。然晉代表疏，或文詞壯麗，或擇言雅暢，其弊或流於煩冗，為漢魏所無。又晉代學人，如司馬彪、傅鹹、吳商、孫毓、束皙、摯虞……鄭襲之倫，其議禮之文，明辨暢達，亦文學之足述者也”[24](P2391)。作為學者和《文選》派的代表，劉師培最不滿意於桐城的，便是他們的“枵腹蔑古”，沒有學問，而六朝文學恰具博學為文的特色，所以受到劉的特別推崇。有論者評價說：“《中古文學史》中最有發明、創辟的是在六朝文的研究方面，對六朝詩賦的藝術價值及特徵，則鮮有超過前人的見解。”這種評價，頗為妥當。
總之，劉師培在北大所從事的文學史教學與研究活動，尤其是《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的出版，確實起到了垂之後世的“典範”作用。誠如有論者所言：“在現代中國學界，真正將‘文學史'作為一‘專門學問'來深入探討，而且其著述的影響歷久不衰者，此書很可能是第一部。”
爭議
劉師培在北大期間最為人詬病的一件事，是充任《國故》月刊的總編輯。此舉一向被視為是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甚而被認作其“反動”本質不改的表征。
劉師培進北大不久，便因以往的不良作為和“保守”的文化觀念而為人訾議。曾為劉氏老友、此時同為中國文學門教授的黃節致函蔡元培說：“申叔為人，反覆無恥，其文章學問縱有足觀……不當引為師儒，貽學校羞。”[26](P308)在學生中，“新潮派學生對於辜（鴻銘）、劉（師培）二氏攻擊之更不遺餘力”，對此，一貫秉持“兼容並包”之辦學思想的蔡元培開導他們說：“我希望你們學辜先生的英文和劉先生的國學，並不要你們也去擁護復辟或君主立憲。”[27](P23)漸漸地，劉師培憑著講學著述的卓異成就贏得學生們的尊敬，不料一個刊物的創辦卻打亂了他寧靜的書齋生活，使他不自覺地被捲入時代大潮的漩渦中。
1919年1月26日，《國故》月刊社在劉師培宅正式成立，這是一個“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的月刊。它的發起始末是這樣的：“歲初，俞士鎮、薛祥綏、楊湜生、張煊慨然於國學淪夷，欲發起學報，以圖挽救。遂定期於張煊處討論一次並草定簡章數條，決定首謁教員徵求同意，次向校長陳述。嗣謁諸教員皆蒙贊允，同學加入者甚夥，遂謁校長，請助經費。校長允與墊辦，俟社中經費充裕時，再行償還。次日用發起人二十人名義上校長函請款，支領開辦費三百元，本社遂以成立矣。”劉師培、黃侃出任《國故》總編輯，陳漢章、馬敘倫、康寶忠、吳梅、黃節、屠孝屠孝寔、林損、陳鐘凡出任特別編輯，張煊、薛祥綏、俞士鎮、許本裕等十名同學出任編輯。
1919年3月18日，北洋政府安福系的喉舌《公言報》發表《請看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之近狀》，謂：“國立北京大學，自蔡孑民氏任校長後，氣象為之一變，尤以文科為甚。文科學長陳獨秀氏，以新派首領自居，平昔主張新文學甚力。教員中與陳氏沆瀣一氣者，有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既前後抒其議論於《新青年》雜誌，……近又由其同派之學生，組織一種雜誌曰《新潮》者，以張皇其學說。”“顧同時與之對峙者，有舊文學一派。舊派中以劉師培氏為之首，其他如黃侃、馬敘倫等，則與劉氏結合，……亦組織一種雜誌，曰《國故》。……二派雜誌，旗鼓相當，互相爭辯，當亦有裨於文化。第不言忘其辯論之範圍，純任意氣，各以惡聲相報復耳。”《公言報》的這篇報導，立即遭到《國故》月刊社和劉師培的駁斥，劉在致《公言報》函中說：“讀十八日貴報《北京學界思潮變遷》一則，多與事實不符。鄙人雖主大學講席，然抱疾歲余，閉關謝客，於校中教員素鮮接洽，安有結合之事？又《國故》月刊由文科學員發起，雖以保存國粹為宗旨，亦非與《新潮》諸雜誌互相爭辯也。祈即查照更正，是為至荷！”可見在劉師培眼裡，提倡國故，“保存國粹”，並不意味著排斥新思潮，兩者可並行不悖。但這種看法恐為劉的一廂情願，因為從此之後，他便被視為與新文化運動相對抗的頑固、守舊一方的代表者之一，而且在習慣把擁護或反對新文化作為評判時人進步或反動之準繩的語境下，又有“反動”之嫌。不過今天回過頭來平心靜氣地審視，劉師培的看法亦不無道理。
本來劉師培在北大是“講學而不論政”的，這或許是他吸取以往從政論政不得善果的教訓所致。不過對於文化問題，他還是保有自己的觀念並不時表露出來。相對而言，政治雖有其基本準則，但卻是隨局勢變動不居的；而文化觀念乃周圍環境長期薰陶下所形成之價值取向，輕易難以改觀。當然，在一定時期和特殊條件下，政治與文化是糾結在一起的，文化見解的差異往往被視作政治立場不同的表征，五四時期便是如此。劉師培本為“國粹派”學者，是1905年《國粹學報》創刊後最重要的撰稿人。該派學者的宗旨為“研究國學，保存國粹”，劉師培對此終生倡導之，儘管他曾一度在政治上信奉無政府主義。《國故》創刊前的1918年夏，劉師培等人即曾計畫復刊《國粹學報》、《國粹彙編》，事雖未果，卻表明他仍想繼續當年的事業。此舉曾遭魯迅斥責：“中國國粹，雖然等於放屁，而一群壞種，要刊從編，卻也毫不足怪。該壞種等，不過還想吃人，而竟奉賣過人肉的偵心探龍做祭酒，大有自覺之意。”（註：魯迅：《致錢玄同》，《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頁。按劉師培曾為清廷做過暗探，又研究《文心雕龍》，故魯迅譏諷他為“偵心探龍”。）魯迅的這一態度，代表了五四時期新文化倡導者的基本立場。而且以魯迅在當時和後世的地位與影響，他的看法自然成了評判是非的一個標準。以此為出發點，《國故》月刊當然也是該被貶斥的。不過若結合當時的語境考察魯迅此言，當可看出這是在舊勢力圍攻新文化、政治態度與文化見解糾結在一起的情境下所發的憤激之言，因此一情境已導致“守舊即反對革新”、非此即彼的偏激認識，當然魯迅疾惡如仇的個性使得其言辭格外尖銳、有力。如果超越這一特定情境（註：在此一特定情境之外，深具中國古典文化修養的魯迅未見得會出此言。從魯迅對《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的評價可以看出，他對劉師培並非全盤否定，且其《中國小說史略》的成就亦可證明，平日嚴謹的學術研究著述與思想鬥爭時激憤的文字表達，在他那裡是絕不混淆的。），從學理角度平心而論，劉師培出任《國故》總編輯，不過是他再次繼續《國粹學報》時期的事業而已。
從《國粹學報》的基本主張來看，其宗旨雖為“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但對西學並不排斥，而是力主“會通”中西學術，即“學術所以觀會通也……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線，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藉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皙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山竭，有是理哉？”“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精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與此相對照，《國故》月刊的宗旨與主張頗為相類。“要之同人組織《國故》，其宗旨在昌明國學，而以發揮新義、刮垢磨光為急務。並非抱殘守缺，姝姝奉一先生之言；亦非故步自封，駁難新說。時至今日，學無新舊，唯其真之為是。凡學無論其屬於國故，抑屬於歐化，皆有研究之價值，皆當盡力發揮……二者正宜相助而不宜相斥。今之但知抄寫歐化者，恆謂研究國故者無世界眼光。夫以國故為至高之學，謂即此已足，無事外求者，信乎其無世界眼光矣。然但知歐化而蔑視國故者，其無世界眼光正與之等。……吾為斯言，非反對輸入歐化也，……不過借外說以補己說之不足耳。從這些論述來看，《國故》月刊與《國粹學報》顯然一脈相承，宗旨都在昌明國學，但同時又不排斥西學或歐化。有人認為《國粹學報發刊辭》是劉師培所作，不論是否如此，作為刊物的《發刊辭》，其觀點至少代表了包括劉在內的主辦人的共同見解；而《國故》月刊上的主張亦必得到作為總編輯的劉師培的首肯，何況這種主張是他一向倡導的。所以，在劉師培那裡，弘揚國粹與提倡以西學為代表的新潮並不矛盾，兩者完全可以兼容並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此時的所謂“國粹”也難逃西潮的影響，就像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劉師培等人“直以中國文化史上與西方現代文化價值相符合的成分為中國的‘國粹'”。
在劉師培任總編輯的《國故》一至四期中，他先後發表了《毛詩詞例舉要》（略本）、《禮經舊說考略》、《蜀學祀文翁議》、《退郛詩鈔序》、《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名原序》、《音論序贊》、《中庸說》、《象盡意論》、《隱士秦君墓志銘》等一系列學術論著、序跋文和碑銘等，皆為研究中國古典學術的學理性探討之作，無一攻擊新文化之文，甚至連與此相關的些許議論也沒有。僅從這些論著來看，很難與後人所說的“封建復古”掛上鉤。當然，劉師培不等於《國故》，《國故》月刊社裡並非沒有攻擊新文化之人。據周作人回憶，該刊雖奉劉師培為首，但主辦者實為號稱“黃門侍郎”的黃侃的弟子們，劉“只顧做他的考據文章，別無主張”，其實他並不關心這場鬥爭。《國故》月刊里僅有的幾篇站在新文化對立面的文章皆出自黃侃和弟子張煊、薛祥綏之手，即黃侃的《題詞》、張煊的《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言文合一平議》、薛祥綏的《講學救時議》（註：張煊《駁〈新潮〉〈國故和科學的精神〉篇》一文中有反對新文化的內容，但亦倡會通中西之義，不可簡單歸類。這裡姑且歸入此類。），而且黃侃專以謾罵新文化及其倡導者為能事，這與劉師培形成鮮明對照。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以白話文為代表的新文學的興起，這是所謂新舊兩派之爭的關鍵。據臺靜農回憶，“中文系新舊對立，只是文言白話之爭。如反軍閥統治，要求科學與民主，中文系新舊人物，似乎沒有什麼歧見”。身為中文系的教授，劉師培“在課堂上絕少批評新文學，他主張不妨用舊有的文章體裁來表達新思想，這是用舊瓶裝新酒的辦法”。此種態度，與他早年在《中國白話報》上大量撰寫白話文和肯定“俗語入文”、“通俗之文”相比（註：“就文字之進化之公理言之，則中國自近代以來，必經俗語入文之一級。”“以通俗之文推行書報，凡世之稍識字者，皆可家置一編，以助覺民之用，此誠近今中國之急務也。”見劉師培：《論文雜記》，《劉申叔遺書》第711頁。），固然是倒退了，但與極力攻擊新文學的林紓等人的立場是有區別的，與黃侃對白話文的激烈反對態度亦不可同日而語。（註：黃侃“抨擊白話文不遺餘力，每次上課必定對白話文痛罵一番，然後才開始講課。五十分鐘上課時間，大約有三十分鐘要用在罵白話文上面。他罵的對象為胡適之、沈尹默、錢玄同幾位先生”。見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楊亮功先生叢著》第664頁。）也就是說，在這一問題上，劉師培是較為溫和的，儘管他亦站到了白話文的對立面，回到了《文選》家的立場。
和陳獨秀的關係
劉師培與新文化“領袖”陳獨秀的關係也很耐人尋味。劉是由陳引薦進北大的，時逢新文化運動，在人們心目中，兩人儼然分別成了“舊派”和“新派”的首領，似乎該針鋒相對，但實情恰恰相反，“兩人感情極篤，背後也互相尊重，絕無間言”。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因公開散發《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劉師培迅即與馬裕藻、馬敘倫、馬寅初等幾十位教授聯名致函京師警察廳，要求將其釋放。當然，陳獨秀與劉師培是老友，關係自非一般，但在五四時期那種文化與政治糾結在一起——文化見解之差異往往被視作政治立場之不同——的歷史情境下，兩人仍保持如此良好的關係，當能說明一些問題。或將劉師培之所為與欲借軍閥勢力鎮壓新文化運動的林紓的言行相較，更能看出陳劉相關的意義。如果放開視界來看，新文化運動與辛亥革命運動“在人物譜繫上有一種承接的淵源”，任職於北大的部分新文化倡導者和一些對此持不同態度的文科教授，同為當年辛亥時期的革命黨人，陳獨秀與劉師培僅是其中的兩個代表而已。“這兩批贊成和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原辛亥革命黨人之間，在進入北大前，不少有師生、師友或共事革命的同志關係，交誼並不尋常。甚至可以說，如果不用太對立立場看待他們，在北洋軍閥政府牢籠下的北京大學，能在蔡元培主持下，校政教務有大興革，來自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以及來自維護傳統的文化保守派的支持，相信也是原因。其關鍵當然是同樣有辛亥革命黨人的背景。”
總之，劉師培在新文化運動中的言行尤其是出任《國故》總編輯的舉動，不可簡單歸結為“倒退復古”、與新思潮相對抗，甚而認作為其“反動”本質不改的表現。他不過是秉其一貫的文化觀念行事，但在當時的特殊語境下，客觀上站到了新文化的對立面。若超越這一特殊語境來看，其中的是非功過，還有待進一步研討。（註：有學者認為，像劉師培這樣的“國粹學派”中人“是否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其實還大可商榷”，參見羅志田：《自序》，《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社會與學術》，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頁。若依此思路，尚有許多與此相關的問題需重新思考。）
1919年11月20日，劉師培因病去世，享年36歲。12月3日，在妙光閣出殯、出祭，“喪事由陳獨秀先生主持”，中國文學系諸同學參與“共同料理喪事，將劉先生遺著檢齊，送交北大圖書館保存”。翌年3月，也是由陳獨秀派劉師培之弟子劉文典等人送靈柩回其故鄉揚州安葬。
劉師培在北大前後不足三年，但留下的精神遺產是很豐厚的；一方面他以國學大師之身為北大貢獻了多方面的學術成就（註：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為紀念百年校慶而出版的《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中，“文學卷”、“史學卷”、“哲學卷”皆收有劉師培的文章，其貢獻於此可見一斑。），尤其是以文學史教學與研究的實績垂範於世，令後學至今受益；另一方面他為時代大潮裹挾，在新文化運動中充當了一個向來令人非議的角色，但其中的是是非非還遠未窮盡，今天仍有再討論的必要，而且討論這樣的話題，對於思考政治與文化的關係，重新界定代近中國史上的“激進”與“保守”，是極為有益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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