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唐代佛教
- 作者：(美國)斯坦利．威斯坦因(Weinstein)
- 譯者：張煜
- ISBN：9787532555703
- 定價：40.00元
-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0年8月1日
- 開本：16
定義,大體情況,唐代譯經,譯師,譯籍,佛典,宗派,天台宗,三論宗,慈恩宗,律宗,賢首宗,密宗,禪宗,民眾影響,思想衝突,藝術影響,國外影響,佛教傳入,兩漢之際,兩晉南北朝時期,隋唐時期,五代宋以後,內容簡介,圖書目錄,
定義
大體情況
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佛像、佛經等，使漢地佛教深入藏地。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從印度求法回來，朝廷為他組織了大規模的譯場，他以深厚的學養，作精確的譯傳，給予當時佛教界以極大的影響，因而在已有的天台、三論兩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繼成立。稍後，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懷義等偽造《大雲經》，她將奪取政權說成符合彌勒的授記，隨後在全國各州建造了大雲寺，又造了白司馬坂的大銅佛像，並封沙門法朗等為縣公，又授懷義為行軍總管等，這使佛教和政治的關係益加密切。此時新譯《華嚴》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賢首宗也跟著建立。其後，玄宗時（712—756），雖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無畏、金剛智等傳入密教，有助於鞏固統治政權，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當時佛教發展達於極盛，寺院之數比較唐初幾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亂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殘，聲勢驟減。禪家的南宗由於神會的努力，漸在北方取得地位。神會又幫助政府徵收度僧稅錢，以為軍費的補助，南宗傳播更多便利，遂成為別開生面的禪宗。但是當時國家歷經內戰，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壞，擴充莊園，驅使奴役，並和貴族勢力相勾結，避免賦稅，另外還放高利貸設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這樣在經濟上便和國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從敬宗、文宗以來，政府漸有毀滅佛教的意圖，到武宗時（841—846）就終於實現了。從會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毀寺宇，勒令僧尼還俗。綜計當時拆毀大寺四千六百餘所，小寺四萬餘，僧尼還俗二十六萬餘人，解放奴役十五萬人，收回民田數千萬頃。這對以後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當時佛教典籍的湮滅散失情況也極嚴重，特別是《華嚴》、《法華經》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時散失，以致影響到天台、賢首等宗派日趨衰落。
唐代譯經
譯師
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主持，其成績是很可觀的。這從太宗貞觀三年（629）開始，組織譯場，歷朝相沿，直到憲宗元和六年（811）才終止。前後譯師二十六人，即波羅頗迦羅蜜多羅（翻譯年代629—633，以下各人皆附註翻譯年代）、玄奘（645—663）、智通（647—653）、伽梵達摩（約650—655）、阿地瞿多（652—654）、那提（655—663）、地婆訶羅（676—688）、佛陀波利（676）、杜行顗（679）、提雲般若（689—691）、彌陀山（690—704）、慧智（693）、寶思惟（693—706）、菩提流志（693—713）、實叉難陀（698—704）、李無諂（700）、義淨（700—711）、智嚴（707—721）、善無畏（716—735）、金剛智（720—741）、達摩戰濕羅（730—743）、阿質達霰（732）、不空（743—774）、般若（781—811）、勿提提犀魚（約785—？）、屍羅達摩（約785—？）。在這些譯師里有好幾個中國僧徒、居士。
譯籍
而且在譯籍的數量和質量方面，也超過前人。象其中玄奘、義淨、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譯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義淨譯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當時政變而散失的，不計入），不空譯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其中有些是屬於編撰性質的）。他們各有所長。義淨著重律典，不空專於密教，玄奘則瑜伽、般若、大小毗曇，面面俱到。此外，各譯師翻出的經典也多有特色，可說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基本上已介紹過來了。在李唐一代譯出的佛典，總數達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說是空前的（唐代譯師除上述見於經錄的各家而外，還有些從現存零星譯本和日本學僧“請來錄”記載上見到的譯人(如戒賢、菩提仙、達摩棲那、寶雲、滿月、智慧輪、達摩伽那、法成等）。
佛典
將歷代翻譯的佛典編成“一切經”，作為寺院的藏書來繕寫，這在隋代，就已編定了《仁壽眾經目錄》（彥琮等依《法經目錄》重編）。唐初，在這一基礎上增訂而成的目錄有好幾種。先有貞觀初年的德業、延興二寺《寫紀目錄》（玄琬編，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較《仁壽錄》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顯慶三年（658）所編西明寺大藏經的《入藏錄》（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龍朔三年（663）所編《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錄》（靜泰編，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帶有經錄性質的，有麟德元年編成的《大唐內典錄》（十卷，道宣編）、《古今譯經圖記》（四卷，靖邁撰），武周天冊萬歲元年（695）編成的《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十五卷，明佺等撰），開元十八年（730）編成的《續大唐內典錄》（一卷，智升撰）、《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同上）、《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同上）、《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同上），貞元十年（794）編成的《貞元續開元釋教錄》（三卷，圓照撰），貞元十六年（800）編成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三十卷，同上）。在這些目錄里，《開元錄》一種實際發生的影響最大。它的入藏目錄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為後來一切寫經、刻經的準據。同時有華嚴寺沙門玄逸對於入藏各經的卷次、其目詳加校定，撰成《開元釋教廣役歷章》（三十卷，今殘缺不全），這就更增加了《開元錄》的準確性。
宗派
天台宗
中國佛教中的宗派，最先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於智顗圓寂後即由其弟子灌頂（561—632）繼續弘傳。入唐，有法華寺智威（？—681）、天宮寺慧威（634—713）、左溪玄朗（673—751）相次傳承。在這幾代里，因新興慈恩、賢首各宗勢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荊溪湛然（711—782），一宗始有中興之象。湛然初為儒生，二十餘歲時從學玄朗，修習止觀。天寶末（755頃）與大曆初（766頃），曾一再辭謝徵辟，專事授徒著述，宏揚自宗。
但其立說，隨著時代思想的開展，也漸改舊觀。後傳行滿，再傳廣修（？—843），值會昌毀佛，聲勢驟衰。湛然別傳弟子道邃，以天台學傳給日本最澄，最澄回國後遂在日本開創了天台宗。邃門人宗穎、宗諝，視《法華經》與《大日經》同等，亦與日本台密以相當的影響。
三論宗
另外，還有隋代已具雛形的三論宗，其祖師吉藏（549—623）晚年在長安，曾受到唐高祖的優禮，被聘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於實際、定水諸寺，得以盛弘役說。吉藏諸門人中最傑出的為慧遠，住在蘭田悟真寺，時來長安講說，能傳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烏凱、智凱、智命、碩法師、慧灌等。烏凱（？—646）在越州嘉祥寺開講三論。碩法師著《中論疏》。慧灌為高麗學僧，後去日本開三論宗。役與吉藏同門而活動於唐初的還有慧均，著《四論玄義》，今存殘卷。稍後，貞觀年中有元康（或說是碩法師弟子），住安國寺，著《三論疏》，又為《肇論》作注，為日本此宗第三傳道慈之師。唐代此宗後因不敵慈恩、天台諸宗的盛勢，而逐漸不振。其修習禪法的，則因禪宗勃興，也就多與合流，無所區別了。
唐代佛教在發展過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這是一方面因為佛教的傳播日廣，要適應各階層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種教理和修持的體系。一方面也因為寺院的經濟基礎，日益龐大，佛教徒採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強組織，以維持其既得的利益。
慈恩宗
最先，有慈恩宗，這是由玄奘（600—664）和其門徒們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過的慈恩寺名宗。他們統一了過去攝論師、地論師、涅盤師等種種分歧的說法，特別是在修持依據和方法的議論上，都用新譯的資料作了糾正。他們宗奉印度大乘教中從無著、世親相承而下直到護法、戒賢、親光的瑜伽一系之說，即以《瑜伽師地論》及其附屬論書（所謂十種支論）為典據，主張眾生種姓各別，改變了過去說“皆有佛性”的見解。又用“唯識所現”來解釋世界，即從“唯識無境、境無識亦無”的次第來作契會實相的觀行。玄奘自己的主張只配合著他的翻譯隨時對他門徒們講說，並沒有專篇著作。他門下人物很多，最傑出的是窺基（632—682），對於新譯的經論作了將近百部的注，特別在《成唯識論》、《因明入正理論》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極其詳盡的解釋，大大發揚了玄奘譯傳的新說。接著有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相繼闡揚，遂使此宗達於極盛。但因理論過於繁細，難能通俗，終究歸於衰落。玄奘門下還有一些新羅的學人，象圓測（613—696）、道證、太賢、慧景、道倫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傳承之內。又在玄奘譯傳瑜伽系學說的同時，也對說一切有部的毗曇作了有系統的翻譯介紹。特別是《俱舍》一論，以前曾經真諦翻譯講習而有了專門學系，所謂俱舍師，這時又有玄奘重翻本論，並介紹了《順正理論》之說，而豐富了《俱舍》研究的內容。在玄奘門下普光、法寶等都專事講求，相承不絕，這就使俱舍師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唐末。
律宗
其次，律宗。從南北朝以來，由於國家對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漸嚴密，教內也需要統一實行戒律的作法來加強自己的組織。這就有了一群講求律學的律師。其中道宣（596—667）繼承北朝慧光（468—537）到智首（567—635）的系統，專事《四分律》的宏揚。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鈔》等大部著作，在理論上吸收了玄奘譯傳的新義，較舊說為長。因為道宣後來居住在終南山豐德寺，所以一般稱呼他一系傳承的律學宗派為南山宗。同時還有法礪（569—635）的相部宗、懷素（625—689）的東塔宗，對於《四分律》的運用和解釋，各有不同的見解，也各成一派。他們的聲勢雖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經過了較長時期，彼此存著分歧，不得統一。大曆十三年（778），由國家發動來調和異議，也未見效，不過最後還是南山暢行，余宗逐漸衰落了。另外，義淨（635—713）一家也銳意講求律學。他曾費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歷三十餘國，留心關於實行戒律的各種作法，寫成記錄，從南海地方寄回國內，即矨E《南海寄歸傳》。他回國之後，又大量翻譯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廣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動地將印度有部制度褹E植過來。但這一制度在中國基礎薄弱，顯然和習慣相違，只徒有理想，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而已。
賢首宗
密宗
純粹用陀羅尼（咒語）來作佛教的修習方便，這在當時的印度還是比較新鮮的事，但因中印間交通發達，很快地就傳播過來了。相繼來唐的善無畏（637—735）、金剛智（671—741），本來修學地點不同，分別傳承胎藏界和金剛界的法門，及到達中國之後，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組織。接著經過一行（683—727）、不空（705—774）的闡述，更充實了內容，乃於一般的佛教而外，創立密教（從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帶著神秘色彩，為統治階級所特別愛好。當時幾代帝王都對不空十分優禮，並以官爵相籠絡，這樣形成了王公貴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風氣。其影響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學僧來華傳習，歸國開宗。但不空以後，經惠果、義操、義真等數傳，宗勢就逐漸衰頹。到了唐末，雖還有柳本尊那樣的人遠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從前代繼承下來的天台宗、三論宗，都只流行於宮廷或上層知識分子之間，其向民眾傳播並帶著更濃厚的宗教色彩的，則另有淨土宗。這是從彌陀信仰進一步的開展，立宗的端緒可上溯到北魏時代的曇鸞（477—543）。曇鸞在并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淨土念佛法門。唐初道綽（562—645）在寺中見到記載曇鸞事跡的碑文，得到啟發而歸心，繼續提倡。他的弟子善導（613—681）來長安傳教，使淨土信仰得到很大發展。善導還著了《觀經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據，這樣淨土宗就形成了。其後懷感、少康（？—805）等，相承不絕。唐代宣傳淨土教的人，另外還有慧日（慈愍，680—740）。他從印度遊歷回來，宣傳在健馱羅國得著淨土法門的傳授，由此別成一系，但實際和善導所提倡的相差無幾。此外如迦才、承遠（712—802）、法照（？—821？）等，也都致力於淨土的宏傳，遂使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禪宗
最後還有禪宗。北魏時菩提達摩在北方傳授禪法，以《楞伽經》（劉宋譯四卷本）為印證，就有了楞伽師一派。唐初，黃梅雙峰山有道信禪師（580—651），他和三論宗的人有些淵源，故在楞伽禪法而外，還參用般若法門，但後人仍視為繼承達摩的嫡系。同時從三論師昊法師出家的法融（594—667）從事靜坐，據傳說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為一系牛頭禪（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頭山而得名），傳承了幾代。但道信直傳的弟子是弘忍（601—674），移住東山，傳法四十餘年，門人多至千數，尊其所說為東山法門。他的門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706）、智詵（611—702）、老安（582—709）、法如、慧能（638—713）等十餘人。慧能後還嶺南，提倡頓悟法門，又結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剛經》，不專主坐禪，這樣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規、信奉《楞伽》、主張漸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漸成為南北兩宗的對立。慧能門下懷讓（677—744）、行思（？—740）等都在南方地帶活動。開元以後，由神會（668—780）在河南進行宣傳，並力爭正統，指摘神秀和其門下普寂（651—739）都未得弘忍傳衣，不是正系。這樣造成慧能為達摩以來的直接繼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禪的勢力大增。但神會的一系（後來形成菏澤宗）並不太盛，而擴大傳播的還是南嶽（懷讓）、青原（行思）兩家。南嶽下傳承的有馬祖道一（709—788），再傳百丈懷海（720—814）、南泉普願（748—835）。百丈傳溈山靈祐（771—853）、黃檗希運（？—855）等。南泉傳趙州從諗（778—897）等。青原下傳承有石頭希遷（700—790），再傳藥山惟儼（745—828）、天皇道悟（748—807）。天皇傳龍潭崇信，再傳德山宣鑒（780—865）。會昌以後，更從這些傳承形成支派。象溈山傳仰山慧寂（807—883），後成為溈仰宗。又籄E檗傳臨濟義玄（？—867），後成臨濟宗。再後曹洞宗、雲門宗成立於唐末，法眼宗繼起於五代，合為五宗。又從百丈起，制定清規，使禪院從普通律寺（即依照聲聞戒律規定組成的寺院）分離而獨立，這就更便於集合多數學人共住習禪。它簡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無佛殿等，也更適合當時南方經濟文化新開闢地區的情況，而易於推進佛教的發展。
禪宗從慧能以後，本來轉向平民，不重視文字的研習記誦，但是數傳之後，學人兼重知見，依舊不能放棄文字的修養，因而它的影響所及，還只是以知識分子為主。不過比較起一般講義學的宗派來，禪宗總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禪師（540—594）創立的三階教，在一度被禁後，因其門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 等的外護，仍隱然保全實力,延續到唐代，又在長安恢復了相當的盛況。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為實際寺）、慧日、光明、慈門、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為其中樞，無盡藏院就設立於此。到了武后證聖元年（695），才明令判為異端，將該教的典籍歸之偽雜符錄一類。聖歷二年（699），又令限制學三階教的只能乞食、長齋、絕谷、持戒、坐禪，此外所行都視為違法。
後至開元元年（713），廢止無盡藏院，斷絕了三階教的經濟來源。開元十三年（725）更對三階教徒作了比較徹底的處分，原來有些寺院裡的三階教徒別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與眾雜居，並還銷毀了三階教所有《集錄》四十餘卷（依《開元錄》所蒐集，凡有三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許再行誘化。儘管如此，三階教的潛勢力依然存在。如貞元年間編纂《貞元釋教目錄》的圓照，即對三階教有好感。他曾編輯《信行禪師塔碑表集》五卷（著錄於《續開元釋教錄》卷末）。
在《貞元釋教錄》內還收載由化度寺僧善才請準入藏的三階《集錄》四十四卷（五帙）的目錄。附載牒文並說到當時長安城內五十五寺各有三階禪院，住持相續二百餘年，僧尼二眾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後終歸衰落，大約在唐末就絕跡了。
民眾影響
唐代佛教除了通過上述各宗派的教義宣傳對於民眾發生作用而外，還有直接和民眾生活聯繫以傳教的種種活動。如歲時節日在寺院裡舉行的俗講，用通俗的言詞或結合著故事等來作宣傳，這些資料大都寫成講經文或變文（所講的經有《華嚴》、《法華》、《維摩》、《涅盤》等）。又有化俗法師遊行村落，向民眾說教。有時也由寺院發起組織社邑，定期齋會誦經，而使社僧為大眾說法。至於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長安慈恩、興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節日開放以供民眾遊覽，或更約集廟會，這都間接有傳教之效。當時民間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對象有彌勒、彌陀、觀音、文殊等佛、菩薩。特別是因為《華嚴經》中說及文殊常住在清涼山，別號清涼的五台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場，而成為佛教信仰的一個中心地點，後來又經密教信徒的併力經營，寺院建築愈加發達。
思想衝突
入唐以來的佛教由於急速的發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時有高下優劣之爭，並在思想上也加劇了衝突。在道教方面，唐初有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進言，抨擊佛教，慫恿實行佛教的沙汰。沙門法琳和其弟子李師政分別作了《破邪論》和《內德論》，反駁傅奕。接著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回響傅奕，貶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辯正論》，予以反擊。這樣兩教的激烈衝突，結果是法琳受到發配益州的處分。其後，在朝廷的內殿里時常舉行佛道的對論，其論題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說菩提的同異，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經》的真偽。後來武宗的破佛，雖由於國家與寺院經濟上矛盾發展至於不能調和而發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趙歸真的進言為契機，而結合到佛道之爭的。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來與佛教的爭論較少。從隋代吉藏以來，佛教徒一貫以人天教看待儒家。象吉藏在所著《三論玄義》里的判釋，即說儒道都是外道，還比不上佛教的聲聞乘。唐代宗密著《原人論》，也採取同樣的見解，但儒者對於這些議論未見有何種反感。大概他們以為儒佛原是以世間道和出世間道來區分的，高下的看法倒不必拘泥。直到了中唐，韓愈才奮起對佛教竭力攻擊。他寫了《原道》一文，說佛教是教人無為而徒食，是無益於國家的。又說佛教外來，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違。他主張驅使僧尼還俗，焚毀佛經，改寺院為民舍。他又上表論佛骨，以為是枯骨穢余，應付之水火，永絕迷信的根本。這樣直率的闢佛議論，曾給後世以很大影響。不過佛教的重要思想依然浸潤於一般思想界。特別是經過天台、賢首兩家組織過而帶著調和中國原有人性說的理論，很容易為儒者所接受。
如梁肅服膺天台宗的湛然，寫了《天台止觀統例》一文（786年寫成），就是將佛教的修止觀看成和中國舊說窮理盡性一樣，而以止觀法門之所為乃在恢復實際即所謂人性之本。這樣提出了復性之說。其後韓愈的門人李翱更結合禪家的無念法門和天台家的中通觀，寫成《復性書》，即隱隱含著溝通儒佛兩家思想之意。
藝術影響
如在唐代東都洛陽附近的龍門石窟，北魏時代就經營造像，有了相當的規模。唐代從高宗到武后時約五十年間（650—704），又在那裡大加營造。雕造奉先寺大佛（連脅侍菩薩、羅漢、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稱九龕洞），並於西山遍築佛窟，且續開東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嚴，表情溫雅，衣褶簡潔，菩薩像裝飾華麗細緻，允稱傑作。唐代造像在龍門而外，還于山西太原天龍山、甘肅天水麥積山、敦煌莫高窟、山東歷城千佛崖、四川廣元千佛崖等處開鑿石窟，雕塑佛像。
其中敦煌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於隨著變文的發達，創出多種多樣的經變畫圖，常常在全幅中綜合表現整部經文的重要內容。有時帶連續性，展開畫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經過。這在壁畫中別具風格。現今猶存於敦煌石窟的，即有彌陀淨土變、藥師淨土變、彌勒淨土變、《維摩》、《法華》、《報恩》、《天請問》、《華嚴》、《密嚴》等經變。至於唐代佛教的建築，殿堂遺構在五台山有南禪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則始創八角形的結構，如玄宗時（745）在嵩山會善寺所建的淨藏禪師墓塔等。另外經幢的製作極多。由於新譯《尊勝陀羅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羅尼的尤到處可見。其形式常為八面，後更發展有數層，還雕刻了佛像等。
國外影響
當時新羅和日本的學僧很多來中國得到各宗大師的傳承，歸國開宗，中國高僧也有去日本傳教的，如此相承不絕。新羅在唐初有義湘學法於智儼，太賢、道倫受學於玄奘之門，後來還有惠日從惠果傳胎藏密法，法朗得法於禪師道信，其弟子信行又受北宗禪於志空（普寂門人），道義受南宗禪於智藏（道一門人）。他們分別在國內傳賢首、慈恩、密宗、禪宗之學，禪宗還蔚成禪門九山，極一時之盛。日本學僧入唐求學之風尤盛。唐初，道昭、智達、智通來從玄奘受學，其後又有智鳳、玄昉來從智周受學，歸國後分為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又先有道璇赴日講《華嚴》等經，繼而新羅審詳從賢首學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華嚴宗。又日僧道光先入唐學南山律，後鑒真律師赴日傳戒，成立了律宗。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時代（710—774），連同先前傳入日本的三論宗、成實宗，又附隨法相學傳入的俱舍宗，並稱為奈良六宗。其後日都由奈良遷去平安，而入平安時代，又有最澄入唐從天台宗道邃、行滿受學，歸國創天台宗。又空海入唐從惠果受兩部秘法，歸創真言宗，於是日本的佛教便備具規模了。
佛教傳入
兩漢之際
佛教的傳入和發展大約在兩漢之際，佛教開始傳入漢地（約在公元紀元前後）。據文獻記載，佛像可能與此同時傳入。但在中國西部的新疆地區（古代稱之為西域），佛教和佛教藝術的傳人則更要早一些。印度的佛教藝術，經過中國的藝術家和民間工匠的吸收、融合和再創造，形成了更具中國特點的佛教藝術，從而更容易在中國社會流傳和發展。 形形式式的佛像，主要是作為佛教徒供奉和禮拜的對象，因此佛像藝術的發展和流行，基本上是伴隨著中國佛教的興衰而興衰，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是顯而易見的。 漢魏之際，佛教雖已傳入中原，可在史料中，關於佛像的記載卻極為鮮見。在出土的佛教文物中，有四川樂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內發現的陶製佛像，這些據考證都是漢代的作品。但是這時的佛教文物遺留下來的為數極少。東漢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個規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據說可容三千餘人，其中還安置了身穿錦彩衣物、銅質塗金的佛像，這是中國的造像立寺首次見於正史記載。
兩晉南北朝時期
中國佛教藝術的飛躍發展，是在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社會大動盪的時代。來自印度的佛教思想在中國迅速發展，與中國傳統文化有了更大的交流。這種交流不僅對中國思想史的發展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中國美術和雕塑藝術的發展也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在繪畫方面，顧愷之、陸探微和張僧繇等畫家，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傳統的漢畫的技藝和風格，一方面又受到了來自印度、西域的佛教繪畫表現手法的影響，在繪畫理論和表現手段方面，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這一時期的繪畫、雕塑等藝術作品中出現的人物形相，大多面目清瘦、褒衣博帶，神采飄逸，這基本上是南朝士大夫生活理想和審美情趣的真實寫照。由此而形成的“秀骨清相”的風格，成了具有明顯時代特徵的南朝畫風的代表． 兩晉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造像藝術。也有了極大的發展。以東晉戴逵為代表的佛像雕塑家的出現，標誌著中國佛教藝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水平、戴逵的創作態度認真，據說有一次他為了製作一尊佛像，曾潛藏在帳中，傾聽眾人的褒貶議論，然後加以詳細研究，積思三年，才得以完成。因此他所作的佛像，使“道俗瞻仰，忽若親遇”。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像，包括塑像和畫像，已經不再是單純地模仿西方傳來的佛像圖樣，而是融合了中國的民族風格，開始走上了獨立的發展道路。 遺憾的是這一時期佛教寺院的各種塑像以及畫像，大多都已蕩然無存，我們只能從傳世或出土的一些金銅佛像以及當時開鑿的一些石窟寺中，來了解和研究當時佛教造像的一些情況。 現存最早有明確紀年的金銅佛像，是後趙建武四年（338）造的釋迦佛銅像。此像現藏美國舊金山市博物館。像通高 39.4厘米，身著通肩大衣，衣紋以身體胸部為中心，向左右對稱雕出作平行下垂狀、兩手在腹前作禪定印，肉髻較大，臉部輪廓清楚。佛座為四足方座，這是大多數早期金銅佛像所採取的形式。整個佛像身體略向前傾，衣紋形式化，左右對稱，略顯呆滯，帶有早期還不成熟的佛像製作風格。 南朝佛像，傳世遺物較少。但從僅有的一些造像來看，其風格有著明顯的特點。例如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所造的佛坐像，其衣紋、手印、背飾等基本上還保留著較早的傳統手法，但其面部表情則安詳柔和，與其他一些顯得強有力而充滿感情色彩的佛像相比，尤為幽雅靜溫，具有更多的中國傳統色彩。 北魏時期，是中國佛教造像藝術發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由於政府的保護和提倡，佛教有了迅速的發展，佛教藝術的發展也是蒸蒸日上。這一時期留傳下來的金銅佛像數量很多，此外，聞名於世的大同雲岡、洛陽龍門兩大石窟，都是這時由國家主持開鑿的，所以規模巨大。空前絕後，顯示了非同凡響的宏偉氣勢、大同作為當時北方的政治、經濟中心，在佛教藝術發展過程中，還形成了被稱為“平城模式”的藝術風格（大同古稱平城），對當時中原地區佛教藝術的發展起著指導性的作用。 雲岡石窟第二十窟的大佛像，歷來被視作雲岡石窟的代表、由於這一洞窟的頂部和前壁已揭，佛像成為露天，使我們能更清楚地瞻仰這一大佛的雄姿。佛像高13.7米，面部豐滿，高肉髻，鼻樑挺直，嘴部輪廓清楚，嘴角處略帶微笑、眉眼修長，眼睛瞳孔部鑲著黑釉陶器，看來炯炯有神。雙耳垂肩頸部肥短，兩肩寬闊厚實、雙手作禪定印，手肘外張，顯示出力量和威嚴。造像整體看上去端莊凝重。身披袈裟，偏袒右肩，衣紋成階梯狀排列，線條簡潔，顯示出一種粗重厚實的質感反映了當時生活於北方寒冷氣候中的少數民族服裝的特點，也具有犍陀羅佛教藝術的某些特點。 北魏孝文帝於太和十八年（494）遷都洛陽，並且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實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些改革措施加速了北方各少數民族與漢民族的融合過程，同時也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因此，標誌著這一時期藝術水平的龍門石窟，具有更加濃厚的中國風味、其中如古陽洞、冥陽洞、蓮華洞等，都顯示了極高的藝術水平。
隋唐時期
隋唐的佛教藝術，有了明顯的轉變，形成了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一個新階段。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教造像，在風格上已擺脫了以前的那種呆滯、平板的表清和神秘氣氛的寵罩。開始出現一種新的，顯得溫和圓潤、生動柔和的風格。人物造型也從南北朝時的清瘦飄逸轉向豐滿端麗。這一時期出現的各種佛、菩薩像，顯得雍容華貴，頗似唐代宮廷貴婦的形象、衣紋皺摺也是線條流暢，富於節奏變化，同時顯出衣物的質地輕薄、緊貼身上，更顯得肉體的豐腴和體態的婀娜多姿。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品有龍門奉先寺的盧舍那佛以及敦煌石窟中唐代壁畫和塑像等等。 五代宋以後的佛教造像，以四川和雲南各處的石窟中保留得較多。這時的像有許多是密宗的造像，反映了這一時期佛教密宗的流傳情況。元代盛行藏傳密教，藏密寺院中，也塑有不少密宗的造像。此外，杭州飛來峰的摩崖石刻造像，也多為佛教造像，可以說是這一時代的代表作。其中又以笑口彌勒（布袋和尚）的像最為著名。它那憨厚質樸、純真無邪的笑容，看來是發自內心深處的笑，吸引著一群群的遊人和朝拜者，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五代宋以後
還出現了許多羅漢像以及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有些完全是根據中國民間傳說創造出來的。這些像的出現，大大豐富了佛教藝術的表現內容。從造像的風格上看，則更加貼近了生活，世俗化的味道也更濃，這樣也更容易為民眾所接受，特別是各種各樣的觀世音菩薩像，大多從唐以前的面部留有蝌蚪形小髭的男相，轉變成風姿綽約、美麗端莊的女性形相，而且更具有世俗的風韻。這時的佛教藝術，無論從表現內容還是藝術風格上來看，都已是地道的中國文化和藝術的產物。
內容簡介
《唐代佛教》一書記述了佛教在其思想發展到了巔峰的唐王朝(618-907)的歷史。唐朝三百年，見證了重要教理學派如法相與華嚴的形成，天台宗的鞏固，密教從印度的傳入，淨土與禪宗作為中國佛教徒最主流的信仰與實踐形式的湧現。
美國耶魯大學威斯坦因(Weinstein)教授廣泛利用各種世俗與佛教文獻，對佛教的興衰演變進行了編年式的研究。佛教界與唐王朝不斷變化的關係是《唐代佛教》關注的焦點。具體討論的議題包括為了裁抑佛寺權力所進行的各種嘗試，對教界的行政管理，利用佛教來獲得實際的政治利益，以及武宗的滅佛與唐末帝王對佛教的復興。
圖書目錄
杜希德與二十世紀歐美漢學的“典範大轉移”——《劍橋中華文史叢刊》中文版緣起說明
前言
第一部分：唐代前半期的佛教(618—762)
導言
高祖統治時期(618—626)
太宗統治時期(626—649)
高宗統治時期(649—683)
武后篡位時期(684—705)
中宗統治時期(705—710)
睿宗統治時期(710—712)
玄宗統治時期(712—756)
肅宗統治時期(756—762)
安祿山叛亂對佛教之影響
淨土宗的發展
第二部分：唐代後半期的佛教(762—907)
代宗統治時期(762—779)
德宗統治時期(779—805)
順宗(805)與憲宗(805—820)統治時期
穆宗(820—824)與敬宗(824—826)統治時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