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西明寺
- 建立朝代：隋朝
- 建築主人：楊素
- 面積：12.2公頃
- 位置：長安
- 規模：屬於記載中規模最大的寺院
長安名寺,大唐名剎,高僧譯經,藏經豐富,考古發掘,南嶽西明寺,
長安名寺
大唐名剎
西明寺是唐代長安的主要寺院之一，也是唐代御造經藏的國家寺院，位於延康坊西南隅右街（在今西安市白廟村一帶），與同在右街的大莊嚴寺及位於左街的慈恩寺、薦福寺齊名。西明寺隋時原為楊素宅第。據唐韋述《兩京新記》卷三云：“次南曰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注)本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宅，大業中，素子玄感誅後沒官；武德初，為萬春公主宅；貞觀中，賜濮恭王泰。泰死後，官市立寺。”《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延康坊西明寺》載，西明寺“本隋尚書令、越國公楊素宅。大業中，素子玄感謀反，誅後沒官。武德中為萬春公主宅。貞觀中以賜魏王泰，泰薨後，官市之。顯慶元年，高宗為孝敬太子病癒立寺。大中六年，改為福壽寺。”[5]然據《唐會要》卷四十八《西明寺》載，西明寺“本隋越國公楊素宅，……貞觀中賜濮王泰，泰死，乃立為寺。”考《長安志·唐京城四》雲:“次南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顯慶元年高宗為孝敬太子病癒所立，大中六年改為福壽寺。……泰薨後，官市之立寺”。《兩京新記》亦云，延康坊“西南隅西明寺。貞觀中賜濮恭王泰，泰死後，官市立寺。”據《唐會要》及《長安志》，永徽三年魏王泰死後不久，政府遂收買其宅並立為寺。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載：“顯慶三年（658）正月，駕至東都還西京。法師亦隨還。秋七月，再有敕法師徙居西明寺。寺於元年（656）秋八月戊子十九日造。先有敕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為皇太子分造觀、寺各一，命法師案行其處。’還奏地窄，不容兩所。於是總用營寺，其觀改就普寧坊，仍先造寺。其年夏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右通衢，腹背廛落，青槐列其外，淥水亘其間，亹亹耿耿，都邑仁祠，此為最也。而廊殿樓台，飛驚接漢，金鋪藻棟，眩目暉霞，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又據《法苑珠林·傳記篇》雲:“詔為皇太子西京造西明寺，……寺別用錢各過二十萬貫，寺宇堂殿尊像播花妙極天仙，巧窮鬼神。”西明寺的修建受到唐高宗和武則天的高度重視，下制書多道，後由道宣集成《高宗置京師西明寺制令集》二卷，今存目錄於圓照所編《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卷中。
西明寺是仿天竺祗園精舍建築的唐代名剎，氣象萬千，蔚為大觀。蘇頲《唐長安西明寺塔碑》寫道：“赫矣帝唐，發於天光，鴻勛鋪億載，盛業冠三代，欽明濬哲，以至高宗天皇紹元命而導要道也。時孝敬皇帝儲副承祧，晦明示疾，一物三善，稟人君之量，喜而又懼，聞王子之言，以大威力，作宏誓願，憑有為之基，獲無妄之吉；粵顯慶元年仲秋癸酉，詔於京兆延康里置西明寺以報之。先是，三藏法師玄奘惟應真乎乃成果者，首命視延袤，財廣輪，往以繩度，還而墨順。次命少監吳興沈謙之，傾水衡之藏，徹河宗之府，制而縮版，參與懸榘，鉤北阜之舄，伐南山之枚，初歷落以星峙，忽穹崇以雲曼，攢拱岌嶪，騫甍宛轉，揆陰陽之中，居子午之直，叢倚觀閣，層立殿堂，虬鳳夭矯而相承，鬼神睢盱而欲起，罔不珠綴?窱，旋題照燭，琉璃洞徹，菡萏紛敷，白日為之隱蔽，丹霓為之舒捲者，凡十有二所，每動微風，滴細霤，窅然其來若和，鎗然其去有音，悉豐麗博敞，崢嶸曭朗，奕奕焉，耽耽焉，中國之莊嚴未有，《大荒》之神異所絕。”
西明寺落成之日，唐高宗親自參加了典禮。蘇頲《唐長安西明寺塔碑》云：“遂賜田園百頃，淨人百房，車五十兩，絹布二千匹，征海內大德高僧，有毗羅、靜念、滿顥、廣說、鵬耆、辯子、鶖子、知會凡五十人，廣京師行業童子，有空靜聞、善思喜法、須迦分施、撰擇不染者，凡一百五十人，導天衢，指天寺，上御安福觀以遣之，有則有容，昂昂禺禺，駢象馬，錯人龍，幡幢之陰，周四十里，伎樂之響，震三千界。”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四《上以西明寺成召僧道士人內論義事一條》第二亦云：“顯慶二年六月十二日，西明寺成，道俗雲合，幢蓋嚴華，明晨良日，將欲入寺，簫鼓振地，香華亂空。自北城之達南寺，十餘里中，街衢闐。至十三日清旦，帝御安福門上。郡公僚佐，備列於下。內出繡像長旛，高廣驚於視聽，從於大街，沿路南往，並皆御覽，事訖方還。”先期詮試的童子150人，也在這一天“於寺建齋度僧。命法師看度”，由玄奘法師親自主持剃度。據蘇頲、道宣所說，西明寺的落成典禮可謂盛極一時。隨後武則天后布施青泥珠，章懷太子李賢鑄造萬斤銅鐘。據《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敕贈隆闡大法師碑銘序》載，高宗時懷惲曾“奉敕於西明寺剃落”。會昌滅佛，西明寺因其國家寺院的性質得以倖免。會昌五年(845年)七月，武宗下令廢寺，長安“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唐宣宗即位後，西明寺一度更名為福壽寺。
西明寺建築裝潢精美。唐彥謙《西明寺威公盆池新稻》云：“蓮盆積潤分畦小，藻井垂陰擢秀稀。”元稹《西明寺牡丹》：“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風炫轉紫雲英。”詩中說到西明寺建築中的藻井和琉璃瓦當。當時寺中擁有的碑文、壁畫、題榜、法書都是上乘的藝術珍品。如“寺額則為玄宗朝南薰殿學士劉子皋所書，入西門南壁，楊廷光畫神兩鋪，東廊東面第一間傳法者圖贊，褚遂良書，第三間利防等，第四間曇柯迦羅，並歐陽通書。”又有柳公權書《金剛經碑》，敦煌遺書中P4503為此碑的拓本。溫庭鈞《題西明寺僧院》說：“為尋名畫來過寺，因訪閒人得看棋。新雁參差雲碧處，寒鴉遼亂葉紅時。自知終有張華識，不向滄州理釣絲。”詩中“滄州”用杜甫《題玄武禪師屋壁》“滿壁畫滄州”句意。寺中的牡丹也負有盛名，除上文提到元稹有《西明寺牡丹》外，白居易亦有《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重題西明寺牡丹時元九在江陵》。
《太平廣記》卷一百八十宋濟條引盧言《盧氏雜說》：“唐德宗微行，一日夏中至西明寺。時宋濟在僧院過夏。上忽入濟院，方在窗下，犢鼻葛巾抄書。上曰：‘茶請一碗。’濟曰：‘鼎水中煎，此有茶味，請自潑之。’上又問曰：‘作何事業？’兼問姓行。濟云：‘姓宋第五，應進士舉。’又曰：‘所業何？’曰：‘作詩。’又曰：‘聞今上好作詩。何如？’宋濟云：‘聖意不測……’語未竟。忽從輦遞到。曰‘官家、官家’。濟惶懼待罪。上曰：‘宋五大坦率。’後禮部放榜，上命內臣看有濟名。使回奏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可見其時應試舉子也游於此。
高僧譯經
唐時的長安是當時東方的文化中心，可以說幾乎每一位唐代高僧都和長安有過因緣，而西明寺則不僅是長安的佛教文化中心，而且也是整個東亞地區的佛教文化中心之一，有房舍四千多間，日常還承擔著皇室的禮儀禱告活動，寺中高僧輩出。其時以“英博入寺”的有懷惲、玄奘、道宣、道世、慧琳、圓測、良秀、乘恩、林復、自覺、順貞等。其中有唐一代高僧，唯識宗創始人之一玄奘（602-664）是西明寺首任上座，本姓陳，名褘。貞觀初赴天竺遊學取經，貞觀十九年回國後譯出佛經經、論七十五部，世稱新譯，與鳩摩羅什、真諦並為我國佛教三大翻譯家。道宣（596-667）是律宗的創始人，本姓錢，丹徒人。十五歲出家，從智首（567-635）研治律學，顯慶四年(659年)十月，玄奘法師攜部分翻經大德及門徒移往玉華宮翻譯《般若經》，道宣繼任上座，並協助玄奘譯經，負責潤文，撰有《四分律刪繁補闕行事鈔》、《廣弘明集》、《續高僧傳》、《集古今佛道論衡》、《大唐內典錄》等。道世(？一683年) 於顯慶三年以五十大德的身分入住西明寺，撰有《法苑珠林》等。慧琳(737～820)，姓裴，西域疏勒國(今新疆喀什)人，曾稟受安西學士稱誦書學，內究密藏，外究儒流，而尤精字學，弱冠出家，師不空三藏，在大興善寺為室灑，後在西明寺撰成《一切經音義》。
長安在唐代也是各國佛教徒匯集交流的中樞，四方僧尼風聞長安佛法隆盛，無不慕名而至。有從佛教策源地印度來的高僧，也有從日本、朝鮮來的僧人。長安城中著名佛寺如興善、慈恩、西明、青龍等寺，經常居住著來自印度、日本等國的僧侶。據宗叡《書寫請來法門等目錄》的後記載：“右雜書等，雖非法門，世者所要也。大通鹹通六年，從六月迄於十月，於長安城右街西明寺日本留學生圓載法師院求寫雜法門等目錄具如右也。”唐代留居長安最著名的印度高僧是史稱“開元三大士”的善無畏、金剛智和不空，朝鮮留學僧神昉、圓測、勝莊等人也先後協助玄奘、義淨譯經，其中園測是法相宗西明系的開創者，也是西明寺五十大德之一。在長安的外國僧人中，為數最多的是日本僧侶。其中影響最大的弘法大師空海於貞元二十年(804)抵達長安，居西明寺，歷訪長安諸剎名德，後從青龍寺惠果和尚學密宗。元和元年(806)八月，他乘遣唐舶返國。惠果不但授以密法，且贈與佛經、佛像、佛舍利和密乘法物帶回日本。空海回國後，盛宏密教，朝野尊崇，在高野山建立金剛峰寺，創立了日本密宗。旅居長安的日本學問僧次第回國，不僅漸次形成了日本佛教的各個宗派，而且陸續把唐朝的佛教儀禮、經像、文物和建築式樣輸入日本。日本天平四年(729)在奈良建造的即模仿長安西明寺而建。據日本《本朝高僧傳·道慈傳》：“聖武天皇天平九年（727），帝將新大官寺，下詔覓伽藍制式，時無知者。道慈奏曰：‘臣僧在中華時，見西明寺，私念異日歸國，苟逢盛緣，當丈此為則，寫諸堂之規，襲甚巾笥。今陛下聖問，實臣僧之先抱也。’以圖上進。……歷十四年而成，賜額大安，敕慈主席。”
西明寺是唐代重要的譯經場，佛藏中有許多佛經是在西明寺中譯成的。如S4268《金光明最勝王經音》第一卷、S3712和S3870《金光明最勝王經音》第八卷後皆有“長安三年歲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師義靜奉制於長安西眀寺譯經題記”。長安為唐武后年號。據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載《心經》一本題云：“《佛說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罽賓僧般若於西明寺譯。”又如《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卷十三載長安年間有《金光明最勝王經》、《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曼殊室利菩薩咒藏中一字咒王經》、《掌中論》、《取因假設論》、《六門教授習定論》、《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迎》、《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揭磨》等經律在西明寺譯出，卷十四載開元五年於西明寺菩提院譯有《虛空藏菩薩能滿諸願最勝心陀羅尼求聞持法經》一卷。據唐憲宗《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序》稱：“於是罽賓沙門般若受旨宣揚，光宅寺沙門利言為之翻譯，時大德則有資聖寺道液、醴泉寺超悟、慈恩寺應真、莊嚴寺圓照、光宅寺道岸、西明寺圓照、章敬寺辯空、西明寺良秀等，法門領袖、人中龍象，證明正義，輝潤玄文，知釋迦之寶城，識眾尊之滿字，以貞元四年歲次戊辰十一月二十八日，於西明寺譯成上進，凡一部十卷，龍神翼衛如從金口之傳，梵眾護持無異毫光之現。”贊寧《高僧傳》卷十四《唐京兆西明寺道宣傳》亦云：“及西明寺初就，詔宣充上座，三藏奘師至止，詔與翻譯。……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十餘卷。”又卷四《唐京師西明寺道世傳》云：“及為皇太子造西明寺，爰以英博召入斯寺。時道宣律師當塗行律，世且旁敷，同驅五部之車，共導三乘之軌。人莫我及，道望芬然。復因講貫之餘，仍覽甚深之藏，以為古今綿代製作多人，雖雅趣佳辭無足於傳記。由是搴文囿之菁華，嗅大義之瞻卜，以類編錄，號《法苑珠林》，總一百篇，勒成十帙。”
藏經豐富
西明寺是當時鑽研佛學的名寺，藏經豐富，高宗顯慶年間詔令西明寺寫經一部，收藏在西明寺菩提院東閣，號稱“一切經”。據釋靜泰《大唐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序》，“顯慶四年，西明寺奉敕寫經，具錄入目。”又“顯慶年際西明寺成御造藏經，更令隱煉，區格盡爾，無所間然。律師道宣又為錄序。”西明寺的藏經即《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十和日僧槃譚《新雕慧琳藏經音義紀事》所說的“西明藏”，這部經藏是唐代最早也是最豐富的佛教典藏，此後陸續譯出的新經，經官定頒行天下後，也要補入西明藏。如《開元釋教錄》卷九載：“……手自書寫此新譯經，填續西明寺菩提院東閣一切經闕本”。圓照在西明寺據此撰成《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即《貞元錄》。慧琳《一切經音義》亦據此撰成，贊寧《高僧傳》卷五《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稱其“遂引用《字林》、《字統》、《聲類》、《三蒼》、《切韻》、《玉篇》，諸經雜史，參合佛意，詳察是非，撰成《大藏音義》一百卷。起貞元四年（788），迄元和五載（810），方得絕筆。貯其本於西明藏中。京邑之間，一皆宗仰。”
慧琳《一切經音義》音注佛經總計一千三百部，五千七百餘卷，始自唐玄奘譯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終於唐義淨撰的《護命放生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當時入藏佛經的縮影，由其所釋某部佛經的詞語可略窺這部佛經的一斑，由其所釋各部佛經則可略窺其時入藏佛經的經目概貌。全書大致依據圓照的《貞元入藏錄》編排為一百卷，分卷視收錄佛經卷數多少和需要解釋的詞語的多少而定。有一卷釋一部佛經的，如七十一卷只釋《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八十卷；有一卷釋數部佛經的，如三十一卷釋《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入楞伽經》十卷，《大乘入楞伽經》七卷，《菩薩神通境界經》三卷，《大薩遮尼乾子經》七卷，《密嚴經》三卷，《後譯密嚴經》三卷，《首楞嚴三昧經》三卷，《觀普賢行經》一卷，《諸法無行經》二卷，《諸法本無經》三卷，《無極寶三昧經》一卷，《慧印三昧經》一卷，《如來智印經》一卷，《寶如來三昧經》二卷，《大灌頂經》十二卷，共釋十六部經六十三卷；也有數卷釋一部佛經的，如一卷至八卷釋《大般若經》六百卷。每卷前，先列本卷注釋各經的名目，各經下一般都註明譯者、撰者，標明本卷注釋佛經的部數和卷數。卷前所標經名與正文或有同經異名或有具稱與略稱等不同。所釋各經每卷中選釋的詞語按其在經文中出現的先後次序排列。遇到某卷中文易，不要注釋的，則標出此卷，接著訓釋下一卷，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卷(卷一)。或者標出某卷“無訓釋”，接著釋下一卷。如第五卷、第六卷、第七卷，下雲“已上三卷並無訓釋”(卷一)。又如第十二卷至第三十五卷下雲“經從第十二卷已下盡第三十五卷不要音訓，文易”(卷一)。有些真言梵語雖然錯訛，因難以找到梵文原本而無法重新譯解，慧琳亦予以標明，如釋《大寶積經》第十卷中所作說明云：“從此已下有諸天真言二十五道，古人譯為漢語，訛失聖意，文句蹇澀，讀誦甚難。今欲再翻，為闕梵夾，難為詳定，且依經本，以俟後賢。” (卷十一)
共十三部。兩相對照，《慧琳音義》第十卷比《開元錄》增加了六部，且次序有所更換。《慧琳音義》第十六卷也比《開元錄》增加二部，次序亦有先後更換。類似的次序更換現象還出現在其他卷中，此不贅述。考慧琳編纂《一切經音義》時，圓照已在《開元錄》的基礎上於貞元十六年（800）編成《貞元錄》，比《開元入藏錄》多收一百八十二部佛經。《貞元錄》是當時官定經錄，依據當時的皇家官藏編定，具有一定的權威與示範作用，慧琳既然要為一切經編纂音義，自然要依據這部新編成的經錄。據方廣錩《慧琳音義與唐代大藏經》一文對《開元入藏錄》、《貞元入藏錄》和《慧琳音義》中“大乘經·般若部”和“聖賢傳記錄·此方撰述集傳”部分所收佛經的比較，《慧琳音義》比《貞元入藏錄》少收“大乘般若部”中的六部經和“此方撰述集傳”中的十二部經，在“此方撰述集傳”增補了《貞元入藏錄》未收的十六部經。《慧琳音義》增補的十六部經為：
《釋氏系錄》一卷、《利涉論衡》一卷、《道氳定三教論衡》一卷、《崇正錄》十五卷、《慧超傳》三卷、《無行法師書》一卷、《肇論》二卷、《止觀門論》二卷、《安樂集》二卷、《寶法義論》一卷、《寶王論》三卷、《金錍決瞙論》一卷、《觀心論》一卷、《群疑論》七卷、《十疑論》一卷、《浴像法》一卷。這十六部經似是當時經常閱讀的，也應是西明藏中收錄的，所以慧琳會為之音義。
《開元入藏錄》、《貞元入藏錄》和《慧琳音義》中諸經的編排次序既有前後繼承的關聯，又互有較大的不同。大致而言，慧琳確是以《貞元入藏錄》為基礎而編纂《一切經音義》，但也未完全依據《貞元入藏錄》，而是有所取捨，刪略了他認為不必為之撰寫音義的一些佛經，增補了他認為當時人們經常誦讀而有必要為之撰寫音義的一些佛經。
我國第一部有確鑿編纂年代的佛經目錄是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372年）釋道安編的《綜理眾經目錄》，南朝梁僧祐在此基礎上又編成《出三藏記集》，隋代費長房編有《歷代三寶記》，唐代道宣編有《內典錄》，智升編有《開元錄》，[9]圓照編有《貞元錄》。道宣所撰《西明寺錄》是御造藏經的目錄，撰於顯慶年間（656-661）。圓照《續開元錄》著錄有《京師西明寺錄》三卷。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指出道宣在其所撰《西明寺錄》基礎上又撰成《大唐內典錄》。
方廣錩《佛教大藏經史》根據P3432、P3010、P4664等所載經錄，推論敦煌諸寺院當時以《內典錄·入藏錄》為目錄依據，[11]指出“此時我國的漢文大藏經並不統一，皇家官藏、官方目錄流通到各地，對各地的大藏經有一定的示範作用，但各地寺廟並不是完全依照官方目錄去組織本寺藏經，而是根據實際情況，有所斟酌損益。”[12]認為“《玄應音義》、《廣品歷章》、《慧琳音義》、《可洪音義》實際都是現前藏經的目錄，對於上述四種資料的個案研究，可以勾勒當時寫本藏經的全貌”。[13]《慧琳音義》可能依據西明寺的藏經目錄編纂，詮釋的一千三百部佛經大致上反映了中唐時入藏佛經的概貌。[14]《慧琳音義》增收了《開元錄》和《貞元錄》編成後新出的一些佛經，如《釋氏稽古錄》不見於《開元錄》，《道氤定三教論衡》不見於《貞元錄》等，這些佛經可能見於西明藏，可據《慧琳音義》所載比較西明藏與《開元錄》和《貞元錄》的異同。又如《慧琳音義》卷五十四轉錄玄應所釋《治禪病秘要經》三卷和《治禪病秘要法》一卷，慧琳在這四卷音義前注云：“已下四卷玄應依古經音訓，《開元目錄》無此經，且存而不遺。”在這四卷音義後又注云：“已上四卷《開元目錄》中無此經。”據慧琳所注，《開元釋教錄》未著錄《治禪病秘要經》和《治禪病秘要法》這兩部經，而玄應所依據的藏經目錄則著錄有這兩部經。考證玄應和慧琳所據寫本藏經目錄與敦煌卷子所載經錄、《內典錄》、《開元錄》、《貞元錄》等經錄結構的異同，探討《慧琳音義》新增補的佛經及涉及到的經序，也可藉以勾勒出西明藏和唐代寫本藏經的概貌。
考古發掘
隋唐長安諸大寺中，西明寺、青龍寺已局部發掘。西明寺最東側發現一殿址，寬51.5米，深33米，為寬九間深六間的大殿。此殿並非主殿，已有如此規模，可推知主殿當更為壯麗。青龍寺占新昌坊的四分之一，面積13.3公頃，已發現西部塔院基址，院寬98米，長近140米，周以迴廊，南北各開門。院中前部為塔基，方15米。後部相隔45米為大殿基，面闊十三間，深五間，寬52米、深20.5米，其規模竟和唐大明宮含元殿相近。
南嶽西明寺
西明寺：在石廩峰。峰下有西明洞，故名。又名西明精舍。清潘未來到此寫有《西明精舍》詩：“雲橫石路水平潭，千樹松蔭覆一龕。最是僧家能選勝，山才住處便為庵。”後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