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阮福時生於
阮聖祖明命十年(1829)八月二十五日,父為阮福綿宗(後來的阮憲祖阮福暶,即
紹治帝),母為
范氏姮(後來的儀天章皇后,即
慈裕太后)。他即位前的名字為阮福洪任,是阮福綿宗的次子,有異母兄
阮福洪保。紹治帝即位後,阮福時出居私邸(善慶堂),紹治三年(1843)正月被冊封為福綏公,並迎娶刑部尚書武春謹之女
武氏緣。
據後來阮福時所撰的具有自傳性質的《謙宮記》碑文記載,他出生時,母親身體虛弱,臥床數月,而保姆未能妥善照顧自己,雖然自三歲起就由母親親自撫養,但從此就體質孱弱。紹治七年(1847)六月,阮福時忽然出痘,生命垂危,直到八月才勉強恢復。由於他“氣血弱,身體常瘦”,所以沒有生育能力,終其一生,膝下無一兒半女。
阮福時自幼受到母親范氏的嚴格教育,挑選師傅教他讀書,並要求他一言一行都符合禮度,不許他嬉遊,阮福時每天早晨去學習,中午回來,如果遺忘或懈怠,就會遭到范氏的責罵,如果沒有熟讀所學內容,就會讓他熟讀為止,否則就算面前有戲劇也不許觀看。在范氏的嚴厲教導下,阮福時對
四書五經和詩賦韻律爛熟於胸。相比而言,阮福時的兄弟們有的不愛學習,有的年幼無知,只有阮福時一枝獨秀,能在紹治帝面前出口成章,因此得到紹治帝的青睞。不過,阮福時又嫌他的師傅們都只是老秀才,學問不精,“僅堪
訓蒙而已”,甚至無法回答他提出的問題,於是轉而對騎射感興趣。據說阮福時射箭功夫極佳,“屢能命中”,紹治帝亦對此十分欣賞,常讓阮福時侍射,並讓他任意挑選御用弓矢。
繼位受封
當時,阮朝效仿
清朝不立太子,從原則上來說,皇位當歸屬長子安豐公
阮福洪保。洪保不僅年長,而且身體健康、儀表堂堂,並於紹治五年(1845)生下兒子。阮福時(洪任)不僅體質孱弱、無法生育,而且還性格內向,“寡言多羞”,遇到除了至親以外的宗室或大臣也極少寒暄,作態如同一個命婦,因此在朝中缺乏人脈。不過,阮福時的優勢在於其母範氏健在,備受
紹治帝寵愛,後又位居貴妃,成為事實上的後宮之主,而洪保早年喪母;此外,阮福時飽讀詩書,勤奮好學,也頗得紹治帝的歡心。據記載,紹治二年(1842)紹治帝北巡
河內、接受清朝冊封之際,本來打算讓阮福時留京監國,而這一般認為是儲君的信號,因太皇太后(順天高皇后
陳氏璫)的反對而讓洪保留京監國,阮福時隨自己北巡。紹治五年(1845),洪保生子,紹治帝大喜曰:“五代同堂,天家臻此美福,自古希聞。”命內閣破例支給皇長孫俸祿。不過紹治帝又讚揚清朝
乾隆帝禪位於
嘉慶帝是“以賢不以次,合堯舜之道而兼禹啟之傳”,因此他對選擇皇儲的態度可謂曖昧不定。
紹治七年(1847)八月,紹治帝終於病倒。九月十七日秘密召見重臣
張登桂、武文解、
阮知方、林維浹,宣布將傳位於皇次子福綏公洪任,並且任命這四人為輔政大臣。十天后,紹治帝駕崩,張登桂等宣讀遺詔,洪任乃依聖祖
明命帝所定製度,選取“時”字作為自己繼位後的新名字(此後阮朝諱時為辰),十月三日在
太和殿舉行登極大典,正式即皇帝位,並改明年為
嗣德元年,是為嗣德帝。
嗣德帝繼位後,還需要舉行“邦交大禮”,即接受清朝冊封為“
越南國王”。之前阮朝嘉隆、明命、紹治三帝都是前往越南故都河內舉行“邦交大禮”。嗣德元年(1848),山興宣總督阮登楷、河寧總督尊室弼以維護國體、節省經費為由,奏請將“邦交大禮”舉行地點移至京師(
順化),嗣德帝採納其議,向清廷請求在順化舉行冊封儀式,得到
道光帝恩準。嗣德二年(1849)七月二十二日,在冊封使廣西按察使
勞崇光的主持下,嗣德帝跪受道光帝敕書,獲冊封為“越南國王”,他也是最後一位接受中國冊封的越南君主。
嗣德帝繼位後的顧命四大臣中,
張登桂號稱“顧命良臣”,身兼八銜,權傾朝野。他與
阮知方不睦,在嗣德三年(1850)把阮知方支去南圻充當經略大使,而武文解、林維浹又是張登桂的黨羽,所以掌權的實際上只有張登桂一人。嗣德五年(1852)十二月,張登桂等三名輔政大臣提出還政,嗣德帝批准其請求,開始獨立處理政務,儘管如此,張登桂仍在朝中發揮著無可比擬的影響力,直到嗣德十八年(1865)去世為止。
嗣德帝以次子繼位,“外朝皆以為疑”,甚至舉行登極大典之際,有不少官員不肯排班朝拜新君,武臣何文章按劍押班,說:“先帝彌留,預定儲副,我等奉詔尊扶,有不奉詔者,自有典憲!”於是眾官才排班
羅拜。最不滿的當屬嗣德帝的長兄
阮福洪保,他於嗣德四年(1851)欲叛逃海外,被抓迴圈禁。嗣德七年(1854)正月,洪保因再次謀反事泄而自縊。洪保曾企圖勾結
天主教徒和法國傳教士,但傳教士不願捲入其中。儘管如此,嗣德帝認為天主教徒就是洪保的同黨,所以加深了對天主教的敵視。從嗣德四年(1851)開始,嗣德帝下達一連串禁教令,升級了對天主教的迫害,誅殺法國傳教士多人,從而提供了法國入侵越南的口實。
法國入侵
嗣德帝治下的越南,國計民生已大不如前。嗣德帝剛繼位時,工部左參知張國用就指出“民間財力不及前年十分之五六”。嗣德五年(1852)三月,嗣德帝亦對“錢荒兵缺”的局面憂心忡忡,令諸臣商量對策。加之自然災害頻仍,北圻連年堤潰洪災,導致民不聊生,變亂四起。嗣德三年(1850),嗣德帝鑒於“頻年饑荒,民窮為艱”,下令釋放
乂安作亂的130餘名百姓。嗣德七年(1854),鎮守
北圻的重臣阮登楷去世,同年,自稱
後黎朝皇族的黎維秬在失意文人高伯適的輔佐下起兵,騷擾山西、河內、北寧一帶,叛亂雖很快被平定,但北圻地區從此陷入了長期的混亂中。在越南國內如此凋敝紊亂的情況下,法國以阮朝迫害
天主教為由,糾契約樣有傳教士死於越南的
西班牙,發動了侵略越南的戰爭。
嗣德十一年(1858)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搭乘14艘軍艦來到越南沱灢(今
峴港)的法西聯軍3000餘人(法軍約2500餘人,西班牙軍約450餘人)在越南守軍回復最後通牒的期限過後,炮擊沱灢,拉開了
法越戰爭及越南近代史的序幕。隨後法西聯軍登入,占據安海、奠海等多處要塞,越軍統帥黎廷理陣亡,順化岌岌可危。嗣德帝改派
阮知方為廣南軍次總統,領兵抵抗法軍,阮知方確立以守為戰的戰略方針,築蓮池屯要塞,設伏出擊,多次取勝,法西聯軍水土不服,瘟疫流行,因此法軍統帥
黎峨在嗣德十二年(1859)初率主力部隊轉進
南圻,於正月十六日攻陷南圻重鎮嘉定(今
胡志明市),定邊
護督武維寧自殺殉國。當時,英法組成聯軍入侵中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所以占領嘉定不久後,法軍主力就調去中國戰場,留下800人駐守嘉定附近之右平堡。南圻天主教徒紛紛回響法軍,“多有乘勢嚇擾平民,又或結夥為洋守御及探報者”,法軍得以在此立足。
嗣德十二年(1859)六月,法國出於緩兵之計,提出議和,
張登桂、
潘清簡等重臣也主張“戰不如和”、“罷兵息民”,於是嗣德帝同意與法國議和。法國提出開港通商和傳教自由,不為阮朝所接受,到嗣德十三年(1860)春,和議破裂,越軍試圖收復嘉定,但未能成功。同年冬,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法軍艦30艘、士兵萬餘人全力進攻南圻。嗣德十四年(1861)正月,法軍攻破嘉定大屯及暫省(臨時首府),越軍統帥阮知方受傷,嗣德帝改任阮伯儀為統帥。三月,定祥失守,五月,阮伯儀與法國議和,法國又提出了割地賠款的要求,嗣德帝反對,於是法軍於十一月攻取邊和。嗣德帝又起復阮知方來代替阮伯儀,但已無濟於事,法軍於嗣德十五年(1862)二月攻取永隆,南圻即將全境陷落。與此同時,法國傳教士潘勒林慫恿天主教徒謝文奉從
香港回到北圻,自稱後黎朝皇族黎維奉,糾合數萬人造反,法軍下士杜瓦爾潛入造反隊伍中加以指揮煽動。嗣德帝鑒於後院失火,被迫派潘清簡、林維浹同法國議和,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九日(6月5日)與法國、西班牙籤訂《
壬戌和約》(第一次
西貢條約),規定越南割讓南圻東部三省(嘉定、邊和、定祥)及
崑崙島給法國,並向法國、西班牙賠款400萬銀元,還有開放通商口岸、天主教傳教自由、
最惠國待遇等條款。從此,越南被迫打開了國門,並走上了殖民地道路。
內外交困
阮朝與法國締約後,嗣德帝召還南圻前線的
阮知方,又任命他為西北軍次總統,讓他馬不停蹄地奔赴北圻,鎮壓日益蔓延的謝文奉等“土匪”的叛亂。另一方面,嗣德帝對《壬戌和約》十分不滿,尤其是割讓土地和承認“邪教”(天主教)更令他痛心疾首,想法設法贖回南圻三省,於是在嗣德十六年(1863)五月派
潘清簡、范富庶、魏克憻出使法國,直接向法皇
拿破崙三世交涉。法國起初答應有條件歸還,與潘清簡草簽新約,然後卻又反悔,嗣德十八年(1865)正月正式接管南圻三省,嗣德帝束手無策,只能屈服。
嗣德十七年(1864),阮朝與法國簽訂《壬戌和約》的訊息傳開,在越南引發軒然大波。當年
科舉考試,各地考場發生“鬧場”事件,士子們群情激憤,上書呼籲將天主教徒和洋人斬盡殺絕,並以“主辱臣死”之義要求與法國決一死戰,同時將矛頭對準潘清簡等人,稱他們在交涉中已被法國收買、與天主教徒狼狽為奸,要求將其明正典刑,否則拒絕應舉。嗣德帝對首唱者處以杖刑,並將未能成功曉諭士子的一些省份的督學罷官。與此同時,嗣德帝的堂弟阮福洪槢憤於《壬戌和約》之喪權辱國,上書請領兵殺盡天主教徒,嗣德帝斥其“躁妄”,不予理會,其後洪槢欲起兵清君側,誅殺負責對法交涉的
潘清簡、
陳踐誠等人,並屠戮天主教徒,但沒敢行動,到嗣德十七年(1864)十二月事泄問斬,改從母姓稱武槢,同黨阮文院等
凌遲處死,數名宗室成員捲入其中並被處死。據法國傳教士的報告,大部分官員都同情洪槢,支持嗣德帝的只有四、五名主和派重臣。
經過一連串內外變故後,嗣德帝的健康狀況也遭到沉重打擊。自嗣德十八年(1865)起,他因體弱多病而連續八年不親自祭祀。後來他在《謙宮記》中寫道:“回思當日,
羽檄交馳,機務
填委,日夜
寢饋失節,如痴如醉,至今驚魂猶未定,而
羸疾日更加甚,又不幸卒遭急病,絕而復甦,於是頭運(暈)目眩、腳軟腹滯,諸虛症悉見,祭祀不能親,政不能勤。”於是他開始考慮身後之事,為自己選擇“萬年基”,營建陵墓。督建官員阮文質待下苛刻,服役軍民苦不堪言,編造歌謠曰:“萬年是何萬年,城築士兵骨,壕挖人民血。”段征(又作段有徵,
明命帝之子從善公阮福綿審的女婿)、段直兄弟唆使營建陵墓的民夫、士兵去攻打皇宮,弒殺嗣德帝,迎立阮福洪保之子丁導(
阮福膺導)繼位。他們以禁軍將領尊室菊為內應,嗣德十九年(1866)八月初八日率千餘人兵分三路打進皇宮午門,侍衛胡威、阮盛等拚命抵抗,及時關閉內廷左右廂門。段征等占據
太和殿,用轎子載著丁導入宮,準備將他扶上皇位,轎子在半路上被胡威喝退,胡威又指著陵墓工所士兵說:“汝等甘從逆乎?”於是人心大亂,胡威趁機將段直刺倒,緊接著援軍趕來,逮捕段征等人,平息叛亂。事後,尊室菊服毒自殺,段征、段直等十三人
凌遲梟首,丁導及其母、妻、子、女皆處以
絞刑。
當時,法國不再援助北圻亂黨,北圻局勢亦趨於穩定,
阮知方在段征之變不久後班師回朝,切諫修陵之事,並請下詔罪己,嗣德帝拒絕下罪己詔。除了發生在首都的謀反事件外,南圻局面也日益惡化,法國索要南圻西部三省(永隆、安江、河仙),到嗣德二十年(1867)七月出兵占領,經略大臣
潘清簡自殺,南圻至此全部淪陷。
北圻亂局
嗣德帝接受清朝冊封后,清朝南方就爆發了以
太平天國為首的一系列民變,中越貢路不通,兩國關係受阻。隨著清朝平定南方民變,嗣德帝於嗣德二十一年(1868)重新派遣
如清使。另一方面,遭到清軍圍剿的兩廣民變勢力紛紛湧入越南北圻沿邊諸省及
紅河流域,嘯聚一方,攻城略地,占山為王,主要有“
延陵國”領袖
吳鯤(吳亞終)及其分化出來的黃崇英之黃旗軍、
劉永福之黑旗軍、盤文二(盤文義)之白旗軍,此外還有蘇國漢(蘇四)、陸之平、李亞生等匪幫。越南北兵怯懦不能戰,南兵又水土不服,根本不是這些“清地股匪”的對手,總督段壽、副提督阮曰成等多名文武大員相繼陣亡。在恢復對清關係之際,嗣德帝向清廷乞師會剿,得到同意。嗣德二十二年(1869),廣西提督
馮子材率三十一營出鎮南關剿匪,平定吳鯤,此後清軍屢次來北圻剿匪,直至
中法戰爭為止。另一方面,阮朝在嗣德二十年(1867)招安劉永福,利用他來對付其他“股匪”,劉永福先消滅了白旗軍,接著打敗了黃旗軍,壟斷了紅河上游的關稅,成為北圻最強大的勢力。嗣德帝初授劉永福百戶、千戶等低級武職,嗣德二十六年(1873)擢為保勝(今老街)防禦使。此外於嗣德二十三年(1870)任命
黃佐炎為諒平寧太統督軍務大臣,與清軍及劉永福合作剿匪,嗣德二十五年(1872)七月命
阮知方再赴北圻,充宣察董飭大臣,負責調度指揮北圻剿匪事宜。
就在北圻匪亂未靖之際,法國勢力又從南圻伸向北圻。法國商人塗普義試圖開闢從紅河通往中國
雲南的航路,在嗣德二十五年(1872)十月藉口為清朝雲南提督
馬如龍運送軍火,乘坐掛著中國龍旗的兩艘蒸汽船、一艘炮艦、一艘帆船強行從
東京灣駛入紅河,不顧越南當局的反對,穿越北圻抵達雲南。嗣德二十六年(1873),從雲南回到河內的塗普義得寸進尺,又改換
法國國旗,欲通過紅河向雲南運鹽,遭到越南方面的堅決阻止,嗣德帝請法屬交趾支那(南圻)總督游悲黎干預,游悲黎趁機染指北圻,便派海軍上尉
安鄴前往北圻,名為召還塗普義,實際上卻是強迫阮知方向法國開放北圻。阮知方拒絕,安鄴率100餘名武裝人員於九月三十日攻占北圻首府
河內,阮知方戰敗負傷,絕食殉國。十月,安鄴又在越南
天主教徒的內應下奪取海陽、寧平、南定諸省,並同黃旗軍相勾結。劉永福聞訊,率黑旗軍馳援河內,斬安鄴於紙橋。法國派司法官霍道生前往順化和北圻善後,同意交還河內等城池,嗣德帝決定同法國妥協,令劉永福罷兵,等法國人撤離北圻後,又於嗣德二十七年(1874)正月二十七日同法國締結《
甲戌和約》(
第二次西貢條約),條約除了規定越南開放北圻和紅河外,還聲明“大南國大皇帝系操自主之權,非有遵服何國”,同時又規定越南如果要與他國建交,必須事先通報法國,法國有權幫助越南平息內外變亂,並派遣“欽使”駐紮
順化。從此不僅北圻門戶洞開,越南也在事實上淪為法國的
保護國。
此時最令嗣德帝頭疼的不是法國,而是北部的文紳運動。《壬戌和約》之後,天主教徒公開活動,越南國內的“良道”(良民和道民,“道民”即天主教徒)衝突日益嚴重。安鄴侵入北圻後,北部各省天主教群起回響,引發文紳階級的不滿。安鄴被殺後,北部文紳們開始大規模報復天主教徒,尤以
乂安為最。嗣德二十七年(1874)正月,乂安文紳在秀才陳瑨、鄧如梅的領導下,號召“平西(法國)殺左(“
左道”,即天主教徒)”,土匪陳光浣、張光首、阮輝琠也與之合流,他們屠殺上萬天主教徒,占據
河靜省城,聲勢頗為浩大。嗣德帝被迫借師助剿,在法國海軍的援助下,終於在九月鎮壓了此次文紳運動。
憂患而終
與法國締結《甲戌和約》、鎮壓北部的文紳運動後,黃旗軍領袖黃崇英於嗣德二十八年(1875)七月被清越聯軍生擒處死,北圻局勢隨之暫時平靜,但仍有不少零星匪幫繼續活動。當年十月,海陽商政管理阮有度提出北圻三大難,即危害農業的“堤政”問題、造成匪患的“流民”問題、法國覬覦
紅河通航及上游開礦的“商政”問題。終嗣德一朝,也未能解決這些問題、恢復北圻的安寧秩序,從而給法國以干預北圻的可乘之機。
《甲戌和約》之後,嗣德帝雖然實行對法協調路線,但並未將本國視為法國保護國,依舊向中國稱臣納貢,請中國出兵剿匪,並試圖擴大外交,牽製法國。法國起初採取維持越南現狀的方針,到嗣德三十三年(1880),法國終於決心對北圻採取積極政策,落實對越南的所謂保護權。嗣德三十四年(1881)八、九月間,法國逼迫越南驅逐“違約阻商”的
劉永福,否則法國將於明年用兵北圻。嗣德帝要求駐紮保勝的劉永福遠離紅河商路,劉永福不應。嗣德三十五年(1882)正月,法國派海軍中校
李威利率500士兵遠征北圻,企圖消滅劉永福,在河內遭到河寧總督
黃耀的抵抗,三月初八日,李威利攻破河內,黃耀殉國,此時法國陷入
埃及危機中,指令李威利不得輕舉妄動,李威利遂於五月將河內歸還越南,但藉口黑旗軍尚在而滯留北圻。三月,嗣德帝看到三宣(指北圻山西、興化、宣光三省)季冊兵有7500餘人,嘆息道:“如此數多,豈不足辦?但不盡心耳。有臣如此,可嘆也!”
李威利入侵北圻、占領河內後,嗣德帝就決定向清朝告急求援。清廷早已關注法國在北圻的動向,不能對法國侵略中國南疆門戶坐視不管,在接到李威利占領河內的訊息後,命令清軍以剿匪為名進駐越南北圻各省,同時北洋大臣
李鴻章又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展開談判。嗣德帝歡迎清軍,指示北圻官員說:“清兵如來,我為東道,應隨宜款接,探察要得體,毋失其心。”又應李鴻章要求,派
范慎遹、
阮述赴天津參與談判。不過入越清軍並未發揮明顯作用,中法談判也陷入僵局。嗣德三十六年(1883)二月,得到700援兵的李威利在重據河內之後,攻占
南定省城,清朝官員
唐景崧勸說劉永福出兵抗法,四月十三日,劉永福斬李威利於河內紙橋,法國決定報復越南,派海軍少將
孤拔領兵直搗順化。
在法軍來到順化之前,嗣德帝的人生就走到盡頭。從嗣德三十六年(1883)四月下旬開始,嗣德帝身體狀況不斷惡化,飽受背癰和噩夢折磨。他夢見
阮福洪保、丁導等人抓他的背,為此在皇家寺院
天姥寺舉行懺悔法會,並邀請洪保倖存的一個女兒出席。嗣德帝收養了三個侄子膺禛(
育德帝)、膺豉(
同慶帝)、膺登(
建福帝)為養子,膺登最聰明,也最受嗣德帝寵愛,而長子膺禛則不成器。儘管如此,嗣德帝鑒於洪保的悲劇和時局的艱難,在最後關頭決定傳位於長子膺禛。六月十四日,嗣德帝召見大臣
陳踐誠、
阮文祥、
尊室說,親傳遺詔,稱:“膺禛固是久學長成,正名亦久,但微有目疾,秘而不宣,久恐不明,性頗好淫,亦大不善,而國有長君,當此辰艱,舍此將何以哉?朕萬歲以後,其以皇子瑞國公膺禛繼大統,即皇帝位。”任命陳踐誠為輔政大臣,阮文祥、尊室說為同輔政大臣,並且要求廟號不得稱“祖”。六月十六日,嗣德帝撒手人寰。死後
廟號成祖(建福帝繼位後改為“翼宗”),
諡號繼天亨運至誠達孝體健敦仁謙恭明略睿文英皇帝,葬於謙陵。嗣德帝對後事的安排並未達到共濟時艱的目的,在他死後兩年時間裡,阮朝更換了五位皇帝,而越南也徹底淪為法國的殖民地。
為政舉措
政治
嗣德八年(1855),紹治年間所修的《大南會典》修成,嗣德帝接著命令整理其事例,於嗣德二十一年(1868)刊行了《
欽定大南會典事例》,標誌著阮朝官僚體制的完備。
嗣德朝的政治主要特點是因循守舊,官僚機構龐大臃腫,各衙門遇事互相推諉,慣於欺上瞞下,行政效率很低。嗣德帝抱怨道:“向來凡有重事,事交僉議,屢遲延不決,聞諸臣互相推諉緘默,止得三五群坐,交頭附耳,相與細說,及大臣問之,則以難為對,惟待人先倡,從而附會之,畫記而退,何其閒甚,以致緊務或竟日不決,或連日不成。”貪污腐敗之風也日益盛行,北圻“土匪”公然以“殺盡貪官污吏”相號召。面對日益嚴重的官場亂象,嗣德帝除了屢次對百官下諭戒飭、向全國下詔求賢、調整奏咨文書流程等隔靴搔癢的措施外,並無整頓吏治的有效辦法。
法國入侵越南以後,嗣德帝對官僚體制也做了一定的改革,他效仿清朝
總理衙門,設定處理洋務的“商舶大臣”,以適應開港通商的局面。但是商舶大臣並無獨立許可權,需要與原有的中樞機構
機密院會商,構築起“院舶體制”。不過,嗣德帝並未對政治展開進一步的變革。越南已有像
阮長祚這樣的先覺者提出學習西方、改革內政,潘清簡、范富庶等一批出使外國的大臣也呼籲實行改革,嗣德帝對於這些改革建議並非一概屏斥,但由於朝臣因循守舊及財力不足等原因,這些建議均未能得到落實。
經濟
嗣德年間,財政拮据,尤其是經歷了
法越戰爭,阮朝還背負巨額賠款,北圻又長年處於戰亂中,所以嗣德帝不得不想方設法開發財源。法越戰爭後,嗣德帝出台了囚犯贖罪的條例以及士民捐官的條例,又陸續解除各類礦禁以課稅,但收效不大。最重大的舉措是於嗣德十八年(1865)決定弛民間
鴉片之禁,徵收鴉片稅,每年可徵收302200貫。此舉遭到
潘清簡、武仲平、
阮知方、
黃佐炎等眾多大臣反對,連
慈裕太后都認為不宜,但嗣德帝除了禁止士大夫吸食鴉片外,依然堅持征鴉片稅。
嗣德二十八年(1875),嗣德帝鑒於北部(
河靜省以北)私田多而課稅輕的狀況,下令統一全國稅率,將南部地區的稅制(上等田每畝征40升、中等田每畝征30升、下等田每畝征20升)推行於河靜以北各省。之前北部各省私田稅率分別為上等田26升、中等田20升、下等田13升,公田則分別為80、56、33升,此舉引發北部各省怨聲載道,北寧布政使潘廷評請求收回成命,但被駁回。
在對外貿易方面,嗣德帝即位之初,停止了如東(派官員去廣東)、如西(派官員去南洋)採辦貨物之舉,所需貨物由華商包辦。開港以後,嗣德帝逐漸恢復如東、如西。嗣德二十九年(1876),嗣德帝正式解除阮朝開國以來的海禁政策,允許越南人出洋經商。
軍事
嗣德年間,阮朝的軍事狀況每況愈下,武器陳舊,兵額不足,士氣低落。法越戰爭前,越軍仍以“棍槍”這種冷兵器為主,每隊50人只有5人拿著舊式鳥槍,全年只有一次演習射擊。百姓爭相逃避兵役,如南圻“民生沃饒之區,游惰成風,不樂居兵”“有田產之家,如聞缺兵,攜眷逃之鄰境”。法越戰爭對陣法軍之際,越軍“怯敵成風,遇敵即走”。嗣德帝對於這些狀況並無有效措施,甚至到了嗣德三十四年(1881),嗣德帝還在申定操演與現實嚴重脫節的“象馬陣法”。
法越戰爭後,嗣德帝亦嘗試將越南軍隊進行近代化改造,尤其重視
蒸汽船的導入。此前越南在明命年間雖製造過蒸汽船,但早已破敗。嗣德帝在嗣德十六年(1863)就派黃文敞和黎文玫向法國人學習蒸汽船的製造,三年後又派20名工匠去嘉定的法國造船廠學習。此外,從嗣德十八年(1865)到嗣德二十五年(1872),越南陸續購入了四艘蒸汽船,嗣德帝賜名“敏妥”、“順捷”、“騰輝”、“遠通”。嗣德二十九年(1876),嗣德帝又從法國獲贈5艘蒸汽船,嗣德帝賜名“利載”、“利濟”、“利達”、“利用”、“利泛”,並御製《利船記》以紀念。這些蒸汽船在嗣德年間常用於剿滅海盜,此外也用於如東、如西等業務。
嗣德三十一年(1878),嗣德帝讀到
香港新聞日報上所載的強國之法(造船、鑄炮、學話、練兵),決意施行,並以“學話”(學習外國語言)優先。嗣德末年,嗣德帝又試圖藉助清朝來派人到西方各國留學,並請清朝派人到越南傳授鑄炮、造船技術,或越南人去清朝學習。不久後,嗣德帝就去世,法國也控制了順化,嗣德帝的軍事改革計畫徹底落空。
嗣德年間,越南北部匪患嚴重,阮朝官軍無力鎮壓,除了乞師清軍、招安黑旗軍外,嗣德帝決定給當地土豪以兵權。於是從嗣德二十八年(1875)起,陸續在北部各省設定山防衙,任用出身當地的高官為山防使,命他們屯田自衛。山防衙體制在改善匪患上並無顯著效果,但在鹹宜元年(1885)後的抗法運動(
勤王運動)中卻發揮重要作用。
文化
嗣德帝是阮朝最為博學的一位皇帝,他常常秉燭夜讀,學問修養堪稱阮朝歷代皇帝之最。他在位期間,極為重視儒學,積極推進學術文化的發展。為了將儒學和漢字進一步普及民間,他本人在晚年時曾寫了兩部教學及學術的著作,分別為《嗣德聖制
論語釋義歌》及《
嗣德聖制字學解義歌》。編成時,適值法國入侵,阮朝無暇
付梓刻印。至成泰十年(1898)才刻印頒行。兩書是
阮朝後期官方的標準漢越字典,當中的注音為當時越南學界的標準音。
嗣德帝還重視向民間推廣儒家倫理道德,法越戰爭進行中的嗣德十三年(1860),嗣德帝命令制定朝堂皇親部署軍營相見相遇及
鄉飲酒、男女婚娶諸禮。嗣德帝借鑑清朝
宣講聖諭的活動,於嗣德十五年(1862)御製《聖諭訓迪十條》(敦人命、正心術、務本業、尚節儉、厚風俗、訓子弟、崇正學、戒淫慝、慎法守、廣善行)。此時阮朝已被迫解禁天主教,嗣德帝擔心越南人民紛紛信仰天主教,決定讓各村社的鄉紳講訓條,“以感化多少定賞格”,從而抵制天主教的滲透。嗣德二十四年(1870)又將《訓迪十條演義歌》譯為
喃字以便普及民間,翌年六月刊行,要求上至皇親百官,下至諸社村民人手一本。嗣德帝還打算大張旗鼓地宣講,但因考慮到天主教解禁而只令收藏。
嗣德帝熱衷修書,他任內修成的最負盛名的書籍是《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該書編纂工作從嗣德九年(1856)開始,於嗣德三十四年(1881)修成。編纂期間,嗣德帝親抓實幹,他效仿清朝
乾隆帝親加批註,除了在
御批文字中對事件和人物作出認定或評價外,還幹了兩件事:一是授意和裁定凡例,一是給這部書劃分編寫的歷史時期。
除此之外,嗣德年間還編修了《欽定大寶鑑》、《欽定字典分類》、《大南文苑》、《大越文選》、《熙朝文選》、《
大南一統志》等,不過這些書多數都未能在他任內完成或刊行。
嗣德帝在科舉考試中增開
雅士科和吉士科,選拔有文采的人出來做官。法越戰爭後,嗣德帝認為“
國子監賢士所關,近因海疆有事,教學不專,何以成材得人”,於是下令讓“學行純備”之人充任國子監教師,淘汰怠惰之人,增補品學兼優者入讀。針對當時有錢人為了通過“課試”(朝廷每年四月和十月給各學堂學生開設的考試,通過考試者可以免除賦役)而競相行賄考官的不良風氣,嗣德帝在嗣德三十年(1877)申定“士子考課法”,命令嚴格落實。
阮朝自明命以來,視
天主教(越南稱“爺蘇教”、“道教”)為邪教、左道,嚴加禁止,嗣德帝也不例外。他認為“爺蘇之說,尤為無理,甚至男女混淆,行同禽獸”,加之
阮福洪保曾與天主教徒往來,因此嗣德帝在位初年加強禁教力度,處死多名傳教士,引發
法越戰爭,天主教徒紛紛協助法軍。《
壬戌和約》後,天主教解禁,天主教徒(道民)公開活動,與其他越南官民(良民)之間的衝突日甚,到嗣德二十七年(1874)爆發了反洋教的文紳運動。嗣德帝將其鎮壓下去後,允許將“良民”改稱“平民”,“道民”、“莠民”改稱“教民”,標榜一視同仁,調解雙方糾紛,徹底改變了天主教政策。
外交
嗣德帝在位時期,越南阮朝仍然保持著與中國清朝的
宗藩關係。即位之初,嗣德帝依例派刑部右參知裴樻等赴北京告哀請封,同時準備北巡
河內,完成“邦交大禮”(冊封儀式)。嗣德元年(1848),越南山興宣總督阮登楷、河寧總督尊室弼提議向清朝請求世襲國號、停止冊封,或移至首都順化舉行冊封儀式,嗣德帝不許,阮登楷再上一折,其理由有:一、河內是“安南”故都,阮朝和“安南”是不同的國家,故不宜在河內行禮;二、順化離河內太遠,“千里巡幸,不無意外之虞”;三、取消北巡可以節省經費、紓解民力。阮登楷預計清朝必定答應,並說“倘清果以道路之難,又將聽我永膺世祚、停其冊封,則國體益尊、民生久利,尤為計之得也”。嗣德帝採納了在順化冊封的主張,以河內宮殿年久失修及“主少國疑、不敢擅離國都”為由向清朝請求在順化冊封。
道光帝恩準其請,嗣德帝聞訊大喜,對復命的裴樻等人說:“一接國書,他已聽允,這系交鄰大義,尤於國體有光。”於是給使臣升一級官並厚加賞賜。嗣德二年(1849)七月,嗣德帝在順化接受清朝冊封為“
越南國王”。嗣德三年(1850)三月,嗣德帝得知清朝道光帝駕崩的訊息,輟朝五日,這也是阮朝皇帝唯一一次主動為清朝皇帝舉哀。
嗣德五年(1852),越南貢期又至,嗣德帝派范芝香等出使清朝,恰逢清朝爆發
太平天國起義,這個使團也在清朝滯留三年才得以回國,此後中越朝貢關係中斷十餘年。嗣德十三年(1860),嗣德帝預備派黃善長等赴北京朝貢,清朝以“兩廣未靖”為由拒絕。直到嗣德二十一年(1868),嗣德帝所派的黎峻為首的使團才得以進入鎮南關,恢復朝貢。嗣德二十七年(1874)。越法簽署《
甲戌和約》,雖然強調了越南的“自主之權”,但又聲明“若從前有與何外國相交,往來通使,今應仍舊,不可變異”,所以即使法國人頗有微詞,嗣德帝仍舊堅持四年一次朝貢中國,直到他去世。
除了朝貢外,嗣德帝還屢次向清朝乞師剿匪。雖然清朝土匪和民變勢力湧入越南的現象早已有之,但在嗣德年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阮朝官軍不堪一擊,疲於奔命,嗣德帝遂頻頻求援於清廷。嗣德二十一年(1868),在恢復朝貢的同時,嗣德帝命使臣向廣西巡撫蘇鳳文呈遞請求清兵助剿的咨文,清廷予以批准,於是在嗣德二十二年(1869)派廣西提督
馮子材率三十一營出
鎮南關剿匪,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平定了“
延陵國”領袖
吳鯤。餘黨黃崇英及其所率黃旗軍繼續擾亂北圻,嗣德帝又向清朝求援,清軍乃於嗣德二十四年(1871)、嗣德二十八年(1875)兩次出關圍剿黃旗軍,終於擒殺黃崇英。嗣德三十一年(1878),清將
李揚才自稱
越南李朝皇室後裔,率部入越向阮朝討回“祖業”,嗣德帝破天荒地親自撰寫上給清朝皇帝、皇太后的告急奏文,翌年馮子材領兵出關,剿滅李揚才。此後仍有陸之平、李亞生、覃四娣等中國匪幫繼續活躍於北圻,清軍又應邀於嗣德三十四年(1881)底出關剿匪,此後清軍留在北圻,直至
中法戰爭。嗣德帝並非樂見清軍出入北圻,但無奈他手下的大臣和士兵太無能,所以嗣德帝對負責剿匪的
黃佐炎、
尊室說批評道:“遠求清兵,系由爾等遲久,不能同心悉力辦清,故不得已出此下策!”除了請求清軍助剿以外,嗣德帝還利用接受阮朝招安的
劉永福來對付其他匪幫。
嗣德帝長期將對清關係限定於朝貢和剿匪,無意讓清朝介入越法關係。嗣德帝認為:“夫以大清尊(宗)國,而亦不能自強,則其他尚可言哉!”因此他在為贖回南圻的問題而備受折磨之際,也沒有請求清朝的援助,甚至根本沒向清朝通報。清朝也是以
天津教案為契機,命廣西太平知府
徐延旭調查越南情況及越法關係,才了解到越南將南圻割讓法國。而嗣德帝則是到了嗣德三十一年(1878)上奏清廷請求剿滅李揚才時才透露了南圻失陷。法國第一次入侵北圻後,越法簽訂了《甲戌和約》,嗣德帝也沒有及時上報清廷。法國雖然通報清廷,但清廷自顧不暇,除了聲明越南本系中國屬國(被法方誤譯為“越南曾經是中國屬國”)並繼續幫越南剿匪外,並沒有其他動作。
嗣德三十四年(1881),法國宣布要落實對越保護權並再次遠征北圻,阮朝才出現了聯清抗法的意向,朝臣們注意到清朝正在與日本就
琉球問題展開交涉,故判斷清朝也會為同為藩屬國的越南而盡力與法國交涉。與此同時,清廷也從駐法公使
曾紀澤那裡得知法國圖謀北圻的情報,認為“越南積弱已甚,為中國藩籬計,實不能以度外置之”,開始真正關注越南問題,
輪船招商局廣州分局道員
唐廷庚奉命去越南與嗣德帝接洽。十二月,唐廷庚抵達順化,嗣德帝以“恐招外人疑忌”為由拒絕接見,由協辦大學士
阮文祥負責接待,並向唐廷庚提出三條請求——允許越南派使常駐北京以便聯絡各國、清朝為越南遣使各國提供方便、清朝保護劉永福。翌年春,李威利入侵北圻,嗣德帝數次向唐廷庚及兩廣總督
曾國荃告急求援,清廷決定一面以剿匪為名派兵進駐北圻各省,一面命北洋大臣
李鴻章與法國駐華公使寶海談判,談判結果是以
紅河為界劃分中法在北圻的勢力範圍。嗣德三十六年(1883),嗣德帝應李鴻章的邀請,派
范慎遹、
阮述赴天津參與談判,同時向李鴻章請求通過清朝學習西方技術以自強、請清朝協助越南與西方各國締約以牽製法國、請清朝出兵進駐順化以抵禦法軍。
清朝本來就認為越南不如
朝鮮重要,加上《甲戌和約》讓清朝在中法交涉中處於被動地位,清朝亦對擅自締約的越南耿耿於懷,李鴻章指出:“法國於同治十三年與越南所定約款,越王並不先行奏聞,其受法所餌,樂為自主之國,不願為中國統屬,居心實不可問……今為法人所逼,始效
秦庭之哭,求助上國,是何異子弟欺瞞家長,將祖業自行斷送與人,事後乞憐家長,請為攘奪,其情殊堪痛恨!”李鴻章又認為“目下南、北洋兵船尚未練成,斷斷無可遠派,且法國水師擅長,實非中國兵船所能制勝”,因此只派軍艦在南海“遙作聲勢”,事實上拒絕了嗣德帝的求援。統領入越清軍的廣西布政使
徐延旭也採取消極方針,聲稱因《甲戌和約》的緣故,中國只能“暗助”越南,嗣德帝直到病重之際都讓人說服徐延旭積極行動,但徐延旭還是回到了中國境內的
龍州。總之,嗣德帝聯清抗法的意圖落空,導致法國占領順化、吞併越南,只是此時嗣德帝已不在人世。
嗣德帝的對法(初譯“富浪沙”,1883年與中國接軌,改稱“法”)政策可以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即位到嗣德十五年(1862),嗣德帝比前代更加嚴格地執行鎖國和禁教政策,多名傳教士被殺。嗣德九年(1856)十二月,法皇
拿破崙三世(越南稱“那坡離翁”)派到東南亞的孟狄納累使團來到沱灢,向越南提出了建交、通商、傳教等要求,遭到拒絕,使團在開炮示威後離開。嗣德帝加緊捕殺傳教士,其中有西班牙(越南稱“衣坡儒”)傳教士遇害。於是法國糾合西班牙,於嗣德十一年(1858)入侵越南,引發了長達四年的
法越戰爭。法軍攻擊順化不成,南下奪取南圻重鎮嘉定,嗣德帝命百官密奏籌洋方略,大致可分為四派:一是固守議和派,如
張登桂、
潘清簡等人;二是和守相機而動派,認為有時也可以攻為守,如武德濡、范清等人;三是主和派,是些尋找理由“專言和”者,如黎止信、尊室常;四是主戰派,提出各種分析和方略,“專言攻守”,如陳文為、胡士訓等。嗣德帝贊同固守議和派主張,於是兩次與法國和談,但都破裂,南圻四省也相繼淪陷。嗣德十五年(1862)五月,嗣德帝派潘清簡、林維浹去嘉定議和。起初嗣德帝有意模仿清朝在
鴉片戰爭中贖回
廣州之舉來贖回南圻,並要求“土地決不可許,邪教(天主教)決不可公行”,結果潘清簡等簽訂《
壬戌和約》(第一次西貢條約),不僅規定越南向法西兩國賠償400萬銀元、開放沱灢、巴叻、廣安三港,也答應將嘉定、邊和、定祥三省割讓法國,允許天主教傳教自由。
第二階段是嗣德十五年(1862)至嗣德二十六年(1873),嗣德帝的對法外交聚焦於收回南圻的問題,為此他派
潘清簡到巴黎直接與法國政府交涉,法國答應有條件歸還南圻三省,也派駐
暹羅領事何巴理來順化謁見嗣德帝並商討新約。但越法雙方對新約都不滿意,談判遂歸於流產。除了派潘清簡談判外,嗣德帝還採取暗中支持南圻抗法勢力的策略,希望讓法國知難而退。南圻淪陷後,百姓推軍官張定為“平西大元帥”,領導義兵抗法,廷臣請求敕諭其勿輕舉妄動,嗣德帝駁斥道:“人心如此,亦
圖回之一助,豈有屑屑誡諭之理!”後來法國要求越南抓捕抗法領袖武維揚(千戶揚),嗣德帝卻命令暗中庇護,留作後用。此外,嗣德帝還採納機密院主張,試圖將南圻人民抗法的訊息傳播於各國報紙上,以向法國施加輿論壓力。這一切舉措都無濟於事,法國在嗣德二十年(1867)進占南圻西部三省(永隆、安江、河仙),經略大臣潘清簡自殺,南圻至此全部淪陷。嗣德二十三年(1870),嗣德帝聽說法國在
普法戰爭戰敗、
拿破崙三世被俘的訊息後,認為“有機可乘”,於是效仿“漢文服
尉佗、
匈奴”之法,讓商舶大臣以“仁心發為仁言”,修書弔慰交趾支那總督,並勸他歸還南圻,回救本國。總督除了感謝弔慰外,沒有其他表示,此時北圻遭遇清匪入侵,阮朝無暇進一步考慮南圻問題。
第三階段是嗣德二十六年(1873)至嗣德三十四年(1881),因法國商人塗普義欲強行通過
紅河進入雲南,嗣德帝一面派
陳廷肅、
阮仲合赴北圻交涉,一面派黎峻、
阮文祥赴南圻請交趾支那總督游悲黎調停,游悲黎趁機染指北圻,派海軍上尉安鄴以調停為名侵略北圻,卻被
劉永福所殺,是為
北圻變故。嗣德帝認為“劉團誘殺安業,特出自一辰計取,若堂堂正正與之角勝,想亦難於持久”,於是決定撤回黑旗軍,並同法國妥協。法國此時派交趾支那司法官霍道生來順化及北圻善後,同意交還被安鄴占據的河內,嗣德帝對霍道生頗為信任,認為他“有心為我”,在法國歸還城池後,嗣德二十七年(1874)正月二十七日,黎峻、阮文祥在嘉定與游悲黎簽訂了《
甲戌和約》(
第二次西貢條約),六月又締結了《越法商約》。除了開放北圻與紅河以及進一步擴大法國商權外,還規定越南與外國締結條約之前必須告知法國,法國派駐欽使(辦理公使)駐紮順化,越南已在事實上淪為法國的保護國。此後,嗣德帝採取對法協調路線,他在法國海軍援助下鎮壓了乂安的文紳運動,又從法國獲贈各種槍炮彈藥和蒸汽船,並在法國指導下建立海關和港口管理制度,還派阮增阭、阮誠意出使法國,參加
1878年巴黎世博會。但另一方面,嗣德帝與暹羅及更多歐美國家建交、擴大越南外交空間的嘗試,則遭法國阻撓而失敗。
第四階段是嗣德三十四年(1881)至嗣德三十六年(1883)。此時,法國改變了維持越南現狀的方針,決定對北圻採取積極政策,落實所謂保護權。嗣德三十四年(1881)秋,法國駐順化欽使黎那告知越南《甲戌和約》中“雖無保護明文,而意義已涵”,交趾支那總督黎眉警告如果越南不能驅逐劉永福,法國將於翌年用兵北圻。嗣德帝試圖讓劉永福離開保勝而未果。果然在嗣德三十五年(1882)就發生了
李威利入侵北圻的事態。面對蠻橫的法國人,他痛嘆道:“將以一和字,始終誤我邪!”於是決心對法採取強硬政策,聯清抗法。嗣德三十六年(1883)四月,李威利被劉永福擊斃,嗣德帝聞訊大喜,在加封劉永福為三宣提督的同時,拒絕把李威利等人屍體還給法國。法國為報復越南,派海軍少將
孤拔領兵直搗順化,孤拔抵達前,嗣德帝即已去世。
高棉(越南稱“高蠻”)在明命年間曾為阮朝領土,紹治年間變成屬國(同時稱臣於暹羅),約定三年一貢。嗣德四年(1851)、嗣德七年(1854)、嗣德十年(1857)高棉按期朝貢,嗣德帝應高棉請求,歸還戰利品佛經,但拒絕歸還烏門、七山、巴川、堅江等土地。嗣德帝命曾打敗高棉的
阮知方鎮守南圻,亦令高棉“感畏威德”。
嗣德十二年(1859),高棉國王
安東(詫螉敦)遣使進賀
慈裕太后五十大壽,阮知方請加賞高棉王母以懷柔,被嗣德帝拒絕。翌年,高棉以擒拿
占族叛亂領袖為名入侵南圻,與法國人勾結,不久安東去世,高棉發生內亂,但騷擾仍然不斷。法越戰爭期間,法國曾提出高棉不再向越南朝貢的議和條件,廷臣反對,嗣德帝認為法國非要如此也只能答應,不過要求法國保證高棉不得入侵越南。後來《壬戌和約》中無此條款,但嗣德十六年(1863)法國就強迫高棉成為其保護國,高棉與越南的宗藩關係就此終結,阮朝的屬國只剩下
西原的水舍、火舍。
越南與
暹羅在明命年間因對寮國、高棉的爭奪而交惡。法越戰爭後,嗣德帝試圖與暹羅復交,但又希望暹羅先提出請求。直到嗣德三十一年(1878),暹羅以送還越南鎮寧府官員為契機致書請尋舊好,嗣德帝遂派阮協報聘於暹羅。其後暹羅欲遣使答謝越南,卻被法國阻撓,只好僱傭法國人將禮物送給嗣德帝,嗣德帝修書回復。
嗣德初年,對所有西方國家採取排斥政策。嗣德三年(1850),
美國(越南稱“麻離根”)船抵達沱灢,請求通商,遭到拒絕。法越戰爭後,嗣德帝逐漸開始考慮與更多西方國家建交以制衡法國,如嗣德二十五年(1872),
德國駐
香港領事請求與越南修好,嗣德帝派阮政去香港報聘,並將購買的德國蒸汽船命名為“遠通”,表達通好各國的構想。不過德國的政策是把法國的注意力引到東方,所以在越南問題上採取對法協調路線,並未與越南建交。兩年後的《甲戌和約》中,規定越南與其他國家締約必須事先通知法國,越南的外交因而受到制約,僅在嗣德三十二年(1879)同西班牙籤訂商約,而西班牙迫於法國壓力,也只是讓駐華公使兼任駐越公使。後來嗣德帝希望藉助清朝來聯絡西方國家,但未能實現。
人物評價
自評:①朕寡默,效漢文、宋仁尤可及,至如唐太,多言朕所難效。②予嘗謂歷代帝王賢庸不少,若以功名言,則漢文不及唐太;若以德性言,則唐太遠不及漢文,此亦天賦,非可強而能。予非敢薄唐太,但竊願效漢文耳。故事事務寔,孜孜以養民固本為念,日夕決幾判事,目覽手批,不遺餘力,雖亦不免有聲色禽貨之娛,仍亦不過尋常消遣,不計有無,寔不敢毫有病民妨政。然而企而未能,蓋由余德不足以化俗,才不足以作人,志大而識寡,求重而應輕。③況朕孱弱,寬慈易欺。
阮朝官方評價:帝聰明仁孝,愛民好士,兢兢業業,勵精政事,三十六年常如一日。即位之初,郊祭必親,十餘年後,積憂成病,每命恭代,然猶勉行初獻禮或先自瞻拜,心常歉然如不祭也。事皇太后,篤恭子道,每日一朝至恭,則整躬屏氣,長跪請安。既又談論書史或古今人物事跡,或漏下四五刻未嘗少懈。萬機之暇,多作詩文,落筆成章,不假思索,汪洋浩瀚,滔滔不竭,其評說辨難,皆足以剖析疑惑,垂示勸懲。嘗厭士習卑陋,拘於故套,屢更試法,申定教條,正科之外,又開宏詞科、雅士科、淹博科,士有一藝一能,獎拔簡眷尤至。由是螢窗芸案,爭自濯磨,文章為之一變焉。臨朝拱默,不言人過失。士夫有罪,多寬假之,重者亦但嚴禁俟審,不輕置之刑。尤勤恤民隱,暑雨農功,辰辰咨問,蠲租減稅,無歲無之。自法人之來也,三四年間,國貧於師,加以北邊連兵,勞費事機,遂齟齬焉。迨和議定,連失南境,每遣使求贖地,而未之遂,居嘗不樂,嘗曰:“故疆未復,朕他日不敢入世室。”悲惋形於言語,至於如此。於是設山防、設海防,置管田、置屯田,又立平準、開商政,孜孜汲汲,欲致富強,而奉行之下,未有以
稱塞者。宮中無他好,辰出弋游,或三五日一命駕,群臣多以為言,帝亦自咎。然憂病煩郁,非此不舒,故藉以遣懷,而機務亦未嘗稍懈廢也。嗚呼!以帝之天資聖學,好文守成,使當隆運,成康、文景何足云乎?
唐景崧(清朝官員):①觀其大概,官不成官,民不成民,則其君可知也,實不足以立國,一目洞然,不必窮詰。②該君臣昏愚委靡,戰守絕無經營,即議和亦無條理……阮福時家庭構釁,苟活自娛,內亂將興,勝於外侮。
李鴻章(清朝官員):該國王雖近耄荒,而於時勢大局似尚明曉。
何巴理(法國外交官):嗣德儀表極佳,目光深邃,毫無偽飾,臉色蒼白,沒有鬍鬚,四肢纖細,看起來非常女性化。但他說起話來,聲音低沉而穩重,談吐清晰,非常易懂。國王和我談了一個多小時,到日落時才結束了會見,表現出滿意的狀態。我原以為他會提些老生常談的問題,可國王完全不是這樣。他非常關注歐洲和構成歐洲的列強,詢問法國的實力和繁榮的源泉何在,我回答說,無論何國,生活的基礎都是由個人的自由、與其他國家人民交流的自由構成的。這個回答讓國王頗為驚訝。
霍道生(法國外交官、漢學家):①國王是個徹頭徹尾的無能之人,他非常頑固,反覆無常,個性急躁,不懂節制自己的權力,往往感情用事,採取莽撞的行動。②國王昏庸無能,跟暴君沒什麼兩樣,國內一點改革也沒有。雖然無所作為,卻很在乎自己的名譽。按照他的構想,是要把自己即位時所傳承的相同狀態留給接班人。
胡志明:自從辛亥年後,洋人來犯、與我惹事/可是皇上朝廷,冥頑不化、自以為是/今我國亡家殘,也因這些、昏君庸官。
陳仲金(越南右翼學者):①我們看到翼宗的真像如此,可知他並非一個肥碩魁梧之人,也不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是一個兇殘暴虐的帝王。只因他是在一個艱難困苦的時代當政的皇帝,那時國內多事,而輔佐他的人,雖然有清廉如
張登桂、武仲平,忠烈如
潘清簡、
阮知方、
黃耀者,但這些人都是舊式人物,不諳曉新的時勢。況且當時國勢太弱,縱有改革維新之想,也來不及了,所以諸事全都搞糟了。②皇帝並非不想有所改革。只因皇帝居於深宮內殿,對時事不能詳知,惟以各官為耳目,而各官知之者少,不知者多……無論如何翼宗也難於擺脫他對國家所犯下的錯誤,然而更準確地來看,則知當時廷臣的過錯,亦可謂不小。
陳輝燎(越南左翼學者):①嗣德皇帝對人民憤激的輿論卻充耳不聞,舉棋不定……實質上已經做了投降的準備,就是說與敵人(指法國)簽訂和約。②他們(指嗣德帝為首的阮朝皇室)企圖與外來的侵略者勾結起來鎮壓國內的敵人,但結果適得其反,國內敵人並沒有被鎮壓倒,反而使外來的侵略者有隙可乘,插手干涉,終於釀成亡國慘禍。歷史將世世代代地譴責他們。
鄭永常(中國台灣學者):這位飽讀聖賢書的皇帝,曾企圖通過談判、外交手段、公論來說服侵略者退還占領地。可惜,他過於自信,相信良好的信念是中外如一的,結果談判惹來更大的損失,他顯然未學會談判的最高原則“見好就收”的策略。如果他願意接受潘清簡與何巴理草簽的《續約》,越、法關係便可改寫,也許東亞歷史的發展又可能是另一面相。嗣德帝並不是昏庸無知的統治者,他是一位好學而有強烈自信的皇帝。在這大時代的轉變當中,弱勢的東亞傳統政權,正一波接一波的面對入侵與現代化的壓力。嗣德帝企圖適應,接受考驗,並努力學習,為了保衛祖宗留下的國家與人民,當然還會付出更多更大的代價。
坪井善明(日本學者):嗣德帝作為王朝的君主,學識淵博,篤信儒教。他一方面堅持正統性,一方面缺乏必要的順應性,可以說是這種雙重特性的象徵。他不僅是象徵,而且還對這個國家未來歷史所產生的後果負有首要責任。
軼事典故
自幼聰穎
嗣德帝剛會說話,就握炭頻畫於牆壁,看到的人感到驚異,便問他在乾什麼,他回答:“寫‘狀’字。“即
狀元的狀。有一次,
紹治帝讓諸子回答自己名字的含義,嗣德帝根據自己所學的
訓詁知識回答道:“洪為重大,任為負荷。”紹治帝微笑著打趣道:“重負者何?樵薪耶?”
詩歌外交
嗣德帝酷愛作詩,史載他“萬機之暇,多作詩文,落筆成章,不假思索”。他曾“敕諸地方察舉婦人能詩文者充教內庭”,以便後宮婦女能夠陪他作詩。他甚至將寫詩融入治國理政之中,久旱降雨就作喜雨詩,期待勝仗就作望捷詩,乃至大臣議事、出使及將士作戰,他都會賦詩下賜,以示鼓勵。嗣德帝還將詩歌運用於外交場合,他在嗣德三十五年(1882)正月賦詩讚美
李鴻章,以期他能幫助越南,托
唐廷庚轉交:
天相中朝壽老成,拳拳憂愛壯猶宏。
海潤惠覃千里浹,嵩高神降兩賢生。
李鴻章則以“及時自強、歸誠天朝、誤訂法約”之意次韻回覆:
好讀史書
嗣德帝非常愛讀史書,他對中國歷史了如指掌,有一次嗣德帝讀《
明史》,發現
松江府有諂媚
魏忠賢者建德馨祠,便下令將宮中表德殿德馨樓改為明德樓。他在訓諭中總是引經據典,對各種中國歷史人物信手拈來,要求文臣學習
趙廣漢、
諸葛亮、
裴度等人,武臣學習
趙充國、
馮奉世、
郭子儀、
李光弼、
曹彬等人,宗室學習漢代東平王
劉蒼、宋代濮王
趙允讓等人,自己則以
漢文帝、
宋仁宗為榜樣。法越戰爭後,嗣德帝專門印發唐書中
李泌、裴度、
李絳三名中興名臣的傳記,讓一品至四品官員30人一本,號召群臣向他們學習。他還兩次將
乾隆御批通鑑下發全國各個學堂,要求士子認真學習。
嗣德帝不止關注中國史,也重視本國史。他對士子“惟知有北朝(指中國)之史,本國之史鮮或過而問焉”的狀況表示擔憂,因此才決定編修《
欽定越史通鑑綱目》。他不僅親自批註,還御製《越史總詠集》並予以刊行。但總體而言,嗣德帝更多引用的還是中國史。
欲開世博
嗣德十九年(1866),法國召開
萬國博覽會(越南稱“鬥巧場”),邀請越南參加。嗣德帝也想搞一個世博會,對大臣們說:“我亦開場,要洋人齊赴呈能,有益否?”大臣回奏:“西俗以機巧自誇,又有意東往。我若招之,恐各國同來,多有不便。”嗣德帝予以採納。
拒入宗廟
嗣德年間,法國吞併南圻全境,嗣德帝欲贖回而未果,《
甲戌和約》的締約等於徹底承認了法國對南圻的占領。嗣德帝乃於嗣德二十九年(1876)以“故疆未還”而下詔罪己,並稱“朕不幸
齎志以歿,雖臣庶有不忍斥,援例祔從
世室,則朕有罪人,不應污玷其列,苟強為之,魂魄亦不甚安矣。宜黜別之,勿加尊謚,以示萬世人君有過之大戒,使朕得與有過之臣分謗共恥,是朕之志也”。嗣德帝本欲“布告天下,鹹使聞知”,經群臣反覆勸諫,才沒有將此罪己詔公開。
議改國號
嗣德三十一年(1878),嗣德帝打算將國號由“大南”改為“大興”或“大化”。
機密院大臣認為:“興字雖美,而稽之事寔則未賅;化字既兼本始,又合南音,想為妥善。惟當今多事,人心易搖,儻一違之,俗見訛言,恐莫能遏,請俟事簡後行。”嗣德帝採納,最終未改國號。
嗣德與鶴
相傳,清朝皇帝曾贈送嗣德帝一隻仙鶴,嗣德帝如獲至寶,寵愛無比,在其脖子上貼上“天子鶴”的標籤。有一天,“天子鶴”逃出御花園,闖入民宅,被民宅的狗咬死。嗣德帝龍顏大怒,欲處死民宅主人。有一個叫范丹桂的御史作詩勸諫曰:“鶴不能言,犬不識字。鶴入民院,犬忠於主。鳥獸鬥爭,幽明何與?犬吠鶴死,罪歸於主;鶴啄犬死,將何律處?”嗣德帝悔悟,赦免了民宅主人。
親屬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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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又名武氏諧,嗣德帝任內升至 皇貴妃,1882年因微事降為忠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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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封三階慎嬪,晉封二階恭妃,1879年降為三階敏嬪 |
| | 女詩人,嗣德帝死後仿天寶白頭宮女遺聞,著《幸蜀歌》記當時亂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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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名膺豉,即同慶帝,堅太王 阮福洪侅之子,封堅江郡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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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作品
嗣德帝創作的詩文集和各種書總計103部。包括《嗣德御製文集》68冊,《御製越史總詠集》10卷、《嗣德御製詩》初集20卷、二集15卷、三集20卷,此外還有喃字著作如《嗣德聖制論語釋義歌》、《
嗣德聖制字學解義歌》等。
陵寢墓地
嗣德帝去世後葬於謙陵(
嗣德陵),位於順化市水春社上坡村。陵中所有建築物和景觀都帶“謙”字,如自謙門、鳴謙堂、和謙殿、流謙湖、沖謙榭等。嗣德帝解釋道:“吾何取之謙乎哉?……夫謙者,敬也,讓也,有而不居,屈己下物者也。以予之蒙恥負罪如此,讓莫大焉,屈莫甚焉,有何才能功德而不居乎?”再加上修築謙陵時雷震和謙殿以及段征之變等“天譴人怒”,因此他“不得不謙也”。
影視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