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五經，是“四書”與“五經”的合稱，泛指儒家經典著作。在中國的傳統文化的諸多文學作品當中，四書五經占據著相當重要的位置。四書五經翔實的記載了我國早期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各個方面的史實資料以及孔孟等思想家的重要思想。
四書指的是《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指的是《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五部。《春秋》由於文字過於簡略，通常與解釋《春秋》的《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分別合刊。四書之名始於宋朝，五經之名始於漢武帝。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經專家鑑定，其內容全部都是古書，其中有許多經、史一類的文獻，此次公布的清華簡中，《傅說之命》三篇引發關注，其內容與東晉時期出現的偽古文《尚書》的《說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證明，傳世的偽古文《尚書》系後人偽作。此外，《周禮》實際上成書於兩漢之間。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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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
《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稱為四書，為儒家傳道、授業的基本教材。幾百年來，“四書”在我國廣泛流傳，其中許多語句已成為膾炙人口的格言警句。 其中，《論語》《孟子》分別是孔子、孟子及其學生的言論集， 《大學》《中庸》則是《禮記》中的兩篇。首次把它們編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學者朱熹。不過，在朱熹之前的程顥、程頤兄弟已經大力提倡這幾部書了。他們認為，《大學》是孔子講授“初學入德之門”的要籍，經曾子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門傳授心法”之書，是孔子的孫子子思“筆之子書，以授孟子”的。這兩部書與《論語》，《孟子》一起表達了儒學的基本思想體系，是研治儒學最重要的文獻。正是根據這樣的觀點，朱熹把《論語》《孟子》《大學》《中庸》這四部書編在一起。因為它們分別出於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曾參、子思，所以稱為 “四子書”，簡稱即為“四書”。
朱熹分別為這四部書作了注釋，其中，《大學》《中庸》的注釋稱為“章句”，《論語》《孟子》的注 釋因為引用他人的說法較多，所以稱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編定的《四書》次序本來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淺入深進修的順序排列的。後人因為《大學》《中庸》的篇幅較短，為了刻寫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論語》之前，成了前年通行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順序。由於朱熹注釋的《四書》既融會了前人的學說，又有他自己的獨特見解，切於世用；又由於以程顥、程頤兄弟和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後，朝廷便將他所編定注釋的《四書》審定為官書，從此盛行起來，到元代延佑年間（1314—1320）恢復科舉考試，正式把出題範圍限制在朱注《四書》之內。明、清沿襲元制，衍出“八股文”考試制度，題目也都是出自朱注《四書》。《四書》不僅是儒學經典，還是每個讀書人的必讀書。在近代，《四書》還被編入國小教科書。
《大學》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拚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肝肺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煊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則，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煊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是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惕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敬畏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之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賁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後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挈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岩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唯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為寶。”《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為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家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中庸》
在南宋前從未單獨刊印，一般認為它出於孔子的孫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記·孔子世家》稱“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韓愈、李翱維護道統而推崇《中庸》（與《大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獎宣揚，甚至認為《中庸》是“孔門傳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繼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從《禮記》中抽出來，與《論語》《孟子》《大學》並列，到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時，便成了《四書》之一。從《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觀點來看，也大體上相同的。不過，現存的《中庸》，已經經過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寫定於秦統一全國後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於《大學》，不是取正義開頭的兩個字為題，而是撮取文章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造造爾。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皓，反求諸身。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吲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拚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則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祖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祖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諦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廬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怯，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征，征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系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文王，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乎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征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征，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征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譽於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養生，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論語》
《論語》是記載孔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人。儒家學派創始人，中國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極其深遠的影響。《論語》成書於春秋戰國之際，是孔子的學生及其再傳學生所記錄整理。
《論語》涉及哲學、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諸多方面，內容非常豐富，是儒學最主要的經典。在表達上，《論語》語言精煉而形象生動，是語錄體散文的典範。在編排上，《論語》沒有嚴格的編纂體例，每一條就是一章，集章為篇，篇、章之間並無緊密聯繫，只是大致歸類，並有重複章節出現。到漢代時，有《魯論語》（20篇）、《齊論語》（22篇）、《古文論語》（21篇）三種《論語》版本流傳。
東漢末年，鄭玄以《魯論語》為底本，參考《齊論語》和《古文論語》編校成一個新的本子，並加以注釋。鄭玄的注本流傳後，《齊論語》和《古文論語》便逐漸亡佚了。以後各代注釋《論語》的版本主要有：三國時魏國何晏《論語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論語義疏》，宋代邢晏《論語註疏》、朱熹《論語集注》，清代劉寶楠《論語正義》等。宋代趙普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可見論語的貢獻很大。
《孟子》
《孟子》是記載孟子及其學生言行的一部書。孟子（約前372-前289年），名軻，字子輿，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城東南人），離孔子的故鄉曲阜不遠。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為《孟子》是“擬聖而作”。所以，儘管《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但實際上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已經把它看作輔助“經書”的“傳”書了。
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書了。
兩漢以後學五經，兩宋以後學四書。半部論語打天下，半部論語治天下。
五經
四書五經（節選）《詩經》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共收錄周代詩歌305篇。原稱“詩”或“詩三百”，漢代儒生始稱《詩經》。現存的《詩經》是漢朝毛亨所傳下來的，所以又叫“毛詩”。《詩經》是中國韻文的源頭，是中國詩史的光輝起點。它形式多樣：史詩、諷刺詩、敘事詩、戀歌、戰歌、頌歌、節令歌以及勞動歌謠樣樣都有。它內容豐富，對周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勞動與愛情、戰爭與徭役、壓迫與反抗、風俗與婚姻、祭祖與宴會，甚至天象、 地貌、動物、植物等各個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說，《詩經》是周代社會的一面鏡子。而 《詩經》的語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前6世紀漢語概貌的最重要的資料。
據說《詩經》中的詩，當時都是能演唱的歌詞。按所配樂曲的性質，可分成風、雅、頌類。“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檜風、曹風、豳風組成，稱為十五國風，大部分是黃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貴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貴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來自民間。“頌”包括周頌、魯頌和商頌，共40篇。頌是宮廷用於祭祀的歌詞。一般來說，來自民間的歌謠，生動活潑，而宮廷貴族的詩作，相形見絀，詩味不多。
《尚書》
《尚書》意為“上古之書”，是中國上古歷史檔案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作品的彙編。記載上起傳說中的堯舜時代，下至東周（春秋中期），約1500多年。基本內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談話內容的記錄，這說明作者應是史官。《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相傳為孔子編定。《尚書》有兩種傳本，一種是《今文尚書》，一種是《古文尚書》，現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古時稱讚人“飽讀詩書”，“詩書”便是分別指《詩經》、《尚書》。春秋戰國時稱《書》，到了漢代，才改稱《尚書》。儒家尊之為經典，故又稱《書經》。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總數約2500枚。經專家鑑定，其內容全部都是古書，其中有許多經、史一類的文獻。此次公布的清華簡中，《傅說之命》三篇引發關注，其內容與東晉時期出現的偽古文《尚書》的《說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證明，傳世的偽古文《尚書》系後人偽作。
《尚書》據說原有一百篇，秦代焚書後（也可能是項羽火燒鹹陽造成流失，亦或秦二世之後戰亂流失。雖然始皇的法治與“詩書”中的“王道”治國有偏差，以始皇的明睿不可能做毀滅文化之暴舉，鹹陽應存有“詩書”的正本，所謂“焚書坑儒”不過是政治需要，雷聲大雨點小。不能望文生義為“焚掉所有書籍，坑殺所有儒生”。歷史有待驗證，此處不可偏信偏聽，特此註解），漢初僅蒐集到二十九篇，用當時通行的隸書寫定，稱今文《尚書》。漢武帝時，從孔子故宅中發現用古文字寫的《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十六篇，稱為古文《尚書》，這十六篇不久亡佚。晉人偽造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又從今文《尚書》中析出數篇，連同原有的今文 《尚書》共為五十八篇，也稱古文《尚書》。《十三經註疏》中的《尚書》，就是經過晉人手術的這種古文《尚書》。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書。《虞書》、《夏書》非虞夏時所作，是後世儒家根據古代傳聞編寫的假託之作。 《商書》是殷王朝史官所記的誓、命、訓、誥，其中《湯誓》按時代說應為最早的作品，但這篇文章語言流暢，可能經過後人的潤色。《盤庚》三篇古奧難讀，較多地保留了原貌。《尚書》是我國古老的文章彙編。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語言同秦漢時的古漢語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遠，傳寫訛誤，十分艱澀難讀。古代的另一種學術造假行為叫偽托。這類偽托之作和今日之學術造假不同，這類作者只求作品傳世，既不求名也不求利。而且雖然是偽托之作，往往不乏學術價值，有些甚至是極其重要的文獻。《禹貢》是我國現存最古史書《尚書》中的一篇。以前的學者都以為《禹貢》為夏朝史官甚至是大禹本人的著述，現在早已為學界所否定。上世紀30年代，顧頡剛提出了《禹貢》成書於戰國時期的觀點。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個證據是：《禹貢》中提到一條河“菏”，菏指菏水，是公元前483年吳王夫差為與晉爭霸而開鑿的一條運河。即此一點就可以斷定《禹貢》作於公元前483年之後。
《周禮》
《周禮》亦稱《周官》或《周官經》，它是儒家的經典之一。儒家把《詩》、《書》、《禮》、《易》、《樂》、《春秋》作為六經。孔子收徒講學時，選用了這些典籍作為教材。不過，孔子所講授的禮、樂和舊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禮、樂已有很大的區別。他認為，《樂》教，可以使人“廣博易良”；《禮》教，可以使人“恭儉莊敬” （見《禮記·經解》）。孔子還說過：“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在孔子看來，不學禮，便沒有立足社會的依據。因此，必須“立於禮”（《論語·泰伯》）。
《周禮》為何人所作，何時產物？歷來也是有爭論的。古文經學家認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經學家認為，它出於戰國，也有人認為是西漢末劉歆所偽造。近人從周秦銅器銘文所載官制，參證該書中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學術思想，多數人認為是戰國時的作品。也有人認為，《周禮》成於漢初。
禮所包括的範圍很廣，從國家的典章制度，直至個人的行為準則。我們所能見到的禮書，有《周禮》、《儀禮》和《禮記》。《周禮》是講周朝官制的，《儀禮》是講各種典禮節儀的（如冠、婚、喪、祭等具體儀式），《禮記》是孔子學生以及後人傳習《禮經》的記錄，內容有關禮的性質、意義和作用。東漢學者鄭玄分別給《儀禮》、《禮記》作了註解之後，才有了“三禮”這一名稱。“三禮”都與孔子禮的思想有關，但只有《儀禮》（17篇）是由孔子整理編訂的。 《周禮》是蒐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減排比而成的彙編。由於我國早在夏、商、周時就進入了奴隸社會，而周為奴隸社會的鼎盛時代，所以《周禮》是中國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記錄，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記錄。全書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為上下卷，共12卷。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漢時補以《考工記》。
書影
書影《周禮》一書，東漢鄭玄撰有《周禮注》，唐朝賈公彥作《周禮正義》，清代孫詒讓也撰有《周禮正義》，這些注釋對後人研究《周禮》提供了參考資料。 周朝的最高統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隸主貴族的總代表。 輔助周王的大官，相傳有太師、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時，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兒子伯禽，也當過周王的師保。在令尊、令彝銘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種官職的總稱，即政務官、事務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諸侯和方國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師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職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稱六卿。六卿經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們在朝廷中分立於周王的兩側，協助周王處理政務。 周王朝，“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務有密切的關係。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兒子伯禽也曾任過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處於人神之間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職官吏。太史這一職位，就是商代以來的作冊，周初畢公高曾任過太史，稱為“作冊畢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務總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譜系，也是重要的職務。 六卿還有許多僚屬，各有專職，所以總稱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還設有五官：司徒、司馬、司空、司土、司寇。
《周禮》還包含著古代宗教、經濟政策、哲學與倫理等諸多方面的歷史資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為主，兼收法家和陰陽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經》
《易經》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中，被譽為諸經之首，三玄之一。《易經》包含《周易》，就是各種變化，孔子定為五經之一，計有24070字，分本經和大傳兩部分。本經包括八卦、重卦、卦辭、為易有主體，故稱為經；大傳包括上彖、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此十者合稱十翼。十翼為闡明易經而作，故曰傳，它是用八卦重疊而成的六十四卦為結構框架，把中華民族在太古時代摸索總結出來的生活經驗和生產經驗，用抽象的符號記錄下來，進一步以陰陽變化之道來分析，說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通過卜卦來啟示天道，地道，人道的變化規律。
《易經》是我國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經典，是華夏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學，政治家、軍事家、商家的必修之術；它也是中醫之子向更高層次學習的門檻。如果從本質上來講，《易經》是一本關於“卜筮”之書。“卜筮”就是對未來事態的發展進行預測，而《易經》便是總結這些預測的規律理論的書。《周易》也稱作是《易經》，被譽為是“群經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國古文化典籍中最古老而深邃的經典。《易經》本是反映變化的哲學古書，長久以來被用隨機數選取作筮辭用。
《麟經》
孔子所著《春秋》一書本名《麟經》，相傳孔子編纂此書時，有一獵戶背一奇形怪獸請教孔子所獵者為何物，孔子見狀大驚曰：麒麟本是太平獸，緣何生來不逢時。自此便停著《春秋》，三年後孔子亡故。後人以此典故稱孔子所著《春秋》為《麟經》，奉為四書五經之一。
之所以以“春秋”一詞命名史書，而非“冬夏”，是因五行學說中，“春秋”之位相應“東西”二方，東為木、西為金，金木為篆，故可標稟歷史；金木為實，故可以史為鑑。有此緣故，故名“春秋”。而“冬夏”二季相應為“水火”，是陰陽變化之極，變化不定，故此不以此立說，亦不稱物為“南北”也。
《春秋》原是先秦時代各國史書的通稱，後來僅有魯國的《春秋》傳世，便成為專稱。這部原來由魯國史官所編《春秋》，相傳經過孔子整理、修訂，賦予特殊的意義，因而也成為儒家重要的經典。 《春秋》是我國編年體史書之祖，它以魯國十二公為序，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迄於魯哀公十四年（前48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歷史。它是綱目式的記載，文句極簡短，幾乎沒有描寫的成分。但它的語言表達，具有謹嚴精煉的特點，反映了文字技巧的進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寓褒貶於記事的“春秋筆法”。相傳孔子按照自己的觀點對一些歷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評判，並選擇他認為恰當的字眼來暗寓褒貶之意，因此《春秋》被後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義”的經典，是定名分、製法度的範本。並且，在史書和文學作品的寫作上，也對後人產生很大影響。史學家從中領悟到修史應該有嚴格而明確的傾向性，文學家往往體會了遣詞造句力求簡潔而義蘊深刻。當然，刻意求深，也難免造成文意晦澀的弊病。
《詩經》
中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它收集了從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大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先秦稱為《詩》，或取其整數稱《詩三百》。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始稱《詩經》，並沿用至今。
關於《詩經》的編集，漢代有兩種說法：①行人采詩說。《漢書·藝文志》載：“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詩經》305 篇的韻部系統和用韻規律和詩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時間長、地域廣，在古代交通不便、語言互異的情況下，如果不是經過有目的的採集和整理，要產生這樣一部詩歌總集是不可想像的。因而采詩說是可信的。②孔子刪詩說。《史記·孔子世家》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穎達、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對此說均持懷疑態度。《詩經》大約成書於公元前6世紀，此時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至魯國觀樂，魯樂工為他所奏的風詩次序與今本《詩經》基本相同，說明那時已有了一部《詩》，此時孔子年僅 8 歲 。 因此近代學者一般認為刪詩說不可信 。 但根據《論語》中孔子所說：“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確曾為《詩》正過樂。只不過至春秋後期新聲興起，古樂失傳，《詩三百》便只有歌詩流傳下來 ，成為今之所見的詩歌總集。
詩經
詩經《詩經》所錄，均為曾經入樂的歌詞。《詩經》的體例是按照音樂性質的不同來劃分的 ，分為風 、 雅、頌三類。①風。是不同地區的地方音樂，多為民間的歌謠。《風》詩是從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等15個地區採集上來的土風歌謠 。共160篇 。大部分是民歌 。②雅 。即朝廷之樂，是周王朝直轄地區的音樂 ，大部分為貴族的作品， 即所謂正聲雅樂 。《雅》詩是宮廷宴享或朝會時的樂歌，按音樂的不同又分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
《禮記》
《禮記》是戰國到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禮記》只是解《儀禮》”（《朱子語類·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禮記》雖只是解說《儀禮》之書，但由於涉及面廣，其影響乃超出了《周禮》、《儀禮》。《禮記》有兩種傳本，一種是戴德所編，有85篇，今存40篇，稱《大戴禮記》；另一種，也便是我們所見的《禮記》，是戴德其侄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稱《小戴禮記》。
《春秋》
《春秋》是魯國的編年史，經過了孔子的修訂。就因文字過於簡質，後人不易理解，所以詮釋之作相繼出現,對書中的記載進行解釋和說明，稱之為“傳”。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傳》，公羊暠《春秋公羊傳》，穀梁赤《春秋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列入儒家經典。
《公羊傳》與《穀梁傳》是為解春秋之筆法，釋《麟經》之精妙，但於《麟經》並無後續紀年。《左傳》 也稱《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傳》，古代編年體歷史著作。是孔子所著《麟經》之續，同為魯國編年體史書，故與《麟經》並列。《史記》稱作者為春秋時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經學家認為系劉歆改編，近人又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據各國史料編成（又有說是魯國歷代史官所寫）。它的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征伐、婚喪、篡弒等，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左傳》本不是儒家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
《樂經》
於戰國時期失傳。傳說於秦始皇焚書坑儒之時被焚毀。
考證
2008年7月，清華大學入藏了一批戰國竹簡，總數約2500枚。經專家鑑定，其內容全部都是古書，其中有許多經、史一類的文獻。此前，清華簡第一輯和第二輯整理報告分別於2010年和2011年年底出版。此次公布的清華簡中，《傅說之命》三篇引發關注，其內容與東晉時期出現的偽古文《尚書》的《說命》篇完全不同，再次證明，傳世的偽古文《尚書》系後人偽作。古代的另一種學術造假行為叫偽托。這類偽托之作和今日之學術造假不同，這類作者只求作品傳世，既不求名也不求利。而且雖然是偽托之作，往往不乏學術價值，有些甚至是極其重要的文獻。《禹貢》是我國現存最古史書《尚書》中的一篇。以前的學者都以為《禹貢》為夏朝史官甚至是大禹本人的著述，現在早已為學界所否定。上世紀30年代，顧頡剛提出了《禹貢》成書於戰國時期的觀點。其中最有意思的一個證據是：《禹貢》中提到一條河“菏”，菏指菏水，是公元前483年吳王夫差為與晉爭霸而開鑿的一條運河。即此一點就可以斷定《禹貢》作於公元前483年之後。此外，《周禮》 實際上成書於兩漢之間，《莊子》 除內八篇外都是後人所作，《論語》 的版本之爭實際上就是真偽之辯。
價值
我們只要談到中國傳統文化，必然得提到“四書五經”。“四書五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載體，更是中國歷史文化古籍中的寶典。儒家經典“四書五經”包含內容極其廣泛、深刻，它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極高的地位。
四書五經
四書五經“四書五經”詳實地記載了中華民族思想文化發展史上最活躍時期的政治、軍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實資料及影響中國文化幾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學思想。歷代科舉選仕，試卷命題無他，必出自“四書五經”足見其對為官從政之道、為人處世之道的重要程度。
四書五經在社會規範、人際交流，社會文化等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時至今日，“四書五經”所載內容及哲學思想仍對我們現代人具有積極的意義和極強的參考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