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啟蒙運動（朝鮮語：애국계몽운동），又稱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是指韓國在1904年—1910年間以進步知識分子為中心、以恢復國家主權為目標而展開的養成實力與開啟民智的一系列民族主義運動的總稱。主要包括社會團體興起、輿論啟蒙運動、教育救國運動、實業救國運動、國學研究、新文化運動、宗教運動、國債報償運動等。其興盛階段是1906年—1908年，與義兵運動共同構成了舊韓末民族抗爭的兩大潮流。
日俄戰爭以後，日本控制大韓帝國。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代表新興民族資產階級的韓國先覺知識分子認識到培養民族實力和喚醒民眾覺悟的重要性，試圖透過結社、輿論、出版、集會等諸多手段，啟發韓國民眾的自立自強精神和加強民族團結意識，通過促進民族產業和教育的發展來增加民族實力，最終實現獨立自主。代表人物有張志淵、申采浩、朴殷植、梁起鐸、周時經、南宮檍、尹孝定、吳世昌、安昌浩、李儁等。然而，隨著日本的壓力增大以及韓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次運動沒有達到收復國權的目標，並隨著日韓合併而結束，但在朝鮮半島歷史上仍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愛國啟蒙運動
- 又稱：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
- 朝鮮語：애국계몽운동
- 發生時間 ：1904年-1910年
背景介紹,內容,意義,評價,
背景介紹
朝鮮自1876年《江華條約》簽訂而開港以後，逐漸向近代化轉型，民族資本主義不斷發展。1897年大韓帝國建立以後，政府開始實施“光武改革”，大力殖產興業，鼓勵工商。在運輸業、金融業、紡織業、農林水產等行業上，韓國民族資本主義有較快的發展。這種情況致使韓國民族資產階級開始發育，為一系列的近代化運動奠定了經濟基礎。1884年甲申政變、1894年甲午更張和1898年獨立協會運動是韓國近代資產階級改革運動的一次次高潮，其領導者從封建地主階級中的開明勢力逐漸演變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方式亦從自上而下過渡到自下而上。20世紀初的愛國啟蒙運動正是繼承上述變革運動而產生的新一輪高潮，資產階級通過啟蒙思想家提出自己的要求與主張，反映了韓國民族資產階級力量的集結與發展已到了新的高度。因而韓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愛國啟蒙運動發生的根本原因。
而韓國所面臨的深重的民族危機則是催生愛國啟蒙運動的主要與直接的原因。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日本及其他資本主義列強加劇了對朝鮮半島的侵略，在經濟上的侵略更是讓韓國新興民族資產階級深受其害。日本、俄國、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爭相掠奪韓國的鐵路、礦山、電信等利權，導致韓國民族資本主義在與日本為首的列強的競爭中舉步維艱。韓國進步知識分子切感外國經濟侵略的危害，愛國啟蒙運動的發端便是反對日本的利權掠奪。而比經濟侵略更緊迫的危機則是當時日本對韓國實施的保護國化政策，日俄戰爭後日本控制了朝鮮半島，於1905年11月17日強迫大韓帝國政府簽訂《乙巳條約》，使韓國一步步墮入殖民地的深淵。著名啟蒙運動家張志淵在條約簽訂後發表《是日也放聲大哭》一文，疾呼救亡，其他知識分子亦試圖在保護國體制下探索恢復韓國主權、實現富強獨立的道路，於是掀起了愛國啟蒙運動。
愛國啟蒙運動的核心思想是近代民族主義，而韓國的民族主義並非是在這一時期一蹴而就，而是從19世紀70年代產生的開化思想一路發展而來。開港以前，韓國人自處中華秩序之下，奉行事大主義，民族意識較薄弱，開化思想最早也是以實現近代化為主的，但已包含獨立自主的民族主義思想。獨立協會運動時期，韓國的開化思想家通過《獨立新聞》等媒介竭力鼓吹自立自強的民族主義，肅清事大主義餘毒，喚起大眾的近代民族意識，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韓國民族主義的形成，不僅傳承開化思想，更與社會進化論的傳入與消化有關。最早引入社會進化論的是開化思想家俞吉濬，他在1880年代撰寫了《競爭論》，但並未刊行，所以沒有造成影響。其後是獨立協會運動時期的徐載弼與尹致昊，他們在《獨立新聞》上撰寫的文章中已運用了弱肉強食等社會進化論的觀點來說明列強侵略弱國的事實，以此喚醒國民的愛國心。真正大規模引入社會進化論是20世紀初，中國思想家梁啓超對韓國知識分子的影響甚巨。他的《飲冰室文集》在1903年傳入韓國，迅速風靡於韓國知識分子之間，成為了韓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必讀書籍，在《皇城新聞》、《大韓每日申報》等啟蒙陣地上如參考書一般頻繁被介紹與引用。梁啓超的觀點立足於社會進化論，強調在當前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人類社會中，弱小民族必須強化自身實力，方能在競爭中生存下來。而他認為最關鍵的在於擺脫國民劣根性，實現“新民”。梁啓超的思想在韓國引起廣泛共鳴，張志淵、朴殷植、申采浩等人都受到梁啓超的強烈影響，從社會進化論受到啟發，在愛國啟蒙運動中奠定了培養民族實力和喚醒民眾覺悟的基本方向。而僅崇尚開化思想而缺乏民族主義（即所謂文明至上主義），則會陷入“敗北主義”的泥潭，最終投向日本，愛國啟蒙勢力的對立面——一進會就是典型代表。故由開化思想和社會進化論相結合產生了韓國的民族主義，便為愛國啟蒙運動奠定了思想基礎，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稍早於愛國啟蒙運動之前興起的救國運動——義兵運動，亦給愛國啟蒙運動的產生與發展造成影響。義兵運動是韓國民眾武裝反抗日本侵略的運動，但是韓國知識界卻對其不以為然。以《大韓每日申報》為例，曾在愛國啟蒙運動初期的1906年5月30日的論說中寫道：“今日大韓人民值此奇變，抱此至痛，若其無復雪之志者，不可以人類稱謂也。然而不度時、不量力，徒激於一時之血憤，而嘯聚千百烏合之徒，為此紛紛妄舉，則增國家之禍亂，糜爛其生民而已，是豈稍有知覺者之所為者耶？……嗚呼！大韓臣民，罔極之痛，何時可忘？而復仇之舉，非倉促可辦者，幸觀於古來智士、義士之事為，必以堅忍耐久之心力，養成自強之實力也，決不可為此愚痴狂妄之舉，以禍於國、害愚民而徒益其恥辱也。”這可以說代表了愛國啟蒙運動主導勢力的基本觀點，他們為了避免像義兵運動那樣與日本正面衝突，選擇了啟蒙運動的途徑，所以義兵運動的反面參照也是愛國啟蒙運動展開的一個因素，並且這兩大潮流基本上各行其是，並未交匯在一起。
內容
社會團體勃興
愛國啟蒙運動的展開首先體現在社會團體的興起，而社會團體也是愛國啟蒙運動的載體。大韓帝國原為專制國家，自獨立協會被鎮壓以後，民眾的結社自由被禁止，因此未曾出現過任何公開的社會團體。日俄戰爭以後，韓國的黨禁逐漸開始放寬，為愛國啟蒙運動的展開培植了土壤。1904年6月6日，日本駐韓公使林權助照會大韓帝國外部，要求將韓國全國荒地的開墾權轉讓給日本人長森藤吉郎手中。訊息傳出以後，韓國上下譁然，前中樞院議官宋秀萬、沈相震等於1904年7月13日在漢城（今首爾）鐘路白木廛組織了“保全會”（又稱輔安會），取“輔國安民”之意，展開了反對將土地開墾權轉讓給日本人的運動。參與的人有三四千之多，他們連日召開聲討大會，抗議日本的侵略行徑。以擔當日俄戰爭期間韓國治安自居的日本對此十分恐慌，在1904年7月16日出動憲兵和警察鎮壓保全會的集會，抓走了申箕善、宋秀萬、沈相震等主要幹部。但保全會成員繼續抗爭，他們把集會地點從鐘路轉移到典洞漢語學校，日本則繼續進行鎮壓，關閉了保全會總部“保全會議所”與集會地典洞漢語學校，並造成人員傷亡。大韓帝國政府迫於民間壓力，於1904年7月23日宣布不會向日本人轉讓全國荒地，日本方面也在8月1日取消了這一要求。同時韓國政府還不斷敦促保全會解散，保全會見目的已達成，便自行解散了。保全會雖然持續時間不長，但其鬥爭取得初步勝利，並使自獨立協會以後沉寂已久的社會團體與社會運動重新興起，揭開了愛國啟蒙運動的序幕。
保全會後來在1904年8月27日再次創設，同年9月11日李儁、李商在、李東輝等將其改組為協同會，後又演變為共進會、進明會等，與當時的親日團體一進會相抗衡。儘管韓國政府多次頒布禁止民會的命令，甚至逮捕了李儁等社會團體領導人，但這股潮流已無法阻遏。1905年5月24日，尹孝定、李儁、梁漢默等組建了“憲政研究會”，其綱領是：“帝室威權之揭於欽定憲法（大韓國國制）者，期圖尊榮事；內閣職權之載於官制章程者，期圖責成事；國民義權之得於法律範圍者，期圖自由事”。憲政研究會倡導政治體制改革，鼓吹民主憲政，具有鮮明的進步性質。同時在1905年11月《乙巳條約》締結前後，憲政研究會積極展開反對日本人及其走狗一進會的運動，結果會長尹孝定被傀儡政府逮捕，憲政研究會解散。
1906年4月3日，繼憲政研究會而興的社會團體“大韓自強會”成立了，發起人是張志淵、沈宜性、尹孝定等人，尹致昊被推為會長。當時韓國已淪為日本保護國，韓國統監府只容許不直接妨礙其侵略的文化運動，因此大韓自強會只能在保護國的體制下“合法”地展開愛國啟蒙運動。他們定期召開演講會，發行《大韓自強會月報》，不斷擴大影響力。該會以振興教育和殖產興業為主旨，以此來達到“自強”的目的，而政治改革與恢復主權的目的則被隱去了。但其“自強”的終極目標仍是如此，即“二千萬口之自強，則國家之政治可以改善，世界之羈絆可以出脫”。尹孝定亦撰文指出“專制國民無愛國思想”，強調必須廢除專制政體，實行民主憲政，才能凝聚人心。當時不僅是流亡海外的梁啓超，清朝內部的立憲運動對韓國知識界影響也很大，《皇城新聞》與《大韓每日申報》一直追蹤清朝政界動態，高度評價中國實行憲政。因此愛國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們亦以清朝為榜樣，鼓吹立憲政體。而大韓自強會儘管避免像義兵運動那樣與日本正面衝突，然而因其愛國屬性終究不容於日本，1907年大韓自強會發起了反對日本逼迫高宗皇帝退位的遊行示威運動，事後便遭遇解散的厄運。
1907年11月10日，被取締的大韓自強會骨幹張志淵、尹孝定又與天道教勢力吳世昌、權東鎮等聯合，組織了“大韓協會”。它是一個有廣泛民眾基礎的政治團體，其會員不僅遍及朝鮮半島，而且分布於中國上海、間島和俄國濱海邊疆州等地。1908年7月，大韓協會已有30多個支部，1萬多名會員。1909年2月，其支部增加到60多個，會員達數萬人。創立初期，大韓協會作為開展愛國啟蒙運動的團體與親日的一進會展開鬥爭，受到民眾的信賴。但在日本收緊管控、加強鉗制的情況下，大韓協會的政治性質比大韓自強會退步，在該會的綱領中已看不到恢復國權這一政治目標。以後該會的親日色彩日益濃厚，稱日本為“友邦”，認為韓國統監府的統治是“文明的指導”，主張在此前提下實現議會政治和政黨政治，逐漸喪失了愛國啟蒙的目標。
日本殖民者伊藤博文標榜“施政改善”，宣稱“本人來此地，就是要將韓國建設為世界之文明國”，故在起初對這些啟蒙團體予以容忍。但自1907年以後，他愈發覺得這些以收復主權為終極目標的社會團體對日本在韓國的統治是一種威脅，於是加以限制，1907年8月更出台《保全法》，剝奪了韓國人民的結社自由。在此情況下，具有鮮明反日獨立色彩的愛國啟蒙團體只能轉入地下，1907年4月，“新民會”成立，這是韓國近代第一個秘密政治團體，其成員主要為新聞界人士、宗教界人士、軍人以及商人。新民會的發起人是安昌浩，梁起鐸任總監督，李東寧任總書記，全德基主管財務，安昌浩任執行員，其他委員任各道的總監。經過積極開展活動，該會的會員人數快速增加，到1910年已達800多人，這說明當時全國幾乎所有有影響力的啟蒙運動家均加入該會，使該會成為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全國性愛國啟蒙運動團體。新民會仍延續了振興教育與產業的基本路線，同時其終極目標不僅是收復國權，更破天荒地主張建立共和國。新民會在展開學校教育的過程中注重體育和軍事訓練，以便為將來的復國奠定堅實基礎，還開設了太極書館、朝鮮光文會等書店和出版社，以傳播發揚韓國傳統文化，同時為了振興民族產業，他們由會員出資設立了平壤瓷器製造株式會社、協成同事、商務同事、朝鮮實業會社、安岳紡織工廠等近代企業。到了後期，新民會會員李會榮等還計畫在境外間島等地設立武官學校，創建獨立軍基地，等到時機成熟就發起獨立戰爭，獨立軍攻入國內，而國內則以新民會為核心發動起義。這反映出新民會的主張比起之前保護國體制下公開的愛國啟蒙團體已有很大的進步。1911年，日本殖民當局炮製“寺內正毅總督暗殺事件”（105人事件），搜捕了大量愛國啟蒙運動家，新民會組織暴露並隨之解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