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
早年生平
三多在
歸化任職期間,積極主張對蒙區進行改革,建議在
蒙古族地區“遍設半日學堂以開蒙智”;選拔內外蒙古王公勛舊子弟入陸軍
貴胄學堂學習,並指出“時勢日急,外患更深,整頓蒙旗,萬難再緩”。同時也提議對內外蒙古的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將內外蒙古地區分為四部,其中
外蒙古分為二部,
喀爾喀東二盟為一部,治所設於
庫倫;西二盟和
科布多等地為一部,治所設於
烏里雅蘇台;每部設類似於
東三省總督兼
將軍的大臣一員,其下設警政、墾地、編練、交涉等12個局;開辦初每部撥給經費120萬兩,以後逐年減少撥款,五年後完全自收自支,“以蒙財治蒙地,當可安
中夏而御強鄰”。清廷對他的前兩項建議基本採納,對後一項即對蒙區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改革的建議予以否決。由於三多治蒙頗有成效,故清政府於宣統元年(1909年)11月命三多署理
外蒙古庫倫(今
蒙古國首都
烏蘭巴托)辦事大臣(1911年6月實授),於是三多開始捲入了
外蒙古最動盪的政局之中。
治理外蒙
三多為了順應內地的
憲政潮流,除了在
外蒙古興辦教育以外,還進行了轄區戶數統計、年收入支出總數統計,試編了1911年
財政預算。又擬裁撤原設的理刑司員和領催,在庫倫和
恰克圖成立審判廳、檢查廳,建立新式的司法機關。其經費來源有二,一是裁撤理刑司員等騰出的經費,二是開徵車馱木植薪炭各捐。庫倫城的77名
巡警未受教育,素質很差,三多委任民政部巡警學堂畢業生覺羅銘佑為試署庫倫九品警官,令其對這些巡警加以訓練,完善了庫倫的警察制度。三多也像內地省份那樣,在外蒙古籌練新軍,他招募內地青年入蒙參軍,成立了庫倫兵備處,
北京的軍諮府委派
唐在禮為兵備處總辦。唐在禮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曾充近畿教練處總辦。1911年1月底,他到達庫倫。庫倫原設立營務處裁併,
宣化營、巡防步隊、
喀爾喀東二盟軍務、台站
卡倫官兵統歸兵備處節制。三多奏準將原應上交中央政府的1910年金礦稅19萬多兩全部截留,充作練兵經費。1911年6月三多奏準,庫倫新軍包括馬隊、
機關炮營兩部分。但由於外蒙局勢變化,新軍一兵未練。
三多治蒙一年多,極大推動了
外蒙古地區的
近代化,開創了外蒙古地區的近代郵政、近代教育、近代警政、近代採礦業等事業,促進了外蒙地區與內地人民的交流。但是,他新設一系列機構加重了外蒙古人民的負擔,也引起了以
哲布尊丹巴為首的外蒙
喇嘛及
王公勢力的極度反感,外蒙古獨立傾向更加暗潮湧動。1910年(宣統二年)發生
喇嘛與
庫倫大臣的衝突事件。喇嘛因購木料爭吵,繼而聚眾搶劫德義涌木廠,庫倫辦事大臣三多親往彈壓,拘捕首犯僧人。喇嘛聚集數千人向三多乘輿
投石抗捕,並於途中搶回被捕喇嘛。三多責令沙比衙門交出“正犯”。
逃離外蒙
1911年10月10日
武昌起義爆發。11月中旬,杭達多爾濟一行趕回
庫倫,密謀宣布
外蒙古獨立,組成以杭達多爾濟為首的臨時總理蒙古國務衙門。11月30日,杭達多爾濟等人,向清朝駐庫倫辦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後通牒,宣布“將蒙古全土自行保護,定為大蒙古獨立帝國,公推
哲布尊丹巴為大皇帝,不日登極”,要三多立刻出境。
蒙軍包圍
庫倫參贊大臣衙門,限三多三日內出境。三多衛隊由俄兵搜械解散,
行轅由俄兵會同蒙軍看管。四日後,由
哥薩克騎兵將三多等押解出境,逃至恰克圖。恰克圖署任章京見三多至,再三挽留。三多這位自小深受
漢文化薰陶的
蒙古人因無限忠於
中國政府,嚴厲反對
外蒙古獨立,更為反抗
沙俄的分裂活動,於是堅決不從蒙方之“再三挽留”,偷乘俄國火車逃至奉天(瀋陽)。這時,
清朝政府已經消亡,他又奔天津,坐起
寓公,暫緩政治避難。
民國時期
偽滿洲國時,三多仍為高官。“
七七事變”後,常常往來於
北京—東北之間。
溥儀在《
我的前半生》中寫過三多的事跡。三多曾居北京
東城板廠胡同。著書有《可園詩鈔》四卷、《可園外集》、《可園文集》、《柳營謠》、《庫倫蒙城
卡倫對照表》、《庫倫奏議》等多部。編輯《柳營詩傳》四卷,“集杭州
滿洲駐防營中諸老輩詩,附采詩餘,並及閨秀。”
後歷任庫倫辦事大臣,盛京副都統兼守護大臣等,世襲
輕車都尉。
民國元年(1912)以後,再來
瀋陽,管理
瀋陽故宮和清朝
關外三陵(
新賓永陵、瀋陽
福陵和
昭陵),由
張作霖撥給管陵費用。偽滿時去偽
新京(
長春),溥儀賜宅以居,並出任偽滿電氣株式會社總裁。偽
康德七年(1940)卒,終年六十九歲。他自幼聰慧,為人慈祥恬淡,且好施濟,家教嚴格,勤於文學,受業於
浙江俞曲園(樾)
太史,尤以詩詞得心太史嫡傳而著稱。工書法,善隸書,筆法遒勁,海內馳名,憾無書畫集問世,在瀋陽只見有書題匾額“德古齋”。
三多詩文書畫
三多又署鹿樵、
可園、瓜園,為樊增祥詩弟子,其詩多邊地莽蒼之氣,善以滿蒙方言敘述。
三多的代表作是詩集《可園詩鈔》。線裝石印本,清光緒間出版。《可園詩鈔》卷四收有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1903)寫的《
寒食》,內云:“我生三十三寒食……回溯辛未吾已降”,從是年上溯三十三年,正是
辛未即
同治十年。至於生日,《餘生長杭州……》一詩的副題交代得很明白:“五月二十二日舟中初度”。 六橋曾居京師東城
板廠胡同,為滿洲文集舊宅,家有
可園,擅竹之勝。
晚年,他隱居北京城,實則脫離了政治舞台,從事寫詩、做學問、整理出版自己一生寫作成果之行當。他的著作多以“
可園”為名。可見,他在北京的宅院必定是一處極可人意的高級園林化豪華宅邸。晚年,三多在此處
可園寫出了多部書稿。1940年70歲時,三多很可能就是在北京謝世的。
另據記載,三多又名
三六橋。“
三六橋”,頗有點像地名,其實是一個人。此人系蒙古族,姓鐘木依氏,漢字姓為張,名三多,自號六橋(非其字), “人以其‘三’字為姓,配號而呼為‘
三六橋’”(
俞樾:《曲園日記》)。十七歲時,三多“承其世叔父
難蔭,得襲三等輕車都尉,食三品俸” (王延鼎《可園詩鈔》序)。六橋並未中過舉人,他雖“奮志讀書,欲就試,格於例,不得與,去而學詩、學琴、學書畫”,跟從
俞樾的“
門下士”王延鼎(字夢薇,號瓠樓或壺樓)遊學,
成為王的“
高足弟子”。(見
王序及
俞樾的《可園雜篡》序)因此,人們便把六橋看作俞樾的“門人”,三多也稱俞曲園為“太夫子”。
狄平子稱他:“風格逸麗,不減迦陵。”他和俞曲園(
俞樾)頗友善。《曲園日記》中說:“六橋,蒙古人,名三多,六橋其號,年十七,襲三等輕車都尉。”
三多喜愛藏書和讀書,他有一首《藏書》詩, 云:“愛坐圖書府,如對古賢豪。積石亦為倉,敢比譙國曹。” 也愛看《
紅樓夢》 ,常以有關“
紅樓”的事入詩。如:《題韻松〈東山行旅圖〉》中有“漏天可助
媧皇補”之句;《吳門舟次》中有句說:“紅樓近水皆燈火”;《寄贈耆壽民(齡)京卿》有句云:“怡紅君薄成常侍,存素吾慚法翰林”。三多和
日本人交往甚多,關係很深。如《
日本桑名鐵城箕以印譜索題即贈》,詩中說“花乳多君為我礱”,自註:“承刻石章”。在《二月二十二日日本村山(正隆)招同雲承游湖書贈》詩中,三多把日本人村山引為“
吾黨”,稱道他們“同心足
抗橫”。三多還在瀋陽參加了日本人的
圖書館十五屆大會,寫過文章。從這些跡象看來,三多收藏過百十回本《
石頭記》,後來轉讓給日本人,是完全有可能的。所謂
三六橋本,大概是從東北流落到日本去的,不可能留在
上海。他是一位文官,工詩詞,善琴畫的收藏大家,曾收盡天下奇珍異寶,有字畫、古玩等。他在清末任駐蒙古(現在的
外蒙古)的邊防大臣時,崇尚“興學科教、改革、修鐵路、經商”等,所以他很想修築一條從
張家口到
恰克圖的鐵路,改善落後的交通,把內地先進的知識傳播過去。為了這個夢想,他捐出了家裡所有的寶物,但最終,鐵路沒有修成,寶物也就從此下落不明。
在三多收藏的寶物中,有三件寶物最為珍貴。第一件是《西溪梅竹山莊畫冊》。該畫冊自
嘉慶八年(1803年)
奚岡開筆畫《梅竹山莊圖》始,耗時近百年集結成冊,此畫冊將清朝中晚期的杭州書畫名家一網打盡。第二件是
納蘭性德的畫像。
納蘭性德是清代詞人,大學士
明珠的長子。第三件便是《紅樓夢》的後三十回。對這個三十回,三多的後人鄭先生(鄭先生現在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都認為這應該就是
曹雪芹先生的原作版本。
如今,前兩件都找到了“歸宿”。2005年,杭州市政府重建
西溪時,收藏畫冊的
張珩的後人將畫冊留給了杭州,讓畫冊“回了家”;而
納蘭性德畫像也被收藏進了
北京故宮博物院。目前,唯有
曹雪芹的後三十回版本卻至今下落不明。或許,日本的
三六橋本《紅樓夢》就是它?
三多又擅畫花卉,兼工帶寫,賦色嬌艷,意境清新,秀逸雋永,書卷氣、
富貴氣兼備。亦能書法,工
隸體,學俞樾。
三多與紅樓夢、納蘭“蘭迷”三六橋
研究《紅樓夢》版本的學者,都知道歷史上曾出現過“
三六橋本”《紅樓夢》,因該書中有“
探春遠嫁”、“
寶釵難產”、“
賈芸、
小紅探監”、“
湘雲、
寶玉結褵”等情節,與脂評所提示的後八十回線索頗相符合,而被說成是“原本”、“
真本”。可惜此書已從原藏主
三六橋手裡流失出去,據說曾在日本出現過,但至今下落不明。
三六橋(1871—1940)名三多戈,簡稱三多,蒙古正白旗人,原姓鐘木依氏。因其曾在杭州駐防,雅愛
西湖蘇堤六橋之勝,而自號六橋。他自小生活在
江南,長期受漢族文化薰陶,先後從王廷鼎、
俞樾、
樊增祥等大師學書法、詩畫、琴技,精通漢文。十七歲中舉,襲三等輕車都尉,後任駐軍都尉、杭州知府、浙江武備學堂總辦、北京大學堂提調、民政部參事、
歸化城副都統、庫倫辦事大臣等職。入民國又先後任盛京副都統、山海關副都統、金州副都統、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咨議、中華民國國務院銓敘局局長等職。
三多喜愛收藏,除了藏有後四十回本《紅樓夢》之外,還藏有清代滿族詞人
納蘭容若侍衛畫像及其生前用過的雙鳳硯。
畫像為清代著名畫家
禹之鼎手繪,縱59.5厘米,橫36 .4厘米,紙本,設色。晚清恭親王(奕欣)首題“容若侍衛小相”六字,鈐有“
禹之鼎”、“上吉氏”等印。圖中的納蘭容若身著侍衛服,頭戴
緯帽,面帶笑容,手持茗碗,坐於床几上,似乎正在與摯友交談。構圖雖然簡潔,卻細膩地描繪出人物的坐姿和面部神態,表現出容若的瀟灑英姿和儒雅風度。畫面左上有
納蘭性德摯友
嚴繩孫題詩並跋。裱邊有三多及其友人沈寶熙、傅岳芬、
夏仁虎、
冒廣生等人的題詞。三多的題詞用的是容若與
梁汾結交唱酬時所填《
金縷曲》韻:
公子今
重耳。風流、璧台珠殿, 早
登科第。歌哭□舍亡國恨(公先世本
蒙古人,據
葉赫為國主) , 至竟莫名底意。天恁肯、
欲都從已。然諾等於金鼎重,染猩袍、恐是相思淚。看(
平聲)富貴,若雲水。 鴛鴦小社同吟醉。趁良辰、研花酒,如生忌。我亦少充弓箭手,錯認前身不已。得再作(
去聲)詞人無悔。親把
沈檀焚寶鴨,當香山、供奉
瑤軒里(張公甫有景白軒供香山象)。磨鳳硯(余藏公雙鳳硯),自家記。
詞中有的字雖已漶滅,但依然能看得出,三多深悉容若的家世、
風誼、情愛以及對待富貴的態度,他認為自身的經歷,與容若
頗有相似之處,雖錯充武職卻雅愛倚聲,所以他將
納蘭性德這幅肖像以及雙鳳硯一直作為供奉之物珍藏著。
雙鳳硯是三多於
海王村獲得的一方
端硯,硯上鐫有容若的題名古篆及朱竹垞的題詞。
鄭逸梅《
藝林散葉》有一條記載:“
三六橋藏文三橋遺硯,頗以未得成容若之六橋雙鳳硯為憾。”,這條記載表明了三多未獲此硯時對此硯的嚮往。可見此硯原來就全稱為“六橋雙鳳硯”,所謂“六橋”,似與三多無關,或硯上就鐫有
西湖六橋和雙鳳翔飛的圖形。此硯原藏於
劇作家、文物收藏家
羅癭公的手裡,大約在民國十三年羅癭公去世後,才流落到古玩市場,為三多所獲。三多之所以珍愛這方名硯,與其說是六橋雙鳳硯與文三橋遺硯正好構成與已名號相符的稱謂,還不如說是三多對飲水詞人的仰慕和心儀。
納蘭性德是一位多情的佳公子,他的纏綿婉約的戀情和
哀感頑艷的悼亡,一直為詞壇的所傳誦,而雙鳳硯的名稱又具愛情的象徵意義。三多有姬人名玉並,字姍姍,
大興人,能詞善畫,著有《香珊瑚館詩詞》,深得三多的寵愛,三多將她安置在西湖“
可園”,經常相攜漫步在
湖光山色中。三多還將他和玉並的書齋取名為“雙鳳齋”,並鐫刻“雙鳳齋藏印”,
鈐蓋在他們所藏的書畫中。《容若侍衛小像》中的三多詞,即由玉並用“美人
簪花格”小楷題錄,落款為:“敬觀成容若先生小象,即次其贈顧梁汾
原韻。
丙寅春,三多作玉並書。”從中我們或能領略到夫婦相偎燈下賞畫品硯的場景。但是不久,三多又遭遇到與容若相似的命運,民國十九(1930)年,二十八歲的玉並不幸病故,這使三多受到很大的打擊。據《清詞玉屑》記載:“
小弦(指姍姍)又折,有訪六橋者,荒燈老屋間,方閉戶誦
金經。視
縱轡湖堤時,判若兩人。”
到了晚年,他珍藏的容若像和雙鳳硯具已散去。容若像曾為
張伯駒先生收得,後獻給了
故宮博物院。雙鳳硯曾入
鄧之誠先生之手,後又流落到日本。
正因為三多有著與容若相似的經歷和遭遇,他寫的《粉雲庵詞》也逐漸走向模仿納蘭風格的路子。有的雄渾豪放,有的清麗淡雅,自然質樸而少雕琢,純以性情結撰。如《暗香·題
蘇堤試馬》:“一鞭得得。趁柳枝紺翠,桃花紅白。笑拂五雲,驚起浮沉兩。怪底聯翩
鳳子,緊隨著、錦存金勒。似指引、有個當爐,還在畫橋北。閒立看春色。把芳草緩尋,落英爭惜。風流帽側。湖上誰人不相識。驢背清涼,居士應少我,疏狂標格。行樂耳,須信道、百年駒隙。”寫的綺麗流美,清逸雋永,
頗有《側帽》風致。如《
卜運算元·譴風》:“風也難相躲,愁也難相躲。躲得春風怎躲愁,索性風前坐。燕不飛單個,蝶不飛單個,何不吹人作一團,飛上花上朵。”《昭君怨·曉游》:“新霽落花春曙,驕馬一鞭何處,緩轡踏
芳洲。繞紅樓,簾里人如玉,簾外人愁綠。相間正無因,捲簾顰。”寫的輕靈深婉,意緒
闌珊,又有《飲水》韻致。文壇大師
鄭逸梅先生曾評價:“飲水
側帽之詞,出於黑水白山間之納蘭容若手筆,
驚才絕艷,傳誦中原人士。不意晚清
三六橋,為韋韝毳幕中人,居然作雅頌之聲,篇什流播,足與納蘭後先輝映,雖不謂之佳話,不可得已。”
三多的書法學俞樾,工隸體,書風雄勁拙厚,既有
富貴氣,又有書卷氣。落款往往具名:“納蘭三多”,他曾對友人冒廣生說:蒙古族鐘木依氏與
納蘭氏是同一部落。那么,他是否也認為,他和納蘭容若是同一祖籍,納蘭容若的始祖
土默特,原為
蒙古族,初滅扈輪國所居張地之納剌姓部,
進據其地,因姓納剌(即納蘭)。而三多為自己取漢姓“張”,即出於此。所以冒廣生在為三多所藏容若像上題《金縷曲》,有“雲氣納蘭常不散,被東風、吹作詞人淚。”,道明了三多心中的納蘭情結。
由三多的認宗、取姓、收藏、作詞等行為,稱其為晚清時期的“納蘭迷”,應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