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寅時,胤禛出生於北京紫禁城
永和宮,生母為
德妃烏雅氏。由於其生母烏雅氏出身低微,不能給胤禛帶來皇子中的特殊地位,此外,清初時後宮也不允許生母撫育自己的兒子,因此胤禛滿月後由
孝懿仁皇后佟佳氏撫養。孝懿仁皇后是一等公
佟國維之女,
孝康章皇后的侄女,孝懿仁皇后沒有生過皇子,只有一個公主還早年殤逝,故而養育德嬪之子,年幼的胤禛因其尊貴,很可能有意巴結她。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胤禛六歲進
尚書房,胤禛跟從
張英學習四書五經,向
徐元夢學習滿文。與胤禛關係最密切的是
顧八代,胤禛說他“品行端方,學術醇正。”少年和青年時代的胤禛,受父皇和師傅的嚴格管束,從事以四書五經為主要內容的學習,也在這個時期,作《春日讀書》、《夏日讀書》等詩歌。稍長,便跟隨康熙帝四出
巡幸,並奉命辦理一些政事。十六歲那年,他陪同其三兄
胤祉往祭
曲阜孔廟。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十九歲的胤禛隨從康熙帝征討
噶爾丹,掌管
正紅旗大營,此役胤禛沒有參加,然而他很關心這次戰鬥,作《狼居胥山大閱》、《功成迴鑾恭頌二首》,讚揚乃父用兵的功業。又往
遵化暫安奉殿祭祀
孝莊文皇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十一歲的胤禛受封為
貝勒。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二十三歲的胤禛侍從康熙帝視察
永定河工地,檢驗工程質量。二十五歲,隨同父皇巡幸
五台山,次年侍從南巡
江浙,對
治理黃河、
淮河工程進行驗收。
經營爭儲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
罷黜了太子
胤礽。在推選新太子的過程中,胤禛支持復立
胤礽,同時與皇八子
胤禩也保持良好的關係。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復立胤礽為太子。同年封胤禛為
和碩雍親王。此間諸皇子為謀求儲位,各結私黨,勾心鬥角極為激烈。
胤礽再立後,為鞏固儲位又進行了一些非法活動,引起
康熙帝的不快,於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將他廢黜。以後不斷有朝臣為他復位奔忙,均遭康熙帝處罰。
胤礽被遺棄了,但他留下的
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卻未令人替補,惹得諸皇子為之大動心機。
胤禩有資本,繼續活動,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責。他的同夥胤禵“虛賢下士”,聯絡各方人士,“頗有所圖”。十四皇子
胤禵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為
撫遠大將軍,出征西北,指揮兩路清軍入藏,送
達賴六世至拉薩,驅逐了一度盤踞在西藏的準噶爾人的勢力,穩定了西藏局勢。他的聲譽日高,有可能成為儲君。三皇子誠親王
胤祉受命開蒙養齋館,身邊聚集著一群學人。他也“希冀儲位”,以至胤礽再廢后,竟“以儲君自命”。
胤禛善於治國、懂得
韜光養晦。他尊釋教道學,自稱“天下第一閒人”,與諸兄弟維持和氣,與
年羹堯和
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時向父親康熙帝表現誠孝,畫西藏於版圖,贏得康熙帝的信賴。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歲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慶,他奉命往
盛京祭告
祖陵,回京參加貢士會試試卷複查事務,冬至時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兩倉,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這些活動,對他來說有兩重意義,一是由於他多次隨從巡幸、外出代辦政務,足跡遍於中國主要地區,使他有機會了解各地經濟物產,山川水利,
民間風俗,
宗教信仰,歷史問題,取得了關於民事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觀察了康熙帝處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
吏治,鍛鍊了處理某些政事的能力,獲得了從政的一些經驗。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對胤禛日後治理國事都有很大的實踐意義。
雍正帝在儲位鬥爭中的勝利,有其必然性,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務實精神會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屬人
戴鐸曾向大學士
李光地稱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並施,大有作為。”事實上,在爭奪皇儲的鬥爭中,雍正帝提出整頓積習的振作有為的政治方針,與八皇子胤禩的仁義方針相對立,以爭取人心。第二,他善於耍兩面派手法,從而欺騙了對手和
康熙帝,使政敵不以他為意,沒有集中力量對付他,從而輕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個集團,在關鍵時刻用上了力,如通過
隆科多穩定京中局勢,通過
年羹堯控制胤禵和穩定
西北地區。
鞏固帝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
暢春園病逝,胤禛繼承了皇位,次年改年號
雍正。即位後,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
胤祥,不想放過政敵
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敗,所以雙方的鬥爭在雍正帝繼位後延續下來,他在政治上採取多種措施以鞏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異己,分化瓦解諸皇子集團,將
胤禵從西北軍前召回,加以圈禁。晉封
胤禩為
廉親王和總理事務大臣。將
胤禟發往
青海西大通(今青海
大通西北)。鑒於清朝沒有行之有效的立儲制度,常因皇位繼承權產生爭端,創立了
秘密立儲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對政敵的打擊尚有所節制,這是因為政權還不太鞏固,不便太刺激對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
青海平叛勝利,雍正政權的力量增強了,隨即加緊懲治胤禩一夥。四月,對胤禩本人聲罪致討,說他“肆行悖亂,乾犯法紀,朕雖欲包容寬宥,而國憲具在,亦無可如何,當與諸大臣共正其罪”。削
宗籍和圈禁,並被改名為“
阿其那”(意為待宰的魚),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 並被改名為“
塞思黑”(意為討厭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禎(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後來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
胤祹被降爵,後康熙的皇三子
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蘇努貝勒,七月發出《御製
朋黨論》,進一步開展反對胤禩黨人的活動,不久
年羹堯、
隆科多問題的出現,遂放鬆了對胤禩的攻勢,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堯賜死,便加速懲處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
胤禟、胤禩先後囚禁致死,胤禵遷於京城
景山,蔡懷璽自殺,郭允進梟首示眾,其他胤禩黨人也遭到處分。至此,經營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團徹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結黨營私之名,責令撫遠大將軍
年羹堯自盡,同時削
隆科多太保,後圈禁致死。並因此株連出
汪景祺《西征隨筆》案和
查嗣庭試題案。
主政改革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說:“朕在
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
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爭;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
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產生他的政治綱領。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諭令大學士、
尚書、
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
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
密奏。”緊接著,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別發布的上諭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號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內容:
第一,反對
因循苟且。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將來無所底止”,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針對康熙帝“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著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
總督的上諭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名實兼收’,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實際上發出整飭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極一周年的時候又說:“朕纘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表明他企圖通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對
朋黨。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干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
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標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他反對的朋黨包括
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係,因此宣稱,欲“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
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內容,此外,他認為“有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
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內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接受山西巡撫
諾岷的建議,施行
耗羨歸公和
養廉銀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財政收入,並限制地方橫徵暴斂。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針對康熙末年各地虧空錢糧嚴重,決定嚴格清查,對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贓,對民間拖欠,命在短期內分年帶徵。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虧空,限三年之內如數補足,如限滿不完,從重治罪。
執政中期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準備對
準噶爾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
岳鐘琪為寧遠大將軍,出西路,
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出北路,進軍征伐。但前線連吃敗仗,雍正帝囚禁岳鐘琪,屢換北路軍營將帥。到後來,雙方都打不下去了,開始談判。雍正帝消滅對方的目的沒有達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鐘琪、傅爾丹等輕敵驕滿是重要因素。未出師前,雍正帝自稱:“選派將領,悉系鎮協中優等人才,揀選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壯,殊非草率從事。”
與
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設立
軍機處,協助他處理軍務。軍機處設有
軍機大臣,雍正帝從
大學士、尚書、
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如怡親王胤祥、大學士
張廷玉、戶部尚書
蔣廷錫、大學士
鄂爾泰等,都是以親重大臣兼任軍機大臣。還有
軍機章京,由內閣、翰林院、六部、
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因此,軍機處設立之初,“無專官”。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內,靠近雍正帝寢宮
養心殿,以便於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無專官,無衙署,就使軍機處成為一種特殊的機構。
雍正帝還加強思想統治,大興文字獄。雍正七年(1729年),發往西北軍營效力的前工部主事
陸生楠,著《通鑑論》十七篇,論述封建、建儲、兵制、君臣關係、無為而治等問題,涉及到當朝
朋黨之爭等敏感問題。雍正帝說他“借托古人之事幾,誣引古人之言論,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將其在軍前正法。也在軍前效力的監察御史謝濟世,借著批註《大學》,“毀謗
程朱”,對理學提出責難,雍正帝命在處死陸生楠時用其陪綁,以示懲誡。同年,發生
曾靜遣其徒
張熙策動
川陝總督岳鐘琪謀反的投書案,牽連到已故理學家
呂留良,雍正帝遂大興
文字獄,以作為控制思想、打擊政敵、提高自己權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閱過的奏摺選擇一部分輯成《
朱批諭旨》。他對臣工的諭旨,由
張廷玉等紀錄編成《上諭內閣》、《上諭八旗》。他的各種體裁的文章被後人輯為《御製文集》。
離奇去世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
貴州古州、台拱的苗匪在邊境滋事,雍正帝命
哈元生為揚威將軍,統領四省官兵征討。又命果親王
胤禮、皇四子
弘曆、皇五子
弘晝,大學士
鄂爾泰、
張廷玉等協同辦理苗疆事務。命刑部尚書
張照、副都御史德希壽幫辦苗疆事務。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貴州的苗民叛亂。
雍正帝在位時期經營了
圓明園宮苑,常在圓明園與
大內兩處居住。他青年時中過暑,以後就怕炎熱,故以較涼爽的圓明園為棲身之所,住在冬暖夏涼的九洲清宴、
四宜書屋、
萬方安和等處。據《清世宗實錄》記載,雍正帝於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辦事”,至二十三日子時就駕崩了。
雍正帝死後,根據他的
秘密立儲方法,由皇四子寶親王
弘曆繼位。廟號
世宗,諡號敬天昌運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寬仁信毅睿聖大孝至誠憲皇帝,葬於
清西陵之
泰陵。
為政舉措
政治
雍正帝擴大
密折的範圍和內容。密折起於康熙二十年(1681年),密折有助於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動態,有針對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實施統治。為充分發揮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遞密折的範圍擴大到布政使、
按察使、學政等,內容則擴大到生計、風俗等方面。
為了加強皇權,順治時期恢復
明朝內閣。康熙成立
南書房都旨在分散
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權力,但是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以內閣在
太和門外,恐漏瀉機密,始於
隆宗門內設定軍機房,選內閣中謹密者入值繕寫,以為處理緊急軍務之用,輔佐皇帝處理政務。雍正十年(1732年),改稱“辦理軍機處”,簡稱“軍機處”。軍機處的大臣由皇帝挑選,由內閣大臣兼任,他們直接聽命於皇帝,跪受筆錄,他們的活動都是在皇帝的監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話記錄的。可見,軍機處本為辦理軍機事務而設,但因它便於發揮君主專制獨裁,所以一旦出現之後,便被皇帝抓住不放,不但常設不廢,而且其職權愈來愈擴大。軍機處成立之後,排除了王公貴族,也排除了內閣大臣,使皇帝
乾綱獨斷——既不容皇帝大權旁落,也不允許臣下阻撓旨意。皇帝通過軍機處直接向各地方官員下達命令,努爾哈赤以來的議政處就漸漸形同虛設了。
雍正帝設立軍機處,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時處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權力比明太祖還要集中,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權力更沒法與他相比,他是真正的集權力於一身,總理天下庶務。軍機處的設立是清代中樞機構的重大變革,標誌著清代君主集權發展到了頂點。
雍正初年,重用
年羹堯和
隆科多。年羹堯先後被任命為
川陝總督、
撫遠大將軍,赴青海征討厄魯特羅卜藏丹津叛亂,成功後封為一等公,成為實際的西北王。隆科多為吏部尚書、
步軍統領、兼
理藩院,賜
太子太保銜,被雍正尊稱為“舅舅”。兩人都顯赫異常,但未過幾年,即被雍正整肅。年羹堯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同時雍正興起文字獄打擊兩人勢力(
汪景祺案和
錢名世案)。
雍正一朝寵信四位臣工:
李衛(江蘇人)、
田文鏡(福建人)、
張廷玉(安徽人)、
鄂爾泰;其中李衛、田文鏡和張廷玉為漢人,田文鏡為漢軍旗人,足見雍正確實了解並重用漢人。
鑒於康熙帝在預立太子問題上的失敗,雍正帝於元年(1703年)八月宣布
秘密立儲法——將他的繼承人弘曆的名字寫好,雍正御筆《夏日泛舟詩》軸放匣中,置於
乾清宮“
正大光明”匾後,駕崩後從匣中取出宣讀。又以
密旨藏於
內府,以備核對。這個方法避免了皇子爭權而引起的激烈鬥爭。後世幾代都效法他。改善秘密選儲制度,即皇帝在位時不公開宣布繼承人,而將寫有繼承人名單的一式兩份詔書分別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和皇帝身邊,待皇帝去世後,宣詔大臣共同拆啟傳位詔書,確立新君。這樣使得使皇位繼承辦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諸皇子互相傾軋的局面。
雍正帝重視
吏治。雍正賞識執法嚴,作風雷厲風行,嚴猛行政,有開拓氣魄,政績顯著的官員。如
田文鏡、
李衛在河南、浙江清查錢糧做得好,被譽為“模範督撫”。康熙末年財政虧空嚴重,雍正位後雷厲風行地進行了一場錢糧大清查。他組織了一個得力的領導班子,由康熙十三子怡親王胤祥總理事務,皇舅隆科多、大學士
白潢、尚書
朱軾會同辦理。清查虧空首先在中央進行。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進行。清查不力的官員,則予以調查處理。清查使財政好轉。
但是,雍正也有嚴重的過失和局限。雍正帝的鎮壓措施十分嚴厲。不論具體情節,抗官者即以反叛論處,斬殺不赦。甚至拒捕時,有人“共在一處,雖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觀,即系同惡共濟”,均斬立決。對民間秘密結社,囑咐官吏們“時時察訪,弋獲首惡,拔樹尋根,永斷瓜葛”。蘇州手工業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罷工叫歇,雍正帝嚴加懲處,立碑永禁叫歇。
雍正帝在人權方面有一項改革,那就是削除一類人的
賤民籍。雍正元年(1723年),
山西、
陝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
朱棣而被編入“
樂戶(官妓)”籍的後代,雍正命令摘除其“樂戶”籍,使其成為民戶,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紹興曾反對
朱元璋的那些人後代的“惰民”籍,使其成為民戶,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下令免除粵東“
蜑戶”籍,使其成民戶。
軍事
經濟
清理錢糧虧空,是雍正帝關注的另一重大問題。他即位不到一月,就將此事提上日程。雍正帝認為錢糧虧空的主因是上司勒索與官員自身侵貪,這一判斷切中要害。據此,他向各級官員發出警告,要求不得苛派民間,限期完結虧空,否則從重治罪。之後,雍正帝又成立了專司審查錢糧奏銷的機構——
會考府,由其親信怡親王允祥主持。同時,他還令允祥管理戶部三庫,以整頓財政。
除此之外,雍正帝還加大對虧空錢糧官員處分的力度。他一改其父的縱容態度,凡虧空錢糧者一律革職,並由本人負責歸還。雍正二年八月,雍正帝鑒於相關案件量刑過輕,加重處罰:“那(挪)移一萬兩以上至二萬兩者,發邊衛充軍;二萬兩以上者,雖屬那(挪)移,亦照侵盜錢糧例擬斬。”對因貪污、勒索而造成虧空的官員,雍正帝毫不留情,凡有犯者即革職抄家,用其家產賠償虧空。他特別設定了一個封樁庫,“凡一切贓款羨餘銀兩,皆貯其內,至末年至三千餘萬,國用充足。”經過多年努力,康熙朝遺留的虧空基本追繳完畢。各級官員也大受威懾,不敢輕易以身試法。
清初沿襲明制,各地徵收錢糧,加收“
火耗”(碎銀加火鑄成銀錠時的折耗,亦稱
耗羨)。實行中,官員任意加派,一兩可加至數錢。因不在上交正額之內,官員從中任意侵貪,成為官場公行的陋習。康熙帝曾說,清官也取火耗。康熙末年,各地官員以火耗為名,肆意橫征中飽,已無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錢糧時,山西巡撫諾眠與布政使
高成齡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請將該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庫,以二十萬兩補完該省虧空,除公用外,分發給地方官員,稱為“
養廉”。雍正帝指出,歷來火耗皆州縣徵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不下數百萬。原因是各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種種饋送,名目繁多,州縣肆意貪污,上司曲為容隱,這是從來的積弊,應當消除。他採納山西官員的建策,說“與其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州縣養上司是公開的非法賄賂。上司撥州縣便成為合法的“養廉”,即官俸的補貼。山西實行後,各省相繼仿效,以火耗補完虧空的錢糧,並分撥州縣養廉。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各省督撫,就該省情形酌議具奏,著為定額。這一改革形成制度,稱為“
養廉銀制度”,又稱“
耗羨歸公”,即由上級官府依定額發給官員。以後火耗一分為三:一份給地方官
養廉,一份彌補地方虧空,一份留地方公用。這樣,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有助於廉政。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從
直隸巡撫
李維鈞之請,實行丁銀攤入田賦一併徵收的原則,改變過去按人丁、地畝雙重徵收標準,減輕了無地和少地的農民負擔。到
乾隆時,這一政策推廣到了全國。
古代收稅,只到老百姓家,官紳自外。老百姓還要當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紳是屬於統治階級,不必當差不交稅。“官紳一體當差一體納糧”就是讓他們也交稅當差,當然不是真要他們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銀兩兌買。但由於觸及官紳利益,因此實行起來有較大難度。但為了鞏固王朝的統治,必須暫時犧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這種暫時的利益犧牲是為了王朝鞏固之後能夠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實行禁用銅器的政策,這是保護錢法的需要。他於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員,設立收買銅器公所,動用藩庫錢糧銀子為基金,大力開展民間收購。雍正帝注意銅的生產,然而它的產量沒有達到鑄錢的需要,所以儘量他大力開展銅禁活動和嚴行私鑄處分,仍不能達到預期目的。
雍正帝繼續執行先王發展生產的政策。他像前輩君王一樣鼓勵開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國田地從735萬頃增至890萬頃,疏浚了
衛河、淀河、
子牙河、
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隸營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黃河、運河堤岸。雍正帝繼續蠲免錢糧政策。據《
清史稿·世宗本紀》,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災區的賦稅和一些地區的漕糧。
但是,他過分
重農抑商,他說"農為天下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畝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趨為工,則物之製造者必多,物多則售賣不易,必至壅滯而價賤,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於農,而並有害於工也"。根據這一理論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他又認為:開礦"斷不可行"。因為開礦將引誘人們離開農本,追求末業,而且礦工聚集一地,易於鬧事。
文化
雍正時
文字獄日益頻繁,
汪景祺因"諂附"
年羹堯而立斬梟首,
查嗣庭因趨奉隆科多而戮屍示眾,
陸生楠因議論時政而被軍前正法。最為轟動的是
呂留良案,呂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學者,已去世40年,後有
曾靜、
張熙讀呂氏之書,受其影響,竟去策反
岳鐘琪,要他反清復明,釀成大案。呂留良被開棺戮屍,其兒子、學生處死刑。雍正朝文網甚密,株連人眾,處刑嚴酷。知識分子動輒得咎,形成閉眼不敢看現實,緘口不敢談政治的沉悶風氣。同時又將唯唯諾諾已經去世40多年的湯斌入祀“
賢良祠”,樹立為正面典型令漢人效仿。
雍正帝繼位後,一方面遵循順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傳統國策,重視正統儒學(尤其是
程朱理學)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同時,也主張“三教並重”;以“誠”代“理”,對程朱理學進行改造。世宗尊孔、開日講、舉經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國策之舊,重視傳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表現在:第一,重視傳統儒學(尤其是程朱理學)的教化作用。第二,以傳統儒家“天人感應”思想為指導,利用“神道設教”進行政治統治。
民族
雍正帝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實行了
改土歸流的改革。雍正四年(1726年),在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隨時任免的
流官。改土歸流對於減輕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壓迫和剝削有幫助,對清朝實施全國性的統治和國家的統一有重要意義,但清朝在推行改土歸流時過度強調使用武力,對一些地區的反抗採取了殘酷的武力鎮壓,也給西南部分少數民族帶來了災難。
雍正帝繼位之初,清廷調整西藏駐兵的政策,將駐藏清兵撤回內地。隨著青海
羅卜藏丹津叛亂,清廷再次派兵駐藏。戡平叛亂後,
年羹堯的《
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條》涉及整個藏區的治理方略:嚴控青海蒙古
和碩特部;加強康區的防務;清軍再次從西藏撤出。清廷開始對藏區進行行政劃界厘定各藏區範圍。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1727年3月1日),僧格、馬喇已由京起程赴藏,成為
駐藏大臣設定之始。清廷為防止生變,固未派兵隨大臣們緊張。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
頗羅鼐獲得衛藏戰爭勝利,八月,查郎阿、邁祿領北路軍,周瑛領率南路軍同抵拉薩。按照清廷早前的安排,留周瑛、邁祿領二千兵駐藏,這樣大臣駐藏有了軍隊的保障。
駐藏大臣設定之初職數尚無定製,無規定的任期,嘗試輪換。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馬喇則負責護送七世
達賴喇嘛至里塘,這樣駐藏大臣由二人增至三人,此後包進忠進藏,大臣駐藏又有增減。起初亦沒有按照岳鐘琪所構想的三年一換制,清廷還沒有明確提出駐藏官員的輪換。這樣駐藏大臣進入了新的輪換,同時清廷恐新任人不能熟悉西藏事務,著馬喇先回,留僧格協同青保、苗壽等辦事一年。這個過程是清廷摸索、完善大臣駐藏制度的過程。
雍正帝宣稱“在逆賊等之意,徒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為中國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為訕謗詆譏之說耳。不知本朝之為
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
舜為
東夷之人,
文王為
西夷之人,曾何損於聖德乎?”意思是這些逆賊的本意,不過是說本朝只是滿洲的君主,而進關當了整箇中國的皇帝,錯誤地懷著地域、民族的偏見,故意捏造一些言論來進行誹謗譏諷。而他們不懂得本朝原居地為滿洲,好比中國人有籍貫於某地一樣。古代的大舜籍貫是東夷,
周文王籍貫是西夷,這絲毫不能損害他們聖人的光輝。 反駁明末遺民說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統,嚴防漢族士大夫階層離心。
外交
開始嚴格執行
海禁,後來考慮到閩福百姓生計困難,同意適當開禁;雍正二年降旨準廣東人移民台灣。但對外洋回來的人民仍有戒心。
當時外國商人來華貿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卻不許中國商人出洋貿易,設定種種障礙,聲言"海禁寧嚴毋寬,余無善策"。後來,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雖稍稍放寬海禁,但仍加以種種限制。尤其對久住外國的華僑商販和勞工,”逾期不歸,甘心流移外方,無可憫惜,不許其復回內地“。當時,西方先進國家正在鼓勵海外貿易,而中國即使是傑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對外交往,故而成為國際潮流中的
落伍者。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派遣
策凌為首席代表與
俄國簽訂《
布連斯奇條約》,第二年又簽訂了《
恰克圖條約》,劃定了清俄中段邊界,穩定了清俄邊界局勢,促進了清俄邊界地區的經濟發展和貿易。
人物評價
總評
雍正帝與康熙帝一樣勤於政事。後人收集他在位的13年中朱批過的摺子就有360卷。雍正在位期間,“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史書評價
《清史稿》:“聖祖政尚寬仁,世宗以嚴明繼之。論者比於漢之文、景。獨孔懷之誼,疑於未篤。然淮南暴伉,有自取之咎,不盡出於文帝之寡恩也。帝研求治道,尤患下吏之疲睏。有近臣言州縣所入多,宜釐剔。斥之曰:‘爾未為州縣,惡知州縣之難?’至哉言乎,可謂知政要矣!
歷代評價
康熙帝:“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
清宗室、史學家
昭槤說:“憲皇在位十三載,日夜憂勤,毫無土木、聲色之娛。余嘗聞內務府司員觀豫言,查舊案檔,雍正中惟特造風、雲、雷、雨四神祠,以備祈禱雨暘外,初無特建一離宮別館以供游賞。故當時國帑豐盈,人民富庶,良有以也。”
濮蘭德白克:“控御之才,文章之美,亦令人讚揚不止,而其批臣下之摺,尤有趣味,所降諭旨,洋洋數千言,倚筆立就,事理洞明,可謂非常之才矣! ”
法國傳教士
杜赫德評論道:“儘管雍正皇帝很少表現得像是一個天主教的支持者,但不能不值得稱讚的是他不知疲倦地熱衷於政事,他為了天下百蒼生的福樂安康夜以繼日地致力於改革政弊。您能給雍正皇帝帶來最的樂事就是向他提出一個能夠提高民眾福利、緩解百姓的生活壓力的良策;他會不惜一切代價努力將這項計畫儘快訴諸實踐。他制定了一系列弘揚美德獎勵善舉的政策,使得臣工們紛紛效法雍正皇帝(節儉的作風)以幫助災荒之年的百姓渡過難關。這些優秀的品質使得雍正皇帝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了全國百姓的擁護與愛戴。”
法國著名的思想家
伏爾泰評價道:“新帝雍正愛法律、重公益,超過父王。帝王之中無人比他更不遺餘力地鼓勵農事。他對這一於國民生計不可缺少的百藝之首亟為重視。各省農民被所在州、縣長官評選為最勤勞、能幹、孝悌者,甚至可以封為八品官。農民為官,並不需為此放棄他已卓有成效的農事耕作,轉而從事他並不了解的刑名錢穀。”
魁奈:康熙皇帝的繼承者(雍正)制定了各種法規,全都有助於樹立起尊重農民的觀念。除了他自己親自犁田播種作出表率外,還下令各城市的總督每年度都在其所轄地區選拔出勤懇耕種、誠實正直,並富有卓越管理才能的傑出農民,加官至八品,享有崇高的聲譽及相稱的特權。”
著名中國史研究專家
史景遷評價道:“雍正的父親康熙為政寬鬆,執政末期受儲立之爭所擾且出現典型長壽帝王的統治能力退化現象,雍正即位之初的滿清實已浮現官僚組織膨大腐敗、農民生活水平惡化的危機;由於雍正即位時正處於政治歷練、精神與人格上的成熟階段(45歲),因此得以精準的分析問題並有魄力的作出應對。他的改革同時包含力行整頓與和現實的妥協(如火耗歸公與養廉銀)。”
近代日本學者、清史研究專家
稻葉君山說:“帝承康熙疏節闊目之後,稍加清理,遂創定清朝財政之基礎。至日後盛運期之財政,實帝之所賜也。譬如農事,康熙為之開墾,雍正為之種植,而乾隆得以收穫也。”
中國歷史學家、清史專家
蕭一山說:“世宗剛毅明察,純系政治家之作風,任法尚廉,吏道澄清,庫藏充裕,海宇義安。倘使厥年克永,可為吾國政治變換一種積極性質,掃除數百年來顢頇無為之消極思想,社會亦不至停滯而不進矣。無奈宵旰不遑,求治太切,頗不易得社會之諒解,遂致有暴崩之傳說。”“世宗治國天資獨高,循名責實,信賞必罰,好名圖治,於國有功,以文景之治的景帝喻之。”
清末民國時期歷史學家
孟森說:“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要之聖祖諸子,皆無豫教,唯世宗之治國,則天資獨高,好名圖治,於國有功。則天之佑清厚,而大業適落此人手,雖於繼統事有可疑,亦不失為唐宗之逆取順守也。”
著名清史研究專家
馮爾康說:“雍正本人是有作為的、對中國歷史發展做出貢獻的君主,而雍正朝,上承康熙,下啟乾隆之治,使康雍乾三朝持續發展,成為清朝的鼎盛時期。更有甚者,雍正立志清除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數百年積弊,所實行的攤丁入畝政策,成功解決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人口稅問題,是巨大創舉。所實行的耗羨歸公和養廉銀政策,具有現代財政預算、財政管理的意義。在古代歷史上,唐朝劉晏實行兩稅法,明朝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很得人們的讚譽,雍正的經濟政策,比之他們有過之而無不及。統觀雍正的歷史地位,他應當是古代歷史上的傑出帝王。”
清史專家楊啟樵說:“康熙寬大、乾隆疏闊,要不是雍正的整飭,滿清恐怕早已衰亡。 ”“有人說他雄猜陰鷙,是否如此姑且不論,但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勞,勤於庶政確是事實,在政治上有一定的貢獻,但為期過短,遽爾暴卒,留下尚未完成的任務;即使已經施行的,由於“人亡政息”,反而引起流弊的也有。正如遺詔中所說:‘志願未竟,不無微憾’。他如果像乃父康熙那樣的壽考,多活十一年,政局就會不同;要是像兒子乾隆那樣的長命,多活三十一載,政治上變化之大,自不在話下——誇大的說,也許因而改易了此後中國的命運,亦為可定。”
日本東洋史學者、文學博士
佐伯富:“諺語云‘王朝基礎多奠基於第三代’,雍正帝正是清入關後第三代君主,有清二百數十年的基礎盤石,即為雍正所奠定。”
林瑞漢:“雍正在位十三年,嚴厲明察、循名責實、整飭吏治、清理財政,大大矯正康熙以來寬縱的弊端,雍正一朝吏治清明,臣下莫不奉公守法,吏治之隆是清代之最,歷代僅見。”
清史研究專家
楊珍說:“雍正帝在位僅有13年,然而他卻通過一系列大刀闊斧的改革,迅速扭轉了康熙晚期積弊嚴重,社會發展受到阻止的局面。在此基礎上,康乾盛世方能進入鼎盛時期,使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達到其最高峰。這一為期百年的歷史進程中,雍正帝所具有的承先啟後作用,無可或缺。如果從在位時間相對短暫,但建樹之多,政績之大並不亞於其他歷史名君這一角度審視,雍正帝當屬更為不易。”
著名歷史學家
郭福祥說:“清代的雍正皇帝在歷史上是一位富有傳奇性的人物,他那出色的才華、剛強的性格、傳奇式的政治生涯以及充滿矛盾的思想都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馮佐哲說:“雍正帝是一個卓越的實用主義政治家。”
劉桂林:“清世宗初政所表現出來的才能,非同一般,其精力過人、勤奮、幹練,亦為常人所難及。”
著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
南懷瑾說:“清朝入關定鼎八十年後,有了一位文學詞章並不亞於任何一位翰林學士;談禪說道,並不遜於禪門宗師的雍正皇帝。他的為政之道,使人不敢欺,亦不可欺。內肅權貴,不避親疏。外立綱常,赫如烈日。用此守成,當然可使內外肅穆,誰敢與之抗衡。他是真實奠定了清朝的江山,付予兒孫好自經理。實在可算是歷代定鼎守成帝王中的一代奇才,為歷代職業皇帝中絕無僅有的一人。”
著名歷史學家
易中天說:“他刻薄是真刻薄,但不寡恩;冷酷是真冷酷,但非無情。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也許誇張了點,卻是對雍正治國的公正評價。雍正無疑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也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他感情豐富,意志堅強,性格剛毅,目光銳利,而且奮發有為。”
日本人亦尊重和推崇雍正帝,將雍正帝稱為“希世仁君”。
軼事典故
資助書生
雍正帝當皇子時喜歡微服出行,廣結俠義。某年到杭州,準備泛舟
西湖遊玩一番,剛出
涌金門,看到一個書生在賣字,筆法頗為精到,胤禛便讓他寫了一副對聯。其中有個“秋”字,書生卻將“火”字旁寫在了左邊。胤禛便問:“這個‘秋’字你是不是寫錯了?”書生不以為然,說沒寫錯,然後拿出一本名帖,翻開讓胤禛比對。胤禛說:“你既然如此博學,為何不去博取個功名呢?幹嘛要在這賣字為生?”書生說:“我家裡窮,連老婆孩子都養不活,只能靠賣字為生,哪敢想什麼大富大貴呢!”胤禛於是慷慨解囊,說:“我這有錢,可以資助你博取個功名,到時候別忘了我就行。”書生萬分感謝,後來還真就考取功名,入了翰林。
此時胤禛也已登基,一日從名冊上看見書生的名字,想起那次杭州之行,於是便召其入內。胤禛隨手寫了一個“和”字,故意將“口”字邊寫在了左邊,然後讓人拿給書生看。書生不明所以,回答說這是個錯字。胤禛微笑不語。第二天,胤禛讓書生拿著詔書去浙江,
浙江巡撫受詔,詔中說:命此書生在涌金門再賣字三年,再來供職。書生這才恍然大悟。
崇仰佛道
雍正帝青年時代就喜歡閱讀佛家典籍,與僧侶往還,並著《集雲百問》論佛旨,自號“破塵居士”、“圓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釋主”,用比丘文覺密參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對。雍正帝否認緇衣參政,但對釋氏有節制。到晚年,在宮中做法會,親自收門徒。他大修古剎名寺,給僧人賜封號,支持禪宗中的一派,著作《揀魔辨異錄》,參與佛教內部宗派的鬥爭,又搞了《
御選語錄》一書,闡揚其佛學觀點。雍正帝與道士也頻繁接觸,宮中養著婁近垣、賈士芳、張太虛等人。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認識到儒、佛、道三教學說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覺民于海內也,理同出於一源,道並行而不悖”。
雍正的佛學著作,以中國佛教特有的禪宗為主,安撫喇嘛教只是為了防止西藏叛亂。雍正曾自號“圓明居士”,把古德參禪語要編輯成《
御選語錄》共十九卷,更從
章嘉國師學習禪學。章嘉國師就是負責把《
藏文大藏經》全部翻譯成
滿文。世宗皇帝,自許為禪宗血脈,編集《雍正御選語錄》,並撰寫《揀魔辨異錄》,以上諭要求各地地方官對法藏、弘忍一系的僧人嚴加調查取締,這樣實屬國王護法。
西式服裝
在中國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帝,至今在故宮尚保留他的這一畫像。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歡玩賞鐘錶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裝更多的是滿足追新求異的獵奇心理。
御用眼鏡
眼鏡最早出現於1289年的
義大利佛羅倫斯,是歐洲人的一項重要發明。雍正帝很喜歡西洋眼鏡,倒不是雍正帝附庸風雅,確實是他已經眼花了,需要眼鏡的幫助。據不完全統計,造辦處為雍正帝專門製作的各式眼鏡達35副之多,如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鏡等等。雍正帝把這些眼鏡隨處安放,每到一地,隨手可取。在雍正帝經常起居的大內與圓明園的宮殿里,甚至在他的鑾轎中,都放有專門的御用眼鏡。不僅如此,雍正帝還把眼鏡發放給潑灰處的工匠,作為一種實用的福利待遇。
迷戀丹藥
雍正帝對道教也頗有興趣,特別寵幸龍虎山駐京道士封婁近垣,封他為四品龍虎山提點、欽安殿住持,並加封為“妙正真人”。雍正帝早在當皇子時,就對煉丹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時煉丹的主要目的是做給他父皇看,說明自己不謀求皇位,只一心煉丹。他還因此寫過一首題為《燒丹》的詩:“鉛砂和藥物,松柏繞雲壇。爐運陰陽火,功兼內外丹。雍正帝對丹藥的痴迷程度可謂是是
中國古代史上最後一位寵信道士迷戀丹藥的皇帝。
相關爭議
即位之謎
從雍正年間時,對雍正繼位的談論便不絕於耳。雖然史學界對皇位合法性尚無定論,但流傳的把"十改於"的改詔之說是不成立的,因為現存於遼寧省檔案館的康熙遺詔是雍正登基後擬就並頒布天下,並非
康熙真跡,所以遺詔不能說明問題。
主張篡位說的學者中,有的認為康熙去世過於突然,未來得及留下任何傳位遺詔,而雍正和隆科多等合謀搶占了先機;有的認為康熙生前兩立兩廢太子,對立儲君一事勞心傷神,直到臨終前才屬意皇十四子為
儲君。
按照正統繼位說學者觀點,如果沒有實在的證據證明其他皇子為康熙所屬意,雍正的即位是有理由的。並且在詔書中一般都是加上個皇字的,比如傳位於皇四子,假如這樣”十“改為”於“是沒有根據的。
死因之謎
關於雍正之死,史書記載非常簡單,只是說,前一天,雍正在圓明園行宮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當晚即死掉了。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雍正的死亡,史料沒有記載。張廷玉的私人記錄,當時雍正七竅流血,令他“驚駭欲絕”。雍正暴卒,官書不記載其原因,這自然就引起人們的疑惑,再加上當時關於他為人的傳說和評論頗多,就更容易引起人們的猜疑,於是就產生了各種說法。
有一說認為雍正帝“是中風死去的”。
(1)呂四娘刺殺
民間最為流行的說法是,當時有一位俠女叫
呂四娘,她的父親和爺爺都因文字獄被雍正殺害。為報仇,呂四娘砍去雍正的頭。因此,在安葬雍正時,只好鑄造了一顆金頭。
(2)宮女太監刺殺
還有一種傳說,說雍正九年,宮女與太監吳守義、霍成在雍正睡熟時,用繩縊之,氣將絕,用太醫張某之藥而愈。
歷史學家們近年來對清宮檔案進行了大量研究,越來越多的史學工作者認為,雍正吃丹藥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極大。如
金梁曾懷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藥毒死的,楊啟樵在《
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書認為雍正帝是“服餌丹藥中毒而死的”。鑒於雍正帝親近
道士,誤食丹藥中毒是很有可能的。
文獻記載
文獻性質 | 文獻 | 主編者 |
---|
官修正史 | 《清史稿·本紀九·世宗本紀》 | 趙爾巽等 |
《清實錄·清世宗實錄》 | 清朝官修 |
學者論著 | | |
| 馮爾康 |
| 楊啟樵 |
| 楊啟樵 |
| 史松 |
| |
| 馮爾康 |
《雍正》 | |
影視形象
播出時間 | 電視劇/電影 | 扮演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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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 | |
1977 | | |
1977 | 雍正命喪少林寺 | |
1980 | | |
1980 | | |
1985 | | |
198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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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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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 | |
1994 | | |
1997 | | |
1997 | | |
1997 | | |
1998 | | 羅樂林 |
1999 | | |
1999 | | |
1999 | | |
2001 | | |
2002 | | |
2002 | | 唐國強 |
2002 | | 江華 |
2003 | | |
2003 | | |
2004 | | 唐國強 |
2005 | | |
2005 | | |
2006 | | |
2008 | | |
2009 | | |
2011 | | |
2011 | | |
2011 | | 何晟銘 |
2011 | | |
2012 | | |
2012 | | |
2013 | | |
2013 | | |
2013 | | |
2014 | | |
2014 | | 湯鎮業 |
2015 | | |
2015 | 新步步驚心 | 楊佑寧 |
2017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