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歷史貢獻,人物評價,大事年表,1893-1910年,1911-1920年,1921-1930年,1931-1940年,1941-1950年,1951-1960年,1961-1970年,1971-1976年,主要作品,
人物生平
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生於一個農民家庭。辛亥革命爆發後在起義的新軍中當了半年兵。
五四運動前後接觸和接受馬克思主義，1920年11月，在湖南創建共產主義組織。
1923年6月，出席中共“三大”，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
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
國共合作全面破裂後，在1927年8月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他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即以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思想，並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江西邊界領導秋收起義。接著率起義部隊上井岡山，發動土地革命，創立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
1928年4月，同朱德領導的起義部隊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不久改稱紅軍）第四軍，他任黨代表、前敵委員會書記。以他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在國民黨政權統治比較薄弱的農村發展武裝鬥爭，開創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和全國政權的道路。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中對這個問題從理論上作了闡述。
1930年5月，寫《反對本本主義》，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8月，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任總政治委員。從1930年底起，同朱德領導紅一方面軍戰勝了國民黨軍隊的多次“圍剿”。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領導集團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後，毛澤東被排斥於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導致紅一方面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1933年1月，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34年10月，參加紅一方面軍長征。
撰寫《論持久戰》
撰寫《論持久戰》長征途中，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召開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領導。10月，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結束長征。12月，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
1943年3月，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5月，領導根據地軍民開展生產運動，度過了嚴重的經濟困難。
1945年4-6月主持召開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大會制定了“放手發動民眾，壯大人民力量，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戰略。毛澤東思想在這次大會上被確定為中共的指導思想。他從七屆一中全會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為止，一直擔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戰爭勝利後，針對蔣介石企圖消滅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的現實，他提出“針鋒相對”的鬥爭方針。1945年8月赴重慶同蔣介石談判，表明中國共產黨爭取國內和平的願望。
1946年夏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毛澤東同朱德、周恩來領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積極防禦，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1947年3月-1948年3月，同周恩來、任弼時轉戰陝北，指揮西北戰場和全國的解放戰爭。1947年夏，中國人民解放軍從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在以他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經過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和1949年4月的渡江戰役，推翻了國民黨政府。
1949年3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並作重要報告，決定把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到城市，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的各項基本政策，號召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7月1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規定了人民共和國的政權的性質及其對內對外的基本政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他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主持開國大典
主持開國大典1950年6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總任務。10月，迫於美國軍隊攻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威脅中國東北部的形勢，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決定進行抗美援朝戰爭。
1950-1952年，在他的領導下，進行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其他民主改革，開展了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和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
1953年6月，按照他的建議，中共中央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開始有系統地進行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由他主持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他在這次會議上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主席，任職到1959年4月。
1956年4月，作《論十大關係》的講話，這個講話對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進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接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9月，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中共召開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已經轉變為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但是這個方針後來沒有得到認真的執行，因而導致了以後的一系列指導工作上的錯誤和挫折。
1957年2月，他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提出正確區分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中敵我之間和人民內部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學說。
1957年7月，提出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的要求。
1959年7月，主持召開廬山會議。他本想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在會議後期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的批判，會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
從1960年冬到1965年初，在以他為首的中共中央領導下，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初步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使國民經濟得到比較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在這期間，他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初步糾正了農村工作中和其他方面的“左”的錯誤。但在1962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他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記憶體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7月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
1963-1965年，發動農村和城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他領導中共同蘇共領導人奉行的大國主義和干涉、控制中國的企圖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66年5月，由於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作出了極端的估計，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運動，這個運動因受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操縱而變得特別狂暴，大大超出了他的預計和他的控制，以至延續十年之久，使中國許多方面受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也制止和糾正過一些具體錯誤。他領導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不讓江青、張春橋等奪取最高領導權的野心得逞。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歷史貢獻
一、毛澤東引導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二、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開闢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開始了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紀元。
三、開創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開始了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艱辛而曲折的探索。
四、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對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和執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
五、奠定了新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為開創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
人物評價
毛澤東雖然在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不可爭論的功績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國人民的崇敬。中國共產黨在他逝世5年以後，對他的全部革命活動和革命思想以中央委員會決議的形式作出了全面的評價。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仍然是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大事年表
1893-1910年
1893年
與湘潭學友會合影(二排左三)
與湘潭學友會合影(二排左三)12月26日，誕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一個農民家庭。
1902年-1909年
在家鄉韶山六所私塾讀書，接受中國傳統的啟蒙教育。
1910年
1911-1920年
1911年
10月，回響辛亥革命，投筆從戎，在湖南新軍當列兵。半年後退出。
1913年
春季，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預科讀書。
1914年
1918年
6月，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畢業。
1919年
4月6日，從上海回到長沙。
5月，回響五四運動，發起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領導湖南學生反帝愛國運動。
7月14日，主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7月至8月，連續撰寫並發表《民眾的大聯合》長文。
10月5日，母親文氏病逝，聞迅從長沙趕回韶山。8日，在母親靈前寫成《祭母文》。
1920年
5、6月間，在上海會見陳獨秀，同他討論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等問題。
8月初，同易禮容等在長沙發起成立文化書社，傳播馬克思主義和新文化。
8月至9月，參加籌備成立俄羅斯研究會。
11月25日，致信羅章龍，提出新民學會，“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11月，同何叔衡等組織長沙共產主義小組。
12月1日，致信給蔡和森、蕭子升和其他在法會友。信中表明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在長沙籌建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楊開慧結婚。
1921-1930年
1921年
7月23日至8月初，同何叔衡作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出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8月，回長沙，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主任。與何叔衡創辦湖南自修大學。
10月10日，建立中共湖南支部，任書記。
1922年
5月，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成立，任書記。
9月至12月，組織領導粵漢鐵路工人、安源路礦工人、長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罷工運動，推動湖南工人運動迅速走向高潮。
1923年
4月，離開長沙到達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
6月，在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中央局委員、並擔任中央局秘書。
9月16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的委託，回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組織。
毛澤東在上海
毛澤東在上海1924年
1月，在廣州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2月，到上海，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委員、組織部秘書等職。
12月，回湖南養病。
1925年
2月，回到韶山，一面養病，一面開展農民運動。
9月，到廣州，參加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
10月，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12月1日，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
12月5日，主編的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刊物《政治周報》創刊。
1926年
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當選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3月18日，在廣州國民黨政治講習班紀念巴黎公社五十五周年集會上發表講演，題為《紀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義》。
5月至9月，主辦國民黨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所長。
11月，到上海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不久到武漢，創辦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
12月，在長沙出席湖南全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會和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
1927年
1月4日至2月5日，在湖南考察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農民運動。
3月，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武漢出席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
二屆三中全會合影(二排右三)
二屆三中全會合影(二排右三)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
4月27日至5月10日，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同宋慶齡等二十二名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發表《中央委員宣言》，譴責蔣介石、汪精衛背叛國民革命。
8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思想，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到湖南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
毛澤東在武漢
毛澤東在武漢9月9日，湘贛邊界秋收起義爆發。在去江西銅鼓蕭家祠第三團團部途經瀏陽張家坊時，被團防局的清鄉隊抓住，押送途中機智脫險。
9月，秋收起義受挫後，率起義部隊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
10月，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11月，遭到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錯誤指責，被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1928年
5月，擔任兩支部隊合編成的工農革命軍（後改稱中國紅軍）第四軍黨代表、軍委書記。
7月，在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
10月，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決議案，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
11月25日，代表中共紅四軍前委給中央寫報告，總結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
12月，主持制定井岡山《土地法》。
1929年
1月，同朱德、陳毅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閩西進軍，至1930年春贛南、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初步形成。
4月，主持制定興國《土地法》。
6月，出席在龍巖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紅軍的任務、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等問題的正確意見未被接受，原由中共中央指定他擔任的前委書記職務被改選他人擔任。會後，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休養並指導地方工作。
7月，指導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
9月，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的行動策略和建設一支堅強的人民革命軍隊的正確主張。
12月，在福建上杭縣古田村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政治報告，並起草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1930年
1月，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闡述關於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理論。
5月，在江西尋烏作調查；同時撰寫《反對本本主義》一文，提出“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8月，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和中共總前敵委員會書記。
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12月30日至次年1月3日，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
1931-1940年
1931年
4月至5月，同朱德等指揮紅一方面軍粉碎國民黨軍第二次“圍剿”。
7月至9月，粉碎國民黨軍第三次“圍剿”。
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報告；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
1932年
1月，到江西瑞金城郊東華山古廟休養。
3月，紅軍攻打贛州失利後，停止休養，趕赴前線指揮。
4月15日，發表《對日戰爭宣言》。
5月9日，同項英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反對國民黨出賣淞滬協定通電》。
6月，同朱德指揮紅一、紅五軍團從閩西回師贛南。
10月，在江西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受到“左”傾錯誤領導的打擊。會後，被撤銷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職務，前往福建長汀養病。
1933年
1月下旬，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遷到中央革命根據地。
2月上旬，中共臨時中央全面推行 “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積極防禦路線在中央根據地的影響，開展了所謂反“羅明路線”的鬥爭。
5月30日，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平津宣言》。
6月1日，同項英等發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關於查田運動的訓令》。
8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央蘇區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粉碎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
10月，寫《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成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
11月，先後在興國縣長岡鄉和上杭縣才溪鄉調查，寫出《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
1934年
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政治局委員。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工作報告。繼續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
6月19日，同項英等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為國民黨出賣華北宣言》。
7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
10月18日，傍晚，帶領警衛班離開於都城，踏上長征的路途。
11月底，湘江之戰中紅軍遭受慘重損失。30日，隨軍委第一野戰縱隊渡過湘江。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召開的中共中央負責人緊急會議上，力主紅軍放棄原定向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畫，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被採納。
1935年
3月，同周恩來、王稼祥組成三人軍事指揮小組。
6月15日，同項英等發表《為反對日本併吞華北和蔣介石賣國宣言》。
12月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闡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
1936年
1月25日，同周恩來、彭德懷等二十位紅軍將領聯名發出《為紅軍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提出關於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具體辦法，建議互派代表共同協商。
東征時期
東征時期2月至5月，同彭德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渡黃河東征。
3月，向南京當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五點意見。
6月1日，同朱德發布關於救國救民的主張二十條。
6月12日，同朱德發布宣言，對“兩廣事變”表示支持，提出抗日救國的八項綱領。
7月至10月，在陝北延安多次會見美國記者斯諾，回答他提出的有關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等多方面的問題，並介紹了自己的經歷。
8月10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於國共兩黨關係和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
8月25日，起草《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呼籲一致抗日。
12月7日，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
12月，撰寫《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1937年
1月13日，同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進駐延安。
毛澤東在延安
毛澤東在延安2月9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會議討論和通過《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提出五項國策、四項保證。這個檔案實際成為國共合作談判的綱領。
3月，會見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回答她對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提出的一些問題。
5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和《為爭取千百萬民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結論。
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抗日戰爭開始。
7月23日，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提出堅決抗戰，反對妥協退讓的方針、政策。
8月22日至25日，出席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闡明獨立自主山地游擊戰的戰略方針，任新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書記。
8月25日，同朱德、周恩來聯名發布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隨後，指導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
11月12日，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的報告，全面闡述了對統一戰線和國共關係的意見。
12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發言，針對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右傾投降主義主張，重申和堅持了洛川會議確定的方針政策。
1938年
春季，作出八路軍從華北山地進入到平原地區開展游擊戰爭的決策。
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講演
在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講演5月，發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
9月14日至27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王稼祥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說中共中央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解決統一領導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長篇發言。
9月29日至11月6日，出席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和會議結論。會議批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線。
1939年
2月2日，在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上講話，號召自己動手，克服經濟困難。
2月5日，在中共中央黨校作《反對投降主義》的講話。
4月下旬，寫《五四運動》一文。
5月4日，在延安青年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大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講演。
7月至8月，多次作報告，譴責國民黨頑固派製造反共磨擦，呼籲繼續團結抗戰。
10月4日，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闡明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克敵制勝的三大法寶。
12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
12月21日，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編印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寫《紀念白求恩》一文。
同月，與人合作撰寫《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
12月至次年3月，領導打退國民黨頑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
1月，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系統論述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和綱領。
3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抗日根據地政權問題的指示，提出實行“三三制”。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的報告，總結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經驗，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反對頑固勢力”的策略思想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
5月4日，起草中共中央致東南局和新四軍的指示，強調必須放手擴大軍隊，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指出要採取鬥爭的方針，“應付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
6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分析國際形勢及對中國抗戰的影響，指出：既要警惕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突然事變，又要力爭時局好轉。
12月，同從前線回來到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談話，強調幹部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性。
1941-1950年
1941年
1月上旬，皖南事變發生。
1月20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並對新華社記者發表關於皖南事變的談話，嚴正提出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
5月1日，審閱改寫的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發布，規定邊區政權建設貫徹“三三制”原則。
5月8日，起草《關於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總結》的黨內指示，提出“以打對打，以拉對拉”和爭取中間派的策略思想。
8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9月10日至10月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
9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高級學習組的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組長的中央學習組。
秋冬，先後主持編輯《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和《兩條路線》等黨的歷史文獻集。
1942年
2月1日，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
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的幹部會議上作《反對黨八股》的講話。
5月，在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並作結論。
9月7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社論，論述精兵簡政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向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提交《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長篇書面報告，論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財經工作總方針。
1943年
3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被推定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書記處主席。
5月26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的幹部大會上作《關於共產國際解散問題的報告》。
6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7月1日，致信康生，指出“防奸”工作應調查研究，分清是非，教育民眾，反對“逼，供，信”。
7月12日，為延安《解放日報》撰寫《質問國民黨》的社論，揭露國民黨頑固派企圖進攻陝甘寧邊區的陰謀。
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這一期間召開的會議，批評王明在十年內戰時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和抗戰初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會上多次發言並作小結。
12月，為中央黨校大禮堂落成題詞“實事求是”。
1944年
4月12日和5月20日，先後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議和中央黨校第一部作關於學習和時局的講演。
5月15日，通過在西安同國民黨代表談判的林伯渠，提出由他起草的作為談判具體內容的意見書。意見書就關於全國政治和兩黨懸案問題，提出二十條意見。
5月21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上被推舉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和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
6月5日，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城市工作的指示》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討論通過。
6月至8月，多次會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成員和駐延安美軍觀察組成員，闡述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政策和國共關係等問題。
9月8日，在張思德追悼會上發表《為人民服務》的講話。
10月31日，主持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定派王震、王首道率部南下，“以衡山為中心建立根據地”。
11月，和周恩來等同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多次會談國共關係，並達成五條協定草案。這個協定草案被蔣介石拒絕。
1945年
4月20日，出席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最後一次會議，會議基本通過經毛澤東多次作重要修改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4月23日至6月11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兩個中國之命運》）和閉幕詞（《愚公移山》），向大會提交《論聯合政府》書面政治報告。大會確定以毛澤東思想作為全黨一切工作的指針。
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8月9日，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
8月13日，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提出對國民黨實行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爭取國內的和平與民主。
8月28日，赴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
9月2日，日本政府正式簽署投降書。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10月10日，《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簡稱《雙十協定》）在重慶簽署。11日，回到延安。
10月17日，在延安幹部會上作關於重慶談判的報告，指出中國革命“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12月28日，起草《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
1946年
4月，撰寫《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
6月26日，國民黨軍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全面內戰爆發。
7月4日，作出南線野戰軍“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的戰略決策。
7月20日，起草《以自衛戰爭粉碎蔣介石的進攻》的黨內指示。
8月6日，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提出“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
9月16日，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
10月1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總結三個月戰爭的經驗。
11月18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中，第一次使用“人民解放戰爭”的名稱。
轉戰陝北(正中)
轉戰陝北(正中)1947年
3月18日，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撤離延安，開始歷時一年的陝北轉戰。
3月至8月，領導西北野戰軍先後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沙家店戰役的勝利，粉碎了國民黨對陝北解放區的重點進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陝北靖邊縣小河村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提出對蔣介石的鬥爭用五年時間（從1946年7月算起）解決的構想。在此前後，部署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渡過黃河，轉入戰略進攻。
10月，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
11月，將1933年起草的《怎樣劃分階級》和《關於土地鬥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重新印發給全黨，以指導解放區土改運動正確發展。
12月25日至28日，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會議（即十二月會議），向會議提交《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書面報告，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和新民主主義的三大經濟綱領。
1948年
1月1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決定草案。
3月23日，結束陝北轉戰，東渡黃河，前往華北解放區。
4月1日，在山西興縣蔡家崖晉綏幹部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闡明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總路線和土地改革總路線。
和柳亞子在一起(右)
和柳亞子在一起(右)4月30日至5月7日，在河北阜平縣城南莊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提出把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發展生產、加強紀律性等幾點意見。
5月27日，到達中共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
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關於戰爭、建國、財經等問題的重要報告。
9月至次年1月，組織指揮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略決戰，將國民黨軍主力聚殲在長江以北。
12月30日，為新華社寫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
1949年
3月，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提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奪取全國勝利以及關於新中國建設的指導方針和基本政策。
3月25日，率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進駐北平。
4月21日，在南京政府拒絕接受《國內和平協定》的情況下，和朱德聯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
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作詩《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
6月15日至19日，出席新政協籌備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並在開幕式上講話。
6月30日，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
7月4日，復電程潛，對程提出的反蔣反桂及和平解決湖南問題之方針，給予讚許，並對有關事宜作出安排。
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會議通過了由周恩來主持起草、經他多次審閱修改的《共同綱領》。
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主持開國大典。
12月5日，頒發《關於一九五零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
12月至翌年初，對和平解放西藏作出具體部署。
1950年
6月6日至9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提交《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的書面報告，並作《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
6月28日，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
10月上旬，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
10月以後，發動和領導了鎮壓反革命運動。
1951-1960年
1951年
2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畫經濟建設”的思想。
5月20日，寫作的《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一文以《人民日報》社論形式發表。
5月24日，設宴慶賀《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定》簽訂。至此，中國大陸全境解放。
9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
10月12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發行。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別於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出版發行。
12月，發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
1952年
1月，主持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關於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
1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開展“五反” 運動的指示（“五反”即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反對盜騙國家經濟情報）。
4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西藏工作方針的指示》。
8月9日，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
9月，開始醞釀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
1953年
1月1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任主席。
3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反對大漢族主義思想的指示。
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作出比較完整的表述。
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正式簽字。
9月7日，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談話，指出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經之路。
10月15日、11月4日，兩次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談話。指出，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看作極為重要的事。
1954年
1月，開始在杭州主持起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1954年和金日成在國慶典禮上(右)
1954年和金日成在國慶典禮上(右)3月23日，主持憲法起草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初稿。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全國人大第一屆第一次全體會議，致開幕詞《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9月28日，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組成，任主席。
10月16日，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及有關同志寫《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
1955年
3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致開幕詞並作結論，號召幹部要鑽研社會主義工業化問題，成為這方面的內行。
5月1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肅反工作方針。
7月31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9月至12月，主持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了兩篇序言和104篇按語。
10月4日至11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
10月29日，邀集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座談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12月16日，修改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草案，提出要大批地培養知識分子，注意吸收高級知識分子入黨。
1956年
1月20日，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講話，號召全黨努力學習科學知識，同黨外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為迅速趕上世界科學先進水平而奮鬥。
1月25日，主持最高國務會議正式討論通過《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四十條）。
2月至3月，先後聽取34箇中央工作部門的匯報，對經濟建設問題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
4月初，審改《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
4月27日，簽名死後實行火葬。
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8月22日，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提出兩個工作重點，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一個是經濟建設，兩個重點中主要的還是在建設。
9月15日至27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致開幕詞。在八大期間，再次強調了加強經濟建設的重要性。
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
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9月28日，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我們的經濟建設有退有進，主要的還是進。
12月，審改《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1957年
2月27日，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講話，提出兩類矛盾學說。
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宣布開始在黨內進行整風。
4月30日，邀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請他們幫助共產黨整風。
5月15日，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隨後發動反右派鬥爭，發生嚴重擴大化的錯誤。
9月20日至10月9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在會上對八大決議中關於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論述提出異議，認為應該回到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提法。
1958年
1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南寧會議，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在會上批評“反冒進”。
3月，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成都會議。會議繼續批評“反冒進”，制定的各項經濟指標大幅度提高。
5月5日至23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會議改變八大一次會議的有關結論，認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仍然是國內主要矛盾。會議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8月6日，視察河南新鄉七里營人民公社。說到“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
7月至8月，親自部署炮擊金門。
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
11月2日至10日，主持召開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糾正“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傾錯誤。會議期間，給縣以上四級黨委寫信，要求學習《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社會》。
11月28日至12月10日，在武昌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
1959年
2月27日至3月5日主持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3月25日至4月5日在上海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七中全會，繼續糾正“左”傾錯誤。
4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他不再擔任國家主席，由劉少奇繼任的決議。
6月25日至28日，回故鄉韶山。
7月2日至8月1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政治局擴大會議原擬進一步糾正“左”的錯誤，但在後期和接著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上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等的批判。
8月24日，建議分期分批為右派分子摘帽和赦免一批確實改惡從善的戰犯等。9月17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了《關於特赦確實改惡從善的罪犯的決定》。
1960年
3月，在廣州審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九月出版發行。
3月30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反對官僚主義的指示》。
6月14日至18日，在上海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寫《十年總結》一文，重新強調實事求是原則，提出要認真研究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
7月5日至8月10日，主持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研究國際問題和國內經濟調整問題。
1961-1970年
1961年
1月14日至18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次會議正式批准了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會後組織和領導三個調查組，深入浙江、湖南、廣東農村調查研究。
5月21日至6月12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農業六十條）。其中規定，取消供給制；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
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工業、糧食、財貿、教育等問題。會議強調切實地執行調整經濟的八字方針。
9月29日，提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將農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
1962年
7月至9月，在北戴河、北京先後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十中全會，批判所謂“黑暗風”、“單幹風”、“翻案風”，作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進一步發展了關於階級鬥爭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的錯誤論點。
1963年
2月11日至28日，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確定在農村普遍進行“四清”運動和城市開展“五反”運動。
5月，在杭州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作為指導農村“四清”的綱領性檔案。
12月16日，聽取聶榮臻關於科學技術十年規劃的匯報，指出：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
12月，作出關於文藝工作的第一個批示。
1964年
2月13日，召集教育工作座談會，提出改革教育體制的構想。
6月15日和16日，觀看北京、濟南部隊軍事訓練匯報表演。
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召開的小型會議上，作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講話。
6月，再次對文藝工作作批示，文藝界進而擴大到意識形態其他領域，錯誤地開展了過火的政治批判。
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成功。
12月15日至28日，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制定《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部分地糾正“四清”運動中“左”的做法，但錯誤地提出“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1965年
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岡山。
7月27日，會見從海外歸來的原國民黨政府代總統李宗仁和夫人。
11月初，批准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6年
3月12日，致信劉少奇，提出“備戰備荒為人民”。
3月底，錯誤地指責由彭真主持制定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
5月7日，作出“五·七指示”，提出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各行各業要以本業為主，“兼學別樣”，“教育要革命”等。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作了嚴重錯誤的估計。
8月1日至12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會議期間，印發了毛澤東5日寫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不點名地批評了劉少奇、鄧小平。5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這次會議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
8月18日至11月26日，在北京先後八次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院校師生和紅衛兵。
1967年
1月，對上海“一月革命”表示支持。此後奪權之風遍及全國。
1月23日，批示《發出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決支持革命左派民眾的決定》。
2月11日和16日，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不滿林彪、江青一夥的倒行逆施，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是為“大鬧懷仁堂”。毛澤東在聽取了中央文革小組的匯報後，表示很不滿意。
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
7月至9月，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號召“實現革命的大聯合”，指出“正確地對待幹部”。
1968年
1月16日，對江青等人送來的所謂“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等材料作出重要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污衊”，使他們誣陷周恩來的圖謀未能得逞。
10月13日至31日，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誣陷劉少奇並開除他的黨籍的錯誤決定。
1969年
4月1日至24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批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並把林彪定為“接班人”寫入黨章。
4月28日，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再次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
1970年
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
5月20日，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聲明。
8月23日至9月6日，在廬山主持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寫《我的一點意見》，揭露挫敗林彪、陳伯達企圖搶班奪權的陰謀。
1971-1976年
1971年
8月至9月，在南方巡視期間，同當地黨政軍負責人多次談話，揭露林彪的陰謀。途中機警地幾次變更行動計畫，於9月12日回到北京，粉碎林彪集團的反革命武裝政變陰謀。
9月13日，同周恩來等果斷地處理林彪叛逃事件。在周恩來請示要不要攔截林彪座機時，毛澤東表示：“由他去吧”。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多數通過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把蔣介石集團的代表驅逐出去。
1972年
1月10日，參加陳毅的追悼會。
1973年
3月，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
8月24日至28日，主持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使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重新進入中央委員會，但同時江青集團的勢力也得到加強。
8月30日，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
1974年
9月29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為賀龍平反。
10月4日，提議由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職務。
11月12日，對江青來信作批示，批評她的“組閣”野心，明確指出“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
1975年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重申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選出以朱德為委員長的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組成人員，任命周恩來為總理、鄧小平等為副總理的國務院組成人員。會後，周恩來病重，國務院工作實際由鄧小平主持。
2月，在毛澤東支持下，鄧小平開始領導對鐵路、教育等方面的調整整頓工作。
5月3日，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強調要搞馬列主義，要團結，要光明正大，再次批評“四人幫”。
7月14日，對文藝問題發表談話，指出黨的文藝政策應該調整。
11月下旬，審閱批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錯誤地發動所謂“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
1976年
1月8日，周恩來在北京逝世。
1月21日、28日，先後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3月下旬至4月5日，北京市上百萬民眾連續幾天自發到天安門廣場，獻花圈、詩詞，悼念周恩來，聲討“四人幫”。毛澤東錯誤地批准了否定“天安門事件”的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