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黨八股》是毛澤東於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講演。
基本介紹
原文,注 釋,
原文
剛才凱豐⑴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⑵做它們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以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它們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對於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最後地“將一軍”⑶,弄得這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街,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己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人數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要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卻總是想寫給許多人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黨八股也就是一種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早就反對過的⑷。我們為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吧!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
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了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土地革命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
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
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閒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還有和這相聯繫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這個反對老八股、老教條的鬥爭,也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內的一些違反了馬克思主義的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東西。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的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主義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產生了新八股、新教條。它們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本身也是有缺點的。那時的許多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和民主,是很對的。但是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所謂壞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所謂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和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發生偏向,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是形式主義向“左”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懂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么,今天我們用馬克思主義來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和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還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和新教條主義,則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形式主義的束縛。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么,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啟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到廣泛的傳播和發展;而對於老八股和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也就達不到加以摧毀廓清的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都不是無產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分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一種表現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肅清工作和打掃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地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
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壞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筆法⑸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狀吧。
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什麼內容,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為什麼一定要寫得那么長,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要民眾看。因為長而且空,民眾見了就搖頭,哪裡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布壞影響,造成壞習慣。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進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戰爭,史達林在七月三日發表了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⑹一篇社論那樣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得有幾萬字。現在是在戰爭的時期,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雖然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歡寫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嗎?也不好。我們應當禁絕一切空話。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腳,趕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嗎?那又怎么辦?這是好辦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到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看情形辦理,文章和演說也是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為好。戰爭時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內容的文章。最不應該、最要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樣,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演說,是必須停止的。
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樣子故意嚇人,這裡面包含著很壞的毒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則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⑺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裡面,卻生怕人家駁,非常膽怯,於是就靠裝樣子嚇人;以為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以“得勝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實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從前許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說裡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地是應該採用殘酷鬥爭或無情打擊的手段的,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們寬容,那就會正中壞人的奸計。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對於這類同志,就須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這就是《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從前我們那些同志之所以向這些同志也大講其“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一方面是沒有分析對象,一方面就是為著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藉以嚇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為這種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剝削階級以及流氓無產者所慣用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需要這類手段。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個,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至於以裝腔作勢來達到名譽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做決定,發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都是無益的。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牆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日勝利。”這個標語的意思並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寫成了“—ㄣ—”字。人字呢?在右邊一筆加了三撇,寫成了“[人彡]”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卻要寫在抗日時期延安這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則就很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人家都看得很懂,聽得很懂,其實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為他寫的和講的是黨八股,人家哪裡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象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進尊重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譏笑彈琴者這個意思了。為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是黨八股,簡直是老鴉聲調,卻偏要向人民民眾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眾,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眾嗎?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裏面想些什麼東西,能夠做成知心朋友嗎?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癟三⑻。上海人叫小癟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乾癟得很,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顛來倒去,總是那幾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癟三嗎?一個人七歲入國小,十幾歲入中學,二十多歲在大學畢業,沒有和人民民眾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難怪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是為民眾辦事的,如果也不學民眾的語言,那就辦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章,就沒有多少人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為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為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民眾學習語言。人民的語彙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好語言,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不像一個健康的人。第二,要從外國語言中吸收我們所需要的成分。我們不是硬搬或濫用外國語言,是要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適用的東西。因為中國原有語彙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彙中就有很多是從外國吸收來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用語。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由於我們沒有努力學習語言,古人語言中的許多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沒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語彙和典故,這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東西還是應該繼承。現在中黨八股毒太深的人,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語言中有用的東西,不肯下苦功去學,因此,民眾就不歡迎他們枯燥無味的宣傳,我們也不需要這樣蹩腳的不中用的宣傳家。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宣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你們去看一看中藥鋪,那裡的藥柜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著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壹貳叄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醜寅卯,還有大ABCD,小abcd,還有阿拉伯數字,多得很!幸虧古人和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這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鋪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析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說那種對待問題的方法不對。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於這個開中藥鋪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繫來分類的。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誌,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繫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裡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裡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就要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調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和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是還不能解決問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和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著模糊雜亂的一大堆事物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裡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暴露事物的內部聯繫,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說,如果是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要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著加以分析,然后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因為這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的方法,在我們黨內很流行,所以必須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學會套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
黨八股的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上面所說的那些,一方面是由於幼稚而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責任心不足而來的。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們看,這是何等地有責任心呀!我們寫文章,做演說,只要像洗臉這樣負責,就差不多了。拿不出來的東西就不要拿出來。須知這是要去影響別人的思想和行動的啊!一個人偶然一天兩天不洗臉,固然也不好,洗後臉上還留著一個兩個黑點,固然也不雅觀,但倒並沒有什麼大危險。寫文章做演說就不同了,這是專為影響人的,我們的同志反而隨隨便便,這就叫做輕重倒置。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要預先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遍,像洗臉之後再照照鏡子一樣,就馬馬虎虎地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仿佛像個才子,實則到處害人。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
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
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這兩條意義自明,無須多說。這就是說,黨八股如不改革,如果聽其發展下去,其結果之嚴重,可以鬧到很壞的地步。黨八股裡面藏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毒物,這個毒物傳播出去,是要害黨害國的。
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不便於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風。這種文風,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實,尚未得到普遍的發展。我們破壞了洋八股和黨八股之後,新的文風就可以獲得充實,獲得普遍的發展,黨的革命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不但文章里演說里有黨八股,開會也有的。“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處每回無大無小都要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著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革嗎?
現在許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眾化了,這很好。但是“化”者,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謂也;有些人則連“少許”還沒有實行,卻在那裡提倡“化”呢!所以我勸這些同志先辦“少許”,再去辦“化”,不然,仍舊脫離不了教條主義和黨八股,這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沒有結果的。例如那些口講大眾化而實是小眾化的人,就很要當心,如果有一天大眾中間有一個什麼人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會將起軍的。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提倡而且自己真想實行大眾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喊大眾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眾化。
今天會場上散發了一個題名《宣傳指南》的小冊子,裡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勸同志們多看幾遍。
第一篇,是從《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上摘下來的,講的是列寧怎樣做宣傳。其中講到列寧寫傳單的情形:“在列寧領導下,彼得堡‘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第一次在俄國開始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結合起來。當某一個工廠里爆發罷工時,‘鬥爭協會’因為經過自己小組中的參加者而很熟悉各企業中的情形,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回響。在這些傳單里,揭露出廠主虐待工人的事實,說明工人應如何為自身的利益而奮鬥,載明工人民眾的要求。這些傳單把資本主義機體上的癰疽,工人的窮困生活,工人每日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過度沉重的勞動,工人之毫無權利等等真情實況,都揭露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里,又提出了相當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露無餘”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寧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告彼得堡城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
寫一個傳單要和熟悉情況的同志商量。列寧就是根據這樣的調查和研究來寫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提高了工人們的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幫助他們、保護他們的。”⑼
我們是贊成列寧的嗎?如果是的話,就得依照列寧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為是,誇誇其談;而是要照著列寧那樣地去做。
第二篇,是從季米特洛夫⑽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摘下來的。季米特洛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應當學會不用書本上的公式而用為民眾事業而奮鬥的戰士們的語言來和民眾講話,這些戰士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思想,都反映出千百萬民眾的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民眾懂得的話,那么廣大民眾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遠不是隨時都善於簡單地、具體地、用民眾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來講話。我們還沒有能夠拋棄背得爛熟的抽象的公式。事實上,你們只要瞧一瞧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東西常常是用這樣的語言寫成的,寫得這樣地艱深,甚至於我們黨的幹部都難於懂得,更用不著說普通工人了。”
怎么樣?這不是把我們的毛病講得一針見血嗎?不錯,黨八股中國有,外國也有,可見是通病。(笑)但是我們總得照著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們自己的毛病趕快治好才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這條起碼的規則,把它當作定律,當作布爾什維克的定律:當你寫東西或講話的時候,始終要想到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著你走。要想到你究竟為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講話。”⑾
這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治病的藥方,是必須遵守的。這是“規則”啊!
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講的是“留心各樣的事情”,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講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們怎么樣?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點就寫嗎?
第二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我們怎么樣?不是明明腦子裡沒有什麼東西硬要大寫特寫嗎?不調查,不研究,提起筆來“硬寫”,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四條:“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
孔夫子提倡“再思”⒀,韓愈也說“行成於思”⒁,那是古代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地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覆研究,才能反映恰當;在這裡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碼知識。
第六條:“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我們“生造”的東西太多了,總之是“誰也不懂”。句法有長到四五十個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卻正是違背魯迅的啊!
最後一篇文章,是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六屆六中全會是一九三八年開的,我們那時曾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必須反對空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生活的共產黨員,必須聯繫中國的革命實際來研究馬克思主義。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把國際主義的內容和民族形式分離起來,是一點也不懂國際主義的人們的做法,我們則要把二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著的一些嚴重的錯誤,是應該認真地克服的。”⒂
這裡叫洋八股廢止,有些同志卻實際上還在提倡。這裡叫空洞抽象的調頭少唱,有些同志卻硬要多唱。這裡叫教條主義休息,有些同志卻叫它起床。總之,有許多人把六中全會通過的報告當做耳邊風,好像是故意和它作對似的。
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黨八股和教條主義等類,徹底拋棄,所以我來講了許多。希望同志們把我所講的加以考慮,加以分析,同時也分析各人自己的情況。每個人應該把自己好好地想一想,並且把自己想清楚了的東西,跟知心的朋友們商量一下,跟周圍的同志們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實改掉。
注 釋
這是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上的講演。
〔1〕 凱豐(一九○六——一九五五),又名何克全,江西萍鄉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
〔2〕見本卷《整頓黨的作風》注〔1〕。
〔3〕 “將一軍”是中國象棋中的術語。中國象棋採取兩軍對戰的形式,而以一方攻入對方堡壘捉住“將軍”(主帥)作為贏棋。凡是一方走了一著棋,使對方的將軍有立即被捉的危險時,就叫做向對方“將軍”。
〔4〕反對新舊八股是魯迅作品裡一貫的精神。魯迅曾在《偽自由書?透底》一文中說:“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什麼代聖賢立言,什麼起承轉合,文章氣韻,都沒有一定的標準,難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來,算是合於功令的格式,用這格式來‘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輕重。二來,連應試的人也覺得又省力,又不費事了。這樣的八股,無論新舊,都應當掃蕩。”洋八股是五四運動以後一些淺薄的知識分子發展起來的東西,並經過他們的傳播,長時期地在革命隊伍中存在著。魯迅在《透底》附錄“回祝秀俠信”中批判這種洋八股說:“八股無論新舊,都在掃蕩之列,……例如只會‘辱罵’‘恐嚇’甚至於‘判決’,而不肯具體地切實地運用科學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釋每天的新的事實,新的現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實上亂湊,這也是一種八股。”(《魯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06頁)
〔5〕 見本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注〔52〕。
〔6〕《解放日報》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創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終刊。
〔7〕這是魯迅《南腔北調集》中一篇文章的篇名,一九三二年作。(《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451頁)
〔8〕解放以前,上海人稱城市中無正當職業而以乞討為生的遊民為癟三,他們通常是極瘦的。
〔9〕以上三段引文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第一章第三節(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19頁)。
〔10〕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亞人。一九二一年任工會國際中央理事會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國後,任保加利亞共產黨總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
〔11〕以上三段引文見季米特洛夫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為工人階級團結一致反對法西斯主義而鬥爭》的序言和第六部分《僅僅只有正確的路線還是不夠的》。
〔12〕《北斗》雜誌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間出版的文藝月刊。《答北斗雜誌社問》載魯迅《二心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365頁)
〔13〕 參見《論語?公冶長》。
〔14〕韓愈(七六八——八二四),中國唐代著名的大作家。他在《進學解》一文中說:“行成於思,毀於隨。”意思是:作事成功由於思考,失敗由於不思考。
〔15〕以上兩段引文見《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本書第2卷第5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