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戚本禹
- 性別：男
- 國家：中國
- 出生日期：1931年
- 死亡日期：2016年
- 籍貫：山東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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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
1965年12月8日在《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發表《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攻擊翦伯贊提出的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的意見，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受到毛澤東稱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1966年後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成為毛澤東、江青的秘書。1966年第7期《紅旗》雜誌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
1967年3月30日《紅旗》雜誌第5期發表《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歷史影片〈清宮秘史〉》。4月1日，《人民日報》予以全文刊登。從此為針對“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派”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革命大批判”定下了基調。有人指稱他曾暗示、鼓動中央辦公廳造反派批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朱德，並指使紅衛兵把彭德懷從四川揪回北京批鬥。
1978年1月被中共中央隔離審查，並撤消黨內外一切職務。是中央文革小組“小三”王、關、戚（即王力、關鋒、戚本禹）中最後被隔離審查的。1980年7月14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6年出獄後在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至1990年代初退休。育有二子一女。晚年和妻子邱雲英及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與人合作的《大人物的變態心理》由吉林省時代文學出版社出版後，曾引起一陣風波（因疏漏在著作權頁署上了他的名字）。
人物軼事
保護文物
文革時期，“王、關、戚”人人皆知，指“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三人，這三人當時可謂炙手可熱、不可一世的人物。但到了1967年8月30日，這三人的政治生命開始發生逆轉，經毛澤東批准，王力、關鋒被隔離審查。幾個月後的1968年1月12日，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
兩份材料證明，正當紅衛兵搞打砸搶盛行全國的時候，戚本禹給紅衛兵澆了一盆冷水，為保護古舊書刊、字畫做了一件好事。
另一份是這次座談會的直接成果，即參加座談的十二個單位造反派於1967年2月15日聯合印發的《關於保護古舊書刊、字畫的倡議書》。
這兩份材料表明，1967年1月27日下午，戚本禹在全國政協禮堂三樓會議室召集北京文博界和造紙廠十二個單位造反派代表座談，座談的主題是，就紅衛兵抄家抄出的古舊書處理問題，研究一個辦法。
戚本禹在開頭語中說：“陳伯達同志、康生同志有個意見，和大家商量一下。在文化大革命中抄了不少書，有的當廢紙賣了，版本書不能造紙，要鑑別一下。文物管理工作要抓一下，看存在什麼問題，提些什麼辦法。抄出不少東西，大家想個辦法，大家研究一下。”
戚本禹開頭語講完後，讓代表們談談有關具體情況。
中國書店代表反映：“有些學校認為古舊書沒有用了。建築科學院的滿樓都是書，我們拉回了幾車。住戶有燒字畫的。”
戚本禹問：“為什麼？”回答：“怕。”
新華書店代表說：“舊書現在停售了，內部同志也有這個意見。地方上反映，縣裡燒書較多，八月份破四舊時燒了不少。”
北京造紙總廠代表說：“古舊書現在收了一部分，有些已經造了紙。大部分還沒造紙。但這些古舊書都當成原料了。”
戚本禹聽到這裡，插話：“問題很嚴重。”
接著，北京圖書館代表反映了類似情況：“北京圖書館清理了書庫，送造紙廠的不少。”
中國書店代表埋怨：“現在沒人買舊書，不敢收購。”
戚本禹對此不以為然，表示：“我就要去買，有些書需要看。當然這些書不要大量到民眾中去。你們造反派也不贊成燒書。你們可以搞個倡議，線裝書不要燒，你們看怎么辦？有的書可以低價收購，低價售出。搞文科的要看這些書。將來可以內部發行。少數人要搞這些東西。不論哪個階級起來造反，都要拿這些東西在製造輿論。”
針對抄出的古舊書存在的問題，戚本禹給參加座談的造反派代表一一作出指示。
給中國書店的指示是：“有些古書一部幾百冊，今後大批印不可能，還是要收下來。收書沒有地方放，我給解決。圖書館送給你你就要。”
給北京圖書館的指示是：“北京圖書館的書是國家財產，任何人不許動，這是民眾的財產嘛！”
給北京造紙總廠等單位的指示是：“你們造紙單位可聯合開個會，歷史研究所、文物局、北京圖書館、中國書店、科學院圖書館出人幫助搞。”“阿英的書封著，告訴他們不要動。”“不管是哪一派，都要執行。”還說：“解放後出版的書也不要燒。有的印數不多，需要保存。無聊的可以銷毀。批判黃色的書找不到書也不行。”
戚本禹讓這些單位搞個倡議，提出：“你們搞個倡議給我們看看。難處理的，可以搞個單子。”
在座談中，戚本禹談到歷史上秦始皇焚書，他原則上肯定秦始皇焚書，但做法上表示不贊成。他說：“秦始皇焚書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過書，他代表新生產力么！他是為了統一思想。他們當時不懂得批判。我們無產階級不能這么辦。要批判才能解決問題。”
戚本禹在座談中表達了這樣一種想法，即大多數人不能看這些書，只有少數人可以看。他說：“有的書廣大青年是不需要看的。”“一個青年讀這些古書乾什麼？廣大民眾不看那些古東西是個大解放。但少部分人要看這些東西。研究歷史可以看。這是為了批判，為了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發展科學，不是為了吹捧這些東西。過去經史子集是每個知識分子都讀，這是套在我們頭上的枷鎖。現在不讀這些東西是大解放。搞理工的讀它乾什麼。”
戚本禹對倡議的具體內容作了明確指示：“你們倡議要寫破四舊。文化大革命中紅衛兵燒些書是革命行動！恨起來一把火燒了，但是不能解決問題。所以不能再燒了。過去這點損失是不可避免的。要看到大成績。倡議要把主流寫出來。燒了不能觸及靈魂，要批判，要化毒草為肥料。”
最後，他進一步表示：古物、古書畫有的集中起來。我是不贊成燒的，真的燒了就燒了，沒什麼了不起，要想開一點，以後要保護。紅衛兵抄了多少，放在哪裡調查一下，寫個報告。古書畫、古物先集中保管起來，這是全國性的。這些東西將來歸故宮，歸歷史博物館保管。地方上的東西不少，要送文物局選，抄家的文物要管起來。有的可交文物商店。東西不要落入個人手中。一切交回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中國歷史博物館共同搞。這些事明天就組織搞。不管是哪一派都要管。第一、圖書鑑別；第二、文物保管；第三、不要燒。
根據戚本禹的指示，十九天后，這十二個單位的造反派聯合向全國紅衛兵和造反派發出《關於保護古舊書刊、字畫的倡議書》。
這個倡議書先寫了幾段諸如“形勢大好，越來越好”等當時的政治流行語，然後說：
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古舊書刊、字畫的保管工作，我們向全國紅衛兵和無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以下的緊急倡議：
第一、全國紅衛兵和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大破四舊，大立四新，徹底批判古舊書刊、字畫所傳播的流毒；
第二、紅衛兵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同志們，立即行動起來，加強對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的保護工作；
第三、全國大中城市原古舊書刊的收購部門，應該恢復收購，限制流通；全國各地圖書館、文化館以及機關、團體、學校等單位所存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在未鑑別前，暫行封存，不得隨意處理；各造紙廠收到的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要暫行封存，妥善保管，與當地有關部門革命造反派共同鑑別處理；
第四、個人所藏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亦不得隨意銷毀。個人交售、捐獻的古舊書刊、字畫、文獻史料，各有關部門應該歡迎、收購。
退休
戚本禹在上海某公司任高級顧問。據見過他的人說，他精神很好，還是像從前一樣，為人處事，仍然有一種“戚大帥”的味道。他有一女二子。女兒在北京東城某商店當職員，已與一高幹之子成婚。大兒子已去日本留學，他目前和妻子邱雲英及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
據去戚本禹辦公室採訪過他的著名傳記作家葉永烈先生記述：1988年採訪戚本禹時，戚本禹還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大大咧咧。他接受採訪時，神態自若，頭髮烏黑。戚本禹很健談，思維敏銳，喜歡不時反問，而且看得出，他的訊息相當靈通。他對各種書報都看，尤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見到了，總要細看。但他已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還說：我不相信關鋒“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就沒法做到這一點。
戚本禹說的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
人物事件
失勢倒台
但是好景不長。面對全國動盪的局勢，毛澤東從1967年3月起，對“文化大革命”中的全國局勢進行了重新估量，決定動用解放軍採取“支左”的辦法，對混亂的局勢穩定一下。但是，以陳伯達、康生、江青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卻反其道而行之，最後引發了影響全國的武漢“七二O事件”。在這一系列的事件中，中央文革小組的王力、關鋒、戚本禹都扮演了急先鋒的角色。特別是戚本禹，不但是這些事件和積極鼓動者之一，而且是衝擊中南海的直接指揮者。
這一系列事件的發生，也使毛澤東、周恩來開始注意到了中央文革小組，並且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裡面有壞人。這些壞人，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毛澤東經過慎重考慮後，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
但是毛澤東在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時，覺得對戚本禹先不抓起來，還要看一看，爭取他一下。按照毛澤東決定對戚本禹“先不抓，看一看，爭取一下”的想法，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只是宣布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沒有動戚本禹，還讓他發了言。
可是戚本禹並不甘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結束，他知道毛澤東對他手下留情之後，抱有一絲僥倖心理，以為毛澤東過去很賞識他，會對他繼續手下留情，放他一馬的。於是，他開始猛烈地批判王力和關鋒了。他給毛澤東直接寫過揭發批判王力、關鋒的材料，以求自保。但是，對“文化大革命”初期製造動亂負有更大責任的陳伯達、康生、江青，為了逃避責任，把一切問題都推到了王力、關鋒、戚本禹三個人身上，不允許戚本禹單獨逃脫。戚本禹明白了陳伯達、康生、江青的意圖後，覺得自己的處境十分危險，唯一的辦法，就是向毛澤東求救。
1967年9月4日，戚本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先批判了王力、關鋒一頓，還在信中還自我檢討說：我對他們的有些問題察覺不出，王力在外交部問題上犯的錯誤，就同我有關。我從心裡願意努力改造自己，永遠做一個忠於毛澤東思想的小兵。毛澤東看了這封信後，在這封信上寫下了批語：“已閱，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錯誤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錯誤。便時，請你告知關、王（指關鋒、王力）二同志。”
毛澤東的批示，並未肯定戚本禹的檢討，只是淡淡地寫了一些鼓勵的話，可見，毛澤東對戚本禹的信並不認同。而對戚本禹更為不利的是：過去對戚本禹“讓三分”的陳伯達也要整他了。1967年12月，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編輯部召集幾個人談話，說出了這樣一句話：“在《紅旗》雜誌，除了我之外，在揭發王力、關鋒的問題時，所有的人都可以揭！”陳伯達此話一發，不光是紅衛兵攻擊戚本禹了，《紅旗》雜誌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都紛紛攻擊起戚本禹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經毛澤東同意，1968年1月14日，戚本禹也被中央宣布“請假檢討”了，此時，距王力、關鋒被“請假檢討”後不滿5個月。
鋃鐺入獄
戚本禹雖然是後被“請假檢討”的，但卻沒有王力、關鋒那么幸運。戚本禹被“請假檢討”後，某日幾個公安直接上門，沒有審判就直接將他和林送到了秦城監獄。在秦城監獄，關押他的房間裡只有一張木板床，一套被褥。吃的一伙食也不太好。監獄方面不準他與外界有任何聯繫。後來，才慢慢地準許他看一些書籍、報紙。
隨著時間的推移，加上繼續進行的“文化大革命”又不斷產生新的矛盾、鬥爭，人們幾乎把戚本禹這個“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風雲人物淡忘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特別是黨中央決定重新審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案件後，人們才又想起了當年的“王、關、戚”三人。重新審理後，王力和關鋒被開除了黨籍，但中央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中央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決定起訴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出獄
1986年初，戚本禹被刑滿釋放（戚本禹的刑期，從1968年初算起，到1986年初，正好是18年）。釋放後，戚本禹被安排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他的辦公室在一幢很老的西式大樓里。在那裡，他每天房門緊閉，一個人在辦公桌前寫作。他的桌子上放著許多手稿和無格的白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