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田家英
- 別名：曾正昌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四川成都
- 出生日期：1922年
- 逝世日期：1966年
- 職業：政治 秘書
- 畢業院校：陝北公學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1946年被毛澤東選為毛岸英的老師
人物生平,苦讀,嚮往,圓夢,毛岸英老師,毛澤東秘書,含冤而死,謀殺之說,自殺真相,厭惡江青、陳伯達,“篡改毛著”罪名,逐出中南海,悲壯地死於“永福堂”,歷史終於還他以公道,大事年表,藏書故事,浙江調查,
人物生平
苦讀
田家英，四川成都人，“田家英”是他少年時代發表文章用的筆名。他有一個哥哥和四個姐姐，全家靠父親經營一個小藥店維持生活。
田家英3歲那年，父親去世了。天資聰穎的小兒子成了媽媽的希望，被視若寶貝。6歲時媽媽把田家英送進私塾，不久轉入城北國小校。不識字的媽媽常把田家英抱在懷裡，讓他坐在腿上，然後托起書聽他朗誦《三字經》、《千字文》和古詩詞。聽著，聽著，撫摸著田家英瘦削的肩頭，動情地說：“娃娃，要發奮，做個人才好喲！”媽媽希望田家英成人、成才。田家英9歲時，媽媽走了，哥哥嫂嫂強令他輟學。小小年紀的田家英，做了藥店“抓抓匠”。
田家英同伴的父親徐昌文，見田家英聰敏過人，知他年少即有做作家的志願，便常約他來家裡，給他書讀，給他講當時名作家的故事……田家英後來回憶：是他教育了我，使我開始用從學校學得的知識去讀《生活周刊》和魯迅、郭沫若的文章。這樣我雖然沒有得到正規的發展，卻強烈地愛上了新文學。
有作家夢的田家英雖然在藥店當學徒，但是在徐昌文的引領下，即使學習生活條件極差、境況不佳也堅持不懈地刻苦讀書。他家住成都市城北拐棗樹街中藥店，閣樓實為堆放藥材的庫房。田家英的床是撐在乾枝枯葉中的一塊木板，被薄褥單；一張三角桌、一個矮凳，是臥室里的全部設備。由於乾枯的中草藥易誘發火災，哥哥嫂嫂不準田家英掌燈上樓，不允許帶火柴在身。為了讀書，田家英在臨街木板壁上挖了個小視窗，讓渾黃的街燈燈光透了進來。他高興極了，借著一線燈光，展讀深夜。由於街燈昏暗，透進小視窗的光線很微弱，看書時必須緊靠視窗，兩眼緊盯書本，眼睛易疲勞，身子易疲乏。冬夜，腳腿僵硬，渾身瑟瑟。可是，田家英從未中斷夜讀。後來，田家英找來舊煤油桶子，把開有小孔的煤油桶橫放床頭，裡面點盞煤油燈，這樣可以躺下看書了，不但解決了冬天受凍問題，而且解決了夜間讀書和誘發火災的矛盾。
在做學徒的兩年中，田家英讀了大量的古典小說。《東周列國》、《三國志》和《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一套《資治通鑑》是田家英13歲那年讀完的。因為缺錢，田家英最愛買價格便宜的活葉文選，在“活葉”上他學到不少中國著名的古詩文。
嚮往
經過大量閱讀和自修，田家英有了一定的語言基礎，正如他自述：“能當一名作家多好啊，我曾這樣鼓勵自己，開始了冒險的嘗試。1934年，我的文章在一些刊物上發表了，我開始變成領取稿金為生的文乞。”這年，田家英才12歲，他最早的文章發表在什麼刊物上？不得而知，有幸的是1936年至1937年11月見諸報刊的文章大部被保留了下來，成為今天的人了解田家英那個時期心路歷程最寶貴的歷史材料。
1936年3月12日《華西日報》載田家英題為《春》的散文，田家英在字裡行間流露著心靈深處飽嘗的世態炎涼。文中這樣寫道：
“是春天了，我應當呼吸一口春日之溫暖。然而，春陽於我不是太淡漠了么？”“我沒有快樂，我是用自己的眼淚給自己灌溉。憂鬱的孩子，你是苦難和煎熬？是的，我是夜之子，在困難和煎熬里，在血和唾液里，在恐怖和黑暗裡，我成長起來。”
田家英不斷地寫，用筆訴說著自己對生活對人生的感受。《燈》、《路》、《街》、《簾》、《井》……膾炙人口的文章頻頻見諸報端：“華燈初上，我去過街和街”，“春風用花豐潤了平原，編織成美麗的艷色，在天和地之間”，“路是人走出來的，自己走出的路才是路”……
文章陸續見報，“田家英”的名字漸漸被讀者注意、熟悉與接受。讀者稱讚田家英的文章流暢簡潔，如行雲流水，思想活躍有見地，意境新穎有開拓，令人深醒，催人奮發。可是，有誰知道作者還是個十三四歲的少年，誰知道“田家英”就是拐棗樹街藥店的學徒曾正昌！
1936年初，田家英毅然和阻礙他讀書、進步的哥嫂脫離經濟關係，靠向報刊撰稿獲取低微稿酬謀生活。這年，自修完國小課程的田家英考取成都縣立一中，回到校園的他多么高興啊！更加成熟的田家英以刻苦的精神和勤學的風貌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早上一碗鍋巴稀飯，兩三片鹹蘿蔔；中午一個小餅或乾脆不吃飯，一頭扎進圖書館。田家英當年的同學回憶，縣立一中有個圖書館，取名“墨地”。每天12點至18點開放，那裡是田家英常去的地方，一去就是一下午。館藏一套《萬有文庫》。田家英選讀了《三劍客》、《茶花女》、《戰爭與和平》等名著。圖書館管理員陳先生戲稱田家英是個小書迷、書瘋子。
憧憬走文學路的田家英，受到成都抗日救亡熱潮的薰染和抗日風潮的撞擊。1936年下半年，田家英加入共產黨領導的進步團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海燕社”。在進步青年組織中，田家英開始接觸馬克思列寧主義。《大眾哲學》、《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共產黨宣言》等講述的新鮮道理、新的世界，使田家英眼界豁然開朗。經過閱讀和結合現實思索，明白了要建立平等、富裕、幸福的社會，只有走《共產黨宣言》指引的路。到延安去，做一名共產黨人，成為田家英的嚮往。
文學創作的激情使田家英異常興奮，他不滿足僅在報刊發表文章，串聯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毛、兩毛地湊錢，創辦以發表詩歌、散文、報告文學等為主的文學刊物——《雷射》。田家英在創刊號上發表散文《懷念》、《手》。他在文章中說：“自己生活在泥濘里，我在不斷掙扎著”，“有兩隻黑手，一隻緊緊掐著我的喉嚨，另一隻蒙著我的眼睛。不讓我看到光明，鬥爭再次失敗了。我要貯蓄我的生命力，準備做第三次鬥爭”。文章和刊物強烈地表現了那個時代的青年追求光明的渴望和對黑暗的控訴，創刊號居然賣出200多份。人們看到田家英等一批文學青年活躍在文壇上，為《雷射》喝彩！
西安事變後，較為封閉的成都縣立一中校風為之一轉，魯迅、茅盾、巴金、葉聖陶、朱自清等人的作品在校園裡輾轉傳閱，田家英如饑似渴地閱讀著。巴金的《家》、《春》、《秋》、《雷》、《電》，對田家英的影響最深。田家英在題為《巴金的〈家〉》的讀後感中寫道：我讀了《家》，“呈現在我眼前的是一些青年的憤，是青年的奮力拚扎，想突破這狹的籠，飛向闊的天邊去”，“所以我愛覺慧，他勇敢地走著一條光明的路”（《華西日報》1937年8月3日）。
圓夢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因參加抗日救亡活動，田家英被學校開除了。已決心追隨共產黨的田家英，常和曾彥修、趙石英、何郝炬等聚會少城公園商量去延安的事。當遇到特務盯梢或懷疑時，他們便來到西御西街113號革命先烈趙世炎的四哥趙世珏的家裡，趙世珏的兒子趙石英是田家英在縣立一中的同學和最要好的朋友，這裡是田家英、趙石英等進步青年聚會的又一場所。趙世珏的妹妹趙君陶因丈夫李碩勛被國民黨殺害後生活困難，也常帶著幼子李鵬和小女兒李遠芹住在這裡。趙君陶的姐姐、職業革命家趙世蘭當時也在成都。趙世蘭、趙君陶在這裡認識、接觸並很快喜歡上了年輕聰穎、愛說愛笑、充滿理想和激情的田家英。她們把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列寧主義概論》等給田家英閱讀，給他講中國革命的道理。當田家英向趙世蘭表達決心投奔延安的志向後，趙世蘭和趙君陶聯名給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的夏之栩（趙世炎夫人——筆者注），在延安的李富春、王若飛寫信，向他們中肯推薦田家英等。
決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田家英，在巴蜀文藝協會機關刊物《金箭月刊》第二期（9月出版）發表他在成都寫下的最後一篇文章：《去路》。田家英在文章中說：“我的話像是從心裡說出來的“，”我感到我的全個心都在說話了”，“是的，我應當走了。我為什麼要遠遠地離開自己的一群呢？我為什麼要看著他們的活動，看著他們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呢？我要去，為了友人，為了自己，我應當把聲音變成行動，是我應當交出一切的時候了，我去交出我的生命”……這是他投身革命的自白，是他向在成都的友人們的告別！
1937年11月，田家英和趙石英等踏上北去的征途。經重慶、武漢、鄭州、西安，行程7000多華里，克服重重困難，終於到達延安。
毛岸英老師
田家英本名曾正昌，田家英是他的筆名，1922年出生於四川省成都市雙流縣永福鄉。於1944年到達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先後在陝北公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中央宣傳部工作。他於1948年10月經胡喬木介紹，來到毛澤東身邊擔任了毛澤東的兼職秘書。
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經擔任過毛岸英的老師，那時毛岸英剛剛回國，由於長期待在蘇聯，毛岸英的漢語講不好，毛澤東打算請一位老師來教毛岸英歷史、語文，而此時的田家英由於在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從侯方域說起》一文，毛澤東讀後頗為讚賞，雖說那只是一篇千餘字的雜文，但是從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銳的思想。
相關圖書
相關圖書對毛澤東來說，文筆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一九二二年出生的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他頗為感慨，這在他的腦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後毛澤東便注意起田家英這個“少壯派”了。當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師時，毛澤東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紀和毛岸英差不多，請他當老師教歷史、語文，再合適不過了，就這樣田家英開始當起毛岸英的老師來。
毛澤東秘書
自從擔任毛岸英的老師之後，田家英和毛澤東的交往也就多了起來。那時由於正處於革命勝利的前夜，毛澤東的工作變得異常繁忙，秘書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書，這時在陳伯達、胡喬木的推薦下，田家英開始擔任起了毛澤東的秘書。
田家英，為人忠厚老實、細緻幹練，深得毛澤東的信賴、倚重，毛澤東的存摺、稿費、印章都交給他，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對他的信任。
作為毛澤東的日常秘書，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與才華都用於協助毛澤東的工作。他事無巨細，凡是毛澤東需要他做的他都盡力做好，從起草檔案、下鄉調查、處理信訪直至保管存摺，可以稱得上是大管家。他對毛澤東極為敬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澤東的薰陶與感染，田家英和毛澤東有著共同的興趣、愛好，這使他們成為了忘年之交。
毛澤東與田家英的詩交較深，他除了欣賞田家英的文采之外還看中他的古文詩詞的紮實功底，田家英有看書過目不忘的本領，他能背誦許多像賈誼《過秦論》這樣長篇的文章，對他來說，背誦古詩更是他茶餘飯後的一個消遣。毛澤東有深夜工作的習慣，為此，田家英也保持著與毛澤東同步工作的習慣。
與家人合影
與家人合影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剛剛寬衣解帶，就連續接到機要員送來的毛澤東三封內容相同的信，都是讓他查找“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這兩句詩的出處，田家英知道毛澤東將有新作問世，憑著他對古詩詞的深厚功底，沒費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詩的出處，那是明代高啟的《梅花》九詩之一，是婉約派的詩詞。
毛澤東自己的詩風豪邁雄健，但是他對抒情味濃、藝術性高的婉約派詩詞也不排斥，在這些詩的觸發下，毛澤東直抒自己的寬廣胸懷，寫出了很多好詩，其中不乏千古絕唱的革命之詩。
含冤而死
但是由於毛澤東晚年過分強調階級鬥爭，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澤東產生了分歧。田家英向來敬重毛澤東，把他視為導師、父輩，正是因為他對毛澤東的愛之切，才對毛澤東的一些認識傾向憂心如焚，正是由於他不會“見機而作”，使他成為江青和陳伯達的眼中釘，進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田家英
田家英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澤東再次來到杭州。該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召開會議，要他們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由於那天毛澤東的情緒非常好，便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所聊的內容大大超過了寫序的範圍。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又轉移了話題，針對1965年11月的《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的《紅旗》雜誌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毛澤東說了一段評論式的話，在他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把這事告訴了江青，於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於是這一任務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過紀要後，刪去了毛澤東關於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評論式的話，此時的田家英完全是出於正氣、正義而刪的，不料他的這一舉動卻觸怒了江青一夥，於是他們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於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
田家英畢竟是一介書生，毛澤東和田家英在閒談中曾戲言在田死後應立一墓碑，上書“讀書人之墓”。田家英繼承了讀書人的好傳統——好學敏思、憂國憂民、潔身自愛、不慕名利、以天下為任，以蒼生為念，正是這種優秀的傳統鑄就了他新一代讀書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異化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為這樣，使他無法防禦那些玩弄權術的小人，最終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給田家英以沉重的打擊，在他蒙受陷害時他以死相抗，他離世之際僅僅44歲。
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謀殺之說
田家英死於1966年5月23日，是“文革”開始之後的第二位犧牲者。
田家英是含冤而死，這一點沒有疑問；田家英死於自殺，還是他殺？——無論是在官方還是在家屬那裡都存有疑問。
有境內外雜誌認為田家英死於他殺，並言之鑿鑿地拿出了“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檔案局”等權威部門的檔案檔案為證，令人莫辨真偽……”
那么，歷史真相究竟為何?
田家英自殺的事隨後通報了周恩來，電話是用永福堂的座機打出的。周恩來隨後將此情況轉告給當時尚在南方的毛澤東……
據王力回憶，當天他正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大約在下午兩點左右，他得知了田家英自殺的訊息。作為三人小組成員之一，他接到通知去中南海參加這一突發事件的處理。安子文大概是在王力之後得到的通知，並受命負責處理這一突發事件。
據田家英夫人董邊回憶，她是在下午3時左右接到的通知。她當時正準備早些回家，辦公室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她拿起電話，聽筒另一端傳來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的聲音，要她立即到中南海西樓會客廳去。
“西樓會客廳是劉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為什麼要我到那裡去?究竟出了什麼事情?”董邊猜測大概是與田家英的事有關，心裡怦怦直跳。還沒等她理出頭緒，汽車已經開進中南海。
走進西樓會客廳，只見安子文、汪東興、王力等人已在室內。安子文代表組織向董邊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殺。這難以置信的訊息，如五雷轟頂，董邊一下墜入萬丈深淵。
有關負責人一定要董邊去看一下屍體，並且不斷發問：“田家英死之前說了什麼沒有?”“要不要到醫院去驗屍?”董邊此時腦子裡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機械地回答說：“一切由組織決定，我服從組織。”
從西樓會客廳到永福堂寓所並沒有多遠，出西樓辦公區院牆東門，下高台階斜對著的就是永福堂西門，但董邊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過去的，她無法接受“畏罪自殺”的事實……
院內平日存放毛澤東圖書的西房內，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蓋著那條鋪用了多年的藍色床單。有人拉著董邊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讓她看清楚一點，認可自殺的事實。
床單被揭開，董邊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滯鐵青的面孔，那一向充滿生氣的臉，堆滿毫不掩飾的無盡痛楚和悲憤。她再也無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聲痛哭……
筆者至今還記得，那天中午12點多，我從學校回到中南海吃午飯。拐向西大灶的胡同正對著永福堂西邊的通道前，我一眼瞟到永福堂西門前站了一名衛兵。以前那條路上從沒有崗哨，當時感覺奇怪，所以印象較深。後來，在同一飯桌吃飯的田家英秘書逄先知的孩子也來到食堂。他悄聲告訴我，他家住的院子有衛兵守著，不讓進去。他又繞到後門想進到院子裡，發現後門從裡面鎖上了，也進不去。我們當時都感到有些不對勁，但誰也沒想到田伯伯出了意外……
田家英的子女在許多年後對筆者回憶說，他們家當天晚上就搬出了中南海。而一個星期後，所有住在中南海里的中央辦公廳秘書室的幹部家庭，也都搬出了中南海。
自殺真相
田家英曾是毛澤東的5大秘書之一。他才學深厚，為人坦誠，當過毛澤東長子毛岸英的老師，為毛澤東起草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文稿。但是，廬山會議上的政治風暴差點把他推入深淵，史無前例的“文革”浩劫終於使這位正直的書生蒙冤自盡……
厭惡江青、陳伯達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田家英由於同情彭德懷的“萬言書”，差點被捲入那場政治風暴中。儘管他依然在毛澤東身邊工作著，但彼此之間產生了分歧。1962年夏日，在北戴河，中共中央舉行工作會議。毛澤東又一次點名批評田家英“右傾”，成為那次會議上四個被點名的“右傾分子”之一。
由於“離得近、看得清”，長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他，很早就察覺江青的政治野心。
田家英最初看不慣江青還只是限於她的生活作風。他對她採取“不敬”而“遠之”的態度。漸漸地，江青“偶爾露崢嶸”，染指於中國的政治。江青也意識到田家英剛直不阿，欲除之而無機會。正因為這樣，當她聽說毛澤東批評田家英“右傾”，不由得興高采烈起來，罵他是“資產階級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老右”。
在毛澤東的“左右”之中，常常跟田家英發生正面衝突的是陳伯達。
在延安，在中央政治研究室，陳伯達曾是田家英的頂頭上司。他倆先後成為毛澤東的秘書之後，陳也總是在他之上———“陳、胡、田、葉、江”。
進京之後，雖說陳伯達也住在中南海，但他所住的“迎春堂”離毛澤東所住勤政殿有一段路。除了毛澤東打電話要他前來之外，平時他不在毛澤東身邊。為投毛澤東所好，這位“理論家”常常向田家英打探：“主席最近在看些什麼書？在注意什麼問題？”
田家英深惡痛絕“理論家”這種“刺探”行為，先是敷衍，後來乾脆當面拒絕。
田家英對江青避而遠之，而對“老夫子”倒是常常當面頂撞。他和陳伯達都愛字畫。田家英把自己剛買到的字畫，先掛在毛澤東那裡，有時給陳伯達看見了，於是，“老夫子”常常到田家英那裡看字畫，甚至向田家英借去。
“田家英你有那么多的字畫，可得當心點，別讓小偷偷了！”有一回，“老夫子”一邊看字畫，一邊揶揄道。
“我的字畫如果被偷，第一個賊就是你！”田家英巧妙地諷刺道。
隨著時代的車輪轔轔作響，日漸向“文化大革命”逼近，江青日趨活躍，與“老夫子”的聯繫日益密切。江、陳聯合，逐漸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一股崛起的“左”派勢力。
就在這時，在毛澤東的“左右”之中，又冒出了一個原本排不上號的人物，加入“左”派陣營。此人便是戚本禹。戚本禹比田家英小10歲，原先在田家英手下幫助處理人民來信，後來成為信訪局的一個科長。
某個夏日，當田家英夫人董邊午睡醒來，發覺從書房裡傳出談話聲。董邊一看，是田家英跟戚本禹在那裡談話。待戚本禹走後，徐淑蘭問田家英，幹嗎在中午跟他談話？
田家英嘆道：“人家已經成了江青那裡的紅人，得罪不起。他在寫關於李秀成的文章，找我要資料。我有什麼辦法？只好馬上照辦，在中午跟他談話，幫他找資料……”
“篡改毛著”罪名
整人要有口實。1965年12月，田家英終於被江青和陳伯達抓住了“大把柄”！
那些日子裡，田家英隨毛澤東住在杭州。毛澤東正在思索著在中國做一篇大文章——發動“文革”。從12月8日起，田家英隨毛澤東從杭州來到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解決羅瑞卿問題，打響了批判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集團”的第一炮。
當毛澤東回到杭州，召集5位“秀才”開會。這5位“秀才”是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
1965年4月底，毛澤東曾在長沙召見過這5位“秀才”，開過一次會。那是因為毛澤東要全黨學習6本馬列經典著作，找這5位“秀才”連同他自己每人為一本馬列經典著作寫序。毛澤東跟5位“秀才”在長沙討論了一通。時隔半年多，又在杭州繼續談論長沙的話題。
那天上午毛澤東情緒很好，海闊天空地聊了起來。艾思奇和關鋒往筆記本上仔仔細細記錄著毛澤東的話。田家英也打開筆記本，記下毛澤東的重要的話。
毛澤東談著談著，忽然提及了不久前轟動中國的兩篇文章———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所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和12月8日第13期《紅旗》所載戚本禹的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
毛澤東說：“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點是沒有點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毛澤東的談話剛一結束，陳伯達就飛快地把“喜訊”告訴江青———因為江青組織張春橋、姚文元寫了那篇《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之後受到以彭真、鄧拓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的堅決反對，而毛澤東的話無疑是對她的極有力的支持。
於是，原本只作為毛澤東隨口而說的話，卻要整理出談話紀要。整理紀要的任務，落到了田家英頭上。由於艾思奇、關鋒的記錄最詳細，田家英轉請他倆整理記錄。
關鋒和艾思奇連夜整理，幹了一通宵，就寫出了紀要。他倆把紀要交給了田家英。
田家英看後，刪去了毛澤東對姚文元、戚本禹的評論那段話。這是因為田家英不僅對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有看法，而且對姚文元的文章也不以為然——毛澤東曾要田家英看吳晗的《海瑞罷官》劇本，田家英看後對毛澤東說：“看不出《海瑞罷官》有什麼問題！”
艾思奇知道了，曾好意地提醒他：“主席的談話，恐怕不便於刪。”
田家英答道：“那幾句話是談文藝問題的，與整個談話關係不大，所以我把它刪去了。”
田家英心懷正氣、豪氣，刪去了毛澤東那段“最高指示”，江青便給田家英安了一個在當時足以置之死地的“罪名”，曰：“篡改毛主席著作！”
山雨欲來，風滿華夏。1966年5月16日，標誌著“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的《五·一六通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5月17日，“文革”的第一個受害者——鄧拓，在子夜寫下遺書，然後服下大量安眠藥，於18日凌晨離開人世。
在鄧拓之前離去的，便是田家英——“文革”的第一個屈死者。
逐出中南海
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家門口，忽然來了一輛轎車，下來三個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王力以及那個正在走紅的戚本禹。
他們進屋，不巧，田家英和秘書逄先知外出。董邊在家，告訴他們，田家英很快就會回來的。於是，安子文、王力並排在長沙發上坐定，戚本禹坐在旁邊的單人沙發上。
在沉悶的氣氛中等了一會兒，田家英和逄先知回來了。看樣子他們要談重要的問題，徐淑蘭站了起來，打算迴避。這時，安子文對她說：“董邊，你也是高級幹部，坐下來一起聽聽。”逢先知也留了下來。
“我們是代表中央的三人小組，今天向你宣布：第一，中央認為你和楊尚昆關係不正常（當時楊尚昆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田家英任副主任，在工作上有許多聯繫），楊尚昆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你要檢查；第二，中央認為你一貫右傾。
“現在，我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停職反省，把全部檔案交清楚，由戚本禹代替你管秘書室的工作。你要搬出中南海！”
田家英幾乎摒著呼吸，聽完安子文的話。他竭力克制自己內心的激憤，冷靜地問道：“關於編輯‘毛選’的稿件是不是也要交？”
“統統交。”安子文答道。
這時，戚本禹問道：“毛主席關於《海瑞罷官》的講話記錄，在你那裡嗎？”
戚本禹所說的記錄，當然就是指毛澤東那次杭州談話的記錄——他是非常關心那份原始記錄，想知道內中的究竟。
“沒有。”田家英很乾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把手邊的檔案，一份份移交給戚本禹，戚本禹逐份登記。到了下午5點多，安子文和王力走了。戚本禹仍留在那裡，一直點交到天黑才走。
戚本禹走後，田家英像塑像一般，一動不動坐在那裡。董邊勸他吃晚飯，他也不吃。看得出，他陷入了極度的痛苦和憤懣之中。夜深，電話鈴聲響了。是誰來電話？戚本禹！
“你到秘書室來一趟，在檔案清單上籤字。”戚本禹仿佛一下子成了他的上司似的，對他頤指氣使。啪的一聲，田家英掛斷了電話。
他滿臉怒色，對徐淑蘭說：“戚本禹是什麼東西？！他早就是江青的走卒，我不去簽字！”
過了一會兒，田家英咬牙切齒道：“我的問題是江青、陳伯達陷害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不相信這些人有好下場！”
深夜12點，田家英要董邊先去休息。董邊因為翌日一早還要去上班，回正房先睡了。
她迷迷糊糊一覺醒來，一看手錶，已是清晨5時，圖書室里還亮著燈。董邊趕緊下床，到那裡去看田家英。他竟一夜未眠，未吃，仍呆呆地坐著。
董邊知道他心裡難受，可是沒有往壞處想。她要他趕緊去休息。
董邊沒有意識到事態的嚴重。她以為，這一回大約是要他檢查“右傾錯誤”，離開中南海下鄉勞動。她去找逄先知，要逄先知幫助他作檢查，如果要下鄉的話，就跟他一起下去。
吃過早飯，快到7時了，她像往日一樣，跟丈夫打個招呼，上班去了。
但以上說法被據稱為戚本禹所寫的《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歷史要案》一文批駁為:我以為田家英案之所以被弄得撲朔迷離，除了上面說的別有用心的人在製造謠言外，還有一個原因是：有幾個亦應為此案負歷史責任的人，卻為掩飾與其個人品質有關的某些東西，不斷在胡編亂造。他們過去為某種目的把田家英描繪成魔鬼，現在又為某種目的把田家英描繪成聖人。田家英不是魔鬼，也不是聖人，他有光點，也有暗點，他是個實實在在的人。
原文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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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被審查原因的事實真相是：1965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五一六通知》後的兩三天，經毛澤東同志同意，決定成立由周恩來任組長的專門工作組，負責審查彭真、陸定一、楊尚昆三人的各種問題，羅瑞卿的問題則歸軍委審查，由林彪負責。此時，由陳伯達、江青呈送毛澤東的田家英刪掉毛澤東批判《海瑞罷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關於田家英一個特殊問題的報告，已由毛澤東批交中央政治局各同志處理，由於田家英作為毛澤東秘書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決定，在彭、陸、楊審查組之外，再設一個審查小組，專門審查田家英的問題，組長由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擔任，組員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原中共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和我（原《紅旗》雜誌歷史組組長）。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這之前，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的中休時，周恩來總理通知我，主席意見，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紅旗》雜誌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辦公廳。我說，我又要寫文章，又要整理中央會議檔案，還要處理秘書室的工作，恐怕力不勝任，耽誤大事。總理說，國務院秘書廳的童小鵬即將正式調中共中央辦公廳任職，還有他的秘書許明都可以幫助你。在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三人小組時，總理還要我找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要他配合中央三人小組工作。這是我第一次與謝富治打交道，是在他簡陋的寓所里進行的。
1966年5月21日上午，安子文電話通知我：下午二時半，去這個。中共中央組織部，會合王力，一起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談話。
我到組織部的時候，王力已在，安子文說，總理交代馬上要找田家英談話，要他停職反省，由本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別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錯。那時安子文在黨內威信很高，他說什麼就是什麼，王力雖然也是中央部委的一個副部長，但對安部長的話是惟命是從。於是，我倆上了他的車，一起去中南海。當時田家英住中南海永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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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壯地死於“永福堂”
清晨，掛著清朝乾隆皇帝手書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靜：逄先知寫材料去了，勤務員陳義國也有事外出了。
直到上午七點鐘，小院外才響起了腳步聲，打破了這裡的沉寂。那是勤務員陳義國回來了，找田家英吃早飯。正房裡沒有人影。圖書室的門緊閉著。他在門外大聲地喊了幾下，沒人答應。
咦，田家英到哪裡去了呢?他試著推了推圖書室的門，那門反鎖著，推不開。
陳義國覺得有點異常，找人拿鑰匙開了門。他朝裡面看了看，見不到人。他走了進去。走過幾排書架，他頓時像觸電似的尖叫起來：“啊喲———!”
原來，他在兩排書架之間，看到田家英死在那裡!
陳義國急急抓起電話，向上報告……下午3時光景，正在上班的徐淑蘭，忽然接到了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的電話：“你馬上到少奇同志西樓辦公室來一下!”
董邊急急趕回中南海，來到劉少奇西樓辦公室。她一走進去，安子文已在裡面等她了，旁邊坐著汪東興。當時，汪東興主管毛澤東的警衛工作。
等董邊坐定，安子文這才直截了當地把不幸的訊息告訴她：“田家英同志自殺了!”
董邊頓時懵了，腦袋仿佛在一剎那間劇烈地膨脹，全身發冷，兩行熱淚湧出了眼眶!
等徐淑蘭的情緒稍稍安定，安子文問道：“他臨死前跟你說過些什麼話?”
“我一點也不知道他會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覺他有死的念頭，我就不會去上班了!”
安子文長嘆了一口氣，他也非常沉重，對董邊說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
在安子文、汪東興的陪同下，董邊一腳高、一腳低地朝“永福堂”走去。那裡跟劉少奇西樓辦公室只一箭之遙。董邊一走進家門，便看到院子裡站著三、四名解放軍。
董邊走進圖書室，田家英已被放下來了，躺在兩排書架之間的地上，身上覆蓋著白布。董邊彎下身子，掀起白布看見他雙眼緊閉，後腦上有槍眼。
“你立刻離開中南海!”徐淑蘭正處於心靈的巨創劇痛之際，接到了這樣命令式的通知。
他留下了遺言。他寫下振聾發聵的話：“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
田家英離世之際，不過44歲，正值年富力強、生命之花最為茂盛的時候!
歷史終於還他以公道
誠如田家英的遺言所預見的那樣：“相信黨會把問題搞清楚，相信不會冤沉海底。”田家英的冤案，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關懷下，在1980年初終於得以平反昭雪。
1980年3月28日，田家英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隆重舉行。
鄧力群代表中央致悼詞。悼詞熱情地稱頌了田家英的品格和業績：“家英同志是一位經過長期革命鍛鍊，忠於黨、忠於人民，有才學的優秀共產黨員。他為共產主義事業努力奮鬥，做了大量的工作。”“幾十年的實際行動證明，家英同志確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話……”
大事年表
1930年進入成都省立北城國小就讀。
1933年考入成都南熏中學就讀。
1934年母親去世，輟學在家中藥鋪里當學徒，開始嘗試以“田家英”的筆名報紙雜誌寫稿。
1935年在報刊副刊上發表小說、散文、書評、雜文和詩歌。
1936年以第一名成績中學畢業，1936年冬，參加中共領導的抗日救亡團體“海燕社"。
1937年因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被學校開除，在地下黨幫助下奔赴延安，進延安“陝北公學”學習。
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畢業後留校擔任學校總支秘書、中國近代史教員、宣傳科教育幹事等。
1939年進馬列學院繼續學習。畢業留校，任中國問題研究室研究員、學院教育處幹事和中國現代史教員。
1941年進入中央政治研究室。
1943年調中宣部歷史組工作。
1946年被毛澤東選為毛岸英的老師。
1947年晉西北的土改運動。
1948年8月起任毛澤東秘書。1949年後曾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多年以全部精力參加《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及毛澤東其他著作的編輯、注釋和出版工作，還參與黨和國家許多重要檔案的起草工作。起草的中共“八大”大會開幕詞受到毛澤東和與會代表的稱讚。毛澤東經常派他到各地農村調查研究。在調查中，他堅持實事求是向黨中央、毛澤東反映實際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並提出改進建議。他堅持真理，在整理毛澤東的一次講話時，刪去涉及彭德懷的不實之詞及表揚關鋒、戚本禹的一段話。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受到衝擊。
1966年5月22日下午，王力等到中南海住地，令他停職反省，交清全部檔案，搬出中南海。第二天他即自縊而死。
藏書故事
在任毛澤東主席秘書期間，他曾用10多年的心血為毛澤東建立起一個圖書館，由剛進城時的10個書架發展到上萬冊書籍。他的業餘愛好在收集清人墨跡，特別是收集文人學者的墨跡方面。“小莽蒼蒼齋”所藏清人翰墨，從明末到民國初，約300年；有學者、官吏、金石家、小說家、戲劇家、詩人、書法家、畫家，約500餘位；約1 500件。數量最多、收集最專的是一代清儒的墨跡。有人讚譽他收藏的清人翰墨為“海內第一家”。“文革”爆發後，戚本禹接管了“小莽蒼蒼齋”的部分藏書，被他稱為“國寶”的有毛澤東手跡、其他國家領導人的墨跡、“小莽蒼蒼齋”藏品總賬目、數以百計的清人墨跡、信札、印章等都不翼而飛。藏書印有“京兆書生”、“家英藏書”、“成都曾氏小莽蒼蒼齋藏書”、“壬寅歲朝為小莽蒼蒼齋主人”等。
浙江調查
1961年上半年，要將這年建設成為“實事求是年”和“調查研究年”的毛澤東派出他的秘書、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辦公廳秘書室主任田家英，組織中央調查組到浙江開展調查。
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配合下，調查組先在嘉興縣魏塘公社和合生產隊（現屬嘉善縣）以及桐廬縣東洲公社五星生產隊進行調查。期間還調查了桐廬縣場口公社友誼管理區環二生產大隊的情況。
四五月間，中央調查組還分別到嵊縣長樂公社葛英大隊、蕭山臨浦鎮、紹興縣柯橋鎮就山林政策、手工業工作和商業工作的歷史與現狀開展了調查研究【附圖：田家英（左一）浙江調查】。
田家英率領的中央調查組在浙江開展的調查，取得了明顯的成效，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次浙江調查為中央在當年出台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農業六十條”）、《關於城鄉手工業若干政策問題的規定（試行草案）》（即“手工業三十五條”）、《關於改進商業工作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即“商業四十條”）等重要檔案提供了重要的實踐依據。調查組深入到農村基層，作系統的調查研究，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實踐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帶動了浙江全省“調查研究之風”的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