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1904年10月－1989年9月20日），原名陳建相，字仲順，福建泉州惠安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澤東政治秘書，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
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後，先後在北平中國大學、延安中共中央黨校、馬列學院任教，並在中共中央宣傳部、軍委、中央秘書處、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機構工作。1969年中共九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1970年，他在廬山會議上被毛澤東點名批判，後被開除黨籍。1981年1月，被判處有期徒刑18年。1981年8月獲準保外就醫，1988年10月刑滿釋放。1989年9月20日逝世，年85歲。著有《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陳伯達
- 別名：陳建相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福建泉州惠安
- 出生日期：1904
- 逝世日期：1989
- 職業：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
- 畢業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學
- 代表作品：《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人物生平,求學生活,負責宣傳,奔赴延安,人生轉折,政治秘書,國共論戰,跌宕人生,被捕入獄,晚年生活,代表作品,個人特點,喜歡平房,不坐沙發,說話難懂,不準記錄,自由行動,評價,
人物生平
求學生活
陳伯達於1904年10月生於福建惠安縣嶺頭村一個破落的秀才之家。15歲那年，陳伯達考入華僑富商陳嘉庚先生創辦的廈門集美師範學校（現為集美大學師範學院）。在集美師範學校讀了兩年半後，17歲的陳伯達回到惠安老家當上國小教員，一年後到廈門國小任教。
毛澤東的兩大秘書 陳伯達與江青
毛澤東的兩大秘書 陳伯達與江青擔任國小老師時的陳伯達十分傾慕中國詩壇上的“新星”郭沫若，他一遍又一遍拜讀郭沫若新出的詩集《女神》，還寫信給郭沫若，大談讀了《女神》之後的感想。郭沫若給了他回信，使他興高采烈。
1924年，陳伯達在中共早期黨員、福建人張覺覺幫助下來到上海，一邊在一家小報當記者，一邊進入上海大學文學系學習。在這所大學裡，陳伯達受到了共產黨人的薰陶，初步接受馬列主義理論的教育。
1925年春，陳伯達回到廈門。就在這年初春，還是文壇上無名小卒的陳伯達在當時頗負盛名的《現代評論》雜誌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寒天》。這篇《寒天》竟然緊挨在鼎鼎大名的紅學家俞平伯的文章旁邊。寫這篇小說的時候，陳伯達剛滿20歲，以後他再也沒有創作過小說。
當時正是國共合作的大革命時期，21歲的陳伯達信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經人介紹，參加了國民黨。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首先在上海向共產黨舉起了屠刀，趙世炎、陳延年等一大批優秀的共產黨人倒在蔣介石的槍口之下。就在這時，陳伯達由廈門來到上海。面臨著嚴峻的考驗，陳伯達向中共組織提出，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陳伯達在自己回憶往事的手稿中，是這樣寫他的入黨經過：“我是在蔣介石、國民黨清黨大屠殺的時候，在上海申請入黨的。在大屠殺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報紛紛登出共產黨組織被破壞和大批叛徒自首啟事的恐怖中，我自願列在偉大共產黨隊伍中，就免了我入黨的候補期。”
陳伯達在1927年4月下旬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很難在上海立腳。他便奉黨組織之命，跟隨王明、李立山、羅亦農、王荷波等一批共產黨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漢。到了武漢，組織上分配他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擔任出版科科長。當時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是剛從蘇聯回國不久的蔡和森。不久，陳伯達接到黨組織的通知：派他赴蘇聯學習。陳伯達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被分配在一年級二班。
負責宣傳
1930年底，26歲的陳伯達回國。1931年春，陳伯達來到上海，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一到上海，陳伯達出乎意料，不但見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學同班同學王明，還見到了校長米夫。儘管王明與陳伯達同歲，但當時王明已經以“中央領導”的身份、口氣跟陳伯達談話了。陳伯達在上海逗留了兩個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中共順直(即河北)省委宣傳部工作，任務是負責出版、編輯一個刊物——《北方紅旗》。
陳伯達(中)
陳伯達(中)1931年4月8日，陳伯達由上海坐船抵達天津。這一天，中共順直省委機關遭到國民黨特務的大破壞，化名王通的陳伯達，與省委組織部長陳原道、省委書記許蘭芝以及劉寧一、劉亞雄(女)等，計15人一同陷入特務的魔掌。由於省委書記許蘭芝的叛變，特務突破了全案。1931年9月4日，陳伯達與陳原道等人，從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陳伯達被判處兩年半徒刑，關進“北平軍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陳伯達出獄。1933年初，黨組織派他赴張家口到吉鴻昌部隊工作。
1936年春，劉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來天津擔任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改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組織部長、陳伯達任宣傳部部長、林楓任秘書長。自此，32歲的陳伯達因擔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宣傳部長，而在黨內開始有了一定地位。
奔赴延安
1937年7月北平淪陷時，中央北方局任命林鐵、陳伯達組成相當於中共北平市委書記的“北平三人委員會”，負責主持中共北平市委工作。同年8月初，陳伯達離開北平來到天津。天津在日軍鐵蹄之下，一片混亂。陳伯達期望著能有稍微安定的環境，可以繼續他的著述，希望能夠前往延安。中央北方局同意了陳伯達去延安的要求，指示他由天津坐船到青島，然後西行。
陳伯達到延安時，正值陝北公學剛開始創辦，需要教員。因陳伯達曾在北平中國大學國文系教過書，中共中央組織部便安排他到陝北公學當一名教員。可是陳伯達那一口閩南方言，實在讓人難以聽懂。他講課時，要不斷地在黑板上寫粉筆字，學生才能明白。與其說是講課，倒不如說是“寫課”。在陝北公學教了一陣書，陳伯達被調往中共中央黨校當教員。
1938年5月5日，馬列學院在延安成立。這是中共中央培養理論幹部的院校，院長是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兼任。張聞天即洛甫，跟陳伯達很熟，他們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同期同學。張聞天當即把陳伯達調到馬列學院當教員。陳伯達在馬列學院講授馬列主義基本知識，也教歷史和哲學。有一次開會，毛澤東來了。張聞天當眾向毛澤東介紹陳伯達，但當時，毛澤東並未注意到陳伯達。
教書畢竟非陳伯達所長，因為學員們紛紛反映聽不懂他的話。常常出現這樣的怪事：中國教員陳伯達給中國學員上大課，往往要帶“翻譯”，將他的閩南話譯成國語。於是，陳伯達被調到中共中央宣傳部，被任命為出版科科長。
人生轉折
陳伯達在初到延安時未能得到中共中央重用，其心境不那么舒暢。一次偶然的機會，陳伯達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那是一次由毛澤東參加的理論座談會，討論孫中山的思想。會上，對孫中山思想的階級性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說，孫中山的思想屬於小資產階級；另一種意見則認為孫中山的思想屬於民族資產階級。
陳伯達
陳伯達當天傍晚，毛澤東派人通知陳伯達，要他趕到機關合作社食堂吃晚飯。陳伯達急忙趕去，到了那裡才明白，毛澤東宴請了一位美國記者。毛澤東對陳伯達說：“今天順便也請你，請你和美國客人。”這次請客很簡單，毛澤東、翻譯、美國記者、陳伯達四人同桌而餐。起初，毛澤東跟美國客人說了一些客套話。後來，他轉向陳伯達，問起北平文化界情況，問起張申府(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其夫人劉清揚是周恩來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夫妻雙雙脫黨)的近況。
政治秘書
被毛澤東看中後，陳伯達不再坐冷板凳了。經毛澤東提議，陳伯達在延安舉辦中國古代哲學講座。每一次講座，毛澤東差不多都去聽。毛澤東一去，許多人也跟著去。雖然陳伯達的話難懂，聽久了，也慢慢聽慣了。很快，陳伯達在延安理論界有了名聲。
左起陳伯達，毛澤東和林彪
左起陳伯達，毛澤東和林彪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學會”，陳伯達成為這個團體的領頭人，執筆寫了《新哲學會緣起》，發表於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陳伯達寫出《墨子哲學思想》一文，請求毛指正。毛澤東細緻地讀完後，親筆給陳伯達復了一封信：
伯達同志：
毛澤東 二月一日夜
毛澤東的書信通常很短，但這次因《墨子哲學思想》引起了他極大的興趣。雖然復了信，但他仍覺得意猶未盡，便又寫了好幾頁紙的意見附在信後。陳伯達所擅長的中國古代哲學研究，正是毛澤東當時思索的熱點。陳伯達見毛澤東對他的文章如此看重，於是又向毛澤東呈送上他所寫的《孔子的哲學思想》、《老子的哲學思想》兩篇文稿。毛澤東讀後，興致很濃，於1939年2月20日寫了一封更長的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在這封信中，毛澤東詳細地寫了七點意見，針對陳伯達的文章，談了自己對孔子哲學思想的看法。陳伯達收信後，當即遵照毛澤東的意見作了修改，再呈毛澤東。
（左起）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
（左起）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1939年2月22日，毛澤東又寫一封信致張聞天轉告陳伯達：伯達同志的文章看了，改處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見，請轉伯達同志考慮……是否有當，請兄及陳同志斟酌。在這封信中，毛澤東又補充了三點意見。
藉助於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探討，藉助於呈送文章向毛澤東請教，陳伯達與毛澤東的關係日益密切起來。因為他們有著共同的興趣和話題，陳伯達為毛澤東所看中，就是勢所必然了。
1939年，張聞天找陳伯達商談調動工作問題。張聞天告訴陳伯達，毛澤東提名，調他到毛澤東辦公室工作。陳伯達調任的職務是“中央軍委主席辦公室副秘書長”。而當時毛澤東為中央軍委主席，因此陳伯達實際上就是毛澤東辦公室副秘書長。
1954年，毛澤東與陳伯達（右二）、田家英等在杭州
1954年，毛澤東與陳伯達（右二）、田家英等在杭州毛澤東給陳伯達擬定了四項任務，即四個研究課題：《抗戰中的軍事》、《抗戰中的政治》、《抗戰中的教育》、《抗戰中的經濟》。在毛澤東的直接指導下,陳伯達做了大量的資料蒐集工作。陳伯達說,是毛澤東幫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從古代轉向現實生活。從此陳伯達便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中央研究院成立後，成為中共中央秘書處的秘書不久的陳伯達出任秘書長兼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後來，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陳伯達被任命為主任。雖然職務在不斷變動，但陳伯達一直沒有脫離做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這一最重要的職責。
國共論戰
陳伯達一生寫過很多文章，在抗戰時期發表的《評〈中國之命運〉》，算是他的開山之作。後人評價，這也是陳伯達寫得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其侍從秘書陶希聖起草出版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本書洋洋灑灑十幾萬言，中心論點就是一個：宣稱只有國民黨才能救中國，只有蔣介石才能救中國，並對中共進行了攻擊和污衊。在推廣發行這本書時，國民黨方面可謂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紙張印刷，其價格卻極便宜，讓老百姓都買得起。因此，該書的發行量很快就超過了100萬冊。面對國民黨發起的宣傳攻勢，中共方面決定進行“反擊”。毛澤東以其一貫的幽默語氣對陳伯達、范文瀾等人說，“蔣介石給你們出題目了，叫你們作文章呢”。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陳伯達、范文瀾、艾思奇、齊燕銘等分別作起了文章。陳伯達花了三天三夜，寫出了《評蔣介石先生〈中國之命運〉》一文。全文對《中國之命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評。在審稿時，毛澤東將題目中的“蔣介石先生”去掉，再稍作修改，並將署名改為陳伯達一個人的名字，刊發在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報》上。
中共中央宣傳部借這篇文章進行了一次黨內黨外的擴大宣傳。大後方印了幾萬本小冊子，不但在根據地發行，還發行到了重慶，甚至還翻譯成英文小冊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國際輿論的關注。受此文的影響，美國左派人士著文譴責《中國之命運》是法西斯主義。《評〈中國之命運〉》一時洛陽紙貴，國民黨下令嚴禁此文，稱作者為“陳逆伯達”，陳伯達因此名噪一時。
此後，“陳逆伯達”繼續向國民黨陣營開火，先後寫下了《人民公敵蔣介石》《中國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解放後他又寫下了《史達林和中國革命》《論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參與起草了《共同綱領》(即臨時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五四憲法”)、第一個《五年計畫綱要》《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根據毛澤東的多次講話精神，歸納整理成毛澤東建國後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論十大關係》，起草了中共八大《政治報告》和《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以及關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二十三條”、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等。
周恩來曾讚揚陳伯達：他是“我們黨的最好的理論家”。
跌宕人生
在毛澤東的30多位秘書中，陳伯達的職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後，毛澤東親自點將讓他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他當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毛澤東、林彪之後，位於康生之前。
當然，彼時炙手可熱、風光八面的陳伯達，並不知道僅僅在一年後，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將徹底終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墮入秦城監獄。
毛澤東的反應怎樣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宣布停止討論林彪8月23日的講話，收回華北組第二號簡報，責令陳伯達做檢討。繼而，由毛澤東找林彪談話，周恩來找吳法憲等人談話，要他們向中央做檢查。
更沉重的打擊還在後面。會前，陳伯達摘錄了很多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稱天才”的材料，為廬山會議造勢。1970年8月31日，毛澤東在這份材料上寫了一段話，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點意見》。為了挽救、教育林彪，毛澤東僅僅批評了陳伯達一人。而且，特意點明“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毛澤東的身份和影響，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陳伯達政治生命的終結。接下來的會議上，陳伯達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沒有出現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聞、簡報都不再點到他的名字。從外界來看，曾經地位頗高的陳伯達，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被捕入獄
陳伯達沒下廬山就被監控起來。1970年9月6日，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閉幕，中央宣布成立特偵組，對陳伯達進行審查。到了北京陳伯達就被軟禁，失去了人身自由。軟禁之前，陳伯達想再見一次毛澤東，幾次給毛澤東秘書徐業夫打電話，都未成功。打電話給康生，康生連電話都不接。倒是打電話給周恩來，周恩來很快回了話，表示“已經沒有辦法”了。對陳伯達這位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周恩來沒有落井下石。
1970年10月18日，陳伯達被正式拘押。一場席捲全國的大批判正等待著他。陳伯達再一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是戴著“反黨分子”、“托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1971年3月，毛澤東稱：“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所以他反黨亂軍，挑動武鬥，挑動軍委辦事組幹部及華北軍區幹部，都是由此而來……”
不過，雖然陳伯達在1970年10月18日就已被拘押(後來，他的刑期就從這一天算起)，被判處18年徒刑，刑滿之日為1988年10月17日。18年刑期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可直到1976年9月，陳伯達才被正式逮捕，並於1980年11月20日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等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公開審判。
晚年生活
1980年，經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公審，判處陳伯達有期徒刑18年，判決執行以前羈押的日期，以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這樣，從陳伯達1970年10月被關押算起，他實際上還有8年刑期。
當時在中央主政的鄧小平、胡耀邦，了解到毛澤東對陳伯達的態度，認為毛澤東這樣處理是對的，後繼者應該照樣處理。於是，他們對陳伯達繼續採取了毛澤東實行的優待政策，不僅保持了對陳伯達同以前一樣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決之後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陳伯達就獲準保外就醫。
晚年生活
晚年生活陳伯達在獲準保外就醫後，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樓頂層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裡，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個兒子一家三口調進北京，與陳伯達生活在一起，照顧陳伯達。
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胡耀邦曾經提出安排陳伯達為中央做一點研究工作，陳伯達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從那以後，陳伯達更關注國內外的一些重大問題了，他讀的書也多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論書籍，他思考的重點，也轉向了現實問題。陳伯達愛讀書，愛研究。此後，他每天起床，吃過飯後，便讀書，研究資料，寫作。他像一架機器一樣，又轉了起來。晚年的陳伯達先後提交給中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試論一下日本的“生產率運動”》、《試說社會主義農業的若干問題》、《美日兩國壟斷資本的角逐和兩國的“精神危機”》、《關於日本壟斷資本主義的點滴》、《評美國人的兩本書——“大趨勢”和“第三次浪潮”》、《農業合作化的若干材料》、《“電子學革命”的公開戰秘密戰》、《黑格爾反對絕對……》等等。陳伯達的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給中央領導參考了。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醫的陳伯達刑滿，一位公安部副部長專門給陳伯達舉行了獲釋儀式。當時陳伯達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儀式就在醫院裡舉行，公安部副部長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滿之日……那一年，陳伯達84歲。
1989年9月20日，陳伯達因心肌梗塞猝死於北京。隨後，陳伯達以原名“陳建相”被送往北京八寶山火化。遺體告別儀式上沒有訃告，也沒有悼詞。9月30日，新華社從北京發出一則電訊：
本報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陳伯達已於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歲的陳伯達於去年10月刑滿釋放。
電文文字加標點符號共53個字。
代表作品
在毛澤東眾多秘書當中，陳伯達是擔任秘書時間最長的一個，前後共達31年。成為毛澤東手下的“一支筆”後，也曾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但陳伯達善於見風使舵，察言觀色，在“文革”中紅極一時，成為中共“第四號人物”，同時又是臭名昭著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文革”初他曾經是江青的親密夥伴，後來又倒向林彪，成為林彪的“軍師”，成為歷史的罪人。當初他是如何成為毛澤東秘書，並一步步飛黃騰達的？
個人特點
陳伯達是個怪怪的人，可以歸納為以下八個特點。
無論冬天夏天，黑天白天，室內室外，他總是戴一頂帽子。
他到首鋼多次，軍管會的幾位領導人迎送陪同，向他匯報，聽他講話。但他始終不知道這些面孔熟識的人姓甚名誰。
喜歡平房
當時首鋼廠東門辦公廳的院子裡，只有一座磚砌的拐角平房和幾排油氈蓋頂的工棚式的房子，簡陋至極。陳伯達看了大加讚賞，說是“艱苦樸素，腳踏實地”。他到石家莊，看到當時的河北省革委會在裕華東路原石家莊地區黨校的一座樓里辦公，隨口提出批評：“不要高高在上嘛！”他走後，李雪峰便下令將省革委會搬到橋西的一處平房裡安置。
不坐沙發
因為他經常光顧，以表示禮遇，首鋼在辦公廳一間大房子裡，周圍擺一圈沙發，中間鋪上地毯。他來了，對沙發不屑一顧，將屁股落在地毯上，盤膝而坐，侃侃而談。其他人只得一齊席地而坐。
說話難懂
他那一口福建話，聽起來實在費勁。他一邊說一邊用手比劃：“急國急國（這個這個），痛不痛（懂不懂）？”謝富治懂得他的話，與他同來的時候，總是替他當翻譯。他對謝富治表示感謝，連連拱手道：“你是不殺（菩薩），你是不殺！”
不準記錄
他講話時，發現別人記錄，便立即制止：“為什麼記下我的話，是不是想抓辮子把我打倒？不要記！不要記！”所以，在他正面和兩側聽他發表“高論”的人，只能洗耳恭聽。但在他背後還是特地安排了一個能聽懂他說話的人做記錄。因為他的身份是中央常委、文革組長，他說的話是要向下傳達貫徹的，不記怎么行？
自由行動
做到中央常委，出行都有警衛隨同，需要由秘書事先向中央警衛局打招呼。我們在首鋼，每每見到陳伯達坐一輛掛著“午”字牌（空軍車牌）的轎車，由一名女護士陪同，悄然而至。約十幾分鐘後，才有一車警衛匆匆趕到，下車後急忙實施警戒。我問戰士：“你們為什麼不和首長一起來？”戰士答：“咳，他出來不先打招呼。”
一個星期六晚上，11時左右，幾個人在會議室下象棋，二人對陣，余者旁觀。身後忽然有人說話：“跳馬，跳馬！”回頭一看，啊唷，竟是陳伯達。大家連忙推開棋盤，張羅接待。陳伯達說：“不慌，接著下。”怎能不慌呢？因為是星期六，頭頭們都回家了，於是打電話通知，派車接人，搞得手忙腳亂。後來掌握了一條規律：陳伯達單獨到來，多在周末的半夜，而且說來就來，事先不給通知。為此，每逢周末，都要做好準備，頭頭們也要輪換留宿值班，以防突然襲擊。
評價
他做過有益於黨和人民的工作
倚仗毛澤東的信任，陳伯達很快進入中央層，儘管他的職務並不很高，但他所處崗位的重要性卻不容忽視。陳伯達以後能夠飛黃騰達，起點便是毛澤東秘書這一職務。
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陳伯達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按得票多少排列，陳伯達在候補中央委員中名列第三。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任命中共中央主席秘書：即陳伯達、胡喬木、葉子龍、田家英、江青。陳伯達為首席秘書。五大秘書各有分工：陳伯達、胡喬木為政治秘書，葉子龍為機要秘書，田家英為日常秘書，江青為生活秘書。在不久召開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伯達又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論年紀，陳伯達年過“天命”，毛澤東跟中央其他領導往往用“老夫子”戲稱他，由此可見陳伯達當時在中央的聲望。時間到了1966年8月。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陳伯達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躍而成為中共第五號人物。幾個月後，陶鑄被打倒，陳伯達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僅次於周恩來的中共第四號人物。
陳伯達成為毛澤東手下的“一支筆”。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也曾做過一些有益於黨和人民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