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右傾機會主義工人運動中或
無產階級政黨內部一種違反馬克思主義根本原則和正確路線的思潮。其表現形式是思想落後於實踐,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形勢把革命推向前進,而是拘泥保守,停步不前,甚至企圖開倒車。只顧眼前的暫時的局部利益,而不顧工人階級長遠的全局的利益。他們或過高地估計敵人力量,過低估計人民民眾的革命力量,看不到革命形勢的有利因素,散布悲觀情緒,不敢斗
爭甚至主張搞階級合作;或者害怕革命形勢,屈從反動勢力,壓制民眾鬥爭,放棄原則,甚至出賣革命,投降敵人。其特徵是主觀與客觀相分離,認識與實踐相分離。右傾機會主義是阻礙革命的絆腳石,對革命危害極大。
附註
是指
陳獨秀的
右傾,當時他作為黨的領導人,放棄了黨作為革命帶頭人和領導者的地位,而將革命
領導者的地位主動交於國民黨,導致了
蔣介石上台後利用軍權大肆殺害共產黨人。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內以
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在實際工作中推行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其主要特徵是:在統一戰線中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放棄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農民,放棄對武裝力量的領導權,甘心做資產階級的尾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產生的主要根源在於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狀況的錯誤分析和由此而產生的錯誤思想觀念。1923年,陳獨秀發表了《資產階級的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等文,認為“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被難苟安”,故一般“難以加入革命”。無產階級則“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故“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卻不是“獨立的革命勢力”。資產階級雖然是與工人、農民“一體幼稚”,然而資產階級的力量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國民革命若輕視了資產階級,是一個很大錯誤觀念”,“便失去了階級意義和社會基礎”。基於上述分析,陳獨秀對中國革命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統帥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結果“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革命的前途只能是資本主義的。至於社會主義革命,只有待資本主義有了充分發展,無產階級的隊伍壯大之後才能進行,形成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分離的“二次革命論”。在這種思想觀點支配之下,面對
國民黨右派的進攻,採取了一次次妥協退讓投降的做法。1926年在“中山艦事件”、“整理黨務案”中,妥協退讓;1927年適應國民黨右派反對農民運動的要求,阻撓和壓制農民運動,反對武裝工農。就在
蔣介石背叛革命後的1927年6月,還在黨內通過所謂《關於國共合作關係的決議》中規定,工農等民眾團體均受國民黨領導和監督,工農武裝均應服從政府的管理和訓練。以致
汪精衛再次背叛革命時,中國共產黨人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的主觀原因。同年黨的“
八七會議”,結束了這一錯誤路線在黨內的統治。
他當時的
二次革命論,即先由資產階級政黨領導民主革命,再由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之下放棄了對當時民主革命的領導權。 修正主義原指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修正
主義的反動性在於,它不是對錯誤的修正,而是對真理的修正。
60年代初,由於蘇共領導人挑起中蘇兩黨論戰,並把兩黨論戰擴大為兩國之間的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軍事、經濟壓力,迫使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不得不對蘇共的“老子黨”作風和
大國沙文主義行徑展開鬥爭。但在對蘇共理論的意識形態界定上,中共認為是“修正主義”,因而提出了“
反對修正主義”的口號,並以此在黨內開展“反修防修”的鬥爭。其實當時對什麼是“修正主義”中共並無準確的解釋,反而在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上,將本來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東西當做“修正主義”、資本主義來批判,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領導幹部指責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60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開展的各類政治和思想鬥爭均是圍繞著“反修防修”這個命題展開的,它的最終結果是導致了後來的“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擴大化。
區別
用“左”或“右”來區別派別的習慣來源於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
三級會議。
當時的國民公會裡山嶽派在左,
吉倫特派在右。山嶽派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國民公會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於會議大廳的最高處得名。1792年吉倫特派退出
雅各賓俱樂部後,山嶽派實際上成為
雅各賓派。
哲學上講:主觀和客觀相統一、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就是正確的認識,如果執行的路線、方針、政策符合當時的實際,就是正確的;如果超越了當時的客觀實際,做了條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傾盲動(冒險)主義;如果落後於當時的實際,條件成熟了還不去做某種事,一般叫右傾保守(投降)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