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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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麗北進
背景
渤海國之南京南海府位於今朝鮮鹹鏡道附近，與新羅相接。據《新唐書·渤海傳》載：渤海“南比新羅，以泥河為境”。又載：渤海“以沃沮故地為南京，曰南海府”。由上述史料可知，渤海之南海府與新羅，以泥河為界。泥河為今朝鮮鹹鏡道的龍興江，而且南海府又是渤海通往新羅的必經要道，即“南海，新羅道也”。上述渤海與新羅東段邊界的記述，朝鮮史書也有明確的載錄。據《大東地誌》載：“晉初，新羅北界止於泥河，唐中宗時，渤海國南界至於永興。”永興位於朝鮮龍興江南岸，與《新唐書·渤海傳》記載完全吻合。
歷史
10世紀的高麗外交家徐熙認為高麗繼承高句麗，並承諾向契丹稱臣納貢，斷絕與宋朝關係，但是女真阻礙高麗向契丹納貢的道路，高麗要求得到鴨綠江南部土地，並出兵打擊鴨綠江以南的女真勢力，契丹主動撤兵並把鴨綠江以南的土地讓給高麗。高麗隨後在此建立了江東六州新城鎮。
歷史信息
隋唐之際，對高句麗一律簡稱高麗。668年，高句麗滅亡，“高氏君長遂絕矣”。其後，高句麗舊疆一分為二:朝鮮半島大同江和龍興江以南之地落入新羅，闢為漢、朔、冥三州。余者為唐朝府州。其遺民分別成為上述二者的編戶，並很快融入所在民族中。特別是高句麗人中的骨幹成員，被唐朝遷往內地，分散雜居，使其徹底失去復興的基礎和可能。
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北宋史館撰修官曾鞏曾質疑高句麗與高麗的繼承關係，連發十問，試圖搞清其始末緣由，並通過宋神宗命典客之臣向高麗使臣進行詢問。但是，其使臣不敢直言，託辭遮掩，曾鞏所問，未能得到回答，不了了之。1083年，曾鞏死後，再無人過問此事，成了歷史積案。
李氏朝鮮時期的正憲大夫鄭麟趾，在《高麗史》卷首之《高麗世系》中稱：“高麗世系，史闕未詳”。接下來引《太祖實錄》稱：“即位二年（公元919年），追王三代祖考，冊上始祖尊謚曰元德大王，妣為貞和王后。懿祖為景康大王，妣為元昌王后。世祖為威武大王，妣為威肅王后。”鄭麟趾大段引錄金寬毅《編年通錄》所載王建先人的荒怪傳說，將其先祖追至第六代。稱：“有名虎景者，自號聖骨將軍，自白頭山（今長白山）進歷至扶蘇山左谷，娶妻家焉”，並“以獵為業”。後虎景遭遇猛虎，斗而脫險，又遇山神寡婦，結為夫妻。但“虎景不忘舊妻，夜常如夢來合，生子曰康忠”。康忠成人後，娶西江富人女具置義為妻，生二子，長曰伊帝建，次曰寶育。寶育出家修道，“嘗夢登鵠岺，向南便旋，溺溢三韓山川，變成銀海。明日，以語其兄伊帝建。伊帝建曰:‘汝必生支天之柱’，以其女德周妻之”。又有新羅術士，見寶育所居木庵曰：“居此必大唐天子來作婿矣”。後德周生二女，長名失載，次曰辰義。唐玄宗天寶十二年（753年），時為太子的唐肅宗，曾隱姓潛邂至松岳郡，投宿寶育家，自稱為大唐貴姓。寶育“認是中華貴人”，令其女辰義“薦枕，留期月，覺有娠”，生作帝建。王建稱王后，尊寶育為國祖元德大王，其女辰義為貞和王后。作帝建遇西海龍王，遂納龍王長女翥旻義為妻，生四男，長曰龍建，後改曰隆。後王建追作帝建為懿祖景康大王，龍女翥旻義為元昌王后。隆路遇一女子，貌似夢中所見之美人，“遂與為婚，不知所從來，故世號夢夫人，或雲以其為三韓之母，遂姓韓氏”，生子名曰王建。後王建追尊父隆為世祖武威大王，母韓氏為威肅王后等等。
按上述金寬毅所記，王建之曾祖母為辰義，曾祖父當為“大唐貴姓”者，而王建非姓王，寶育為曾祖父之岳父，不當追尊為國祖。王建之名，按金寬毅所記，是在其未出生之前，為新羅桐里山祖師道詵所賜，所謂仙人指點的產物。鄭麟趾雖然作了上述引錄，自知其說荒誕不經，遂又引錄高麗後期名臣李齊賢對金寬毅所記提出的質疑和評論，予以全盤否定。李齊賢稱：“金寬毅雲聖骨將軍虎景生阿乾康忠，康忠生居士寶育，是為國祖元德大王。寶育生女，配唐貴姓而生懿祖，懿祖生世祖，世祖生太祖。如其所言，唐貴姓者，於懿祖為皇考，而寶育皇考之舅(岳丈)也，而稱為國祖，何也?又言太祖追尊三代祖考，及其后妃。考為世祖武威大王，母為威肅王后。祖為懿祖景康大王，祖母為元昌王后。曾祖母為貞和王后，曾祖母之父寶育為國祖元德大王，略曾祖而書曾祖母之父，謂之三代祖考，何也？”明確指出未追尊曾祖，而以曾祖之岳父為國祖的荒唐世系。
最後，鄭麟趾在卷末《論曰》中稱：金寬毅所記唐肅宗等事，“皆無所據，不足信也。況龍女之事，何其荒怪若是之甚邪！”又貶斥金寬毅“乃毅宗時微臣，且去太祖二百六十餘年，豈可舍當時實錄而信後代無稽雜出之書邪！”完全持否定和輕蔑之態度。這種既引述之，又否定之，不外乎是強調“史闕未詳”，徒勞追問。在《高麗史·太祖世家》中，鄭麟趾僅稱太祖姓王氏，諱建，字若天，松岳郡人，其父為松岳郡沙粲，母韓氏。余者一概無從知曉。
鄭麟趾無從考稽王建先世，而金寬毅所記王建先世的荒怪神話傳說，顯然是新羅人或王氏高麗人的傳說，與久已滅亡的高句麗人不沾邊際。按金寬毅所說，虎景自長白山進歷到扶蘇山，即由高句麗故地到新羅。但至王建時，已是第七代人，即虎景—康忠—寶育—辰義—作帝建—隆—王建。王建生於新羅憲康王三年(877)，按通常30年為1代計算，王建生前180年前後，為虎景生活年代，相當於新羅聖德王執政時期(702一737)。此時長白山已為渤海國疆域，仍與高句麗無涉。況且按封建社會以父係為主體的血統觀，辰義為王建的曾祖母，而寶育、康忠、虎景3世，皆為王建的外家，或稱作外戚，非父系血統，而“唐之貴姓”，當是其曾祖父，如此這般，王建又非姓王。
王建定國號為高麗，儘量擺脫與新羅的統屬關係。此前，雖有的學者根據松岳郡的地望和歷史演變過程，推測王建及其先世，很可能是樂浪郡的漢人。但因缺乏相關證據，難成定論。同時，按金寬毅和鄭麟趾所記王建先世，皆不言其姓氏。古有避其名而無諱其姓的通例，按金寬毅所記，其曾祖為唐之貴姓，而其祖則為未婚而孕的私生子，故而不知其父姓。在封建禮教制度下，此為難於啟齒之事，故而出現“史闕未詳”的尷尬局面。但是，這也是一種揣測，不足採信。按金富軾《三國史記》所載，王建生於新羅，長於新羅，非是高句麗遺民。
新羅末年，其國人甄萱“以雪義慈宿憤”為號召，900年甄萱“遂自稱後百濟王”。但其自身與昔日的百濟歷史毫不相干。弓裔原為新羅王室子弟，生而被棄，流落民間，遁入佛門，自號“善宗”，發願與新羅政權勢不兩立，891年，弓裔“乘亂聚眾，可以得志”，投竹州賊首箕萱，落草為寇。892年，改投北原梁吉，勢力壯大。892年，王建隨其父王隆投奔弓裔。898年，弓裔以王建為精騎大監，勢力空前壯大。901年，弓裔稱王，聲稱“往者新羅請兵於唐，以破高句麗，故平壤舊都鞠為茂草，吾必報其仇’904年，立國號為摩震，飽含東方佛國之意，911年，改國號為泰封，自稱彌勒佛，並“以長子為青光菩薩、季子為神光菩薩”再一次打上佛門印記。918年，王建發動兵變，驅逐弓裔，自立為王，國號高麗。
《高麗史·地理志》稱“後高麗王弓裔”，或弓裔“自稱後高麗王”。《三國遺事·王歷》中，有“後高句麗”一欄，並稱弓裔“辛酉（901年）稱高麗’，《三國史記·弓裔傳》和《高麗史·太祖世家》對此無記載。《三國史記·弓裔傳》稱:“天復元年（901年）辛酉，善宗自稱王”，904年“立國號為摩震，年號為武泰”。因此弓裔是否立國號為後高句麗，有爭議。
弓裔904年立國時，“設百官依新羅制”。由於仇恨新羅，其衙署、吏員名稱，皆為其獨創，不與新羅同。但也沒有高句麗官制的影子。王建取代弓裔另立國號高麗。
877年，王建生於新羅北部的松岳郡，其父是新羅松岳郡沙粲，為一郡之首。王建隨父以郡投降弓裔，反叛政府，本是新羅內戰，但是弓裔造反，打出為高句麗復仇的口號，王隆為一郡之長，參預造反，屬於亂臣賊子。故而王建隱瞞自己的身世，稱自己為高句麗後裔，定國號為高麗，利用新羅與高句麗的舊怨，並藉助昔日高句麗之威望為號召，又欲占有整個高句麗舊疆。
操雞搏鴨
後梁貞明四年（918年）三月，王建發動兵變之前，來用圖錄讖緯之類的騙術，蠱惑人心。有位名叫王昌瑾的唐朝客商，在鐵圓市廛，從一位狀貌魁偉，鬢髮盡白，著古衣冠的老者手中購得一面古鏡。拿回去後，發現鏡面上隱約有細字，讀之若古詩。略曰:“上帝降子於辰馬，先操雞後搏鴨。於巳年中二龍見。一則藏身青木中，一則現形黑金東”。接著，王昌瑾認為此鏡非常物，遂告知弓裔。弓裔也感到蹊蹺，則“命有司與昌瑾物色求其鏡主，不見，唯於牧颯寺佛堂有鎮星塑像如其人焉”。弓裔嘆息良久，只好命文人宋含弘等3人予以解釋其意。宋含弘等私相謂曰:“上帝降子於辰馬者，謂辰韓、馬韓也。二龍見，一藏身青木，一顯形黑金者，青木，松也，松岳郡人以龍為名者之孫也，今波珍冶侍中之謂欽？”
王建之父出生後，取名龍建，後改曰隆。弓裔於其水德萬歲三年（913年）癸酉，以王建“為波珍餐侍中”，故宋含弘認為藏身青木者暗喻王建。又稱“黑金，鐵也，今所都鐵圓之謂也。今主上初興於此，終滅於此之馬念也”。謂指弓裔。“先操雞後搏鴨者，波珍飡侍中先得雞林，後收鴨綠之意也”。宋含弘等對鏡文的此番私房解釋，是對王建發動政變的預報和長遠政治意圖的揭示。然而這一切又當出自王建本人的預謀。隨後，宋含弘等又相謂曰：“今主上虐亂如此，吾輩若以實言，不獨吾輩為葅醞，波珍字食亦必遭害。”同年六月，王建部將洪儒等人，夜詣其私宅，請王建“行湯武之事”，除暴安民，發動兵變，取代弓裔。稱“今之德望未有居公之右者。況王昌瑾所得鏡文如彼，豈可雌伏，取死獨夫之手乎”王建取代弓裔，王氏高麗政權在鏡文歌謠聲中誕生了。
鏡文中所謂的“先操雞後搏鴨”，就是不僅要奪取新羅政權，還要占有高句麗的舊疆。高麗忠宣王盛讚王建“我太祖即位之後，金傅（新羅敬順王）未賓，甄萱未虜，而屢幸西都，親巡北鄙。其意亦以東明舊壤為吾家青氈，必席捲而有之，豈止操雞搏鴨而已哉？”對王建的“搏鴨”又有進一步發揮，要吞併全部高句麗舊壤吞併遼東。
史料誤記
高麗成宗十二年(993)閏十月，因“契丹蕭遜寧攻破蓬山郡”，“遣徐熙請和，遜寧罷兵”。徐熙同蕭遜寧議和，蕭遜寧對徐熙說：“汝國興新羅地，高句麗之地，我所有也，而汝國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師。若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無事矣。”徐熙則反駁說：“非也，我國即高麗之舊也，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遼陽)，皆在我境，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也我境內” 。徐熙將高麗故意作為高句麗後身。
高麗仁宗時的金富軾奉王命而撰進《三國史記》，明確認定高麗繼承新羅，但卻將高句麗歷史納入了高麗先世的歷史體系中，成為“三國鼎峙”說的創始者，此外，高麗忠烈王時和尚一然又著《三國遺事》，捏造檀君朝鮮，從而將中國東北地區稱為其國故土。
北犯實例
徐熙在高麗契丹戰爭後談判，以女真阻擋高麗臣服契丹為理由，與宋朝斷交為前提，要求遼承認鴨綠江以東兩百餘里的領土屬於高麗，第二年，徐熙親自領兵驅逐女真，並在鴨綠江附近建造了“江東六州”，擴展到了鴨綠江沿岸。
遼與高麗的戰爭結束後，遼國一直控制著保州。金朝建立以後，高麗仍然提出對鴨綠江東擁有主權。金太祖對高麗的要求沒有拒絕，但提出“爾自取之”的要求。遼國耶律寧與金國交戰，牒告高麗借糧，高麗則乘機以歸還保州城相威脅，耶律寧放棄來遠、保州二城給高麗。高麗接收保州城中“兵杖及錢貨寶物甚多”，並改保州為義州，“以鴨綠江為界，置關防”，“百官賀表”，“刪石紀功”。金有言在先，只好默許。1128年12月金遣使高麗告以封宋朝二君為昏德、重昏侯事，重提保州問題。高麗國王指出，保州本高麗領土，以蒙金朝先帝賜予。“不愛其地，特賜割賜，而只許保州一城，不許旁側小土，此豈朝廷以至仁大德撫字小邦之意乎？”1129年11月高麗遣使入金進奉誓表，正式成為金的屬國。金朝要求高麗遣返保州全部人口。1130年2月金宗室完顏勖上疏切諫，金太宗放棄了對保州逃移戶口的追索。“自是保州封域始定”。
1104年二月，高麗將領林乾等率兵由定州出關侵入曷懶甸，遭女真軍痛擊，高麗戰敗，不過在尹瓘的遊說之下，女真休戰。後高麗改派尹瓘為“東北面行營都統”，再次率兵入侵曷懶甸，遭頑強抗擊。高麗軍“ 陷沒死傷者過半，勢不能振，遂卑辭講和，結盟而還”。尹瓘向高麗肅宗請命重組高麗軍隊並培訓一支精銳部隊。1107年，尹瓘率1萬7千人的重組部隊攻打女真並最終取勝。尹瓘在奪取的土地上（朝鮮半島東北部）修建了9座城堡，設立公嶮鎮定界碑，對此地宣誓主權。從1108年至1109年，烏雅束指揮女真軍收復失地曷懶甸。高麗軍議和，‘宋崇寧三年，女真將石適歡破高麗於曷懶甸之境，追入辟登水，逐其殘眾。高麗懼而請和。'“約以還逋逃之人，退九城之軍，復所侵故地”。1109年秋，高麗從曷懶甸撤軍，此後這一地區一直由遼國女真控制。後由金朝、元朝管轄。高麗和朝鮮王朝在明朝初期以“九城”之說向明朝索要領土。
但是，鹹州至三散地區原本並非屬於高麗，高麗王朝在向元中央和遼陽行中書省呈文中聲稱：不僅雙城，而且三散等地也是高麗“舊疆”。這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
1362年2月、7月元朝遼陽行省丞相納哈出意圖收復三散、忽面等地，被東北面上萬戶李成桂擊敗。1364年2月李成桂侵入和寧（今鹹鏡南道永興市金野郡）以北討伐女真。1363年崔榮戰勝殘留在濟州島、平壤等地的元朝軍隊。
1370年高麗發動也頓村之戰。海洋女真萬戶弓大獻方物，以部落100戶請求歸附高麗。同年“女真達麻大遣使獻地，以達麻大為大將軍鎮邊都護府。”1371年，女真千戶李豆蘭帖木兒遣百戶甫介以百戶來投。1382年， “海洋萬戶金同不花遣其子夫耶介為質”，不久，“金同不花以所管人民來投。”明朝命故元降將胡拔都深入到東女真地區，招撫當地的女真人等。翌年八月，胡拔都又率部進抵端州，女真首領金同不花降附，高麗命令其大將李成桂率兵出擊，雙方戰於吉州平，女真敗退。1384年，明又派女真千戶白把山率70餘騎至北青州，這是明準備接管故元合蘭府轄區的又一次試探，但由於兵力單薄，為高麗軍擊退。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朝在原雙城總管府之地設定鐵嶺衛，移文告知高麗。由於高麗已經占領該地32年，高麗禑王不願放棄該地，高麗君臣急忙派密直提學朴宜中赴明申辯說：“鐵嶺迤北，歷文、高、和、定、鹹諸州以至公嶮鎮，自來系本國之地。”接著敘述了高麗睿宗時如何討東女真，和州等地如何被元占領的過程。高麗在這一表文中顛倒歷史，首先掩蓋了渤海、遼朝時，其定、長一線長城之北不屬於高麗這一事實，也掩蓋了高麗睿宗攻占曷懶甸為時不到兩年，此後這一地區一直由金、元兩朝管轄的事實。同時，高麗向明政府指出:“伏蒙陛下度擴包容，德敦撫綏，遂使數州之地，仍為下國之疆”的要求，明廷未予答覆。
這年三月，高麗西北面都安撫使崔元（氵止）報告說：“遼東都司遣指揮二人，以兵千餘人來至江界，將立鐵嶺衛。帝豫設本衛鎮撫等官，皆至遼東。自遼東至鐵嶺，置七十站，站置百戶。”於是在判三司事崔瑩建議下，準備進攻遼東，守門下侍中李成桂反對無效。是年四月，王禑派左軍都統使曹敏修、右軍都統使李成桂出兵攻遼。五月，曹敏修、李成桂渡過鴨綠江後，發覺行軍困難、糧餉不濟，上書要求班師，王禑不聽。於是在威化島回軍，回師松都，流放崔瑩。六月，王禑退位，其子高麗昌王即位。高麗政局的變化，緩和了高麗與明朝的緊張關係。明朝尚無足夠實力在東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設定和維持一套地方軍政機構。因此，明朝改變了原來設定鐵嶺衛的計畫，撤回遼東立衛，但對領有鐵嶺以北的土地和人民仍持明確態度。在給高麗國王敕諭中明確表示:“數州之地，如高麗所言，似合隸之;以理勢言之，舊既為元所統，今當屬於遼？高麗之言，未足為信。”
明朝準備在元雙城總管府地區立鐵嶺衛的舉動，促進了高麗加快向東北面發展的步伐。1390年，高麗越過伊板嶺（摩天嶺）于海洋設吉州萬戶府。翌年七月，派李必等“齎榜文招諭東女真地面諸部落”。
主要影響
1392年李成桂代高麗即王位後，元代合蘭府轄區內的女真人，已大都附於朝鮮。如哈蘭（鹹興）都達魯花赤奚灘訶郎哈，三散（北青）猛安古論豆蘭帖木兒，海洋（吉州）猛安括兒牙火失帖木兒，甲州（甲山）猛安雲剛括，洪肯（洪原）猛安括兒牙兀難，禿魯兀（端川）猛安夾溫不花，斡合（鏡城）猛安奚灘薛列，阿沙（利城）猛家朱胡引答忽等部，均受招撫。《李朝實錄》頌揚李成桂開拓東北面的功業時說:“自孔州迤北至於甲山，設邑置鎮，以治民事，以練士卒”，“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滿江為界。”其實，當時朝鮮勢力僅達圖們江下游，其標誌是1398年慶源（慶興）設治派官置鎮。不過，即使在圖們江下游，其勢力也不很鞏固。1399年，朝鮮慶源萬戶李清被兀良哈女真殺死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混淆地理
高麗與遼東一些地名相同，因此高麗末年混淆高麗與遼東地理，要求明朝“歸還”文、高、和、定州，李原名駁斥：“數州皆入元版圖，屬於遼，高麗地以鴨綠江為界。今鐵嶺已置衛，不宜。”
朝鮮北進
背景
元末，高麗在元朝與紅巾軍、明朝交戰時就不斷偷襲元軍，將元朝高麗邊界北移，朱元璋上台後欲建立鐵嶺衛，“命戶部咨高麗王：以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其土著軍民女直、韃靼、高麗人等，遼東統之。鐵嶺之南，舊屬高麗人民，悉聽本國管屬。疆境既正，各安其守，不得復有所侵越。”。此舉引起高麗強烈的不滿，高麗表奏“鐵嶺迤北，歷文、高、和、定、鹹等諸州以至公嶮鎮，自來悉是本國之地”。高麗禑王以進攻中國的遼東地區的行動來對抗，是年四月，辛褕派都統使李成桂北渡鴨綠江進攻中國遼東。李成桂渡過鴨綠江後發覺行軍困難、糧餉不濟、士氣低落，於是威化島回軍，回師松京，廢黜高麗禑王，流放崔瑩。之後李成桂立禑王之子高麗昌王為王，與明朝表示商意，並意圖自立。
太祖時期
李成桂的作為
1392年李成桂廢高麗恭讓王，改國號朝鮮，自立為主，但拒絕明朝在元朝故地設立鐵嶺衛，此後明朝出於與北元作戰的需要，不再要求原鐵嶺以北鴨綠江以南之地，並將鐵嶺衛改置於遼東奉集堡（今遼寧瀋陽東南奉集堡）。1392年李成桂即王位。1393年，鐵嶺衛又從奉集堡移至銀州（今遼寧省鐵嶺市）。李成桂並未就此罷休，而是繼續尋機北進。朱元璋曾派朝鮮籍欽差宦官黃永奇、崔淵，奉手詔到朝鮮宣義門外，前導至壽昌宮宣詔，詔書中說李成桂拉攏兩浙不良民為其充當間諜，提供明朝情報，派人到遼地用布帛金銀之類賄賂明朝邊將，暗指使人遊說女真人帶家小五百餘名，潛渡鴨綠江。此外明朝認為他納供不力，稱臣不實。並要求遣返女真，否則武力解決。
備戰
鄭道傳、南誾建議李成桂攻遼，組織全國武將習《陣圖》，不學的處罰。對反對派左政丞趙浚表示“攻遼之舉，今已定矣，公勿復有言。”但是趙浚認為朝鮮民生困頓，不宜開戰，最終李成桂聽從了趙浚，放棄攻遼。
朱元璋的對策
朱元璋察覺到高麗和朝鮮對東北的野心，幾次命令東北邊防加強防衛，並給高麗、朝鮮國王寫恐嚇信，揚言武力蕩平朝鮮半島，採取“卻貢” 政策，拒絕高麗、朝鮮入貢，借高麗、朝鮮欲入貢刁難威脅高麗人，對朝鮮百般刁難，極盡羞辱之事，曾構築 “表箋之禍” 來羞辱朝鮮人，對朝鮮來使隨意定罪，施用刑罰，受盡凌辱，甚至流放雲南，並侮辱性地強迫朝鮮國王派長男親自押解朝鮮人入明治罪，使得朝鮮“舉國臣民,無不驚恐”。以至於李朝官員將出使明朝視為畏途,生怕在明遭到不測。朝鮮史載：“天子每征執政大臣入朝，皆畏懼不敢行”。但是朱元璋出於與北元作戰的需要，沒有索要被高麗占據的元朝故土。
太宗時期
早先1107年高麗尹瓘率1.7萬部隊攻打女真取勝，在朝鮮半島東北部修建了東北九城（鹹州、英州、雄州、吉州、福州、宜州及通泰、平戎、公嶮），立公嶮鎮定界碑，單方宣布此地為高麗領土。1109年烏雅束率女真軍收復失地，搗毀公嶮鎮定界碑。但高麗仍宣布對此擁有主權。朝鮮王朝取代高麗後，朝鮮太宗以公嶮鎮定界碑為證據稱公嶮鎮迤南全部屬於朝鮮。
1403年六月，明成祖用女真文頒布敕諭：“女真、吾都里（斡朵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撫之，使貢獻”。（“女真”是狹義的女真，指朝鮮半島東北面土著女真，隨著高麗\朝鮮向這一地區的拓展，當地的女真大部已歸附；吾都里【斡朵里】和兀良哈是從牡丹江口一帶南遷這一地區的，與高麗\朝鮮發生聯繫較晚，他們或獻土物，或接受職銜。主要目的是與朝鮮交換，並未受其管轄；至於兀狄哈系指圖們江外較落後的女真部落，他們與高麗\朝鮮未發生隸屬關係。）同年十一月，兀良哈首領阿哈出等赴明朝覲，明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以阿哈出為指揮使。1404年女真官吏王可仁等上奏明廷，說“鹹州（今朝鮮鹹鏡南道鹹興）迤北，古為遼、金之地”，明成祖遂派王可仁等取道朝鮮赴女真地區。招諭“叄散、禿魯兀等”。降敕與朝鮮，索要這一帶的“十處人民”（主要為女真人）。朝鮮立即派藝文館提學金瞻赴明。金瞻利用遼、金二史記載的疏漏，向明禮部提出考遼、金“地理志”。遼、金二史地理志確實沒有上述10處地名。朝鮮則以明太祖默許地歸本國為辭，稱女真人“來居本國地面，年代已久，……且與本國人民交相婚嫁，生長子孫”，請求“令本國管轄如舊”。明成祖表示“朝鮮之地，亦朕度內，朕何爭焉”，同意將鐵嶺以北，公嶮鎮（今朝鮮鹹鏡北道吉州）以南的“十處人民”讓給朝鮮。
1403年明朝設建州衛，以原來胡里改部首領阿哈出為指揮使，並使之招撫東部女真，特別是招撫圖們江南北的女真、斡朵里、兀良哈、兀狄哈等女真部落。明廷授猛哥帖木兒為建州衛（後改建州左衛）都指揮使，統轄斡朵里部，並新設毛憐衛，以統轄圖們江一帶的兀良哈部。建州、毛憐等衛的設定，為明朝經略綏芬河和烏蘇里江流域及其以東地區打開了通道。1406年，阿速江（烏蘇里江）、蘇木河、失里綿等處頭目來朝，明廷設定了阿速江、速平江（綏芬河）、蘇溫河等衛。隨後明廷又招撫了骨看兀狄哈等，設定了喜樂溫河衛和木陽河衛等，抑制了李朝的北進。所謂“帝（朱棣）於東隅置建州衛，是攏我咽喉，掣我右臂也”，反映了李朝上下慌恐不安的心理。於是李朝政府採取措施：一方面加強朝鮮半島東北面的防務；一方面對圖們江南北女真施加壓力，給以絕市的制裁。激起女真人強烈不滿，1409年女真“吾都里仇老、甫也寇雍丘站，殺擄男女十五人及其牛馬而去。”翌年八月，嫌真兀狄哈金文乃、葛多介等結斡朵里、兀良哈甲兵300餘騎，攻打慶源府，李朝兵馬使韓興寶戰死。李朝吉州察理使趙涓統兵進攻女真地區。得知兀狄哈金文乃、葛多介等已遠匿藏身，便將兵鋒指向兀良哈女真部落，進行突然襲擊。毛憐衛指揮把兒遜、阿古車等4人慘遭殺害，“縱兵殲其部族數百人，燔燒廬舍而還”，史稱“庚寅之變”。
1411年，猛哥帖木兒於四月率部西遷今輝發河一帶的鳳州與阿哈出部匯合。圖們江一帶的女真勢力大為削弱，迫於饑饉困擾，向朝鮮邊將求援鹽糧。一些斡朵里、兀良哈頭領，也先後歸順朝鮮，赴王京貢獻土物，朝鮮則力圖恢復對圖們江南岸一線的控制，重新建城設鎮。猛哥帖木兒西遷後，仍與圖們江一帶女真部落保持著密切聯繫。猛哥帖木兒部在鳳州居住13年,1423年又東遷阿木河，仍隸屬於明朝，又依附於朝鮮。
世宗時期
1433年朝鮮世宗發動婆豬江戰鬥，將鴨綠江、圖們江南的女真人據點全部摧毀。朝鮮在圖們江中下游南岸地區置東北六鎮。在鴨綠江東岸設立西北四郡，招募民夫修築邑城、設定鎮堡。沿圖們江，從會寧的禿山煙臺起，直至慶源訓戎鎮修築了數百里長城和數十個城堡（李朝長城），獎勵移民，動員南部人口向六鎮遷移，徹底有效支配圖們江南岸地區，圖們江隨之成為中、朝兩國東段邊界的界河。“新設四邑，我祖宗肇基之地，以豆滿江為界......豆滿江，天所以限彼我也。”
日本學者和田清說：“鹹鏡道地方原是元朝領土，為朝鮮逐漸吞併，特別是鹹北，更是在明朝以後才悄悄蠶食的，因此明朝主張對它持有主權，並試圖收回，也並非事出無因。”朝鮮大臣韓亨允曾向朝鮮中宗表示：“鹹鏡道本非我地，而於前朝避役之民，皆歸其地矣。 至我世宗朝，始設六鎮，而野人願托以生焉。”朝鮮大臣特進官尹熙平也曾向中宗表示：“鹹鏡道本非我國地也。”
世祖時期
朝鮮世祖李瑈推行更大的擴張政策，欲招服境外更遠的兀狄哈諸部。而浪孛兒罕所在的毛憐衛橫亘其間，不予配合，妨礙了世祖的擴張大計，使朝鮮與浪孛兒罕的矛盾急劇升溫。天順三年正月世祖以右議政申叔舟為鹹吉道都體察使，使命是招服中國境內的兀狄哈。三月申叔舟到會寧、鐘城，招集境內和近境的兀良哈斡朵里諸酋，傳達世祖之命，讓他們和兀狄哈和好，不要阻攔兀狄哈來朝。同時，“作書，譯以女真字”，派人送兀狄哈各部中，書中寫道：“惟我承天體道烈文英武王殿下，神武定難，撫臨東土，推誠待物，一視同仁，威惠遠著，東夷北狄，爭先納款，如蛾赴燭。……汝等勿生疑貳，勿慮路梗，亟來聽命。”申叔舟軟硬兼施也。可是，朝鮮近境兀良哈部酋長，即大明毛憐衛都督僉事浪孛兒罕，不赴約會，“獨孛兒罕辭病不赴”。朝鮮暗暗恨之。
八月，浪孛兒罕在朝鮮王宮當侍衛的兒子浪伊升哥，請假往吉州溫泉治病。他的妻兄則對朝鮮說：“伊升哥欲往中國，預備行裝有曰，今必因浴遂往父處”。女真人在朝鮮當侍衛，具有一定的人質性質，加之其父的邇來表現，世祖信以為真，認為“孛兒罕父子罪不可赦”，立即命令兵曹正郎吳伯昌，“往囚孛兒罕父子家小”。並且授計，召孛兒罕時勿單召，要“與酋長雜召之”。浪孛兒罕失去了警惕，與各部酋長應邀去了會寧，到後即遭綁囚。同時在各處遭到逮捕的浪氏家人還有：浪孛兒罕之子仇難、伊升哥、阿兒哥禿、無者、加麟應哈，女兒吐勞古，妻子其沙哥，仇難之子毛多哥、者邑哈，加麟應哈之子無同可。除二名女性，其他九人悉被斬誅。世祖還下令：“浪孛兒罕子及孫子逃者，隨獲隨斬”。一個月後，“又捕斬仇難子小童二人”。共斬殺浪氏三代十一人。
建州女真都督童剌難、指揮禿滿，最先就近向廣寧總兵官報告了此事，說：“聞朝鮮與野人戰勝，多所剿殺。不勝憤恨，欲借兵謀報。”同時，建州右衛都指揮佟火你赤、毛憐衛都指揮柳尚冬哈等，派遣火你赤之子廣失塔等,直赴北京，向中央奏報：“朝鮮誘殺孛兒罕等十六人。今欲聚速平江、喜樂溫、斡木河、西海等衛人馬六千，往朝鮮報仇。”另有女真人仇應時多，也於事發當年的十二月趕到北京，向皇帝告發“朝鮮國既殺浪孛兒罕等十七人，又執柳尚同介馱牛而去”。明英宗對女真人加以保護，對朝鮮國王加以訓誡。朝鮮世祖狡辯說，浪氏“世居我國境土”，並欲“謀叛”。明廷駁斥：“浪孛兒罕為都督僉事，是朝廷所授之職。雖稱謀構邊患，然亦未見形跡，而遽然殺之，是王自啟釁端！”還要朝鮮把拘捕的浪氏家族的其他成員，送到遼東都司，由朝廷再交阿比車團聚。
浪孛兒罕被殺之前，就感到了朝鮮的壓力。他從朝鮮富寧兵馬探路的舉動，看出朝鮮將要入侵。他“令妻子登山”躲避，並“分軍望候”。在他的影響下，“東良北無兒界舍地等處，野人不靖”。“童亡乃、金把兒歹、柳尚冬哈、金多弄哈、浪時哈、浪時帖具等在座，皆失色曰：孛兒罕受中國高職，年又老耄，請輕論”。浪氏被拘後,他們“或有持酒肉來訪孛兒罕者”。浪氏被害的當年冬天，“浪孛兒罕親黨火剌溫可昌哈，率千餘兵，欲犯邊”。“浪孛兒罕弟舍隱都哈及從弟佐化婁等請兵……欲聚兵報復,……東良北八九百里人聽從，謀欲犯邊”。第二年，天順四年（朝鮮世祖六年，1460），浪孛兒罕之子阿比車，“聚諸種一千五百餘人，正月二十曰來屯會寧長城外，毀木寨而入”。二十一曰，又“分道而入”。居住在朝鮮境內的不少女真人，也都以各種形式支持阿比車，“附賊”，更多的是率眾逃走，使朝鮮城堡失去屏障。
朝鮮世祖也曾一度自省，對鹹吉道官員說：“五鎮近境，彼人存撫有素。今因一失，舉兵剿殄，則兵連禍結，無時可解。勢合招撫安集。”可是他的自省只是一念之間，天順四年八月二十七至三十曰，申叔舟率步騎兵八千人分四路入侵女真，過圖們江後，在今吉林省海蘭河、布爾哈圖河一帶“剿殺四百三十餘級，焚盪室廬九百餘區，財產俱盡，殺獲牛馬千餘”。而女真人的頑強反抗，使朝鮮吉州牧使吳益昌率領的八百軍兵全部覆沒。
成宗時期
朝鮮太宗時期就與女真部落有貢賜關係，意圖控制他們，但明朝與圖們江南岸的女真部落也有從屬關係，這與朝鮮與當地部落的貢賜關係產生矛盾。朝鮮無法容忍圖們江南岸毛憐、建州等女真部落的兩屬狀態，但又無力與明朝對抗，於是轉而對女真人威逼利誘，賜予印信、糧食衣物，封以萬戶、千戶官職，在該地建立城寨、郡縣。明朝得知後責令朝鮮停止封賜女真的行為、放行女真酋長赴北京接受任命。朝鮮則陽奉陰違、暗地阻撓女真歸附明朝，明朝的羈縻政策與李朝的拓土方針互相牴牾。而建州女真地麵條件惡劣，單靠朝鮮朝廷的惠賜難以生存，因而在接受朝鮮官職的同時，仍不時縱兵入寇擄掠。
明朝同樣擔憂女真壯大。明成化三年（朝鮮成宗十二年，1467年），朝鮮軍大將康純、南怡、魚有沼率軍一萬，協同明軍掃蕩鴨綠江北岸的建州三衛（建州衛、左衛、右衛），斬殺建州衛首領李滿住、建州左衛首領董山。成化十五年（1479年），明朝再次對建州女出兵，朝鮮軍再次從征，射殺人畜、焚毀聚落。1491年派許琮過圖們江掃蕩女真兀狄哈部。
孝宗北伐
1636年的“丙子胡亂”之後，李淏和哥哥昭顯世子李溰 、弟弟麟坪大君李濬都被清軍擄到瀋陽，當了人質。清朝入主關內之後，1645年3月，久居滿清做人質的昭顯世子返回漢城，隨行清使勒令朝鮮仁祖李倧出城迎接。父迎子不合儒教禮法，且有承認清朝敕使代表天子的意思，所以朝鮮兩班朝臣士大夫心生忌恨。5月21日，昭顯世子暴斃於昌德宮中，死因有史料認為系被宮人在餌餅中下毒。李倧諱言此事，怕多爾袞深究，上報“病亡”。多爾袞雖覺得可疑，但在朝鮮使臣眾口一詞的“確係病殪”的說辭下，不得不信。6月7日，被多爾袞釋放的鳳林大君回到漢城。同年11月14日，清朝冊封李淏為朝鮮世子。1649年己丑五月十三日，仁祖大王去世，李淏即位於昌德宮之仁政門。
當時朝鮮君臣認為，“我朝三百年來，服事大明，其情其義，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再造之恩，自開闢以來，亦未聞於載籍者。宣祖大王所謂義則君臣，恩猶父子，實是真誠痛切語也”。朝鮮孝宗則以光復大明為己任，倡議北伐。
朝鮮孝宗北伐計畫：首先採取措施，擴軍備戰。駐漢城的都城御營廳軍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軍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編為騎兵。御營廳增加了大炮攻堅部隊，還計畫將守衛漢城的訓練都監軍增加10000名，御營廳軍增加20000名。由於財政困難，未能實現。孝宗時代，加快朝鮮宣祖時代出現的大同法的推行。大同法是指在朝鮮中期以後將貢物統一為米谷的納稅制度，客觀上加快了朝鮮國內貿易的興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孝宗時的宰相金堉大力主張推行大同法，對土地徵收附加稅。此法的實施證明對國家的歲入和對農民的境遇都極為有利。作為又一項增加收入的措施，他頒布一道命令，所有男子，甚至和尚，都要納稅以換取免服兵役。李朝君臣確信“胡人無百年之運”的儒家格言，將地震、彗星等自然災害視為清朝滅亡的徵兆，對南明、吳三桂和三藩、台灣鄭成功、準噶爾蒙古等反清勢力寄以厚望，準備派使臣渡海聯絡，策劃夾擊清朝。台灣明鄭王朝多次請日本聯合出師伐清復明，朝鮮對日鄭聯合樂觀其成，甚至建議“假道朝鮮，出送援兵”。1650年，李淏向清廷奏報以防禦日本為由擴軍備戰。清朝警覺到朝、日、南明聯手組成軍事同盟的危險，於是派遣密使前往朝鮮核實情況。結果查明朝鮮奏摺不實，順治帝下詔斥責朝鮮國王，罷其用事大臣。此為六使詰責事件。
朝鮮財政困難，軍備薄弱，北伐計畫沒有實施。而清朝1683年攻克台灣，南明勢力滅亡，清朝也進入康乾盛世，朝鮮孝宗北伐計畫徹底喪失實踐可能性。但朝鮮的北伐論者不想肯定中國在滿清統治下的文化和經濟先進性，以後還幾乎全面封鎖了對中國文化的引進。
肅宗時期
1673年三藩之亂爆發，朝鮮獲知的時候已是第二年。朝鮮人見吳三桂、鄭經、尚之信、耿精忠、蒙古等反清勢力，以為清朝危在旦夕，於是朝野躍躍欲試，紛紛上書強烈要求征伐清朝，趁機一雪仁祖以來的奇恥大辱。以尹鐫為首的主戰派上書國王朝鮮顯宗，力陳大義名分，主張聯合台灣鄭經，斷絕與清廷的關係、立即宣布北伐。認為有精兵十萬，糧餉充足，不出十日必然占據瀋陽，瀋陽既入我手，關內也是唾手可得。而領議政許積認為吳三桂擁立明朝後裔再造大明，以大義而言沒有不出兵伐清之理。即使以利害關係而言，一旦大明得以復興，朝鮮就無法為袖手旁觀的行為辯解。但是清國雖然疲於應付蜂起的叛軍，但是以軍事制服朝鮮還是綽綽有餘。一旦對方以數萬兵馬入侵朝鮮，屆時將如何對付？
儒生掀起北伐的輿論浪潮，當時全國的士子多傾向於北伐論，朝野被書生意氣沖昏頭腦。而許積的主張，得到新君朝鮮肅宗的肯定，肅宗禁止關於北伐的上書，轉而積極籌措本國的防禦，以防清國的戰火蔓延到境內。“我非無雪恥之心，奈何國小力弱，有心無力！”
肅宗朝以後，朝鮮逐漸從北伐的狂想中解脫。但是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北伐，朝鮮的政治人物都不約而同地標榜北伐的精神意義。
評價
遭遇多次外敵入侵之後，朝鮮朝廷面臨嚴峻的正統性危機。為維持政權存續，朝廷不斷拋出北伐論，帶動全民崇奉忠孝節義的典範，借這種紙上談兵、夢中鬥法的方式，強調本身存在的正統名分。然而此舉帶來了不良後果。基於北伐論的認識，朝鮮人長期以來不肯正面評價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幾乎全面排斥來自中國的先進文化。朝鮮王國往後閉門造車的歷史，此時已經顯露出端倪。
高宗時期
朝鮮高宗童年一天參加經筵3次，分別是早上7時至9時，中午11時至1時，下午2時至4時。高宗讀《孟子》“湯七十里，文王百里”時，慨然顧曰：“七十里、百里，猶可以為政於天下，況我國三千里乎！何以則能秣馬燕雲，洗祖宗之恥也（指丙子胡亂）？”
1869年、1870年朝鮮嚴重饑荒，許多朝鮮人渡過圖們江，前去中國東北的荒地開拓，此即中國朝鮮族的源頭之一。1882年，吉林將軍銘安與督辦吳大澄要求對越來越多的中國境內的朝鮮人進行戶口登記，並決定依“雲南苗人例”納入中國戶籍，分歸敦化、琿春兩地加以管理。但朝鮮高宗要求把這些人“刷還”——領回朝鮮。1883年，當時中國的敦化地方官致信朝鮮地方官員，要求“越墾流民……務於今秋采稼收割以後，即行依限回國”。但是朝鮮流民並未依規全部回國。1885年朝鮮高宗向清朝禮部提出：朝鮮人只是渡過了豆滿江（即圖們江），而沒有越過中朝界河土門江（指現今中國的海蘭江），所以請求不要“刷還”當地墾民。此為間島之爭的源頭。當年9月到11月，雙方第一次勘界，史稱“乙酉勘界”，朝方堅持圖們江和土門江是兩條江，界河圖們江是現今中國境內的海蘭江，所以談判沒有達成一致。經過乙酉、丁亥談判，中朝兩國在圖們江邊界問題上基本達成共識，懸而未決的只是在江源以哪條水為源頭的問題。朝鮮政府旋又否定兩次勘界的成果，要求重新勘界，被清堅拒。後來，清政府再三催促朝鮮政府就江源地段進行最後勘查，以便了結兩國邊界爭端。但是，朝鮮政府拒不派員並採取拖延戰術，以待有利時機。
甲午戰爭後，中朝關係的發展呈現出新的趨勢。中日《馬關條約》簽訂後，以國際法的形式撤消了清朝對朝鮮的宗主權，兩國由藩屬關係變為平等關係，打開了日本向朝鮮擴張的道路。朝鮮高宗在昌德宮秘宛舉行盛大的“獨立”慶典。兩年後的1897年10月，朝鮮進行光武改革，宣布成立大韓帝國，朝鮮國王改稱大韓帝國皇帝，趁清廷元氣大傷、實力減退之機，企圖依仗俄日兩國勢力，一舉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懸案”。中方通過外交談判解決邊界糾紛的努力終遭失敗，繼而兩國在朝鮮族聚集地區設立相應的地方行政機構以撫朝鮮移民，並各自行使行政權力，出現了“雙重統治”的局面。不僅如此，在兩國邊境地區甚至發生了武力衝突，使兩國關係一度極為惡化。
早在1889年，朝鮮政府即令平安北道觀察使在鴨綠江對岸東邊道地區非法設立28個面，分歸江界、楚山、慈城、厚昌四個郡，將中國固有領土劃歸朝鮮行政區域內。1897年，韓國政府任命徐相懋為“西邊界管理使”，以“保護”當地朝鮮人。1902年，韓國政府又在東邊道地區非法設立半官半民性質的“鄉約”組織，並任命議政府參贊李容泰為“鄉約長”，徐相懋為“副鄉約長”。1903年3月，徐相懋率30餘名持帶槍械者非法越江，輾轉東邊道地方，清查越墾朝鮮人戶口，勒索錢財，征租收稅，並大肆燒殺搶掠，遭到中方的嚴正抗議。在延邊地區，1903年9月韓國政府非法任命李范允為“北間島管理使”，並通過外交途徑正式照會清使許台身。1904年4月，大韓帝國的“墾島保護使”李范允帶領著五、六千士兵渡過圖們江，有恃無恐地越江進入和龍峪撫墾局轄境，侵入中國內陸100多里地，公然傳示朝鮮墾民，並“擅自設約編丁，拿犯科稅”，私募壯丁組織軍隊（私炮隊），自封朝鮮墾民生命財產的保護使，陰謀大舉進犯，占領延邊。至1904年1月末，李范允已從在中國邊境地帶居住的朝鮮墾民中斂錢十數萬兩，購買槍枝500支，抽練兵丁千餘名，並在鐘城設立炮營，組成私炮隊，聘請俄人為教官。與此同時，自1904年2月起，李范允率私炮隊大舉侵犯中國邊境，與胡殿甲率領的吉強軍發生多次武裝衝突，並遭到沉重的打擊。清朝的延吉廳同知陳作彥也予以痛擊，韓國人大敗而歸。於是，朝鮮地方軍政官員在用武力侵占延邊的陰謀失敗的情況下，主動提出議和。雙方圍繞著朝鮮越墾民的管轄權及邊界衝突問題，進行迭次磋商，最終於1904年7月13日簽訂了《中韓邊界善後章程》，明確規定朝方應“趕緊禁止在邊騷擾”，中方不承認“李視察管理北墾島”，在尚未正式確定兩國邊界、“仍候兩國政府派員會勘”的情況下，規定“古間島即光霽峪假江地，向準鐘城韓民租種，今仍循舊辦理”。自此，歷時20餘年的中朝邊界爭端與衝突暫告一段落，兩國邊境較前大為安定，但是也為日後中朝邊界爭端的復起埋下了隱患。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後，俄軍敗勢日見，自顧不暇，無力支持李范允侵擾中國邊境。沙俄最終戰敗後，李范允也只得隨從沙俄軍隊逃往俄國。1905年，日本強迫韓國簽訂了《乙巳保護條約》，大韓帝國的外交權被剝奪，成為日本保護國，間島之爭也隨之由中韓糾紛變為中日糾紛。
文人觀點
成海應和韓元震都認為朝鮮北伐時應分為水陸兩路，水路在山東半島登入，直搗京津地區，而陸路則從遼東攻擊山海關。所以成海應強調，朝鮮只有占據了遼東，才能與清朝決戰於北京城下。丁若鏞認為遼東不是像朝鮮這樣“願順不武之邦”所能守得住的，而且自明朝定都北京，中國政治重心北移以後，朝鮮要想占有遼東也變得更加不可能。此外，他還強調：“且我邦地勢，北以二河為界，豆滿及鴨綠，三面環以海水，疆場之制，渾然天成，得遼東反為贅也。何為恨之哉！”但是他也不能完全放棄占有這一地區的願望。所以他接著說：“雖然，苟使國富而兵強，一朝有抗衡天下之志，而欲窺中原一步者，非先得遼東，不可為也。不然，西得遼東，東平女真，北拓境上，窮黑龍之源，而右與蒙古抗，斯足為大國，亦一快也。”
成海應主張北伐成功後，可擁立明朝皇室後裔為帝，然後朝鮮退守東藩。而同樣對北伐十分熱心的韓元震，則主張朝鮮應該利用北伐的機會控制天下。李重煥在《擇里志》中提及朝鮮民間流傳的一個說法：蒙古、女真等都曾入主中原，只有朝鮮不能，是因為朝鮮版圖像個老人，向西而坐，有拱揖中國之勢，所以自古忠順於中國，而且朝鮮無千里之江河，百里之平原，所以不生偉人，不足以有所作為。這間接反映了一部分朝鮮人對入主中原的渴望。
李種徽認為清朝倒台後必然退回滿洲，路上會路過朝鮮，對朝鮮構成威脅，朝鮮應主動出擊占領遼東，“我取諸女真耳。我與女真。何親疏於中國哉。”
第二次鴉片戰爭和太平天國時期“北伐論”又成為朝鮮士大夫討論的焦點之一。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申箕善主張北伐成功後擁立明朝皇室後裔光復大明。金平默指出，如果朝鮮孝宗當年北伐成功，則將是孝宗稱帝，而不是復興明朝。不僅孝宗時是這樣，當前也是如此，朝鮮人應該有此種覺悟，儘早朝著這一方向努力。光緒年間，呂運亨的祖父呂圭信向政府建議進行北伐，並為此四處奔走，在因此被流放到平安道的深山中之後，仍每天研讀兵書和算學。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取勝之後，韓國人也希望經過十年的努力成為富強的國家，擊敗中國，迫其割讓遼東和整個東北地區，賠償八億元。日俄戰爭前夕，李沂希望日本控制東北地區後，將其劃為三部分，東部歸日本，西部歸中國，南部歸韓國。因為韓國地小民寡，不能形成均勢，不利於東亞和平大局。
1905年前後，朝鮮愛國文化啟蒙運動興起，史學成為啟蒙思想家樹立民族主義的重要工具。申采浩、朴殷植等早期民族史學家，以北方的高句麗為中心，重新構築韓國的歷史體系，提倡北方史觀，從而也影響到對中國的認識。他們將中國作為韓民族的對立面。在領土問題上，他們更渴望占有中國東北地區。張志淵感嘆：“自遼、金、蒙古以來，箕、高舊疆不復收入版圖，至使聖祖陵寢、發祥之地淪在異域，豈不為志士無窮之恨歟？”申采浩認為“韓民族得滿洲，韓民族則強盛；他民族得滿洲，韓民族即劣退”。提出“高句麗舊疆收復”論。而且，他認為韓民族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上古從北方向南發展，而中古以後從南方向北發展，沿著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將來一定能收復高句麗舊疆，重光檀君遺史。另一方面，將古朝鮮和高句麗形容為古羅馬那樣的大帝國，並將匈奴、女真（滿洲族）、蒙古、鮮卑等都視為同族，強調朝鮮族對漢族侵略和殖民的“光榮史”，作為喚起韓國人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