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3年進入東印度公司任職，此後便以公務生涯為職，直到東印度公司在1856年解散為止，這樣的公務生涯，使得他成年這段時間有大量的時間從事思想工作。總吉他的學習生涯，沒有玩伴、沒有嬉戲，只有書籍和父親的話語，這樣的生活在1826年出了問題，在那一年他進入了一種精神危機的狀態，在這段時間裡他不斷思索作為一個人的價值何在，並且從華滋華斯（Wordsworth，1770-1850）的詩中得到一些啟發，兩年後精神危機慢慢過去，他的思想也就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並且開始大幅修正原來的效益主義觀。在生活方面的突出之處在於他開始大量閱讀具有不同觀點人士的著作，例如英國浪漫派的哲學家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與聖西蒙（Saint-Simon，1760-1825）等等；在對民主政治的討論上，他受到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很大的影響。
感情生活
當然影響他成熟時期最大的是他與Harriet Taylor（1852年之後成為Harriet Taylor Mill）長達20年的相互愛戀以及6年的婚姻生活，在密爾人生的幾個階段里，值得注意的是每個階段都有一個對話者（speaking role，J. M. Robson語），從早期他的父親James Mill，1830年之後是Harriet Taylor，到1858年之則由Helen Taylor（Harriet之女）取代，這些人的思想與行動當然也影響密爾甚巨。密爾對於現狀的不滿多少來自於HarrietTaylor的影響，特別是結婚之後，密爾的公開活動一度變得很少，在兩人思想的激盪下，密爾的重要著作有許多都在此時出現。Taylor的思想不僅在當時非常的前衛，即便是放在當今的時空下，她的若干看法比起許多的女性主義者也不遑多讓。例如她反對愛情，因為愛情奴役了女性；對基督教的反對，因為它造成了個人解放的障礙，形成了社會專制；對於社會主義的關注，使得密爾重新思索了公平正義的問題，這些在密爾的著作中都不難發現其蹤跡（Hamburger，1999：23-30）。也正由於她對於密爾的重大影響，當我們去檢視密爾著作中關於人的理想概念的同時，也不能忽略了她作為一個密爾的典範所產生的作用。
約翰·穆勒
創作高峰期
在這段戀愛與婚姻的前後，正是密爾著作發表的高峰期，包括了《邏輯體系》 （A System of Logic，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1843）、《政治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s to social philosophy，1848）、《論自由》（On Liberty，1859）、《論代議制政府》（1861）、《效益主義》（Utilitarianism，1861）、《女性的屈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與《論社會主義》（Charters on Socialism，1876）等等。密爾晚年並且曾經擔任過一任的國會議員（1865-8），任內為改革法案與勞動階級的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並且極力參與政治與社會改革工作，從某個程度講，他的人格與他的理論幾乎毫無扞格，這是其一生的寫照。
其心理學思想散見於《邏輯學體系》（A System of Logic，1843）、《對漢密爾敦的審查》（Examinations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1865）和《對詹姆士·穆勒心理學的詮釋》（1869）等，最後這部著作是他和貝因等合著的。約翰·穆勒認為心理學應該是一門獨立的科學，它的任務是發現各種心理狀態間的規律。同時他還指出心理學應從心理現象自身出發進行研究，不必藉助於生理學。這種言論從其實質來說，是反對從唯物論出發研究心理的生理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