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殖列傳》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創作的一篇文言文，收錄於《史記》中。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
西漢初年中國第一次全方位套用道家理論治國，產生了大漢第一盛世――文景之治，《貨殖列傳》中關於道家的“低流之水”的市場機制，其有關理論和實踐情況主要記述在《淮南子》、《史記》、《漢書》等道家諸書與史書中。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第一篇就講述了市場自我調節的例子：東南西北方的物產各不一樣，北有氂牛，西有畜牧，東有漁鹽，南有木材，那么這些東西都是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北方也要用木材，南方也要用皮毛，那怎么辦呢？司馬遷說：“這難道還需要官府發布政令，徵發百姓限期會集嗎？人們能各憑其能，各竭其力，各滿其欲。所以，賤貨能貴賣，貴物能賤買。人們各經其業，各從其事，就像水往低處流那樣，日夜無休，不招自來買賣，不求自出交易。這符合大道，也是自然調節的證明。”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貨殖列傳
- 創作年代：西漢
- 作品出處：《史記》
- 文學體裁：傳
- 作者：司馬遷
簡介,原文,索隱述贊,譯文,內容分析,藝術特色,後世評價,作者簡介,
簡介
出自《史記》卷一百二十九、列傳第六十九。這是專門記敘從事“貨殖”活動的傑出人物的類傳。也是反映司馬遷經濟思想和物質觀的重要篇章。“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而言。即利用貨物的生產與交換，進行商業活動，從中生財求利。司馬遷所指的貨殖，還包括各種手工業，以及農、牧、漁、礦山、冶煉等行業的經營在內。翦伯贊曾高度評價司馬遷“以銳利的眼光，注視著社會經濟方面，而寫成其有名的《貨殖列傳》”。錢鐘書在論及司馬遷這篇《貨殖列傳》時說：“當世法國史家深非史之為‘大事記’體者，專載朝政軍事，而忽諸民生日用；馬遷傳《遊俠》已屬破格，然尚以傳人為主，此篇則全非‘大事記’、‘人物誌’，於新史學不啻乎辟鴻蒙矣。”（《管錐編·史記會注考證》）總之，史學界公認：“歷史思想及於經濟，是書蓋為創舉。”
貨殖列傳
貨殖列傳原文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勢能之榮。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
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 ，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埶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谷，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予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谷；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烏氏倮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馬牛。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台。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
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及秦文、德、繆居雍，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昭治鹹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姜、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襃斜綰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氣，任俠為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溫、軹西賈上黨，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慷慨，起則相隨椎剽，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遍諸侯。
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
司馬遷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采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眾斗，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
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眾，儉嗇，畏罪遠邪。及其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乾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滷，領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
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鑄幣，任俠併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者，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閒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坑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鬥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谷；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谷糶千鐘，薪 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髤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糵麴鹽豉千答，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齗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鐘，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貨幣
貨幣宣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塞之斥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亦巨萬。
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掘業，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
索隱述贊
譯文
太行山以西饒有木材、竹子、楮木、野麻、旄牛尾和玉石，太行山以東多出魚、鹽、漆、絲和音樂、美女，江南盛產楠木、梓木、生薑、木犀、金、錫、鉛礦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璣、獸角、皮革，龍門山、碣石山以北廣產馬、牛、羊、毛氈、毛皮和獸筋、獸角，銅、鐵則往往在千里山巒中布滿，如同擺滿棋子的棋盤一般。這還僅僅是物產分布的大概情況。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愛的，是百姓們衣著飲食與養生送死所必備的東西。所以，人們依賴農民耕種來供給他們食物，虞人開出木材來（供給他們使用），工匠做成器皿來（供他們的所需），商人輸通這些財物（供他們選購）。這哪裡是因為國家頒布了政令來要求才做到的呢？人們各自以自己的才能來行事，竭儘自己的力量，以此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品價格低廉，商人就會把商品銷售到可以貴賣的地方;物品價格昂貴，商人就會從價格低廉的地方運來銷售。各自勤勉而致力於他們的本業，樂於從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處流，日日夜夜而永無休止，他們不待召喚自己就趕來，物產不須徵求而百姓們自己就生產出來。這難道不是合乎規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證明嗎？
《周書》上說：“農民不生產出來糧食，食物就要匱乏，工匠不生產
出器物，勞動與生活就要陷於困厄，商人不進行流通，那么糧食、器物、財富就要斷絕，虞人不開發山澤，資源就會缺少。”反過來，資源缺少，山澤也就不能重新得到開發。這四種行業，是人民衣著食物的源泉。源泉廣闊，就會富饒起來；源泉窄小，就會貧窮下去。它們對上可以使國家富強，對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貧富的形成，沒有人能給予他們，也沒有人能剝奪他們，只是聰明的人能使財富有餘，愚蠢的人只能使財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呂望被封在營丘，那裡的土地本來是鹽鹼地，人口稀少，於是姜太公就鼓勵女子紡織，極力提倡工藝技巧，把魚、鹽運到別處去銷售。這樣，其他地方的人民歸附於他，貨物也源源不斷地運來了，象錢串一般，絡繹不絕，又如車輻一般，向這裡集中。所以，齊國生產的帽子、帶子，衣服、鞋子暢銷天下，從海濱到泰山之間的諸侯都整好衣袖來齊國朝拜。此後，齊國中經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業，設立調整物價的九個官府，而齊桓公因此能夠稱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會諸侯，匡正了整個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築了三歸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財富卻勝於列國的君王。從此，齊國又富強起來，一直持續到齊威王、齊宣王時期。
白話
白話所以說：“倉庫充實了，百姓才能懂得禮節，衣食豐富了，百姓才知道榮耀與恥辱。”禮儀產生於富有而廢棄於貧窮。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歡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適當的地方。潭淵深了，裡面就會有魚，山林深了，野獸就會到那裡去，人民富了，仁義也就歸附於他們了。富有者得勢，越加顯赫；失勢了，客人也就沒有去處，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諺語說：“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會因犯法而死於市井。”這並不是空話。所以說：“天下之人，熙熙壤壤；為利而來，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車的天子，有萬家封地的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擔心貧窮，何況編在戶口冊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從前，越王勾踐被圍困在會稽山上，於是任用范蠡、計然。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戰備；了解貨物何時為人需求購用，才算懂得商品貨物。善於將時與用二者相對照，那么各種貨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歲在金時，就豐收；歲在水時，就歉收；歲在木時，就饑饉；歲在火時，就乾旱。旱時，就要備船以待澇；澇時，就要備車以待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的規律。一般說來，六年一豐收，六年一乾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饑荒。出售糧食，每斗價格二十錢，農民會受損害；每斗價格九十錢，商人要受損失。商人受損失，錢財就不能流通到社會；農民受損害，田地就要荒蕪。糧價每斗價格最高不超過八十錢，最低不少於三十錢，那么農民和商人都能得利。糧食平價出售，並平抑調整其他物價，關卡稅收和市場供應都不缺乏，這是治國之道。至於積貯貨物，應當務求貨物的完好牢靠，不要使用需要支付利息的錢。買賣貨物，凡屬容易腐敗和腐蝕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險囤居以求高價。研究商品過剩或短缺的情況，就會懂得物價漲跌的道理。物價貴到極點，就會返歸於賤；物價賤到極點，就要返歸於貴。當貨物貴到極點時，要及時賣出，視同糞土；當貨物賤到極點時，要及時購進，視同珠寶。貨物錢幣的流通周轉要如同流水那樣。”勾踐照計然策略治國十年，越國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買兵士，使兵士們衝鋒陷陣，不顧箭射石擊，就像口渴時求得飲水那樣，終於報仇雪恥，滅掉吳國，繼而耀武揚威於中原，號稱“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協助越王洗雪了會稽被困之恥，便長嘆道：“計然的策略有七條，越國只用了其中五條，就實現了雪恥的願望。既然施用於治國很有效，我要把它用於治家。”於是，他便乘坐小船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改名叫鴟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朱公認為陶邑居於天下中心，與各地諸侯國四通八達，交流貨物十分便利。於是就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與時逐利，而不責求他人。所以，善於經營致富的人，要能擇用賢人並把握時機。十九年期間，他三次賺得千金之財，兩次分散給貧窮的朋友和遠房同姓的兄弟。這就是所謂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范蠡後來年老力衰而聽憑子孫，子孫繼承了他的事業並有所發展，終致有了巨萬家財。所以，後世談論富翁時，都稱頌陶朱公。
子貢曾在孔子那裡學習，離開後到衛國做官，又利用賣貴買賤的方法在曹國和魯國之間經商，孔門七十多個高徒之中，端木賜（即子貢）最為富有。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憲窮得連糟糠都吃不飽，隱居在簡陋的小巷子裡。而子貢卻乘坐四馬並轡齊頭牽引的車子，攜帶束帛厚禮去訪問、饋贈諸侯，所到之處，國君與他只行賓主之禮，不行君臣之禮。使孔子得以名揚天下的原因，是由於有子貢在人前人後輔助他。這就是所謂得到形勢之助而使名聲更加顯著吧？
白圭是西周人。當魏文侯在位時，李克正致力於開發土地資源，而白圭卻喜歡觀察市場行情和年景豐歉的變化，所以當貨物過剩低價拋售時，他就收購；當貨物不足高價索求時，他就出售。穀物成熟時，他買進糧食，出售絲、漆；蠶繭結成時，他買進絹帛綿絮，出售糧食。他了解，太歲在卯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他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要增長錢財收入，他便收購質次的穀物；要增長穀子石斗的容量，他便去買上等的穀物。他能不講究吃喝，控制嗜好，節省穿戴，與雇用的奴僕同甘共苦，捕捉賺錢的時機就像猛獸猛禽捕捉食物那樣迅捷。因此他說：“我乾經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呂尚籌劃謀略，孫子、吳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變法那樣。所以，如果一個人的智慧夠不上隨機應變，勇氣夠不上果敢決斷，仁德不能夠正確取捨，強健不能夠有所堅守，雖然他想學習我的經商致富之術，我終究不會教給他的。”因而，天下人談論經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白圭大概是有所嘗試，嘗試而能有所成就，這不是馬虎隨便行事就能成的。
烏氏倮經營畜牧業，等到牲畜繁殖眾多之時，便全部賣掉，再購求各種奇異之物和絲織品，暗中獻給戎王。戎王以十倍於所獻物品的東西償還給他，送他牲畜，牲畜多到以山谷為單位來計算牛馬的數量。秦始皇詔令烏氏倮位與封君同列，按規定時間同諸大臣進宮朝拜。而巴郡寡婦清的先祖自得到硃砂礦，竟獨攬其利達好幾代人，家產也多得不計其數。清是個寡婦，能守住先人的家業，用錢財來保護自己，不被別人侵犯。秦始皇認為她是個貞婦而以客禮對待她，還為她修築了女懷清台。烏氏倮不過是個邊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婦清是個窮鄉僻壤的寡婦，卻能與皇帝分庭抗禮，名揚天下，這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富有嗎？
漢朝興起，天下統一，便開放關卡要道，解除開採山澤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賈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貨物無不暢通，他們的欲望都能滿足，漢朝政府又遷徙豪傑、諸侯和大戶人家到京城。
關中地區從汧、雍二縣以東至黃河、華山，膏壤沃野方圓千里。從有虞氏、夏後氏實行貢賦時起就把這裡作為上等田地，後來公劉遷居到邠，周太王、王季遷居岐山，文王興建豐邑，武王治理鎬京，因而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遺風，喜好農事，種植五穀，重視土地的價值，把做壞事看得很嚴重。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這裡地處隴、蜀貨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秦獻公遷居櫟邑，櫟邑北御戎狄，東通三晉，也有許多大商人。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鹹陽，漢朝藉此做為都城；長安附近的諸陵，四方人、物輻湊集中於此，地方很小，人口又多，所以當地百姓越來越玩弄奇巧，從事商業。關中地區以南則有巴郡、蜀郡。巴蜀地區也是一片沃野，盛產梔子、生薑、硃砂、石材、銅、鐵和竹木之類的器具。南邊抵禦滇、僰，僰地多出僮僕。西邊鄰近邛、笮，笮地出產馬和旄牛。然而巴蜀地區四周閉塞，有千里棧道，與關中無處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聯四方道路，用多餘之物來交換短缺之物。天水、隴西、北地和上郡與關中風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業居天下首位。可是這裡地勢險要，只有京城長安要約其通道。所以，整個關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過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計算這裡的財富，卻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時，唐堯定都河東晉陽，殷人定都河內殷墟，東周定都河南洛陽。河東、河內與河南這三地居於天下的中心，好像鼎的三個足，是帝王們更迭建都的地方，建國各有數百年乃至上千年，這裡土地狹小，人口眾多，是各國諸侯集中聚會之處，所以當地民俗為小氣儉省，熟悉世故。楊與平陽兩邑人民，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區經商，向北可到種、代地區經商。種、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屢次遭受掠奪。人民崇尚強直、好勝，以扶弱抑強為己任，不願從事農商諸業。但因鄰近北方夷狄，軍隊經常往來，中原運輸來的物資，時有剩餘。當地人民強悍而不務耕耘，從三家尚未分晉之時就已經對其慓悍感到憂慮，而到趙武靈王時就更加助長了這種風氣，當地習俗仍帶有趙國的遺風。所以楊和平陽兩地的人民經營馳逐於其間，能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溫、軹地區的人民向西可到上黨地區經商，向北可到趙、中山一帶經商。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帶還有紂王留下的殷人後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機取巧度日謀生。男子們常相聚遊戲玩耍，慷慨悲聲歌唱，白天糾合一起殺人搶劫，晚上挖墳盜墓、製作贗品、私鑄錢幣；多有美色男子，去當歌舞藝人。女子們常彈奏琴瑟，拖著鞋子，到處遊走，向權貴富豪獻媚討好，有的被納入後宮，遍及諸侯之家。
燕國故都薊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間的一個都市。南面通齊、趙，東北面與胡人交界。從上谷到遼東一帶，地方遙遠，人口稀少，屢次遭侵擾，民俗大致與趙、代地區相似，而百姓迅速捷兇悍，不愛思考問題，當地盛產魚、鹽、棗、栗。北面鄰近烏桓、夫余，東面處於控扼穢貊、朝鮮、真番的有利地位。洛陽東去可到齊、魯經商，南去可到梁、楚經商。所以泰山南部是魯國故地，北部是齊國故地。齊地被山海環抱，方圓千里一片沃土，適宜種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絲稠、布帛和魚鹽。臨淄也是東海與泰山之間的一個都市。當地民俗從容寬厚，通情達理，而又足智多謀，愛發議論，鄉土觀念很重，不易浮動外流，怯於聚眾鬥毆，而敢於暗中傷人，所以常有劫奪別人財物者，這是大國的風尚。這裡士、農、工、商、賈五民俱備。而鄒、魯兩地濱臨洙水、泗水，還保存著周公傳留的風尚，民俗喜好儒術，講究禮儀，所以當地百姓小心拘謹。頗多經營桑麻產業，而沒有山林水澤的資源。土地少，人口多，人們節儉吝嗇，害怕犯罪，遠避邪惡。等到衰敗之時，人們愛好經商追逐財利，比周地百姓還厲害。從鴻溝以東，芒山、碭山以北，直到巨野，這是過去梁、宋的地方。陶邑、睢陽也是都會。以前，唐堯興起於成陽，虞舜在雷澤打過魚，商湯曾定都於毫。這裡的民俗還存有先王遺風，寬厚莊重，君子很多，
喜好農事，雖然沒有富饒的山河物產，人們卻能省吃儉用，以求得財富的積蓄。越、楚地帶有西楚、東楚和南楚三個地區的不同風俗。從淮北沛郡到陳郡、汝南、南郡，這是西楚地區。這裡民俗慓悍輕捷，容易發怒，土地貧瘠，少有蓄積。江陵原為楚國國都，西通巫縣、巴郡，東有雲夢，物產富饒。陳在楚、夏交接之處，流通魚鹽貨物，居民多經商。徐、僮、取慮一帶的居民清廉苛嚴，信守諾言。彭城以東，包括東海、吳、廣陵一帶，這是東楚地區。這裡風俗與徐、僮一帶相似。朐、繒以北，風俗與齊地相同。浙江以南風俗與越地相同。吳地從吳王闔閭、楚春申君和漢初吳王劉濞招致天下喜好遊說的子弟以來，東有豐富的海鹽，以及章山的銅礦，三江五湖的資源，也是江東的一個都市。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一帶是南楚地區。這裡風俗與西楚地區大體相似。楚失郢都後，遷都壽春，壽春也是一個都市。而合肥縣南有長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鮑魚、木材匯聚之地。因與閩中、于越習俗混雜，所以南楚居民善於辭令，說話乖巧，少有信用。江南地方地勢低下，氣候潮濕，男子壽命不長。竹木很多。豫章出產黃金，長沙出產鉛、錫。但礦產蘊藏量極為有限，開採所得不足以抵償支出費用。九疑山、蒼梧以南至儋耳，與江南風俗大體相同，其中混雜著許多楊越風俗。番禺也是當地的一個都市，是珠璣、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類的集中地。潁川、南陽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夏人為政崇尚忠厚樸實，還有先王傳留下來的風尚。潁川人敦厚老實。秦朝末年，曾經遷徙不法之民到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面臨漢水、長江、淮水。宛也是一個都市。當地民俗混雜，好事。多以經商為業。居民以抑強扶弱為己任，與潁川地區相交往，所以直到現在還被稱做“夏人”。天下物產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間習俗各有不同，山東地區吃海鹽，山西地區吃池鹽，嶺南和大漠以北本來也有許多地方出產鹽，這方面情況大體如此。
財經
財經總而言之，楚越地區，地廣人稀，以稻米為飯，以魚類為菜，刀耕火種，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須從外地購買，便能自給自足。地形有利，食物豐足，沒有饑饉之患，因此人們苟且偷生，沒有積蓄，多為貧窮人家。所以，江淮以南既無挨餓受凍之人，也無千金富戶。沂水、泗水以北地區，適合種植五穀桑麻，飼養六畜，地少人多，屢次遭受水旱災害，百姓喜好積蓄財物，所以秦、夏、梁、魯地區勤於農業而重視勞力。三河地區以及宛、陳等地也是這樣，再加上經商貿易。齊、趙地區的居民聰明靈巧，靠投機求財利。燕、代地區的居民能種田、畜牧，並且養蠶。
由此看來，賢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謀劃策，論辯爭議，忠於信仰堅守原則隱居在岩穴之中的士人中具有很高名望者，他們究竟都是為著什麼呢？還是為了增厚自己的財富。因此，為官清廉就能長久做官，時間長了，便會更加富有；商人買賣公道，營業發達，就能多賺錢而致富。求富，是人們的本性，用不著學習，就都會去追求。所以，壯士在軍隊中，打仗時攻城先登，遇敵時衝鋒陷陣，斬將奪旗，冒著箭射石擊，不避赴湯蹈火，艱難險阻，是因為重賞的驅使。那些住在鄉里的青少年，殺人埋屍，攔路搶劫，盜掘墳墓，私鑄錢幣，偽托俠義，侵吞霸占，藉助同夥，圖報私仇，暗中追逐掠奪，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馬賓士，其實都是為了錢財罷了。如今趙國、鄭國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彈著琴瑟，舞動長袖，踩著輕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遠千里，不擇年老年少，招來男人，也是為財利而奔忙。遊手好閒的貴族公子，帽子寶劍裝飾講究，外出時車輛馬匹成排結隊，也是為大擺富貴的架子。獵人漁夫，起早貪黑，冒著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獸傷害，為的是獲得各種野味。進出賭場，鬥雞走狗，個個爭得面紅耳赤，自我誇耀，必定要爭取勝利，是因為重視輸贏。醫生方士及各種靠技藝謀生的人，勞神過度，極盡其能，是為了得到更多的報酬。官府吏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偽造文書，不避斫腳殺頭，這是由於陷沒在他人的賄賂之中。至於農、工、商、賈儲蓄增殖，原本就是為了謀求增添個人的財富。如此絞盡腦汁，用盡力量地索取，終究是為了不遺餘力地爭奪財物。
諺語說：“販柴的不出一百里，販糧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種植穀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種樹木；住上百年，就應招來德行。所謂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財物。現在有些人，沒有官職俸祿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歡樂富有，可與有官爵者相比，被稱做“素封”。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稅，每戶每年繳入二百錢。享有千戶的封君，每年租稅收入可達二十萬錢，朝拜天子、訪問諸侯和祭祀饋贈，都要從這裡開支。普通百姓如農、工、商、賈，家有一萬錢，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錢，擁有一百萬錢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萬錢，而更徭租賦的費用要從這裡支出。這種人家，就能隨心所欲地吃喝玩樂了。所以說陸地牧馬五十匹，養牛一百六、七十頭，養羊二百五十隻，草澤里養豬二百五十口，水中占有年產魚一千石的魚塘，山里擁有成材大樹一千株。安邑有千株棗樹；燕、秦有千株栗子樹；蜀郡、漢水、江陵地區有千株橘樹；淮北、常山以南和黃河、濟水之間有千株楸樹；陳、夏有千畝漆樹；齊、魯有千畝桑麻；渭川有千畝竹子；還有名揚國內、萬戶人家的都城，郊外有畝產一鐘的千畝良田，或者千畝梔子、茜草，千畦生薑、韭菜：諸如此類的人，其財富都可與千戶侯的財富相等。然而這些成為富足的資本，人們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勞而獲，身有處士之名，而取用豐足。至於那些貧窮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兒女瘦弱不堪，逢年過節無錢祭祀祖宗鬼神、贈人路費、聚集飲食，吃喝穿戴都難以自足，如此貧困，還不感到羞愧，那就沒有什麼可比擬的了。所以，沒有錢財只能出賣勞力，稍有錢財便玩弄智巧，已經富足便爭時逐利，這是常理。如今謀求生計，誰能不冒生命危險，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應受到賢人的鼓勵。所以，靠從事農業生產而致富為上，靠從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違法而致富是最低下的。沒有隱居岩穴卻有著奇士的行為，而長期處於貧賤地位，妄談仁義，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是編戶的百姓，對於財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會低聲下氣，多出百倍的就會懼怕人家，多出千倍的就會被人役使，多出萬倍的就會為人奴僕，這是事物的常理。要從貧窮達到富有，務農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刺繡織綿不如倚門賣笑，這裡所說的經商末業，是窮人致富憑藉的手段。在交通發達的大都市，每年釀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飲漿，屠宰一千張牛羊豬皮，販賣一千鐘穀物，一千車柴草，總長千丈的船隻，一千株木材，一萬棵竹竿，一百輛馬車，一千輛牛車，一千件塗漆木器，一千鈞銅器，一千擔原色木器、鐵器及染料，二百匹馬，二百五十頭牛，一千隻豬羊，一百個奴隸，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鈞綿絮、細布，一千匹彩色絲綢，一千擔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麴、鹽豆豉，一千斤鮐魚、鮆魚，一千石小雜魚，一千鈞醃鹹魚，三千石棗子、粟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羊皮衣，一千條毛氈毯，以及一千種水果蔬菜，還有一千貫放高利貸的資金，促成牲畜交易的掮客頭子，貪心的取交易額的三分之一作為佣錢，廉正的取五分之一作為佣錢，這一類人也可與千乘之家相比，這是大概的情況。至於其他雜業，如果利潤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說的好的致富行業。
請讓我簡略說明當代千里範圍內那些賢能者之所以能夠致富的情況，以便使後世的人得以考察選擇。蜀地卓氏的祖先是趙國人，靠冶鐵致富。秦國擊敗趙國時，遷徙卓氏，卓氏被虜掠，只有他們夫妻二人推著車子，去往遷徙地方。其他同時被遷徙的人，稍有多餘錢財，便爭著送給主事的官吏，央求遷徙到近處，近處是在葭萌縣。只有卓氏說：“葭萌地方狹小，土地瘠薄，我聽說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長著大芋頭，形狀象蹲伏的鴟鳥，人到死也不會挨餓。那裡的百姓善於交易，容易做買賣。”於是就要求遷到遠處，結果被遷移到臨邛，他非常高興，就在有鐵礦的山裡熔鐵鑄械，用心籌劃計算，財勢壓倒滇蜀地區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僕多達一千人。他在田園水池盡享射獵遊玩之樂，可以比得上國君。程鄭是從太行山以東遷徙來的降民，也經營冶鑄業，常把鐵器製品賣給西南地區少數民族，他的財富與卓氏相等，與卓氏同住在臨邛。宛縣孔氏的先祖是梁國人，以冶鐵為業。秦國攻伐魏國後，把孔氏遷到南陽。他便大規模地經營冶鑄業，並規劃開闢魚塘養魚，車馬成群結隊，並經常游訪諸侯，藉此牟取經商發財的便利，博得了游閒公子樂施好賜的美名。然而他贏利很多，大大超出施捨花費的那點錢，勝過吝嗇小氣的商人，家中財富多達數千金，所以，南陽人做生意全部效法孔氏的從容穩重和舉止大方。魯地民俗節儉吝嗇，而曹邴氏尤為突出，他靠冶鐵起家，財富多達幾萬錢。然而，他家父兄子孫都遵守這樣的家規：低頭抬頭都要有所得，一舉一動都要不忘利。他家租賃、放債、做買賣遍及各地。由於這個緣故，鄒魯地區有很多人丟棄儒學而追求發財，這是受曹邴氏的影響。齊地風俗是鄙視奴僕，而刀間卻偏偏重視他們。兇惡狡猾的奴僕是人們所擔憂的，唯有刀間收留使用，讓他們追逐漁鹽商業上的利益，或者讓他們乘坐成隊的車馬，去結交地方官員，並且更加信任他們。刀間終於獲得他們的幫助，致富達數千萬錢。所以有人說：“與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刀家為奴”，說的就是刀間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為他竭盡其力。周地居民原本就很吝嗇，而師史尤為突出，他以車載貨返運賺錢，車輛數以百計，經商於各郡諸侯之中，無所不到。洛陽道處齊、秦、楚、趙等國的中心，街巷的窮人在富家學做生意，常以自己在外經商時間長相互誇耀，屢次路過鄉里也不入家門。因能籌劃任用這樣的人，所以師史能致富達七千萬錢。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倉的守吏。秦朝敗亡之時，豪傑全都爭奪金銀珠寶，而任氏獨自用地窖儲藏米粟。後來，楚漢兩軍相持於滎陽，農民無法耕種田地，米價每石漲到一萬錢，任氏賣谷大發其財
，豪傑的金銀珠寶全都歸於任氏，任氏因此發了財。一般富人都爭相奢侈，而任氏卻屈己從人，崇尚節儉，致力於農田畜牧。田地、牲畜，一般人都爭著低價買進，任氏卻專門買進貴而好的。任家數代都很富有。但任氏家約規定，不是自家種田養畜得來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沒有做完自身不得飲酒吃肉。以此做為鄉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邊疆地區開拓之際，只有橋姚取得馬千匹，牛二千頭，羊一萬隻，粟以萬鐘計算。吳楚七國起兵反叛漢朝中央朝廷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從軍出征，需借貸有息之錢，高利貸者認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國均在關東，而關東戰事勝負尚未決定，沒有人肯把錢貸給他們。只有無鹽氏拿出千金放貸給他們，其利息為本錢的十倍。三個月後，吳楚被平定。一年之中，無鹽氏得到十倍於本金的利息，以此富致與關中富豪相匹敵。關中地區的富商大賈，大都是姓田的那些人家，如田嗇、田蘭。還有韋家栗氏、安陵和杜縣的杜氏，家產也達萬萬錢。以上這些人都是顯赫有名、與眾不同的人物。他們都不是有爵位封邑、俸祿收入或者靠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發財致富的，全是靠冒著被椎殺後埋於荒野的風險去捕捉致富的機會，進退取捨，隨機應變，獲得贏利，以經營商工末業致富，用購置田產從事農業守財，以各種強有力的手段奪取一切，用法律政令等文字方式維持下去，致富方式的變化是有規律的，所以值得認真的學習、研究。至於那些致力於農業、畜牧、手工、山林、漁獵或經商的人，憑藉權勢和財利而成為富人，大者壓倒一郡，中者壓倒一縣，小者壓倒鄉里，那更是多得不可勝數。
貨殖
貨殖精打細算、勤勞節儉，是發財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還必須出奇制勝。種田務農是笨重的行業，而秦楊卻靠它成為一州的首富。盜墓本來是犯法的勾當，而田叔卻靠它起家。賭博本來是惡劣的行徑，而桓發卻靠它致富。行走叫賣是男子漢的卑賤行業，而雍樂成卻靠它發財。販賣油脂是恥辱的行當，而雍伯靠它掙到了千金。賣水漿本是小本生意，而張氏靠它賺了一千萬錢。磨刀本是小手藝，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賣羊肚兒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濁氏靠它富至車馬成行。給馬治病是淺薄的小術，而張里靠它富到擊鐘佐食。這些人都是由於心志專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來，致富並不靠固定的行業，而財貨也沒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領的人能夠集聚財貨，沒有本領的人則會破敗家財。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個都會的封君，有巨萬家財的富翁便能同國君一樣的享樂。這是否所謂的“素封”者？難道不是嗎？
內容分析
《史記·貨殖列傳》重視社會生產活動,認為政治上的治亂興衰與社會經濟情況密切相聯;社會經濟活動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主張發展工商業,傾向於經濟放任改革,反對人為干涉。
《太史公自序》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之於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這十分明確而簡要地道出了寫作本篇的動機與主旨。全文主要是為春秋末期至秦漢以來的大貨殖家，如范蠡、子貢、白圭、猗頓、卓氏、程鄭、孔氏、師氏、任氏等作傳。通過介紹他們的言論、事跡、社會經濟地位，以及他們所處的時代、重要經濟地區的特產商品、有名的商業城市和商業活動、各地的生產情況和社會經濟發展的特點，敘述他們的致富之道，表述自己的經濟思想，以便“後世得以觀擇”。
太史公認為，自然界的物產是極其豐富的，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商業發展和經濟都市的出現是自然趨勢，人們沒有不追求富足的。“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所以，他主張應根據實際情況，任商人自由發展，引導他們積極進行生產與交換，國家不必強行干涉，更不要同他們爭利。這集中反映了他反對“重本抑末”，主張農工商虞並重，強調工商活動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肯定工商業者追求物質利益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突出物質財富的占有量最終決定著人們的社會地位，而經濟的發展則關乎到國家盛衰等經濟思想和物質觀。在當時歷史條件下，司馬遷就能注意社會的經濟生活，並認識到生產交易和物質財富的重要性，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藝術特色
此傳記天時、地理、人物、風情，歷歷如畫。雖屬說理文章，讀來卻頗有興味。方家學者對此有口皆碑。
潘吟閣贊曰：“《貨殖傳》一篇，講的是種種社會的情形，且一一說明它的原理。所寫的人物，又是上起春秋，下至漢代。所寫的地理，又是北至燕、代，南至儋耳。而且各人有各人的腳色，各地有各地的環境。可當遊俠讀，可當小說讀。讀中國書而未讀《史記》，可算未曾讀書；讀《史記》而未讀《貨殖傳》，可算未讀《史記》。美哉《貨殖傳》！”（《史記貨殖列傳新詮·編者弁言》）
李景星評本傳為：“舉生財之法，圖利之人，無貴無賤，無大無小，無遠無近，無男無女，都納之一篇之中，使上下數百年之販夫豎子，傖父財奴，皆賴以傳，幾令人莫名其用意所在。……蓋財貨者，天地之精華，生民之命脈，困迫豪傑，顛倒眾生，胥是物也。”（《史記評議》卷四）
這些贊語準確而深刻地揭示了史公之識，卓絕千古；史公之筆，精妙絕倫。總攬全文可見，傳中人物各具特色，各懷其才；篇中敘事行雲流水，自然流暢；文中說理鞭辟入裡，無懈可擊；全篇辭章奇傳雄渾，波瀾壯闊。可謂博大精深，渾然一體，實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璀璨奪目的光輝篇章。
後世評價
魯迅有過“為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所謂‘正史’”的話，實際上很多人都有魯迅這樣的不滿情緒。正史里除了帝王便是官，一般小人物難以入史書。司馬遷為商人立傳，開史家先河。商人在舊時是被歧視的，中國傳統文化把俸祿視為天經地義，把當官獲取的富貴視為榮耀，而歧視商人的智慧致富。對商人不但歧視，還要限制和打擊。《管子》還主張降低工商業者的社會地位，“百工商賈”不許穿用羔皮貂皮做的衣服。
貨殖是指謀求“滋生資貨財利”以致富而言。也就是商人經商活動。司馬遷不只是讓我們看到了商人的作用，還把一個漢朝統一後的華夏大國、天南地北的物產和風土人情展示給我們。兩千多年前華夏大地豐厚的自然物產便可以養人。司馬遷二十歲開始，從北方南下遊歷長江、淮河一帶，登會稽山，探禹穴，窺察九疑山，又在沅水、湘水上航行，再北上汶水、泗水，到齊魯大地，經彭城，過梁、楚而返回家鄉，足跡踏遍大半箇中國，這對後來寫《貨殖列傳》備下了足夠的基礎。讀《貨殖列傳》，讓我們對統一後的大中國、為她的廣袤富饒而慶祝。《貨殖列傳》寫道：“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彌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這種國家統一後的昌盛繁榮局面勢不可擋撲面而來，國家一統，才有了通商之便，南北各地的物產才得以交流，成就了千載難逢的商機。太行山以西的木材、竹子、谷木、苧麻、旄牛、玉石，太行山以東的魚、鹽、漆、絲、樂器、顏料，長江以南的名貴樹木、生薑、桂皮、金、錫、鉛、硃砂、犀牛、玳瑁、珠璣、獸牙、皮革，碣石以北的馬、牛、羊，毛氈、皮裘、獸畜的筋和角、銅礦、鐵礦……這一切物產都因為商人的活動得以南北交流，想想這對富民興國帶來多大的影響！
司馬遷有遊歷全國各地的經歷，對各地的風俗人情有?極深厚的興趣。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各地的風俗人情和形成，又與地方物產水土有?密切的關係。比如河東、河內、河南地區土地狹小人口眾多，所以當地的民俗吝嗇節儉，熟悉世故。中山地區土地貧瘠，人口眾多，所以民俗狷急，靠投機謀利為生。鄭、衛兩地的風俗跟趙相似，因為接近梁、魯，所以注重節操。齊地山海環繞，沃野千里，物產豐饒，所以那裡的民俗寬容豁達。士、農、工、商、賈五民俱全。鄒、魯靠近沭水、泗水，民俗喜歡儒術，禮儀完備，那裡的人小心謹慎，節儉吝嗇，害怕犯罪，遠離邪惡。還有越、楚兩地的風俗，彭城以東的風俗，皆與水土有關。最有意思的是楚、越地區，土地多人口少，以稻米為飯食，用魚肉為菜羹，有的地方刀耕火種，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用買賣就很充足，土地肥沃，食物豐富，沒有饑饉的憂患，所以那裡的人得過且過，沒有財物的積聚。因此長江、淮河以南地區，沒有挨餓受凍的人們，也沒有千金財富之家。沂水、泗水以北地區，多受水、旱之災，所以那裡有人們喜好積蓄儲藏財物。這些風俗人情非常有趣，這便是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
司馬遷的財富觀是非常現實的，“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司馬遷記述了許多富商大賈的傳奇致富，也記述了一些靠盜墓犯法、賭博惡業發家的人。還有賣漿水致富、磨刀致富、賣小食品致富、獸醫致富的人。除盜墓賭博之外，司馬遷對這些致富都是肯定的。司馬遷充分體會到財富對人的重要性。中國這塊土地自古養官不養民，官有俸祿，民不但要自食其力，還要抽糧納稅養官。
司馬遷看到這樣的現實：在陸地養五十匹馬，一百六七十頭牛，二百五十隻羊，水中占有年產千石魚的魚塘，山中有千棵成材的大樹……齊魯千畝蠶桑大麻，等等，一個人有這樣的資本，財富可以與千戶侯相等。司馬遷把無官職俸祿奉養，也無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富足能與有俸祿封邑的人相比，叫“素封”。千金之家可以與一地政府長官比富，億萬富翁能和國王同享樂。
難怪康熙爺感嘆不如江南富貴！
作者簡介
司馬遷（約公元前145或前135年—？），夏陽（在今陝西韓城西南）人。出身史學世家，父親司馬談官至太史令。司馬遷十歲時隨父到長安，先後求學於董仲舒和孔安國門下。二十歲開始遊歷名山大川，所到之處均考察風俗，採集史跡傳說。繼承父親太史令的職位後，司馬遷得以飽覽朝廷藏書，又隨漢武帝到各地巡遊，增長了見識；他同時開始著手整理史料，以完成父親寫一部“名主賢君、忠臣死義之事”的通史的遺願。漢武帝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出征匈奴時因友軍接應不力身陷重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司馬遷因上疏為李陵辯護觸怒武帝，被處以宮刑。受此大辱，司馬遷憤不欲生，但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決心“隱忍苟活”。出獄後任中書令，繼續發憤著書，完成了被魯迅先生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名著《史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