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讀音作huò(ㄏㄨㄛˋ) ，中國古姓氏之一，該姓氏有兩個淵源，得姓始祖：田完（陳完、媯完）、黃可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貨姓
- 得姓始祖：田完（陳完、媯完）、黃可貨。
- 姓氏淵源一：源於媯姓
- 姓氏淵源二：源於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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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介紹
貨[貨，讀音作huò(ㄏㄨㄛˋ)]
姓氏淵源
第一個淵源
源於媯姓，出自春秋時期齊國田氏貴胄，屬於以職業稱謂為氏。在史籍《史記·高祖紀》中有鄭鐸按；“貨殖傳云：‘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源出媯姓陳氏的田氏一族，屬於關中地區比較先行開展商業活動的世族豪門，一段時間內俏貨奇居，“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嚴重阻撓了漢軍攻擊匈奴之軍需的準備工作，結果被漢武帝劉徹怒而斥其為“貨氏”。
大漢皇帝金口玉言，當即有王朝有關官吏改關中富商大賈諸戶之籍皆為“貨氏”，後竟然有人逐漸成為自稱，遂為姓氏，一直稱貨氏至今，屬於比較古老的姓氏之一。
第二個淵源
源於黃國，出自夏王朝時期的古黃國後裔，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今湖南省永州市藍山縣鳳感鄉可富嶺一帶，有一支貨氏，其族源起為黃氏，始遷祖叫黃可貨，祖源為古黃國後裔子孫。黃可貨在清朝時期由宜章(今湖南郴州宜章)遷往藍山，其後裔子孫中的庶支，有以先祖名字為複姓者，稱黃貨氏，再後有省文簡改為單姓貨氏者，屬於以先祖名字為氏，世代相至今。
要注意的是，該支貨氏族人在近代以來，多有回覆為黃氏者。
得姓始祖
田完（陳完、媯完）、黃可貨。
歷史名人
貨耀明：(公元1961～今)，湖南嶽陽人。著名基礎教育家。岳陽市優秀教育工作者，岳陽市四化建公司子弟學校中學一級教師。
1985年畢業於湖南師大地理系。多年擔任班主任。多次被評為公司先進工作者、工會積極分子、教研活動積極分子，參加教學競賽，兩次在岳陽市獲三等獎。有三篇教研論文分別獲市教科所優秀論文三等獎。
1989年，被岳陽市教委授予青年德育能手光榮稱號。1991年被評為岳陽市優秀教育工作者。
遷徙分布
貨殖之說
史學巨著《史記》與《漢書》都是編纂於漢朝時期的史籍，其間從漢高祖劉邦建國(公元前206年)到漢武帝太初末年(公元前101年)這段時間是相互重疊的，而史學家班固在《漢書》中處理這段與《史記》重合的史實時，往往不避嫌地直接引用，或是改編了《史記》的部分內容。這樣一來，就使得《史記》與《漢書》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透過比較，人們可以看出兩個史學巨家的政治立場、學術思想、寫史目的等許多方面的不同，主要區別在於經濟思想與理念存有巨大差異。
在《後漢書·班彪傳》中亦云：“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弊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
顯然，班氏父子明白地意識到他們與太史公《史記》之差異，其中又以《貨殖傳》為問題之核心。
班固的《漢書·食貨志》
班固在《漢書敘傳》中自序其撰述<食貨志>、<貨殖傳>的目的時說道：“厥初生民，食貨惟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揚搉古今，監世盈虛。述食貨志第四……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詐，逼上並下，荒殖其貨。侯服玉食，敗俗傷化。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班固對商業活動的看法僅止於食足貨通，他更大的關懷點則在於當時土地兼併的劇烈、奢侈風尚的日熾以及提倡農業打擊豪強諸方面上，將社會上的財富作一重新的規劃，以達到“均無貧”的理想，進一步“國實而民富，而教化成”。針對貧富差距，土地兼併，崇奢風尚，班固分述如下：
⑴.貧富差距：
漢文帝、漢景帝以來的休生養息政策，達到了“漢興七十餘年之閒，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的“文景之治”經濟盛況，然而實際上，平民百姓的生活卻是一逢天災歉收，則平民賣子時有所聞。班固援引賈誼、晁錯的“重粟”、“重農”政策為證，認為“天下能滋生財貨者唯有農者(本)，一旦本有所不固則有危國之患。”班固指出：“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
班固進一步分析到當時貧富差距的狀況後說：“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為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在這情形之下，漢王朝自漢高祖以來便一直採行抑商政策，如“市井之子孫，不得仕宦為吏”等，以避免貧富差距懸遠，進而破壞西漢政權的穩定。
⑵.土地兼併：
在古代以農耕為核心的封建社會制度中，“富”的基礎即為土地，所謂“有土斯有財”。自晚周至秦、漢時期，商業逐漸開始興盛，以貨幣為資財代表的觀念日益普遍，故計富力，輒以積產累若千金言。但實際社會上，多數人士對於“富”的基礎觀念，仍不離於土地。一切士農工商的活動，最後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為目的。
在漢朝時期，多數人既仍以土地為“本富之本”，所以對於土地的獲取仍然是極為旺盛的，如在史籍《史記·魏其武安侯》中記載：“田蚡(武安侯)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武安……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怨望)曰：‘老夫雖棄(失勢)，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魏其灌夫)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田蚡)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與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這就是漢朝時期貴族為謀收田產而彼此間相爭，進而造成讎隙的史實記錄。
因此，漢武帝時算緡錢，並禁賈人名田，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其田貨！”但即使如此，王公貴族間爭競攘奪，日益激烈，漸至大多數之土地皆入於少數大地主之手。在漢朝初年，小地主所屬之自耕農為農民之主要成員，然大地主對於其所管有之土地，或則佃與他人耕作，在漢時通謂之“假”。地主或使用奴隸，與僱傭雜耕之，史文中往往以“奴客”或“僮客”並稱。逮及昭宣元成之世，除土地不敷分配，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外，又因人口增加，每人可耕得土地變少，雖欲為佃農而無地可假，欲為僱農而無主可投，所以社會情勢因此日趨嚴重，衝突的激烈性可想而知。
⑶.崇奢風尚：
商業勢力發達後，社會心理也隨之改變，當時俗諺流傳著“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只說，還有“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的說法，皆明確地指出了社會上崇拜金錢財富觀念的日重；甚至於“凡人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為商賈”，即深為鄉黨所恥。於是，社會上捨本逐末的潮流相隨興起，使漢朝以農業為生產主體的經濟結構遭到了劇烈的衝擊。
大致說來，首先，豪強們並不懂得運用資金從事擴大再生產，只會把金錢用於購買土地及經營高利貸，造成了嚴重的土地兼併及農業危機。其次，豪強們又經常交結王侯郡吏，干涉執政，造成了官商相結的政治病態。因此，他們對生活享受要求極高，自不能以淳樸古拙的器物服飾為滿足，於是便多方設法搜求珍怪異寶，錦繡美食；流風所及，造成社會風俗趨於靡侈浮華。手工藝品，奢侈品在這種風氣鼓舞下競相爭奇闘巧，無用器物泛濫天下。
此外，官府及豪強資金雄厚，又擁有大量官私奴婢供其差遣，故而長期壟斷了天下的大利。而散布在郡國各地的小工商業者，由於其實力遠遜，為了與“大家”競爭，便不得不力求減少成本與降低利潤，以爭取生存發展的機會。從大方面說來，他們只能獲得豪強殘留的餘利；而工商賦稅負擔頗重，所以實際的經濟情況並不見得寬裕，但比起農民來說，卻還是好得許多。
漢朝中期，由於嚴酷的土地危機，社會觀念也強調“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因此農民們便紛紛大量地放棄農業，走向小工商的道路，以致整個漢王朝狂烈地運作著“棄本就末”的潮流。
無論朝野中有識之士如何努力去挽救這樣的危機，但盡皆歸於失敗。
司馬遷《平準書》中的“貨殖”
⑴.《史記·平準書》對國家干預經濟的看法：
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中自序道：“維幣之行，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併兼茲殖，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書>以觀事變……”司馬遷雖然也注意到了土地兼併的問題，但是他在《平準書》中的著述重點，則在於漢武帝“內興功事，外事四夷”的一系列“興利”舉措：
①征戰方面：
第二階段：從漢元光元年～漢元狩四年(公元前134～前119年)，計十五年。在這段期間，漢武帝一方面通西南夷，一方面對匈奴作戰，並出兵朝鮮，置滄海郡，因此開始造成財政的困難。“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鹹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為解決此一問題，遂於漢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漢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分別採行“始稅商賈車船令出算”，“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在漢元朔五年、六年(公元前124、前123年)的兩次戰爭中，“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秏，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漢王朝為緩解財政困難，遂增加口賦，造成貧民“生子則殺”的慘況。同時為獎勵軍功，又大肆賣武功爵以彌補財政困難。
第三階段：從漢元狩五年～漢征和四年(公元前118～前89年)，計二十九年。這段期間，漢朝與匈奴未發生大規模的征戰，漢王朝便集中力量整頓國內財政，諸如改革幣制、告緡、平準、均輸等，終於緩和了國家財政上的困難。
漢武帝在緩解國家財政之困難中，還徵集了不少來自民間的資金。對這些資金，漢武帝又作何用途呢？這在《平準書》中記載：“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
除了巡遊、賞軍功外，其封禪、開渠、屯田等亦貲費不少，於是司馬遷在《平準書》中三用“作者數萬人”，“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也”，“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等詞語，委婉地表達了他的不滿之意，在末段的論贊中更藉“秦亡之失”即“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等史筆，以彰著漢武帝的多欲、多利之失。
②遷豪強，抑兼併：
正當漢武帝因兵鋒直指匈奴而為財政傷腦筋時，國內諸多富商大賈卻“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這使得漢武帝甚為惱怒，“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併兼之徒。”
司馬遷在《平準書》中記載：“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
針對商人所從事的各項產業，漢王朝分別課以重稅，並鼓勵人民告發那些申報不實的商賈，名之曰“告緡”，其實行的結果卻是“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使得社會流通的欲望降低，並大力打擊了商業的發展。
⑵.《史記·貨殖列傳》對治生經濟的看法：
司馬遷自序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學者錢穆認為，《貨殖列傳》的成立及其思想內容，是由當時統制為聚歛的手段，因而是給政治社會以莫大破壞的影響所啟發出來的。
①貨殖定義解析：
但在司馬遷的《貨殖列傳》中，除記敘貨殖致富的事跡、理論之外，還著眼於地理與經濟的關連，描寫各地物產分布，風俗民情，歷史背景等等，《貨殖列傳》固然是將重點置於商人與經商，但文中同時也清晰地指出了農、工、商、虞皆為衣食之原，顯然皆為治生之道。尤其是司馬遷在文中明述“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並對照《史記·封禪書》中“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一句來看，治生在當時當指以某業為生，經營生計之意才是，並不限於經商一途。
從“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的敘述以及後面對其他商人事跡的描述看來，治生的論述畢竟是以經濟，而非政治為出發點的，所看重者在富家，而非富國。為此，“貨殖家”不必受到政治道德的譴責。
②富與情性：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講述經濟活動始於生產、流通，但人們為何要生產和流通呢？因為人們有物質需要及心理欲求，謂之“欲望”。司馬遷有鑒於此，篇首開端即云：“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夸矜埶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又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之趨利，若水之就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皆是強調人生而有欲，並未完全否認利之不重要，進一步主張“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
因此，司馬遷認為農、工、商、虞是同等重要的，對於各種個業，他也主張採取國家不干涉的政策，使民各得其所欲，與當時漢廷所主張之“重農抑末”顯然有別。而且，司馬遷從人性入手，認為人君貴族也有此“欲富”的欲望，並尖銳地指出：“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但當時漢朝社會上瀰漫一股“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仆，物之理也”的風潮，但所謂的用經濟力量去壓迫別人，是必然的嗎？是否與《禮書》、《樂書》所主張的禮法教化等觀點相衝突呢？
其一，司馬遷於此只是發明人性有求富之欲望，非謂富即是人性之一切。即孟子所云：“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其二，《禮書》云：“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為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如若任性而為，則將造成物質，資源的提早耗盡，使欲求的滿足不能持久，進一步亂而生爭。如此，則結果必將是求生反得死，求利反蒙其害。是以，司馬遷不會同意人應任隨情性自由發展。
其三，參酌《史記》之編纂體例，見《史記》列《平準書》於八書之末，次《貨殖列傳》於列傳之終，乃與《禮書》相應，取其“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之意。
其四，司馬遷對於所謂的富者的定義為：“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奸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再參酌《太史公自序》所云作《貨殖列傳》之因由，可知司馬遷理想的富者形象應當是：—衣匹夫，沒有政治憑藉，完全以個人的力量創業致富。司馬遷更反對富者官商勾結，進一步利用官府權力為富者攫取更多利益的“權利以成富”之人。
③治商之技巧：
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說：“知斗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飢。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
在這裡，司馬遷提出了一套類似如今經濟學領域中的經濟循環論點。在這種經濟循環中，他要求治生者需具備重視市場調查和預測的基本能力，以能應時而調整商品的需求、價格，並結合自身的條件做出有利的決策，及時應對不時之需。在商品資金方面，司馬遷要求商品“務完物”，即針對不同的需要，提供適合消費者的優質商品，並善於輾轉促銷“無所不至”，同時防止商品積壓滯銷影響經濟效益，所以進貨適銷對路、銷售即時、加強管理，從而在節約資金儲存場地和提供顧客多樣化商品種類上能取得平衡，使經營者的資金能如水之流動，獲取最大的利潤。
另一方面，治生者縱使沒有資金也可依照“無財作力，少有鬥智，既饒爭時”的手段逐步累積資金，等到稍有財產時再憑著智慧善於捕捉時機，果決迅速地行動，“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經營者更應充分發揮其領導作用，使經營團隊“能者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並嚴已律己，以身作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選拔人才方面則以“用人唯能”為準則，如刁閒氏任用桀黠奴做生意，就是用其所長，避其所短，用人不疑。
司馬遷又歸結白圭的經營之道為智、勇、仁、強四字，其中智是懂得權變；勇是足以決斷；仁是知取予之道；強是擁有堅忍的毅力有所待而起。
因此，學者張大可讚揚司馬遷撰述貨殖列傳有三大優點：
其一，首創經濟史傳，並重農工商虞。
其二，宣揚欲望動力說，批判了最下者與之爭的政策。
其三，為商人立傳，總結治生之術。
孰有是非
自漢之後，學界兩分：
亦有揚班抑馬者，如金國著名學者學者王若虛主張：“貨殖傳云：“無岩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又何羞乎遷之罪不容誅矣！”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則說：“武帝之勞民甚矣，而其救饑民也為得。虛倉蔭以振之，寵富民之假貸者以救之，不給則通其變，而徙荒民於朔方新秦者七十餘萬口，仰給縣官，給予產業。民喜於得生而輕去其鄉，以安新邑，邊因以富。此策晃錯嘗言之矣，錯非其時而為民擾，武帝乘其時而為民利。故善於因天，而轉禍為福，國雖虛，民以生，邊害以紓，可不謂術之兩利而無傷者乎！《史》譏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然則疾視民之死亡，而坐擁府庫者為賢哉司馬遷之史，謗史也，無所不謗也。”
兩派之爭執千年來不下，但有幾點重要之實值得史學界、經濟界注意：
第一，太史公司馬遷本身並無重勢利而羞賤貧，而治生又不一定與道德劃上等號。
第二，班固所言，或乃為俗風而發。
第三，素封論中的掘冢致富之人，乃設詭辭以譏上之語。
第四，結合《史記》、《漢書》二書觀之，兩者在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為可遽分上下，可二說並陳而觀之。
成為姓氏
以“貨殖”而姓，不脫中國姓氏之源起理論。
貨氏的形成與封建王朝政治體系密切相關，實是屬於帝王賜姓的範疇，漢武帝怒而斥其富賈豪商為“貨氏”，亦為“金口玉言”，可見《後漢書·輯補·注》，一時紛紛為姓氏，稅吏們還真的沒有辦法對其橫之。
看來，為商者，自古以來就都是人精，非大聰慧者不能為之。
輕淺及它
兩千年後，當今中國的經濟狀況就如同班固、司馬遷所指的斯時。
這裡有兩組小數字可給予對比，在其中，國人可以看到巨大而可怕的經濟危機炸彈的潛伏——2006年，美、日兩國的經濟實力指數為：生產/流通比=76:24；而中國的經濟實力指數為：生產/流通比=28:72——真正的經濟實力對比一目了然。這就是中國目前經濟“棄本就末”、“本末倒置”所出現的所謂“持續經濟成長率”，實際上是大經濟的失控表象之一，筆者就稱之為“泡沫經濟效應”，起最大的經濟特徵就是：價值與價格之間沒有相諧性，二不相等。
二不相等，能夠在短期內極大促進經濟繁榮，但同時也製造大蕭條與危機的基礎。
按歷史上各國的教訓，這種“泡沫經濟效應”的持續時間，一般有二十～四十五年的周期。私有資本愈發達，周期愈短，反之周期愈長。在此周期結束之前所出現的社會經濟狀況，實在無以說明其“國家經濟實力”。
在資本帝國化的國家，其緩解“泡沫經濟效應”所產生的系列經濟崩潰的手段，就是外侵與戰爭；而中國是世界上目前唯一還高舉社會主義紅旗的國家，能用什麼手段來阻止和緩解“泡沫經濟效應”所帶來的可怕局面呢？
郡望堂號
郡望
郴 州：史稱桂陽郡、南平郡、敦州、桂陽府、桂陽軍、郴州路、直隸州。秦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公元前221年)置郴縣、臨武邑、鄙邑、耒縣。西漢元鼎四年(戊辰，公元前113年)，桂陽郡轄郴、臨武、南平、便、耒陽、桂陽、陽山、陰山、曲江、含洭、湞陽等十一縣。新朝始建國元年(己巳，公元9年)，王莽稱帝，改桂陽郡為南平郡，改郴縣為宣風、臨武為大武、便縣為便屏、曲江為除虜、湞陽為基武，並移郡治於耒陽(改名南平亭)。東漢朝建武十一年(乙未，公元35年)還郡治於郴縣，恢復郡縣原名。東漢永和元年(丙子，公元136年)，分郴縣地置漢寧縣，省陰山縣。三國時期孫吳建興元年(壬申，公元252年)，改漢寧為陽安縣；曹魏甘露元年(乙酉，公元265年)，分南境曲江、桂陽、陽山、含洭、湞陽縣置始興郡，度屬交州，桂陽郡則餘六縣。西晉朝太康元年(庚子，公元280年)，陽安縣更名晉寧。東晉建興三年(乙亥，公元315年)，陶侃分郴縣地立平陽郡領平陽縣，始一分為二郡。東晉昇平二年(己未，公元359年)，析晉寧縣地置汝城縣。南朝梁天監六年(丁亥，公元507年)，初置郴縣，不久撤銷；耒陽縣度屬湘東。南朝陳天嘉元年(庚辰，公元560年)，以桂陽郡之汝城縣置盧陽郡領盧陽縣，則一地三郡。隋朝開皇九年(己酉，公元589年)，三郡合為郴州，平陽縣、便縣均省入郴縣。隋大業三年(丁卯，公元607年)，南平省入臨武縣，晉寧縣更名晉興。隋大業十三年(丁丑，公元617年)，析郴縣南為義章縣，分郴縣西復置平陽縣。唐朝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復置南平縣。唐貞觀元年(丁亥，公元627)年，盧陽縣更名義昌。唐鹹享三年(壬申，公元672年)，晉興縣更名資興。唐如意、長壽元年(壬辰，公元692年)，分義章南置高平縣。唐開元十三年(乙丑，公元725年)，分郴北置安陵縣，此時桂陽郡領九縣。唐開元二十三年(乙亥，公元735年)，改桂陽郡為郴州，高平縣省入義章，徙義章縣治於高平舊址。唐天寶元年(壬午，公元742年)，始稱郴州桂陽郡，安陵縣改名高亭，農曆8月，南平縣改名藍山。唐乾元元年(戊戌，公元758年)，郴州移治於平陽縣。唐貞元二十年(甲申，公元804年)，置桂陽監於平陽，專理采銅鑄錢。唐元和十五年(庚子，公元820年)，郴州還治於郴縣。後唐同光三年(乙酉，公元925年)，義昌縣更名郴義。後晉天福元年(丙申，公元936年)，改郴州為敦州，郴縣為敦化，資興為資興寨、屬敦化縣，省平陽縣入桂陽監。後晉天福四年(己亥，公元939年)，省臨武縣入桂陽監。後漢乾祐三年(庚戌，公元950年)，郴州、郴縣復名，資興縣恢復縣制，改名泰縣。北宋朝乾德元年(癸亥，公元963年)，設郴州軍。北宋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公元976年)，泰縣併入郴縣，郴義縣改名桂陽，義章縣改名宜章。北宋景德二年(乙巳，公元1005年)，藍山縣劃入桂陽監。北宋天禧三年(己未，公元1019年)，復置平陽縣屬桂陽監。北宋熙寧六年(癸丑，公元1073年)，高亭縣改名永興。南宋紹興三年(癸丑，公元1133年)，桂陽監升為桂陽軍。南宋紹興十年(庚申，公元1140年)，復置臨武縣屬桂陽軍。南宋嘉定二年(己巳，公元1209年)，析郴縣之資興、程水二鄉置資興縣，屬郴州軍。南宋嘉定四年(辛未公元1211年)，析桂陽縣之零陵、宜城二鄉置桂東縣，郴州軍轄六縣。南宋紹定二年(己丑，公元1229年)，資興縣改名興寧，徙縣治於管子濠。元朝至元十三年(丙子，公元1276年)，改軍為路，郴縣改名郴陽。明朝洪武元年(戊申，公元1368年)，改路為府，藍山縣復歸郴州府，府轄七縣；桂陽府轄常寧、耒陽二州及平陽、臨武二縣。次年，藍山復歸桂陽府；常寧、耒陽均復為縣，度屬衡州府。明洪武九年(丙辰，公元1376年)，撤銷桂陽府，平陽、臨武、藍山三縣歸衡州府轄；郴州撤府設直隸州，郴陽縣併入郴州，轄五縣。明洪武十三年(庚申，公元1380年)，昇平陽縣為桂陽州，仍轄二縣，隸於衡州府。明崇禎十二年(己卯，公元1639年)，析桂陽州西南之禾倉堡置嘉禾縣，並析臨武縣上鄉八里屬該縣。清朝康熙十七年(戊午，公元1678年)，吳三桂稱帝於衡州，改桂陽為義昌縣、桂陽州為南平州。次年均復原名。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桂陽州改屬州為直隸州，與郴州直隸州並列。中華民國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廢府、州，存道、縣。次年2月，桂陽縣復名汝城。9月，郴州直隸州改為郴縣，桂陽直隸州改為桂陽縣。民國三年(甲寅，公元1914年)1月，因興寧縣與廣東興寧縣重名，故復名資興縣。民國十一年(壬戌，公元1922年)，撤銷道制，存省、縣兩級。民國二十六年(丁丑，公元1937年)12月，設定湖南省第八行政督察區。民國二十九年(庚辰，公元1940年)，改第八區為第三區，轄郴、資興、桂東、汝城、宜章、臨武、藍山、嘉禾、桂陽、永興十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原第三區各縣由衡陽專區代管。1949年11月25日成立郴縣專區。1950年11月更名為郴州專區，轄十縣。1952年月11月13日郴州、零陵、衡陽三專區合為湘南行政區。1954年7月6日撤銷湘南行政區，改設衡陽與郴縣兩個專區，郴縣專區增轄新田、耒陽、安仁、鄂縣，總計十四縣。1958年8月設郴縣郴州市，專區仍轄十四縣。1959年3月資興併入郴縣，桂東併入汝城稱汝桂縣，臨武併入宜章縣，嘉禾併入藍山稱藍嘉縣，新田併入桂陽縣，酃縣劃歸湘潭專區茶陵縣。11月郴州市升為縣級市。1960年7月18日改郴縣專區為郴州專區。1961年6～7月恢復原縣市建置，並析資興縣地置東江市。1962年月12月撤銷東江市，劃藍山、新田歸零陵地區。郴州專區轄十二縣、市。1963年5月20日撤銷郴州市，仍為郴縣縣級鎮。1967年3月8日專區改稱地區。1977年12月恢復郴州市。1983年5月耒陽縣劃歸衡陽市。1984年12月資興縣改為資興市。1988年郴州地區轄兩市、九縣。
堂號
郴州堂：以望立堂，亦稱桂陽堂、南平堂、敦州堂、桂陽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