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簡介
在戰國與漢朝初年,人們一般都說“
黃老之學”,漢初的“
文景之治”就被認為是黃老之學又一次成功的
政治實踐。直到
曹魏以降,上流社會大搞文化沙龍,又隨著政治空氣的窒息,關注時政的黃老逐漸滑向了談虛論玄,
道家由“外王”轉向了“內聖”,這才有了
老莊並稱,進入了
莊子之名最顯的魏晉玄學時代。
對於“黃老之學”,有個不太雅致的說法,叫“君人南面之術”,相當有法家的感覺。事實上,《
老子》對法家確實產生過很大的影響,《
韓非子》中就有《
解老》和《喻老》兩篇,是最早的《老子》注講本,其中偏重的正是君人南面之術。君人南面之術,顧名思義,就是教人怎么做領導,怎么搞政治的,屬於古代的
行為組織學。
《管子》,此書在《
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而《隋書·經籍志》則改列法家類。甚至,越往深里看,就越是覺得在漢初各派之間並非那么壁壘森嚴,這和
春秋戰國時代實在是大為不同了。比如,當時的青年俊彥
賈誼在談到儒家“別尊卑”的
禮治思想的時候,卻離奇地引用了《管子》的話,說:“《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
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句話如果放到《
論語》或者《
孟子》裡邊,一點兒也不顯得扎眼。
《管子》雖然託名
管仲,學者們卻幾乎沒人認為它真是
春秋時代的著作,而把
成書年限推定在戰國到西漢這段時間。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觀點即出自《管子》,《管子·權修·第三》載:“ 一年之計,莫如樹谷;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
郭沫若在《
藝文類聚》里發現了一段話,和《管子》所載幾乎是一樣的內容:
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桓公曰:“侈靡可以為天下乎。”
子夏曰:“可。夫雕橑而後炊之,雕卵然後瀹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郭沫若由此推測,“侈靡篇”的真正作者就是這位周容子夏,寫作時間則應該是在漢朝
呂后當政的時候。——如果我們相信這個論斷的話,再聯繫起《
漢書·藝文志》裡邊的作品分類,那么,西漢人眼中的
道家思想似乎已經隱隱出現了一個輪廓。
《管子》八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道家類著錄。
班固註:“名
夷吾,相齊桓公,
九合諸侯,
不以兵車也。有《
列傳》。”《管子》以
黃老道家之道為基礎,以其
開放性在理論上解決了儒、法、名諸家之間的分歧,使得道融匯諸家理論,《管子》黃老道家通過一系列環節論證禮、法出自於道。在道與名的融合中,《管子》黃老道家提出“名生於當”的命題,而“當”也就是道的別稱。《管子》從名的根源與制定名的聖人兩個方面論證“名”是“道”的顯現,從而最終把“名”建立在“道”的基礎上。正是《管子》黃老道家之道的開放性使得《管子》黃老道家在理論上可以融合百家。《管子》融道家和法家而得出政治上的
黃老學說,提出德、法兼治的政治主張,在中國
法律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
首次著錄《管子》的《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道家類,《漢書·藝文志》是依據《
七略》而來,故最早將《管子》列入道家的可能是
劉歆。不僅於此,據說在宋版《道藏》中,《管子》還曾一度被收載,成為
道教經典。
《漢書·藝文志》認為道家源出於
史官。史官在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⑤的過程中,逐漸領悟了政治興衰的關鍵在於君主要正確掌握“南面之術”: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應注意的是,這只是道家對於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認識,而非其
政治學說的全部,
禮學、仁義同樣為道家所重視,這可以從《漢書·藝文志》特別提及了道家學說的一極端發展
反推而得出,“及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
對道家的思想特徵有比較詳盡闡釋的,還有稍早
司馬談的《論六家之要旨》,司馬談將當時“務為治者”分為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他對其中的“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的“道家”(即道德家)持讚賞認可態度。他總結出道家有如下之特徵:
1、融合兼具諸家之長,“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
2、無為無不為,“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指約而易釆,事少而功多”;
3、善於變易,“無成執,無常形”,與時遷,與物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②如以司馬談和《漢書·藝文志》所論述的道家特徵去比對《管子》,確有許多符應之處,比如“無為”政治,重禮、法,因人情等。
另外,從現存《管子》76篇中,論“道”的就達65篇,“道”字共出現了486次這一現象,也能作一說明。“虛無無形謂之道”(《心術上》),“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內業》),這是以虛無為本之道;“人道不順,則有禍亂”(《五輔》),這是在講存亡之道;“不自以為所貴,則君道也”(《乘馬》),這是君王南面之道;《內業》《
白心》《心術》上下等篇,教人怎樣“修道、得道”,馬非百認為“內業”就是今天之氣功氣。
《漢書·藝文志》指出道家源出於史官。史官在記錄歷史上“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⑤的過程中,逐漸領悟了政治興衰的關鍵在於君主要正確掌握“南面之術”: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應注意的是,這只是道家對於君主政治的一自得認識,而從《隋書·經籍志》開始將《管子》列入法家,以後的歷代官志著作都承襲其劃法。出現這樣變化的原因跟道家學說自身的興衰變化有關。《管子》中論“法”的篇幅僅次於論“道”,至魏晉南北時,老莊之道又逐漸成為道家正統,那么含雜
法家思想的《管子》自然就被劃出道家,劃入法家。
管子是我國古代重要的政治家 、軍事家、
道法家。集中體現於《管子》一書。是書篇幅宏偉,內容複雜,思想豐富。如《牧民》《形勢》等篇講
霸政法術;《侈靡》《治國》等篇論
經濟生產,此亦為《管子》精華,可謂
齊國稱霸的
經濟政策;《七法》《兵法》等篇言兵法;《宙合》《
樞言》等篇談哲學及
陰陽五行等;其餘如《大匡》《
小匡》《戒》《
弟子職》《
封禪》等為雜說。《管子》是研究我國古代特別是先秦學術文化思想的重要典籍。
書籍概括
《管子》一書原為86篇,至唐又亡佚10篇,今本存76篇,託名春秋管仲著。其實《管子》同先秦許多典籍一樣,既非一人之著,亦非一時之書。是一部稷下黃老道家學派的文集彙編。當前,學術界普遍認同這種觀點。
總覽《管子》全書,內容較為龐雜,匯集了道、法、儒、名、兵、農、陰陽、輕重等百家之學。但其思想的主流是黃老道家思想,其思想特點是將道家、
法家思想有機地結合起來,既為法治找到了哲學基礎,又將道家思想切實地落實到了社會人事當中,這同三晉法家思想是有根本區別的。《
漢書》把《管子》分在道家類,《隋志》以後的類書卻把它分在法家類。不同的歸屬恰好說明《管子》的思想特點。同時,黃老道家兼容並包,積極吸收儒、墨等學派的思想長處,將禮義和等級名分的理論納入自己的
思想體系中,主張禮法結合,倡導確立嚴格的等級名分體系及
以之為基礎的
社會道德規範。這些都適應了戰國中期的時代需要,反映了齊國變法時期的政治實踐。
《管子》一書中的《心術上》《心術下》《白心》《內業》《水地》《形勢》《宙合》《
樞言》《
九守》《正》《形勢解》《版法解》《勢》等側重於用道家學說來闡釋法家政治,通常被認為是黃老道家的作品⑨。它集中地反映了黃老道家
道法結合、兼容並包的學術特點,是繼《黃帝四經》之後黃老道家思想的又一大發展,它促使
黃老學派的思想進一步走向成熟。
《水地》提出水是萬物本原的思想,學術界有人認為這是
管仲的思想,也有人認為是稷下唯物派的思想。
《心術上》《心術下》《
白心》《內業》中提出了精氣為萬物本原的
樸素唯物主義精氣說,認為萬物、人都產生於精氣,精氣是一種精細的氣。說“凡物之精,此則為生。
下生五穀,上為
列星。”“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文中也講“道”,認為道是“虛而無形”,不能被感官直接感知,口不能言,目不能見,耳不能聽。道與精氣的關係,講得不明確。
“黃老之學”顧名思義就是黃帝、老子之學,“黃老”之稱,始見於《
史記》②。現存文獻有保存在《管子》中的各篇,此外還有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本《黃帝四經》。帛書中《十六經》的內容託言黃帝,只能證明它是齊國背景下的產物,另外也是更關鍵的是《黃帝四經》的內容與《管子》一書中相關內容相比,十分相似。這其中“節用民力,因地制宜地發展生產,讓老百姓能夠發家致富,這些都是
老學思想所沒有的”③。拿這些“老學思想所沒有”的東西,與《管子·經言》中的《牧民》《形勢》《
權修》等諸篇對照一下,帛書思想的地域背景在齊這一點,便可一目了然。《管子》黃老各篇與
帛書《黃帝四經》是一個學派的文獻。
書籍內容
《管子書》相傳為管仲所作。劉向序說:“所校徽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
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
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漢內府所藏篇教最多,依
定本八十六篇算,其中重複篇數,總在四倍左右。現存《管子》分為《經言》《外言》《內言》《短語》《區言》《雜篇》《管子解》《管子輕重》八部,《內言》亡《王言》《謀失》兩篇,《短語》亡《正言卜篇》,《雜篇》亡《言昭》《修身》《問霸》三篇,《管子解》亡《牧民解卜》篇,《管子輕重》亡《三問乘馬》《輕重丙》《輕重庚》三篇,計亡失十篇。
書中最古部分為《輕言》,但其中底文句有些屬於很晚的時代,從思想內容看來,不能看出是
齊宣王以前底作品。並且書中思想很複雜,新舊材料互混,看來不是出於一人底手筆。大概是稷下先生假託管仲的名字以自尊,而思想上主要的派別屬於道家與法家。故《漢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諸篇中最顯出道家思想的是《心術》上下篇及《白心》與《內業》二篇。《內業》解道的意義,《心術》《白心》說依道以正名備法。這幾篇恐怕是稷下的道家所傳誦的
道經。
在《心術》上篇中可以看出由道家轉移為法家的傾向。如說:“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流之體,謂之禮。簡物小米一道,殺慘禁誅,謂之法。”在另一段又說:“天之道虛其無形。虛則不屈,無形則無所位越。無所位超,故遍流萬物而不變。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生得以職道之精。故隱者得也。得也者,其謂所得以然也。以無為之謂道,舍之之謂德,故道之與德無間,故言之者不別也。間之理者,謂其所以舍也。義者,調各處其宜也。禮以因人之情,緣義之理,而為之節文者也。故禮者,謂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逾義之意也。故禮出乎義,義出乎理,理因乎宜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殺慘禁誅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道也者,動不見其形,施不見其德,萬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極。”這是明禮義理法皆出於道德,而此道德同體無間,其所以不同只在所舍及所以舍而已。《老子》以為“失道而後德”,這裡說道德無間,文辭上雖然有點不同,但終極的原則仍是道。“法出乎權,權出乎道”,這道是
天地之道,不會有過失底,所以底下說,“天之道虛,地之道靜。虛則不屈,靜則不變。不變則無過”。
法本從道出,所以至公無私。君子能抱持這一道以治天下便不致於喪失天下。《心術》說:“是故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者也。凡物載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而天下治;實不傷不亂於天下,而天下治。專於意,一於心,耳目端,知遠之證。能專乎?能一乎?能毋卜藍而知凶吉乎?能止乎?能已乎?能毋問於人而自得之於己乎?放日,思之。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這一段與《勝於·庚桑楚》所出老子之言很相近,想是當時流傳的道家言。人能得道,一切都可行,知巧也可以捨棄。《白心篇》說:“孰能棄名與功而還與眾人同?孰能棄功與名而還反無成?”又說:“孰能去辨與巧而還與眾人同道?故日思索精者明益衰;德行修者王道狹;臥名利者寫生危;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因為“道之大如大,其廣如地,其重如石,其輕如羽”,所以很容易得,容易用。
在同篇里說:“道者,一人用之,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此謂道矣。小取焉則小得福;大取焉則大得福;盡行之而天下服;殊無取焉,則民反其身不免於賦。”舍一切以求道,就不致於滿,不致於滅亡,而達到虛靜的地位。雖然,道是不可摸捉的,為政者既舍知巧,就不得不正名備法。所以說,“建當立有,以靖為宗,以時為寶,以政為儀,和則能久。”建設當立在適當與有上頭,雖仍以靖為宗,而時與政卻是實在的施設。注說:“建事非時,雖盡善不成。時為事寶也。政者,所以節制其事,故為儀。”實際的政事是時間與手段的運用。運用得當,天下便治了。
所以說,“非吾儀,雖利不為;非吾當,雖利不行;非吾道,雖利不取。
上之隨天,其次隨人。人不倡不和,天不始不隨,故其言也不廢,其事也不隨。原始計實,本其所生;知其象而索其形;緣其理而知其情;索其端而知其名。故苞物眾者,莫大於天地;化物多者,莫多於日月;民之所急,莫急於水火。然而天不為一物枉其時;明君聖人亦不為一人枉其法。
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姓被其利;
是故萬物均,既夸眾矣。是以聖人之治也,靜身以待之,物至而名自治之,正名自治之奇,身名廢。
名正法備,則聖人無事。”這尚法正名的思想與
慎到的主張相同。總之,棄嗜欲知巧、恬淡無為,正名備法,是稷下道家因倡
齊物的論調,進而主張絕聖棄知,專任
名法的結果。
《管子》是
先秦時期各學派的言論彙編,內容很博大,大約
成書於戰國(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時代至
秦漢時期,內容很龐雜,包括
法家、
儒家、
道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管子》一書的思想,是中國先秦時期政治家治國、
平天下的大經大法。《管子》基本上是稷下道家推尊
管仲之作的集結。即以此為稷下之學的管子學派。《
漢書·藝文志》將其列入
子部道家類,《
隋書·經籍志》列入法家類。《
四庫全書》將其列入子部
法家類。清代史學家
章學誠說:《管子》,道家
之言也。據中國、
日本學者統計《管子》全書幾乎各篇都有《
老子》的語言片段與
哲學思想。內容博大精深,大約成書於
春秋戰國(前475~前221)至秦漢時期,漢初有86篇﹐今本
實存76篇﹐其餘10篇僅存目錄。包括
儒家、
法家、陰陽家、名家、兵家和農家的觀點,其中以黃老
道家著作最多,其次法家著作18篇,其餘各家雜之。
書籍影響
管仲學派認為,精氣是構成萬物的最小顆粒,又是構成
無限宇宙的實體,說明了世界的
物質性。
《管子》在
唯物主義的方向上樸素地解決了物質和精神的關係。認為有意識的人是由精氣生成的。他說“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這是把物質放在第一位的。
《管子》沒有否定鬼神,但它認為鬼神也是由精氣生成的。說精氣“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把鬼神視為普通一物,否認它是
超自然的存在,反映出唯物主義的
泛神論思想。
《管子》認為認識的對象存在於認識的主體之外。它說:“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又認為在認識過程中,主體要捨棄主觀臆斷,以外物為認識根據,要反映外物的真實情況。它稱這種認識方法為“
靜因之道”,說:“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這在
認識論上屬於
唯物主義。
《管子》的精氣論在中國唯物主義
宇宙觀發展史上有重要意義,對中國唯物主義的發展產生過深遠影響。後來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如
王充、
柳宗元等,都受過它的影響。
研究專著
顏昌嶢,《
管子校釋》。顏氏此書用力頗勤,值得參考。但不幸遺稿交給某書社出版,標點錯誤百出,不堪卒讀。
馬非百:《管子輕重篇校詮》,這書對管子成書的年代估計得比較晚,但理論不充足。
四庫提要
舊本題
管仲撰。
劉恕《
通鑑外紀》引傅子曰管仲之書,過半便是後之好者所加,乃說管仲死後事,《輕重篇》尤復鄙俗。
葉適《
水心集》亦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以其言
毛嬙、
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今考其文,大抵後人附會多於仲之本書。其他姑無論,即仲卒於桓公之前,而篇中處處稱桓公,其不出仲手,已無疑義矣!書中稱經言者九篇,稱外言者八篇,稱內言者九篇,稱短語者十九篇,稱區言者五篇,稱雜篇者十一篇。稱管子解者五篇,稱管子輕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為手撰,孰為記其緒言如語錄之類,孰為述其逸事如家傳之類,孰為推其義旨如箋疏之類,當時必有分別。觀其五篇明題管子解者,可以類推,必由後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竇耳。
晁公武《讀書志》曰,
劉向所校本八十六篇,今亡十篇。
考
李善注
陸機《
猛虎行》曰,江邃《文釋》引《管子》云: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惡木尚能恥之,況與惡人同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則唐初已非完本矣!明梅士享所刊,又復顛倒其篇次。如以《牧民》解附《牧民篇下》,《形勢解》附《形勢篇下》之類,不一而足,彌為竄亂失真。此本為
萬曆壬午趙用賢所刊,稱由宋本翻雕。前有紹興
己未張嵲後跋雲,舛脫甚眾,頗為是正。用賢序又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則屢經點竄,已非劉向所校之舊,然終愈於他氏所妄更者,在近代猶善本也。
舊有
房玄齡注,
晁公武以為
尹知章所託,然考《唐書·藝文志》,玄齡注《管子》不著錄,而所載有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則知章本未託名,殆後人以知章人微,玄齡名重,改題之以炫俗耳。案《
舊唐書》,知章,
絳州翼城人。神龍初,官
太常博士。
睿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轉
國子博士。有《
孝經注》《
老子注》,今並不傳,惟此注藉玄齡之名以存。其文淺陋,頗不足采。然
蔡絛《
鐵圍山叢談》,載
蘇軾、
蘇轍同入省試,有一題軾不得其出處,轍以筆一卓而以
口吹之,軾因悟出《管子注》。則宋時亦采以命題試士矣。且古來無他注本,明劉績所補註,亦僅小有糾正,未
足相代。故仍舊本錄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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