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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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官的設定
在中國歷史上，設立史官，記錄國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種由來已久的制度和傳統。
夏商周
在夏代的奴隸制國家機構中，已設定了史官。《呂氏春秋·先識篇》記載：夏桀荒淫無道，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進行勸諫，無效，即棄而奔商。
商周時代，甲骨文中有“作冊”、“史”、“尹”等字。《說文解字》：“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即史的初義是指古代記事之官吏，即史官。金文有“作冊內史”、“作冊尹”的記錄。據王國維在《觀堂集林》中考證，“作冊”和“內史”是同樣的官職，其長官稱“尹”，都是掌管文書、記錄時事的史官。《周禮·春官》記載周王室設有五史。
史官
史官（一）大史 職位很高。新王登基，大史參加策命典禮。王為國家大事有時還會訪問大史。如《國語·晉語》載胥臣曰：“文王訪於辛、尹（辛甲、尹佚，二人皆周大史）。”有時大史還命令百官規誡王的缺點，如《左傳》襄公四年載：“魏絳曰：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箴王缺。”此外，大史還掌記錄時事，保管文書等。
（二）小史 秩卑，金毓黻說：在古代史籍中一般稱之為“史”。《周禮》云：“凡國事用禮法時，佐大史，掌其小事。”
（三）內史其秩最尊。《周禮》說內史掌策命諸侯及孤卿大夫，掌書王命。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載：“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有時，內史還奉王命出使諸侯國，《左傳》僖公十六年載：“周內史叔興騁於宋。”
（四）外史 秩卑，《周禮》雲其職務是“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
（五）御史秩卑，又一名柱下史。其職務是掌管圖書等。
春秋時期
春秋時期，“君舉必書”，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史官。“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禮記·玉藻》說是“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可見，史官的分工和職責是十分細緻、明確的。
秦漢以後
秦漢以後史官制度的演變。
漢承秦制，至武帝時置太史令，以司馬談任其職。談卒，其子司馬遷繼其任。司馬父子，是為西漢著名史官。遷卒，知史務者皆出於他官，而太史不復掌史事，僅限於天文曆法職掌範圍。這是古代史官職責的一大變化。漢武帝置史官，除太史令外，似在宮中置女史之職，以記皇帝起居，故有 《禁中起居注》；東漢因之。後世以“起居”作為史官的一種職掌和名稱，與此有很大關係。東漢時，以他官掌史官之事，如班固以蘭台令史之職撰述國史。三國魏明帝置史官，稱著作郎，隸屬中書。晉時，改稱大著作，專掌史任，並增設佐著作郎人，隸屬秘書。宋、齊以下，改佐著作郎為著作佐郎。齊、梁、陳又置修史學士（亦稱撰史學士）之職。十六國、北朝，大多設有史職，或有專稱，或雜取他官。其體制、名稱，多源於魏、晉而有所損益。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古代史學形成多途發展的趨勢，而皇朝“正史”撰述尤為興盛，故史官當中，名家輩出，被譽為“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其間，關於起居之職，魏、晉以著作兼掌。北齊、北周，著作、起居二職逐步分開。隋煬帝時，以著作如外史，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如內史。
唐代，因正式設立了史館，史官制度乃趨於規範化。史館以宰相為監修，稱監修國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稱兼修國史；專職修史者，稱史館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參加撰史，稱直史館。著名政治家房玄齡、魏徵、朱敬則，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吳兢，著名文學家、思想家韓愈，著名詩人杜牧等，都先後參與史館工作，並擔任各種修史職務。自史館設立而以宰相監修史事，由是著作局始罷史職，這是古代史官制度的又一重大變化。唐初，於門下省置起居郎，後又在中書省置起居舍人，分為左右，對立於殿，掌起居之事，故有時也曾稱為左右史。其所撰起居注送交史館，以備修史之用。
五代迄清，史官制度多因唐制而各有損益，其名稱雖因代而異，而職掌略同。其中以宋、清兩朝較為繁複。宋有國史院、實錄院、起居院和日曆所，各有史職。遼有國史院，金有國史院和記注院，元有翰林兼國史院，明以翰林院掌史事。清以翰林院掌國史、圖籍管理與侍讀等職，以國史館、實錄館掌纂修事，以起居注衙門掌起居之事，其史職則多以他官兼任。
史官與帝王
歷代帝王對於史官們載言記事，都是字斟句酌，斤斤計較。至於"君舉必書"，卻是有選擇、有條件的。有了功績，做了好事，當然要大書特書。就是沒有功績，沒幹好事，也要虛構一些載入史冊；或者“假人之美，藉為私惠”；或者顛倒黑白，把壞事說成好事。總之，“自稱我長，相謂彼短”，“略外別內，掩惡揚善”（劉知幾：《史通》），凡是對自己有利的事，"必書"無疑；凡是對自己不利的事，萬萬不可見諸史冊。帝王們或多或少都會幹一些壞事，那些賊臣逆子、淫君亂主，乾的壞事就更多，但是乾歸乾，舉歸舉，要載入史冊，傳之後代，是絕對不允許的。"穢跡彰於一朝，惡名披於千載"，有哪一個帝王願意把自己的"穢跡"載入史冊呢?所謂"君舉必書"，不過是一句假話。只有在古代史書作為宮廷秘籍，由太史負責的時候，史官有記載特權，皇帝是不能察看史官記載。
史官們對於“君舉必書”的態度頗為認真。中國古代的史官有“秉筆直書”好傳統，尤其是司馬遷這樣一個特殊的史官，成為後世史官競相繼承的品操和史德。他們都知道"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勸誡"（劉知幾：《史通》）。因此，對帝王們的言行，隨時都要記錄下來，不管你"舉"得對不對，都要"直書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說真話，不說假話。"寧為蘭摧玉折，不為蕭敷艾榮"，絕對不能"蘭艾相雜，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個要"自稱我長"、"掩惡揚善"，一個要"直書其事，不掩其瑕"；一個要文過飾非，一個要"君舉必書"；一個要為自己樹碑立傳，一個要對後人"申以勸誡"。兩種目的，兩個標準，南轅北轍，形成兩種力量的尖銳矛盾和較量。較量的結果，常常是權力壓倒亢直者，屠刀強過筆桿子。在封建君主專制下，史官們屢遭厄難，原因就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