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禁藏

《管子·禁藏》是春秋時期軍事家管仲創作的一篇散文，出自《管子》。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管子·禁藏
• 出處：《管子》
• 作者：管仲
• 創作年代：春秋時期
• 作品體裁：散文

原文

禁藏於胸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己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己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

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余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奸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

夫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為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為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為歡。行法不道，眾民不能順；舉錯不當，眾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為愚人。

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通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眾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宮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為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氣情不營則耳目谷、衣食足；耳目谷、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於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圉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網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鑐，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衣事習則功戰巧矣。當春三月，萩室熯造，鑽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糵為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夭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谷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強，民材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強敵之患也。

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夫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夫菩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流亡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秕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

凡有天下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功者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憎，厚其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淫樂，以廣其心，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之，如典之同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是必士斗。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謀，謹其忠臣，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令，必內自賊。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譯文

把“禁”字深記在心，可以避禍於萬里之外。能做到以“禁”防“禍”，只有能以自身苦樂理解別人的苦樂才行。冬天不洗冰水，並不是吝惜冰；夏天不烤火，也不是捨不得火。而是因為這樣做對身體不適宜。明主不建造華麗的宮殿，不是因為他喜歡簡陋的房屋；不聽鐘鼓之音，也不是因為他討厭音樂。而是因為這樣做會傷害農業生產，妨礙教化推行。所以，君主首先嚴格要求自己，然後再要求別人；官吏也才能首先管好內部，然後管好外部；百姓也才能專心於農業生產而放棄不正當的工商業。

要使百姓住在他們樂於居住的地方，使他們從事有利於自身的工作，獎勵他們所贊成的事情，懲罰他們所厭惡的行為，保證百姓的余財不被剝奪，並致力於百姓不受刑罰。使百姓不受刑罰，是堅持有罪必罰的結果；百姓有受刑現象，才是沒有堅持有罪必罰造成的。從有刑到無刑，能做到法律簡易而人民得到保全；從無刑到有刑，法律就將煩瑣而惡人反會增多。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事都是如此。明君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該罰的絕不赦免，該賞的絕不拖延，這不是因為君主喜歡賞賜和樂於殺人，而是要為百姓興利除害的緣故。對於養老扶幼，保全萬民來說，沒有比這更可貴的了。

不廢法才能管好國家。法，是天下的儀表，是用來解除疑難而判明是非的，是與百姓生命攸關的。所以明君對於法非常慎重，絕不為親故權貴而改變法律，他的官吏也就不敢利用長官權威破壞法令，百姓也就不敢利用珠寶賄賂觸犯禁律。這樣。君主把法律看得比親貴還尊嚴，官吏就把行令看得比敬師還嚴肅，百姓也就把接受政教看得比祭祀祖先還要神聖。這樣，法雖然建立起來，實際上並不需要動用；刑罰雖然確立，實際上並不需要執行。如果賞功制度不公平，賞給的官位再高，肯效力的人也會很少；赦罪尺度不一致，施予的恩德再大，不贊成的人也會很多；舉事不合時令，即使把力量用盡，效果也不會好；判刑不合法度，即使人再多，暴亂也制止不住。按公法行事，刑罰重，下邊的人也沒有怨氣；按私意行事，賞賜多，戰士也不會受到鼓勵。執行法令不合理，民眾就不會順從；措施不得當，民眾就不能成事。不研習法度，不完善法度，就應當叫作愚人。

因此，聖明君主的行事，能夠儉治宮室，撙節車駕來充實國家貯備，則國必富而位必尊；能夠撙節衣服、拋棄玩好之物來加強農業生產，則財用必足而地位必然鞏固；能夠擺脫無益的活動、無益的開支，來進行通幣行禮的外交活動，則盟國必多而關係必然親睦。至於一般的君主，多半迷戀於物質享受，並為此費力操心，所以弄得困頓不堪而國用不足，大者可致亡國，小者也危害自身。人的常情是：滿足了要求就高興，碰上厭惡之事就憂愁，這是不論地位高低的人都如此的。對接近的東西不能不追求，對遠離的東西不能不遺忘，人情也莫不如此。然而每個人的好惡不同，各行所好，結局的安危則不一樣，這裡就區別出賢、不肖來了。物產有多有少，而人的要求卻不能和它吻合；事情有成有敗，而人的意願卻不能和它一致；行動有進有退，而人的力量卻不能和它適應。所以為人行事要保持適中，生活享受要有節制：宮室足以避燥濕，飲食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禦寒熱，禮儀足以別貴賤，遊樂足以發歡情，棺槨足以鹼朽骨，葬服足以裹屍體，墳墓足以作標記就行了。不要搞沒有意義的工作，不要做無益的事情，這樣就意氣安定，思想感情不受迷惑。思想感情不受迷惑則耳目聰明、衣食豐足；耳聰目明、衣食豐足，就不會彼此爭奪，不會互相怨怒，上下可以相親，用不著動用武力了。所以，克制自身，遵行儀法，再加上節約謹慎，即使不會得福，也不至於災禍臨頭。驕傲奢侈，背離法度，違反常理，即使沒有禍害，幸福也不會來臨。因此。君子一方面要從違背常理的人身上記取教訓，警惕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從努力不足的人身上取得借鑑，而自行反省。所以說，榮譽不憑空出現，憂患不無故發生，幸福不挑選人家，災禍不自動找到人的頭上，就是這個意思。能用自己的親身見聞探察反省，事情就清楚了。

一切治亂的根源，都從上面開始。所以，善治國者要用“害”來約束人們，用“利”來引導人們，能掌握人們利害者，則財富增加而過錯減少。凡人之常情，見利沒有不追求的，見害沒有不想躲避的。商人做買賣，一天趕兩天的路，夜以繼日，千里迢迢而不以為遠，是因為利在前面。漁人下海，海深萬仍，在那裡逆流冒險，航行百里，晝夜都不出來，是因為利在水中。所以，利之所在，即使乾仍的高山，人們也要上；即使深淵之下，人們也願意進去。所以，善治國考，掌握住利源之所在，人民就自然羨慕而甘心接受；無需推動，他們也會前進；無需引導，他們也會跟來；不煩民又不擾民，而人民自富。這就象鳥孵卵一樣，不見其形，不聞其聲，小鳥就破巢而出了。

治國的根本，掌握天時叫作“經”，收得民心叫作“紀”，法令好比網罟的大綱，官吏好比網和罟，居民的什伍編制好比軍隊的行列，賞罰好比進退的金鼓。。應當整治農具以當武器，利用耕作以當攻戰，鋤好比劍戟，披蓑好比鎧甲，斗笠好比盾牌。所以農具完備則如武器完備，農事熟習攻戰也精巧了。在春季三月時節，要點燃灶火燻烤房間，更換鑽隧取火的木料，淘井換水，為的是消除其中毒氣。舉行春祭，祈禱不生疾病，用魚做成供品，用曲做成米酒，互相宴請，為的是密切親戚關係。不屠殺禽獸，不打剝禽卵，不砍伐樹木，不採摘花朵，不損傷竹筍之芽，為的是保養萬物生長。幫助鰥寡，賑濟孤獨，貸放種籽給無種籽的農戶，救助無力納稅的人家，為的是勸勉貧弱人民。頒發各種政令，赦免罪輕的人，放出拘押的人，調解糾紛，為的是及時完成農事致力於糧食生產。在夏季時節，獎賞各種有德的行為，加爵祿，提官職，禮敬孝悌卓著的人，為艱苦勞動者免除謠役，為的是鼓勵人們努力工作。在秋天，行使各種刑罰，處殺罪大惡極的人，為的是禁淫邪而止盜賊。在冬天，做好五穀收藏，收聚各類產品，為的是收納農民貢稅。一年四季的事情安排齊備，人民的勞動就能有百倍的功效。這樣，春天仁慈，夏天忠厚，秋天嚴峻，冬天收閉，順天時，管地宜，再合乎人和，就可以風調雨順，五穀豐登，草木繁茂，六畜興旺，國富兵強，人民富裕而法令通行，國內沒有煩民擾民的政治，外部也沒有強敵的禍患了。

舉措得宜國事才能協調，不誤農時國家才能富裕，不失法度國家才能治好。所以國家沒有無緣無故富起來的，人民沒有無緣無故治理好的。沒有治理而國家昌盛，沒有動亂而國家滅亡的事情，自古及今是不存在的。所以，國家勇於私鬥的人多，其兵力削弱；官吏表現個人智慧的人多，其法度混亂；人民圖謀私利的人多，國家陷於貧窮。因此。施德必須博厚，使人民能夠以死報效；賞罰必須情實堅決，使人民能夠堅信不疑。

善於統治人民的君主，不是依靠內城外郭。而是依靠什、伍的居民組織來管理。使伍中沒有非本伍的人，人們沒有不住在本里的。里內沒有非本里的人家。這樣，逃亡者無處隱藏，遷徒者無處容身，不用強求人們就受到約束，不用召喚人們也會前來。這樣，人民無逃亡之意，官吏無戒備追捕之憂。這樣，君主政令可以貫徹於民間，民心也可以和君主聯繫起來了。用法制管理人民，應當象制陶了解粘土的特性，冶金了解金屬的特點一樣。只要判明利害的所在，人民去就的方向，就象火的避濕就乾，水的避高就低一樣明白了。人民賴以生活的，不外衣食；食物賴以生產的，不外水土。所以使人民富裕是有要領的，滿足民食是有標準的。這個標準是一個人有三十畝地就可以生活一年。按好壞年景平均計算，畝產一石，則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當十石糧食，糠{麥夫}癟谷與畜產相當十石糧食，則每人共五十石，而布帛麻絲和其他副業雜項收入還沒有計算在內。這樣，國家有積蓄，人民也有餘糧。就像 和鉤用來算定多少、權和衡用來計量輕重一樣，戶籍和田冊正是用來了解貧富差別的。所以，善治國者，一定要先知道地的情況，然後再知道人的情況。土地夠用，人民生活就可以富起來。

凡是據有天下的，靠人心取天下者成帝業，靠事業取天下者成王業。靠征戰取天下者成霸業。至於謀攻敵國的手段則有五條。第一，查明敵國君主的愛臣。設法削減他的權力。他若懷有二心，對君主的親近程度必然衰退。大臣不為君主效力，其國家就寶寶可危。第二，查明敵國君主暗個憎惡的大臣，設法加強賄賂。這可以深刻了解敵情。有人身居國內。情通國外，其國家實況就能掌握。第三，了解放國君主淫樂，就設法消磨他的意志。送給他樂隊美人，在內蒙蔽他；送給的謅媚的侍臣和美麗的乘馬，在外蒙蔽他。內外蒙蔽，可以促成其國敗。第四，儘量同敵國表示親密。形同兄弟。暗中派智辯之士幫助他圖謀別國，派勇力之士投奔他使之驕傲。又派人到別國去，唆使別國同他背約、斷交、反目，由此戰爭必起。兩國相敵，就必能利用其失敗的局面。第五，深入了解敵國君主的謀劃。敬事其忠臣，挑撥其屬下，使他們內部互不信任。離心離德。離不能合，一定自相殘殺。忠臣死掉。就可以奪取他的政權。這五者便是謀攻敵國的辦法。

作者簡介

管仲（前719一前645年），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謚敬，被稱為管子、管夷吾、管敬仲，華夏族，潁上（今安徽省潁上縣）人，周穆王的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軍事家、政治家、經濟學家、改革家。管仲的著作今稱《管子》，內容涵蓋各種學術，是後世道家、儒家、名家、法家、農家、兵家、陰陽家等等多家學術思想的源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