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五經正義》系經學
義疏的結集,偏重南學。其中包括《周易正義》14卷,《尚書正義》20卷、《
毛詩正義》40卷、《
禮記正義》70卷、《
春秋左傳正義》36卷。
孔穎達等奉命主持編定,前後歷時30餘年,參與者約50餘位著名學者。其中《周易》用魏
王弼、晉
韓康伯注;《尚書》為
梅賾本漢孔
安國傳;《詩經》用漢毛亨傳、
鄭玄箋;《禮記》用鄭玄注;《左傳》用晉
杜預注。各經大多依據自古以來,特別是
兩漢魏晉南北朝至隋的多家注釋整理刪定而成,“事必以仲尼為宗”,試圖“去其華而取其實,欲使
信而有徵。”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編成。後經
馬嘉運校定,長孫無忌、
于志寧等
增損,於
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頒行。凡士人應
明經科,均須
誦習儒經,義理全據《正義》所說,否則就被視為異端邪說。《五經正義》中含有哲學思想的著作是《
周易正義》和《
禮記正義》。前書宣揚“先道而後形”的唯心論,後書突出儒家重禮的觀念,提倡尊卑貴賤的等級差別,影響頗大。
漢末以來,長期變亂,儒家典籍散佚,文理
乖錯,且師說多門,章句雜亂,為適應科舉取士和維護全國政治統一的需要,《五經正義》應時而出,以求結束儒學內部宗派的紛爭,為古代經學發展史的重要環節。《五經正義》現存《十三經註疏》中,流傳版本以影印阮刻《
十三經註疏》本為佳。
成書背景
自東漢末年以後,唐初儒學內部宗派林立,戰亂四起,儒家經典散佚,文理
乖錯。
魏晉南北朝時期,國家長期分裂,經學也逐漸形成了南學、北學之爭。再加上儒學內部宗派林立,各承師說,互詰不休,經學研究出現一派混亂局面。
隋唐建立以後,為了統一的封建政權的政治、思想、文化建設的需要,亟需整頓混亂的經學,由朝廷出面撰修、頒布統一經義的經書。
唐太宗下令召集當時一些著名的儒士共同撰修《五經正義》,因
國子祭酒孔穎達年輩在先,名位獨重,故由他負責此事。孔穎達(574—648),字
仲達,
冀州衡水(今河北省
冀縣,一說
衡水縣)人,唐代著名經學家、教育家,生於隋唐之際的官宦之家。據《舊唐書·孔穎達傳》記載,其“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及長,尤明《左氏傳》、《鄭氏尚書》、《王氏易》、《毛詩》、《禮記》,兼善
算曆,解屬文。”
《五經正義》撰成於貞觀十六年(642年),太宗下詔曰:“卿皆博綜古今,義理該洽,考前儒之異說,符聖人之幽旨,實為不朽。”付
國子監施行,賜
孔穎達物三百段。
《五經正義》編成後,
唐太宗雖給予很高的評價,並欲施行。但有
太學博士
馬嘉運撰文,“駁正其失,至相譏詆。”主要指出《五經正義》“頗多繁雜”,還有類似“彼此互異”,“
曲徇注文”,“
雜引讖緯”,甚至沿襲隋人舊說,不作甄別等問題。據說當時諸儒觀之,“服其精,”“亦稱為允當。”因此,“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
主要內容
《五經正義》為經學
義疏的結集。由於經書成書年代早,文字多
晦澀難懂,記事又簡略不詳,給後人學習帶來不少困難。於是為經書作傳、注之風便盛行起來,常常一部經書就有各執一說的多家傳、注。
《五經正義》就是要從中選出比較好的注本,摒棄其餘雜說,對前代繁雜的經學解釋進行一番統一整理。又因前代注本也有難解之處,所以《五經正義》便依據傳、注又加以疏通解釋。可以說,《五經正義》是一部典型的以疏解經的著作。
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時,調和
毛鄭兩家之說,作為《詩經》的注。又用
劉焯《毛詩義疏》、
劉炫《毛詩述義》為底本,再加疏解,撰成《
毛詩註疏》,即《
毛詩正義》。《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漢初傳詩的有齊、魯、韓、毛四家。齊、魯、韓三家為
今文經學,被朝廷立於學官,設博士。《毛詩》出現較晚,是
古文經學,至東
漢章帝時才得立於學官,其主要著作為《
毛詩故訓傳》30卷,此書為歷代
古文經學家所推重。東漢兼通今古文經學的經學大師
鄭玄撰有《
毛詩傳箋》,為《
毛傳》作注。《
鄭箋》以宗毛為主,但也並非全部申毛說。其時,他已完成《禮記注》,故為《毛傳》作箋時,常用《禮》注《詩》,還用自己的觀點注《詩》,闡明《毛傳》中不明確之處,或用三家說申毛說,或用三家說難毛說。書成之後,影響頗大,《毛詩》地位日益穩固,
三家詩逐漸走向衰微。由於《鄭箋》與《毛傳》多有異同,經學界或申鄭難毛,或申
毛難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南北朝時,北朝兼崇毛、鄭;南朝崇毛,但鄭、毛之異同也是爭論的熱點。
唐代撰《五經正義》時,認為
王弼的注獨冠古今,選用其作《周易》的官定注本。《周易》本是卜筮之書,充滿迷信色彩,漢代逐漸寢流於
讖緯。三國時魏國的著名
玄學家王弼乘其
極敝而攻之,作《
周易注》。書中革除漢儒利用五行比附人事,以
互體、
卦變來
牽強附會、按文責卦的弊端,注重領會和把握《周易》中所包含的根本義理。他還用《老》解《易》,以
玄理統易理,利用注《周易》而闡發玄學思想,使《周易》面貌為之一新,遠遠高於漢儒解《易》的水平。
王弼的《周易注》中包括《經》的部分,即
六十四卦的
卦爻辭,另有《傳》的《文言》、《彖辭》、《象辭》三部分。其餘《繫辭》、《說卦》、《序卦》、《雜卦》四部分由晉人
韓康伯繼承王弼思想而續注,這一部分韓注被合於王弼注中,收入《
周易正義》中。
《五經正義》為《尚書》選取偽孔
安國傳為正統注本,遭到後代學者非議。漢初,社會上通行
伏生傳《尚書》29篇,為《
今文尚書》。漢武帝時,又從孔子故宅壁中發現《尚書》,由
孔安國整理獻出,為《
古文尚書》。魏晉之際,《古文尚書》亡佚。東晉元帝時,豫章
內史梅賾奉上孔安國的《尚書傳》及《古文尚書》58篇,其中有33篇與《今文尚書》大致相同,另多出25篇。在當時無人懷疑其真實性,至唐代修《五經正義》時也自然選其為正統。至清代,已考定《尚書傳》與多餘的25篇《
尚書》均為偽造。《
尚書正義》中經的部分即包括與《今文尚書》相符的33篇和偽造的25篇,傳文即是偽造的孔安國的《尚書傳》。
故經學家多認為據偽傳疏解的《尚書正義》
不足取。
《
禮記正義》選用東漢
鄭玄的《禮記注》。《禮記注》內容詳實,素為儒士所重,許多人為其疏義。至唐初,尚存有
皇侃、
熊安生二家。唐修《
禮記正義》,以皇侃的
義疏為主要底本,以熊安生的本子補其不足之處。
西晉
杜預在
劉歆、
賈逵等前人解釋的基礎上,撰《春秋經傳集解》30卷,將《春秋》經文按紀年配合於《左傳》前面,並為之作注,是現存最古的《左傳》注本。至唐修《五經正義》,以《集解》之注再加疏解,成《
春秋左傳正義》。
《五經正義》本著
疏不破注的原則,疏解時一般不突破原書的範圍。如《
毛詩正義》對《
毛傳》與《
鄭箋》之異同不加評說,對二者的分歧也不判斷其是非。《
禮記正義》以皇侃、熊安生的疏為底本,每遇與
鄭注相違之處,《正義》便務申鄭說,這就難免有
牽強附會、曲從注文之嫌。《
春秋左傳正義》也是如此,劉炫曾著文批評
杜預注的一些錯誤,對
劉炫的駁正,《正義》一概加以否定。這樣,承襲原書的某些錯誤,以訛傳訛,或自相矛盾之處就在所難免了。
貢獻影響
雖然《五經正義》在編撰中曾出現過不少疏漏, 《五經正義》之
春秋正義可作為儒學發展史上的重要環節和集大成之作,它仍有重要歷史地位。不僅對唐代文化、思想、哲學、教育、倫理、社會輿論等的發展變化起過一定的作用,也對後世產生重要的影響。據
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統一時代》說:“由唐至宋,
明經取士,皆遵此本。”在現有的《
十三經註疏》中,唐人注者雖僅有
唐玄宗御注《孝經》一種,但註疏則唐居其九,約占70%,在史料的全面和見解的新異上也有一定特色,特別是大膽地吸收引進了
魏晉南北朝以來一些
玄學知識分子注經的成果,促使經學研究更加活躍和深入。
自《五經正義》始,經學朝著簡明和實用的方向發展,如在“禮”經中,取實用具體的《禮記》,而不取難懂、煩瑣的《周禮》和《
儀禮》;在“春秋”經中只取簡明生動的《左傳》,而放棄曾經占據統治地位的《
公羊傳》和《
穀梁傳》。這對唐以後學風由
談玄轉向務實,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五經正義》引用大量史料詮釋
典章制度、名器物色,又詳於文字
訓詁,為後人研讀經書提供了方便。書中包含有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習俗等方面的豐富內容,是研究者的寶貴資料。《五經正義》的撰著過程中,採摭舊文,取材廣泛,匯集了漢魏、
兩晉南北朝時期學者的研究成果,故能融貫
群言,包羅
古義,在唐代具有很高的權威性。
由於《五經正義》具有很高的學術權威性,又是朝廷頒布的
官書,故士子相傳習誦,不易亡佚。被它選用的注本地位大大提高,得以流傳至今。更由於它收錄了大量重要古籍的內容,很多書在後世亡佚,後人全賴此書才得以窺其原貌。
雖然不少人批評《五經正義》在疏解上頗多煩言贅語,但它保存古籍史料之功不可沒。《五經正義》經官方頒定後,便成為士子習經和科舉考試的統一標準。自唐代至宋初,
明經取士,以此為準。以科舉取士取代
九品中正制,是社會的一大進步,《五經正義》順應
科舉考試的需要,革除儒學多門、章句繁雜之弊,又折衷南學、
北學(偏重南學),形成經義統一的經學,在當時確有不可否認的進步作用和積極影響。《五經正義》的頒行標誌著經學史上一統局面的形成,為古代經學發展的重要階段。從此以後,士子
誦習儒經及應試,必須嚴格以《正義》的義理為依據,不得另立新論,否則便被視為異端邪說。在思想、文化、學術領域實行如此專制的一統,其結果是不可避免地窒息了學術空氣,阻礙了經學的發展。
歷史評價
總之,
孔穎達在隋唐之際是
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有著濃重的傳統色彩,也有某些學術上的進步和思想上的獨到之處。孔穎達概述了《詩》、《書》、《禮》、《易》、《
春秋》五經的基本內容,並論述了學習它們的重要意義與作用。他所強調的教學內容仍是儒家的經典。在隋唐儒學恢復統治地位的過程中,他是承上啟下、推波助瀾的關鍵人物,不僅將一生都獻給了儒家經學的教育事業,還對傳統儒學的教育理論的發展作出了貢獻。單純從學術的獨創性看,他沒有很多超越前人、獨樹一幟的成果,但就儒學復興統一和發展的歷史來看,其功績是不可低估的。
作為《五經正義》,在集前人研究成果之大成方面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只是在被定為官方統一教材後,變成經院式教條,很快失去其價值和生命力。這是《五經正義》這一代學術宏篇巨製的悲劇,也是
孔穎達等封建時代學者和教育家的悲劇。從兼容眾家的思想庫到後來成為禁錮思想的枷鎖,嚴重地限制了唐以後儒家學術和教育思想的發展,這當然並非孔穎達本人的初衷,是歷史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