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松亭，名壽齡，以字行，回族，北京人，中國現代伊斯蘭經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著名伊瑪目。中國伊斯蘭近現代史上著名的四大阿訇之一。1895年生於北京牛街伊斯蘭世家。自幼習阿拉伯語、波斯語和伊斯蘭經典。26歲後歷任北京、河北、山東、四川、香港、台灣等地清真寺伊瑪目（教長）。1930年代參與創辦並主持北平成達師範學校和北平回教經學院，並組建月華出版部，出版《月華》雜誌和伊斯蘭學術經籍。1949年後歷任中國回民文化協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經學院副院長、名譽院長、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副會長等職。全國政協第二、五、六、七屆委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馬松亭
- 別名：馬壽齡
- 國籍：中國
- 民族：回族
- 出生地：北京
- 出生日期：1895
- 逝世日期：1992
- 職業：伊斯蘭經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
- 畢業院校：中阿大學
- 信仰：伊斯蘭
- 主要成就：創建成達師範學校和中國伊斯蘭經學院
- 代表作品：《古蘭經要義》《回教與人生》
人物概述,生平經歷,學術成果,相關記載,哈德成阿訇傳略,王靜齋阿訇傳略,達浦生阿訇傳略,
人物概述
1895年生於北京牛街一個阿訇世家，其祖上世代為伊斯蘭經師，其堂兄馬靜生（名壽仁，壽90，於1982年去世）亦系著名學者。阿訇幼年承家教，即有志於宗教、文化事業。稍長，先後在牛街清真寺達浦生阿訇所主持之中阿大學讀書。繼就學於北京花市清真寺，隨王友三阿訇求學，學成掛幛（畢業）後，先後在北京西單、河北涿鹿及北京花市任開學阿訇。其時正值清末民初，各種新思潮紛至沓來，社會各方面呈現啟蒙競進情勢。在王浩然、達浦生等阿訇倡導下，回族伊斯蘭新文化運動逐漸在北京、天津興起，並向全國推進。在這種形勢激盪下，松亭阿訇認識到，中國回族歷史雖近千年，但過去囿於積習，不讀漢書，教育落後，民智閉塞，民生凋敝，整個民族處於落後狀態。阿訇將當時中國回族狀況歸納為貧、愚二字。從而立定宏願，願畢生從事於克服回族貧愚，銳意於發展回族文化教育，以期有裨於整個國家、民族之復興。
1945年日本投降後，松亭阿訇返回北平，與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先生聯繫，保送重慶回教經學院部分學生到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阿拉伯專業繼續學習深造，隨後隨即在北平東四牌樓清真寺原成達師範校址聘師招生，成立中國伊斯蘭經學院，並恢復了《月華》雜誌的刊行。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祖國大地烽煙四起，松亭阿訇被迫暫避香港從事學術活動。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松亭阿訇由周恩來總理派人邀請回國。為祖國民族文化教育辛勞大半生的松亭阿訇自此受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1949年後歷任中國回民文化協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經學院副院長、名譽院長、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副會長等職，並當選全國政協第二、五、六、七屆委員。
1966—1976十年浩劫中，松亭阿訇作為民族宗教文化界的權威，受到圍攻、批鬥和凌辱。
1978年，松亭阿訇多年屈抑得以昭雪，重新受到黨和政府禮遇。1980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成立，松亭阿訇被推舉為副主任。松亭阿訇晚年精神矍鑠，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並撰寫《古蘭經要義》在《中國穆斯林》雜誌發表。1992年，松亭阿訇因病醫治無效歸真於寓所，享年97歲。
生平經歷
1925年，阿訇受聘于山東濟南西關清真寺（俗稱穆家車門清真寺），該寺首席鄉老穆華亭先生及法靜軒先生等均為回族中有志之士，與阿訇朝夕過從，對阿訇之振興教育以克服貧愚之倡議極為贊同。阿訇乃更具體倡議曰：“時勢推移，至今日各族競進時代，苟不吸收時代學術知識，必將事事落後，而無以圖存。圖存之道，固在於民族之自立圖強，然不通過開明經師阿訇之因勢利導，必將事倍而功半。故選就開明師資，既據有教義之依據，又益以開明之見識及時代之知識，進而領導本族人民民眾，打破積習，接受新知，其為勢便而收效速且巨。質言之，即急需造就一批既具有阿文經學學識，又能精通漢文並且有各科時代知識，實為當務之亟。”當地老鄉，皆韙其議。
時唐柯三（仰檁）先生，正膺任山東濟南道尹。柯三先生回族簪纓世家，祖父靜徽先生，官至翰林學士，素有衛道之譽。柯三先生早年畢業於京師優級師範，學識湛深，素具宏揚回族文化教育之偉願，早在京都肄業時，即曾於牛街族中先進安鏡家（銘）先生金蘭同契，各出私資，創立清真國小堂於牛街地區之教子胡同。雖不久即以經費不足而停辦，然在回族近代教育史上，亦當不容泯滅。柯三先生既與松亭阿訇共具同心，故一經晤談，立成相契，達成協定，決心創辦兼重中阿文化的伊斯蘭師範學校於濟南，復與教中先進會商，詢謀契約，柯三先生建議定名成達師範學校，取“成德達材”之義。公推柯三先生任校長，並與諸先進鄉老各出私資，置辦校教各具，只數月而規模初具。惟創辦學校，首需辦學專門人才，適益都劉柏石（名掄英，已於1983年逝世於寧夏銀川市）先生，曾畢業於北京大學，時正在山東大學任教。柏石亦族中志士，一經柯三及松亭阿訇相召，乃決然捨去優厚的大學教職，就職成達師範學校教務主任，籌謀規劃，制定教導規章制度。在濟南、泰安、益都等地招收回族學員一班，於當年4月24日開學上課，此即屹立於舊社會20餘年，與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並稱於世的北方伊斯蘭學府之所由產生。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軍強行占據我山東省會濟南，使得開學未及一年的教育弱苗受到扼制，暫時停課。為了複課並謀求學校之發展，松亭阿訇認識到，濟南雖系名城，但畢竟有地方性的局限。在北方，只有素稱文化古都的北平，才具有全國特別是華北的領導示範意義。於是，在校務會同意之下，松亭阿訇隻身來到北平，進行在北平復校的活動。當時就得到以侯松泉為首的中國回教俱進會以及各寺坊首事的同意和支持。同時更得到馬福祥（當時馬福祥正在蔣介石和馮玉祥矛盾時期暫以航空督辦的名義息影於天津）的支持資助。成達師範學校乃禮聘馬福祥為董事長。馬氏乃出巨資，交由回族富商代為經營商業，以盈利補助學校經費。此前，馬福祥為了創辦蒙回學校，曾在北平東四牌樓清真寺後院建有平房20餘間，有南北講堂、宿舍等，恰可充作教室、辦公及學員宿舍之用。於是，松亭阿訇通過馬福祥及東四清真寺董事會的同意，借用此處作校舍，於1929年將濟南成達師範遷來北平，繼續開課。從此，該校即名為北平成達師範學校。
自1929年成達師範遷校北平，至1937年年底北平淪陷，成達師範遷校桂林的6年期間，松亭阿訇以整個身心，投入成達師範學校的建校和擴校工作。在唐柯三校長的全力支持和松亭阿訇的積極奔走下：第一，學生名額除在山東招收的原有第一班外，又繼續招足學生4班，學生名額最高數達到130餘人。第二，創辦富有時代精神的宗教與民族的綜合性刊物《月華報》。第三，成立成達出版部，印行許多經書及伊斯蘭學術著作。第四，成立福德圖書館，並組織以顧頡剛教授為首的董事會，使這個圖書館成為近代中國伊斯蘭教最大的圖書館。第五，兩次出國到埃及遣送留學生。第一次是在1933年，為了使成達師範第一班畢業生中的優秀學員得到更好的深造，松亭阿訇受學校的委託，親自帶領5名畢業生到埃及，會見了獨立後的埃及國王福瓦德一世和開羅愛資哈爾大學校長祖瓦西里，得到他們的同意，由埃及公費接受這批學員入愛資哈爾大學受業。第二批是1936年，松亭二次親到埃及，得到埃及國王法魯克一世及愛資哈爾大學校長穆拉額的同意，接受20名中國學生到愛資哈爾大學學習，預定於1937年組成“法魯克中國留埃學生團”去埃及。因為“七七”事變發生，直至1938年，始由成達師範阿文教師龐士謙阿訇擔任團長，率領學生l6名到埃及愛資哈爾大學入學，直至1946年，才由龐士謙阿訇率領這批留學生回國。截止現在，除龐士謙、韓宏財、金殿桂、馬宏毅、金德寶等均已物故，其餘的歷次留學埃及的畢業生，大都在宗教界、教育界，政治界、文化界中服務。他們都分別做出了有益的貢獻。第六，聘請埃及教授來華任教。在1933年，松亭阿訇第一次出國到埃及保送留學生的同時，商得埃及政府的同意，派遣兩位宗教學識豐富的教授來華講學，一位名叫達理，一位名叫易卜拉欣，於1933年到達北平，在成達師範專門教授阿拉伯語文及《古蘭經》《聖訓》和教法等學科。第七，松亭阿訇參加北平72名教授發表《抗日宣言》活動。1936年，由於國民黨政府對日本帝國主義節節退讓，把以北平為首的華北一帶組成“冀察政務委員會”，使冀察廣大的國土成為日寇前哨的特別區，國人對此莫不義憤填膺。當時，松亭阿訇邀請北平各大學知名教授顧頡剛、馮友蘭等，在成達師範學校籌組“福德圖書館”董事會時由顧頡剛教授倡議發表教育和學術界的《抗日宣言》，呼籲國民政府和全國人民共同奮起抗日。經聯絡簽名結果，連同當時成達師範負責人唐柯三、馬松亭、劉柏石、趙振武等人，適為72人，並印傳單發表。當時北平各報刊，亦競相披露，給南京國民政府以很大震動。這就是“七七”事變前夕，在北平發表的有名的72教授《抗日宣言》。在這個運動里，松亭阿訇起了很大的發動和組織作用。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北平淪陷，為了避免成達師範落於敵手，松亭阿訇乃飛赴南京，與唐柯三校長商討如何將學校遷移後方。商定將學校遷到廣西桂林。借用桂林市西關清真大寺作校舍。由松亭阿訇、校董常子椿、趙國棟率領留校學生近100人，避開日寇的阻攔，取道武漢，轉至桂林，1938年元月，成達師範在桂林複課。
1941年，重慶十八梯清真寺被日本飛機炸毀，l943年經中一國回教救國協會重建落成後，聘請松亭阿訇任教長。與此同時，因桂林淪陷，成達師範又倍經艱難，遷往重慶。
學術成果
《古蘭經要義》《回教與人生》等。
成達文薈 齋月講演錄 馬松亭 演講
成達文薈 齋月講演錄 馬松亭 演講相關記載
哈德成阿訇傳略
希齡教長生有三子一女，德成阿訇居長，清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生於上海。阿訇幼即老成凝重，曾入私塾，具有漢文基礎。稍長後，到河南、鎮江等地禮拜寺從師專攻伊斯蘭教義。1910年前後，上海熱心伊斯蘭文化的前輩，如馬晉卿、劉彬如、楊福洲等，為了和海外伊斯蘭教國家交流文化，創辦了協興公司。德成作為該公司的成員曾長期居住在科倫坡，還先後赴埃及、香港、新加坡等地，並去麥加朝覲。與此同時，學習並掌握了阿拉伯、波斯、烏爾都以及英語等多種語言。這樣，德成阿訇不但成為學力深厚的伊斯蘭學者，而且樹立了為伊斯蘭文化教育事業努力終身的決心。1924年，阿訇自海外歸國，其時適值希齡教長歸真，於是德成阿訇即受聘為浙江路清真寺教長。
浙江路居上海鬧市中心，除本地或旅居上海的回、維各族教民外，並有各伊斯蘭教國際友人，經常來寺禮拜，故習稱該寺為“外國寺”。阿訇能用各種語言與各國教友交談，於是哈德成阿訇之聲譽大噪。阿訇為了提高宗教教育水平，進行伊斯蘭學術研究、培育伊斯蘭人才，經常與上海伊斯蘭教的知名人士劉彬如、馬剛侯、伍特公、馬晉卿、楊稼山、沙善余等先生結成團體，研究伊斯蘭教學理。以後又得到哈少夫、馬乙棠、金子云等先生的贊助，於1925年6月，創立了上海中國回教學會。這個學會的宗旨，是闡明伊斯蘭教的教義，提倡教育，聯絡中外同教情誼，扶助公益事業。這個學會由於上海的地位，成為本世紀上半期在全國發生極大影響的宗教學術團體，在近代中國伊斯蘭學術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國回教學會成立後，其實際工作主要有下列各項：1．翻譯《古蘭經》；2．出版《中國回教學會月刊》；3．向外界宣講教義；4．創辦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及敦化國小；5．設立獎學金，選派優秀生赴埃及留學；6．開辦阿拉伯文補習學校等。其中學會月刊由伍特公、沙善余兩先生主編，並按期發表《古蘭經》漢譯本。還發表教義、教史以及全國伊斯蘭動態文章及報導等。這些譯文和文章均以古漢語寫成，其水平之高，在近代伊斯蘭教刊物中堪稱獨步。可惜的是，這個刊物出版約年余後，因人力分散，就停刊了（按：上海伊協可能保存全部刊物）。
主持翻譯《古蘭經》是哈德成阿訇對伊斯蘭文化建樹的主要事業。《古蘭經》是伊斯蘭教最重要的經典，但直至本世紀初期，在中國還沒有完全的譯本，清代劉智（介廉）曾有一些片段的翻譯，馬復初也只譯成五卷。上海中國回教學會成立後，由哈德成、沙善余、伍特公先生主持《古蘭經》的翻譯工作。當時由哈德成阿訇就阿拉伯原文逐段講解，伍特公先生筆錄，進而由沙善余先生參考印度學者穆罕默德·阿里的英譯本校正，逐字逐句，反覆斟酌，寫成初稿，最後再由德成阿訇審定。當時共譯就三卷，陸續發表於學會月刊。這個譯本當時被認為是漢譯《古蘭經》最佳的譯本。直至1939年馬堅由埃及學成歸國，德成阿訇便與馬晉卿、伍特公、沙善余、楊福洲等先生商議完成譯經大業。並承馬晉卿先生
慨然捐贈房產，作為譯經基金，於是德成阿訇親至香港歡迎馬堅到上海參加譯經工作，經過14個月的努力，譯成了15卷。1942年，德成阿訇離開上海，終於到了雲南沙甸，參與校訂馬堅所譯的譯稿，直至逝世。此項譯本，德成阿訇及身之世，未克完成，但為馬堅先生後來譯經，奠定了基礎。
1928年德成阿訇和教中熱心教育的同志，在上海首創了伊斯蘭師範學校，使中國的伊斯蘭教育得到了新的發展。
明代晚期，在中國陝西出現了伊斯蘭經堂教育制度，一直延續到近代，但只著重講授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宗教經典，而忽視中國文字和其他文化知識，這就使從事宗教工作者在知識領域受到局限。時至近代，科學文化飛速發展，而舊式宗教學者抱殘守缺，這就影響了宗教和民族的進步。德成阿訇洞察及此，認為必須造就中阿兼通的宗教人才，才能適應當今社會的要求。這個學校的創立，除仍以宗教的各門傳統經典著作為必修課外，並開設中文、英文、算術、地理、歷史以及理科、體育等課程，這就為造就新式宗教師資打開門徑。德成阿訇創辦伊斯蘭師範學校時，乃請達浦生阿訇為校長，其他教員亦皆飽學之士。歷年所造就的人才，有的在國內供教職，有的送入埃及愛資哈爾大學深造，如已故之馬堅、現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任教授之納忠等，均其翹楚，有裨於伊斯蘭學術者甚大。
1937年“八·一三”上海失守後，該校陷於停辦，後經達浦生阿訇請準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將該校遷往甘肅平涼，改名國立隴東師範學校，又為西北回民地區造就了不少人才。追原溯始，德成阿訇之功不可泯滅。
德成阿訇又是一位愛國主義的學者。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德成阿訇即領導上海伊斯蘭教胞從事敵後救國工作。“八·一三”事變後，德成阿訇四處奔走，組織人力，成立浙江路回教難民收容所及太倉路清真寺第二難民收容所，努力為難民籌募糧食、被服及生活用品，全活甚眾。
為了補助回民子弟入學，阿訇在浙江路清真寺設立了教育基金專櫃，籌募教育基金，在培養人才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德成阿訇學識淵博，道德修養高尚，以德感人，宣講教義，深入淺出，對回族後輩熱心提攜培養，每有所入，除家用外，悉以濟貧。
日寇進占上海後，素知德成阿訇在少數民族中的崇高地位，威脅利誘，妄圖使阿訇就範為其所用。阿訇乃於1942年3月18日毅然離開上海，經安徽入陝西，探視先塋，爾後赴重慶，最後於1942年12月，飛抵雲南沙甸，願終老於此，並與他的學生馬堅繼續致力《古蘭經》翻譯工作。1943年8月，因積勞成疾，至1943年12月25日上午3時，病逝於箇舊衛生院，享年56歲。
王靜齋阿訇傳略
王靜齋阿訇，原名文清，字靜齋，後即以字行，故後人鮮知其名。阿訇原籍天津，1879年（清光緒五年）誕生於故里。阿訇之父亦系飽學經師。阿訇8歲時，隨父讀阿文，初貪嬉戲，不能安心學習，親友認為不可教，慫父迫使改途，而父認為終可有成，以溫語勖之，益加督導，阿訇奮然曰：“大人認為可教，不以頑劣見棄，當自策勉，異日學成，除弊風，揚真理，願天下人皆得正道，庶幾負長親也。”
1886年，阿訇受業於蒙學經堂，一切讀本以及淺近教法學等，竟讀10餘種，阿文之外，併兼習波斯文。蓋自明胡太師興辦經堂教育以來，所選教材，共14種，其中有6種都是用波斯文寫的，故中國伊斯蘭學者，大都能兼阿拉伯及波斯兩種文字。阿訇於其50年求學自述中嘗自謙並表示悔恨地說：“惟於國文一道，聞而卻走。先父以國學不可不讀見囑，我則執意不習漢文。而今，以國學之無根柢，已成新時代之落伍者，追想以往，悔恨無濟矣。”但筆者從童年就曾讀他在《天方學理譯著》上的文章，全用古語文，氣息古奧，中年後即行之《古蘭經》譯文，清麗典雅，更為世人所熟知，於以見阿訇對學術謙虛若谷之精神，堪稱後學之典範。
1895年靜齋投天津穆家莊李春山阿訇門下求學，以年幼而學奮，遭同學嫉惡，於翌年經過艱苦跋涉，徒步赴通縣長營村，從保陽馬玉麟阿訇學半載余，以資斧不及而復返天津。次年，阿訇年已弱冠，乃赴北京，先從學於前門外笤帚胡同清真寺於阿訇及教子胡同金五阿訇門下求學。後又隨金阿訇赴天津開學之便返回天津。又投入天津金家窯清真寺劉緒魁阿訇門下攻讀。次年又投入滄南孟村北寺。是年秋，又赴河間，再投在河間開學的於勉翁阿訇門下。是時，國家當有縣考，阿訇於考棚臨時市場，購《五方元音》、《玉堂字彙》各一部，自此始追求漢文。1900年，阿訇年21歲，回天津完婚後，值庚子事變，洋兵占領天津，阿訇擬赴北京，因險遭洋兵槍擊而復返天津。旋又冒險赴京南安育村再次投入於勉翁門下。此後一年間，因社會動盪，阿訇數次往返京津之間，曾向李八阿訇借閱《沙眯經》，受益甚大。
1903年，阿訇又離津投滄南丁莊海金五阿訇門下，由於海阿訇提倡遵經革俗，從而啟發了靜齋阿訇革新教務的思想，為爾後致力遵經宣傳的事業，打下基礎。同時，阿訇在極度困苦的生活中，利用晚間獨宿的機會，儘量閱讀海阿訇所藏自置印版西經，知識為之大進，也發現前輩學者著述中不無錯誤之處，這說明靜齋阿訇在早年已是居高建瓴，不同一般的學者了。
1907年，轉任懷來縣新保全清真寺教職。未久，因當地教民堅持娶親奏唱樂器，阿訇憤而去職，又受白塔村禮聘。在此階段，阿訇先後訂閱《大公報》及《愛國報》等新聞報紙，從而眼界開擴，逐漸留心社會時事，蓋阿訇初不願作一職業宗教師藉以謀衣食為滿足也。
某日，見《愛國報》登有疑問求教四則，懸賞徵答，因《愛國報》主編丁寶臣先生，系一具有博學及民主思想的伊斯蘭教徒（後被誤認為共產黨人而遇害），阿訇乃依次作答。不久，丁寶臣先生親赴天津與阿訇會晤，並禮聘阿訇擔任北京崇文門外花市清真寺教長職務，是為靜齋阿訇在大都市大寺坊擔任阿訇之始。在花市任教兩年中，除執行教典、教授生徒，阿訇又開始了撰述事業——起草《中亞字典》。
1910年，就任奉天（今遼寧）開源教職，長達3年。在此階段，阿訇廣泛地閱讀許多時代書籍，如：《中國魂》、《飲冰室文集》、《法政淺說》等書，並醉心於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加入國民黨，又躋入參加國事運動的行列。
1913年辭職返里，撰寫小品文字，投稿報刊。
1914年，靜齋赴山東濰縣與友人商談譯《古蘭經》事，靜齋並聘清海阿訇到濟南擔任其事。他則去山東宋莊任教職，以5個月期間，克服溽暑，竟譯出《回耶辯真》巨著一部，成為近代有名的《漢克塔卜》，而為當時伊斯蘭學者所必讀，此實為靜齋阿訇著述方面的處女作，亦阿訇從事一生著作事業之開端。
1919年，阿訇任北京磨刀胡同教職，未久即自動退職。時阿訇正在英年，且多讀時代刊物，頗欲出國留學，藉以充實自己，終以資斧無著，有志未遂。至1920年，阿訇又返任安育村教職，在職期間，除按傳統課程給學員授課外，並講授縮本《回耶辯真》及漢字課本。此時將譯就之《回耶辯真》交由北京牛街清真書報社印行。
1922年，靜齋阿訇得到太原馬君圖及其他熱心教務的人的資助，於是年3月間，偕學生馬宏道離天津轉赴香港，經新加坡到達埃及開羅，考入愛資哈爾大學學習，每月可獲得津貼二英鎊。在校學習期間，抽暇赴國立圖書館閱書，得以解決很多歷代前人未解開之疑問。
1923年，阿訇偕馬宏道離埃及赴麥加朝覲，事畢仍返埃及。為了更擴大眼界，擬赴土耳其一游，幸得國內馬福祥先生及馬子貞先生寄贈路費200元，又得埃及教友資助，乃得偕徒離埃及直赴土耳其國的君士坦丁考察學習。君士坦丁原是土耳其國的首都，是位於歐亞交界處的著名文化古都，過去學術氣氛極為濃厚，阿訇初意在此廣為涉獵學術問題，但是該國在廢除帝制，改建共和，並遷都安卡拉之後，君士坦丁的學術空氣遠非過去那樣濃厚。於是阿訇又離開君士坦丁轉赴安卡拉參觀。參觀之後，阿訇留馬宏道於安卡拉大學繼續研讀，自己隻身重返埃及。其時愛資哈爾大學各國留學生甚多，在該校均有指定的宿舍，獨中國留學生沒有固定宿舍，阿訇為後來中國留學生計，乃要求學校當局，將阿富汗留
學生宿舍的一部分劃為中國留學生宿舍。學校給他安排了固定宿舍，並委靜齋阿訇為中國學生部長，阿訇旋因雙親年邁，未敢久留異域而返回祖國。阿訇在國外僅年余，但親歷地方很多，聞見更多，僅帶回印版西經即近六百種，促進了中國與阿拉伯的文化交流。
阿訇歸國後，分訪馬福祥、馬君圖二先生答謝，馬君圖先生即禮聘阿訇為太原教育廳諮議，月致俸修。阿訇回天津後，開始翻譯《古蘭經》，並得當地學者時子周先生協助。
繼受山東信陽縣六塔村之聘，於1925年3月離津前往，在任期4個月中，語體文《古蘭經》譯稿全部草就。並摘出《古蘭經選本》一冊，赴天津刊印。
1928年，阿訇將脫稿數年的《中亞字典》印刷出版，是為阿訇歸國後在學術上的一大貢獻。
1929年，任哈爾濱東寺教長職，歷3年之久，在此期間，譯《英阿雙解新字典》為《中阿新字典》；更譯《偉嘎業》（伊斯蘭法律書之一種）第一卷，1931年刊行。
1932年任天津三義莊寺教長職至1933年。阿訇於伊斯蘭真諦既更有所得，目睹各地教務多有從俗敷衍，違背經訓之陋俗，思欲擺脫舊束縛，改造新環境而積極提倡遵經革俗，因而觸犯一般守舊庸愚之怒，視阿訇為“狂怪”。然阿訇此後則刊《伊光》報，著書立說，均以遵經求實為宗旨，一生不變，此靜齋阿訇之所以不同於一般隨俗從權的宗教職業者之故也。
1936年，在北平西單牌樓中國回教俱進會總部，成立“中國回教典籍編譯社”。同年靜齋撰寫《歐母代序文》（回教法學通論），並修潤波斯文《老歐母代》遺稿，均得以同時刊行問世。同年，更應甘肅喇乾臣、馬環吾二君之請，從事譯定《回教遺產繼承法》，並自動翻譯《回教親屬篇》，惟未完全脫稿。
1937年，重譯《古蘭經》，並擬擴大解注。由馬鄰翼先生審稿修潤。是年，抗日戰爭爆發，平津各地相繼淪陷。阿訇義不從敵，乃攜譯稿，經過千辛萬苦，抵達重慶。
阿訇抵渝後，即僦居十八梯禮拜寺殿側一小屋內，設備簡陋，生活清苦，而阿訇居之宴然，除拜功外，終日埋頭於譯經工作。未久，該寺遭敵帆轟炸，所有譯稿，悉付一炬，阿訇志不少餒，繼續易地重譯，經歲余，卒告完成，即由中國回教救國協會代為印行，迄今尚為教中奉為最佳之譯本。
阿訇在渝住年余後，因趙明遠、丁珍亭二君在雅安主持救國協會事務，並經當地教胞一致函邀，請阿訇至雅安講學。阿訇即於1938年底，西赴雅安，備受西康教胞歡迎。翌年，又返重慶暫居，並編印《伊光》報100期紀念號。蓋《伊光》自1927年9月創刊於天津以來，由於阿訇在困難條件下堅持辦報，該刊迄未間斷，至是已達100期。
1942年，阿訇又攜眷到達甘肅平涼暫住，直至1945年。日寇投降，內地都市相繼收復，阿訇以古稀之年重返內地。
1947年應安徽壽縣之請，阿訇至該縣主持教務一個時期。
1949年上半年，靜齋阿訇因病赴貴陽女兒家就醫，不幸逝世於貴陽市，安葬於貴陽市回民公墓中。噩耗傳至全國回民地區，莫不致哀悼念。回族穆斯林景仰靜齋阿訇為教內第一人。
達浦生阿訇傳略
達浦生阿訇原名風軒，字浦生，經名奴爾·穆罕默德。1874年生於江蘇六合縣。始祖姆巴勒沙，原系波斯人，於元代遷入中國。至第三代祖先，從元世祖轉戰有功，被世祖賜以蒙古名達布台，此後即以達為姓，其後裔三支分別定居江蘇鎮江、六合及安徽壽縣。六合一支為阿訇世家。故江南達姓回民，均出一系。
阿訇幼年時期，家境清貧，但聰穎好學，10歲起開始到六合南寺讀阿文，17歲時徒步至南京，在常巷清真寺義學學習波斯文、阿拉伯文。20歲時，值中日甲午戰後，清廷簽定了喪權辱國的條約，阿訇激於義憤，不甘蟄居故鄉，經過千辛萬苦，終於到達北京，投入牛街清真寺，在當時聲望很高的王浩然阿訇處當“海里凡”（即念經學生）。在名師教導之下，阿訇刻苦攻讀不輟，經過兩年的學習，浩然阿訇認為他成績突出，即批准他畢業，就在牛街清真大寺正式掛幛穿衣，開始步入社會。
1898年，清廷實行戊戌變法，發生了“百日維新”運動。在教育上實行廢科舉，將各地書院改為大學堂，興辦新式中國小。阿訇在這種新的思潮鼓盪之下，又受到立志維新的王浩然阿訇的啟迪，認識到欲救祖國，首先要致力於本民族的復興。阿訇鑒於全國數以百萬計的回民，文化落後，生計凋敝，非力革回民過去不讀漢書的保守觀念，倡辦回民教育，決不能臻於自強的境地。他於1899年返回故鄉，力排舊議，到處遊說，終於在六合城內創辦了回民廣益國小，打開了江南地區回民辦學的新局面。
1905年王浩然阿訇赴天方（麥加）朝覲，函促浦生阿訇來京代理牛街禮拜寺教長。1907年王阿訇回國，在牛街禮拜寺創辦回文師範學堂，由浦生阿訇擔任校長，此即開創現代伊斯蘭經學之始。該校除教授阿文、波斯文以及《古蘭經》、認主學、聖訓、教法等傳統課程外，還加授漢文、數理等課。這所學校雖因經費困難，僅辦了兩年而中輟，但舉辦新型阿文漢文兼修的伊斯蘭師範教育，卻成為浦生阿訇一生的信念，也為爾後各地回民創辦新式師範樹立了典範。
1911年辛亥革命的勝利，清廷退位，民國成立。是時浦生阿訇38歲，在新的形勢鼓舞下，他懷著一顆熱愛回民教育事業的赤膽忠心，奔赴西北回民聚居區興辦回民教育。
1912年，湖南回族先進人士馬鄰翼（振武）先生任甘肅提學使，浦生阿訇到蘭州後，馬鄰翼立即委任浦生阿訇為甘肅省回民勸學所所長兼省視學。在6年的時間裡，阿訇為了振興回民教育，走遍隴東、隴西、隴南和寧夏、青海各地，在他的鼓動和倡議下，推動地方成立了不少回民學校。在蘭州一地就倡辦了尚德、崇德、明德等回民國小多所。
阿訇一向認為伊斯蘭教各派之間，縱有枝節差異，都要互尊互諒，以團結為重，決不能互相歧視。因此，他在各地禮拜寺布道講學，始終以團結合作為宗旨，經常有效地排解各地教派之間的紛爭，而促進了團結，贏得了各方面的尊敬。
1918年阿訇因回六合奔喪，辭去甘肅勸學所所長職務。但當時兵荒馬亂，社會動盪不寧，因此，於1920年前後他來到上海。當時，上海一批回族紳商組成了“協興公司”，經營回民傳統的珠寶玉器商業，並計畫打通南洋及亞洲次大陸的商業渠道，更進一步交流文化，發展譯經和教育事業，需要有辦學經驗和富有創業精神的知識分子，乃聘請浦生阿訇參加經營。從1921年至1928年，阿訇為了開拓協興公司業務，遍游南洋各埠及印度各地，
開擴了眼界，鍛鍊了辦事能力，從而更堅定了終身為回民興辦師資學校的決心。
1925年，阿訇由海外歸來，寄居上海浙江路清真寺，朝夕與該寺教長哈德成阿訇商談振興回民教育事宜。他們認為，興辦回民教育，首先必須培養一批開明的教長又足以擔任國小教師的人才，始能以開明阿訇啟迪教民風氣，以合格教師灌輸時代知識，則舉辦新型的伊斯蘭師範學校，實為當務之急。兩位阿訇既有同心，並徵求上海回族知名人士意見。適馬福祥先生南來滬，得悉教胞有興學之志，即捐款作為教育基金，於是決心籌辦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公推馬福祥為董事長，以浦生阿訇為校長，哈德成阿訇則親躬教育，其他如馬剛侯、金子云、馬晉卿、楊彬如、伍特公、沙善余等先生為校董。在浦生阿訇積極奔走之下，訂學則、建校舍、選聘教師，於1928年該校建成。其後創建於山東遷校於北平的成達師範、四川萬縣伊斯蘭師範、雲南明德中學、湖南偕進中學、山西崇實中學等，皆先後開辦起來，導致在全國範圍內出現了回民自辦師範及中等學校的新局面。
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的教學，除按過去經堂課程外，更增設古漢語、數學、地理、歷史、教育學、政治學和體育等課，以期培養經漢兼通的開明師資。該校共培養了三屆畢業生，除分別擔任宗教及學校教師外，並先後選派了三批赴埃及留學生。第一批由沙儒誠先生率領，學員有畢業於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的馬堅以及畢業於雲南明德中學之納忠、林仲明、張有成4人；第二批為畢業於雲南明德中學的納訓、馬俊武、林興華3人；第三批則為畢業於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的金子常、定中明、胡恩鈞、林風梧、馬有連5人。這樣，不但造就了一批伊斯蘭及東方語文的學者，更興起了中國回族青年到海外留學的風氣。
1937年日寇發動了侵華戰爭，“八·一三”日軍對上海狂轟濫炸，各地難民匯集上海市區，浦生阿訇與哈德成阿訇聯絡上海回族士紳，積極籌建上海浙江路回教難民所和太倉路回教難民收容所，為教胞籌募糧食、衣被及生活必需品，全活甚眾。
阿訇感到書面宣傳的必要，故在埃及期間用了3個月時間，撰寫了長達100多頁的《告全世界穆斯林書》，揭發日本60年來侵華史實和最近日寇侵華罪行，號召全世界穆斯林兄弟給日寇以輿論上的譴責及經濟上的制裁，引起中近東各國的極大關注。
浦生阿訇在阿拉伯進行反對日本侵略中國罪行的宣傳活動後，於1938年6月8日又轉到印度，當時巴基斯坦尚未分立，阿訇在印度作了9次抗日講演，並會見後來被譽為巴基斯坦之父的穆罕默德·真納。真納表示，爭取中國抗戰的勝利，也將是對印度各族爭取自由幸福的援助，他並將《告全世界穆斯林書》譯成烏爾都文發表，還在印度穆斯林中捐募資金，買成藥品，送往中國，支援抗日前線的鬥爭。
1938年8月，浦生阿訇由加爾各答取道南洋群島回到香港。當時，全國回民已組成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該會聞知浦生阿訇返抵香港的訊息，即派專人迎接阿訇到漢口，受到當地回民的熱烈歡迎。當時國內正處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努之下，抗日氣氛強烈，國民黨當局迫於形勢，對阿訇在國外做出的努力不得不作出反映。故由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理事長白崇禧陪同阿訇會見蔣介石。蔣問阿訇今後有何打算，阿訇答，希望在內地恢復原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蔣介石當面準許，由教育部撥款。就這樣，上海伊斯蘭師範學校遷移到平涼後，改名甘肅平涼伊斯蘭師範學校，後又改為國立隴東師範學校，浦生阿訇任校長。
這個學校的校址是浦生阿訇親自選定的。是原平涼火柴廠的舊址，除辦公外，設有教室4座，廚房和餐廳等均系敷用，並有學生宿舍以及附小教室等。浦生阿訇延請名人任教。該校除在平涼招收甘、寧、青各地學生外，並派人到河南等地招生，同時在武漢難民收容所中招收了一批失學回族學生，共100餘人。浦生阿訇主持該校雖只兩年多的時間，但為回族培養了不少的優秀人才。
浦生阿訇素具民主思想，在國民黨統治之下，始終保持超然的態度，經常與邵力子先生交遊，對於辦學，儘量延聘進步人士，在學生中積極宣傳抗日和革命道理，並利用寒暑假，組織宣傳隊，赴隴南各縣回民地區宣傳抗日，影響很大。
由於該校聘請了幾名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任教，政治上經常受到壓力，宋美齡曾直接過問過該校的政治情況。浦生阿訇由於校務勞累和情緒上的苦悶，在1941年內生了10個多月的疾病。不久，國民黨政府當局以參政員的名義，逼使浦生阿訇離開該校。
浦生阿訇離開平涼赴重慶養病，在此期間，他以“社會賢達”名義，參加了參政會及舊政治協商會議，結識了許多無黨派民主人士。69歲時，居住在陝西寶雞市金鈴堡內，潛心著作《中國伊斯蘭六書》。阿訇對這部著作，是從中年就開始的。此書比較系統全面地闡述伊斯蘭教的沿革及教義的真諦。1943年日本帝國主義者向南進攻桂黔兩省時，同時揚言西攻陝西西安，浦生阿訇從陝西寶雞遷居甘肅張家川。約半年後，經天水返回西安。1945年抗日勝利，阿訇由西安回到南京，後又遷居上海，一直從事《六書》的撰述。
1949年，阿訇以75歲高齡，在上海迎來了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
1950年，上海市委統戰部轉達了中央有關部門的指示，請浦生阿訇赴京參加“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籌備工作，阿訇再次北上，參加了黨所領導的宗教工作，並在黨的教育下，思想上取得了很大進步，堅信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1952年，他作為新中國的代表赴赫爾辛基，參加了“維也納世界和平人民大會”。接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朝覲團團長，率團前往沙烏地阿拉伯朝覲，因受阻，只達巴基斯坦即中途返國。1953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建成，浦生阿訇被選為該會副主任，並擔任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等職。1955年又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自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起，一直被選為江蘇省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1955年“中國伊斯蘭經學院”成立，被推為該院院長。1955年又任第二屆中國伊斯蘭教朝覲團團長，率團赴麥加。朝覲期間數次會見了沙特國王，得到很高禮遇。這次還先後訪問了埃及、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國。1956年浦生阿訇以周總理顧問身份，隨周總理同機抵達印度尼西亞萬隆，參加亞非會議。同年又作為中國印度尼西亞友好協會代表團團長訪問了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總統在茂物宮接見了他，並受到廣大華僑的熱情款待。嗣後，再去訪問埃及，受到納賽爾總統接待，並贈送由總統親自題名的精裝《古蘭經》。阿訇還曾以中敘（敘利亞）友好協會會長身份，訪問了大馬士革。1957年國慶，阿訇被邀至天安門城樓觀禮，受到毛主席親切的垂詢，這是阿訇一生最大的榮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