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基本特徵,代表性,政治性,組織性,內涵及作用,工作開展,工作重點,難點及特點,政治作用,各地特點,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其他國家,
簡介
無黨派人士是在中國革命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形成的。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般稱無黨無派的知名人士為社會賢達。如1946年召開的舊政協會議，就有9位代表是以“社會賢達”的身份出席的。1948年，郭沫若等無黨派知名人士在致電毛澤東同志，以回響中共中央“五一”號召的時候，為了與以往的社會賢達相區別，最先使用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1949年，新政協會議還專門設立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 
新中國政協 會議
新中國政協 會議由於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個具有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隨著老一代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減少，新一代無黨派人士的出現，形成了多種稱謂並存的局面。除了繼續沿用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以外，主要有無黨派人士、無黨派愛國人士、無黨派知名人士、無黨派代表人士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等稱謂。
2000年，中共中央統戰部下發的《關於加強無黨派人士工作的意見》，正式規範了對無黨無派人士的稱謂，明確對無黨無派人士群體稱無黨派人士，對無黨派人士中的代表人物稱無黨派代表人士。2004年，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協章程修正案，也將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改稱無黨派人士界別。《意見》在此基礎上作出進一步明確界定，即“指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
由於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個具有特定含義的歷史概念，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改革開放後，隨著老一代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減少，新一代無黨派人士的出現，形成了多種稱謂並存的局面。除了繼續沿用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以外，主要有無黨派人士、無黨派愛國人士、無黨派知名人士、無黨派代表人士和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等稱謂。2000年，中共中央統戰部下發的《關於加強無黨派人士工作的意見》，正式規範了對無黨無派人士的稱謂，明確對無黨無派人士群體稱無黨派人士，對無黨派人士中的代表人物稱無黨派代表人士。2004年，全國政協十屆二次會議審議通過的政協章程修正案，也將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改稱無黨派人士界別。《意見》在此基礎上作出進一步明確界定，即“指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
基本特徵
根據《意見》規定，新世紀新階段的無黨派人士應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徵：
一是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具有無黨派身份。這是無黨派人士的首要條件，但不是唯一條件，即並不是只要具備了無黨無派身份，就是無黨派人士。
二是對社會作出積極貢獻，具有一定社會影響。無黨派人士所從事的活動具有政治性，在所聯繫民眾中要有影響力和代表性。
三是受過良好教育，具有較高的素質。這是由無黨派人士的社會基礎決定的。具體地說，無黨派人士是以無黨無派知識分子為主體的社會群體，主要分布在科學技術、教育、文化藝術、醫藥衛生、企業、政府機關和社會團體、社會中介機構等領域。
代表性
1.世界多國議會設有無黨派人士席位。自從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後，就同時出現了無黨派人士。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的議會裡都設有無黨派人士的席位。如在法國國民議會，577名議員中無黨派人士占11席，331個參議院議席中無黨派人士占7席。在2007年7月的土耳其議會選舉中，550個席位中無黨派人士占27席。2008年9月白俄羅斯議會下院選舉，有263名候選人參加110個議席的角逐，其中82名是政黨提名候選人，其餘均為無黨派人士。可見，無黨派人士在許多國家都是一定階級或階層的利益代表，成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2.我國無黨派人士在不同歷史時期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我國的無黨派人士群體是19世紀初伴隨政黨的產生而出現的。在中國近代史上，很多無黨派民主人士憑著自己的社會聲望和感召力，影響和帶領著一大批民主人士投身民主運動，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如提出精兵簡政建議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在國民黨統治區，也有許多無黨派民主人士團結所聯繫民眾，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國內民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一直領導著一支文化大軍的郭沫若。周恩來指出，無黨派民主人士“雖然都沒有組織一個政黨或者政治團體，但都領導著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聯繫著許多方面的人士在奮鬥著”。李維漢也曾經指出：“政治代表有正式組織的，即有綱領有章程的，這就形成了政黨;有非正式組織的，即無綱領無章程的;也有無組織的，如現在的無黨派民主人士。”
袁隆平是當代無黨派人士的優秀代表
袁隆平是當代無黨派人士的優秀代表新中國建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無黨派人士積極投身到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加快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中來，郭沫若、馬寅初、張奚若、繆雲台、梁漱溟、吳耀宗、程思遠、巴金、阿沛·阿旺晉美、袁隆平等人成為不同歷史時期無黨派人士的代表。他們以無黨派人士這一特殊的政治身份，在各自的領域團結、影響著一大批無黨派人士。特別是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他們因其突出的知識背景和專業成就，對社會作出了積極貢獻。他們積極參政議政，影響力擴展到更大的社會層面，在他們所聯繫的民眾中具有崇高威望和廣泛的代表性。
政治性
無論是在我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還是建國以來不同的歷史時期，無黨派人士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他們所從事的活動體現出鮮明的政治性。
1.無黨派民主人士是一個“政治稱號”。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無黨無派的知名人士一般被稱為社會賢達。1946年1月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郭沫若、莫德惠等九人就是以“社會賢達”的身份出席會議的。全面內戰爆發後，在是否參加由國民黨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問題上，“社會賢達”發生了分化。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出《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主張得到包括無黨派民主人士在內的全國各界人民的擁護。為了與以往的“社會賢達”相區別，郭沫若與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在香港聯名通電回響“五一”號召時，正式使用了無黨派的稱謂。積極回響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廣泛開展新政協運動，這表明無黨派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自覺選擇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並從此走上了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道路。棄“社會賢達”一詞不用，而改用“無黨派民主人士”的稱謂，這本身也表明了一種政治態度和立場。中央統戰部1951年6月16日在復西北局統戰部的函中指出：“‘民主人士’是對參加人民民主運動的某些黨外人士(包括有黨派和無黨派)的一種政治稱號。”對於無黨派民主人士的活動，周恩來也曾經指出，這一部分人士“是長期參加民主政治活動的，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鬥爭的。在階級鬥爭的社會裡，不管是哪一個社會，總是大部分人反對一小部分反動派。這種反對反動派的一大群人的活動也就是政治活動”。
2.積極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發揮了重要政治作用。在社會主義革命、建設以及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的歷史時期，廣大無黨派人士同民主黨派一樣，圍繞國家的中心任務，積極推進民主政治建設，為我國經濟的發展把脈開方。他們積極參政議政，民主監督，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無黨派民主人士張奚若提出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新中國的國號；徐悲鴻建議以《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吳耀宗等率先在基督教界發起“三自”愛國運動；馬寅初早在50年代就提出計畫生育、控制人口的建議；無黨派民主人士與各民主黨派一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學院的建議並被採納，使之成為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聯合黨校，等等。
組織性
就無黨派人士群體而言，它並不像政黨那樣有系統的組織機構和嚴密的組織紀律，也沒有明確的政治綱領，因而並不是一個政治組織。這一點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歷史形成的。從歷史上看，在抗日戰爭時期，各界人士從事的民主運動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壓迫，如果要形成一個政黨或政治組織，要辦理許多手續，會經歷許多挫折，是十分困難的。因此，在國民黨統治區，很多仁人志士只能以個人身份從事政治活動，單槍匹馬，孤軍奮鬥，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多種形式的鬥爭。如郭沫若、馬寅初、李達、符定一、吳耀宗等等。新中國建立後乃至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的無黨派民主人士，與中國共產黨一道前進，一道經受考驗，在參政議政和民主監督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仍然保留了歷史形成的無黨派民主人士這一政治身份，並沒有加入黨派或組建新的政黨。
其次是鞏固統一戰線、維護多黨合作格局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參加過民主革命鬥爭的老一代無黨派民主人士陸續謝世，並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但無黨派人士的隊伍並沒有萎縮，具有無黨派身份的各方面傑出人才不斷湧現。無黨派人士群體的保留與穩定固然與一部分知識分子傳統的不願過問政治，不願受黨派約束等心態有關，但更與我們黨的統一戰線政策乃至多黨合作的制度設計有關。早在1941年11月6日，毛澤 東就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時至今日，胡 錦濤仍然強調，“只要中國共產黨存在，各民主黨派存在，無黨派人士就客觀存在。……充分發揮無黨派人士的作用，對於我們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祖國完全統一大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為了建立更加廣泛的統一戰線，為了使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更具包容性，更富有生命力，我們黨長期堅持有意識地把一部分優秀人士留在黨外，著力培養了一支優秀的無黨派人士隊伍。
綜上所述，可見無黨派人士部分具備了現代政黨的特徵，因此是一個沒有黨派組織但有黨派性的特殊群體。正如1949年6月19日周恩來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閉幕式上指出的那樣：“無黨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國革命的具體歷史條件下發展形成的。他們在形式上沒有結成黨派，但實質上是有黨派性的。”“正確地寫出來應該是：沒有黨派組織的有黨派性的民 主人士。” ?
內涵及作用
正確認識無黨派人士的黨派性，有助於我們深刻領會無黨派人士的內涵，有助於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
1.深刻領會無黨派人士概念的內涵。2000年中央統戰部《關於加強新時期無黨派人士工作的意見》指出，新時期無黨派人士的基本條件是：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代表性、有較強的參政議政願望和能力以及具有無黨無派身份。2005年，中共中央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首次對無黨派人士作了界定，指出：“無黨派人士是指沒有參加任何黨派、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 從無黨派人士的黨派性出發，我們發現上述對於無黨派人士內涵的規範還是有斟酌餘地的。2000年的“基本條件”強調了無黨派人士的“代表性”和“政治性”(有較強的參政議政願望和能力)，突出了無黨派人士的黨派性，而2005年的“界定”則比較含糊。“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應該是對無黨派人士在專業領域的代表性的要求，如此，再加上“其主體是知識分子”，我們是否可以理解為是指“黨外高級知識分子”呢?但這一界定並沒有政治性的要求，實際上等於是在無黨派人士和黨外高級知識分子之間劃上了等號，換言之，兩者基本上指的是同一類人。
事實上，無黨派人士與黨外高級知識分子應該是有較大區別的。無黨派人士的稱謂側重的是該群體的黨派性，其影響主要在政治領域，無黨派人士的參政是多黨合作制度內的參政，其參政的基本點是“一個參加，三個參與”(即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這些都與黨外知識分子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兩者的外延大小也不相同。從無黨派人士的黨派性出發，兩者應該是一種包含關係，無黨派人士應該是黨外高級知識分子中有政治參與意願的那一部分人。
鄧小平指出：“統一戰線的對象，清楚得很，顧名思義，是把一切能夠聯合的都聯合起來，範圍以寬為宜，寬有利，不是窄有利。”從大團結、大聯合的角度出發，擴大無黨派人士的範圍乃至擴大到黨外高級知識分子等同於無黨派人士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對無黨派人士的界定是否應該考慮對象的政治意願和態度呢?無論是有組織的政黨，還是沒有組織的無黨派人士，他們都是一定階級、階層的政治代表。統一戰線意義上的無黨派人士是一個有特定含義的政治概念，所謂“無黨派”是與“有黨派”相對應的一種表現形式。因此，對無黨派人士的界定是否相應地也應該強調其政治屬性呢?是否應該增加“有政治參與意願” (對無黨派代表人士則應要求“積極參政議政”)這樣的內涵呢?此外，從可能性出發，如果統戰部門要做所有黨外知識分子的工作，僅靠現有的人員配備和力量是力不從心的，反過來可能還會影響到代表人士的工作。因此，本文傾向於給無黨派人士作如下的界定，無黨派人士是指沒有參加任何黨派、有政治參與意願或參政議政熱情(強調政治性，但不強求有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強調代表性)的人士，其主體是知識分子。至於無黨派人士的具體範圍，可以參照2007年中央統戰部《關於“無黨派人士”政治面貌規範使用的意見(試行)》來掌握。無黨派人士群體稱為無黨派人士，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士稱為無黨派代表人士。 根據2000年中央統戰部《關於加強新時期無黨派人士工作的意見》，“統戰部重點是做無黨派代表人士的工作”。
2.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正確認識無黨派人士的黨派性，也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我國政黨制度的顯著特徵是：共產黨領導，共產黨、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合作;共產黨執政，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參政。因此，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實際工作中，都要克服目前存在的特別是在基層統戰工作中存在的“一手硬，一手軟”的現象，既要重視民主黨派的工作，也要重視無黨派人士的工作;既要重視民主黨派工作的研究，也要重視無黨派人士工作的研究。對多黨合作制度應做全面而不是片面、完整而不是局部的理解、認識、貫徹和落實。
賈慶林參加政協無黨派人士界委員小組討論
賈慶林參加政協無黨派人士界委員小組討論工作開展
正確認識無黨派人士的黨派性，有助於我們準確把握無黨派人士工作的重點、難點和特點，從而增強無黨派人士工作的針對性。
工作重點
代表人物在所聯繫的民眾中的作用，首先體現為政治導向作用。既然無黨派人士是一個政治概念，無黨派人士具有黨派性，那么我們開展無黨派人士工作的重點自然也應該放在政治性上來。具體而言，就是應該重視無黨派人士的綜合素質特別是政治素質，重視對無黨派人士的政治引導，擴大無黨派人士有序的政治參與，提高無黨派人士的政治把握能力、參政議政能力和民主監督能力。從另一角度來看，無黨派人士中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具有一定造詣的專家學者，他們中的多數人所欠缺的主要還是政治參與方面的經歷和鍛鍊。因此，重視政治素質的提高應該是無黨派人士的工作重點和主要著力點。
難點及特點
無黨派人士和民主黨派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主體。但民主黨派成員的成長除了中共的政治引導外，還有其各級組織的自身建設，而無黨派人士的成長則缺少相應的組織機構，缺少成長的台階，這給我們開展無黨派人士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難處。當前，各級統戰部門是無黨派人士工作的唯一牽頭部門和主要工作部門，在“自身建設的組織環境”缺失的情況下，如何為無黨派人士搭建不同層級、各具特色的成長台階，是當前無黨派人士工作理論研究和實踐當中亟待解決的問題，也是無黨派人士工作的難點。
當然，換一個角度來看，無黨派人士工作的難點實際上也是無黨派人士工作的一個特點。形式上沒有結成黨派，這是無黨派人士與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主要區別和顯著特徵。這一顯著特徵使無黨派人士既置身於普通民眾之中，又超脫於黨派利益之外，在很多複雜的局勢下通常能起到政黨和社會團體所起不到的獨特作用。另一方面，將我們黨同無黨派人士的團結合作納入多黨合作的範圍表明，在我國即使不組建新的政黨，即使不加入任何黨派，作為一個無黨無派人士，同樣可以參加國家的政治生活，同樣可以反映無黨派人士群體的利益和願望，同樣可以發揮自己的優勢和作用。因此，我們要理解、尊重、保持無黨派人士“群而不黨”的特點和特色，甚至可以說是優勢，最大程度地體現我國多黨合作制度的包容性，使之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要通過靈活、寬鬆、動態的管理方式加強無黨派人士隊伍建設，不能用民主黨派工作的方法來從事無黨派人士的工作，也不能為了給無黨派人士的成長搭建平台而“矯枉過正”，使無黨派人士組織化和黨派化。
政治作用
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我國處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各界人士所從事的革命活動，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格限制，許多仁人志士只能以個人身份從事政治活動，單槍匹馬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多種形式的鬥爭。他們憑著自己的社會聲望和感召力，影響和帶領著一大批民主人士投身民主運動。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長期鬥爭中，與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做出了積極貢獻。
比如，在抗日根據地實行的“三三制”政權中，無黨派民主人士李鼎銘先生當選為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並在合作共事中提出了“精兵簡政”的著名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評價和採納。始終領導著一支文化大軍的郭沫若，在國民黨統治下受著嚴重政治壓迫的馬寅初、李達，在北平遭到拘捕的符定一，在上海一直奮鬥的宗教界人士吳耀宗等，他們雖然都沒有組織一個政黨或政治團體，卻領導著很大一批民主人士，聯繫著許多方面的人士在奮鬥著。無黨派民主人士從它產生之時起，就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各地特點
中國大陸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中，還包括無黨派人士。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般稱無黨無派的知名人士為社會賢達。1949年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後，專門設立了無黨派民主人士界別。
關於無黨派人士的性質，周恩來認為，無黨派人士是“沒有黨派組織的有黨派性的民主人士”。 無黨派人士不等於無黨派民眾，中共中央在2005年專門下發了一份檔案，叫《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這裡面明確了無黨派人士需要具備的三個條件：第一條是沒有參加任何黨派；第二條是對社會有積極貢獻和一定影響的人士；第三社會基礎，主要是知識分子。
提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的張奚若，建議用《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的畫家徐悲鴻，五星紅旗的設計者曾聯松都是無黨派人士。改革開放後的無黨派人士主要有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衛生部部長陳竺(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之前)，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等。
台灣
在台灣的各級公職人員中，無黨籍者大多分布在基層的民意代表，如里長、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等職務，而縣級以上的選舉（如縣市長、縣市議員）中無黨籍者則較少見，而在立法委員之中無黨籍人士更為少見。此外，目前尚未出現無黨籍人士當選過領導人以及副領導人。
香港
在香港，區議會及昔日的市政局與區域市政局有較多無黨派人士，而2007年後，為數不小的無黨派人士皆為建制派組織成員，而立法會則相對較少，現今所有無黨派的立法會議員都是循功能組別晉身。此外，由於香港的選舉法例規定行政長官不可從屬任何政黨，故歷任行政長官均為無黨派人士。
其他國家
在澳大利亞，極少有獨立候選人當選澳大利亞國會議員，在州議會則較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