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1891年12月17日～1962年2月24日），男，曾用名嗣穈，字希疆，學名洪騂，後改名適，字適之。
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安徽績溪人，以倡導“白話文”、領導新文化運動聞名於世。
幼年就讀於家鄉私塾，19歲考取庚子賠款官費生，留學美國，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1917年夏回國，受聘為北京大學教授。
1918年加入《新青年》編輯部，大力提倡白話文，宣揚個性解放、思想自由，與陳獨秀同為新文化運動領袖。
他的文章從創作理論的角度闡述新舊文學的區別，提倡新文學創作，翻譯法國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的部分作品，又率先從事白話文學的創作。他於1917年發表的白話詩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批新詩。
“五四運動”後，同李大釗、陳獨秀等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分道揚鑣，由“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其端，倡導改良，從此改變了他“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態度。於1920年代辦《努力周報》，1930年代辦《獨立評論》，1940年代辦“獨立時論社”，1949年創辦《自由中國》。
1938～1942年出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193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提名。
1946～1948年任北大校長。
1949年去美國。
1952年返台，1957年始任“中研院”院長。
1962年2月24日在台北病逝。
胡適一生學術活動主要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紅學幾個方面，主要著作有《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嘗試集》《白話文學史》（上）和《胡適文存》（四集）等。他在學術上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的治學方法。
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個人生活,家庭生活,婚姻感情,軼事典故,交往魯迅,梁胡關係,駐美大使,提名諾獎,講演胡說,第一紅娘,結識希逋,主要作品,原著,校輯翻譯,創作特點,詩歌,戲劇,小說,主要成就,學術成就,教育成就,思想主張,晚年懺悔,人物影響,文學方面,哲學方面,人物評價,正面評價,負面評價,中性評價,人物爭議,思想爭議,學位爭議,後世紀念,績溪故居,上海故居,台北墓地,胡適獎學金,胡適研究獎學金,藝術形象,影視形象,美術形象,
人物經歷
精選片單國民才子胡適，跌宕起伏的一生，始終在歲月的年輪中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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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發表批判的文章，李大釗第一個反對，胡適卻這樣回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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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暑假，考取中國公學，兼任英文教員，為《競業旬報》撰稿，學作詩。
1908年，開始編輯《競業旬報》（自二十四期），同時在《國民白話日報》《安徽白話報》上發表文章；9月，因中國公學風潮，部分學生另立新中國公學，胡適參與其事。
1909年，《競業旬報》停刊；11月13日，新公學與中國公學合併，因此失學，寄居在上海。
1910年2月，由王雲五推薦到華童公學教國文；3月22日，辭去華童公學的職務；7月，赴北京參加留美考試，國文得一百分,以第55名被錄取；8月16日，從上海坐船去美國留學；9月，到綺色佳進康乃爾大學，選讀農科。
1911年，完成《康乃爾傳》，作《<詩三百>言字解》。1912年春，進入康乃爾大學文學院；12月27日，擔任康乃爾大學大同會支會主席。1913年，擔任康乃爾大學世界學生會會長，與趙元任、胡達同被推舉為最有名譽的美國大學生聯誼會斐貝卡拔（PhiBeta Kappa）的會員。
1914年2月，得學士學位；4月1日，受留美學生會會長鄭萊之聘，任該會哲學教育群學部委員長；5月9日，以所作《論英詩人卜郎寧吟之樂觀主義》一文獲卜郎寧獎；5月20日，辭去世界學生會會長職務。
1915年；9月20日，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約翰·杜威；11月，通過博士資格考試的“初試”；同年，《非留學篇》刊登於《甲寅雜誌》。
1916年，開始試作白話詩；8月19日，提出“新文學之要點”。
1917年1月1日,《文學改良芻議》刊登於《新青年》二卷五號；4月17日，完成博士論文；5月22日，進行博士學位最後考試——口試；5月23日，改定《先秦諸子之進化論》；9月10日，到北京就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
1918年4月，《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發表在《新青年》四卷（四號）；同年，任北京大學評議會評議員、《北京大學日刊》編輯、哲學研究所主任、英文科教授會主任等。
1920年2月，《嘗試集》出版；7月27日，完成《〈水滸傳〉考證》，這是他第一篇重要的小說考證。
1921年3月27日，寫成《<紅樓夢>考證》初稿；5月21日，與丁文江等人討論組織“努力會”並起草章程；年底，《胡適文存》由亞東圖書館出版。
1922年3月21日，《國學季刊》編輯部成立，任編輯；5月7日,《努力周報》創刊；5月14日，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發表在《努力周報》第二號；9月25日，出席教育部召集的學制會議；10月11日，以北京教育會代表身份參加在濟南召開的第八屆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會議，會議期間被推主擬學制草案，此案由總統教令公布施行。
1923年1月，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創刊，胡適任編輯委員會主任；4月1日，在《讀書雜誌》第八期發表《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參與“科學與人生觀"論戰。
1925年1月，參加“善後委員會"；2月13日，北京各界國民會議促成會通知胡適，推他為國民會議組織法研究委員會委員，4月，中華全國村市建設協會聘胡適為哲學顧問；8月31日，寫成《愛國運動與求學》，發表在《現代評論》二卷三九期。
1926年，與其師郭秉文等人在美國發起成立華美協進社。1927年2月4日，到哥倫比亞大學完成哲學博士學位的最後手續；6月，被選為管理美國退還庚款的中基會的董事；同月，與徐志摩等在上海龍華路開辦新月書店；8月，受聘為私立光華大學教授。
1928年3月10日，《新月》創刊號出版；4月30日，接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併兼文理學院院長；5月4日，在上海光華大學演講《五四運動紀念》；5月15日，在南京出席“全國教育會議”；7月1日，與徐志摩等組織成立新月書店；12月，論著《白話文學史》由新月書店出版；同月，在上海蔣介石與宋美齡婚禮上結識蔣介石；同年，任中國公學校長；同年，正式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
1929年1月19日，到北平，被選為北平協和醫學校董事；3月，寫成論著《中國公學校史》；同年，在《新月》雜誌上發表政論文《人權與約法》，標誌人權運動的開始，隨後發表政論文《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和《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1930年，與羅隆基、梁實秋三人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結集為論著《人權論集》，交新月書店出版，後被國民黨政府查禁；4月10日，在《我們走那條路》中提出：“要剷除打倒的是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五大仇敵”。1931年1月，蔣夢麟就任北京大學校長，聘胡適為文學院長；10月，到上海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並擔任會議主席。
1932年1月12日，林森以國民政府名義頒發聘書，聘胡適為全國財政委員會委員；1月23日，復聘胡參加國難會議；5月22日，邀蔣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創辦《獨立評論》，先後共為其撰寫了1309篇文章；6月2日，德國普魯士國家學院致函，聘胡適為該院哲學史學部通訊委員；7月3日，在《獨立評論》第七號上發表雜文《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提倡“巴斯德精神”；7月10日，在《獨立評論》第八號上發表《所謂教育的法西斯蒂化》；11月28日，被全國經濟委員會聘為該會內的教育專門委員會委員；12月6日，在長沙中山紀念堂講演《我們所應走的路》，提倡“學術救國”；同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
1933年1月9日，成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會員；1月19日，被聘為商務印書館大學叢書委員會委員；1月30日，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北平分會”成立，聘胡適為執委會主席；2月19日，發表論文《民權的保障》，公開指責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負責人把民權保障作為政治問題而不是作為法律問題看待；同月，退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4月16日，在《獨立評論》第四十六號上發表雜文《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表示“我極端敬仰那些曾為祖國冒死拚命作戰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許我用我的筆鋒來責備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殘酷殘忍的現代武器拚命”；4月19日，應邀與蔣夢麟、丁文江同至北平軍分會與何應欽商談華北形勢；4月25日，被國民政府聘為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6月18日，由上海登輪赴美，經美至加拿大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7月，在芝加哥大學講學一個月，講題為《中國文化的趨勢》，結束後講稿彙編成冊，由芝加哥大學出版，名為《中國的文藝復興》；7月14日，被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聘為國立北平圖書館委員會委員長；9月，自傳《四十自述》出版；11月19日，在《獨立評論》第七十七號上發表論文《建國問題引論》，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革命；12月3日，《逼上梁山》脫稿，這是補寫《四十自述》的一章，此後該書沒有再續寫下去。
1934年5月18日，在《獨立評論》第一百零三號上發表論文《信心與反省》，後又接連發表《再論信心與反省》《三論信心與反省》，主張中華民族信心要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礎之上；8月17日，完成論文《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指出教育的失敗是因為當時還不曾真正有教育，救濟教育的失敗，就是在最短年限內普及初等義務教育；8月25日，參加“平民教育促進會”第十周年紀念會。
1935年1月5日，接受香港大學授予的法學名譽博士學位，留港期間，多次要求出任駐日本大使未果；5月5日，發表雜文《紀念“五四”》一文；一周后，發表再論五四運動的論文《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6月22日，完成論文《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9月7日，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評議會評議員；11月19日，出席宋哲元舉行的招待北平各界人士談話會，表示反對“冀察特殊化”；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先後發表論文《為學生運動進一言》和《再論學生運動》，讚賞學生的愛國行動，但反對學生罷課。1936年1月14日，參加由蔣介石召集的平津各校代表集會；8月，在美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年會，被選為該會副會長。
1937年4月8日，在北平大學女子學院演講《治學方法與習慣》；4月29日，在上海出席中基會預備會議；5月3日，到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6月20日，在南京中央政治學校研究部參加準備出席世界教育會議的代表的第一次集會，被推為主席；7月11日，到廬山參加“廬山談話會”；8月13日，上海抗戰爆發，南京政府組織國防參議會，聘胡適為參議員；8月19日，被蔣介石要求即日前往美國爭取美方對中國的支持；9月，接受蔣介石委託，以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身份赴歐美作國民外交工作；9月26日，在舊金山對華僑演講《算盤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盤，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10月1日，在舊金山哥倫比亞電台發表演說《中國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
1938年6月，當選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7月，出任駐美國大使；9月17日，被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為駐美大使；10月27日，向美國總統羅斯福遞交國書；12月4日，在紐約律師俱樂部演講《北美獨立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首次公開提出“苦撐待變”的觀念；12月15日，在中美桐油貸款協定簽字。
1939年4月19日，謁美國總統羅斯福，談中立法案事；6月6日，接受哥倫比亞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6月13日，接受芝加哥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0月30日，在紐約美圖中因協會演講《我們還要作戰速求卓超堅守自由下去》；12月5日，在紐約市政協會演講《中國目前的形勢》；12月29日，在華盛頓美國歷史學會講《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文化衝突的比較研究》；冬，在美國各學院聯合會演講《世界戰爭與未來的世界秩序》。
1940年3月5日,在佛羅里達州羅林斯國際關係研究所演講《遠東和世界將來的和平》；4月24日，協助中美簽訂滇錫貸款協定；10月24日，對全美廣播《挽教在中國的民主》；11月28日，在紐約市參議會演說《我們需要的是哪種世界秩序》。
1941年11月10日，謁羅斯福總統，談遠東局勢；11月25日就，日美臨時安協方案中損害中國的內容向赫爾提出抗議。1942年3月，在華盛頓演講《中田抗戰也要保衛一種文化方式》及《我們的共同戰鬥》；4月20日，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講演《中國在日前世界鬥爭里的地位》；5月4日，在華盛頓向中國國內發表《五四廣播詞》；9月8日，交卸駐美大使職務，旅居紐約，從事學術研究。
1943年10月，應哈佛大學之邀，演講《中國歷史文化》；同年，應聘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1944年春，受芝加哥大學聘，為該校講學；9月起，到哈佛大學講學八個月，題為《中國思想史》；12月17日，與張伯苓等21人發表聯名宣言，要求盟國修改戰略，採取有效軍事行動，在中國戰場打擊敵人。
1945年3月27日，擔任中國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代表；4月25日，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制憲會議，以中華民國政府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倫敦出席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會議，制訂該組織的憲章；8月24日，發電給毛澤東（由王世傑代轉），要求中國共產黨放棄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黨；8月30日，被推舉為世界教育會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前身）於11月1日在倫敦開會的中方出席代表之一，參與制訂該組織的憲章；9月3日，推定胡適為北京大學校長，返國前由傅斯年代理校務；9月6日，被國民政府正式任命為國立北京大學校長。
1946年9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10月10日，在北大開學典禮上講話，強調“善未易明，理未易察”；11月15日，出席制憲國民大會，為主席團成員大會，與朱經農等204人聯名提出《教育文化應列為憲法專530章》的提案。
1947年1月24日，蔣介石想請胡適出任中華民國考試院長和國府委員，但胡適堅持不肯加入國民政府而力辭；2月1日，為沈崇案出庭作證；5月，邀北大、清華等校一些教授組織“獨立時論社”，議論國內外政治問題；8月1日，在北平廣播電視台發表講話《眼面世界又化的趨向》；8月24日，在《大公報》發表論文《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9月28日，論文《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發表在《大公報》上；10月10日，在平津六科學團體聯合年會上講演《大學教育與科學研究》；10月15—17日，在南京出席中研院第二屆評議會第四次會議，擬定院士選舉規程及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名單；10月27日，在上海對記者談話，就美國海軍部將“沈崇案”主犯皮爾遜判決無罪釋放一事發表看法；12月12日被聘為中美教育基金會顧問，並主持其事；12月14日，在南京出席中基會董事會議。
1948年3月25日，在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當選為人文組院士；3月29日，出席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任大會臨時主席；4月3日，蔣介石認為中華民國憲法為內閣制，實權在內閣，中華民國大總統應為虛位，請公正人士較佳，所以想叫中國國民黨支持無黨籍的胡適出馬競選行憲後第一任總統，等胡適當上總統後再任命蔣中正為中華民國行政院長，胡適同意，但後來因國民黨中執會還是支持蔣介石選總統而變卦；4月19日，應邀在金陵女子大學座談“大學教育”與“中國出路”問題；8月，被選為北平研究院學術會議會員；9月4日，在北平電台廣播演講《自由主義》，同月，到南京參加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大會；10月20日，在浙江大學演講《自由主義與中國》；11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用電台廣播呼籲胡適留下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但胡適決定離開北平；12月，北平華北剿總司令傅作義邀請胡適在中南海懷仁堂商討是戰是和，胡適送了八個字“和比戰難，堅持待變”；12月13日，寫成雜文《北京大學五十周年》；同日，朱家驊、傅斯年、俞大維、陳雪屏四個人在南京設法派飛機去接胡適南下，胡適本來不肯丟下北京大學不管；12月14日，在南京方面的勸說下離開；12月15日下午4點，傅作義派了部隊護送胡適到北京南苑機場上了飛機，夜裡10時到達南京明故宮機場；12月17日，在南京中研院內主持北大校慶紀念會。
1949年1月15日，被聘為“總統府資政“；4月6日，應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從上海搭威爾遜輪前往美國當說客，為和平解決國共內戰問題尋求美國政府的介入，在海輪上寫成政論文《自由中國的宗旨》；4月21日船抵舊金山，得知4月19日政府拒絕中共24項要求，中國人民解放軍已渡江，此時局勢已定，胡適在美處處碰壁，而發表《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11月20日，與王世傑、雷震、杭立武等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台北創辦《自由中國》雜誌，任發行人。
1950年5月14日，被普林斯頓大學聘為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的管理員，為期兩年；12月4日，在加州大學發表演說，題為《中國思想與文化的存在價值——在中國思想與文化中哪些東西是不會為共產主義所摧毀的》。
1951年7月，去綺色佳訪康奈爾大學農學院院長邁耶斯，商談與台灣大學農學院與之合作的事；8月11日，致信《自由中國》雜誌社，聲稱該雜誌的言論受到軍事機關的壓力，表示抗議，指出不再擔任發行人。
1952年2月，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人類科學文化史編輯委員會委員；4月29日，在“中國知識分子救濟會“演講《在鐵幕後痛苦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夏，普林斯頓大學聘約期滿，改聘為葛斯德東方圖書館的榮譽主持人；11月19日，應台灣大學及台灣師範學院之邀，到台講學，其在台講學的內容後由《自由中國》雜誌社編輯成《胡適言論集》，分甲乙兩編，由華國出版社出版；12月1日起，在台灣大學演講《治學方法》。1953年1月17日，離台回美，辭去教職，專心著述。
1954年2月18日，為參加“國民大會“二次會議返回台灣；3月25日，代表大會向蔣介石致送“總統”連任證書；7月16日，台灣當局聘胡適為“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5年2月下旬，在匹茲堡大學演講《對近代西洋文化的東方看法》；3月11日，在維吉尼亞州史威特布丙爾學院演講《自由中國之重要性》；3月19—20日，在紐約召集“中研院”留居國外的院士談話會；同年，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發行《胡適思想批判》，胡適住在美國蒐集了這八本書，認真作了批註。
《胡適思想批判》
《胡適思想批判》1956年3月12日，傳記《丁文江的傳記》脫稿；9月，到加州大學講學，主講中國文化問題,共講十次；10月21日，在加州大學寫成《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
1957年2月4日，出席楊振寧、李政道和吳健雄三位科學家的歡迎會；9月26日，出席聯合國大會；11月4日，經“中研院”評議會選舉，由蔣介石任命為“中研院”院長。
1958年4月10日，回台灣就任“中研院“院長，主持第三次院士會議，自此，因多次往返台、美兩地，期間因經濟關係，將《胡適文選》及《胡適自述》等所有著作，以買斷方式賣與出版公司；4月18日，在“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爭取學術獨立的主張；5月7日，在台中東海大學演講《談談大學》；同月，擬定“國家發展科學培植人才的五年計畫的綱領草案”；6月5日，在台灣大學法學院演講《大學的生活》。
1959年2月1日，“中研院”評議會與“教育部”舉行聯席會議通過“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組織章程”，即日成立該委員會，胡適任主席；3月12日，完成雜文《容忍與自由》；7月1日，主持“中研院”第四次院土會議，選舉新院士袁家騮、楊聯升等九人；7月9日，接受夏威夷大學頒贈的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7月16日，在該校演講《杜威在中國》；10月21日，出席“立法院”預算、教育兩委員會聯席會議，說明長期發展科學的計畫；11月1日，主持“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11月11日，在工程師學會年會上講話，呼籲工業界人士參加長期發展科學計畫的工作。
1960年5月4日，在北大校友會的集會上，演講五四運動的意義；7月10日，參加華盛頓大學舉行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演講《中國的傳統與將來》；同年，參與雷震和台、港黨外人士共同連署反對蔣介石違背台灣“憲法”三連任“總統”，之後，雷震籌備組黨事宜，胡適雖未參與，但多所鼓勵；9月，雷震因“共諜”案被捕，史稱雷震事件，而此事件，一般認為是蔣介石為阻止雷震籌組新黨而策劃，當時仍為“中研院”院長的胡適雖未受到此案株連，也參與營救雷震，不過並沒有成功，對此胡適曾留下三千字的日記說明始末。
1961年1月19日，主持“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第五次會議；2月，參加台灣大學校長錢思亮的宴會，剛抵達時感到身體不適，送至醫院脈搏跳至135次，痰中帶血，醫生診斷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此次住院2月，後回家自養，但身體已日漸衰弱；8月27日，主持“中研院”評議會，選出院士候選人十人；11月6日，應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邀請，在東亞區科學教育會議開幕式上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引發爭議；同月，病情惡化，至台灣大學醫學院療養。
1962年2月14日，出席教育會議開幕式；2月24日，到“中研院蔡元培館”主持第五次院士會議，選出任之恭、梅貽琦等七位新院士；下午六時半，在歡迎新院士酒會席散時，心臟病猝發而死；3月1日，蔣介石前往祭弔。
個人生活
家庭生活
父親
胡傳，字鐵花，號鈍夫，清朝貢生，在寧古塔時為正二品鎮守寧古塔將軍容山和三品卿銜吳大澂幕僚，官至淞滬厘卡總巡、台東直隸州知州，後因乙未戰爭離台，著有《台灣紀事兩種》。1891年胡適出生時，胡傳51歲。1892年3月20日，胡傳調任台灣。1895年8月22日，病逝於廈門。
胡適一家
胡適一家母親
馮順弟，安徽省績溪縣人。1891年胡適出生時19歲。1894年2月21日，胡適隨母親回到上海。1895年丈夫胡傳去世時，一直守寡，馮順弟23歲，此後一直守寡，長達23年。其間，馮順弟經歷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苦痛，莫過於許多親人的相繼死亡。這23年間，僅婆家和娘家，共死去七個親人。胡適在《四十自序》中描寫母親的訂婚過程和喪夫後打理家庭、培養兒子的故事。
長子
女兒
胡素斐，1920年8月16日出生。1925年5月，6歲時夭折。
次子
孫子
婚姻感情
與江冬秀
江冬秀與胡適的婚姻是由胡適母親馮順弟一手包辦的。江冬秀是旌德縣的望族江家的小腳千金。1904年春，隨同父異母的哥哥胡振之到上海讀書，臨行前母親馮順弟為他訂了婚。1908年7月，已在上海“作新民”的胡適寫信給母親，拒絕回家完婚，語氣悲憤，信中有言“男手顫欲哭，不能再書矣……”的表達，末尾再署“兒子嗣穈飲泣書”。但最終，他們於1917年12月30日在家鄉與結婚。
胡適與江冬秀
胡適與江冬秀從訂婚到結婚的15年間，胡適與江冬秀從未見過面，但有通信。胡適在種種錯綜複雜的情緒里徘徊，終因“不忍傷幾個人的心”，沒有推翻這門婚事他深深懂得舊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胡適要江冬秀放足，要她讀書識字並給自己回信，期待“他年閨房之中，有執經問字之地，有伉儷而兼師友之樂”。但很快，他放棄了對江冬秀的文化要求。隨著閱人歷事，他認清了一件事：“女子能讀書識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書中之學問，紙上之學問，不過人品百行之一，吾見有能讀書作文而不能為良妻賢母者多矣。吾安敢妄為責備求全之念乎？”對於江冬秀拙樸的家書，他持鼓勵態度。有一次，胡適在回信中道：“你這封信寫得很好，我念了幾段給錢端升、張子纓兩位聽，他們都說胡太太真能幹，又有見識。你信上說，‘請你不要管我，我自己有主張。你大遠的路，也管不來的。’他們聽了都說這是很漂亮的白話信。”
胡適是民國少有的終身仍與包辦婚姻原配一起生活的人，蔣介石在日記中說“其個人生活亦無缺點”，張愛玲在紐約初見胡適和江冬秀後寫道，“他太太帶點安徽口音，端麗的圓臉上看得出當年的模樣，兩手交握著站在當地，態度有點生澀，我想她也許有些地方永遠是適之先生的學生。使我立刻想起讀到的關於他們是舊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與韋蓮司
1910年9月，胡適考取了庚子賠款留學生，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學習農科。1914年6月的一個星期一，胡適訪問康奈爾大學地質學教授亨利·韋蓮司的次女、畫家韋蓮司小姐（ 1885—1971），當時她在紐約藝術學校讀。從此，韋蓮司成為與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紅顏知己。在胡適的心目中，韋蓮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範。胡適認為她“人品高，學識富，極能思想，高潔幾近狂狷，讀書之多，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他們兩人月下散步，湖邊談心，尺牘傳情，雙方都深深地欣賞，愛慕對方。韋蓮司的灑脫獨立的個性吸引著胡適，兩人在朝朝暮暮的敘談中品詩論文。正因為兩人身上都具有著優雅的文化氣質，他們在藝術、天下國家大事方面頗有共同語言，漸漸地感情越來越深。1915年秋，胡適轉入哥倫比亞大學起，兩年寫給韋蓮司一百多封“情書”。後來因為胡適已經與老家的江冬秀訂婚了，母命難違以及韋蓮司的母親反對異國通婚，他們最後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
與曹誠英
胡適與曹誠英第一次見面是在他與江冬秀的包辦婚禮上。1917年12月30日，胡適與江冬秀在安徽績溪舉行婚禮，按照皖南舊俗，男方家中需要擇選四位未嫁的少女充當新娘的伴娘，於是胡家挑選四位青春姣好的少女始終跟隨在新娘的左右，曹誠英是胡適三嫂的妹妹，當時就是伴娘之一。曹誠英看到胡適，兩人相互問好，這次婚禮上的邂逅，注定了他們後來漫長的苦澀戀情。1923年4月，胡適到上海參加研究新學制課程起草委員會的會議。休會期間，胡適到杭州遊玩，順便看望已經離婚的曹誠英。這次胡適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誠英始終陪伴左右，使他們的感情發生了飛躍性進步。臨別時，胡適寫了首《西湖》，詩中暗喻曹誠英為戀人使他們的關係更密切了。之後新學制課程起草委員會會議復會，胡適回上海出席。此間兩人書信不斷，胡適也纏綿於曹誠英的綿綿情意之中。於是在會議結束後，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來到杭州，在煙霞洞的和尚廟租了房住下。當時杭州女師也放暑假，曹誠英就以陪伴胡適養病為名，到煙霞洞與胡適同居一室。在這裡，他們的感情迅速升溫，是“驅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頭的人影”（胡適詩《秘魔崖月夜》）。
胡適與曹誠英
胡適與曹誠英與徐芳
徐芳，1912年出生，江蘇無錫人，是清朝科學家徐壽的曾孫女、晚清維新變法時期農工商督辦徐建寅的孫女。曾就讀於北京大學中文系，1935年畢業。她和胡適有過一段戀情， 但胡適只將她當作學生。胡適在北京大學任教時，許多愛慕者寫給胡適，到搬家時信足有兩大箱，胡適要把它們扔掉，但江冬秀都保留下來。有一天，江冬秀整理信件時發現了徐芳寫給胡適的“情書”。江冬秀寫信給胡適:“我算算有一個半月沒有寫信給你了。我有一件很不高興的事。我這兩個月來，拿不起筆來，不過你是知道我的脾氣，放不下話的。我這次理信件，裡面有幾封信，上面寫的人名是美的先生（Mr.Charming），此人是哪位妖怪？”胡適回信說：“謝謝你勸我的話。我可以對你說，那位徐小姐，我兩年多隻寫過一封規勸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問不做十分對不住你的事。”
徐芳
徐芳軼事典故
交往魯迅
新文化運動期間，魯迅看到了胡適發表的文章，尤其是《文學改良芻議》之後，引起了他對胡適的強烈認同，對其文學革命的氣魄、見識十分敬佩。此後，胡適與魯迅經常一起討論問題，商定稿件，又書信往來，互借圖書資料，關係頗為親密。魯迅在《新青年》上發表了大量具有影響力的白話小說，以此來表示對新文化運動與胡適的支持。1921年，胡適作《西遊記序》，但對於《西遊記》的原作者，尚不能確定。為幫他考證作者，魯迅蒐集了大量資料，並抄寄了關於《西遊記》作者吳承恩的許多資料給胡適。此後一段時間內，魯迅更是處處留心《西遊記》的資料，一且發現新資料就寄給胡適。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之前的稿本與出版之後的成書，都先後寄給胡適徵求意見。而胡適在寫《中國章回小說考證》的過程中，也多次向魯迅請教。1922年時的胡適對魯迅推崇備至，幾乎把短篇小說的創作成績歸於魯迅。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中，胡適總結五四白話文學的成績，稱“成績最大的卻是一位託名‘魯迅’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差不多沒有不好的”。而魯迅對胡適同樣懷有敬意，在《無聲的中國》《怎么寫》等雜文中，魯迅稱胡適是文學革新的最先“嘗試”者，胡適的日記“一定該好得多”。讀了胡適關於白話文的論著後，魯迅在1922年8月21日致胡適的信中贊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為這種歷史的提示，勝於許多空理論”。
胡適與魯迅在早期雖有密切交往，但從1924年以後，因為胡適主張青年學生埋頭讀書，少參與政治，加之與新月派文人陳源、梁實秋等的爭執，以及胡適宣揚“好政府”主義，又受到遜位的皇帝溥儀、國民政府首腦蔣介石的“垂詢”，兩人慢慢地疏遠、甚至分道揚鑣。從1920年代中後期到1930年代中期，魯迅對胡適成見日深，寫了不少諷刺、批評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學家魯迅與右翼文化泰斗胡適，勢不兩立、水火不容。魯迅對胡適由褒而貶，由揚而抑，由讚譽而至諷刺、排斥，連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話文學史》，後來都指為“也不見得好”了。
但對於包括魯迅在內的左翼作家的抨擊以至謾罵，胡適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見不聞”的淡定，不氣，不急，不理會。迄今為止未見胡適回罵魯迅的文字。當魯迅遭到無端謾罵、人身攻擊時，胡適卻為魯迅辯誣、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蘇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適，對魯迅大肆攻擊。她說魯迅“心理完全病態”“人格卑污”“簡直連起碼的‘人’的資格還夠不著”。胡適於是年12月14日覆信，告誡蘇雪林“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批評她用“衣冠敗類”“奸惡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話”“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胡適還告訴她，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溫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胡適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確評價人物的問題：“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梁胡關係
梁啓超與胡適的關係，應該可以認作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承先啟後範例。梁胡相同之處，是中國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條件，不同之處正可見出時代在迅速的蛻變中。胡適與梁啓超的交往分為三方面的：第一是政治上的接觸，第二是學術上的見解，第三是彼此的友誼。政治方面，當胡適還是一個青少年的時候，梁啓超已經名滿天下，在胡適的心目中是一個英雄人物。直到完成留學歸國，胡適認為國家大任只有梁啓超一型的人物有資格承擔。但五四運動使胡適“爆得大名”，他的觀念有了改變。雖沒有捨我其誰的氣概，但肯定梁派已經“過氣”，不願在政治上與之結合。學術方面，胡適從知道天地間有所謂學問開始，便對梁啓超十分崇拜，他之所以走向學術思想的研究，可以說是受了梁啓超的啟發。但是後來他們的學術境界不同，見解不同，彼此常有爭論而甚至引起不快，但胡梁之間的友誼始終是正面的發展，胡適視梁為“老輩”，備至尊敬。梁氏過世之後，胡適十分悲悼，數十年之後，仍然追念不已。
駐美大使
1938年，胡適出任中國駐美大使。訊息傳到日本後，日本內閣倍感壓力，當時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發起建議應該派三個人同時出任日本駐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三個人分別是鶴見佑輔、石井菊次郎和松岡洋右。其中鶴見為文學專家、石井是經濟專家、松岡則為雄辯家。
提名諾獎
根據諾貝爾獎官方資料庫，胡適曾於1939年和1957年分別被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和國際筆會香港中國筆會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
講演胡說
第一紅娘
胡適有“民國第一紅娘”之譽，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屬數不勝數。他喜歡看到青年人相戀、結合，並主持過150多次婚禮。這150多次證婚，從已知的記載來看，大多為胡適同輩友人、晚輩學者，成就的多是學界伉儷；婚禮地點也大多為中國國內。而有一樁胡適在美國證婚的婚禮，且有婚禮現場照片存世，卻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過。《胡適日記》1939年5月12日這天，記載了他在美國的一次證婚。他寫道：今天本館秘書游建文君與張太真女士結婚。張女士是張履鰲先生的女兒，與上海劇團同來，我病在紐約時，他們正在紐約演戲，故建文與張女士常相見，以後就訂了婚約，我給他們證婚。
結識希逋
二戰結束後，陳寅恪向北京大學推薦季羨林擔任教授，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之等人欣然接受，於是季羨林順利進入北大，和胡適結識。雖然在學術輩分和社會地位上，兩人尚有差距，“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裡的狹窄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後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麼侷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主要作品
原著
| 時間 | 名稱 | 體裁 | 出版社\期刊\演講地 |
|---|---|---|---|
1915 | 非留學篇 | 論文 | 《甲寅雜誌》 |
1917 | 文學改良芻議 | 《新青年》二卷五號 | |
1918 | 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 《新青年》四卷四號 | |
1919 |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 論著 | 商務印書館 |
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 論文 | ||
1920 | 嘗試集 | 詩集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水滸傳》考證 | 論文 | ||
1921 | 胡適文存（一集） | 文集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22 | 章實齊先生年譜 | 論著 | 商務印書館 |
我們的政治主張 | 論文 | 《努力周報》第二號 | |
1923 | 讀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 《讀書雜誌》第八期 | |
1924 | 胡適文存·二集 | 文集 | 亞東圖書館 |
1925 | 愛國運動與求學 | 論文 | 《現代評論》二卷三九期 |
1927 | 戴東原的哲學 | 論著 | 亞東圖書館 |
1928 | 五四運動紀念 | 演講稿 | 上海光華大學 |
論著 | 新月書店 | ||
盧山遊記 | 文集 | 新月書店 | |
1929 | 中國公學校史 | 論著 | 《新月》 |
人權與約法 | 政論文 | 《新月》第2卷第2號 | |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對於建國大綱的疑問 | 《新月》第2卷第4號 | ||
知難，行亦不易—孫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難”說述評 | 《新月》第2卷第4號 | ||
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 | 《新月》第2卷第6、7號合刊 | ||
1930 | 人權論集 | 論著 | 新月書店 |
胡適文存·三集 | 文集 | 亞東圖書館 | |
胡適文選 | 亞東圖書館 | ||
我們走那條路 | 政論文 | 《新月》月刊第2卷第10期 | |
中國中古思想史長編 | 論著 | 中國公學 | |
1932 | 中國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贈與今年的大學畢業生 | 雜文 | 《獨立評論》第七號 | |
所謂教育的法西斯蒂化 | 政論文 | 《獨立評論》第八號 | |
我們所應走的路 | 演講稿 | 長沙中山紀念堂 | |
1933 | 四十自述 | 自傳 | 遠流出版社 |
民權的保障 | 論文 | ||
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 | 雜文 | 《獨立評論》第四十六號 | |
建國問題引論 | 論文 | 《獨立評論》第七十七號 | |
1934 | 信心與反省 | 《獨立評論》第一百零三號 | |
再論信心與反省 | |||
三論信心與反省 | |||
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教育 | |||
1935 | 紀念“五四” | 散文 | |
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 | 論文 | ||
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 | |||
為學生運動進一言 | |||
再論學生運動 | |||
胡適文存·四集 | 文集 | 商務印書館 | |
南遊雜憶 | 良友圖書公司 | ||
1937 | 治學方法與習慣 | 演講稿 | 北平大學女子學院 |
算盤要打最不如意的算盤，努力要做最大的努力 | 舊金山 | ||
中國在目前危機中對美國的期望 | 舊金山哥倫比亞電台 | ||
1938 | 北美獨立戰爭與中國抗日戰爭 | 紐約律師俱樂部 | |
1939 | 我們還要作戰速求卓超堅守自由下去 | 紐約美圖中因協會 | |
中國目前的形勢 | 紐約市政協會 | ||
中國與日本的現代化運動一文化衝突的比較研究 | 華盛頓美國歷史學會 | ||
世界戰爭與未來的世界秩序 | 美國各學院聯合會 | ||
胡適留學日記 | 文集 | 商務印書館 | |
1940 | 遠東和世界將來的和平 | 演講稿 | 佛羅里達州羅林斯國際關係研究所 |
我們需要的是哪一種世界秩序 | 紐約市參議會 | ||
1941 | 我們的共同戰鬥 | 華盛頓 | |
中國抗戰也是要保衛一種文化方式 | |||
中國在日前世界鬥爭里的地位 | 賓夕法尼亞大學商學院 | ||
1943 | 中國歷史文化 | 哈佛大學 | |
1947 | 眼面世界又化的趨向 | 北平廣播電視台 | |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 論文 | 《大公報》 | |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 | |||
大學教育與科學研究 | 演講稿 | 平津六科學團體聯合年會 | |
1948 | 自由主義 | 北平電台廣播 | |
自由主義與中國 | 浙江大學 | ||
北京大學五十周年 | 雜文 | ||
胡適的時論 | 文集 | 六藝書局 | |
水經注版本四十種展覽目錄 | 論著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1949 |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 自由中國社 | |
自由中國的宗旨 | 政論文 | ||
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 | |||
齊白石年譜 | 論著 | 商務印書館 | |
1950年7月 | 《史達林雄圖下的中國》（英文） | 美國《外交》雜誌 | |
1950 | 中國思想與文化的存在價值——在中國思想與文化中哪些東西是不會為共產主義所摧毀的 | 演講稿 | 加州大學 |
1952 | 在鐵幕後痛苦中的中國知識分子 | 中國知識分子救濟會 | |
治學方法 | 台灣大學 | ||
1955 | 對近代西洋文化的東方看法 | 匹茲堡大學 | |
自由中國之重要性 | 維吉尼亞州史威特布丙爾學院 | ||
1956 | 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 | 政論文 | |
1958 | 大學的生活 | 演講稿 | 台灣大學法學院 |
1959 | 容忍與自由 | 雜文 | 《自由中國》第20卷第10期 |
杜威在中國 | 演講稿 | 華盛頓大學 | |
1960 | 中國的傳統與將來 | 夏威夷大學 | |
丁文江的傳記 | 傳記 | 中央研究院 | |
1961 |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 演講稿 | 東亞區科學教育會議 |
2003 | 胡適全集（共44冊，胡適著、季羨林主編） | 文集 | 安徽教育出版社 |
2009 | 胡適口述自傳 | 自傳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胡適全集》 | 最完整文集，共60冊，預計2023年前陸續出版 |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 |
校輯翻譯
| 時間 | 名稱 | 出版社 |
|---|---|---|
1930 | 神會和尚遺集 | 亞東圖書館 |
1931 | 中國文學史選例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33 | 短篇小說 | 亞東圖書館 |
1935 | 中國新文學大系 | 良友圖書公司 |
1951 | 台灣紀錄兩種 |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
1961 | 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 | 自印本 |
（參考資料：）
創作特點
詩歌
胡適的詩歌屬於中國現代詩的開山之作，保留了現代詩草創時的模樣和特點。關於詩歌的內涵，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提出，寫文章不無病呻吟的觀點，將矛頭指向了那些傷春悲秋、睹物傷情的詩歌，認為這些詩文處處是陳言濫調，這說明了胡適對那些代代相傳且毫無新意、矯揉造作且無病呻吟的某些傳統詩歌頗為不滿，這也是被胡適所擯棄的。同時，胡適也嘗試著以此為突破口，摒棄那些陳舊的意象，為詩歌的革新帶來新氣象。在創作實踐中，他擺脫了陳陳相因的物象套語，而且詩歌的語言風格也符合其所倡導的“平白易讀”，用樸實無華的白描功夫塑造平實質樸的意境。
在意象上，胡適開始根植于思想、制度、精神、技術等抽象層面，使得創造出的意象不再具象，而是抽象意象；同時，胡適開始注重意象的描寫對思想、語言、結構和聲律的影響，因此，胡適在傳統意象上所寄寓的思想感情不同於既往的內容。
戲劇
胡適戲劇改良思想的觀點來自於他對文學革命的思考。他認為文字形式是文學的工具，工具不適用，就難以表達含義。之後，他又指出，中國文學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新陳代謝的歷史，只是活文學替代了死文學的歷史，當工具僵化之後，必須更新換代，這就是“文學革命”。而中國文學史上的幾番革命，在他看來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需要的，正是用白話代替古文、新劇代替舊劇、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適對於戲劇改良的思想，其關注點在於戲劇文本、思想，而非舞台呈現、表演，不是疏忽遺漏，而是刻意為之。
小說
胡適在小說方面，雖沒有創作，卻翻譯了一些西方短篇小說。他在《短篇小說》“譯者自序”中說：“我是極想提倡短篇小說的一個人，可惜我不能創作，只能介紹幾篇名著給後來的新文人作參考的資料。”胡適後來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指出，《文學改良芻議》主要著重於破壞，從建設的角度講，文學革命需要注重的兩點，其一便是方法，而這就需要向西方學習，包括西方短篇小說的翻譯。在胡適看來，小說之宗旨有二：一以娛人，一以淑世。無論娛人淑世，小說之法不出兩端：一在狀物寫生，一在布局敘事。胡適認為中國傳統小說以狀物寫生見長，西方小說則兼狀物寫生與布局敘事之長。應噹噹以西方小說之長補中國小說之短。此外，胡適還在文學理論上作出貢獻，寫就了中國第一部具有現代學術風格的文學史專著《白話文學史》。
主要成就
學術成就
首先，胡適對中國近三百年來的學術研究作了總結。他把整理國故或國學研究納入了他的“中國文藝復興”的範疇之內，並發表了《說儒》，這不但是胡適治學的巔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國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胡適將禪宗史研究的問題點，由西天二十八祖的傳承問題，轉為禪宗革命家本身的問題。他的論斷承載了日後的許多成果與成就。
教育成就
思想主張
政治主張
言論自由
胡適的言論理念體系由兩個層面組成：其一，為什麼要言論自由，即言論自由的具體價值；其二，如何才能言論自由，即言論自由的實現途徑。在前一層面，胡適主要從個性發展、人權保障、民主憲政三個角度立論。首先，胡適認為言論自由能夠促進個性發展，養成自由獨立的人格，有利於鑄成健全的個人，進而推動社會進步。因此，應該予人民以思想的自由，放棄“統制文化”，還應不以“思想言論“入罪，讓青年自由探索。其次，保障人權首先需要確立法治基礎；爭取人權亦應在法律框架內進行。言論自由是一項基本人權，因此，應建立能夠"批評政治“的自由，負責任的言論不受非法干涉。其三，民主憲政是種幼稚的政治制度，它並非什麼高不可攀的理想，而僅是一種政治生活的習慣，民主憲政的訓練是實行民主憲政，良好的公民並非"天生“的，而是需要經過慢慢"訓練“，言論自由與民主憲政互相關聯，保障言論自由自是民主憲政的應有之義，言論自由亦是實行民主憲政的必要條件。
《自由中國》創刊號
《自由中國》創刊號在後一層面，胡適則主要闡述三點:。其一， 言論自由要自己爭取，一方面，爭取言論自由應成為一種習慣；另一方面，爭取言論自由時須注意講究技巧。其二，言論自由必須負責任，因此，應秉持“敬慎無所苟“的理念，以“獨立的精神”“研究的態度““清楚的思想”議政。其三，實現言論自由要相互容忍，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不能相互容忍則無言論自由。因此，在觀點相異之時，應該謹防"正義的火氣“。
民主思想
首先，胡適強調反對封建專制，倡導民主自由。他強調個性的自由，要求使個人有自由意志；使個人擔負責任，主張充分發展人的個性思想。胡適宣傳資產階級個性解放、發展個性的思想，在當時北洋軍閥專制統治下“鼓勵勇氣與群魔戰，以期打破黑暗地獄，取中國各種現狀而新之”以及“放膽為文”。胡適在提倡解放個性,使個性得到發展的同時，對歷史上那種以一家之言、“定於一尊”的惡習、唯我獨尊的“怪胎”進行了根本的否定，他以自由作為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武器，強調要“極力提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
其次，胡適反對封建禮教，提倡婦女解放。對於封建道德規範，胡適都進行了否定性的論述。他認為，古人把一切做人的道理都包在“孝”字里，“流弊百出”。他還在《貞操問題》一文中，對婦女的貞操問題做了闡釋，對封建節烈觀進行了批判。胡適認為應該從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入手，使女子與男子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的社會義務以，充分發揮婦女的聰明才智。
實驗主義
胡適的實驗主義思想，收到了其導師胡適約翰·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影響。具體而言，胡適認為實驗主義方法， 就是把杜威的“ 五步說”濃縮成“ 兩步說”。第一步：歷史的方法， 即任何學說， 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自有它所發生的原因，也有它所產生的效果 ；第二步：實驗的方法，即一切學說， 都只是一種假設 ， 都必須通過實驗來檢驗。 胡適還進一步把它提煉成“大膽的假設，小心地求證”十字箴言。這句話注重的後半句，不管是研究科學，研究國學，研究治國之道，需要的是更多的耐心，和更多的謹慎。實事求是，不是避開事實問題而去談理想主義，不是拋棄現實問題而去重建社會。需要有一種實踐的精神在事實中發現問題，並改善現實。
自由主義
胡適與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關係，在於他如何對待知識、權利與權力三者之間的關係。胡適不僅僅在於人要爭取自己的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法律上的平等，他還更看重容忍對於社會自由的重要性。他堅信他能將人類尤其是中國國民的理智加以改善，可以在他們心中真正建立起尊重知識、景仰歷史、崇尚理性與追求正義的完善的公民心性。在此前提下，國民權利主體意識得以樹立，他們就可以爭取個人的自立、自主、自尊與自信，從而就可以強固公民個體的心性，廣而傳之，久而習之，一個真正自由、公平、民主的公民社會便培育起來。這樣，每個公民就可以清醒地運用自己的知識，通過合理的有保障的權利，真正使權力為人類的福祉服務，切實為建設一個自由人的文明的聯合體而奮鬥不已。胡適認為，真正自由的社會是有包容性的社會，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政見不同觀點的人生活在一起，這個社會可以讓不同黨派的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這個社會允許有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政治理想，這個社會也允許你是無神論者，當然也允許你有宗教信仰。這個社會處處是自由的人，正因為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容忍。
民族主義
胡適一直持一種文化的國恥觀，憂國之將亡而思解救之道，特別關注文化碰撞與移入的問題。胡適認為，中國的國恥就是因為“學不能競”，同時也表現於學子的“無學”，留學就是文化競爭失敗的結果。他因而提出要造使中國不亡的遠因，即為中國再造新文明。胡適認為“救國千萬事，造人為重要。但得百十人，故國可重造。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在教育。”胡適還認為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立一個民族國家。這充分體現出胡適的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隨著胡適在實踐中不斷受到民主政治體系的薰陶，他很快就擺脫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登上了更開闊的舞台，從世界文明的角度觀察思考中國。某種程度上，他已經成為一個世界主義者。
樂觀主義
胡適不提倡東方的聖人那種無為。人生在於奮鬥，即使在潦倒的窘境，也要對前途有起碼的樂觀和自信。一步一步都可以躊躇滿志，把每種進步都看成是巨大的希望，這正是胡適對於人生的樂觀。胡適的樂觀有其合理來源。胡適的樂觀首先是對科學的信心。20世紀中國與世界的巨大科學進步使胡適堅信科學可以救國，可以產生新文化，可以“使人類痛苦減除，壽命延長，增加生產，提高生活”。胡適的信心也來自教育。從教育入手來改變國家當然是個緩慢的過程，但胡適認為這個過程不可超越，相反，教育越失敗越要加強教育，根本的方法只有用全力擴大那個下層的基礎，就是要下決心在最短年限內做到初等義務教育的普及。同時，胡適對經濟制度、民主政治也充滿信心。胡適認為，隨著物質享受的逐漸增加，人類的同情心也逐漸擴大，胡適推崇西方文明，認為可以靠西方制度和法律使得大多數人能過上幸福的活。
中西論戰
1958年，胡適從美國回台灣後，引起的最大浪潮就是“中西文化論戰”。胡適在《文星》上發表《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提出回到“五四”的命題，中國要發展科學，必須要面對中國文化中的缺點。胡適認為中國文化中不具備發展科學的精神基礎，他批評中國文化“沒有靈性”或少有靈性。這場論戰後來發展為兩派，一派以李敖等人為代表，主張“我們面對西方現代文化，就好像面對一個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優點和缺點就得一塊兒占有。”另一方以胡秋原等人為代表，主張人們不可在“復古”“西化”中選其一，“因復古只足以促成洋化，面洋化無論西洋化、北洋化，到最後都是亡國。”這場論戰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
容忍與自由
胡適認為容忍是每一個人的事，是每一個人的克己功夫，他著重的是每一個人的態度問題、心理問題。他在《容忍與自由》一文中舉例：加爾文等人進行宗教改革，因為他們不滿羅馬舊教的種種不容忍、不自由。但新教在中歐北歐勝利後，加爾文在日內瓦掌握了宗教大權，他卻把有獨立思想、批評加爾文教條的塞維圖斯定了“異端邪說”的罪名，把他用鐵鏈鎖在木樁上燒死。中國歷史也有例證：一般認為農民是弱勢群體，可在動盪時期，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軍手中也握有生殺大權。我們一般不會想到中學生是有權勢的人，可在一個時期，中學生們手拿皮帶，看誰不順眼就可以把他打死，即便他以前是權傾一時的省軍級。通過這些事例，胡適意在說明：每一個人心裡都有一個“不容忍”的魔鬼。這個魔鬼一旦和權力結合，我們就成了不折不扣的野獸。
晚年時期，針對當權者蔣介石，胡適提出“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強調擁有權力的人要更能容忍。這裡含義很深，如果擁有權力的人不容忍，對自由的傷害會很大。當權者要給思想、言論自由留出生存空間。
晚年懺悔
胡適的思想就是倡導民主與科學。1927年，他寫《我們對西洋文明的態度》，對社會主義持肯定態度。1949年去了台灣的周德偉把《通往奴役之路》介紹給殷海光與胡適，由殷海光翻譯並在《自由中國》上連載，此舉引起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反思。胡適晚年在《自由中國》上發表《從〈到奴役之路〉說起》，認為社會主義的傾向與他的自由主義思想間有衝突，開始公開地懺悔，甚至清算自己過去的思想。這和上世紀50年代大陸形勢有關，同時他也受到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書的影響。
人物影響
文學方面
胡適在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文學革命中堪稱開路的先鋒，作出了重大的貢獻，被譽為“中國文化革命之父”。在詩歌方面，從第一本白話詩集《嘗試集》開始，胡適在詩歌的語言、形式、詩體、風格等方面展開了自己的白話詩嘗試。這是一場聲勢影響深遠、與前代“詩界革命”有著本質區別的詩歌革新。正是以胡適這些“溝通新舊兩個藝術時代橋樑”的前“五四”白話詩為標誌，中國詩歌結束了其幾千年來在古典形態里的發展變化，初步確立了中國詩歌新的藝術形態，轉換了中國詩歌古典與現代的題型，開始了一個偉大的“新詩紀元”。經過幾十年的演進，漢語抒情詩的本文結構形態發生了整體銳變。戲劇方面，胡適不僅與羅家倫合譯了易卜生的《娜拉》，而且自己創作了戲劇《終身大事》。胡適的戲劇翻譯和創作是不可分割的，翻譯使胡適吸取了外國戲劇的養分並創造出中國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話劇。
胡適是第一位提倡白話文、新詩的學者，中國十大詩人之一，致力於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稱文學革命，曾與當時眾多學者提議廢除漢字，漢字拉丁化。胡適到北大後通過講堂和報刊（如《新青年》《努力周報》《晨報副刊》等等）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大力提倡“新文化”“新思潮”。“左”傾思潮在1920年有逐漸壓倒胡適的趨向。但胡適的思想還是在當時不少“左”傾青年的心中留下種子，幾十年後又奇蹟的出現。在王元化、李慎之、舒蕪幾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顯透出“回向胡適”的信息。
哲學方面
其次，胡適對中國哲學的貢獻在於他為實現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所做出的努力。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自胡適開創之後，又有一批哲學家如熊十力、梁漱溟、馮友蘭、金岳霖和馮契等人不斷的在哲學思想上的精進，這不僅彰顯了中國哲學的現代化征程，而且顯示了胡適在中國傳統哲學現代的轉換中所作的開創之功。因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現代轉換，是在胡適的勇於創新精神的燭照下不斷向前推進的。
人物評價
正面評價
文學家，思想家魯迅：《新青年》時期，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我佩服陳胡。
蔣介石：新文化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新思想的師表。
文學家梁實秋：胡先生，和其他的偉大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溫而厲”是最好的形容。我從未見過他大發雷霆或盛氣凌人。他對待年輕、屬下、僕人，永遠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樣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時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
學者，哲學家，散文家張中行：在當時的北京大學，交遊之廣，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還是有所為而然，這要留給歷史學家兼心理學家去研究；專從現象方面說，大家都覺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學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稱某先生，滿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廳里高談闊論，過時不走，他也絕不會下逐客令。
歷史學家，漢學家余英時：對於這樣一個啟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國傳統經師的標準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專業哲學家的水平去測度他。他在西方哲學和哲學史兩方面都具有基本訓練則是不可否認的。這一點訓練終於使他在中國哲學史領域中成為開一代風氣的人。
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會長徐宗勉：胡適是上個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思想家和學者之一。他的影響，雖然也有消極的負面的成分，但其主要方面是積極的、進步的。這是因為他畢生著力提倡的是民主、自由思想和理性主義。正是這樣的思想幫助許多青年樹立自主自由的人格，形成獨立思考、尊重事實的思維方式，成為具有民主和科學素養的人。可以說，對於“五四”後中國民主力量的成長，胡適功不可沒。
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
負面評價
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作家，語言學家季羨林：胡適是一個書生，說不好聽一點，就是一個書呆子。
歷史學家，文學家李敖：以他唱重頭戲的地位，四十年來，竟把文史學風帶到這種迂腐不堪的境地，脫不開乾嘉餘孽的把戲，甩不開漢宋兩學的對壘，竟還披著‘科學方法’的虎皮，領著‘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的補助，這是多么不相稱的事！
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孫中山先生和胡適之先生都是開這個五百年中西文化新運的旗手。如果濂洛關閩後繼有人，他們都是一代媳婦，萬代祖宗。如果遊行之後，大旗捲起，那么胡適之那幾本破書，實在不值幾文。所以我們如果把胡適看成個單純的學者，那他便一無是處。連做個《水經注》專家，他也當之有愧。這便是海內外“專家”——不論“白專”或“紅專”——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中性評價
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胡適這個人也真頑固，我們托人帶信給他，勸他回來，也不知他到底貪戀什麼。說實話，新文化運動他是有功勞的，不能一筆抹殺，應當實事求是。到了21世紀，那時候替他恢復名譽吧。
記者，學者熊培雲：錯過胡適，中國錯過了100年，畢“百年之功”於“百日維新”誠不可信，但胡老夫子所舶來的杜威主義卻是一點一滴的真誠的社會改造。胡適不僅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更是奧里維，他是思想之軍，而不是暴力之軍。他被忽略了，卻從未有人能把他擊垮。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所長、研究員黃克武：胡適是一個妥協的自由主義者，而不是與權力、政府對著幹。他不是去當自由主義的烈士，他要漸進地改革，慢慢地調整。胡適的個性也是很溫和的。比如在《自由中國》時期，他可以少談反對黨，他只寫過一篇關於反對黨的文章，就是《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可是這一篇強調的是爭取言論自由，他認為即使組織一個反對黨出來，也是一個不以奪權為目標的反對黨。胡適知道從事民主改革的風險，也知道蔣介石的底線。他必須踩著底線走，希望在可能的情況下去爭取最大的進步。“坐而言”與“起而行”之間，胡適選擇的是“坐而言”。真正要組黨和蔣介石對著幹，他會很有顧忌。
人物爭議
思想爭議
早在民國時期，對胡適思想的質疑之聲便已存在，例如魯迅、陳西瀅都指責胡適的提倡整理國故是開現代科學倒車的作法。胡適研究專家周質平認為：胡適所提倡的整理國故，對中國自然科學的發展無積極推動的作用，還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證的老路。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思想界掀起了一場批判胡適思想運動。在這場運動中，胡適的思想不僅受到了他的對立者的猛烈批判，而且他的朋友故舊，甚至學生也都向胡適一齊開火。1949年5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何乾之的 《五四的兩個基本口號》，文章批判了胡適在 “問題 與主義”的論戰中的主張是阻止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成長，是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權的抗拒。1951年8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歷史系等師生召開“控訴會”，俞平伯、 顧頡剛、朱光潛等胡適的同事、學生都作了批判性發言。
學位爭議
關於胡適博士學位的真假，一直有爭議。1919年，當胡適與陳獨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運動”時，胡適“昔為好友，今為仇讎”的梅光迪，就對胡適是否該稱為“博士”提出質疑；其後，做過胡適口述自傳的唐德剛，也對胡適的博士學位提出同樣的質疑。他在《胡適口述自傳》的一條注釋中，推斷胡適博士論文口試結果是“大修通過”，而且必須“補考”，因而遲至1927年他重返哥倫比亞大學，滿足了這兩項要求之後，才取得博士學位。唐德剛的這一注釋，後來多為研究胡適的學者所尊奉，胡適博士學位的懸案也由此產生。余英時通過校勘這一時期胡適的日記，比照其他史料，認為胡適的博士學位是貨真價實的。他認為：“胡適的‘博士學位問題’除了因‘論文緩繳’延遲了十年之外，別無其他可疑之處。至少到現在為止，尚未出現任何足以致疑的證據，唐德剛先生的‘論文口試’為‘大修通過’之說，仍然是個‘假設’。”
後世紀念
績溪故居
故居內部裝飾以隔扇、窗欄、撐拱和雀替為主。與一般民居不同的是隔扇、窗欄的蘭蕙圖採用平地陰刻技法。故居分前後兩進，中以戶牖相隔。當年胡適和母親馮順弟便住在前堂西房，與西房相通的廂房是胡適念書的書房。胡適在這裡度過了童年、少年時代。故居內現陳列著胡適生前的部分著作，書信手稿以及有關介紹胡適的文章。故居於1987年對外開放，1998年被列為安徽省第四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上海故居
胡適故居位於上海市靜安區萬航渡路320弄，1926年5月間，胡適在租了該幢洋房。當年樓下是客廳、廚房、餐廳和衛生間。樓上大間是胡適和夫人江冬秀的臥室，旁側小間是胡祖望和胡思杜的臥室，另一側是胡適的書房。胡適在上海寓居時，接受光華大學教授聘任，同時又與徐志摩、梁實秋、邵洵美等籌辦《新月》雜誌和新月書店。
台北墓地
胡適墓地位於台灣省台北市南港區，面積達兩公頃，由台北南港當地士紳李福人捐獻，墓志銘由學者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壯為書寫，其內容為：這是胡適先生的墓，生於1891年，卒於1962年。胡適生前留下遺囑，死後遺體火化，家人按照胡適遺願，把胡適遺體火化後，埋葬在這裡。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陵谷也會變易，但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胡適墓地
胡適墓地胡適獎學金
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與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自2016年開始合作設立“胡適獎學金”，獎勵包括歷史學、文學、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宗教學、語言學、教育學、新聞學等各學科在內的胡適研究學位論文。首屆頒獎典禮於2016年12月17日在胡適紀念館舉行。首屆獲得者為席雲舒、張書克、林建剛。
胡適研究獎學金
胡適研究獎學金由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出資設立，目的是為鼓勵安徽大學博、碩士研究生進行胡適研究。凡安徽大學歷史學或校內其它各學科博、碩士研究生以胡適學術主題或與胡適研究論題密切為研究範圍，論文答辯成績良好以上學位論文皆可申請。
藝術形象
影視形象
電視劇
（參考資料：）
電影
美術形象
| 名稱 | 時間 | 作者 | 畫面 | 類型 | 館藏 | 圖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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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鐘聲》（又名《寬容》） | 1988 | 第一幅描繪五四時期代表性知識分子的群象作品。畫中胡適位於中間偏左上的位置，手舉自己的《文學改良芻議》。 | 油畫 | 革命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 |  《北大鐘聲》 | |
《陳獨秀和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們》 | 2007 | 孫建平 |  《陳獨秀和新青年雜誌的編輯們》 | |||
《胡適》 | 2009 | 李正天 |  《胡適》 |
（參考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