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人物簡介,人物生平,中國外交史學的奠基人,九一八事變後,出任駐蘇大使,參與及國際組織外交,籌劃自由派內閣,人物著作,人物評價,人物貢獻,現代歷史研究,新的研究觀念,史學研究方法,首倡教學目標,教育主張,社會調查,查閱典籍,大學教育,重視體育,學識個性,人物學識,人物性格,知人善任,人物思想,
人物簡介
蔣廷黻（fú）（1895.12.7－1965.10.9），中國歷史學家，民國時期外交家，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生於湖南省寶慶府邵陽縣（今屬邵東縣）楮塘鋪（今屬廉橋鎮）一個中等農家。
蔣廷黻先生簽名照
蔣廷黻先生簽名照1923年回國，先後任南開大學、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系主任。他主張兼重中外歷史，兼采中外史學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對近代中外關係變化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十分重視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正是師從於他。
“九·一八事變”以後，國難當頭，他和胡適一起創辦《獨立評論》，品評時政，並引起蔣介石的注意，曾三次召見蔣廷黻；在20世紀30年代“學者從政”的浪潮中，1935年12月，蔣廷黻以非國民黨員的學者身份參加國民黨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從此離開清華大學；後在國民政府從事外交事務，1945年被任命為中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1961年11月，改任台灣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1965年10月9日卒於紐約。
蔣廷黻是南開歷史系的創建者，他主持開設了西洋通史、一百五十年來之歐洲、英吉利通史、美利堅合眾國通史、近世歐洲經濟史、歐洲列強擴充他洲史、歐洲文藝復興及宗教改革史、歐洲外交史、中國外交史等課程。蔣廷黻知識淵博，長於演說，講課很受歡迎。
蔣廷黻與美國原國務卿杜勒斯交談
蔣廷黻與美國原國務卿杜勒斯交談他在南開主持歷史教學長達6年之久，不僅把西方史學研究方法帶到南開，且吸收歐美最新研究資料和成果，第一次比較系統地構建了南開西方史學的課程體系，在當時的大學歷史系發揮了先導示範的作用。針對中國傳統的治史方法，蔣廷黻特彆強調口述歷史學和社會調查的重要。他親自帶領學生深入南開大學附近的八里台村調查村史，了解河北逃荒農民在城市郊區聚成村落的變遷軌跡，組織工廠調查團到天津裕源紡紗廠系統調查工人情況，對調查結果用科學方法進行排比，撰寫調查報告。
蔣廷黻代表作《中國近代史》人物生平
中國外交史學的奠基人
蔣廷黻（1895—1965），字綬章，筆名清泉。湖南省邵陽縣（今邵東縣）人，1895年12月出生於邵陽縣東鄉黃阪橋一個小康之家。父親和伯父經商，家中略有地產。蔣廷黻6歲起，接受私墪教育。1906年入長沙明德國小，學習新學課程。同年秋轉入湘潭益智中學；1911年由基督教青年會介紹自費赴美求學,人密蘇里州派克學院預科。1914年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主修歷史。時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他同情協約國,加入奧柏林後備軍訓練團。1917年畢業後赴法國參與戰地服務一年。先後在里昂附近的聖芳斯軍需廠和勒克列索的斯耐達兵工廠組織類似茶館的俱樂部，舉辦學習班，教授中國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們寫家信，寄錢回家。期間，曾與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有所接觸，“分擔他們的憂慮和失望”。
蔣廷黻先生
蔣廷黻先生1919年夏，蔣廷黻進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先是專攻新聞，繼而改學政治，最終轉學歷史。華盛頓會議期間，曾積極組織“中國留美學生後援會”，擔任英文刊物主編之一，聲援中國代表團的外交努力。1923年春，蔣廷黻獲哲學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英國勞工黨的外交政策》，同年回到中國,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1929年又接受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邀請，出任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長，並在北京大學兼課，主講中國外交史及法國革命史。並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凡11年。
他提出了建立研究和寫作中國外交史的新標準，主張撰寫外交史必須搜羅有關各國檔案，在寫作形式與內容上開始與國際史學研究接軌，形成了區別於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重綜合、重分析、重對歷史的整體把握的新學派。他編著的《評<清史稿 邦交志>》（1929）、《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選輯》（上、中，1931，1934）、《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1932）、《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1934）、《中國近代史》（1938）等，為民國外交史新學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貢獻。
九一八事變後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他在燕京大學發表演講，支持政府劃錦州為“中立區”的政策，遭到燕大師生通電反對。1932年春，他和胡適等創辦了政治性刊物《獨立評論》，成為核心人物，在對日主張方面，他贊同丁文江的倡議，仿照列寧在十月革命之後為了保住年輕的蘇維埃政權而簽訂《布列斯特和約》，主張“為了對日和平不惜任何代價”，也附和胡適提出的“和比戰難”的觀點，自稱是“對戰爭的狂熱者從事一場艱苦的作戰”。他認為“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甚至在《獨立評論》撰文批評“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張。他對於時局和中國對日關係的一系列主張，很快引起中國最高當局的注意。
1933年夏，蔣介石在廬山牯嶺約見蔣廷黻，他提出“正確結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論”，建議先建立一個真正核心地區，然後分階段進行，將來利用抗日戰爭達到統一中國。同年秋，時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汪精衛亦在南京約見蔣廷黻，徵求其對日方針的意見，蔣氏明確反對使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對日和戰問題。翌年初，蔣介石再次約見蔣廷黻，他建議在“剿共”戰爭中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並稱此為對付共產主義的“釜底抽薪之法”。
出任駐蘇大使
1934年8月，蔣廷黻赴蘇聯和歐洲收集中國外交史資料，蔣介石要求他利用此行試探中蘇合作的可能性，並通過外交途徑說明蔣廷黻是他的私人代表。10月16日，蔣廷黻會見蘇聯副外交人民委員斯托莫亞科夫，斯托莫亞科夫著重表示，“對蔣介石，我們把他當成與我們友好國家的領導人一樣尊敬”，“我們真誠希望發展和鞏固兩國關係”。蔣廷黻致電蔣介石報告：“中蘇利害相同，友誼亟宜培養，互信極宜樹立，如此則我外交可添一路線，世界對等陣線可望維持。”蔣介石復電甚表嘉許。
蔣廷黻先生
蔣廷黻先生1935年冬，蔣廷黻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處長，走上從政道路。其時，行政院對與日本和戰問題展開爭論，他主張“光榮的和平”，並提出一項修建鐵路、發展工業、改良農業的發展計畫，以為國力增強之後方可言戰，受到實業界的激烈反對，計畫流產。
次年10月，復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政府高層希望蔣氏設法使蘇聯與中國並肩作戰，抵抗日本侵略。然而，蔣廷黻卻未能在任內將中蘇關係大力向前推進。客觀原因是中蘇間圍繞著新疆問題、外蒙古問題、出售中東鐵路問題等，矛盾不斷，發展雙邊關係的條件尚不成熟。主觀原因是蔣氏力主“中國與幾個國家（包括蘇聯）結盟的機會比中蘇單獨聯盟的可能性大”，對蘇聯態度的評估與政府期待不符。加上西安事變發生後，他在未得到外交部指令情況下，根據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密電，向蘇聯外交部提出抗議，指責西安事變是“蘇聯指使”，引起蘇方強烈抗議，並導致蘇方對蔣氏的冷遇。
抗日戰爭爆發後，蔣廷黻堅持“除非日本先對蘇聯下手，蘇方不會對日作戰”的判斷，亦與國民政府爭取蘇聯加入對日戰爭的外交決策不符，蔣氏任職僅年余即奉調回國。使蘇期間，經過他的努力和交涉，赴蘇已十多年的蔣介石之子蔣經國順利回國，從而使蔣廷黻與小蔣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參與及國際組織外交
歸國後，蔣廷黻繼續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並一度兼代行政院秘書長及行政院發言人。他的主要政務活動集中在內政方面，但也參與若干外交方面的活動。
1942年8月9日，他以政務處長身份發表正式談話，希望聯合國通過類似《大西洋憲章》的宣言，保證韓國在戰後獨立。此為中國官方首次公開正式對戰後韓國獨立問題表明立場。27日，蔣廷黻應重慶中美文化協會邀請發表《江寧條約的思想背景》，紀念《南京條約》簽署100周年，從一個特殊角度分析不平等條約的起因，主張“中外都不必感情用事，引起仇恨”，“可以一面取消不平等條約，一面促進友邦的友好關係”，在輿論界、外交界產生了重要影響。
1943年11月，蔣廷黻赴美國出席聯合國善後救濟會議，後任中國駐聯合國救濟總署（“聯總”）代表，其工作轉向中國的聯合國以及國際組織外交。
1944年7月，他出席聯合國金融貨幣會議，參與國際貨幣基金和國際建設開發銀行的創建。
1945年初，擔任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行總”）署長。在分配聯合國救濟物資時，不顧國民黨方面反對，力主國民黨統治區與共產黨占領區一視同仁進行分配。11月14日，與“聯總”駐華代表簽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聯總”基本協定》。
1946年，他利用救援物資和設備，在邵陽市設立鄉村工業示範處，興辦了機械、鑄造、製革、農藥、硫酸、水泥、糧油加工、肥料、自來水等小型工廠，為邵陽現代工業之始。在邵陽東鄉宋家塘設立“華中農業技術推廣站”，開邵陽農業生產新技術和農業機械耕作之先河。同年10月，轉任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代表。
1947年4月，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6月，擔任聯合國在上海和馬尼拉舉行的遠東經濟委員會第一屆會議主席。11月，擔任中國常駐聯合國首席代表兼聯合國安理會中國首席代表。
籌劃自由派內閣
1947年12月，任中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此後從事職業外交生涯，長達15年。
1949年4月和5月，南京和上海已經解放，美國已經放棄援助國民黨政權的對華政策。在蔣介石的默認和支持下，蔣廷黻同宋子文、顧維鈞等人籌劃胡適組閣，企圖促使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
蔣廷黻(中)
蔣廷黻(中)1962年，他轉任台北當局駐美“大使”。1965年5月退休，暫居紐約。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口述其回憶錄，計畫結束該項工作後，返台中央研究院，重拾中國近代史研究。惜口述回憶錄僅完成三分之二，即於當年10月病逝。
蔣廷黻學貫中西，後期從政，不置產業，不任用私人，其子侄輩與鄉人，多人求其提攜，均因才不及任而斥退。
人物著作
蔣廷黻重視中俄、中蘇關係與東北問題的研究，於1932年寫成《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一書中從順治到鹹豐部分，以後又發表有關文章多篇。1938年寫成大綱性的《中國近代史》一書，提出中國人能否近代化將關係國家興亡的觀點。
在舊中國史學界，有關近代中國史和近代中國對外關係史著作，幾乎半數以上都是因襲蔣廷黻的史學觀點。而蔣廷黻的著述，又是舊中國大學歷史系的教本，影響十分廣泛。時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專家不時提及。
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國史》一書中所說：“蔣廷黻先生於近代中國史之科學研究，實與羅先生（羅家倫）同開風氣”。他為中國近代史建立了一個科學的基礎，為舊中國的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方法、新的觀念，是一個開山的人。
人物評價
作為一名愛國知識分子，蔣廷黻目睹國家多難，痛心疾首。1932年，蔣廷黻與胡適、丁文江等當時知名學者，創辦《獨立周刊》，討論中國面臨的重大問題，以盡知識分子在國難時期的責任。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簽訂後，蔣廷黻告誡當時青年學生“吾輩皆黃帝子孫，豈容外人將祖遺奪去而不顧”，表現了高尚的民族氣節。
作為歷史學家，蔣廷黻主張兼重中外歷史，兼采中外史學研究方法，治史頗有建樹。在其代表作《中國近代史》一書，提出中國人能否近代化將關係國家興亡的觀點，至今仍有借鑑意義。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特定歷史時期，蔣廷黻是個講求經世致用的知識分子。他治中國近代史，就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以資借鑑，富強國家。台灣學者李敖由此評價說，蔣廷黻“所要求於知識界的，是動態、是入世、是事業、是實物，是書本以外、是主義以外、是文字以外、是‘清議’以外，是與小百姓同一呼吸”，“這種真正的民胞物與經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蔣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蔣廷黻要求於中國知識階級的真精神”。
人物貢獻
二十年代，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還是一片荒漠。蔣廷黻任教於南開大學之後，便有志於做一名拓荒者，他開墾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國近代外交史。在開展這一領域的研究中，他引進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觀念。
經過多年努力，他終於積累了大批中國近代外交史一手資料，率先運用這些資料在南開歷史系講授中國近代外交問題，並以西方現代史學體例編纂出我國第一本《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為日後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鋪平了道路。
現代歷史研究
現代歷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資料，這在今天的史學界乃是常識，但對二十年代初期的人們來說，還是十分陌生的。在採用這一方法上，蔣廷黻開了風氣之先。他在我國首倡研究原始檔案資料，指出，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研究一樣，要以事實為基礎；歷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規律，規律之一就是必須從原始資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體力行，為蒐集和整理中國近代外交原始資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南開，為了搜尋史料線索，他想方設法地聯絡各方鑑定家、收藏家，頻繁地訪親問友。為了掌握李鴻章1896年至1900年期間從事外交活動的史料，他走訪了許多李鴻章的舊部，或助手，或秘書，一有機會就把話題引到資料的蒐集上。
新的研究觀念
蔣廷黻在傳播現代研究方法的同時，又引進了新的研究觀念。在南開，他主張研究歷史要參考多方面意見，本著客觀的態度解釋史實。1928年，他在介紹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中國革新運動與日本土耳其革新運動的異同》譯文的前記中，特彆強調要借鑑外國人看中國的見解，多聽聽旁觀者的話。在談到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問題少則牽連兩國，多則牽連數十國”，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須蒐集凡有關係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據一國政府的公文來論外交等於專聽一面之詞來判訟”。（《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序言）。
根據上述觀點，蔣廷黻撰寫了許多專題論文，不僅對比參證中外各方史料，並且折衷中外各種不同的見解而得出“兼聽則明”的結論，從而跳出了中國傳統的“虛驕”史證的舊套子。他不傾向於在中國外交史上大罵外國人，這並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是他認為19世紀帝國主義侵略是一個歷史事實，侵略的對象也不只是中國，要緊的是看我們如何應付帝國主義侵略，所採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從這個觀點出發，他的外交史研 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南開時代蔣廷黻還倡導和重視口述歷史學和社會調查，努力探尋歷史直接服務於社會的途徑，這在當時大學的歷史教學中也是少有的。
史學研究方法
1929年，蔣廷黻調任清華大學歷史系，繼續引進新的史學研究方法，同時，為建立中國現代歷史學做出了積極的努力。蔣廷黻對中國傳統的考據式治史方法持批評態度。認為中國舊的史學家往往熟讀許多史書，或專治一部史書，費了很大的精力，對版本訓沽也許有所發現，但對史料本身卻沒有多少知識，人們只是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這是“治史書而不是治歷史”，這種研究方法已經落伍，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首倡教學目標
為此，他首倡開創新史學、培養新式歷史學家的教學目標，這種新，就是區別於中國古代史學的考據方法，而採用西方綜合的治史方法。為培養和訓練這種方法，他要求歷史系學生“多習外國語及其他人文學術，如政治、經濟、哲學、文學、人類學”，從而“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的複雜性，整體性，幫助我們作綜合的工夫”。
教育主張
“使教育人性化，與中國生活的實際事實相關聯”——蔣廷黻反對學生死讀書、讀死書，主張“使教育人性化，與中國生活的實際事實相關聯”。他批評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脫離民眾、脫離社會生活的狀況，力倡加以改革。
擔任南開文科主任期間，蔣廷黻曾諄諄告誡學生，社會經驗，是文科學生不可或缺的；讀書並不是求學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指出，人們經常把語言或文字做事實，聽某人說過什麼，某報某書寫過什麼，就深信不疑，這不是研究問題的科學態度。
社會調查
為豐富學生的社會知識，他親自帶領南開經濟史班的學生去調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紗廠工人生活史。他向學生傳授調查研究的方法，要求他們事先準備好調查問卷，以備填寫。要學生深入紗廠，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資、工作時間、所受教育、衛生狀況、娛樂活動、年齡狀況和死亡率等狀況。用科學的方法組織排比，撰寫成調查報告登諸報端，以有所貢獻於社會。20年代後期，在蔣廷黻等人的倡導和推動下，社會調查成為南開的一項正式教學制度。
查閱典籍
蔣廷黻還是學生開展第二課堂活動的熱心贊助和支持者。他曾帶領南開文學社的學生，利用課餘時間翻譯了他的導師、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海斯的《國家主義論文集》，他親自為之作序並推薦到上海教育書店出版。他也是學生編輯出版的《南開大學周刊》的顧問之一。
蔣廷黻在南開倡導通才教育。他任文科主任期間，曾例舉世界許多著名社會科學家同時精通自然科學的例子，鼓勵文科學生略識生物學、物理學、化學、數學等自然科學學科，並稍習試驗課程，以培養和訓練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學的態度。
大學教育
蔣廷黻對我國當時的大學教育提出了許多中肯的意見。如他對國內大學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會科學學科中，西方課程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很不滿意，認為留學歸國的博士、教授不能唯讀洋書、教洋書，還應研究和探索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開拓中國社會科學的新園地。他主張“教育以中國的實在需要為基礎，不以外國的模型為基礎”。認為“唯獨在中國生活的實況的土地上，中國的教育家能夠找得材料來創造一個適合中國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國的學生將來既要在中國服務，知道中國的政治經濟情況，比知道西洋的國會和交易所還要緊些”。他在清華致力於造就中國歷史的專家，正是本著這一思想。
蔣廷黻還批評了當時大學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學生聽講多，應考多，自修少、與教員接觸少等等，主張進行改革。他不贊同學生平日忙於作筆記，考試忙於背筆記的現象，認為這將妨礙學生自己 的觀察和思索。他對大學教授講課鐘點過多，許多人因為經濟困難而忙於兼課的現象也十分不滿，認為這樣必然導致教學質量的下降，他因此讚揚南開的作法，教師的薪水雖不算很高，但從不拖欠，嚴格按規定付酬（當時國內大多數高校都發不出薪水）。教師全力授課，出席率極高，這也是他最初選擇任教南開的重要原因。他對清華的措施也很稱道，教師有休假，上課鐘點少，進修的時間多，還可以得到資助進一步深造。
重視體育
蔣廷黻重視體育，指出，中國舊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動，足不能行，背不能直，這種體格上的虛弱是我們 這個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則十分熱愛體育活動，常常打網球、高爾夫球、游泳、滑冰、打獵和騎馬。
學識個性
人物學識
蔣廷黻學識淵博，不僅廣泛涉獵社會科學書籍，而且擁有一定的自然科學修養。英文造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時代，已顯露出使人欽佩的辯才，談論問題頭頭是道，精闢動人。
蔣廷黻先生手跡（友人書信）
蔣廷黻先生手跡（友人書信）他的文章不是雕蟲小技，而是大手筆。別人的文稿經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開批改眾多學生的調查報告，半天功夫，便能決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
他擁有豐富的國際知識，使他在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開闊，獨闢蹊徑。
人物性格
蔣廷黻很有個性，對人對事，總有獨特的見解。與人爭辯，單刀直入，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負但並非有意驕傲，不喜歡敷衍應付，厭惡恭維迎合。對社會國家、負責敢言，不計得失。他有一顆強烈的愛國心。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期，聞聽國內爆發五四運動，興奮異常，“心焉嚮往”。
1921年，九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積極參與組織中國留美學生華盛頓後援會，秉承五四運動中“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從事活動，出版刊物，擔任英文刊物的主編。任教於南開後，常常對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在抗議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的國恥紀念會上，告誡南開學生，“吾輩皆黃帝子孫，豈容外人將祖遺奪去而不顧”。在抵制日貨的運動中，建議南開學生徵收日貨所有人的愛國捐，提議用這筆捐款建立工業研究機構。認為提倡國貨、抵制日貨是好事，但還不徹底，還不是治本的辦法。希望建立一個工業研究機構去研究現代科學和技術生產方法從根本上提高國貨質量，與日貨競爭。
知人善任
湖南近代史上，曾經產生了魏源、郭嵩燾等一批經世致用的著名知識分子。深受故鄉這種學風及人文環境的影響，蔣廷黻治學伊始，就決心把研究與社會現實緊密結合起來。他研究近代中國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為了了解帝國主義如何侵略中國，研究每一時期中國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敗得失，找出經驗教訓，有所貢獻於社會。蔣廷黻十分關注社會問題從為現代知識分子是動的，不是靜的；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國之初，便與南開同仁遊歷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並對東北做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認真考察，以實地的了解中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狀況。還重點研究了中國的東北問題，預見到東北對國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學時代，曾以學者身份發表了多篇政論性的文章。
人物思想
蔣廷黻在晚年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輸進西方的學問、治學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這些知識、求知方法與工具來了解中國的國情和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這樣，知識階級與實際的生活才不致脫節，知識階級的求知對象將擴大、求知方法亦將更加靈活，知識階級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複雜。這正是蔣廷黻一生的主導思想。他早年治學，中年以後從政，一生的經歷也充分地體現了這一思想。
蔣廷黻人生觀的核心是有所貢獻於社會，成就一番事業。他認為，“中國士大夫階級不以財產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視事業，這 就是中國文化的最大成就與最高目的”。
蔣廷黻從政後，並沒有忘卻學術事業。仍樂於探討學術，手不釋卷，一遇好書，便熱切地推薦給親朋好友。對研究歷史仍有高度的熱忱，常讀歷史書籍。出任外交大使階段，對外交檔案特別重視，頗有雄心重理舊業。從政期間，常常利用職務之便，對學術事業給予特別的扶植和保護。熱心於國家學術，文化和教育建設，提出許多積極的建議。晚年有志於撰著一部中國近代史的傳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請求退休，以實現上述心愿，終因突發的絕症，未能了卻夙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