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家世背景
杜甫出身
京兆杜氏,是
漢武帝時期酷吏
杜周及晉代名臣
杜預的後代。杜氏祖籍
襄陽(今屬湖北),至曾祖父
杜依藝時,因官居
鞏縣縣令,遂遷居鞏縣(今屬河南)。杜甫於
唐睿宗太極元年正月初一(712年2月12日)生於鞏縣。祖父是
杜審言,唐中宗時官拜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父親
杜閒,為杜審言的長子,官至兗州
司馬;母親崔氏,出身
清河崔氏,在杜甫年幼時就故去。崔家也是有名望的世家大族,他一生中曾多次和親疏不等的舅父、表弟相遇。
年少成名
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有志於“致君
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杜甫少年時期有機會受到各種文化藝術的薰陶,這對他日後的詩歌創作有很大的影響。例如他五六歲時在河南
郾城看過舞蹈家
公孫大娘的劍器
渾脫舞;後在洛陽尚善坊的岐王
李范宅里,遵化里玄宗寵臣
崔滌堂前,聽過
李龜年的歌聲;在洛陽
北邙山頂玄元皇帝廟裡欣賞過畫聖
吳道子畫的五聖尊容、千官行列,這在他以後的詩歌創作中都有所反映。當時社會名流崔尚、魏啟心看到他習作的詞賦,誇獎他有
班固、
揚雄之風。還有
李邕、
王翰這樣的長輩也屈尊來訪問他。
早年遊歷
開元十九年(731年),十九歲的杜甫出遊
郇瑕(今山西
臨猗)。二十歲時,杜甫漫遊
吳越,歷時數年。
開元二十三年(735年),杜甫回故鄉參加“
鄉貢”。開元二十四年(736年),杜甫在洛陽參加
進士考試,結果落第。
因父親杜閒時任兗州司馬,故杜甫赴兗州省親,並與
蘇源明等往齊趙平原,作第二次漫遊。他在齊趙一帶過了四五年“
裘馬輕狂”的“快意”生活,也留下了現存最早的幾首詩:《
登兗州城樓》,是省侍父親於兗州時的作品;還有《
畫鷹》《
房兵曹胡馬》兩首,以青年人的熱情歌頌了雄鷹和駿馬;還有一首《
望岳》,更是其中的傑作,結尾的兩句是流傳千古的名句:“
會當凌絕頂,
一覽眾山小”,流露了少年杜甫不凡的抱負。
開元二十九年(741年),杜閒去世(也有人認為杜閒死於天寶年間)。
兩遇李白
天寶三載(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
唐玄宗賜金放還的
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會見了詩人
高適,這是第三次漫遊。之後,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
濟南)。
天寶四載(745年),他在
齊魯又與李白相見,在飲酒賦詩之外,又討論了煉丹求仙,而且共同訪問了兗州城北的隱士范野人。兩人還互贈了詩篇。杜贈李的詩說:“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李贈杜的詩說:“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徠。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兩人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面。
困頓長安
天寶六載(747年),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於權相
李林甫編導了一場“
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
乾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鬱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天寶十載(751年)正月,玄宗將舉行
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於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
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
待制在
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
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載(755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但杜甫不願意任此“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
兵曹參軍。(一說任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但杜甫在《
官定後戲贈》題下原注曰:“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而唐人
元稹及宋人所修《
新唐書》卻提及杜甫為“胄曹參軍”,故其官職尚存爭議)
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餘,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今陝西省蒲城縣)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載(755年)十一月,
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
李亨即位於
靈武(今寧夏回族自治區靈武市),是為肅宗。
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
陝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隻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
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職低微,沒有被囚禁。儘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
入朝與被貶
到華州後,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
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台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
題鄭縣亭子》《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
獨立》和《
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
疏救房琯事件後,杜甫雖經宰相
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從此之後,肅宗對他不再重用。這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於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於
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為華州
司功參軍。
三吏三別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
洛陽、
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
鄴城之戰爆發,唐軍大敗。
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
三吏”(《
新安吏》《
石壕吏》《
潼關吏》)和“
三別”(《
新婚別》《
垂老別》《
無家別》),並在回華州後,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
客居秦州
乾元二年(759年)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
夏日嘆》和《
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
這年立秋後,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
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
漂泊蜀中
廣德二年(764年)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節度參謀、
檢校工部員外郎,賜
緋魚袋,後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
在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困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
狂夫》)“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父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飢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創作高潮
永泰元年(765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
樂山)、戎州(
宜賓)、渝州(
重慶)、忠州(
忠縣)、雲安(
雲陽),於唐代宗大曆元年(766年)到達
夔州(
奉節)。
由於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
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僱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一些勞動。
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
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成為千古絕唱。
思鄉歸途
大曆三年(768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
江陵,又轉
公安,年底冬天的時候漂泊到湖南
岳陽,泊舟
岳陽樓下。登上神往已久的岳陽樓,憑軒遠眺,面對煙波浩渺、壯闊無垠的
洞庭湖,杜甫想到自己晚年漂泊無定,國家多災多難,感慨萬千,於是寫下了《
登岳陽樓》。
由於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曆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
潭州。
舟中長逝
大曆五年(770年),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
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
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
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
後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畫,順流而下,折回潭州。
大曆五年(770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時年五十九歲。
主要影響
詩歌成就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於
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
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故號詩史。此說可取。
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如宋人
劉攽在《
中山詩話》中云:“楊大年(
楊億)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杜甫的
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鬱”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於變化,講求鍊字鍊句。“沉鬱”一詞最早見於南朝,“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後來杜甫寫更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而
揚雄、
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係。同時,杜甫處於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後來
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
詩風大有轉變,趨近
現實主義。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雲、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塗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讚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於“沉鬱頓挫”。
吳沆《
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
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於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於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
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
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鬱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淡,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
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
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
離騷》相近。
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
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
韓愈曾把杜甫與
李白並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王安石表彰杜詩“醜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
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
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
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註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
四子書》也。”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
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築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楊倫說:“自
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鬱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鬱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鬱為主。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盪、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
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
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
石壕吏》《
新安吏》和《
潼關吏》,“三別”為《
新婚別》《
無家別》和《
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
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傑出的詩人之一,對後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杜甫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後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甫的詩兼備眾體,除
五古、
七古、
五律、
七律外,還寫了不少
排律、拗體,運用的藝術手法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
杜甫繼承了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後受到樊晃、
韓愈、元稹、
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
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
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後,影響了
皮日休、
曹鄴、
聶夷中、
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朝以後。
王禹偁、
王安石、
蘇軾、
黃庭堅、
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宋朝
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範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於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嚮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杜甫對後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20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裡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
莎士比亞和
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
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
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
文章成就
杜甫的遺文,今存辭賦、贊、序、表、狀、記、述、碑、志、祭文等共20多篇,成就雖不及其詩,但像《
雕賦》《
祭故相國清河房公文》以及《八哀》《劍器行》等詩的序言,兼具學問與文采,亦頗可觀。
書法成就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
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讚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
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法家了。
同時,杜甫對於唐代隸書家的讚揚、對於
曹霸、
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
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
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
嚴武說,“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後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繫。如他在《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
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遊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遊”。在這長期的壯遊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
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於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
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
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
李林甫和
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飢餓動即向一旬,敝衣
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
巢父、
許由,杜甫沒有迴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
兵車行》《
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傑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誌,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是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後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於深入人民生活,並投入實際鬥爭,這就使他寫出了《
悲陳陶》《
哀江頭》《
春望》《
羌村》《
北征》《
洗兵馬》和“
三吏”、“
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並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
如他的詩歌《
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
又如:《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於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訊息而驚喜若狂。
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於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於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塗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於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於國家,喜亦是來自於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乾元二年(759年)七月,杜甫棄官於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後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玠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麼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鬆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
諸將》《
秋興》《
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歷史評價
司馬光:古人為詩,貴於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
蘇軾:“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葉夢得:“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跡捕。”
許顗:“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
李綱在決心以死報國之際,書寫杜詩贈給義士王周士,“以激其氣”,後來又作《重校正杜子美集序》云:“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於人心。”
陸游不但在創作中“重尋子美行程舊”,而且無比景仰杜甫的為人。陸游中年入蜀,一路上憑弔了許多杜甫遺蹟,他在《
游錦屏山謁少陵祠堂》詩中說:“古來磨滅知幾人,此老至今元不死!……文章垂世自一事,忠義凜凜令人思!”後來又作《
讀杜詩》說:“看渠胸次隘宇宙,惜哉千萬不一施。空回英概人筆墨,生民清廟非唐詩。向令天開太宗業,
馬周遇合非公誰?後世但作詩人看,使我撫幾空嗟咨!”
文天祥被俘北上後,仿“
同谷七歌”作《
六歌》,以敘自己的慘痛遭遇。又作《
集杜詩》一卷,凡五言絕句二百首。又為汪元量集杜句成《胡笳曲》十八首。他在燕京獄中度過了三年多時間,杜詩時刻相伴。在《集杜詩自序》中,文天祥說:“余坐幽燕獄中,無所為,誦杜詩稍習。……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予所集杜詩,自余顛沛以來,世變人事,概見於此矣。”
彭定求等編《
全唐詩》時評道:“天寶間,甫與李白齊名,時稱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白居易亦云:‘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於李。’元、白之論如此。蓋其出處勞佚,喜樂悲憤,好賢惡惡,一見之於詩。而又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為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謂之‘詩史’。”
①杜甫的律詩,後人還可以模擬,古體的內容深厚,風力高昂,是不許人模擬的。他的《北征》就遠在韓愈的《南山》之上。韓愈用力學他,差得遠。
②陶潛、李白在中國文學史上,都是頭等人物。我總覺得陶潛站得稍稍遠一點,李白站得稍稍高一點,這也是時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
③何以對古人要求這樣多?杜甫的詩好,文章也就不行;並且嵇康也死得很早。
毛澤東圈畫過的杜詩有67首,還能背誦杜甫的很多詩。但他對杜甫的評價不算高。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4月,在約見
何其芳、
嚴文井等作家時,毛澤東直言:“我喜歡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氣。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1957年1月,毛澤東在同
臧克家、
袁水拍等人談話中,表示對杜甫的詩“不甚喜愛”,說:“杜甫的詩有好的,大多數並不怎么樣。杜甫的詩是政治詩。”1958年1月,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再次表示:“不願看杜甫、白居易那種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現實主義一面不好,李白、李賀、李商隱,要搞點幻想,太現實就不能寫詩了。”
聞一多:“禽族裡再沒有比鳳凰善鳴的,詩國里也沒有比杜甫更會唱的。鳳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詩中之聖……鳳凰你知道是神話,是子虛,是不可能。可是杜甫那偉大的人格,偉大的天才,你定神一想,可不是太偉大了,偉大得可疑嗎?上下數千年沒有第二個杜甫(李白有他的天才,沒有他的人格),你敢信杜甫的存在絕對可靠嗎?……杜甫失了被疑的資格,只因文獻、史跡,種種不容抵賴的鐵證,一五一十,都在我們手裡。”
肯尼斯·雷克斯羅斯(王紅公):“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裡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
莎士比亞和
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軼事典故
炙手可熱
青壯年時期的杜甫,曾因察覺當權者不顧民生只顧自己享樂的做法,定然會導致國家的敗亡,於是大為憤慨地揮筆寫下七言長篇古詩《
麗人行》。該詩由於把楊家那炙手可熱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膽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成為一首名副其實的“史詩”;而人們還從中概括出一個成語“
炙手可熱”,用來表明氣焰很盛,權勢很大的那一號貨色。
人際關係
關係 | 姓名 | 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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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少與 李嶠、 崔融、 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唐高宗鹹亨元年(670年)進士。唐中宗時官至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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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河東武城人,但在杜甫出生後不久就去世。父親續娶盧氏。杜甫由其姑母撫養長大。杜甫極少提到繼母。 |
| 杜甫有兄長,早夭,三個同父異母弟及一同父異母妹,杜甫在詩中常提及他們。 |
| | 弘農縣(後改靈寶縣) 司農少卿楊怡之女。小杜甫十多歲。杜詩中多處提及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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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作品
關於杜甫的著作,《舊唐書》本傳和《新唐書·藝文志》都記載有《杜甫集》60卷,唐代宗時,樊晃編有《杜工部小集》6卷,惜均不存。據不完全統計,自唐迄於清末,見於著錄的各類杜集,有400多種,流傳至今的200多種。唐代以後,有兩次注杜高潮:
一為兩宋時期,號為“千家注杜”。今傳杜集最早者為北宋王洙、王琪編定,裴煜補遺的《
杜工部集》20卷。此後杜集補遺、增校、注釋、批點、集注、編年、分體、分類、分韻之作,皆祖此本。南宋有郭知達《新刊校訂集注杜詩》(又稱《
九家集注杜詩》),蔡夢弼《
杜工部草堂詩箋》,黃希、黃鶴《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而最有價值的是趙次公《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此本僅存明抄殘本26卷,全本則有今人林繼中《
杜詩趙次公先後解輯校》。
人物爭議
對於杜甫的死因,文學、史學存在五種觀點:
一、消化不良
據《舊唐書》《新唐書》的《杜甫傳》記載,杜甫的死和飢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繫,離開四川後的杜甫客居湖南,由於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一說是連續餓了5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難得
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
消化不良而死。
二、病死說
現代學者
莫礪鋒、
童強在《杜甫傳》一書中寫道:“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陽的舟中。……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
三、賜死
此說最早出自於託名唐朝
李觀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說法自提出後,後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說進行批駁,並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問題,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賜死杜甫,然唐玄宗在
寶應元年(762年)已經去世。
四、自沉於水
此說源於偽托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
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說法。三人懷沙自沉,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像。
五、食物中毒
提出此說的是現代著名學者
郭沫若。但這種說法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屬於個人的文學創作。
後世紀念
杜甫墓
據說在大曆五年(770年)杜甫死於耒陽至衡陽湘江舟中後,耒陽的聶令為他治葬築墓,背北向南,墓周砌石欄,正面有南宋石刻“唐工部杜公之墓”。唐
天佑四年(907年)環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樓房,土木結構。正中主殿設杜甫檀香木雕像,東、西廊房十數間,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書院。
杜甫的遺願是要歸葬
首陽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窮困無力做到,只好暫時掩埋於耒陽。在詩人死後四十三年,方由其孫
杜嗣業扶柩歸葬於河南洛陽偃師首陽山下。故今首陽山下也有杜甫墓。
杜公祠
杜公(杜甫)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劍門諸祠。今耒陽有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橋、杜陵書院等遺址,在杜甫遺址的基礎上辟有杜甫公園。今陝西省西安城南長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為明代創建,解放後全面修整,闢為“杜甫紀念館”。
杜甫故里
位於河南鄭州
鞏義市站街鎮南瑤灣村。占地34畝,座北向南,主體建築有大門樓、杜甫大型雕像、雙層亭、詩聖碑林、杜甫墓、吟詩亭、望鄉亭、草亭、獻殿等組成。整個景區種植花木3000餘株,奇花異草點綴、綠樹成蔭、松柏輝映,巍偉莊重,各種設施具有園林建築風格,已成為邙嶺上閃閃發光的一顆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紀念館,陳列歷代杜詩版本和研究杜詩的論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別”詩意畫等。
杜甫江閣
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湘江中路二段,屬於園林仿古建築,為紀念唐朝詩人杜甫所建。與
橘子洲、
嶽麓山隔江相望,距
天心閣不足一千米。
江閣園林區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築面積3800多平方米,主閣共分四層,高18米。2002年長沙市政府決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個建築全面建成並通過專家驗收,隨後向市民進行試開放。
杜甫草堂
四川
成都杜甫草堂,最初為杜甫所建草堂,後經
五代前蜀時詩人
韋莊尋得草堂遺址,重結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經宋、元、明、清多次修復而成,其中最大的兩次重修,是在明
弘治十三年(1500年)和清
嘉慶十六年(1811年),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規模和布局,演變成一處集紀念祠堂格局和詩人舊居風貌為一體的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