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稱起源
白蓮教說
大刀會說
大刀會是清代華北由貧苦農民為主的一個團體,成員演練“金鐘罩”,認為可以刀槍不入,也被認為是義和團的起源之一。
鄉團說
也有部分人認為義和團起源於民間的鄉團組織。
拳會說
在清代有許多傳播武術的
民間團體,如義和拳、
梅花拳等,特別是義和拳在長期發展中蒙上了濃厚的民間宗教色彩。被認為是義和團的前身。
產生背景
1899年10月上旬,
山東省
冠縣飛地蔣家莊(今
邢台市
威縣),教民和當地民眾發生衝突,義和團衝擊當地的教堂。知縣
蔣楷派兵前往鎮壓。
朱紅燈率團民數百人與清軍進行戰鬥,將其擊敗。現如今在平原鄉間還流傳一句諺語“義和團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傳”。
19世紀末,各
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邊疆和鄰近國家,中國邊疆地區出現了新的危機。
甲午戰爭後,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向中國大量輸出資本,在政治上則強占“
租借地”和劃分“
勢力範圍”,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熱潮。在文化上他們通過教會深入中國城市和鄉村進行侵略活動,使民族危機愈加嚴重,終於爆發了義和團運動。
義和團運動的興起是有多種多樣的原因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國主義與
中華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戰爭後,中國陷入了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境地,各帝國主義加強對中國的政治與經濟侵略,加深了中國的民族危機,使廣大的中國人民深受其害,成為義和團運動興起的根本原因。
組織結構
成員
義和團的成分極為複雜,既有貧苦農民、
手工業者、
城市貧民、
小商販和運輸工人等下層人民,也有部分官軍、
富紳甚至
王公貴族,後期也混雜進了不少流氓無賴,“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優隸卒,幾乎無人不團”使得義和團的組織極為鬆散,不利於集中力量打擊敵人。
據陳貴宗《義和團的組織和宗旨》所說,義和團的組織大致分為:
1.壇,是義和團的基層單位,又稱壇口,也有“廠”、“爐”、“團”、“公所”等稱呼。首領一般稱大師兄。
2.總壇,設天津“坎”字總壇。為壇的上一級單位。
3.門或團,為總壇的上一級單位。義和團按照
八卦方位分為八門(團),如“乾字門(團)”、“巽字門(團)”等。
4.義和團,是由所有義和團員共同組成的一個鬆散組織。
此外,義和團還有“
紅燈照”“藍燈照”“黑燈照”(寡婦組成)“花燈照”(妓女組成)等婦女組織。
義和團內部又可分為官團,私團與假團。
所謂官團是指接受清廷的招撫,向
清政府掛號,接受清廷官員的統率,領取其糧餉。官團得到清政府的承認,聽從其調遣。承認官團是清廷控制義和團的手段;
私團則大多系團民自發組織,帶有很大的獨立性,自行設壇或從事“滅洋”鬥爭。
假團則有其複雜性,一般說來,義和團是一個幾乎人人可以加入的鬆散的組織,但實際上,有很多義和團組織被清政府以“偽團”,“假團”的名義鎮壓。“假團”分兩種情況,一是不服從清政府的統治並對其構成威脅,因而被消滅,是其鎮壓和消滅義和團的藉口。二是部分不良分子甚至教民假扮義和團橫行不法,前者如“素不安分之徒,或投壇附和,或仿效裝束,魚肉良善”,後者如“奉教者皆扮成假義和拳會,各處尋仇殺人,北京西城尤多”“直北一帶,天主教民往往效拳匪服色,四出行劫。有被獲者,自稱義和團,則地方官即釋之。”
首領
閻書勤(1860—1900),冠縣飛地梨園屯(今
邢台市威縣)人,領導了冠縣起義。
趙三多(1841—1902),領導過冠縣起義,打出“扶清滅洋”的旗幟,義和團失敗後參加景延賓起義,在此過程中殞命。
王立言(?—1899),山東義和團主要首領之一,朱紅燈死後在山東堅持戰鬥,後失敗被殺。
張德成(1846—1900),在
獨流鎮創建“天下第一團”,後率部赴天津與聯軍戰鬥。
劉呈祥(1881—1900),別號劉十九,1900年19歲時在天津西郊
高家莊設乾字壇,後在天津打擊
八國聯軍,天津失陷後仍堅持戰鬥。
景廷賓(1861-1902),
直隸廣宗人,1902年4月同
趙三多等在巨鹿廈頭寺領導起義,改旗號為“掃清滅洋”,7月失敗被殺。
紀律
義和團有自己的一套紀律,既有官方頒發的十條團規,也有自己獨特的規定,如“毋貪財、毋好色、毋違父母命、毋犯朝廷法,殺洋人、滅贓官,行於市必俯首,不可左右顧,遇同道則合十”等。
這些戒規在初期得到了較好的遵守,當時有人的記載就說明了這個問題:“看其連日由各處所來團民不下數萬,多似鄉愚務農之人,既無為首之人調遣,又無鋒利器械;且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
小米飯玉米面而已。既不圖名,又不為利,奮不顧身,置性命於戰場,不約而同,萬眾一心;況只仇殺洋人與奉教之人,並不傷害良民
;以此而論,似是仗義”,有時義和團甚至擔負起維持治安的責任,如“刻有聶軍門(
聶士成)所統之
武衛軍兵多人,皆持器械,向各處搶奪。經匪首
曹福田拿獲二十餘人,皆殺死”。
義和團運動後期,由於成員日益複雜,出現了許多違法亂紀的現象,但連後來的清政府上諭也不得不承認“……淶涿拳匪既焚堂毀路,亟派直隸練軍彈壓。乃該軍所至,漫無紀律,戕虐良民,而拳匪專持仇教之說,不擾鄉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愛匪,匪勢由此大熾,匪黨亦愈聚愈多”。對義和團後期紀律敗壞的記載:“城中日焚劫,
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義和團之殺教民
毛子也,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
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
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
本朝御碑,皆為椎碎。
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
相關事件
思想意識
愛國思想
義和團具有樸素的愛國思想,對外國的侵略給中國帶來的災難十分痛恨。他們表示:“最恨和約,誤國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還有些義和團組織更希望能使國家從屈辱的境地擺脫出來,如當時的
紅燈照就宣布要以法術“遠赴東洋,索還讓地並償二萬萬之款”。
歐弗萊區在《列強對華財政控制》一文中論證
義和團運動時說:“關於它興起的原因,勞頓引證了義和團領袖於棟成所發布的一個布告,布告寫道:‘若輩洋人,借通商與傳教以掠奪國人之土地、糧食與衣服,不僅污衊我們的聖教,尚以鴉片毒害我們,以淫邪污辱我們。自
道光以來,奪取我們的土地,騙取我們的金錢;蠶食我們的子女如食物,築我們的債台如高山;焚燒我們的宮殿,消滅我們的
屬國;占據上海,蹂躪台灣,強迫開放
膠州,而如今又想來瓜分中國。’”
排外思想
與愛國思想相對應,義和團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與舉動。這些行為實際上是一個複雜的現象,應當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簡單化處理。
一是義和團為抵抗清軍鎮壓或外國
侵略軍的進攻而在部分地區採取的毀鐵路拔
電桿的行為,這些舉動是基於
戰爭形勢的需要,並不存在仇視外國科學技術的問題。如
淶水之戰楊福同被殺後,義和團開始大規模拆毀鐵路,根據當時有人的分析,其緣由是“意謂前既拒殺官長,禍必不免,毀路所以阻兵,燒站而死西人,更可圖快”。過去有人僅憑義和團的宣傳“拆鐵道,拔線桿,緊急毀壞大輪船”就認為這是敵視
西方文明的舉動,這是不嚴肅的。
二是部分義和團員基於仇外對西方器物的大規模毀壞,如“團中雲,最惡
洋貨,如洋燈、洋磁杯,見即怒不可遏,必毀而後快。於是閒遊市中,見有售洋貨者,或緊衣窄袖者,或物仿洋式,或上有
洋字者,皆毀物殺人,見洋字洋式而不怒者,惟
洋錢而已”。此外,義和團還殺害了很多無辜捲入的教徒和一些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若紙菸,若小眼鏡,甚至洋傘,洋襪,用者輒置極刑”。這些行為遭到後世論者的極大詬病,認為是封建
蒙昧主義的體現。
三是義和團是一個鬆散的組織,在一部分義和團不分青紅皂白籠統排外的同時,另一部分部分義和團並沒有完全排斥西方器物。一些義和團員在實戰中意識到洋槍的優點並加以使用,如
俄國隨軍記者揚契維茨基說:“街上到處都是扎著紅頭巾的義和團,不過,如今他們不僅手持長矛大刀,而且有的也拿著步槍了”。還有一些義和團只要形勢需要,並不拆毀鐵路。如新城某團“其團規不赴調出戰,不濫殺教民,不拆鐵路,頗守正”,又如在
保定西關“鐵路人人自危,皆錯愕不知所為。或獻計曰:‘莫如迎師立廠,拳匪顧念同類,或可免意外之虞。’觀察不得已從之,立廠於西關永寧寺,迎師教練,誡毋焚殺。鐵路諸色人等盡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與工役耦居無猜,附省二百餘里鐵路得以無恙”。
迷信思想
義和團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這是由於構成義和團員主體的中國農民在當時缺乏先進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後的迷信思想來解釋外國侵略者給中國帶來的災難,當時的義和團普遍認為中國的災難是遇上了“劫運”。稱“劫運到時天地愁,惡人不免善人留”。而災難的源頭就是洋人:“天無雨,地焦乾,全是教堂遮住天”,這種認識對義和團的迅猛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義和團也把抵禦外侮的希望寄托在
超自然力量上,希望通過迷信儀式達到刀槍不入的效果,如《閉火分砂咒》:“弟子在紅塵,閉住槍炮門,槍炮一齊響,沙子兩邊分”。與義和團有著一定淵源關係的鐵布衫(金鐘罩)、
八卦教等
民間宗教在發展過程中吸收了一些道教信仰的成分,在義和團另一大來源
神拳中道教影響也很大。道教教義中的八卦在義和團
揭帖中多有使用。原本用來宣達神意、驅妖捉鬼、祈福攘災的
道教符咒在義和拳、義和團中廣為流傳。武器處於明顯劣勢的義和團在與列強的武裝對抗中,急於引進
神秘性的咒語、泛化咒語,用以壯膽助威。在義和團揭帖中頻頻出場的張天師以及玉皇大帝、洪鈞老祖、
呂洞賓等道教神仙是義和團排外滅洋勇敢精神的堅強支柱之一。然而事實證明,單靠這種傳統的
民間信仰的
精神力量是無法戰勝外敵的。
宗教迷信觀也是義和團進行宣傳鼓動的形式,義和團在“請神”時“以降神召眾,號令皆神語。傳習時,令伏地焚符誦咒,令堅合上下齒,從
鼻呼吸,俄而
口吐白沫,呼曰神降矣,則躍起操刃而舞,力竭乃止”。用“升黃表,焚香菸,請來各等眾神仙”的形式吸引民眾,因而
義和團運動中大量充斥著形形色色的迷信思想。
這些迷信思想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為聯結各個義和團組織的紐帶,使義和團在組織鬆散的狀況下仍能堅持鬥爭。義和團的迷信思想成為維持紀律的工具,據記載,義和團員“其受傷深重而不能復活者,
大師兄遍搜其身,或偶攜有他物,則曰是愛財,曾搶藏人物,故致死,萬不能活矣。故多不敢輒搶”,故在義和團運動的初期,義和團能保持較好的紀律。
迷信思想還起到了鼓舞士氣的作用,在
八國聯軍入侵初期,“拳匪信槍彈不傷之妄,遇有戰事,竟衝頭陣,聯軍御以洋槍,死者如風驅草。乃後隊存區區之數,尚不畏死,倏忽間亦中彈而倒”。義和團成員解釋:“童子法力小,故多傷亡。年壯者法力不一,故有傷、有不傷。老師師兄則多神術,槍彈炮彈近身則循衣而下,故無傷。”實際上,“臨陣以童子為前隊,年壯者居中,老師、師兄在後督戰,見前隊倒斃,即反奔”。
當然,迷信思想並不能在
先進技術前取勝,故在義和團運動後期,迷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用,部分義和團員曾經高漲的士氣衰落。六月八日,天津的義和團冒雨出戰,
練軍以三炮相助,“洋人果出,僅三人。各執槍向團,團即反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次日即散去大半”。
忠君思想
由於
封建思想的毒害,許多民眾都有傳統的忠君思想,在義和團運動中的“
扶清滅洋“口號就是一個表現。不過,這裡的“忠君”應該理解為效忠
慈禧太后而非
光緒皇帝。在義和團的口號中,就有“殺一龍二虎三百羊”,其中的龍就特指光緒皇帝,可見一斑。
正因為如此,義和團也才會得到
慈禧的重視,作為宮廷鬥爭中的重要力量。特別是在清廷對外宣戰後,許多義和團員加深了清朝政府的幻想。在警告
國聞報的揭帖中,義和團明確宣告“我皇即日復大柄,義和神團是忠臣”。許多義和團員受到
頑固派官僚的操縱,有的甚至形同團練。
不過,還有大量義和團組織有一定獨立性,甚至不聽朝廷號令。在
那桐、
許景澄奉旨與外國交涉時,走到
豐臺,為
團民所阻,那桐等告以朝命在身,義和團回答說:“吾民知有祖師之命,不必問朝廷之命”。這部分義和團不但不問朝廷之命,有的還公然對抗朝廷官員,如清軍副都統慶恆就被義和團所殺。有的義和團組織甚至與
清政府決裂,如另立皇帝,《
定縣誌》記載“時城東王
習村有鄉人稱帝,設軍師、將佐諸目;旋為防營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為拳匪所擁以稱亂者”。這種行為更是公開與清朝作對。
在
義和團運動失敗後,一些民眾認清了清廷的本質,不再對其抱有幻想,轉而提出新的“掃清滅洋”口號。
各地情況
義和團運動主要集中在
華北地區,但其影響遍布全國各地。
東北地區
東北地區很早就有義和團活動,據《
遼陽縣誌》記載:義和團蔓延至奉天全省,
吉林和黑龍江也有許多義和團活動。
沙俄入侵後,東北義和團與之進行鬥爭。後來一部分義和團與其它抗俄武裝組成“
忠義軍”和“六合拳”,繼續堅持鬥爭。
西南地區
雲南
昆明民眾燒毀法、英教堂,四川
大邑縣民羅文榜豎起“順清滅洋”旗號發動起義,此後四川許多地方回響。貴州相梓縣傳習義和拳,分棚操練。特別是
四川地區興起的反清滅洋鬥爭聲勢浩大。義和團運動失敗後,一部分成員“漸次入蜀”,在當地取得較大發展。1902年之後,在李岡中、曾阿義、
廖觀音等人的領導下,四川的
紅燈教多次發動反清滅洋起義,沉重打擊了清朝統治者。
東南地區
西北地區
義和團在
西北地區也有發展,
寧羌、
漢中、
延安、
涼州和
慶陽都有義和團活動。天津義和團甚至遠赴
新疆伊犁活動,1900年10月“忽有天津拳黨賈永潛來伊犁,在距惠遠城西五里處之烏哈里克河西大莊子地方,開場教習拳棒”。
文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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