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洪伊

孫洪伊（1870—1936），中華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天津人。早年入袁世凱幕府。中華民國成立後，先後成立共和統一黨、民主黨、進步黨等。

歷任教育總長、內務總長等職。參加了護法運動，反對段祺瑞。1920年在廣州任軍政府顧問。1936年3月28日病逝於上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洪伊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天津
• 出生日期：1870年
• 逝世日期：1936年3月28日
• 職業：政治家
• 主要成就：參加反袁鬥爭，組織護法政府等

人物簡介

孫洪伊（1870—1936），直隸天津（今天津市）人，字伯蘭。曾入袁世凱幕。清宣統三年（1911）任直隸諮議局議員。辛亥革命後與湯化龍等在上海組織民主黨，旋參加進步黨，為首領之一。1913年被選為眾議院議員、憲法起草候補委員。次年發表言論，反對袁世凱圖謀帝制。1916年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旋改任內務總長，不久辭職。同年在上海組織“憲法商榷會”。1917年參加護法運動，任軍政府內務部部長，次年去職。1920年任廣東政府顧問。直皖戰爭後，舊國會恢復，被稱為“小孫系”首領。歷任教育總長、內務總長等職。參加了護法運動，反對段祺瑞。1920年在廣州任軍政府顧問。1936年3月28日病逝於上海。

天津地圖

早期活動

孫洪伊，字伯蘭，1872年（同治十一年)農曆十月十七日出生於天津北倉村。祖父孫孝曾以開設油房為業，積資十餘萬兩，並擁有土地數十頃。祖母劉氏，生三男二女。孫洪伊居長，原名洪儀，因避清末帝溥儀之諱，改名洪伊。幼年從劉士瀛啟蒙，後受業灤州名儒蔣冶亭（字香農），飽學經史典籍，才智大開，曾中清末最後一榜秀才。娶天津北門裡曹克忠（字藎臣，曾任甘肅提督）之孫女為妻。曹氏早卒，續娶李氏夫人。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天津，北倉一帶致遭洗劫，孫之家產十之七八被毀，孫洪伊之弟孫仲華被法國侵略軍擊傷不治而死。孫洪伊經此浩劫，深感清政腐敗已達極點，必須進行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啟發民智，培養造就改革的人材。於是說通了祖父變賣部分田產，又請親友資助，在1902年與天津社會活動人士溫世霖（字支英）合辦普育女學、民新學堂。又自辦四成國小、北倉國小，與其妹夫羅雲章創辦電報學校。以後於1923年與蔣冶亭合辦天津河東中學（現華安街中學舊址），蔣任校長，孫為董事長。因此孫洪伊在天津社會上逐漸成為知名人士。1910年正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的李大釗、白堅武等人，參加天津學界要求清政府開設國會的罷課運動，孫洪伊結識了他們，時常交往，議論時政。

《國民公報》

步入政途

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孫洪伊被選為試辦縣議會議員，1908年9月間被選為直隸省咨議局議員。當咨議局成立後，孫以合法的政治身份，建議用直隸咨議局名義，分函各省咨議局各派出代表三至四人，成立全國咨議局聯合會，俾便協調行動，擴大政治力量，先由江蘇咨議局約請，在上海集會，孫洪伊被推舉為代表赴會。會議決定上書要求政府迅速召開國會制定憲法。孫洪伊發言表示，願領銜代表簽第一名，如政府怪罪，由自己承擔。遂在1910年1月16日（宣統元年十二月初六）決定，16省代表55人，以孫洪伊領銜到北京請願。

1910年初夏，請願代表團在北京又成立了吸收各界人士參加的請願國會同志會，並發表了約15000餘字的意見書。同年2月底以孫洪伊領銜，再次上書請求在一年之內召開國會。十多天之後，清政府發下諭旨，斷然拒絕代表團的要求。至3月在海外的梁啓超派徐佛蘇來北京，與孫洪伊取得聯繫，並充當了同志會機關報《國民公報》的編輯。嗣後，請願同志會逐漸形成兩派：一是以孫洪伊為首的自治派；一是以梁啓超為首的憲政派。在請願活動中，兩派各自的潛在意圖有相當的距離，而自治派起著主導作用。請願同志會代表團迅速增加到150人，並選出以孫洪伊為首的6人為領導人。

1910年6月16日，代表團首領們又向都察院遞交請願書，仍是孫洪伊領銜，代表著10個系統30餘萬人。請願書批評攝政王的二月詔書，主張國會必須能監督行政，聲稱：君主雖欲私其所愛憎，將不為國會所允許。又斥責清政府立憲之誠意少，敷衍之意多。

1911年5月，請願同志會的代表們開始籌組憲友會。6月4日，在北京湖廣會館召開成立大會，選出孫洪伊、雷奮等6人為幹事。總部設在北京，各省設支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震撼了整個封建專制政權。孫洪伊分別發函各省咨議局，督促支援武昌首義軍。不久上海起義，陳其美為滬督，孫洪伊應召赴上海，與陳其美、宋教仁、柏烈武等決定，繼續以同盟會、同志會、憲友會和咨議局以及個人名義，分電或派人赴各省督促從速起義，以支援並擴大武昌起義的成果。

辛亥革命起義將近結束時，孫洪伊因母在籍病逝，即回天津奔喪，未竟諸事委託在上海的直隸咨議局和江蘇咨議局負責人辦理。按舊俗母喪須守孝三個月。同時。直隸省議會亦正式成立。當時同盟會中的重要成員，如黃興、宋教仁等．不同程度地認為“革命業已成功”，孫洪伊也有鬆口氣的想法，加之親友們的勸阻，就沒有再回上海去。

三次請願

1910年，各省咨議局代表先後向清政府三次請願，要求政府速開國會。這三次請願雖均以失敗告終，但卻向清廷和世人展示了地方議政機構和民間的力量，為辛亥革命的發動及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而這三次請願的領銜人均為天津人——孫洪伊。

孫洪伊其人

孫洪伊早年“毀家辦學”，他與天津名士溫世霖等合資創辦普育女學、民新學堂。1906年任直隸省咨議局議員，1908年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數次領銜上書籲請“速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1909年，他經宋教仁介紹加入同盟會，成為孫中山的追隨者與戰友。1910年，他與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的李大釗、白堅武等人相識，時常一起議論時政。辛亥革命爆發後，他與第6鎮統制吳祿貞合謀起義回響。1912年，他當選眾議院議員、韜園派領袖，後因提案質詢袁世凱篡奪大總統職位遭通緝逃往上海。1916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旋改任內務總長，但不久即辭職。1917年9月1日，在廣州“非常國會”上，孫中山委任他為護法軍政府內政總長、駐滬全權代表。

孫洪伊

第一次請願

從1907年秋開始，各地立憲派紛紛上書清廷，要求速開國會。1909年10月，各省咨議局舉行第一次會議，江蘇咨議局議長張謇通電各省咨議局，建議組織國會請願同志會。經過一個多月的多方聯絡，16省代表齊聚上海跑馬廳，開會商議請願速開國會之事，成立了由順直咨議局議員孫洪伊領銜的33人“赴京請願代表團”。由此，拉開了3次國會請願的序幕。

1910年1月16日，代表將孫洪伊領銜署名的“請願書”呈遞都察院，要求在一年內召開國會。孫洪伊利用各種　關係，在得到奕劻、那桐、載濤等清廷重臣的理解後，又有御史江春霖“奏請縮短國會年限”的奏摺，都察院才極不情願地上奏朝廷。1月30日，清廷以“具見愛國悃忱，朝廷深為嘉悅”，但“我國幅員遼闊，籌備既未完全，國民智識程度又未劃一。如一時遽開議院，恐反致紛擾不安，適足為憲政前程之累”為由，而作出“將來九年預備業已完備，國民教育普及，屆時朕必毅然降旨，定期召集議院”的決議，拒絕了請願團的要求。
這個結果本在孫洪伊的意料之中，他深知，如果僅憑一次請願就能成功，那就不是中國的朝廷了。於是，他發誓，如果請願不成，自己就死在城門之下。為此，請願代表成立了“政黨之雛形”——國會請願同志會，在北京設立總部，各省各埠設立支部。在同志會的努力下，各省代表再度進京，發動了第二次請願。

第二次請願

1910年4月15日，直隸省在津召開大會，選出第二次赴京請願的代表。各省請願代表於5月間陸續抵京。在參加人數、活動規模以及組織形式上，這次請願都比第一次有所擴大。請願代表150餘人，除各省咨議局議院外，還包括各省商會、學會及華僑代表等，更令人震撼的是，活動還徵集到了30餘萬人的集體簽名。6月16日，孫洪伊帶領80餘名請願代表再登都察院，遞交了10份請願書。雖然這10份請願書各有側重，但結論卻只有一個——速開國會。這次請願書的言辭更加激烈，如孫洪伊領銜的以各省咨議局名義的上書指出，清廷“真誠之意少，敷衍之意多”，並責問“弭亂救亡之策非開國會果有他術乎”？
請願書上遞之後的最終結論還是“朝廷不能開此先例，以防群起效尤”。於是27日，清廷政務處王大臣召見請願代表後議定“俟九年後籌備完全，方可議開國會”。與此同時，清廷發布了不得再行瀆請的上諭。

第三次請願

面對兩次請願的失敗，孫洪伊等人仍通電各省：“務必再作第三次請願之舉，矢以百折不撓之心，持以萬夫莫拔之力，三續、四續、乃至十續，或可有望成功。”號召“海內外函電敦迫進行，僉謂誓結敢死團體以為後盾”。一時間，“請願速開國會”成為中國政治的第一焦點。
1910年9月12日，各省咨議局聯合會在北京召開第一次會議。會議推舉孫洪伊、雷奮等9人為審查員，並決定利用資政院即將開會之機，向資政院提出速開國會的議案。這次請願比前兩次聲勢更為浩大，各省都有大規模的民眾請願運動，直隸則於1910年10月5日在天津舉行了2000人的大遊行。以孫洪伊為代表的請願團除向資政院遞交請願書外，還直接到攝政王府向載灃上書請願。
面對振聾發聵的民意，雪片般的請願書，使得清廷不得不作出讓步。1910年11月4日，上諭“縮改於宣統五年實行開設議院……預即組織內閣”，即將原定為9年的期限提前了3年；但同時宣布“此後倘有無知愚氓藉詞煽惑，或希圖破壞，或逾越範圍，均足擾害治安，必即按法懲辦”。
以張謇為代表的江浙代表最先決定奉命停止請願，但其他各省則表現得步調不一。1910年12月2日，奉天省城學生數十人前往咨議局，要求進行第四次請願，天津學界群起回響。但清廷哪肯輕率地更弦易張，先是強行將東三省代表押解回籍，後是將天津學界請願活動組織者溫世霖發配新疆充軍。至此，各地請願活動被迫停止。
此後，孫洪伊仍堅守駐京同志會總部。後來，他卻因經費問題不得不宣告代表團解散。孫洪伊主張的速開國會、實行君主立憲的理想破滅了。

參加政黨

早在1909年，孫洪伊為協調各省咨議局聯合行動，在上海時會晤了宋教仁。對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有所認識，大約就在這時加入了同盟會。

請願國會擴大為請願同志會，不久又組成憲友會。從事立憲的人員，在與清政府進行政治改革較量過程中。從起初清政府答應九年之後立憲，旋改五年之後立憲。又經諭旨組織“皇族內閣”，使用了緩衝之計，以致憲友會中人員演變成三個派別：(1)保守派，也稱頑固派，這是被革命浪潮卷進來的一批大官僚舊派人物，他們企圖藉立憲之名，行集權之實。(2)立憲派，要求君主立憲，目的是保光緒皇帝，對抗慈禧太后。這一派由來已久。雖在“戊戌政變”中失敗，但在海外主要是日本，與革命派的論戰喋喋不休。隨著鬥爭的深化和清政府假立憲手段的暴露，立憲派也開始分化，如以張謇為首的江蘇代表，以清政府答應五年後立憲為滿足，結果等來了“皇族內閣”和被驅逐出北京，從而立憲派中大部分人員轉向共和。(3)以同盟會員為主體的革命派，有的以咨議局議員公開的身份，掩護其秘密活動，揭露清政府假立憲之陰謀。如在武昌起義時，局部地區戰事失利，孫洪伊在上海與宋教仁、林長民、居正、吳景濂等，於1911年12月1日致電各省咨議局人員，鼓勵他們不要因局部失利而動搖，並督促各省繼續奮鬥。

辛亥革命後不久，同盟會由秘密活動轉向公開，在尚未著手組成各分會的時刻，各省的政團在政見上不一致的矛盾，就更加表面化，這些政團成立了許多小黨派。

自成派系

1912年3月，孫洪伊與謝遠涵等人組織了共和統一黨，孫任理事長，聚會地點在北京琉璃廠魁和參局。不久，與共和建設討論會、共和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等五個黨團合組成民主黨，推梁啓超為理事長，孫洪伊為理事。1913年5月29日民主黨又與共和黨、統一黨合組為進步黨，推黎元洪為理事長，梁啓超、孫洪伊為理事，地址設在北京太平湖老七爺府。　往昔孫洪伊在京活動時，分別住在聯合會的小沙土園昆新館（後改名崑山館）、玉皇閣及《國民公報》館（李鐵拐斜街）。孫洪伊對並黨事極不贊成，更由於梁啓超派占優勢地位，孫洪伊成了少數派，以致曾一度對時局抱悲觀態度，不問黨事。鑒於進步黨與袁世凱合作日益密切，孫洪伊率原共和統一黨的王湘、王乃昌、牟琳、時功玖、彭介石、周恭壽、丁世嶧、周樹標、何瑞良等20餘成員，退出了進步黨。　1912年8月25日，國民黨成立。它包括同盟會、統一共和黨（宋教仁、劉揆一所領導）、國民公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協進會等五個黨團。孫洪伊等20餘人加入了國民黨。孫中山先生為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為理事。孫洪伊加入後，被推為評議員。

宋教仁

1913年2月北京參眾兩院複選，國民黨(包括各派系)獲392席，占絕對多數。旋即成立憲法討論會，國民黨、統一黨、共和黨、民主黨四個黨的代表均列席到會，舉孫洪伊為主席，汪榮寶、易宗夔為常駐幹事。國民黨議員中形成了若干小集團，孫洪伊常同一些議員在北京韜園開會，研究時局，發表政見。各報刊輿論稱他們是“韜園派”，以後又稱之為“小孫派”。主要人物有王湘、丁世嶧、謝遠涵等60餘人，成為國民黨北方組織中的骨幹力量。

迨至1922年夏直奉戰爭之後，以曹錕、吳佩孚為首的直系軍閥主張恢復國會（第二次恢復國會）。孫洪伊鑒於以往袁世凱解散國會，大殺國民黨人；袁氏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又恢復國會，不久又被段祺瑞非法解散等曲折鬥爭過程，遂將國民黨“韜園派”正式改名“民治社”。雖然沒有提出政綱，但它規定了本社宗旨：奉行三民主義，實行民主政治；制定憲法。促成國家統一；發展工農產業，增進民眾生活以及爭回主權等等。韜園派擴大了組織，共有社員80餘人。活動經費除社員交社費外，大部分由孫洪伊私人捐助，同時也接受外界的贈予，如湖南督軍譚延闓、奉天的袁金鎧、四川的羅綸等，都曾資助過。

參加反袁鬥爭

1913年3月袁世凱派人刺殺了宋教仁。輿論譁然，孫洪伊在眾議院嚴詞質詢，使袁處境極為狼狽。袁為翦除革命武裝，擴大自己的實力，向五國銀行團商洽善後借款2500萬鎊，以鹽稅、關稅作抵押，把國家重要財權給予外國人監督和稽核。孫洪伊對此提出反對案，袁世凱非常惱火。　早在袁世凱當選總統之前，即調兵遣將向革命軍李烈鈞部及各地反袁軍發動進攻。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黃興等領袖人物，被迫先後流亡日本，國內革命陷入癱瘓狀態。當選舉總統時，國會突然被軍警包圍，不選袁當總統就不能休會。孫洪伊摯友鄧子陵乘坐自己包車，孫將鬍鬚削去，化裝成鄧的模樣，乘鄧的包車，潛至豐臺車站逃往天津，隱匿在曹鐵忠家裡。袁世凱得知孫已逃津，密電天津警察廳長楊以德緝拿，楊即派偵探長丁振芝率警去孫的妹夫羅雲章家搜捕，幸羅雲章事前已把有關檔案隱藏，故無所獲。後來又到孫的老家北倉村搜查盤問親友，亦無蹤影。孫洪伊自感雖逃出虎穴，但仍不安全，遂化裝成市民模樣由曹家廚師黃金祥陪同坐馬車至楊柳青搭上火車去上海，住在法租界霞飛路八仙橋小菜市場附近寶康里。不久，許多反袁議員也先後到達上海。

孫中山

孫洪伊和韜園派到上海的人員，很快地與未逃走的國民黨留滬人員柏烈武、張繼、耿鶴生等以及由日本返回的陳其美取得聯繫，商討從四面八方再次發動反袁的鬥爭計畫。

當1915年袁氏稱帝活動正在高潮之際，孫洪伊人造輿淪，連電駁斥恢復帝制之謬論，並發出《通告北方將土書》，申明大義，譴責窮兵黷武之不可為。

袁世凱的北洋軍主力馮國璋、曹錕、孫傳芳等部，密布於長江南北各要衝。孫洪伊為分化北洋軍內部，派韜園派的直隸人溫世霖、谷瑞芝（都是直隸議員）赴南京馮國璋處遊說，陳述袁氏例行逆施、各地均將起義的形勢，望馮當機立斷，揭竿而起，勿落人後等等。孫洪伊明知馮不能一時說動，只望其持觀望態度，能在暗中予以支持。那時孫洪伊山天津偕同黃金祥逃出浦口時，孫不敢驟然過江到南京，派黃持函見馮國璋，是通過黃的外甥某(系馮的衛弁)關係受到接見。孫陳述袁氏獨裁自為，一意孤行，終遭眾怒難犯之結局；並表示海內外各界屬意於馮扭轉時艱，以平衡南北之對立。馮答以“余資望不足，愧不敢當，余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余經袁大總統一手提拔始有今日，豈能犯上作亂。諸公愛我，反陷我於不義。”半晌相對默然。旋馮注視孫洪伊，出示袁總統通緝孫之密電，孫閱後說：“公事公辦，請督軍將余解送北京就是。”馮從容地悅：“豈有此理，如果這樣辦，就不見你了，也不會給示密電，不過這裡耳目眾多，望汝還是遷地為安。”翌晨，黃金祥之甥護送孫、黃去滬。孫洪伊到滬後不斷給馮國璋去函陳說形勢。望其早舉義旗，促成統一而蘇民困。

1916年5月，東南討逆軍總司令陳其美被刺，孫洪伊被推為東南討逆軍盟主。當曹錕率第三師入川抗拒護國軍時，孫洪伊以與曹有姻親之誼，急電曹望其與護國軍合作。在護國軍節節勝利和各方輿論聲勢壓力下。馮國璋、李純、靳雲鵬、陳宦、湯薌銘五將軍聯名通電請求袁氏撤消帝制，懲辦禍首。當由直隸巡按使朱家寶將這一內情透露給袁世凱後。袁不得已作急轉直下的收場，聲明撤消帝制。馮國璋隨又發出銑（16日）、宥（26日）兩電委婉勸說袁應退位讓賢。此電一出，所有北洋軍隊高級將領紛紛通電陳述時局政見。袁氏始知其內部已呈崩潰之勢。而這些電文大都出自韜園派丁世嶧、白堅武、謝遠涵、溫世霖等人之手。　李大釗於1916年5月，未等學校結業就由日本回國，到上海和孫洪伊、王法勤、白堅武等人會面，參加策劃反袁工作。他住在孫家，和孫洪伊等人對政局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隨後，韜園派的蕭晉榮、王乃昌、牟琳分別去黔、桂各省協助戴戡、王文華出師支援湘、滇；另外派出二三十人幫助潘怡如到北洋軍巾的朱廷燦、石振聲、孫傳芳等部隊里，以“殺盡剋扣軍餉自私自利的首腦”為口號，發動內部兵變，渙散北洋系軍心，阻止袁軍南下。1916年6月袁世凱在眾叛親離和唾罵聲中死去。在南北戰爭中　袁世凱死後，段祺瑞任內閣總理，掌握實權，致使北洋系各督軍盤踞各大省份，段又宣布按袁世凱改訂的約法第二十九條，以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孫中山、孫洪伊、唐紹儀等一致宣布反對偽約法，指出應根據民元約法行事，首先恢復國會，征辦禍首。然而段祺瑞對此遲遲不理。於是孫洪伊、谷鐘秀在上海登報廣泛告知各界人土。召集各省議員，除附逆者外，限期到上海與會。約10天左右時間來上海的議員近300人。這一舉動顯示對北京政府將不予承認。訊息一出，段氏不得不改變態度，致電各省、全國各機關、上海國會議員，表示同意恢復民元約法，召集民國2年袁世凱解散的國會。1916年8月1日國會在北京復會，但對懲辦帝制禍首並未認真解決。

五四運動

孫洪伊北上後，先任段政府的教育總長，不久轉任內務總長。任職期間，對很多問題進行質詢和提出反對意見：（一）對段祺瑞公然下令討伐南軍表示反對。（二）反對段內閣向美國花旗銀行借款500萬元。（三）不經國會討論，由徐樹錚主謀，擅自任命吉林省省長，破壞了約法。（四）發出的對胡瑞霖咨文與事實不符，要求追回。（五）力爭實現地方自治，擬定地方自治法規（該法規已由李大釗幫助擬就，只等通過施行）。（六）依照民元內務部組織法。應裁去參事兩員、僉事9員、主事30餘員（徐樹錚從中煽動，唆使被裁減人員向平政院控訴孫洪伊）。大總統黎元洪支持孫洪伊所提出的上述意見。國務總理段祺瑞和國務院秘書長兼參戰軍參謀長徐樹錚則極力反對，雙方的矛盾愈演愈烈。此外，還有對德國宣戰問題，段、徐借參戰之名，趁機擴充自己的軍事實力。再者，黎、段兩方所豢養的投機政客．彼此間爭權奪利，因此黎、段之間形同水火。史稱“府院之爭”。孫洪伊在內務總長任內，先後不到四個月，終因是少數派而失利。

在段祺瑞、徐樹錚與孫洪伊的鬥爭中，段為了庇護徐樹錚，促使黎元洪下令將孫、徐一併免職，總統府秘書長、韜園派負責人之一的丁世嶧也同時卸任。

孫洪伊被撤職後，立即前往上海。他在北京的住所——西四羊肉胡同，受到步兵統領江朝宗派去的軍警進行檢查，同時派人尾隨到上海，陰謀暗殺孫洪伊。在上海太平橋三益里，刺客乘機闖進大門行兇，號房人左竹泉緊忙關閉大門，刺客開槍射傷左竹泉的右手食指和中指，旋即遁去，孫洪伊幸免於難。

組織護法政府

1917年春季，第一次世界大戰仍在進行，段祺瑞政府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給予貸款支持下，正式宣布對德國宣戰。孫中山、孫洪伊先後發電反對，陳述這次大戰是歐洲列強之間爭奪殖民地的衝突，並不是強權與公理的戰爭，中國應保持中立。段祺瑞出於藉機擴充嫡系武裝力量的野心，力主參戰。總統黎元洪也同意孫等的見解，極力反對參戰。段祺瑞唆使軍警3000餘人，湊成“公民請願團”、“五族請願團”等，包圍參議院，毆打參議員，要他們立即通過參戰案，強迫黎元洪同意參戰主張。如此種種，遭到黎的拒絕和全國各界的反對，遂下令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職務。段憤走天津，其嫡系軍人劍拔弩張。黎元洪求救於長江巡閱使張勛，張以調停“府院之爭”為名。率軍進抵北京，演出了一場復辟的醜劇。這時梁啓超向段祺瑞獻計：利用張勛趕走黎元洪，再打倒張勛而握大權。　段祺瑞見倒黎目的已經達到，便聯合皖、直兩系軍隊，組成討逆軍，自任總司令，驅走張勛的復辟軍，以再造民國元勛自居，再次充任國務總理。遂大權獨攬，為所欲為，廢除臨時喲法，拋掉國會，另組所謂安福國會，正式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實際上是“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是“戰而不宣”，擴充實力，消滅異己，實現其“武力統一”政策。

陳獨秀

1917年8月，孫中山先生、孫洪伊、程璧光、唐紹儀在上海決定南下護法，於8月21日率海軍第一艦隊(系北洋海軍中主力艦隊)和參眾兩院部分議員啟程南下。於9月1日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會議，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中山先生聘請孫洪伊為高等顧問，併兼任內務部長。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的軍事實力，與北洋軍相比，相差甚遠，況且西南各地方勢力的合作基礎也不鞏固，問題很多。孫洪伊建議先設法阻止北洋軍南下，在策略上瓦解段祺瑞的武裝統一政策。因為北洋軍將領多是北方或直隸人，而且孫洪伊在直隸一帶比較有聲望，為此孫中山任命孫洪伊為長江宣撫使，但對外沒有宣布。孫洪伊和部分人員回到上海，以孫中山代表的身份，掌握輿論、出版工作。孫中山先生的重要言論，都寄上海發表。孫洪伊在這一段時期工作極為緊張，有工作人員近百人，從事編寫、印刷出版等宣傳工作，派往各地聯絡人員頻仍的來往匯報，研究對策，孫洪伊經常工作至深夜。

韜園派在上海積極展開策反工作進行順利，不料廣州方面出現了問題，孫中山先生聯合西南各省組成的軍政府，因西南各省將領陽奉陰違，企圖以“護法各省聯合會”來代替軍政府。在非常國會中，孫中山派的民友系與西南地方軍政勢力的政學系和吳景濂、褚輔成的益友系，是非常國會的三大派系。益友系與政學系合起來，通過了改組軍政府法案，以岑春煊代替孫中山，孫派人員少因而失敗。孫中山繞道回到上海，其後孫派人員也陸續回到上海。孫中山先生護法運動雖受到挫折，而韜園派仍通過各種渠道，繼續在說服直系服從孫中山的主張，維護約法，抵制段祺瑞的軍事行動。

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孫中山先生對這一席捲全國的政治鬥爭，給予很高的評價。孫洪伊給北京政府的電文略謂：北京學生為力爭外交主權，痛毆國賊，實代表全國民意，稍有血氣，應知感佩，乃北京政府軍警擅捕愛國學生，袒護國賊，薄海同憤，希立令釋放學生，懲辦賣國賊段祺瑞、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徐樹錚等，以伸國法。並祈速電巴黎專使拒絕巴黎和約。與此同時，孫洪伊發表《請北洋諸將討賊救亡電》，鼓動直系反對段祺瑞。

1920年3月，孫洪伊利用直系與皖系的矛盾，派牟琳、白堅武鼓動直系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由湖南衡陽回師北上。孫洪伊又聯繫廣州軍政府許給吳佩孚師開拔費60萬元。湖南省由譚延闓接管，並由譚先付吳師開拔費毫洋40萬元。這一舉動系孫洪伊居中拉合促成。吳師陸續北上，7月16日廣州軍政府宣布段祺瑞政府喪權辱國擅自與日本簽汀軍事協定。接著曹錕、張作霖、王占元、陳光遠、李純、趙倜、蔡成勛、馬福祥、王廷楨等，宣告對段軍開戰。結果皖系失敗，段祺瑞下台，總統徐世昌走避天津，安福系及皖系將領相繼辭職。

張作霖

同年10月粵軍攻克廣州，莫榮新被迫取消自立，岑春煊、陸榮廷聯名解除軍政府職務。孫中山先生於10月29日由上海回到廣州，重組軍政府，向全世界聲明：此為中華民國之合法政府。1921年4月6日，召開非常國會，韜園派的周震麟提出《中華民國組織法大綱》。接著丁蹇動議續開二讀會（按：二讀會系立法的第二程式，分一讀會，即在議會裡朗讀提案；二讀會，朗讀通過理由；三讀會，期讀決議，這時立案始告完成）。最後決議，一致推選孫中山先生任非常大總統。同年4月27日，北洋政府曹錕等33人聯名反對選舉孫中山為大總統，廣州國民大會據理反駁。8月10日孫中山宣布徐世昌罪狀，並決定組織北伐軍開始北伐。1922年北伐軍節節取得勝利之際，由於陳炯明的叛變而中途失敗，孫中山先生被迫乘英艦赴香港，再乘別國郵船於8月14日回到上海，護法戰爭隨轉向又一階段。

促進國共合作

1922年中國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李大釗來到上海。住在孫洪伊家裡，在此和孫中山先生會面，談論當前的政局和革命前途的問題。對兩黨合作，打倒軍閥的建議，孫中山先生極表贊同，但國民黨右派卻表示反對。李大釗1922年來上海，就住在前樓樓下右側後屋。1923年來時，住在後樓樓上，後樓沒有樓梯，只有一個小天橋通往前樓。　1923年1月，陳炯明被北伐軍許崇智部擊潰。2月孫中山先生回廣州任大元帥。孫洪伊被任命為孫中山駐上海全權總代表，主持對直系談判事宜。另外還有汪精衛、胡漢民、徐謙三人為全權代表。後來汪、胡二人對此事不感興趣，就相繼去廣州了。不久，孫中山先生在廣州召集國民黨會議，宣布黨綱，並主張裁軍，任命孫洪伊為參議。關於李大釗和孫中山會面的問題，在李大釗1918年由日本回國以後，不斷在北京、上海和孫洪伊、陳獨秀、張國燾、白堅武、王法勤、周震麟等交換意見，反覆研究探討解決時局的辦法，為中國革命尋求出路。關於學習蘇聯革命經驗和國共兩黨合作問題，有了初步一致的看法。孫中山先生對孫洪伊十分信賴，孫洪伊又是孫中山先生的代表，他經常向孫中山報告這方面的情況。迨至1923年二七慘案發生，直系吳佩孚鎮壓鐵路工人罷工的血腥事件，影響了中山先生對聯絡直系的看法；更由於李大釗積極聯繫雙方，促成合作，最後使孫中山先生下決心走國共兩黨合作之路，挽救中國革命所處的困境。

崔廷獻

對待直系問題

早在1918年孫中山先生第一次回到上海，在其指導下，韜園派人員繼續做爭取北方直系將領的工作，特別是爭取北洋軍中以李純為首的和平派。至1920年段祺瑞政府被直系曹錕、吳佩孚趕下台以後，到1923年直系張紹曾內閣再次提出和平統一的倡議，同年1月21日孫中山先生復函張紹曾，表示贊助和平統一，並發表《和平統一宣言》。又派徐紹楨到北京接洽和平統一具體實施方案，並留孫洪伊等在上海為全權代表，主持和平統一的談判。當直系代表王寵惠到上海與孫洪伊談判時，孫洪伊根據孫中山的指示提出：對直系恢復法統深表嘉慰，但提出三個條件：(一)征辦禍國罪魁；(二)保證國會安全；(三)實行“工兵制”(寓兵於工)。並提出裁兵計畫，全國應裁軍一半，改為“工兵”，以蘇民困。　孫中山先生與孫洪伊制定的策略是：對北方直系暫時維持和平，先出兵討伐西南軍閥，奠定廣州革命基地。但在內部遭到章太炎反對：“西南各省與孫先生開誠相見，和好如初，一致反對直系的窮兵黷武。”更主要的是直系的對立面皖系段祺瑞、徐樹錚和奉系張作霖極力拉攏中山先生，因而改變了遠交近攻的策略，和段、張訂立了報紙上宣揚的“三角同盟”，一致反直。孫中山以為聯合段、張就能以軍閥打倒軍閥。

1923年6月在上海的聯直談判工作不得不停止。孫洪伊途經香港赴廣州，胡漢民派人去香港迎接。章太炎聞知後，立刻給孫中山、汪精衛去電，請孫先生與孫洪伊切斷關係，裁撤駐滬代表等。這使得孫洪伊到廣州後無所事事。本來孫洪伊之所以去廣州，想再同孫中山先生研究當前的政治局勢。那時的情況是，曹錕、吳佩孚分駐保定、洛陽，北京政務被張紹曾、吳景濂、邊守靖等所包辦，如能把吳佩孚的問題解決好，和談是可以繼續的。孫洪伊寫了大量信函通過白堅武和吳佩孚交換意見，並派光明甫去洛陽，牟琳去保定進行聯繫。孫洪伊的見解是：張韶曾、吳景濂都是同盟會員和國民黨員，對中山先生有一定的信仰，如果中山先生還有意和談，問題還能轉圜。無奈孫中山先生以軍閥打倒軍閥的策略不變，胡漢民、汪精衛也主張反直。這樣，延續到同年l0月直系發生賄選醜聞，孫洪伊也就同意反直了。

曹錕賄選醜聞發生後，全國輿論譁然，紛紛揭露這筆骯髒的交易。韜園派成員有許多人是議員，當1922年國會遷往北京復會時，有不少人去了北京，由於世懌、溫世霖、谷芝瑞等人負責。賄選時在北京的韜園派議員也有受賄的，但都不是骨幹人員。這時孫洪伊已去廣州，也不是國會議員，並未受賄。韜園派在聯段反直及賄選受賄兩大事件中，組織思想上陷於混亂，一部分同意反直，一部分還企圖再促使聯直。韜園派從此瓦解，有的意志消沉，有的隱退返鄉，孫洪伊遭到一次嚴重挫折。

1924年1月國共兩黨合作的大勢，雖已成定局，但國民黨的內部意見不一致。4月間孫洪伊接受孫中山先生委託去北方工作，離開廣州以遊山玩水為名。途經上海、南京、江西、開封、洛陽等地，於5月26日回到天津家鄉。不久，去定州龍藏寺附近開秘密會議，參加者多為後起的青年軍人。此時先父已52歲，患有多種慢性病症，身體已不如以前健壯。　曹錕政權垮台，1924年冬孫中山先生應段祺瑞、張作霖、馮玉祥的邀請北上，共商國是。首途天津，孫洪伊得與中山先生會晤。這時中山先生對聯合段、張已有悔意，並對孫洪伊說：“你對北方事情比較明瞭，望你再給我介紹幾位北方地區的愛國人士。”又擬將孫洪伊的長江宣撫使名銜改為華北宣撫使。孫洪伊末即允諾，只勸中山先生善自養病，此事留待研究。

齎志而歿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後，孫洪伊去北京弔唁，表示沉痛哀悼。1926年7月國民黨遵循先生生前主張，從廣州出師北伐。孫洪伊認為革命前途即將出現新的發展，於是與廣州當局聯繫，擔任了華北宣撫使。工作尚未展開，由於事機不密，不久被張作霖察覺。當時直隸督軍褚玉璞派軍警便衣闖進住所，幸而孫洪伊外出未罹難。1927年發生了四.一二政變，大批共產黨人被殺害。因孫洪伊是國共合作倡導人之一，也被南京國民政府列名通緝，不得已藏身在陳伯簡家中。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他心情十分焦急。　1930年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兼平津衛戍司令閻錫山，根據南京政府通緝令，責令天津市市長崔廷獻，將孫洪伊騙出租界，以請客為名進行拘留，禁閉在宮北大街的浙江興業銀行宿舍樓上。一同被禁閉的有李廷五（字實忱，他是因鹽務上財政問題而被捕，後被解往山西）。崔廷獻說，孫接受了南方的任務，企圖顛覆閻錫山在華北的政權。在蔣、馮、閻中原大戰中，閻錫山曾派人至孫洪伊禁閉處迫其表態，孫洪伊只說；“反對戰爭，一切戰爭不是解決國事的辦法”，未同情任何一方。直至中原戰爭接近尾聲，經友人多方營救，才被釋出獄。不久，即搭船去上海。孫洪伊被通緝在案時，譚延闓在1928年，約孫去南京政府任要職，被謝絕。自在天津被拘禁後，由於疾病纏身，精力每況愈下。

1931年孫洪伊與徐研農（系黃興內弟）、謝遠涵、李烈鈞、羅家衡、湯漪、王友蘭、渚翔、王造時、陳望、胡祖舜、江天鋒、范鴻鈞、陳定遠、陳喆夫、朱蘊山等人，組織“憲政促進會”，地址在上海法租界蒲石路60號，出版《危言日報》。評議南京政府實施的訓政時期約法。當時報亭多不敢推銷該報。

九·一八事變後，民族危機日益深重。南京政府於1932年4月邀集不同黨派在洛陽召開國難會議。孫洪伊在會上主張對日宣戰。

孫洪伊晚年主要以讀書消遣，本想寫作，終未實現。後來病勢日漸沉重，於1936年3月26日故去。由朋友們資助葬於杭州九溪十八澗徐村之小山上，與民主革命先行者秋瑾墓隔丘相望。

作品賞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