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堅武

白堅武（1886－1937），河北交河人。1910年考入天津法政學堂，與李大釗是同學。畢業後歷任陸榮廷幕僚、李純幕僚，後入吳佩孚幕府，曾任吳佩孚軍總部政務處處長，號稱吳佩孚之“小內閣”，成為一時的風雲人物。1935年6月28日，聯合段承澤糾集中日烏合之眾三百餘人，從豐臺出發，向北平進攻，企圖建立偽華北國，後被駐守北平國軍商震、萬福麟等部隊擊敗。是為白堅武事件（又稱豐臺暴動），1935年12月任偽冀察政務委員會參議。1937年第29軍宋哲元部撤退到河南南樂縣一帶，白堅武前往南樂企圖鼓動宋哲元投日，被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逮捕，以叛國罪在南樂縣城南門外被槍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白堅武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886年
• 逝世日期：1937年
• 畢業院校：天津法政學堂

人物生平

早期經歷

白堅武（1886—1937），河北交河人。18歲中秀才。1907年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與李大釗同學並成為至交。民初，曾任記者和政府低級僚屬。期間，與李大釗創辦法政雜誌《言治》。1917年，被江蘇督軍李純聘為顧問。1922年，受吳佩孚聘，先後任兩湖巡閱使署、直魯豫巡閱使署政務處長，極受倚重。由於調和直系津、保、洛三派有功，獲一等文虎章勛二位。1924年，白堅武任第二次直奉戰爭吳軍總參議，坐鎮中軍，調兵遣將，風頭出盡。吳佩孚曾親自許諾，打敗奉軍後保薦白堅武擔任內閣總理。由於馮玉祥的倒戈，直系敗北，組閣之夢化為泡影。其後國民黨北伐，吳佩孚徹底失敗，白堅武被迫下野，在天津做寓公。1933年初，白堅武開始與日本人接觸。兩年後，遂有“豐臺事件”，由此成為全國聞名的漢奸首領。

批判訓政

白堅武之所以淪為漢奸，是因為北伐之後，白堅武組閣之夢徹底破滅，政治生命結束。原本在政治舞台上叱吒風雲，而今只能靠經營貨棧為生，成為失意政客。此種地位的巨大變動，使他敵視南京政府。加之白堅武出身法政學堂，早年曾受過民主、自由、憲政思潮的影響，國民黨實行訓政、以黨治國、控制言論，遂更增加不滿情緒。
白堅武經常在日記里大罵國民黨。他認為，國民黨標榜訓政卻無法可依，較之北洋時代實為歷史的倒退：“黨人所取捨恆以孫中山為護符，可謂惡作劇。凡無論若何政治組織，必有根本法為之準據，方可規範一切。今黨府而無約法，但憑二三委員口含天憲，任意顛倒為之，無論一般人民之權利生命不知所適從。訓政時代而無約法，未知果何據以為訓也？”白堅武還對三民主義詳細批判，認為其胡亂拼湊、謬誤百出，根本不成為一種主義。
白堅武敏銳地看到，國民黨雖然標榜一黨專制，內部卻勾心鬥角，糾紛不斷。胡漢民有胡漢民的主張，汪兆銘有汪兆銘的主張，乃至人人都有，卻又不敢公開為自己所見，假託孫中山名義。對於蔣介石和其他軍事首領持續發動內戰，罔顧日本問題，以致坐失收復失地的良機，在建設方面亦不上軌道，他更表示非常憤慨。他在日記里以打破此種一黨專政為志願，並表示出任何時候都不與黨國發生關係的決絕態度。

著書立說

當然，政治上徹底邊緣化的白堅武並未完全與黨國決裂，也曾試圖用自己的思想或理論去影響政治。1927年以後，他為解決中國如何面對資本主義的難題，提出了所謂“教育公有”的觀點。在他看來，為消滅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既保護資本主義，又遏制資本主義的無限擴張，其解決之法不在共產革命和階級鬥爭，也不完全在勞資合作或實現階級調和，教育公有才是根本性的解決之法。教育公有即國家保證每一個孩子平等的教育權，實行一種強制的教育。如此，便可以使貧窮者免遭無力求學之虞，也使富人不得依靠其經濟實力，使孩子享受特殊的教育資源。白堅武認為，雖然每個人的聰明才智不同，但國家必須提供這種平等的機會，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各種社會政策的調節。
其說實際平淡無奇，但白堅武自信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日後必將大行於天下。他托在國民黨內任事的舊僚將自己的意見轉交中央，但轉交後無人理睬。當時的政治情形也不利於白堅武。他將《教育公有論》寫成小書在中華書局出版後，正值1929—1930年的蔣馮閻中原大戰，國人目光都集中於這場戰爭，這本書沒有引起任何影響，亦少有人關注。白堅武手中沒有權力，其思想無法轉化成實踐，學說不能行於天下，成為心中的隱痛。

淪為漢奸

學說不行之後，白堅武選擇徹底與國民黨決裂。在他看來，東北淪陷、偽滿洲國建立，也是因為國民黨將希望寄託於國聯身上，才釀成此果。他評論道：“當東北事變甫起，內而振作威信，外而負責交涉，有忍辱負重之當局，早已收回失地。乃黨府諸人除濫發不負責任之言論外，即依賴虛而無當之國聯，一誤再誤，不可收拾。”又謂：“中國已內亂自爭，數月無人之政府不能先事預防，固為自致其侮，而日軍一逼再逼，致自焚之禍，將來亦有不堪問之結局也。”
由此，他認為國民黨沒有能力解決對日問題。尤其是，以江浙人為主體的國府要人，非但沒有資格處理北方之事，只會出賣北方的利益。作為北方精英，他有資格起來代表北方人處理對日問題。那么，白堅武對於日本的侵略究竟持一種什麼態度？首先，他認為，中國國力弱，憑血氣之勇，動輒言抗日、開戰，必然導致亡國。其次，他不認為日本真的可以吞併中國，“日本人決不足慮，以蒙古人之武力可以征服全球，而以其民族無政治方法、無種植能力，宰制中國僅80餘年即為朱洪武驅之漠北。日人不如蒙古遠甚，而其殖民能力人所共見。中國但患內部不統一無方法耳，若能自強，即使日本取得鐵路權、商租權以去，20年後仍可歸來耳。”
因此，現在的辦法就是謀求與日本合作。國民黨河北省主席于學忠，在抗日問題上一向比較強硬，成為阻礙“中日合作”的因素，必須除掉國民黨在華北的勢力，由華北人掌控北方的局勢。但是，白堅武無兵無將，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於是，他開始主動與日人接觸。1933年初，在日本特務何庭流的引薦下，他與日本人緊密聯繫。

暗殺計畫

日本人當然也希望驅逐于學忠等阻礙其侵略華北的勢力，遂與白堅武一拍即合，給予金錢資助，使其在華北建立秩序，驅逐國民黨勢力。1933年，白堅武策劃了刺殺于學忠的事件。于學忠曾是吳佩孚手下的中將，與白堅武結拜為兄弟。作為北洋舊部的于學忠擔任國民黨河北省主席，在白堅武眼裡無異於“背叛”。而且身登高位的于學忠也不買他的賬，多次拒絕了白堅武舉薦親信做官的要求。白堅武以三千大洋收買于學忠的貼身護衛傅建堂，命其毒殺于學忠。然而計畫泄漏，毒殺行動失手。其後白堅武又兩次設伏刺殺于學忠，均告以失敗。已經無法在天津立足的白堅武逃到偽滿洲國。

死於非命

退居東北的白堅武為了建立一支真正忠於自己的軍隊，白堅武仿照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組建了所謂正誼社。正誼取董仲舒的“正其誼不謀其利”，由白自任總裁，下設軍事、政治、外交三部，定宗旨為：“本社以知仁勇教綱救國。社員應以服從教綱者服從領袖。社員須不詐不懦，知行合一，違叛者嚴重懲罰”。對於那些不甚讀書的兵士，則以北人自決動員。他號召“凡會員當打倒國民黨之蠻子，以強中國”。這無疑是一個法西斯組織。
白堅武採用利誘的方式吸收社員，北平軍分會鐵甲車隊中隊長段春澤便是其中的一個被收買者。雙方約定，合兵一處以鐵甲車隊伺機攻打永定門，占領北平城，事成後給予段春澤高官厚祿。於是，便有“豐臺事件”。然而，此事已被北平方面事先偵知，遂嚴陣以待，使白堅武軍功虧一簣。其後，等待白堅武的就是噩運。果然，1937年，在宿敵馮玉祥的誘騙下，白堅武遭逮捕並被處決。

人物思想

北洋另類

1916年7月2日，傍晚，一個中式打扮的北方青年與兩個朋友在上海黃浦江邊散步，三人遊興正濃，突然，一個巡捕擋住他們，赫然喝道：“你們三個，退回去！”這個北方青年頗覺驚訝，再一細看，發現被擋的都是穿長袍馬褂者，而著西裝革履者則可暢通無阻。原來已走到租界邊上。在回旅館的路上，這個北方青年一直在想：那個同樣是中國人的巡捕究竟是什麼東西做成的呀？為什麼他要對同胞如此無情無義，“幾忘自系人類”呢？ ……

這個北方青年便是年方30歲的白堅武。

白堅武（1886—1937），河北交河縣窪里王鎮西常莊人，1907年畢業於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與李大釗同學，畢業後曾任黃鐘報記者與內務部僉事，1917年以後分別在北洋軍閥李純和吳佩孚處做顧問，1937年9月，在冀南被屬於馮玉祥舊部的國民黨軍隊以“漢奸首領”罪處決。終其一生，白堅武都沒有脫離北洋派的圈子，可以說他踏入社會的第一步（任直隸督署秘書）與最頂點（任吳佩孚處總參議），都是在北洋派的圈子內實現的。

然而，年輕時的白堅武卻對這個圈子頗為不滿，對圈子內的人和事充滿痛恨。這一點，倒與當時絕大多數受《新青年》影響的新派人物相通。譬如，1917年1月24日，他曾在日記中憤憤不平：

入世以來，朴心未退，而社會機心日增；機心遞演之結果，公之念日亡，私之念日焰。同一知交，大團之內有小團，大圈之內有小圈，對外無論矣；團與圈之內，無時不用其機心。所謂政團也、政治社會也，有如貨幣者然，只有惡貨驅逐良貨而已。

非但如此，作為圈內人的白堅武對所處“圈子”不僅憤慨，而且急切地想打破它，改變它。譬如，當他在上海聽說北京的學生為抗議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上街遊行，“焚賣國黨曹汝霖宅，毆章宗祥幾斃”，便在當晚的日記中表示強烈同情，認為此舉“足征人心未死”。 當他從一份報紙上看到新文化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病死的假訊息，便當即認為陳可稱得上“中國之路得、盧梭”，斯人之死，“則人道之明星隕墜”。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當他讀過《新潮》雜誌上的一篇文章後，對文中流露的“根本改造”思想大表贊同，認為中國社會“亟有待於根本澄清，絕對不贊成調和，調和在本身為自滅，對客體為投降。”

打破或改造這個“圈子”從何入手？從白堅武的早年日記看，雖然他沒有提供一個以新替舊的具體方案，但其傾向性還是比較明顯的，即與當時大多數憂國憂民、追求進步的知識分子一樣，白堅武頗為看好社會主義。譬如，當他讀過《新青年》6卷5號刊載的《馬克思學說》一文後，立即感到“曙光在此”。 在1920年2月28日的日記中，他甚至寫道：“余現覺宇宙間所有動止，俱由環境構成，物由心造，誠有此象。然展轉以細索其因果，仍不出唯物關係。突然而有此內識，突然而有此外效，為世界所無之事。攻馬克思唯物論者眾矣，余不論其有充分理由。若以馬克思所論演證據不充足則有之，強余絕對信仰唯心論現未能也。” 對唯物論的偏愛與對唯心論的懷疑，並由此而引發的為馬克思學說的辯護，溢於筆端。

總之，1917年至1921年間的白堅武幾乎是北洋“圈子”內的一個“另類”，他對所處環境極其不滿，對社會主義心存嚮往，他甚至認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已腐敗到極點，“非經洪水洗濯一次”，“將不得以人類自薦於世界”。 如果我們對照一下同時期廣為人知的《惲代英日記》，便會發現兩人年輕時在思想上並無本質的不同，都屬於嚮往改變中國社會與個人人生的理想主義者。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有血性、有追求的進步青年，為什麼最後會墮落成無恥漢奸呢？

社會主義

白堅武思想第一個重要轉折點，是對社會主義由同情到懷疑的態度變化。

事實上，在民國初年，由於憲政實施並未帶來預期效果，中國思想界陷入著名記者黃遠庸所說的“人心枯窘” 的一個彷徨年代，如果說晚清時期中國社會同樣混亂，那么晚清思想界起碼還知道以一種共同認可的方式（憲政）去改變這種混亂，並以此作為自己的奮鬥目標，但一旦憲政這劑藥方經過民初政治的檢驗證明失效後，包括白堅武在內的清末民初成長起來的這批年輕知識分子便不得不開始新的思想探索歷程。

依照白堅武在1921年前所表現出的思想趨向，他極有可能選擇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這也是當時相當一批企圖破舊立新的年輕知識分子的共同抉擇。

除了上一節中所列舉的材料外，還有兩點可以證明白堅武可能成為一個社會主義者：

第一，他對宗教向來沒有興趣。

民國初年，當“定孔教為國教運動”甚囂塵上之際，白即“終不謂然” 。事實上，他不僅對定孔教為國教沒有好感，甚至認為一切宗教都是無稽之談。在他看來，“一神較多神為進化，然無神尚勝一神也”，所謂宗教，只是用來嚇唬老百姓的，即所謂“可由不可使知之義”。

第二，他閱讀了大量進步書籍。

1920年1月2日，當他讀張東蓀發表在《解放與改造》第7號上的一篇談社會主義的文章時，發現作者所說的“如有建設必定依著社會主義的原則”，與自己的想法不謀而合，於是在日記中寫道：“是言實為我所欲言者”。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儘管他所讀的社會主義書籍多是經過進步黨人中轉的社會民主主義，但他並不同意點滴改良。

一方面，白堅武在1917-1921年間追尋生命意義過程中，對彼岸世界的誘惑不以為然；另一方面，他在此岸世界中對社會主義頗有興趣，以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實況來推演，白堅武轉而信仰社會主義應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事實上也是許多中國早期共產主義者的共同思想軌跡。

然而，1922年以後的白堅武的思想變化，並未沿正常軌道行駛，他非但沒有從社會主義的同情者變成信仰者，反而變成了一個反對者。

單憑筆者手頭的資料，還不足以完全說明白堅武的這次思想轉折，根據他留下的日記，筆者猜測可能有三種原因：

首先，可能與他在1922年的人生際遇的改變有關。

也就在這一年，他離開南京李純的幕府，來到洛陽吳佩孚處參贊軍政，無論是經濟收入，還是政治地位，都有了較大提升。從其日記看，也就是在這一年後，他對所處“圈子”的抱怨大為減少。

其次，可能與他對接觸的蘇俄代表的觀感變化有關。

在吳佩孚處，白堅武曾與來訪的蘇俄代表接觸，發現對方在中東路和外蒙等關鍵問題上，“恍惚其辭，不肯為確定之答覆”。 這一點可能使他對蘇俄乃至社會主義都產生一種“厭”屋及烏的逆反心理。

最後，可能與他1917年的一次不佳的旅行經歷有關。

當年4月29日他乘國營的津浦線列車北上，發現該線的二等車尚不如京奉、滬寧、京漢線的三等車潔淨舒適，便感喟道：“國家營業，乃如此乎？” 這次不愉快經歷有可能長期定格在他的潛意識中。

這三點原因當然還限於理由並不十分充分的猜測，因為當社會主義思潮進入中國之初，有人認為在這種體制下乾多乾少一個樣，會妨礙個人的創造性，另有人則認為在這種體制下，勞動者當家作主，能刺激個人的創造性，但由於在世界範圍內，計畫經濟剛剛起步，其利弊得失並非一目了然，所以雙方還是處於各執一端的對峙狀態。然而，不管怎樣，從白堅武1922年之後的日記看，他對社會主義再也沒有此前的熱情和興趣了，並且常以一種不以為然的口吻談及社會主義或計畫經濟。比如，1928年2月，他在讀過一本書中關於菸酒歸國家專有辦理的論述後，即在日記中評論道：

（該論點）理論上誠然有據，然實行尚待討論。即以北省言，業燒鍋者甚多，一律令其完全喪業，殊非維持民生之道；且由國家為之，經官吏之手，亦不見其適宜得利。最好由國家提倡改良，維持其固有之業，而捐其相當之稅，斯為酌量得中。凡政策須俯察實際，不可太涉空想也。

擯棄玄虛理想，講究因時制宜。這大致可以視作白堅武在1922年之後的一種基本政治心態。處於這種心態之中的白堅武，一方面感受到自由選擇的愉悅，另一方面也體悟到目標缺失的痛苦。

目標缺失

白堅武在告別社會主義之後，其思想處於一種“目標缺失後的漫遊”狀態。由於沒有一種價值體系，他在對政治人物或思想做判斷時，便只能從“用”的角度出發來加以取捨。因此，他在1922年之後的政治思想帶有較濃厚的實用主義色彩。

實用主義在政治上的首要表現，就是否定在這個世界上存在什麼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政治萬靈丹，一切制度都要拿到環境中試驗一番。這正如現代中國最早的政治學家高一涵在1919年所強調的：“一切制度政策都是人類為達到目的而套用的器具；要想選擇那種器具合用，那種器具不合用，必須把所有的器具都拿來比較比較，並研究各種器具的由來、變遷，找出進化的路徑，看看處現在的環境，應該用那種器具才好。” 而在1927年12月24日的日記中，白堅武表露了類似的觀點：

……而不知人類的政治與物質的機器不同，機器可以完全適用科學律，政治則須隨時運用良明之人事支配確定之規模，方可相得益彰，若永久不敝之制度乃世所無也，道在因時制宜耳。

白堅武是否相信實用主義哲學，僅憑日記已不可考，但在日記中可以看出，每當提及實用主義哲學在中國的代表人物胡適時，其筆端都流露出讚許同情之意；而且，對“永久不敝之制度”的否定，事實上也就是對真理客觀性的否定，一切政治思想，在他看來，都只是“因時制宜”的產物。這是一種典型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其直接的外在表現便是價值相對主義——不承認固定恆一的價值觀，一切以是否有用作為標準。

在這種價值相對主義的支配之下，人們不易被某一種意識形態俘虜。正因為此，白堅武對於已成潮流的社會共識，往往也要發表自己的獨特見解。比如，對於20世紀30年代風靡中國思想界的以蘇俄為代表的“計畫經濟”思潮 ，白堅武即在日記中多次表示不能苟同。他甚至認為蘇俄優先發展軍事工業，“終為畸形發展”，因為“若處處為軍事準備，就過程中或亦有相當便利，然終局總是害”。 另外，值得特別注意的是，白堅武的這種經濟思想還是基於他對人性的一種根本認識。在1931年8月13日的一則日記中，他在論及公、私二字的關係時，感到“人類既不能無私，惟有以公調劑之耳”。 考慮到我國哲學家賀麟此後10年方提出“大公無私不過只是一完美邈遠的理想，而假私濟公才是切實有效的方法”， 不能不承認白堅武的識見確實有獨特之處。

一般而言，價值相對主義的長處在於分析——一切思想都可在是否有用的標準下被“去魅”，而其短處則在於綜合——不可能形成一種能夠整合社會的共同政治理想。如果白堅武在1927年下野後，在天津安安靜靜做寓公，憑著懷疑一切的價值相對主義眼光，他大可以成為一個相當不錯的“民間思想者”。但白一直是一個有很大政治抱負的人，總持有天降大任於“自己”的良好感覺。這便促成了其思想的進一步轉變。

作為一個冷眼旁觀的“民間思想者”，白堅武盡可以將觀察對象一一分解，而不用考慮這樣做的社會後果。但作為一個政治參與者，他深知“旗號”（共同的政治理想）在政治鬥爭中的重要性，換言之，以一種合情合理而非僅僅實用的政治目標來凝聚信徒，是任何政治家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前提。這正如白早年的朋友李大釗在1919年所揭櫫的：“要想使一個社會問題，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應該使這社會上可以共同解決這個那個社會問題的多數人，先有一個共同趨向的理想、主義，作他們實驗自己生活上滿意不滿意的尺度（即是一種工具）。”

白堅武在民初政壇上摸爬滾打多年，自然深諳核心政治目標在動員民眾方面的重要性。這在他1927年後的日記中有多方流露。比如，1928年12月14日，他曾與幾個朋友預測國共相爭的結局，白的觀點是：

蓋共黨主張是非善惡，固另為一問題，而其澈頭澈尾直捷了當予人以共見，則也所知也。……國黨規定悉仿蘇俄，而口頭則稱反共，其主張之方案，如平均地權等條目，又為準共產；迄無一明白貫澈之主張、腳踏實地以求實效，處處現傍徨歧路之象，此所以情見勢絀也。天下有論而無行終歸失敗，何況並理論亦不能自完其說乎？

1928年，國民黨尚處於上升期，連林彪這種浴血井岡山的共產黨人都懷疑“紅旗到底能打多久”，白堅武能有如此預測，關鍵便在於他敏銳地發現國民黨所宣示的理論不徹底，缺乏說服力。從後來的結局看，這一點也確實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白堅武不僅對奪取政權時的“共見”作用相當看重，而且也強調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同樣應藉助“信條”來整合社會。1929年9月27日的一則日記這樣寫道：

余謂國家有信條而後，民眾心理對於政治始有準循。往昔皇帝一物，千百年綱紀修飭結果，構成一國家神聖信條，相率遵守而不敢渝；自皇帝倒而易民主，舊信條亡矣，必有可以代易之新信條，上乃有統治，下乃有遵循之道。惟民國以來，國家永無確定之信條，專憑當局一、二人之威權驅馭徒黨；威權以勢力而存，勢力不能常具，而威權凌替矣。故政治變相仍其勢然也。

不管是“共見”，還是“信條”，事實上在這裡都是指一個社會中大家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與共同追求的政治目標。從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白堅武對“共見”或“信條”在政治中的粘合劑作用有相當清醒的認識，那么，下野後仍不甘寂寞的他又應以何種思想作為自己動員民眾的“共見”或“信條”呢？

南北畛域

如前所述，白堅武的政治思想在1922年之後帶有較強的實用主義色彩，因此他的思想往往會因“用”的不同頻繁轉變。比如，他曾對國民黨大搞對孫中山的個人崇拜頗為不滿，認為“凡崇拜之人物須有相當之分寸” ，但一旦其政治活動屢因組織渙散而失敗，便又對德國希特勒的獨斷手法大加欣賞；再如他曾肆意攻擊社會主義，但一旦見到身邊的朋友因生計困難而一籌莫展，便又認為馬克思強調經濟作用的唯物史觀“亦未可一筆抹倒也”。 不過，這些大致沒有超出以實用主義思維方式做基礎的價值相對主義的範圍。在白堅武晚年的思想中真正異於從前的一個明顯變化應是：對南、北畛域之見的強調。

所謂南、北畛域之見，這裡指的是將南北的地理差別引入政治鬥爭，認為北伐戰爭是南人對北人的侵凌，因此北人有必要起而反抗。

1933年夏，在與朋友的一次交談中，白堅武即感覺到“蔣介石南北之見太深，以北為征服地，任其自然，惟有當亡國奴耳。非集契約志決心自救，無他途也。” 此時已流露出以北方代表自居的意思。在稍後白堅武手訂的《正義軍軍歌》中，這種強調南北對峙、復興北方的觀念更是表白無遺。軍歌包括5首，其中第三首的歌名即是《強北》，歌中唱道：

泱泱東海，巍巍太行。惟人與士，王者北方。天如相中國，北在終不亡。燕趙好身手，切莫須臾忘。

到了晚年，白堅武這種“北方復興，捨我其誰”的自我定位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早年吳佩孚曾有一次給他看手相，他覺得“似有似無”，而在1936年3月28日，當兩個算命先生告訴他：“定中國定北方者為白氏烈士”，他即感到大為受用，認為是“天命攸托”。

如同辛亥時期革命黨人對滿漢民族差異的強調，白堅武此時對南北畛域之見的強調也有其社會背景。民國初年，由於南方和北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意見分歧，一些政治衝突便往往被簡化為南北衝突。當時一個南方的革命黨人曾從南方的角度表述過這種觀點，他說：“中國古來南北之爭，恆北方占優勢，予作《革命雜詩》，有句曰：‘自古南都多短命，怕談總統祭明陵’，所以紀實也。……孰知事至今日，愈出愈奇，以中原之人治中原，乃視南方等於被征服之土，派兵駐防，一如滿洲。” 南方對北方的不服與不滿，躍然紙上。當時開戰多稱“南北戰爭”，議和則叫“南北妥協”，以致態度相對超脫的國民黨領袖黃郛在1918年感嘆道：“今北京命令，稱西南曰南服；西南文電，名北京曰北庭；吾試問西南究為何國人，北京究為何國都。”

北伐之後的情況，可能比民國初年更為嚴重。儘管蔣介石在北伐之初即把三民主義擺在相當重要的位置，認為國民革命是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而不是以南方統一北方， 但北伐戰爭畢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由南方發動、並取得成功的統一行動（第一次是元末朱元璋的北伐），這對北方民眾的心理，應有較大刺激。而且國民黨在取得全國政權後一系列舉措（如遷都南京），皆加劇了北方對南方的成見。青年黨領袖李璜當時曾遊走南北，對此有深切感受，他晚年回憶道：

國民黨在北方未能深入民眾去做基本誘導工夫，這已足造成南北彼此了解不夠，易滋誤會；何況……革命而要稱之為“北伐”，北京又定要改成“北平”，更足使北人認為南人驕妄了。我初聞此種怨言於失意軍人政客之口，並未加以重視，及詢問同志們，乃知此一誤解與怨言相當的普遍於北方社會，便令我不能不對國事有了隱憂。

值得注意的是，從白堅武的日記看，他並不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大北方主義者”，換言之，他的南北畛域之見在早年並不強烈。譬如他在1918年7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北京今儼然國都也，其人除食睡外幾同鹿豕。” 事實上這將北京人視為行屍走肉。白很早即對南北兩地人民有一種成見：即認為南方人“智優而力不足”，北方人則“力不患不足，患見事之不明”， 而且，這種成見基本貫穿始終，一直到1936年，他還在日記中感嘆：“北人多混沌不明” 由此可見，他在能力方面並沒有厚北薄南，充其量只是認為南人與北人在體力與智力上各有所長。不過，他在1927年之後，親見中國政治中心南移後在北方造成的動盪與不滿 ，於是便敏銳地抓住當時政治鬥爭的這一癥結，迅即打出“強北”的政治旗號。這中間，從其前後態度的反差看，可能也有政治實用主義的價值取向作祟。

不管白堅武的南北畛域之見上是借題發揮，還是確實相信，這個藉口或解釋後來成為其政治行為的一種安魂丹，則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如第一節所述，白在青年時即持有一定的民族主義觀念，即使到晚年，這種起碼的民族主義觀念也並未完全喪失。譬如，在“九?一八”之後，他也會痛心疾首，認為“東北一般醉生夢死之人，外患之來未能防於事先，復不能應於臨時，可痛可恨！” 面對日本的侵華活動，他在內心深處也有一定的防備，如其在1932年即認為：“現在日軍橫衝直撞，不啻向世界宣戰，必步德國後塵” 。考慮到白寫日記並無示人的動機，那么我們便不能認定他的這些言論完全出於作秀。事實上，白堅武一方面高談救國愛國，另一方面為求政治發跡而與日本侵略者暗通款曲，其理由便是基於南北畛域之見的“強北”動機。正是這個虛構的“正當理由”， 才使得他在內心深處將如此矛盾的政治行為統一起來，既為自己動員信眾尋求理論工具，也為自己賣國求榮找到正當理由。

如果說吳三桂的降清如同民間所說的“衝冠一怒為紅顏”，那么白堅武與日本勾結的自我解釋便是基於南北畛域之見的“強北”。

餘論

從青年到晚年的白堅武，事實便一直處於價值相對主義的影響下。作為秀才出身的讀書人，他對傳統的儒學卻並無好感與崇信；作為不滿現實的憤世者，他又認為社會主義不合人性。白的思想在1922年之後即陷入完全以“用”做標準的徹底的價值相對主義。到1930年代，他在“用”的引導下，終於找到一種能解釋自己行為的理論框架——南北畛域之見，他從一個愛國青年蛻變為可恥漢奸，便是在這個框架內獲得心理平衡的。因為在這個框架內，可以用一種對北方的責任感取代對祖國的道德感 。一般而言，基於地域或種族的思想可以在短期內迅速發動民眾，這也正是為什麼說辛亥革命時期三民主義中真正起作用的是民族主義的主要理由。但這種基於地域觀念的情感訴求，並不成其為一種意識形態，因為它沒有回答“根本性問題”， 沒有構造一個能吸引客群的“人間天堂”，因此並不足以引人入勝並赴湯蹈火，最終難免失敗。

自清末民初始，由於國力的目趨衰微，以致人們連帶著對此前國家的主要精神支柱——儒學產生懷疑，流風所及，整個社會便處於一種道德失范後的無序狀態。上層社會的混亂已如上述，而下層社會也好不到哪兒去。20世紀20年代後期，一個在中國北方軍隊中混跡多年的將領徐永昌曾經對此有切身體會，他說：

從前長者怕神明，小人怕鬼，哲者怕良心、怕道德，還有多數人怕官，或說是法律。現在呢？迷信打破了，良心是不講，法律是沒有，那們無鎖鏈鎖著、無釘子釘著的如一團集沙然之軍隊，究以何物維繫之？憑餉？有缺時；憑法？恐怕到時間用不上；憑升官？是民國以來與迷信一樣，已打破了；憑所謂黨？則現在已看見那種松樣啦。予以為若以吾人傳統所涵蓄最深的道德感情來維繫之，或者還有一二分可靠。不然，時至今日，再無他法，有之，則惟消極的不令其做一件記不下去的事。如此則那一時散了也不怕欠下良心賬。不然者，帶兵的勾當是危險呵。

說到底，帶兵之難關鍵難在沒有一種共同的理想或標準來約束士兵的行為。徐永昌提出的以傳統道德來維繫軍心和人心，自然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因為建立在良心基礎上的傳統道德，已經在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被“去魅”。但除了傳統，又有什麼道德資源可以利用呢？

從五四以後的情形看，背棄傳統的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最終選擇了各種形式的社會主義，而且中國的重新統一，事實上也是建立在這種選擇基礎之上。但是，畢竟還有一些如同白堅武這類棄舊而又厭新的人物，在尋找思想之錨的過程中一直苦苦掙扎。因此，直至20世紀40年代末期，對“共同的理想或標準”的追求仍在困惑著中國知識界。如一位學者在1946年仍呼籲中國要重建精神大廈，他的理由是：

本來所謂“國於天地，必有以立”，這個“有”原也不指武器，而是指某一社會中人群所同意信守的生活方式和原則——幾顆思想上的大柱子，頂住了這個社會（或國家）的組織機構。一般人稱這個機構為社會制度或政治制度。這幾顆大柱子有的時候叫作四維八德，有的地方叫作民治思想，有的地方叫作共產主義。不管叫它什麼，重要的是在這個社會中的人群必須能同意支持這些柱子，這些原則，否則整個機構垮下來必釀成極大的災禍。尤其重要的是同意支持，不是強迫支持。

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一部中國現代史，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尋找“柱子”的歷史。事實上，這些“柱子”不僅對社會整合的實現極為重要，對個人身份的確立同樣也不可或缺，因為這些“柱子”可以提供“一種指導我們穿過我們經常面對的政治無序的導航儀” 。

白堅武思想轉變之頻繁，正好反映了這些“柱子”的尋找之困難。本文的主人公最終是以一種缺乏持久力的南北畛域之見作為自己行動的解釋，但這種地域觀念因缺乏對未來社會的構建而不成其為“柱子”。對於白堅武們而言，一般“柱子”已不可得，構建一種基於“同意支持”而非“強迫支持”的“柱子”，則更是一件遙不可及的事了。